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反思論文：國內政治機制變革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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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云勝作者單位：河北工業大學
戈爾巴喬夫推行的經濟改革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蘇聯長期以來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官僚階層為了自身的利益，對改革持觀望、懷疑甚至是敵視態度，基層群眾冷淡和漠然，無疑是導致經濟改革流產的重要原因之一。為了挽救蘇聯經濟，戈爾巴喬夫認為工作重點應該放在政治體制改革上，動員廣大群眾積極參與，對于行政命令體制和官僚特權階層提出批評，形成壓力，推動改革，由此提出了“民主化和公開性”路線。戈爾巴喬夫提出“不進一步發揚各個方面和各種表現的社會主義民主，加速社會的發展便是不可思議的，也是不可能的”②。進一步提出“民主化是改革的決定性條件”③，“主要的事情是民主化。這是達到改革的目的具有決定意義的手段”④。民主化要求改變領導作風，提倡高層領導工作的透明度，拉近與群眾的距離。對于群眾來講，“社會民主化以新的方式提出了對黨、蘇維埃和經濟機關及其干部的工作進行監督的問題”?！安皇芘u和監督的某種‘禁區’正在變為過去，”“蘇聯社會不應該有不受批評的禁區，這一點也完全適用于輿論工具”⑤。以上論述可以看出，戈爾巴喬夫把民主化作為醫治蘇聯斯大林模式下的一片死氣沉沉的局面，全面推進各項改革的靈丹妙藥。但是，戈爾巴喬夫卻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蘇聯社會積弊深重，絕非一劑猛藥所能解決，反而會加速病人的滅亡。在民主化、公開性的號召下，蘇聯全社會形成了揭弊高潮，由蘇共歷史問題進而上升到改革方針路線的制定、國家道路選擇等重要的問題之上，各種爭論一擁而起。戈爾巴喬夫為了實現民主化而實施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方針，權力中心的轉移改變了蘇共在政治體制中的核心地位，由民眾直接選舉的人民代表大會以及蘇維埃成為各派勢力角逐的最高權力和攻擊蘇共的重要場所。加之蘇共領導層的分裂，戈爾巴喬夫本人在重大危機面前猶豫不決，蘇共步步退卻，領導地位徹底喪失，蘇聯最終解體。戈爾巴喬夫認識到了高度集權體制的弊端，但是自己一方面把民主理解為絕對的不受任何約束的自由，盲目輕信群眾的自發力量;另一方面，作為黨的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本人卻在黨內實行少數人的決策，大搞一言堂，自己缺乏在政治的風口浪尖勇敢果斷處理危機的信心和能力。形式上的、一哄而上的大民主只能帶來社會的混亂，給別有用心的人以可乘之機。此外，還應看到，戈爾巴喬夫未能從遏制黨內腐敗著手，倉促改進政治體制，在歷史問題嚴重困擾、腐敗特權盛行嚴重干擾情況下的蘇共，必然和其他黨派競爭時處于劣勢。民主集中制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二者相互聯系，相互促進，不可分割。但是在各國共產黨執政的歷史上，民主法制不健全，長期集中壓制了民主，黨的領袖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官僚機構臃腫、效率低下等問題長期困擾社會主義的正常生活。歷史和現實都已證明，高度專制、脫離群眾的政治體制必將被人民所遺棄。資本主義制度可以拋棄，但是其發展出的合理的人類共通的文明成果如科學、民主、自由、人權、法制等不能統統棄之不顧。中共十七大政治報告提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人民當家做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今后政治體制改革的重心就是如何實現人民當家做主。搞的“大民主”，把群眾哄起來證明只會導致內亂。蘇聯的失敗也證明此路不通。黨內民主思路的提出無疑是一大創新。中共作為唯一的執政黨，如果自身不能實現民主，社會民主從何談起。黨內民主關鍵要實現權力的合理劃分和制衡，權責一致，防止專斷獨裁現象的產生。在民主基礎上實行集中，防止黨的分裂。所以，黨內民主應大膽借鑒資本主義制度下分權、制衡、監督的形式，加強黨的監督檢查機關的作用，保證司法、檢察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加強群眾自制能力的建設，發揮輿論的監督作用，及時制止黨內消極腐敗、脫離群眾的現象的發生，防患于未然。此外，還應從解決群眾迫切關心的問題著手，加強對群眾的教育和溝通，及時疏導群眾的不滿情緒。
妥善解決意識形態理想和現實矛盾問題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前提和先導
意識形態作為一種對于理想社會的追求和改造現實社會的計劃，對于凝聚人心、激勵斗志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作為一種政治文化背景，任何一國政策的制定無不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但是意識形態作為一種追求的理想目標和現實政策，作為追求實際利益方式和手段之間有著明顯的區別。如果混淆，現實決策中混入過多的意識形態因素，必將帶來消極的影響。戈爾巴喬夫之前的蘇聯領導人中不乏決策紊亂者。赫魯曉夫提出“全面展開共產主義建設”，20年進入共產主義;勃列日涅夫提出“發達社會主義”論等等，實踐證明其空想色彩極其濃厚。戈爾巴喬夫上任伊始，繼承安德羅波夫的社會主義處于初始階段的思想，提出“發展中的社會主義”，頭腦比較清醒。但是隨著經濟改革的失敗，政治體制改革面臨重重阻力，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領導層沒有靜下心來認真反思改革出現問題的原因，反而更加急功近利、貪大冒進。政治體制改革表現為由發展中的社會主義過渡到“更新社會主義”，進而發展到“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叭说赖?、民主的社會主義”反映的重視人權、發揚民主、建設法治國家、實現族際關系平等思想無疑具有合理的成分，但是其理想色彩明顯，與現實差距巨大。民主固然是世界各國追求的目標，但是任何一種民主制度的實施都應考慮到特定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社會發展階段以及在不同政治共同體間分布的不平衡。俄羅斯的歷史文化傳統具有強烈的專制主義和集權傾向，“不僅政府是非民主的，反對者也一樣是非民主的”，“不僅俄羅斯的政府傳統是不民主的;反抗它的傳統也是不民主的”⑥。在普遍缺乏民主思維方式和心理習慣的情況下，冒然實行直接的、全面的民主化，只能使群眾成為各種政治勢力爭斗的工具。蘇聯解體后，群眾經濟生活、政治權力沒有得到絲毫的改善就是明顯的例證。蘇聯歷史發展到戈爾巴喬夫階段，應該反思前幾任領導人意識形態指導上的失誤，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加以改進。然而，戈爾巴喬夫本人身上表現出的對權力壟斷、專制的特性，使他對于蘇聯共產黨及其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徹底失去信心，認為整個蘇聯的政治體制和共產黨都成為保守勢力阻礙改革的根源，蘇聯高層領導中對指導思想的共產主義失去信心，“共產主義是一種新的宗教，是一種具體的意識形態，在其基本內容中假設和信仰起主導作用。假設過去，假設未來，相信這些概念和所有從中引申出來的東西千真萬確”⑦，更多轉向西方多元化民主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潮，各種思潮、理論應運而生。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喪失，卻沒有在蘇聯建立起一種新的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來統一人們的思想，在改革混亂和無序面前，人們更加彷徨，信仰危機加重，更易受到貌似“革命”的以葉利欽為代表的轉向全面西化的自由市場的自由主義道路———“激進民主”思想的影響。如何看待意識形態的地位與作用，成為擺在改革領導人面前的重要課題。意識形態作為改革的理論指導，必須立足于傳統文化和現實實際，既具有理想性，又具有現實可操作性。新中國建立以來相當一段時期，盲目追求共產主義的理想主義目標，急功近利，貪多圖快，適得其反，走了一段彎路。改革開放初期，為了破除改革輿論阻力，打破思維禁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為中國改革開放鳴鑼開道，“不管黑貓白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根本區別”奠定“不爭論”的基本論調。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兩個基本點的前提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膽吸收借鑒資本主義文明成果，為我所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經濟建設這種工具性需求到了一定時期必然引發人們精神上的價值性需求。生活富裕不等于生活幸福，人活著仍然具有信仰需求。共產主義所追求的目標現階段不能實現，不代表這種意識形態徹底失去吸引力。我們一方面堅持以意識形態為導向，另一方面踏踏實實做好實際工作。意識形態主導地位不能單單依靠政治高壓手段強迫人們信仰，而主要靠潛移默化滲透到人們的心中，因此民主是重新發揮意識形態指導作用的最好手段。中國政府一方面加強民主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建設，另一方面加強對民眾的民主社會化教育，掌握基本的民主參與知識和技能。特別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封建專制思想長期占主導地位的大國，民主的實行必須營造一個寬容和理性的氛圍。對于不同意見、持不同意見的人特別是從事意識形態具有理想色彩的知識分子，政府應該有博大的胸懷，有一個寬松的科研氛圍，既然講創新，難免就會有失誤，用擺事實、講道理的辦法處理學術問題。長期壓制打擊和迫害只能導致“凡是在發生社會危機、暴動和改革的年代里，知識分子特別是年輕的知識分子，都是最先走向激進的人……他們在考慮用激進的替代方式取代現行制度和信仰方面，比別人開放許多”⑧。當然，寬容并不是放縱，對于挑戰憲法和人類共同價值的意見應予以堅決抵制。既大膽又慎重，及時總結經驗教訓，穩步前進。同時，不要將太多的時間浪費于意識形態的爭論，腳踏實地，一心一意搞建設，拿出真正政績來。發展就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務。毫無疑問，發展是包括穩步有序推進人民的政治參與和民主制度建設在內的全面的發展，社會主義的生命力和活力就在于此。
努力建設民主團結的領導核心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支撐和保證
共產黨是蘇聯唯一的執政黨，也是決定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成敗的核心力量。在斯大林統治時期，黨的組織從上到下培養了一種對于領袖絕對服從甚至是盲從的風氣，黨的最高領袖獨斷專行，對待不同意見動輒采取高壓手段，黨的紀律成為獨裁的工具，錯誤得不到及時糾正，普通黨員的思想和意見得不到反映，普遍缺乏政治積極性，黨的凝聚力、戰斗力急劇下降，領袖與黨員、黨員與群眾之間的離心離德傾向越來越濃。赫魯曉夫雖然對這種弊端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但是這種高度領袖專權體制一直延續下來，而且到勃列日涅夫時期達到了頂峰。戈爾巴喬夫為了改變這種不正常的局面，重塑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地位與形象，運用民主性和公開化手段打破僵局。戈爾巴喬夫把改革的中心放在社會民主上，把推進立法機關的民主選舉放在首位。隨著權力重心由黨的政治局向最高蘇維埃的轉移，蘇共二十八大不再提蘇共是蘇聯社會的領導力量和核心力量，不再是政治制度以及國家和社會組織的核心，而是和其他群眾組織一樣成為平等競爭的一般組織;黨的指導思想把實現“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作為主要的奮斗目標，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主導地位;組織原則強調民主制。戈氏的改革無疑是對斯大林模式下蘇聯黨的不正常生活的一種反對。倉促民主導致了蘇共領導層內部對改革不同意見的爭論，最終導致分裂。戈氏對待不同意見和派別沒有采取科學、實事求是的態度，對不同意見進行引導，使之有利于改革事業和黨的統一，運用黨的紀律對破壞勢力進行堅決的斗爭，而是一味強調“自由爭論”，并且戈氏逐漸向所謂“激進民主派”靠攏，但是在葉利欽等人步步緊逼之下又一味妥協退讓，蘇聯共產黨被迫解散，蘇聯承重結構失衡，最終解體。蘇聯共產黨的垮臺、國家的解體雖然具有非常復雜的原因，但是作為蘇聯這艘巨輪航行的船長和舵手的高層領導無疑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戈氏上臺之時，矛盾重重的蘇聯舉步維艱，但仍然是機遇和挑戰并存。戈氏大膽改革，勇挑重擔的決心是值得贊揚的。戈氏勇于打破一個舊世界，卻沒有能力建設一個新世界，促進了社會的分化，卻沒有實現整合，在實踐中迷失，改革步入歧途。歷史注定戈爾巴喬夫是個悲劇式人物。中國和蘇聯都是共產黨一黨執政的國家，黨的興衰成敗決定著國家的興亡?！爸袊鰡栴}，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雹崽K聯發展演變的歷史證明了鄧小平的深邃洞察力。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以保證人民當家做主為根本，以積極推進黨內民主為突破，增強黨和國家的活力、調動人民的積極性為目標，堅持黨的團結和統一，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成為政治體制改革成功與否的關鍵。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就領導集體的建設發表講話時指出，“組成具有改革開放形象的領導班子，使人民放心”，“真正干出幾個實績，來取信于民”。新的領導機構“眼界要非常寬闊，胸襟也要非常寬闊”，“黨內無論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⑩。黨的領導集團特別是高級領導人要從制度上規范決策機制，加強集體領導原則，防止出現專斷獨裁的現象，黨內聽不到不同的聲音是最可怕的;另一方面，對待改革中出現不同意見和爭論要用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進行分析，黨內分歧和爭論通過辯論達到新的團結，依靠黨內生活準則和紀律來維持黨的團結與統一，使黨的團結不僅表現在形式上，而且表現在思想上、行動上。只有在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紀律又有自由，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局面下，集思廣益，群策群力，黨的民主才能得到并真正貫徹實施，才能做出符合實際、切實可行的決策，才能把先進理論扎實地貫徹到實際行動中去，才能切實保證黨的社會主義事業的核心領導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