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思想馬克思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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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踐論〉、〈矛盾論〉解說》的理論特色

李達的《解說》一書之所以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產生了重大的社會影響，一個根本的原因是李達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有著深刻的理解，對哲學思想有著真摯的感情和科學的態度，同時對闡釋和宣傳哲學思想有著崇高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也正因如此，《解說》具有一系列鮮明的理論特色。

第一，準確性。準確性是解讀經典著作必須堅持的首要原則。《解說》對“兩論”的解讀，鮮明地體現了這一原則。這里所謂的“準確性”，既包括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理論的闡釋的準確性，也包括對“兩論”中哲學思想的解讀的準確性，而這二者在本質上是一致的。《解說》的準確性，首先是由于李達本身是一位杰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有著長期精深的研究和深刻的理解。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李達一向以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準確理解而著稱，他的《現代社會學》《社會學大綱》和《唯物辯證法大綱》都無不體現了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解上的準確性。同時，《解說》寫作過程中李達與之間的學術互動，也有效地保證了《解說》的準確性。例如，《〈實踐論〉解說》書稿中曾寫道：“唯物論的‘唯理論’是今日教條主義的來源，唯物論的‘經驗論’是今日經驗主義的來源。”把這句話修改為“唯物論的‘唯理論’與今日教條主義相像，唯物論的‘經驗論’則與今日經驗主義相像。”顯然，修改后的論述更為準確，因為哲學史上的唯理論和經驗論并不一定就是今日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來源”。實際上，從《解說》的寫作過程中李達與的學術互動看，互動雙方都在努力追求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解的準確性。例如，在1952年9月17日給李達的信中寫道：“矛盾論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無論什么矛盾，也無論什么時候，矛盾著的諸方面，其發展是不平衡的’，這里‘也無論在什么時候’八字應刪去。你寫解說時，請加注意為盼！”

第二，深刻性。《解說》的深刻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解說》對“兩論”內容所關涉的許多哲學問題和哲學理論進行了深刻闡述。《解說》并不只是就“兩論”的文字而解讀“兩論”。為了幫助人們理解“兩論”中的哲學思想，李達在《解說》中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和哲學史上的有關問題進行了學理上的深入探討和論析。例如，《解說》第34頁至37頁關于人類認識從感性階段向思維階段推移過程的闡釋、《解說》第41頁對貝克萊、萊卜尼茲、黑格爾關于感覺與思維關系的觀點的論析、《解說》第61頁對哲學史上“唯理論”諸派別的考察、《解說》第89頁至95頁關于真理的絕對性與相對性關系原理的闡釋、《解說》第135頁關于庸俗進化論者魏斯曼觀點的論述、《解說》第165頁關于蘇聯孟什維克的唯心論者德波林派觀點的闡述、《解說》第168頁至169頁關于《資本論》中矛盾運動原理的闡釋等等，都是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其二，《解說》也對哲學思想作了深刻理解，抓住了哲學思想的根本。在《解說》中，李達特別強調哲學思想所蘊含的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思想方法。李達深有感觸地說：“要搞通思想是很不容易的。”他認為，“在學習思想的過程中，只有首先抓住思想中最根本的東西———實事求是的態度，實踐的觀點和群眾的觀點，然后才能理解思想的精髓。”在《解說》中，李達經常運用實事求是的方法和矛盾分析法對中國革命問題進行深刻的剖析，這也體現了他對哲學思想的深刻理解和自覺實踐。

第三，通俗性。通俗性是《解說》又一顯著特色。對于這一特色，在1951年3月27日寫給李達的信中有過明確的評價：“這個解說極好，對于用通俗語言宣傳唯物論有很大的作用。”《解說》是寫給廣大干部和青年看的，是寫給工農兵看的。《解說》的寫作鮮明地體現了這一大眾性取向，作者注意運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歷史典故和生活中的故事，結合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深入淺出地闡釋深奧的哲理，有時還輔以各種形式的圖解。

第四，科學性。《解說》所具有的科學性，是使得該書能夠在社會上廣泛流傳并且經久不衰的一個重要原因。這種科學性源于兩個方面，即李達本人是一位嚴謹的學者，具有突出的科學精神，同時他對解讀“兩論”的工作抱有一種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今天，我們以批判的態度來研究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甚至提出不同的學術見解，是十分常見的事情。但李達在建國初期就能如此，卻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以及新中國的建立兩大事件，在實踐上驗證了思想的真理性和威力。在這種情況下，對待的著作仍能保持清醒的頭腦、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是李達《解說》科學性的突出體現。李達對“兩論”所存在的理論上的漏洞、瑕疵并未加以掩飾，而是實事求是地、科學嚴謹地給予了明確的“修正”、彌補。例如，李達寫《〈實踐論〉解說》時，認為把太平天國和義和團籠統地視為排外主義的例子是不妥當的，并糾正了這種說法。又如，在《實踐論》中講到認識過程中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時，突出強調了二者的先后順序。李達則用他所認同的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相互滲透、不可截然分割的觀點來解說關于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的關系的看法。他在《〈實踐論〉解說》中寫道：“兩者互為條件，互相補充，互相發展，互相豐富其內容。兩者具有有機的不可分離的關系，決不是各自獨立的認識階段，其間決沒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人們如果割裂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把兩者分離開來，或者專重理性認識而無視或輕視感性認識，或者專重感性認識而無視或輕視理性認識，就背離于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而陷入于主觀主義。”再如，《矛盾論》存在著過分推崇斗爭性而忽視同一性在事物發展中的作用的傾向，強調“斗爭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沒有斗爭性就沒有同一性”，而沒有反過來說沒有同一性同樣沒有斗爭性。李達則在《〈矛盾論〉解說》中明確指出：“矛盾的同一性和矛盾的斗爭性，在任何事物或過程中，都是不可分離地結合著，我們運用矛盾法則研究任何過程時，決不可把矛盾的同一性和斗爭性割裂開來，或者只認識矛盾的同一性而忽視其斗爭性，或者只認識矛盾的斗爭性而忽視其同一性。若果是這樣，就會違反唯物辯證法，甚至要陷入機會主義的立場。”還如，《〈矛盾論〉解說》在談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問題時指出，在社會主義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仍然是社會的基本矛盾，但它是非對抗性的，社會成員之間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他們的利益“是在一條共同線上”的，社會主義社會自身可以及時改進生產關系以適合生產力的性質。這是50年代初李達提出的觀點。正是在這些觀點的啟發下，于50年代中后期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著作中明確闡述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并對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性質、特點作了科學的規定。《解說》的這個特色，也充分說明了李達對思想特別是哲學思想的形成與發展的特殊貢獻。

第五，細致入微。1978年李達《〈實踐論〉解說》《〈矛盾論〉解說》再版時，《人民日報》刊發文章指出：“作者對思想細致入微的解說，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深刻闡述，有助于我們今天更好地學習‘兩論’。”《解說》“細致入微”的特點主要體現在其對“兩論”的逐段解讀上。這種逐段解讀，與時下流行的重點詞匯注解、提綱挈領介紹、主要觀點評述、篇章結構分析、段落大意歸納等經典作品解讀方式都有明顯不同。這個顯而易見的特色為《解說》帶來了非常好的傳播效果。如果一定要分析其中的道理，那就應該說是：“新中國成立之初，在一個文盲和半文盲占絕大多數的國度里，要想把的哲學智慧轉化為人民群眾的自覺實踐，把精神力量轉化為物質力量，實現哲學思想影響的最大化、指導作用的最大化，最實際、最有效的方法莫過于逐字逐句地向民眾解釋，把高度概括的哲學理論通俗化，讓民眾明白其精神實質。”《解說》將的“兩論”分89段引出，然后“運用歷史、哲學、自然科學和人類斗爭的經驗材料，以通俗易懂的語言詳細而準確地闡釋了《實踐論》和《矛盾論》中蘊含的哲學思想”。《解說》對“兩論”的細致入微的解讀，到今天仍能深深感動每一個閱讀它的人。值得特別注意的是，當李達認為“兩論”的語言足夠流暢、無需解說時，他寧肯堅持在《解說》中照錄“兩論”的原話，以使《解說》的語義保持連貫、完整，也絕不跳過。只有徹底放下了學者的架子、全心全意為普通大眾讀者著想的人，才會有如此的舉動。

二、《〈實踐論〉、〈矛盾論〉解說》的重要意義

“李達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上影響最大的學者型理論家。”“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李達創造了多項絕無僅有的傳奇”。“李達是名符其實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界的泰斗。”也曾當面稱贊李達“你在理論界跟魯迅一樣”。以上對李達的評價都指向這樣一點，即一切想要從理論上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歷程的人，都不可能繞開對李達宣傳與普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活動的研究、都不可能繞開對李達研究與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著述的研究。李達的《解說》對建國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事業的發展，起到了承前啟后的重要作用。首先，《解說》適應了建國初期提高廣大黨員干部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的需要。建國初期，廣大黨員干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普遍不高，其中不少人甚至還是文盲或半文盲。而如果沒有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掌握，特別是如果沒有確立起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人們就很難對黨的事業及其發展前途形成統一的認識，就會在思想方法上出問題，就會在實際工作中犯這樣那樣的錯誤。因此，提高廣大黨員干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是當時擺在全黨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陳云在20世紀50年代曾經指出：“學習理論，最要緊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對頭。因此，首先要學哲學，學習正確觀察問題的思想方法。如果對辯證唯物主義一竅不通，就總是要犯錯誤。”而在建國初期的情況下，提高廣大黨員干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使他們把思想方法搞對頭的最重要途徑，就是幫助他們學習“兩論”，向他們宣傳普及哲學思想。李達撰著《解說》，是自覺地為提高廣大黨員干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這一時代需要服務的。他說：“《矛盾論》和《實踐論》一樣，同是思想的基礎，是無產階級政黨的宇宙觀，是革命行動和科學研究的指南，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統一。

這兩篇杰出的著作，都是為了糾正黨內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偏向，提高黨員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水平而作的。在革命和建設任務異常繁重的今天，我們千百萬黨與非黨的工作干部，以及愿意站在工人階級立場的知識分子，在學習《實踐論》之后，進一步學習《矛盾論》，以提高思想水平，克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偏向，掌握正確的認識問題和處理問題的方法，就必然能夠勝任自己所擔負的工作，避免或減少錯誤，有效地為國家的建設事業和社會主義的前途而奮斗。”事實上，《解說》也確實很好地適應了建國初期提高廣大黨員干部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的需要，有力地促進了當時對哲學思想的學習、宣傳和普及。其次，《解說》為解讀馬克思主義哲學經典著作提供了一個重要范例。建國初期，在一個文盲與半文盲占絕大多數的國度里，如何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大眾化，進而幫助和引導人們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一項非常艱巨的理論工作。《解說》的準確性、通俗性、科學性等理論特色，使其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的范本。特別重要的是，李達不是那種純粹書齋里的學者，他懂得中國社會、中國文化、中國百姓，有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和教育的實際經驗。他強調指出：“從實際出發，是一切工作者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從實際出發，就是從感性認識的材料出發。所謂實際，就是千百萬群眾的實踐的具體情況。任何工作者，必須調查與自己工作部門有關的一切實際的材料，吸取群眾的意見和經驗，調查各階層的生動的生活狀況，即是說要‘詳細地占有材料’；然后根據這些材料，依據辯證的方法，進行思考，引出論理的結論。”在《解說》中，李達正是這樣做的。他反復強調，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理論成果，而《實踐論》和《矛盾論》是思想的基礎。因此，他在解讀“兩論”時也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原則，始終注意運用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具體事例來闡釋哲學思想。無論是從內容還是方法上看，《解說》都是對于哲學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理論成果的生動詮釋。《解說》無疑為解讀馬克思主義哲學經典著作提供了一個重要范例。應該說，在任何歷史時期，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經典著作的解讀即文本解讀都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題中有應之義。然而，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一些人完全沉迷于文本而罔顧現實，他們既不關心文本中的思想對現實實踐的指導意義，更不會聯系現實去闡釋文本，而是醉心于文本自身的邏輯，純粹是為了解讀文本而解讀文本。有人甚至認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就應該是這種形式的文本解讀。在我們看來，這種形式的文本解讀是完全背離馬克思主義哲學經典作家所一貫倡導的對待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的正確原則的，而把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歸結為這種形式的文本解讀，只會把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引入死胡同。考慮到這種情況，半個多世紀前李達在《解說》中為我們提供的解讀馬克思主義哲學經典著作的范例尤其具有重要的意義。再次，《解說》為推進建國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創造了一個良好開端。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中國傳統哲學相結合，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改鑄中國傳統文化、傳統哲學，并吸收其合理內容，用以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二是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社會現實相結合，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分析中國社會的問題，并通過對中國社會問題的研究和對中國實踐經驗的概括，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作為思想的理論基礎，以“兩論”為主要本文的哲學思想正是民主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標志性成果，它既大量吸收了中國傳統文化、傳統哲學的精粹，又是對中國革命的豐富經驗的哲學概括，具有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從這個角度看，建國初期《解說》對“兩論”的解讀，實際上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既已取得的標志性成果的系統展示。《解說》對“兩論”的解讀，同時也是對于建國后新的歷史條件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開啟。李達本人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民主革命時期撰寫的《現代社會學》《社會學大綱》都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名典。《解說》是李達建國后致力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第一個重要文本，它既是對“兩論”的解讀，也是對于新的歷史條件下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探索。他在談到《實踐論》的重要性時指出：“我們知道，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鎖鑰，而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思想的一個基礎———《實踐論》，自然是指導中國革命行動與建設新中國的總指針。在現在，中國人民正面臨著一個新興的時代，一切都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滋長著，新時代必須帶來新事物，因而也就必然產生著新問題。

三、總結

我們為要向前看，為要使主觀不落后于客觀，為要使思想不落后于實際，為要使思想與實踐相結合，那就必須要勇于正確認識新事物，善于解決新問題，不讓認識落后于形勢的發展而開倒車，不自覺地墮落為頑固派。同志的《實踐論》，正是批判了這一點，批示給我們奮斗的方向。”可見，李達重視“兩論”、解讀“兩論”，目的是要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分析和解決中國社會發展中的新問題、指導中國新的實踐。可以說，《解說》力圖以解讀“兩論”的方式來推進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也正因為這樣一種特殊的方式，所以《解說》實現了一般論著難以企及的效應，為推進建國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創造了一個良好開端。

作者：汪信硯李禾風單位：武漢大學哲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