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網建設模式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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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校園網預熱的2000年，度過了項目啟動的2001年，“教育領域的政府工程”--校校通曾經模糊的面貌越發清晰起來。2000年底下發的那份校校通工程實施的綱領性文件的要意足夠清晰，對項目目標與任務的描述也十分明確。當調研機構結合多年來校園網建設的經驗估計出校校通的市場規模至少也有200億，當圍繞技術架構和建設重點的爭論也有了落錘之音，it廠商邁開大步，開始在教育這個規模龐大但又利潤微薄的行業市場左沖右擊。

在2002這個校校通工程的實施年，聯想、同方、浪潮等it大企業的教育行業戰略格外清晰，一面加緊產品、宣傳方案，一面在全國各地到處簽下教育大單，似乎接下來就只等坐地收錢。

然而，要想贏利校校通絕沒有那么簡單。雖然早有紅頭文件在先，可讀遍字里行間，才發現從頭到尾也沒明確提出政府能給教育投下多少錢。中環電子這個國內百強電子企業2000年簽下陜西校校通，直到如今還被欠下墊資款，影響了業務幾千萬。看似這是教育領域的少數個案，可環顧中國各地校校通的建設模式才發現，即便是it界馳騁多年的大企業簽下了數億元的地區市場，也可能拿不到一分錢，這一切都要歸因于各地校校通看不清理還亂的資金鏈。

上海政府實力雄厚可以把項目資金大包大攬，更多的省市卻沒有能力也不愿政府一力承擔，廠商、政府、金融機構與用戶便被拴在了一條線。可無論是誰來投資、哪方收費，6個省市的校校通項目就是形不成一條無懈可擊的價值鏈。缺少了有力的政府協調、明確的政策支持、完善的信貸保證，廠商甚至不敢接單，更擔心根本收不回錢。

困擾廠商的是項目中的資金鏈條，而地區發展不平衡和經濟資源的逐利性更導致未來校校通項目潛藏著地緣差別，這則關系到國家人才培養的百年大計。凡此種種或已看清，或尚不為人注意的糾葛關系也還是困擾著校校通的復雜難題。

校校通：西瓜還是芝麻

校校通項目動輒上千萬，中環電子接下陜西教育單，卻不料欠款850萬。為了1600萬的項目，中環兩年少收入了6800萬，似乎是為了拾教育的芝麻，丟掉了更大的西瓜，實際上，因為短缺的資金鏈，中環一分都沒賺。

2000年《關于在中小學實施“校校通”工程的通知》剛一下發，天津中環電子有限公司這個連續7年都名列中國電子100強的企業以為看到了商業機會，一面是西部大開發的滾滾熱潮，再借著普教領域信息化的春風，沒費什么氣力便與陜西教委簽署了陜西省校校通項目。

雙方的合同為期兩年，學校承諾按學期付款，一個學期一付，分3到4個學期全部還清。看上去這還算筆不錯的買賣，雖然教育領域的單子賺不了大錢，可畢竟是和政府有關的項目，教委和學校又跑不了，收回成本應該不成問題。因為對這個項目滿懷信心，中環電子在陜西項目上僅僅是硬件就投入了1600萬，此外還有人員和實施的費用。

2002年9月，按照合同約定到了交付項目收回資金的時候，中環電子的老總陳鳴卻是一肚子的苦衷，投入的資金還有850萬沒有收回來，而且這還是2000年的欠款。陳鳴算了一筆帳：850萬資金，企業周轉2次就是1600萬，周轉3次就是2400萬。一個企業如果現金流正常，通常是3個月周轉一次，一年12個月就該是4次，如果有了這850萬資金，中環將多增加3400萬的年銷售收入，2年就是6800萬。現在的狀況是不僅拿不到這筆錢，還要為催款付出人力物力。

可學校不是企業，沒有多少賺錢方式，其收入也大多來自學生的學費或是向學生收取的各項雜費。2001年國務院一再發文重申，不許亂收費，尤其是不許向農民亂收費。文件一出臺，陜西教委本來計劃設備款在2年內還清的想法也落空了。

2002年年初，欠款問題有了轉機，陜西省教委會同工商、物價部門出臺了新的文件，允許各學校每學期向每個中學生收取40到60元不等的上機費。新文件的出臺讓劉鳴至少感覺踏實了，畢竟還款終于有希望了。不過到現在學校也只收上了一、兩百萬，距離850萬差得還遠。

天津中環從陜西省的校校通工程中深刻感受了一把校校通資金鏈不順暢所帶來的問題，這讓中環在以后投資校校通工程時開始變得謹慎了。吃一塹，長一智，現在雖然還能不斷看到校校通項目，可中環已經根本不敢去爭了，究其原因，“就是如果建設資金不能到位，企業擔的風險太大，不敢去”。

市場中的企業的根本目標就是贏利，同一個項目，因為怕風險，中環不敢接，可最終還是會有企業接下單，難道他們有化解風險的高招嗎？

中環的確聽說有些大的上市公司可以投大量資金，簽下框架協議。但陳鳴認為：“上市公司敢這樣做是因為他們可以到股市上去圈錢。即便是個框架式的協議或者合同，但卻可以直接影響股民對上市企業的信心，讓股價漲上去。上市公司不一定靠校校通工程的實施賺錢，卻可以靠這個贏利，也許他們給校校通工程投入1個億的設備，股市上的回報可能就是2個億、3個億。”“校校通工程有很多都快變成上市公司為了到股市上圈錢打的幌子了，我們做實體的企業現在輕易可不敢碰！”

看到了市場看不到錢

紅頭文件在先，教育信息化的事看上去也特別好辦。兩年間，學生電腦增加了200萬，即便保守估計，分餐校校通工程，廠商也能收入200億。it企業們急忙產品、宣傳方案、全國上下到處簽單，到頭來卻發現文件的字里行間沒提政府究竟能投多少錢。教育市場的光明前景究竟是it企業的海市蜃樓，亦或是廠商自己在畫餅充饑

雖然《關于在中小學實施“校校通”工程的通知》是在2000年底下發的，紅頭文件當前，教育界不敢怠慢，全面學習、加深理解。在2001年，校校通工程已經受到it界的關注，雖然各方看法略有差別，但普遍認為這是2001年信息化領域的一件大事。

不論是教育信息化也好，還是提升教學質量、加強素質教育也罷，在地方學校眼中校校通首先是中央下達的任務，因為在這份下達給“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教育廳(教委)、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教委”的《通知》中，明確規定了校校通工程的目標是：“用5-10年時間，使全國90%左右的獨立建制的中小學校能夠上網，使中小學師生都能共享網上教育資源，提高所有中小學的教育教學質量，使全體教師能普遍接受旨在提高實施素質教育水平和能力的繼續教育。”也許“教育教學質量”沒有直觀的衡量指標，但“用5-10年時間，使全國90%左右的獨立建制的中小學校能夠上網”卻是可以量化考核的。

在各地教委眼中校校通是不小的壓力，it廠商則看到了一個巨大的市場。因為要上網就要pc、服務器、網絡設備、存儲產品、網絡安全產品；而校校通的任務中還要求：“開發系列的優秀教學課件和豐富的課程資源，建設共享的中小學教育資源庫。這些資源包括：中小學主要學科的課程資源和媒體素材。”轉換成it的語言就是除了硬件還要建設網絡平臺、開發應用軟件。

雖然全國各地在校校通上的投資難以測算，但僅僅從《通知》一年來，各地中小學校pc數量的增長中，就可以看出校校通的商機。

今年6月，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助理巡視員、中小學信息技術教育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鄭增儀在談到校校通工程實施以來，中小學校園網建設和應用情況所取得的進展時透露了幾個數字。根據1999年年底的不完全統計，當時全國約有165萬臺電腦，有10萬個計算機教室，平均121名中小學生才擁有一臺計算機。截止到2001年年底，約有15579所中小學建立了校園網，全國中小學有電腦367萬臺，大約每51名中小學生擁有一臺電腦。

兩年間，全國中小學校的pc數量增長了202萬，即使按照低端pc產品的價格計算，兩年間全國的中小學校僅在pc上的投資規模就是60到80億元。根據截止目前各地制定的校校通目標，學生人數與pc的數量的比例大都定在10：1左右，這就意味僅pc一項，各地學校在幾年內還要投資數百億元。而在軟件方面，教育界的專家比較贊同軟硬件的投資比例是1：1，這至少表明軟件也還有著超過百億的投資。與這個計算方法得出的數字相比，目前普遍被接受的ccid的關于教育信息化大概有200到300億的市場調查報告似乎是低估了今后幾年中教育領域的信息化投資規模。

測算方法雖然不同，數據差距也相差巨大，但都說明校校通對it企業而言是個巨大的市場，于是it企業不約而同加快了產品、方案的研發。2002年4月，聯想了校園網電腦--啟天系列。7月，清華同方面向全國范圍內的30所重點中小學校贈送總共價值500萬元的完整版“同方園丁校校通”解決方案，并不限量發送試用版。浪潮早在其希望教育專用電腦與風帆數字教育解決方案之前，就舉辦了“浪潮電腦助學西部獻愛心”活動，向西部學校捐贈教育電腦。在熱熱鬧鬧的產品和市場宣傳之后，各大it企業的校校通工程的it大單便爭先恐后的公之于眾。

浪潮電腦先后中標杭州西湖教委、江蘇省委黨校、廣西柳州教委、山東濟南中區教委；清華同方也拿到了諸如保定市順平縣教育局和張家口炮兵指揮學院教育信息化建設招標；而聯想則是與安徽省教育廳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統包統攬了安徽省所有中小學多媒體網絡電腦教室的建設。這個創下中國it超級大單之最的項目包含聯想商用“啟天”電腦3萬余臺，聯想“萬全”高端服務器及“傳奇”教育軟件各500余套，總價值高達1.7億；10月10日，校校通領域再次傳出簽單消息，四通集團公司與四川省教育廳在成都簽訂了“四川省全省中、小學校校通項目”，有媒體對這一事件的報道的新聞標題是《四通集團奪得100億四川校校通項目大單》。

看到這些動輒上億的校校通大單，不明虛實的企業自然欣羨不已，可像天津中環電子這樣的在校校通上載過跟頭、吃了虧的廠商卻明白，不論簽下多大的單，拿不到錢校校通合同就是一張白紙，甚至連白紙都不如，因為中環就為這么一紙合同背上了850萬的欠款。

雖然中央早在2000年就下達了《關于在中小學實施“校校通”工程的通知》，調查公司也早就測算了市場規模，可算得出市場絕不等于看得到實際的投資，畢竟，在這份影響深遠的紅頭文件中，1364字的正文中關于資金的問題只有這么兩、三行：國家將對貧困地區實施校校通工程給予支持，同時，積極鼓勵社會各界以適當的方式參與校校通工程的實施，向中小學，特別是邊遠貧困地區的中小學捐贈所需設備和教育教學資源，這些地區也要以多種形式籌措資金用于工程的建設。這107個字是對全國的校校通工程資金來源的唯一說明，面對這樣的文字表述，廠商的熱情大概早就涼了一半。

看不見理還亂的資金鏈

校校通項目國家不能完全買單,于是各地政府、廠商、用戶和金融機構圍繞如何構筑完善的資金鏈展開不同嘗試。既有政府掛帥，又有市場調節，還有資本支持，看上去各地的資金鏈條條完美，細究起來卻都還隱藏著斷裂的危險

國家根本沒有明確說校校通工程是政府投資，教育領域的信息化就不會像電子政務那樣完全由政務買單，如何籌措資金完全取決于各地方政務在實施校校通上的意愿與能力。

中小學信息技術教育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鄭增儀在談到資金問題時的表述似乎更為明確一些，他表示：“全國有近60萬所中小學，基礎教育信息化，需要中央和地方共同努力，多方面、多渠道籌措資金，廣泛動員地方政府、企業等社會各方面的物質資源、人力資源和信息資源，形成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運作機制，加快發展步伐。”

主管領導指點了迷津，各地校校通工程開始在2001年陸續上馬，可教育信息化需要投入，圍繞著資金來源，全國各個省市都根據自己的經濟基礎和信息化現狀制定了相應的戰略。我們初步概括了幾種經驗和路徑，雖然并不代表當地所有學校都是如此，也不代表當地政府已經充分認可這種模式，但為閱讀和表述的方便，不妨姑且稱之為校校通的“地方模式”。

“上海模式”：政府大包大攬

有錢好辦事，上海市政府似乎根本沒有為資金問題發過愁，2002年把校校通工程列為市府實事工程之一，專門撥款10億元推進校校通。上海教育部門希望以學校的網絡設施吸引生源并向學生收取費用，這已經成了華東地區很多學校提升競爭力的一種習慣做法。上海一些學校對學生的收費大概在每月120元左右，收費不低加上學生的需求量大，利潤之豐厚自然不言而喻。財大氣粗的上海校校通建設雖然模式簡單，但卻不能適用于中國的大部分省市。一方面，上海教育的信息化家底殷實，另一方面，上海的經濟地位也是其他地區難以匹敵的。

“陜西模式”：廠商獨立承擔

天津中環電子為承建的陜西校校通項目墊付了1600萬則代表了陜西的建設模式--政府和企業雙管齊下。資金匱乏和信息化應用程度低是目前橫在陜西省校校通工程面前的兩座門檻。基于西北地區普遍的人員素質、社會環境和對金融工具的認知水平，最能被接受的資金解決方案是合作方直接墊資；此外，還可以從各地、市、區教育局那里得到一部分資金，但目前，通過政府渠道直接獲得的資金只占較小的比例。由于教育行業的資金周轉率相當緩慢，當廠商在實際進行資金回收時，情況會非常的復雜，可能會產生各種情況而導致財務費用增加。正是出于這個考慮，西安當地的一些系統集成商已經不敢輕易接校校通工程的單子。結果，雖然陜西的校校通政府不用出很多資金，但由于資金回收難以保證，反而令廠商喪失了承接項目的動力。

“海南模式”：政府策劃、企業投資、利益均沾

與陜西模式不同，海南省政府雖然也沒有大規模的資金投入，但卻調動了企業的積極性。海南省信息產業局局長馬爾強堅持認為：“靠財政投資建設校校通是個無底洞，即使政府拿出啟動資金，后續發展的資金也往往沒有著落。為了讓校校通工程具有活力，海南提出了‘政府策劃，企業投資，市場運作’的12字方針”。在海南省教育廳和海口市政府的支持和配合下，省信息產業局具體策劃并組織了校校通工程的實施，將“校校通”工程的參與者確定為四大主體：一是投資商，由上市公司海南羅牛山股份公司為主要出資方，成立信聯教育信息產業公司，注冊資金為5000萬元，負責校校通的硬件采購，校園網的所有權歸投資公司所有，學校只有使用權；二是網絡運營商，專門為這個項目成立了海南欣科軟件有限公司，負責校校通的規劃、實施、軟件開發和系統服務；三是電信運營商，負責寬帶傳輸和遠程網絡；四是教育部門，包括學校、教育局等，負責協調和收費。為了解決工程建設費用回收和后續維護資金問題，2001年年初經過研究和論證，相關部門決定向每一位享受校校通工程的學生收費，這筆資金由投資商、網絡運營商、電信運營商和教育部門按照一定的比例分成。

看起來，好象海南省政府把校校通的四大主體的利益拴在了一起，一家做不好，誰也收不到錢。顯然企業做出了很大的犧牲，網絡運營商和電信運營商需要在前期做一些艱苦的開拓工作，而一旦這四方中的任何一方發生變化，整個校校通工程都會癱瘓。事實上，整個海南的校校通工程也正是與信聯教育信息產業公司和海南欣科軟件有限公司兩家企業的命運息息相關，作為校園網的所有方，在完成初期投資后，一旦可以通過收費獲得效益，可能不愿進一步投入資金完善校園網。而學校只有網絡的使用權，不能對網絡進行完善和改建，這可能導致校校通工程服務質量的下降。

“天津模式”：財政、教委、用戶三方湊

如果說陜西的建設模式讓中環電子傷了元氣，那么在陳鳴看來，天津的校校通工程則是穩賺不賠。天津這次校校通工程資金采取了三方湊的方法，地方財政撥一部分，區教委補一部分，學校自籌一部分，資金全部到位后才立項進行招投標。中環這次在1個多億的校校通工程項目中拿下了其中的2000萬。一旦企業中標簽訂了合同，立刻先付30%的款作為啟動資金，交付驗收合格后再付款60%，余下的10%作為一年的質保金。

因為天津市校校通工程對企業來講回收資金快、風險幾乎為零，所以競爭相當激烈，一共不到3萬臺機器，竟來了100多家競爭企業，聯想、方正、金長城、同方等大廠商幾乎齊聚一堂，競爭達到白熱化。

競爭越激烈，用戶越獲益。據劉鳴介紹，“這個項目中環根本賺不到錢，我們的利潤非常低，每臺機器只有5個點。從需方來講他覺得企業賺5個點應該差不多了，其實那幾乎連我們的生產費用和維修費用都趕不上，還要做一年的后續服務。"利潤微薄，廠商還趨之若騖主要為了擴大市場占有率。

目前，用這種政府采購的方式建校校通工程在沿海和發達地區比較普遍，因為9萬元的學校自籌部分畢竟還不是太困難，而且天津這次校校通工程也沒有聽說校要向學生收取上機費用。可是在貧困地區，即便這1/3的學校自籌資金依然還是難以落實。

不說偏遠的窮困地區，僅以天津為例，在這次天津校校通工程中，一些相對貧困地區的學校在自籌資金時，出現了要求本學校教師出資的現象。可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也不該由教書育人的教師來為校校通工程買單。

“四川模式”：廠商擔保，銀行貸款

如果說政府有實力或者企業有實力才能做起校校通的話，那么“四川省全省中、小學校校通項目”就有些出人意料了，因為即便是一個大型企業，四通集團也斷然沒有100億的閑置資金投入到這樣一個回款期長、利潤率低的項目。考察“四川模式”，銀行在這個項目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國工商銀行四川省分行為這個項目解決了貸款資金。據悉，實行政府、銀行、企業三家聯合，由政府領導和協調具體的實施方案、步驟；由銀行向各建設學校提供信貸支持，由四通集團對貸款學校提供貸款擔保，并提供計算機及各建設學校網絡教室的設備安裝、系統集成和售后服務工作；各貸款學校依據《中、小學計算機上機收費許可證》向在校學生收取上機費和通訊費，用于償還銀行貸款。這樣形成一套對學校、銀行、企業、地方政府多贏的運作方式，使整體電腦教育布局速度比常規做法推進10倍，該項工程預計在3-5年內完工。若按常規做法至少需要50年。

看起來這是一件多方受益的好事情，但還是存在兩個問題。

第一，如果通過銀行貸款就需要擔保，誰來做這個擔保？肯定是投入的企業，這種擔保無疑是給企業套上了一個枷鎖。因為文件并非靈丹妙藥，可以包治百病。雖然教育廳通過工商、物價局制定了文件，允許學校向學生收費，但還有一個學生交得起交不起的問題。尤其是在西部地區，如果學生真的交不起，學校沒有錢還銀行，那么到時企業就必須得為此負責。

第二個問題是，這樣大的一個工程，有些故障可能并不是企業產品質量的問題，但客戶難免會有不太滿意的地方。如果一旦系統有了故障，學校停止向企業交費，到時企業又該如何辦？其實銀行、學校都不承擔太大的風險，風險幾乎都轉嫁到了企業身上，實施項目的金額越巨大，企業承擔的風險也就越大。

“安徽模式”：

廠商自帶資本

與四通簽下的四川校校通項目相似，聯想在今年4月10日與安徽省政府和教育廳副廳長郝運福簽定了案值達1.7億人民幣的協議，由聯想及其戰略合作伙伴安徽安聯電腦公司承建安徽省各區縣(市)510所電子教室。金融資本在這個項目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只不過四通采用了銀行資本，而聯想則看到了市場上閑置的資金。

聯想it1for1負責教育行業的副總經理丁認為，現在社會上的閑置資金很多，大家也都在尋找好的投資項目，校校通工程現在資金缺口巨大，如果能夠給予一系列好的優惠政策，有相關部門統一協調管理，那么吸引資金將很容易。為了解決安徽項目的資金問題，由聯想集團出面幫助安聯向上海遠東租賃有限公司融資1個多億，其他由安聯向銀行貸款。

這個項目中，廠商帶資1.7億進入，一直到電子教室全部建完交付使用的時候，用戶都不會向廠商付一分錢。很明顯，項目某個環節出現問題都有可能導致整個項目的失敗，一旦項目失敗，政府、學校、安聯、聯想以及提供融資的上海遠東國際租賃有限公司都要蒙受損失。

聯想和安聯一致認為，省政府的支持降低了項目的風險。“其中最關鍵的是物價部門一定要給收費政策。現在教育亂收費一向是物價部門查處的重點，如果沒有物價部門的收費政策，合理合法地收費，安聯就不敢接這個項目。”

這種方式雖然也能保證企業沒有太大的風險，卻具有很強的地域色彩。聯想上海分公司商用總監蔡琦認為這個項目“意義已經遠遠超過了項目本身，開創了實施教育信息化的新模式”，但合作方都表示只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具備了缺一不可的“四個前提”。安徽510所電子網絡教室的項目的簽約條件是帶資建設、獨立完成、不可轉包。多數it廠商有點“斗大的饅頭沒處下口”的感覺。這就要求實施方具有全系列的產品和解決方案，廣泛的合作伙伴，遍布全國的服務網絡，強大的融資能力。安聯總裁崔興柏坦言：“一般廠商很難像聯想這樣四個條件都具備”。所以“安徽模式”雖然成功了，但卻是不可復制的，因為如此規模的合作伙伴在全國范圍內也找不到幾對。

校校通難改地緣色彩

憑借著區位優勢，經濟發達地區在“計算機要從娃娃抓起”的階段就已先行一步。校校通起步一年，馬太效應愈發顯現。看似是資源配置的不平衡造成了互聯網所體現的平等原則和共享精神的背離，表象背后則是地緣差別和建設模式種種現實問題帶來的巨大差別

如果說1984年，鄧小平同志關于“計算機教育要從娃娃抓起”的指示是工業化時期信息技術教育的出發點，那么2000底下發的《關于在中小學實施“校校通”工程的通知》則是中國在網絡化的信息時代信息技術教育的又一次實質性飛躍。

從1984年到2000年的16年間，以pc為核心的信息技術教育開始進入學校課堂，進入大規模普及階段。也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經濟發達地區與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教學條件、城鄉間的教育水平開始拉大距離。經濟發達地區的學校、特別是名牌學校獲得了更多的資金用于發展電化教育，提高了教學質量，而升學率的提高又讓學校獲得了更多的教育資源。當希望工程在偏遠地區扶持條件簡陋的基礎教育時，位于發達地區的重點中學的計算機教室的質量卻可以與大學的計算機教室媲美。這是教育領域的馬太效應，雖然政府為了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在進行著不懈的努力，但市場這只看不到的手顯然更加偏向基礎更好的教育領域。

互聯網的發展彌合了地緣差別，通過網絡實現的信息共享令不同地域的不同個體可以以幾乎相同的成本獲得同樣的信息和服務。

但目前校校通工程的建設卻帶有明顯的地緣色彩，由于各地經濟基礎不同、教育水平各異，以各省為主導的校校通雖然起步在時間上差別不大，但成效卻各不相同。如果說由于資金問題和建設模式所導致的各省在進度上的差距是一個方面，校校通的應用效果的差別則是一個更應受到關注的問題。這一點在軟件平臺和應用系統上體現得更加明顯。

東部地區的網絡應用和網絡教學比中西部發展要早，積累了更多的經驗，在以各省為主導建設校校通的大背景下，先進地區的優勢很難傳導給發展相對較晚的地區。在不同的區域都建設了獨立的應用平臺的情況下，用戶實現的也只是區域間的資源共享。當北京等信息教育技術發達地區的學生可以免費享受高質量的教學服務時，陜西、四川等地的學生卻可能還在為質量不那么高的教育內容支付不低的費用。顯然，這樣的結果與互聯網所體現的平等原則和共享精神發生了背離。如果說理論的推導缺乏現實意義，那么下面的數據則會讓正在到處奔走、尋找校校通項目資金的地方教育機構感到心理不那么平衡。

根據報道，北京地區普教領域起步較早的網絡教育機構--四中網校和北大附中網校都已經實現了千萬級人民幣的贏利。也許這讓一些地區的校校通工程看到了收回資金的希望。但回過頭來是看看自己的家底，全國范圍內具有如此優秀的教育資源和品牌積累的學校屈指可數。而與這些高水平的網絡教學平臺和教育支持平臺相比，各個地區校校通的軟件平臺無論差異多大，也不過是水平并不很高的重復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