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參和主體行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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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治參與是一個主體與外部政治體系進行交互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主體不僅要具備一定的政治自主，也需政治體系對其的政治資格身份的認定；同時，這一過程不僅在于主體具有能動的意識作用與行為選擇，而且也受外部客觀規律、他人權利、自身義務的限制與制約。

[關鍵詞]政治參與參與主體交互行為選擇

政治參與主體積極性不斷提高是其與政治體系不斷交互的實現過程，也是其參與權、價值利益的實現過程，這就需要參與主體將內在的政治理念外化為參與行為，以有序的方式實現自身價值。政治參與是公民（及其組織）基于一定的權利訴求與政治體系進行交互，實現其(正當的)利益價值目標的過程，這一過程不僅在于主體對政治體系提出要求、政治體系做出回應和反饋，而且還在于其中的作為政治共同體成員的公民政治身份的保有和發揮，以及公民能力（主觀思維能力和行為選擇能力）的實現，這實際上表達了關于公民社會、民主政治所蘊含的公民主體性要素，它也包含了公共政治理想和政治價值追求。

一、政治參與是具有能動性的主體的行為--行為的產生

（一）能動性的根本前提在于參與主體的自主（自由）

人是具有能動性且有自主行為能力的個體，因此參與主體的自主、自由對于其行為選擇的自主具有優先性，行為主體的能動性正是這種優先性的體現，而個體對于外部的依賴程度則與其在政治關系中的地位的優劣呈負相關的關系。

一方面，就自主與否對于參與主體的意義而言，能動性一方面內化為主體自主地發展自身的思想意識并不斷成熟，其能在與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獨立的思維習慣和模式，依據自身形成的政治知識、政治態度、政治情感評判政治體系而"反對依賴外界之物的運動"，[1]p164亦即不將他人作為形成自身觀點的充分條件。能動性的另一方面外化為主體的行為自主，這意味著主體能夠依據自主形成的政治觀點和利益體認，在不斷發展的政治關系中選擇實現利益的途徑與方式，而不依賴外界或部分依靠外部指導進行主動性行為選擇，這意味著主體具有"一種指導他的行動的悟性，就讓他在他所受約束的法律范圍內享有意志的自由和正當地屬于意志的自由范圍內的行動的自由"。[2]P.36因此，參與主體的自主、自由與否--當然，這種自由并非是無限的自由，對于政治參與主體的行為選擇的目的、方向、途徑與方式等有著重要意義。

另一方面，就自由的程度對于主體的意義而言，可以從三個層面說明能動性的保有程度。最低的自由程度是一種依從狀態，意味著在一定的政治關系中，參與主體雖然有行動的自由，但外部推力卻成為其行為選擇的充分條件而非必要條件，不能夠依據自身的政治價值標準去判斷并行動以影響政治體系。處于中間狀態的是服從狀態，外部力量只作為主體行動的必要條件，參與者只是部分地依靠外部力量或外部影響符合自身價值判斷和利益訴求，從而能夠自主行動對政治體系進行輸入。再進一層，在政治關系中，主體能夠完全依靠自身政治判斷以選擇實現價值的途徑和方式，并能夠依據政治體系的回應來修正選擇的方向，稱為自主狀態。基于以上三個層面，我們將前一種狀態稱為被動性自主參與狀態，參與主體行為選擇的方向、價值選擇，依賴外部力量尤其是政治體系的指導；將后兩種狀態稱為主動性自主參與狀態，參與主體行為選擇的方向、價值選擇，不依靠或部分依靠外部力量，自主選擇行為取向。

區分以上三種狀態，是為了劃分政治參與主體的基本類型，他們的價值取向、行為選擇方向、利益訴求實現的途徑不同，給予政治體系的影響也就不同。被動性的參與主體由于其自主性、能動性的欠缺，在利益表達實現的過程中，缺乏對政治體系的充分體認，從而不能切實知曉自身與政治體系的交互關系是如何有效運作的，因此也就認識不到其必須承擔的義務，缺乏公共政治精神。而具有主動性的參與主體則能夠形成"鼓勵自己利用各種參與機會的態度，也就是相信自己只要努力去做就能夠影響國家的政治事務"，[3]p42認為自身是政治體系的必要組成部分，進而主動與政治體系進行交互。

（二）能動性的實現：主體與外部交互的實現

以上討論的參與主體自主及其實現程度是對主體的實體性分析，而這種自主的能動性的實現，又是一個過程性問題。它包括兩個層次，一方面是這種自主的能動性能否具備，也就是主體的自主選擇意愿能否外化，實現主體與政治體系和其他參與主體的交互與合作；另一方面，這種交互過程能否順利有效實現，又在于主體是否得到政治體系的支援、保障能否有效。

就主體自主選擇的意愿外化而言，存在一個觸發點或臨界點，它表明只有在主體的"自我"與外部的"他我"不斷互動過程中，自我的意思表達才能夠為外界所知曉，而"他我"的存續又是"自我"存在與發展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處于一定政治關系中的不同參與主體互為對方的發展條件，這為其政治合作、共同行動提供了可能。正是在這種與外界地不斷交互中，主體權利、義務觀念不斷積累，從而采取行動實現權利與義務--權利義務的雙重性，才是現代公民所應具有的公共價值。

一方面，主體權利的要求與實現，以主體自主為前提，以利益為基礎，以外部回應為條件。正是這種權利觀念，使得主體在一定的政治關系中與其他主體以及政治體系進行交互而產生利益訴求，并依據自身的政治判斷來選擇適合的途徑與方式，將內在利益訴求外化為行動。另一方面，義務的要求作為一種對主體行為的回應，使得主體的權利要求在實現的過程中也應以外部條件為基礎，無論是內化的非強制性的政治道德規范，還是外化的強制性的法律制度規范，都對主體的行為選擇構成了外在約束。而非強制性的道德力量，也并非不具有"強制"作用：違反道德規范的成員會受到其他成員共同譴責式的負向輿論壓力--這構成主體權利實現過程中無形的但有時卻比法律更有效的約束。

另一方面，由于"如果個體或集團想要在勞動分工中實現自己的目標，他就必須介入一個復雜的互動體系"，[4]因此政治關系中參與主體的"互為"特性，使得主體的權利訴求不可能是孤立的，而個體權利、利益的集合會形成超出個體力量的能量，從而增強權利實現的可能性與實現的深度和廣度。因而這種集體性的朝向政治體系的訴求就有可能獲得政治體系更有效的回應。也就是說，政治參與主體可以基于共同的權利、利益而走向聯合，由個體訴求發展為團體訴求，由私人利益發展為集體公益。

于是我們可以看到，社會成員能動的政治參與過程就是個體調節自身權利訴求、調節自身與其他主體和政治體系之間政治關系的過程，主體的"自由和依照他自己的意志來行動的自由，是以他具有理性為基礎的"，不僅如此，"理性能教導他了解他用以支配自己行動的法律，并使他知道他對自己的自由意志聽從到什么程度"，[2]P.39在這一過程中，個體對于自身的利益實現過程有一個明確的自我認知，并對政治關系有著一定的經驗和知識積累，據此來確定自身怎樣參與政治，政治合作如何進行，在進行這種自我體驗的同時，使自身與外部的政治關系和諧。

（三）能動性的實現：政治表達的保障

主體進行政治參與的首要目的，是要求實現其價值最大化，謀求有利于己的政治體系輸出。然而，主體能動性的自主行為選擇并非是參與目的實現的充分條件而只是必要條件之一。作為價值目標實現的過程，其中如果沒有一定的政治表達保障機制，這種基于主體與外部進行交互而形成的權利意識并不能完全實現，或者在實現的過程中會遇到自身不能解決的阻礙，因此就需要分析政治參與主體的政治表達的保障。

對這種保障首先應說明的是主體能力這一內在基礎。之所以稱其為"內在"基礎是相對于外在的過程性保障而言的，然而這一內在基礎又是外部提供保障的前提，只有主體自身具備了政治參與的知識、技能以及道德情感認知，外部的保障機制才能真正起作用，否則產生的溢出效應會對主體產生負向激勵，從而不利于參與主體利益的實現，政治體系也得不到主體的有效支持。

這里所及外部保障機制，其提供者特指政治體系，提供的內容主要指給予參與主體的渠道供給--從平面的角度考察與制度供給--從立體的角度考察。從平面角度看，單一渠道提供的深度（即從基層至中央）和眾多平行渠道的供給，涉及到對于政治體系的規范化，是政治體系對于參與主體的責任。由于政治參與對于政治體系的負載效應會對政治體系產生不同程度的壓力，因此渠道提供的適當與否，不僅意味著能否使參與主體的要求、支持等政治輸入通過特定的程序和路徑達到政治體系，也意味著政治體系能否適當緩解其負載壓力，將輸入產生的作用力最大限度的與其處理能力相適應。暢通的參與渠道也是對政治體系責任的有效檢驗，如果政治體系積極謀求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維護成員對其的價值認同，那么，為成員提供必要的參與渠道能夠獲得參與主體的認同，并能檢驗其政治輸出的有效性。渠道的提供也是公民政治社會化的一種有效方式，使公民知曉如何與政治體系進行交互、實現自身權利、以何種方式和途徑參與表達--參與條件的有效供給，是培育公民公共精神的重要途徑。

從立體角度看，對于政治體系和參與主體都應有完善的法律制度規范。一方面，不僅包括政治體系提供渠道的規范性，政治體系對于參與主體回應的程序性，還包括參與主體行為選擇的正當性、合法性、有序性；同時，制度供給也在于一種軟性制度的供給，也就是一種價值取向、公共精神。因此，這就要求渠道的設立應依據明確的硬約束的準則，同時還應賦以恰當的價值取向，而附著于參與渠道運作之中的公共精神，不僅體現了政治體系對于主體的關懷，也會使主體增強對政治體系的認同感，實現穩定的公共秩序和國家-社會關系的良性發展。另一方面，由于法律制度"按其真正的含義而言與其說是限制還不如說是指導一個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當利益"，[2]P.35因此，制度的規范作用也應以公民合理訴求的最大滿足為價值取向，以使得政治參與的作用力與政治體系的處理、承受能力相適應。

二、政治參與是政治主體的行為選擇集合

主體能動性的實現是一個由內而外的過程，是參與行為產生的起始階段。作為起始階段，主體自主地實現與政治體系的交互，能動的駕馭自身權利，為權利謀求實現的渠道，取得他人的理解與合作，努力將自身的利益表達輸入至政治體系。那么，參與的實質行為階段則是主體實現交互、權利的外化行為階段。就整個政治參與過程而言，在外部政治環境的影響下，在主體與政治體系進行交互的過程中，主體能動性的具備，自主尤其是政治自主是主體的內在要求與外在保障雙重作用的結果。能動性的實現不僅在于主體能夠自主的產生權利意識，也在于通過向政治體系的輸入以實現其權益，雖然主體對于政治體系的輸入包括對于政治體系的認同、要求、支持，但這樣軟性的、內在化的輸入，無疑需要政治行為加以實踐。

（一）政治參與行為作為一個選擇過程

政治參與的基本表現是通過一定的途徑進行行為選擇，而"選擇作為哲學范疇，首先是作為一種行為而存在，它不同于實踐，但又以實踐為基礎，這種行為既是一種認識過程，又是一種實踐過程；它以自我存在為邏輯起點，在選擇中顯示出自我的自由與創造，但同時又受到客觀物質世界規律性的制約，也即受到必然性的制約"。[5]P.1也就是說，政治參與作為一種行為選擇過程，既是主體的認識和實踐過程，又要以（政治）自主狀態為前提進行創造性活動，同時又受客觀性的約束。

首先，由于政治具有"在對抗性的勢力之間求得非強制性調整"的特征，而"民主程序則是進行這種調整的唯一有效辦法"，[6]P.825然而"民主"不僅意味著要具備民主的價值意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將內在的意識外化為政治行動，以外在的參與行為選擇來深化民主意識，因此，政治參與作為民主的重要實現與保障形式，主體在實踐中表達與實現價值的同時，實現不同主體之間利益的協調，從而在主體與政治體系的交互過程中將自身價值最大化。因此說，政治參與作為一種選擇行為，不僅是一個民主的認識過程，更是一個民主的實踐過程。

其次，作為實踐的政治選擇行為，它首先需要的是自主、自主的生存狀態，以及自主的政治存在狀態即政治自主，這是行為選擇中自我創造過程的前提，而這一過程又表現出主體參與水平的不同。主體在進行政治行為的選擇過程中，由于在其政治觀念、政治意識當中已經對政治體系有了一定的認知和評判，加之對自身能力可以對政治體系的輸出改變的程度的估量，以及政治體系對主體的政治資格的認可程度，政治體系與主體的交互對于主體認知的反饋，這些因素都使得主體的政治參與呈現積極或消極狀態，其行為范圍、領域不同，對政治體系的作用亦不同，由此，不同的參與主體與政治體系的交互的程度就不同。因此，正是這種主體參與的強度（積極、消極的程度）、深度（對政治體系的影響作用大?。┮约皬V度（參與范圍、領域的限度）的差異，使主體的政治參與水平呈現差異，這又直接影響到主體在政治參與過程中創造性發揮的程度。

再次，由于政治參與過程是主體與外部的交互過程，因而主體的選擇行為必然受到外部的制約：（1）主觀義務性約束。另一主體或另一主體群對于主體的權利要求構成了該主體的義務性約束。這一抑制或約束不僅在于義務是對主體權利實現的保障，也在于義務使主體形成一種社會、政治、道德責任。（2）客觀必然性約束或客觀規律性約束。政治參與行為不僅有其內在的互動關系，這一方面是參與行為與主體和政治體系之間實現交互的要求的關系，另一方面也是參與行為與民主政治對公民社會的要求之間的關系；同時，政治參與行為也有其可行性或政治道德上的責任，參與行為不僅是主體實現其價值的切實途徑，也是對每一個"政治人"的道德要求，因為政治道德并不能完全與政治相分離，它的價值在于使共同體成員之間的矛盾不至發展成為成員之間的戰爭。因此，正是上述互動關系、可行性以及道德義務，引起主體的價值考慮和利益行為，這種客觀必然性"要求人們參與并積極合作，它激勵人們行動和獻身"。[6]P.829

（二）政治參與的行為選擇模式

政治參與既是具有主體性的政治選擇活動，那么，主體就依據其信念、認知選擇做什么、怎樣做以及為什么做，確定在特定情況下的行為集合，因而會有不同的政治參與方式、模式。

如果作為"政治人"的主體將政治參與作為其發展的內在價值，并把這種內在價值作用于其自我實現的過程，這種參與模式稱為價值追求模式，或稱價值性參與、作為一種持續狀態的過程性參與。這意味為著主體將政治參與本身看作一種價值追求，自覺將自身與政治體系相聯，認為自身應當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認為積極的參與政治生活，是其政治資格為政治體系所認可的重要行為選擇，進而其政治自主才能得到充分保障，政治價值才能有效實現。另一方面，這樣的政治主體也將政治選擇行為賦以較高的道德價值，將是否參與政治生活作為體現其價值的一種內在道德評價和道德約束：一個具有較高道德認知和道德水平的政治主體也應具備較高的政治道德素質，這就如同"希臘人在法律之下個人自由的意義恰恰是城邦的要素"一樣，"希臘人對這一要素賦以最高的道德價值，并認為希臘人不同于野蠻人就在于具有這個要素"。[6]P93

如果主體進行政治參與只是出于保護自身權利、實現目標的外在工具性選擇，而不把這種行為選擇作為一種內在價值追求，這種參與模式就稱為工具運用模式，或稱工具性參與、作為一種非持續狀態的結果性參與，目標的達到意味著參與的結束；同時，主體與政治體系進行交互也并非出于自覺，而只是在自身權利的需求與供給存在矛盾時才進行政治行為選擇。這就意味著主體并未真正地將自身作為政治生活、政治體系的一部分，其政治資格與身份也只在謀求得到政治體系的有利反饋時才加以運用，與政治體系的交互過程只是作為主體行為選擇的一個組成部分，只是作為一種保障其利益的外部活動領域。另一方面，就政治道德的約束而言，只有對主體實現其利益有助益時，道德的力量才發揮其真正的作用，因為就主體將參與行為作為一種工具而言，此時的政治道德僅具有維護其團體內部最大限度合作的作用，而并非將這種道德作為評價政治參與行為的內在倫理標準。

上述價值性和工具性參與的界定，可看作是對政治參與的應然狀態與實然狀態的描述。這一對比性描述并不表明實然性的工具性參與模式就不具備價值性因素，正是存在著應然的參與狀態，實然狀態才有不斷改進的空間與動力。同時，對理想的價值性描述，也并非就是否定工具性，價值性表述是為政治生活提供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行為選擇原則和公共精神與公共價值，從根本上說，這一原則的意義在于表明共同體成員與共同體之間的互動關系及其相互意義，成員的發展必然依靠共同體的認可，而共同體的存續則依賴于成員的認同。

因而，作為一種價值取向，應然狀態的政治參與是民主政治與公民社會的內在要求。民主政治內涵有協商與妥協的基本價值認同，只有切實參與其中，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主體與政治體系之間的矛盾才能獲得平衡。可見，政治參與行為的價值，不僅在于它能實現參與者的主體性及其權利訴求，也在于它能使主體在與政治體系交互過程中實現主體之間、主體與政治體系之間關系的和諧。這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政治和諧關系，顯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作者單位：西華師范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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