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歷史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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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態理論是理解政治文明歷史形態的鑰匙。社會歷史的五形態論和三形態論都是唯物史觀分析人類發展史得出的正確結論。相應地有政治文明歷史發展三形態論和五形態論，三形態論更符合政治文明的內在精神。以此為理論基礎進行分析，現實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屬于物的依賴關系的政治文明，雖然其起點比當時資本主義政治文明還低，但其先進的政治理念和制度為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徹底擺脫人的依賴關系、盡快超越物的依賴關系的政治文明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建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政治文明開辟了廣闊的前景。

【關鍵詞】政治文明/社會主義/歷史形態

一、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態理論

馬克思在研究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過程中對社會歷史形態有過多種理論描述，但最有代表性、最有影響的劃分方法有如下兩種：一是通常所講的五種社會形態理論，即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是其第一階段)。二是三種社會形態理論，即人的依賴關系的社會、物的依賴關系的社會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社會。

第一種社會形態即人的依賴關系的社會，是建立在社會生產力極其低下、社會分工不發達的基礎之上的。在人的存在方式上，第一種社會形態表現為人是共同體的附屬物，即“共同體是實體，而個人則不過是實體的附屬物，或者是實體的純粹天然的部分”[1](p.474)。在共同體的連接方式上，表現為人的相互依賴。在社會的形式上，第一種社會形態包含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人的依賴關系的社會就是自然經濟社會，也就是前資本主義社會。

第二種社會形態即人對物的依賴關系的社會。這一階段的特征，首先，表現為高度發達的分工和交換成為每個人的生存條件。其次，表現為以物的依賴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因此，人的表面上的獨立性是建立在物的依賴性基礎之上的。人對物的依賴關系的社會就是商品經濟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是其典型形式。

第三種社會形態即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社會，是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也就是產品經濟社會。科學技術的廣泛運用，生產力的極大發展，人的物化現象將不復存在，社會成為“自由人的聯合體”。

以人的發展程度為尺度的三形態論是以經濟形式為基礎，并由經濟形式所決定的。以生產力和人的分工交往為尺度的五大經濟形態論和以人的發展程度為尺度的三大社會形態論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其區別只是分析社會發展的視角或者說標準不同，三形態論是從人的視角即“歷史辯證法主體向度”[2](p.229)的視角，五形態論從社會的視角即“歷史唯物主義客體向度”[2](p.229)的視角；三形態論以人的自由發展度為標準，五形態論則是用生產關系的標準，從本質上來講兩者是完全一致和統一的。“人類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再生產是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根據。從這一視角出發，可以從兩個角度考察社會的發展，一是客體角度，即從人類物質生產的雙重關系入手，考察物質生產同社會結構的內在聯系，揭示社會關系體系即社會演化發展的內在規律。一是從主體的角度，考察社會的不同發展狀態對人類發展的意義。這兩個方面在馬克思那里是有機地統一在一起的。”[3](p.65)這種統一性是建立在人類實踐的基礎上，是以生產力作為根本尺度的。實際上，生產力的標準也是理解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其他幾種劃分的一致性的根本尺度。

二、社會政治文明發展的歷史形態

人類政治文明的形成和發展經歷了漫長歲月的艱難探索。人類的童年，由于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人類處于蒙昧和野蠻狀態。隨著生產力的逐步發展，特別是生產工具的改進，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的階段，逐漸產生了社會分工和剩余產品，出現了私有制和階級。正是由于私有制和階級的出現，使“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相互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內；這種從社會中生產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4](p.170)可見，國家產生的最初原因是生產力一定程度的發展，直接原因是階級的產生和階級斗爭的出現，國家是一個階級統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組織。另一方面，國家的產生又是社會職能分化和社會公共管理職能獨立化的結果。“從分工的觀點來看問題最容易理解。社會產生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職能。被指定執行這種職能的人，形成社會內部分工的一個新部門，這樣，他們也同樣獲得了同授權給他們的人相對立的特殊利益，他們同這些人相對立而獨立起來，于是就出現了國家。”[4](p.700-701)因此，國家也是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并進行社會公共管理的政治組織，這是從原始社會繼承下來的。如果說階級統治是國家特有的本質，那么維護公共利益并進行公共管理是人類社會包括國家產生前的原始社會和國家形成后的社會的共同本質。[5](p.250)因為“在階級對立還沒有發展起來的社會和偏遠的地區，這種公共權利可能極其微小，幾乎若有若無的”，但它確已存在，而且在國家產生以后，“這種公共權利在每個國家里都有存在”。[4](p.171)恩格斯指出，“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4](p.176)，國家的出現，意味著人類社會進入文明時代，標志著人類政治文明的開端。因此，原始社會人類還處于蒙昧和野蠻狀態，政治文明無從談起，更談不上政治文明的形態，原始社會的末期奴隸制國家的出現是人類社會政治文明形態的起點。

按照馬克思主義社會歷史形態的劃分理論，從社會客體的向度來劃分，可以將人類政治文明的歷史形態劃分為奴隸制社會的政治文明、封建社會的政治文明、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文明和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文明。這也是目前為大家普遍接受的一種劃分方法。若從主體人的發展的向度來劃分，政治文明的歷史形態可劃分為人的依賴關系的政治文明、物的依賴關系的政治文明和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政治文明。政治文明是人類在改造社會的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積極的政治成果和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要求的進步狀態，政治文明體現的是社會中人的文明的、科學的、合理的組織和交換方式。政治文明更多地是從主體人的角度來反映社會進步程度的，因此，政治文明歷史發展的三形態論比五形態論更能體現政治文明發展的內在要求，更加符合政治文明的內在精神。

人的依賴關系的政治文明，是人類歷史上政治文明演進的第一種形態，它誕生的標志就是國家的產生。雖然國家給人類帶來的并非都是福音，國家權力的私有化和權力的濫用給人類帶來了殘酷的剝削、壓迫、戰爭、腐敗、不公平等不文明現象，但是與原始氏族社會組織相比，國家是社會生產力進步的產物，符合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促進了社會經濟的進步，因而國家產生是政治文明誕生的標志。然而，以原始氏族的血緣為紐帶的社會組織中產生出來的國家還是一種處于低級階段的國家，雖然擺脫了血緣關系的束縛，但仍留下了深深的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對社會共同體依賴的痕跡，表現為人的依附關系。君權神授、等級觀念是占主導地位的統治階級的政治理念，君主制制度是該階段最典型的政治制度，極少數人對絕大多數人的權力控制和奴役、剝奪是該階段主流的政治行為。可見，人的依賴關系的政治文明的階段是輕視人、奴役人，使人具有依附性的階段。絕大多數人在這里沒有被視為人，“哪些不感到自己是人的人，就像繁殖出來的奴隸或馬匹一樣，完全成了他們主人的附屬品。世襲主人就是這個社會的一切。這個世界是屬于他們的。他們認為這個世界就是它現在這個樣子，就是它本身所感觸到的那個樣子。他們認為自己就是他們所知道的那個樣子，他們騎在那些只知道做主人的‘忠臣良民，并隨時準備效勞’而不知道別的使命的政治動物的脖子上。”[6](p.409)這就是第一階段政治文明狀況的生動寫照。絕大部分人沒有人的獨立性或者根本就不被當作人，完全成了主人的附屬物。人類政治文明的第一種形態也經歷了漫長的演變和發展過程。以上描述的只是總體特征，事實上政治文明的第一形態其內涵及其表現形式也是豐富多彩的。從歷時態來看，經歷了從奴隸社會的政治文明到封建社會政治文明的飛躍，雖然同屬一種形態，但封建社會的政治文明與奴隸社會的政治文明相比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從共時態來看，同一形態的同一時段，不同的民族、國家或地區由于其地理環境、歷史文化尤其是生產力發展狀況的差異，政治文明的形式也表現出豐富性和多樣性，古希臘雅典的城邦民主制與其他地區相比表現出鮮明特色，堪稱奴隸制政治文明的一朵奇葩。中國封建社會高度的專制集權制與歐洲的封建領主制又有著顯著的差異。中國封建社會政治文明的文官制度則以其獨特的體系成為現代文官制度的開山鼻祖。

物的依賴關系的政治文明是人類社會政治文明演進的第二種形態。經過以自然經濟為主體的人的依賴關系社會的漫長發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特別是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分工的進一步發展，自然分工為社會分工所代替，自然經濟逐步發展為商品經濟。商品經濟使生產的每一個要素從屬于交換，“第一次把物質生產過程變成科學在生產中的應用——變成運用于實踐的科學”[7](p.576)。商品經濟的巨大力量進一步推進社會生產力的飛速發展，從根本上滿足了人們的物質生活需要，促進了社會分工的深化，擴大了人們交往的范圍，拓展了人們的視野，人的需要、意志、價值取向都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1](p.104)。政治上層建筑的發展是經濟基礎的變化的必然要求。與自然經濟相適應的人的依賴關系的政治文明為以商品經濟為基礎的物的依賴關系的政治文明所取代。物的依賴關系的政治文明以資產階級的政治文明為典型形式。資產階級的政治文明高舉“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的大旗，以“人民主權論”、“三權分立學說”和“代議制理論”為其基本的政治理念體系，建立了以政黨政治制度、代議制民主制度、現代法制制度、權力制衡監督制度等等為主題的一整套政治制度框架。從人的依賴關系的政治文明過渡到物的依賴關系的政治文明是歷史性的巨大進步，開啟了現代政治文明的大門。一方面，物的依賴關系從政治上消滅了封建等級制度，從法律上廢除了人的依賴關系，確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因而使廣大人民群眾從以往的自然依附和人力依附中解放出來，成為市場行為的平等獨立的主體，獲得了主體人權的獨立性。市場經濟社會普遍的物質交換和人的多方面需求以及“具有盡可能豐富的屬性和聯系的人”[1](p.392)，為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政治文明準備了條件。另一方面，物的依賴關系政治文明所規定的人的獨立性是有前提的，社會多方面的需求是以個人的片面的需求為前提，全面的社會關系以個人片面的社會關系為基礎。人全面而深刻地遭受資本的奴役，遭受社會關系“物役性”的種種壓迫。這種獨立性只是追求個人經濟利益的獨立性，在資本的統治下，“不是你掠奪別人，就是別人掠奪你；不是你給別人做工，就是別人給你做工；你不是奴隸主，就是奴隸”[8](p.291)。人的選擇能力還有待于提高，選擇的空間還有待于拓展。在物的依賴關系政治文明所規定的平等也是形式上的，法律規定公民的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制約的文化發展”[9](p.305)。因此，公民權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實現，完全取決于社會成員的經濟地位，經濟上實質的不平等，虛幻地表現了平等。資本主義的政治文明實質上是資產階級的專政，不過“每個企圖取代舊統治階級的新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就是說，這在觀念上的表達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惟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10](p.100)。資產階級的政治文明在資產階級的上升時期確實代表了社會全體成員的利益和愿望，但資產階級政治文明只是用物的依賴關系代替了人的依賴關系，和人的依賴關系的政治文明并沒有本質的區別，都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基礎上，是少數人對絕大多數人的統治和專政，在本質上是不合理、不公正、不平等的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的第三種歷史形態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政治文明。這一階段，人們擺脫了物的依賴性，真正獲得了人的獨立性，逐步形成“自由人的聯體”，實現個人全面自由的發展。到那時，“人在一定意義上才最終地脫離了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人們周圍的、至今統治著人們的生活條件，現在受人們的支配和控制，人們第一次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和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們已經成為自身的社會結合的主人了。……只是從這時起，人們才完全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只是從這時起，由人們使之起作用的社會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來越多地達到他們所預期的結果。這是人們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9](p.633-634)這是人類向往和追求的理想社會。

三、現實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歷史方位

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在社會主義基礎上建立和發展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歷史方位取決于社會主義的歷史方位。馬克思、恩格斯在對西歐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向世界宣告：“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10](p.284)共產主義社會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9](p.314)這個轉變時期就是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過渡形態。在這里，馬克思不僅指出了社會主義政治的本質，而且明確了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歷史方位。作為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以共產主義為目標取向，在資本主義政治文明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此，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在形態上與資本主義政治文明具有歷史繼承性，在本質上具有共產主義價值取向新的內在規定性。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物的依賴關系的政治文明向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政治文明過渡的歷史形態，是對物的依賴關系的揚棄和向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政治文明的邁進。

馬克思對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研究和描述是基于在西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基礎上。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普遍規律。馬克思主義科學體系的偉大之處就在于它絕不是固步自封的教條，馬克思主義中有決定意義的東西即馬克思主義革命的辯證法，它在提出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時，從不排斥事物發展的具體過程中的多樣性和特殊性，這種多樣性與特殊性又必然是包含著事物發展的必然性和同一性。馬克思在批判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教條主義時說：“要把我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他們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9](p.342)東方社會由于其自身的社會結構特點和所處“世界歷史”的特殊環境等多種因素，可以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而直接進入社會主義。正如列寧所說：“世界歷史的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俄國是個介于文明國家和初次被這場戰爭最終卷入文明之列的整個東方各國即歐洲以外各國之間的國家，所以俄國能夠表現出而且勢必表現出某些特殊性，這些特殊性當然符合世界發展的總的路線，但卻使俄國革命有別于以前西歐各國的革命，而且這些特殊性到了東方國家又會產生某些局部的新東西。”[8](p.776)歷史的發展就是這樣的奇特，現實社會主義不是在西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首先出現，而是在東方落后的俄國首先建立，而且相繼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多是像中國這樣的東方落后國家(我們不妨稱之為現實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現實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與馬克思最初描述的理論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相比，最大的特點是建立在落后的經濟文化和東方社會結構的基礎上。現實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立之前，這些國家是典型的亞細亞社會，社會發展還處于前資本主義階段。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俄國，在19世紀“是在全國范圍內把農村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歐洲的惟一國家”[9](p.765)。“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殘存著這么多的舊制度，這些舊制度是與資本主義不相容的，是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是使生產者狀況無限地惡化的，而生產者‘不僅苦于資本主義，而且苦于資本主義不發展’”[11](p.550)。直到十月革命勝利以后，俄國仍然很落后，正如列寧所說：“問題就在于我們直到今天還沒有擺脫半亞細亞的不文明狀態”[8](p.627)。中國的起點比俄國還要低，從秦漢至清末，中國的“生產力與生產方法始終停滯在手工工廠的基礎上”，“主要的剝削形式——生產方法仍然是封建的方式”，“在全國經濟生活比重上，半封建關系仍然占著比較的優勢”。[12](p.209)直到改革開放初期，十多億人口，八億在農村，基本上還是用手工工具搞飯吃，一部分現代化工業，同大量落后于現代水平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業，同時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科學技術，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占人口四分之一的狀況，同時存在。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腐朽思想和小生產習慣勢力在社會上還有廣泛的影響。因此，理論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政治文明，現實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政治文明，即從“不夠格”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向真正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過渡的政治文明。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政治文明不是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初級階段的政治文明，而是向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過渡時期的初級階段的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屬于上層建筑，建立在社會經濟基礎之上，其發展狀況是由現實社會的經濟基礎歸根結底是由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決定的。人的發展是以物的發展為前提和基礎的。現實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雖然在指導思想和政治制度文明等方面超越了資本主義政治文明，是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政治文明，但在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上的先進性并不等于成熟性，現實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一個新生事物，政治意識文明和政治制度文明的先進性的成熟和實現必須經歷相當長的實踐和探索過程。現實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雖然從形式上超越了資本主義政治文明，但由于現實社會主義生產力水平比資本主義低得多，從物質基礎上并沒有超越資本主義政治文明。因此，從政治文明三形態論和五形態論兩個維度來衡量，從政治文明的現實基礎和發展過程來把握，現實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處于“物的依賴關系的政治文明”階段。必須指出的是，現實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雖然與資本主義政治文明同屬于“物的依賴關系的政治文明”階段，而且它比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還落后，但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以其科學的指導思想和先進的政治制度為落后國家擺脫人的依賴關系的“依附性”、超越物的依賴關系的“物役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和經濟基礎的提高和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前景，為人的全面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現實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處于不斷變化和發展中的政治文明。正如恩格斯所言：“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4](p.693)現實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先進性不僅體現為其美好發展趨勢的可能性，更重要的體現在它與現實經濟、社會基礎的適應性和良性互動之中。“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內在邏輯決定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鞏固、發展和完善不是靠自身所能完成的，它必須基于現實的經濟和社會的充分發展。”“這個社會發展的邏輯決定了無產階級只有用新型的政治形式去有效推動現實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才能使這種政治形式獲得存在和發展所需要的相應的經濟和社會基礎，并在與經濟、社會實現良性互動中獲得鞏固、發展和完善。”[13]社會主義國家建立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后，通過推進生產力的迅速發展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通過不斷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適應迅速提高的生產力發展要求，從而大力增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在生產力、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相互適應和促進的良性互動中，推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協調地發展，為向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政治文明過渡創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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