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鄧小平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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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西方/鄧小平研究/評價

【正文】

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契機，中國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蓬勃發展令世人矚目。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學者在驚嘆之余，紛紛開始研究鄧小平及其思想。一時間，有關鄧小平的論文和著述大量涌現，鄧小平研究成為西方漢學研究的一個熱點。本文試就二十年來西方學者研究鄧小平的成果作一簡要述評。

一、研究概況

如果說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所著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使西方人第一次真正了解中國共產黨和的話，那么，可以這樣說，隨后出版的美國駐華大使館武官埃文斯·福代斯·卡爾遜根據在抗日根據地的18個月見聞所寫的《中國的雙星》一書，第一次向西方人介紹了“思想像芥末一樣辛辣的政委”——鄧小平。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西方人了解鄧小平的第一部著作。

在這之后，鄧小平只是偶爾出現在一些關于中國共產黨的人物辭典中，或在其他人物的研究論著中。總之，在1978年以前，鄧小平對于西方學者來說，仍是一個陌生人。隨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中國步入了一個新時代，西方學者稱之為“鄧小平時代”。從此，這位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也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人物。美國《時代》周刊將鄧小平評為1978年的世界新聞人物。中美關系正常化及稍后鄧小平的成功訪美，都推動了西方鄧小平的研究。日本學者和田武司與田中信一合著的《不屈的革命家鄧小平傳》于1978年出版，成為西方學者研究鄧小平的奠基之作。

此后，美國出現了許多論述鄧小平的文章。這些文章大多論及鄧小平的“三落三起”、早期留法生活以及他在中國所推行的各種新政策，等等。到80年代中期，出現了一些較有影響的著作，如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戴維·W·張的《與鄧小平在中國領導繼承的危機中》、美籍澳大利亞悉尼大學教授弗雷德里克·C·泰韋斯的《中國領袖、合法性與沖突：從超凡魅力的到繼承政治》（中譯本名為《從到鄧小平》）等，特別是后一本著作借用馬克斯·韋伯的三種權威分析模式，比較了與鄧小平不同的領導方式。泰韋斯認為，屬于超凡魅力型領袖，而鄧小平的權威更多地只能用傳統型來解釋。同時，泰韋斯又指出，鄧小平為了推動中國的政治體制向法定——理性的合法性方向前進，做了不懈的努力，這種努力是值得推崇的，并給予鄧小平較高的評價。此時，西方學者仍傾向于把鄧小平研究置于中共黨史和中國現代史的研究之中，但關于鄧小平的研究專著仍相對較少。

8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取得初步成功，鄧小平研究也在西方迅速發展。而1984年《鄧小平文選》英文版的出版，更為西方學者深入研究鄧小平的思想創造了客觀條件。與此同時，美國許多大學和研究機構開始擬定與鄧小平有關的研究計劃。各種學術研討會也相繼召開，比較大的會議有1987年在布朗大學召開的題為“鄧小平領導下的十年改革”的國際學術會議，1992年在弗吉尼亞大學召開的題為“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的改革與發展”全美學術會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中國學研究方面享有盛譽的《中國季刊》所組織的關于鄧小平的專題研究，影響較大。總之，這一時期關于鄧小平的研究成果較為豐碩，其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關于鄧小平的生平研究。鄧小平的一生跌宕起伏，政治上歷經“三落三起”而能取得最后的勝利，真可以稱得上一位堅定不屈的革命家。西方學者對鄧小平富有傳奇色彩的政治生涯充滿了好奇與研究興致，因此，出版了一批關于鄧小平傳記的著作：如澳大利亞大衛·古德曼的《鄧小平政治評傳》；匈牙利巴拉奇·代內什的《鄧小平》；英國理查德·伊文斯的《鄧小平與中國現代化》（中譯本名為《鄧小平傳》）；日本矢吹晉的《鄧小平的九十年》；德國烏利·弗朗茨的《鄧小平傳》；美國溫迪·呂貝全的《鄧小平》，等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本杰明·楊的《鄧小平政治評傳》是作者從1986年開始十多年的心血澆鑄而成。本杰明·楊曾于1984年到鄧小平的家鄉四川省廣安縣牌坊村作過實地考察，親身感受鄧小平成長的人文社會環境。通過追溯鄧小平一生的軌跡，作者認為，鄧小平始終是一個注重實效的共產主義者，其中他的注重實效許多來自父親的遺傳和教誨。因為鄧小平的父親奉行一種實用主義哲學，鄧小平無疑會受到影響。幸福的兒童時代形成了鄧小平開朗、自信的性格。留法期間，鄧小平生活在一群信仰共產主義的青年群體之中，因此較自然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選擇共產主義道路則經過了激烈的思想斗爭，這樣勢必導致對馬克思主義學說堅信不疑，而鄧小平可能更靈活。在蘇聯逗留期間，鄧小平對理論學習也沒表現出特別的興趣，他更喜歡研究如何在中國開展革命活動。早年的種種跡象表明，鄧小平是一個活動家、實干家而不是理論家。本杰明·楊不僅對西方學者關于鄧小平傳記中的一些不實記載做了更正，而且還試圖探討了鄧小平的政治思想。

當然，由于收集資料的困難，西方學者所著的鄧小平傳記常常存在一些于基本史實不符的記載，如認為鄧小平是客家人，鄧小平與馮玉祥一起參加了五原誓師，等等。在研究過程中，一些學者仍以傳統的黨內斗爭史模式來說明中共領導人的變更，把鄧小平的第三次復出看成是權力斗爭的結果。這些都是西方傳記中的一些缺陷。

2.關于鄧小平的思想與實踐研究。鄧小平雖然讀馬列的書不多，但是，由于他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形成了自己豐富的思想，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眾多領域。西方學者關于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比較多。如美國學者梅谷的《中國與馬列主義危機》，石池雨的《中國對外政策的精髓》，莫里斯·邁斯納的《的中國及后的中國》，哈里·哈丁的《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后的改革》，英國學者哈里森·E·索爾茲伯里的《新皇帝們：鄧小平時代的中國》，等等。另外，費正清的《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及與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合編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1966—1982）》，施拉姆的《的思想》等，也部分地涉及了鄧小平的思想研究。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奧斯科謝分校政治學教授戴維·W·張撰寫的《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一書，對鄧小平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開始的政治經濟改革進行了系統的論述。他不僅全面概述了鄧小平設計的中國改革戰略，而且從中國的農村經濟改革、城市經濟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一國兩制”等方面詳細介紹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思想。戴維·W·張認為，鄧小平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采用‘中國特色’，它的由來是至少有三千年的中國政治傳統”。著者還把鄧小平和孫中山進行比較，指出在某些方面“現在鄧所提倡的一系列政策和1911年孫中山的革命目標有些相似”。戴維·W·張認為，與不同，鄧小平采取了許多西方資本主義的方法和技術，但在意識形態上，鄧小平“一直是一個馬克思主義革命家”。在他看來，“如果說是一個富于想象的理想主義者，是一個腳踏實地的實干家，那么鄧小平則是一個富有勇氣的改革家，一個堅持斗爭并斗爭到勝利的對抗主義者”。的確如此，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者大無畏的勇氣，就不敢改革；如果不和各種反對勢力做斗爭，改革就會中途退縮。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越來越大，西方學者對鄧小平的研究熱情也越來越高。然而，西方鄧小平研究已有二十多年，但關于鄧小平理論的研究還有待深入和系統化。鄧小平理論不僅僅是中國人民進行現代化建設的指南，也是世界各國值得借鑒的寶貴經驗。相信隨著中國現代化目標的一步步實現，西方關于鄧小平理論的研究必將走上一個新臺階。

二、研究熱點和有爭議的問題

鄧小平研究在西方是倉促起步的，而且很快就熱起來。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國許多大學和研究機構紛紛擬定與鄧小平有關的研究課題，各種學術研討會也競相召開。此外，由于不同領域的學者包括歷史學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家等都介入到鄧小平的研究之中，使西方學術界關于鄧小平的研究異常活躍，觀點紛呈。;

1.鄧小平是馬克思主義者還是“實用主義者”。鄧小平之所以得到“實用主義者”這一稱號，主要是因為他的“雙貓論”。美國政治學家盧西恩·W·派伊認為，鄧小平的政治哲學就是實用主義。派伊指出，實用主義者有許多不同的含義，有時它是指對那些沒有原則只關心自己利益的腐敗的政治家的一種委婉說法，有時它暗示著一種操作用語，即這里沒有更高的價值，沒有什么是神圣的，如果價格合理，一切東西都可以“出售”。派伊認為，鄧小平的“雙貓論”暗示著他不受意識形態的限制而把效率作為指導原則，在經濟方面，鄧小平的原則就是“致富光榮”。但是，派伊又指出，即使在經濟領域，鄧小平的實用主義也受到限制的，比如在經濟和政治的關系方面，有一些政治原則是不能因經濟效率而犧牲的。從表面上看，鄧小平與實用主義者似乎也有相似之處，如注重效果，主張借用資本主義的一些經濟手段來發展中國的生產力等。然而，實用主義是一種主觀唯心主義的哲學，它代表了一種價值觀念，注重實際行動，反傳統意識，主張開拓精神，以唯心主義的經驗論作為其理論基礎。因此，西方學者一方面認為鄧小平是一個實用主義者，一方面又認為鄧小平仍然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是自相矛盾的。鄧小平確實注重實效，但有一個前提，就是不能背離四項基本原則。倫敦大學教授施拉姆指出，鄧小平并不是一個實用主義者，而是“一位信奉無產階級專政，信奉共產黨的先鋒作用，并在延安時期學到若干道德標準的經驗豐富的革命家”。（施拉姆：《鄧小平超過了嗎？》，載《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1993（1）。）澳大利亞學者大衛·古德曼也指出，人們之所以誤認為鄧小平是“實用主義者”，是因為對“雙貓論”的深層含義不清楚。他認為，鄧小平“是一個注重實效的人而并非是實用主義者，在他的整個政治生涯中他是一個堅定的革命者，為確保共產黨奪取政權和中國的現代化事業一直在不懈地奮斗”。（大衛·古德曼：《鄧小平政治評傳》，7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西方學者在研究和爭鳴過程中已發現，鄧小平最多是一個“注重實效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實用主義者。

2.鄧小平與的比較研究。在西方研究熱告一段落之后，一部分學者轉入了鄧小平研究的領域，而與鄧小平客觀上存在的可比性又為比較研究創造了條件。美國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在《的中國及后的中國》一書中強調指出，歷史的發展是延續性的，鄧小平能取得今天的成績，離不開時代所奠定的工業基礎。并且，鄧小平及其同伴與一樣，其奉行的方針是既要使中國現代化，又要建設起社會主義。莫里斯·邁斯納還認為，盡管鄧小平時代與時代在許多方面不太一樣，但后時代出現的制度并不是一種新的制度，而只是一種經過改造和修整過的時代的制度。因此，鄧小平對的繼承關系是不言而喻的。

施拉姆在《鄧小平對“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探索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未來》一文中指出，鄧小平時代的中國和20年前時代的中國有很多不同之處，但有件事卻一點也沒變，那就是為尋找一條現代化的道路而向西方學習，同時又保留中國的特色。只是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時，最關心的是階級斗爭和建設社會主義之間的辯證法，而鄧小平則以政治改革和經濟發展之間的辯證法作為他政策的中心。

大衛·沙姆鮑爾在《中國季刊》鄧小平研究專號的介紹中指出，鄧小平與的統治方式很不一樣。鄧小平不像那樣依靠強制力、個人魅力或思想意識來統治，而是傾向于依靠黨的制度和列寧主義的紀律規范。美國學者巴里·諾頓認為，在戰略決策方面，和鄧小平不相上下，當認為必要時他和鄧小平一樣注重實效。和鄧小平在經濟學方面都稱不上專家，然而卻固執地堅持自己有缺點的經濟觀點，鄧小平則更容易接受其他人的正確觀點，從而領導了中國經濟的復興。

3.鄧小平的歷史地位。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二十多年來改革開放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不僅使國內廣大民眾普遍受益，同時也為西方世界嘆服。因此，大多數西方學者認為，鄧小平不僅在中國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歷史中也應占有一席之地。大衛·沙姆鮑爾在評價鄧小平時指出，鄧小平是20世紀晚期世界上卓越的領導人之一，鄧小平的影響將隨著中國因改革而崛起帶入21世紀。他使人類的五分之一實現了有里程碑意義的轉變，使中國走出社會主義的困境，并走向一個富有希望的美好未來。鄧小平的改革使中國進入了世界強國的行列。雖然，鄧小平并不是20世紀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改革者，也不是探索強國富民道路的第一位愛國者，但他卻是實現這些目標的最成功的人。其他學者根據鄧小平在各個領域的作用，也把他評為國際上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經濟學家、軍事家、外交天才等。如大衛·古德曼在其所著的《鄧小平政治評傳》中認為，“在國際舞臺上作為一名政治家的形象，特別是與他的前任領導相比，鄧是成功的。即使從全球范圍來看也是這樣”。鄧小平確實在很多領域都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對中國歷史進程產生的影響越來越不容忽視。

總之，西方學者對鄧小平的研究，開辟了新的獨特的視角，我們有必要與其對話和交流。同時，由于西方學者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與我們不同，在許多問題上，我們必須持批評態度。也就是說，對于西方學者關于鄧小平的研究，我們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武器進行批判性借鑒，從而推動鄧小平研究的深入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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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戴維·W·張.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