鄧小平社會調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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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在領導中國這一龐大的社會系統走向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鄧小平形成了他獨具特色的社會調控思想。可以說，鄧小平理論本身就是一個社會調控思想的理論體系，是我黨我國關于社會調控問題研究上的一筆巨大精神財富。在社會調控這一重大現實問題上，如何研究和進一步發展鄧小平的社會調控思想，無疑具有深遠的意義。

一、從到鄧小平：社會調控思想的總體性轉換

與鄧小平作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史上兩位最重要的領袖人物和決策者，在對中國社會的運動和發展進程實施的調控實踐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會調控思想。他們在調控社會系統時，雖然有著指導思想上一脈相承的連貫性，但同時存在著結構上的整體轉換。

對本國社會調控的探索主要肇始于新中國的建立，是與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相伴而生的。在認識其所處的社會系統的結構時，雖然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結構性矛盾仍然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但總的說來他堅持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強調這種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生產關系方面，他在調控社會的結構性秩序時正是基于這一認識。在他看來，生產關系上的先進性是社會主義制度優于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之處，而本國社會系統之所以不能發展到他所設想的那種狀態，蓋源于社會結構中的生產關系尚未達到使社會主義生產力的潛力完全發揮出來的要求，還制約著生產力水平的發揮，因此要“抓革命，促生產”。然而隨著后來他“左”傾思想的發展，手段異化成了目的，就是要純化生產關系，通過達到純粹單一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關系來提高生產力，推行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狠抓階級斗爭，認為這才是社會主義。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曾經同蘇聯建立了相當密切的政治經濟合作關系。但從1956年蘇共二十大起，中蘇兩黨之間就國際共運某些重大問題產生了較大分歧。60年代中蘇兩黨大辯論后，很快由黨見分歧轉入國家關系的惡化。此時，認為蘇共已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現代修正主義者。他擔心赫魯曉夫在斯大林死后反斯大林的事情會在中國重演，同時將中蘇論戰中對蘇聯歷史教訓的總結不適當地搬用到對國內社會結構的認識和社會調控上來。他強調抓階級斗爭，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不愿讓中國也變成修正主義。基于這一思路，他調控中國社會開展了國際反修、國內防修的活動。

與不同的是，鄧小平認為中國當前的社會結構中對社會發展制約最大的是生產力的基礎薄弱，中國過去所“塑造”的生產關系是被人為地拔高了的。這種“先進”的生產關系非但不能推動中國社會發展，而且阻礙了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鄧小平調控社會結構性秩序的思路就是以生產力為根本標準，改變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單一形式，允許多種所有制形式的并存，使原來被拔高了的生產關系適當地“回落”到適合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水平上，努力調控社會系統發展生產力。

鄧小平所以與對中國社會結構的判斷不同，不僅是由于他總結了前幾十年我國搞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清楚地看到了中國長期搞階級斗爭、忽視生產力發展給社會帶來的危害，而且時代背景的變遷也為他認識本國社會提供了依據。80年代初，鄧小平指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主題”，發展問題是核心問題。與此同時，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潮流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沖突一般不再依靠戰爭手段來解決，經濟競爭已成為社會主義對付資本主義挑戰的主要手段。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優于資本主義制度“首先要表現在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頁。）由此，他果斷地提出要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鄧小平在強調社會結構中生產力要素的決定作用時，還特別重視科學技術的作用。他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著名命題。正是由于鄧小平重視發展科學技術和培養科技人員隊伍，使中國的社會結構秩序發生了巨大變化，上層建筑也逐漸發生了巨大改變。同時，鄧小平通過對科學技術的強調，重新闡釋了被“”扭曲了的“紅”與“專”的關系，強化了社會的專業化分工。正是隨著勞動分工的出現，每個社會個體在參加經濟活動中，意識到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賴性，從而進行合作，并在此基礎上出現了新的生產關系和社會聯系。

綜上所述，從到鄧小平，在不同的時代背景及由此而形成的思想背景下，二者的社會調控思想實現了一種總體性轉換。即主要是通過社會結構中生產關系的提高帶動社會系統的整體發展，而鄧小平則主要是通過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來推動社會系統的整體發展。正是在這一總體性特征統攝之下，鄧小平逐漸形成了其完整的社會調控思想體系。

二、鄧小平的社會調控目標思想

社會調控背景的變遷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鄧小平社會調控思想所具有的總體性特征，但如果具體地來看，鄧小平通過設定正確、有效的社會調控目標，又反過來強化或改變著社會調控的背景，從而進一步有利于此后的社會調控行為的實施，使社會調控進入一種良性循環。從社會調控機理上說，目標也是社會調控的根本。從社會調控目標的性質上看，鄧小平的社會調控目標從根本上說是發展性目標，也是鄧小平與西方學者社會調控思想的原則性的不同。

在歷史上，西方許多學者就曾對社會系統的調控問題明確地提出了許多精辟的見解。但從19世紀的孔德對社會秩序混亂感到的恐懼到迪爾凱姆的對社會“失范”提出的整合，再到當代美國的帕森斯及其追隨者羅伯特·金·默頓以維持社會穩定作為自己理論目標所進行的結構功能分析，無一例外地不能跳出過分關注“社會穩定”的窠臼。

西方許多學者將穩定的社會秩序看作是社會調控的最高目標，而在鄧小平的社會調控思想中，實現社會發展是社會調控的最高目標，穩定則是社會發展的條件。

最先提出“社會控制”的美國社會學奠基者之一的愛德華·羅斯在其代表作《社會控制》一書中，系統考察了能夠保持社會秩序穩定的人性情感和政治上的調控手段，指出了社會控制的“供給”是由社會穩定的“需求”引起的。他說：“在社會事務中，首要的急需品是秩序和進步。……秩序優先于進步得到珍視（注：［美］愛德華·羅斯：《社會調控》，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151、279頁。）。因此控制的功能首先就是要維持社會秩序。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他那部宏篇巨著的代表作《經濟與社會》中也認為，“統治”是“整個社會現象”的基本核心。通過考察，韋伯發現“從純粹的政治的因素上，一種習慣于牢固的、絕對和平的社會，對一切領域里的秩序和保護（警察）的日益增大的需求，在官僚體制化的方向上發揮著特別持久的作用”（注：［德］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下），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94～295頁。）。從而，在韋伯看來，作為官僚體制化的國家在社會調控（統治）時首要考慮的就是提供這種公共產品，保持這種穩定。

鄧小平則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與愛德華·羅斯恰恰相反，在鄧小平的社會調控視野中，“發展”要素要優先于秩序要素。秩序是為發展目標服務的，社會穩定是社會發展的條件。社會發展是社會調控的最高目標，而社會穩定是社會調控的亞目標。與韋伯強調統治結構對共同體行為的影響不同的是，在鄧小平的社會調控思想中，他強調確定一個發展目標，以此來引導共同體行為，從而達到社會的發展；對共同體行為進行規范的也不是官僚體制的統治，而是更主要地通過共同體及其行為目標之間的“張力”，以發展目標來“統攝”和規范共同體行為。

西方許多學者主張社會調控的目標是抑制社會風險。鄧小平雖然也講要抑制社會風險，但更主張要敢于冒風險，敢于尋找、創造發展的機遇和新條件。深受馬克斯·韋伯影響的當代社會學中結構功能論的奠基人T·帕森斯的社會控制理論以資本主義社會的永恒性和現實合理性為前提，迎合資產階級統治者的需要，而回避資本主義社會實際經常出現的暴動、罷工、革命和社會變遷等問題，僅僅力圖去解釋如何服從與適應，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沖突一般不再依靠戰爭手段來解決，經濟競爭已成為社會主義對付資本主義挑戰的主要手段。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優于資本主義制度“首先要表現在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頁。）由此，他果斷地提出要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鄧小平在強調社會結構中生產力要素的決定作用時，還特別重視科學技術的作用。他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著名命題。正是由于鄧小平重視發展科學技術和培養科技人員隊伍，使中國的社會結構秩序發生了巨大變化，上層建筑也逐漸發生了巨大改變。同時，鄧小平通過對科學技術的強調，重新闡釋了被“”扭曲了的“紅”與“專”的關系，強化了社會的專業化分工。正是隨著勞動分工的出現，每個社會個體在參加經濟活動中，意識到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賴性，從而進行合作，并在此基礎上出現了新的生產關系和社會聯系。

綜上所述，從到鄧小平，在不同的時代背景及由此而形成的思想背景下，二者的社會調控思想實現了一種總體性轉換。即主要是通過社會結構中生產關系的提高帶動社會系統的整體發展，而鄧小平則主要是通過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來推動社會系統的整體發展。正是在這一總體性特征統攝之下，鄧小平逐漸形成了其完整的社會調控思想體系。

二、鄧小平的社會調控目標思想

社會調控背景的變遷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鄧小平社會調控思想所具有的總體性特征，但如果具體地來看，鄧小平通過設定正確、有效的社會調控目標，又反過來強化或改變著社會調控的背景，從而進一步有利于此后的社會調控行為的實施，使社會調控進入一種良性循環。從社會調控機理上說，目標也是社會調控的根本。從社會調控目標的性質上看，鄧小平的社會調控目標從根本上說是發展性目標，也是鄧小平與西方學者社會調控思想的原則性的不同。

在歷史上，西方許多學者就曾對社會系統的調控問題明確地提出了許多精辟的見解。但從19世紀的孔德對社會秩序混亂感到的恐懼到迪爾凱姆的對社會“失范”提出的整合，再到當代美國的帕森斯及其追隨者羅伯特·金·默頓以維持社會穩定作為自己理論目標所進行的結構功能分析，無一例外地不能跳出過分關注“社會穩定”的窠臼。

西方許多學者將穩定的社會秩序看作是社會調控的最高目標，而在鄧小平的社會調控思想中，實現社會發展是社會調控的最高目標，穩定則是社會發展的條件。

最先提出“社會控制”的美國社會學奠基者之一的愛德華·羅斯在其代表作《社會控制》一書中，系統考察了能夠保持社會秩序穩定的人性情感和政治上的調控手段，指出了社會控制的“供給”是由社會穩定的“需求”引起的。他說：“在社會事務中，首要的急需品是秩序和進步。……秩序優先于進步得到珍視（注：［美］愛德華·羅斯：《社會調控》，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151、279頁。）。因此控制的功能首先就是要維持社會秩序。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他那部宏篇巨著的代表作《經濟與社會》中也認為，“統治”是“整個社會現象”的基本核心。通過考察，韋伯發現“從純粹的政治的因素上，一種習慣于牢固的、絕對和平的社會，對一切領域里的秩序和保護（警察）的日益增大的需求，在官僚體制化的方向上發揮著特別持久的作用”（注：［德］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下），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94～295頁。）。從而，在韋伯看來，作為官僚體制化的國家在社會調控（統治）時首要考慮的就是提供這種公共產品，保持這種穩定。

鄧小平則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與愛德華·羅斯恰恰相反，在鄧小平的社會調控視野中，“發展”要素要優先于秩序要素。秩序是為發展目標服務的，社會穩定是社會發展的條件。社會發展是社會調控的最高目標，而社會穩定是社會調控的亞目標。與韋伯強調統治結構對共同體行為的影響不同的是，在鄧小平的社會調控思想中，他強調確定一個發展目標，以此來引導共同體行為，從而達到社會的發展；對共同體行為進行規范的也不是官僚體制的統治，而是更主要地通過共同體及其行為目標之間的“張力”，以發展目標來“統攝”和規范共同體行為。

西方許多學者主張社會調控的目標是抑制社會風險。鄧小平雖然也講要抑制社會風險，但更主張要敢于冒風險，敢于尋找、創造發展的機遇和新條件。深受馬克斯·韋伯影響的當代社會學中結構功能論的奠基人T·帕森斯的社會控制理論以資本主義社會的永恒性和現實合理性為前提，迎合資產階級統治者的需要，而回避資本主義社會實際經常出現的暴動、罷工、革命和社會變遷等問題，僅僅力圖去解釋如何服從與適應nbsp;

目標、動力、秩序三者在系統內的這種動態性機制正是鄧小平發展性社會調控系統作為系統的整體性、穩定性的內在源泉。

二是超越性機制。鄧小平社會調控系統中的動態機制使系統內的三個要素以及系統內和系統外趨于一體化，但同時它們在相互關系的作用中也遵循有序性原則。具體來說，就是：系統要素中的目標優先和系統內目標優先于系統外目標，這正是鄧小平社會調控系統的超越性機制的表現。這種超越性機制首先有助于鄧小平的社會調控通過（系統內）目標——來源于社會（包括國際社會）卻又能超越于生產手段越來越龐雜化和社會調控體制復雜化的社會生活之上——從而具備統攝功能；其次由于在社會控制論中“目標最好被看作是整個社會進程內在固有的，在社會發展的每一階段，它是以適合了這個階段的形式實現的，同時又在更高的水平上再生出來”（注：［荷］E·舒爾曼：《科技時代與人類未來》，東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頁。）。這種超越性和系統的動態性機制，使社會在追求發展的過程中，不斷使系統的運行得以改進和完善，并保證系統超越現有目標向更高級狀態過渡發展，從而使系統在發展過程中也不斷實現超越。

三是敢冒風險和風險防備機制。我國改革開放前的社會，幾乎處于封閉的狀態，而由這種狀態的社會系統走向開放的社會系統，會冒較大風險。鄧小平敏銳地看到這一點，他精辟地指出：“要注意經濟穩定、協調地發展，但穩定和協調也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發展才是硬道理。”（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頁。）“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開手腳，結果是喪失時機，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所以他鼓勵人們大膽地闖，大膽地試。鄧小平強調敢闖、敢試，但并非是鼓勵人們無原則地亂闖，低效率地重復。他既注重風險價值的合目的性，即所冒的風險是要有利于達到社會發展目標的，是在社會發展過程中不得不冒的風險；他也重視風險成功的把握性，始終注意盡量減少所冒風險可能失敗的概率，始終注意事先做好失敗的準備。“這樣，即使出現了大的風險，天也不會塌下來”（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頁。）。再次，他要全黨在“闖”、“冒”的同時，努力尋找防備風險的機制與具體方法。所有這些都有效地預防、減少了改革所帶來的風險，使社會走向良性循環的發展道路。

三、鄧小平的社會調控體制思想

在鄧小平的社會調控思想中，他通過長期的實踐逐漸摸索出了這樣一套行之有效的社會調控體制，即政治社會與市場社會二元并存的總體性調控范式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各種具體的調控方式，這也是他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的實際出發而形成的獨特的社會調控體制。

在世界歷史范圍內，市場社會與政治社會的分離是在資本主義時代完成的，這種分離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產物。蘇聯自建立社會主義國家以來，社會被強制性地同質化，形成了以高度集權為主要特征的政治經濟體制，政治權力統攝一切，政治社會行使著社會調控的一切權力。這一模式被推廣到中國后，進一步導致中國社會的調控也逐漸走向了政治社會的調控主體一元化。

在我國改革開放前的社會調控體制中，經濟生活方面，由于實行排斥市場機制的計劃經濟體制，由國家統一掌握資源并制定無所不包的計劃來組織社會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從而導致了經濟生活的高度單一化與集中化，在生產關系方面不斷推行“一大二公三純”，又使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單一化，根本無法發展出具備基本獨立性的社團組織；公共文化方面，建國初期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等方針，到“”時期被嚴重的個人崇拜所代替，公共輿論的獨立性與自由性也已蕩然無存。可見，在過去的社會調控體制中，“社會”的含義就是政治社會，而社會調控的主體無疑只是由國家和政府代表著的政治社會。

鄧小平的突出貢獻便在于他突破了把計劃經濟等同于社會主義、把市場經濟等同于資本主義的傳統觀念。直觀的原因是由于鄧小平看到了蘇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給社會發展帶來的弊端，看到了正是市場經濟使資產階級在它不到100年的時間里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大。歷史與現實的直觀引導他進入經濟運行機制與社會根本制度的理論深層，他終于將二者分離開來，堅定地指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問題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發展社會生產力。”（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149頁。）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據此他領導改革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鄧小平打破中國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改變了過去我們的政治社會對經濟、社會乃至個體的全權控制范式，從而為運用市場社會調控人們的經濟行為提供了條件。但同時，鄧小平設計的政治社會與市場社會二元并存的社會調控范式，與西方國家的二元調控范式有根本上的不同。首先，從歷史發生學上考察，西方市場社會是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發展，在封建社會的胎胞里自然生長出來、形成的與封建社會相抗衡的社會層面，市場社會與政治社會經歷了一個體制外抗衡、一體化發展、體制內自制的發展過程。而鄧小平所建構的政治社會與市場社會二元分立的調控范式，則是中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自覺地引入市場經濟的機制，并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把原有政治社會所擁有的社會調控權力“讓渡”一部分給廣大社會生活領域而形成的。其次，從范式功能上考察，西方二元分離社會調控范式的功能主要是：在實踐中試圖通過塑造對立面，作為保持政治民主的手段，在學術上試圖以其作為分析、規范現實社會的一種工具，用這種范式來表達統治的權力體系和社會生活體系的分化。鄧小平二元分離的社會調控范式的功能則主要是給廣大人民群眾以真正的經濟、政治、文化的自由，使他們獲得更多的自由活動的公共空間和社會資源，目的不是塑造對立面，而是為了使社會增強活力，充分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進一步推動社會的迅速發展。

社會調控的總體性范式確立以后，如何實現對社會的有效調控則要看具體的社會調控方式。在鄧小平那里，主要有以下四種類型的社會調控方式：

一是物質——利益激勵方式。鄧小平特別重視物質利益對人的社會行為的激勵與引導。他說，“每個人都應該有他一定的物質利益”（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7頁。），而社會調控正是通過對社會個體行為的調控達到對整個社會系統的調控。因此，要對社會個體的行為進行調控就必須首先尊重他個人的物質利益，由此才能進一步激勵個體參與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大大推動整個社會的發展。

二是理想——信仰引導方式。鄧小平對社會的調控決不僅僅依靠物質—利益激勵的方式，同樣非常重視另一種社會調控方式——理想—信仰引導方式。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而不是為了剝削。由于社會主義制度的這些特點，我國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經濟社會理想，共同的道德標準。以上這些，資本主義社會永遠不可能有。”（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頁。）也就是說，我們社會主義社會能夠運用共同的理想、信仰對整個社會的行為進行規范和引導，而資本主義社會卻不可能做到這一點。同時，鄧小平還注意引導人們不要空談理想，要把崇高理想逐步變為現實的腳踏實地的作風，爭取四個現代化的早日實現。

三是紀律—法律約束方式。僅靠理想和信仰的引導還不足以把整個社會團結起來，還要靠紀律和法律的約束。理想和信仰的調控方式主要具有一種引導的功能，而紀律和法律的調控方式則主要具有一種約束功能，它能對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進行約束，維護社會的穩定。鄧小平也一貫重視法制建設，并通過法律制度的逐漸完善使人們在社會生活領域的行為有法可依，一舉扭轉了“”中社會秩序混亂的局面。而紀律—法律調控方式也一改“”中對人們的觀念進行嚴格的強制性控制的方式。由此可見，鄧小平通過紀律、法律等制度性的規章實現了對人們社會行為的約束，從而也實現了社會調控方式的一個重大轉變。

四是輿論——信息調節方式。鄧小平非常重視社會輿論對人們行為的調節與引導，他曾指出，“文藝創作要同意識形態領域的其他工作緊密配合，造成全社會范圍的強大輿論，引導人民提高覺悟”（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頁。），認識那些破壞社會安定團結局面、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的危害性，從而把廣大人民群眾團結起來，一心一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鄧小平看來，我國的輿論在社會調控中所起到的作用主要是將政府與人民群眾更多地聯結起來，溝通二者之間的行為，一是宣傳和解釋政府社會調控的決策和所實施的行為，二是聽取和反映決策后和調控行為實施后人民群眾的意見，從而形成人民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的良性互動機制。

鄧小平的社會調控體制正是通過總體性的社會調控范式和在此基礎上所形成的具體的社會調控方式實現了對社會系統的調控，使整個社會系統向著社會調控目標前進。但社會調控目標的最終實現還不僅要依靠符合實際的調控體制的確立，而且要在社會調控實踐中具有高超的社會調控藝術，才能協調和處理好社會調控過程中的種種復雜關系，把握好社會調控度，應對和解決這其中所發生的種種問題。

四、鄧小平的社會調控藝術及其對社會調控度的把握

在鄧小平社會調控思想中，調控目標的確立和調控體制的建構，同高超的調控藝術相結合，才保證了社會的合目的運動與發展。而社會調控藝術的實質是社會調控中各種關系之間的張力度即社會調控度。這種張力度的把握主要體現在三對關系上，一是效率與秩序，二是物的發展與人的發展，三是全球一體化與國家民族性。正是在這三對關系之間調控度的嫻熟把握中，展示了鄧小平理論所體現出的調控社會發展的智慧和高超的社會調控藝術。

效率與秩序都是達到社會發展目標的條件，效率是社會發展活力的體現，而秩序是社會穩定的體現。對于這二者之間的關系，鄧小平又是如何認識的呢？具體來說，有以下兩點：

第一，不維護無效率的秩序，不追求無活力的穩定，如果秩序不能保證效率的提高、穩定不利于社會活力的增加，就必須予以改革。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更是如此。他指出：“馬克思主義歷來認為，社會主義要優于資本主義，它的生產發展速度應該高于資本主義。”（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頁。）在這里，鄧小平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看到了社會主義要優于資本主義主要不是體現在生產資料的“一大二公三純”上，不是體現在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上，應該體現在生產力更為迅速的發展上，體現在物質生產實踐不斷推進的速度上，正是在這種“效率”的追求下，鄧小平相應地開始了他對“秩序”的調整。

第二，社會效率是有秩序的高效率，秩序的獲得又與社會調控主體駕馭社會的能力相聯系，因此，效率與秩序的調控度，在于把握好民主自由和調控能力之間的關系，這樣才從根本上有利于社會的全面和持續發展。針對我黨歷史和整個國際共運史的經驗教訓，鄧小平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在他看來，社會主義民主表現在政治目的上，就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所以他一再強調，黨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人民的利益就是黨的利益；社會主義民主表現在社會權力關系中，就是讓人民當家作主，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他一直關注著如何使人民的意志成為國家的意志這樣一個根本性問題。

然而，在鄧小平看來，民主和自由，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作為社會主義的目的，他始終孜孜以求；作為實現社會活力的手段，民主、自由又必須與我們黨駕馭社會秩序的能力相適應。如果社會調控主體有能力駕馭社會，那么，就應該使社會生活盡可能自由，使社會充滿活力；一旦社會調控主體無力駕馭，自由就會使社會陷入無序，因而，民主、自由要穩步推進。穩要穩在民主、自由的獲得要與社會法制建設相聯系，法制一方面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和自由；另一方面也使民主和自由存在于法制之中。鄧小平在通過市場社會的建構使社會充滿發展活力的同時，把相當多的精力投入到健全各項制度尤其是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上，想通過這種制度性調控機制形成穩定的秩序。制度性調控機制的主體是社會的制度化存在，它是“人”這一主體被隱含或“不在場”條件下的社會調控，它是主體將調控機制中的“目的”通過規范性的制度予以體現和保證。因此制度性調控機制的特點是具有較強的穩定性，一旦形成便具有嚴格的規約性，在實施過程中不易受個人因素的影響。

社會調控的總體目標說到底是物的發展和人的發展兩個方面，而這兩者又是互推互動的。鄧小平在調控中國社會的發展時，始終把整個社會物質生產力的發展、物質財富的不斷豐富與人民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緊密聯系起來，積極地探索和建構中國這一特殊社會系統中二者的內在聯系和協調機制，最大限度地保持中國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

整合機制：社會主義＋現代化我國粉碎“”后面臨的情況是，一方面，物的發展水平過低，嚴重限制了人的進一步解放和發展；另一方面，勞動者素質的普遍偏低，人才的數量與質量又遠遠不能滿足物的發展的要求，這就使我國社會的發展陷入一種兩難境地。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選擇使中國找到了擺脫這種困境的出路，當把發展生產力、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為根本任務后，物的發展不僅為人的發展創造了物質條件，而且通過社會物質生產實踐直接改造著人，通過科學技術推動著人的精神文化素質的提高。現代化作為一種社會發展模式也是中國現實條件下的必然選擇。鄧小平正是以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建設為中心，整合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物的發展與人的發展。但與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實現的現代化不同，中國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鄧小平強調要以“社會主義現代化”為目標，凝聚各種社會力量，整合物的發展與人的發展。

激勵機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果說社會主義現代化提供的是中國社會發展的目標和實現這一目標的現實途徑的話，那么，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起到了中國社會發展加速器的作用，它更加迅速地激勵著我國社會系統中物的發展和人的發展。

從物的發展來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我國改革開放實踐發展的必然結果。建國初期，計劃經濟體制在當時的條件下，曾起過重要的作用。隨著經濟規模不斷擴大，經濟聯系日益復雜，再加上后來對市場經濟的人為抵制，計劃經濟體制統得過多過死的弊端愈發顯露出來。改革開放以后，市場化因素的出現使鄧小平注意到了市場作用發揮比較充分的地方。因此，他大膽地突破了過去的理論“禁區”，實事求是地指出：“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頁。）“問題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發展社會生產力。”（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149頁。）由此可見，在鄧小平那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加速物的發展的機制。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機制建構的意義還在于人的發展方面，馬克思說過：“全面發展的個人……不是自然的產物，而是歷史的產物。要使這種個性成為可能，能力的發展就要達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這正是以建立在交換價值基礎上的生產為前提的，”（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08～109頁。）因此，正是經過市場的普遍交換機制才使人逐漸走向全面發展。市場經濟的實質就是把從事經濟活動的人推向市場，使其成為經濟運行和社會運行的主體，人成為一切經濟活動、經濟利益和經濟關系的承擔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是通過利益激發了每個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通過平等競爭的原則提高了群眾的發展意識和競爭意識，從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反過來加速了物的發展。

糾偏機制：物質文明＋精神文明鄧小平在調控社會發展時，為了避免西方現代化和實行市場經濟過程中出現的人的物化現象，在調控機制中特別建構了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兩手抓”的糾偏機制。

鄧小平一直強調，社會主義必須既有高度的物質文明，又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搞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應該說，兩個文明的發展程度并不總是平衡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之間存在著重大的矛盾，而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能夠將兩個文明更好地協調統一起來。鄧小平早在1979年就指出：“社會主義的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而不是為了剝削。由于社會主義制度的這些特點，我國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經濟社會理想，共同的道德標準。以上這些，資本主義社會永遠不可能有。”（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頁。）

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兩手抓”的社會發展機制，消除了人的發展過程中的物化現象。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為人的發展建立了自己的評價尺度，使人的發展在物的發展的基礎上，同時按照自己的規律發展。鄧小平對人的發展從精神文明的角度科學地概括了它所包含的內容，并針對其與物質基礎緊密關系的不同區分了不同層次的內容，即教育科學文化與思想道德建設兩個層次的內容，前者解決的是整個民族的科學文化素質和現代化建設的智力支持問題，后者解決的是整個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動力問題。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出，人的發展雖然脫離不了物的發展的基礎性制約，但這并不排斥人的發展有其相對獨立性，精神文明就是為社會系統中人的發展提供了與物的發展不同的評價機制，從而也確認了人的發展在社會領域中相對獨立的地位及其所具有的獨特規律性。二是建立了良好的互動機制，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為精神文明建設提供物質基礎，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為物質文明建設提供精神動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證。

隨著世界經濟和市場的發展，交通、通訊手段的完善，整個世界的聯系也更趨密切。長期以來一直是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基礎的民族國家，其權力影響方式也在逐漸發生變化，處理本國同世界的關系變得極為重要。鄧小平在這一關系的調控中表現出了高超的藝術。這一關系的理論底蘊是全球一體化與國家民族性之間的關系問題。

全球一體化不是經濟社會的同質化，它與民族國家的獨立性互為條件、相輔相成。當代西方許多“全球化”論者認為，全球一體化就意味著民族國家的消融。在鄧小平看來，全球一體化與國家民族性之間的關系并不是以民族國家的消亡為代價的，而是二者在更高層次上的相互融合。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全球的整體性必須以民族國家的多樣性為基礎。全球一體化首先表現為全球的整體性，整體性是多樣性中的整體性，世界的多樣性在于民族國家之間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殊異性，沒有民族國家之間的差異，世界就不再是多資多彩、充滿生機的世界。因此，鄧小平強調，中國人民珍惜同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友誼和合作，但更加珍惜自己經過長期奮斗而得來的獨立自主權利。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國家的主權、國家的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頁。）

二是全球利益的重要性與民族國家參與國際事務的平等權利相互依存。全球利益的重要性是全球一體化的重要方面，而全球利益的重要與否，往往與民族國家能否平等參與國際事務息息相關。有了民族國家的平等權利，全球利益才有可能成為人類的普遍利益。否則，某些大國就可能打著“全球利益”的幌子來謀取他們的特殊利益。因此，鄧小平一直堅持要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來處理國際事務，任何國家參與世界事務都不能奉行霸權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而必須對世界負責，為全人類著想，不能為了民族利益而損害全球利益。

綜上所述，鄧小平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正確認識和準確把握住了中國社會系統發展中的效率與秩序、物的發展與人的發展、全球一體化與國家民族性這三對重大關系，也正是在協調這三對關系中具體體現出了鄧小平社會調控思想中所蘊含的深刻的辯證法和高超的社會調控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