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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承諾到2007年在全國農村實行免費義務教育。2005年教育事業費增量主要用于農村,中央財政將安排13億元、地方財政安排28.1億元,對592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約1400萬名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家庭貧困中小學生全部免費提供教科書,免收雜費,逐步對寄宿生補助生活費。這是令人鼓舞的。但這只是剛剛開始,還有很多事做,要做的事還異常艱巨。
1.在公共支出排序中教育投入應放在第一位。要改變“窮國辦大教育”的認識與政策誤區,轉變認識和公共政策思路。公共決策者不能以“窮”作為借口或“擋箭牌”搪塞、推卸義務教育責任。比較而言,與我們同處在一個經濟發展水平、一個貧富程度的許多國家,甚至比我們更窮的國家,教育投入都比我們高。何況,我們也沒有完成已經立法或通過發展綱要確定的教育投入目標,還有一大截的距離。相對于滿足公共需要而言,政府經費永遠是不足的,即使是發達國家也存在財政困難,問題是如何取舍、如何排序,錢是不是花在最需要的地方。值得深刻反思和認識的是,我們早就提出來了“再窮不能窮教育”的口號,但它不能只是停留在“口號”的層面上。“再窮不能窮教育”的政策含義是,在公共投入的排序中,教育要排在第一位,即使是“砸鍋賣鐵”,也要辦教育。因為政府沒有很好地履行義務教育責任,迫使很多家庭“砸鍋賣鐵”、東挪西借供孩子上學。政府應該兌現承諾,真正把這副擔子從家庭的肩上接過來。義務教育的“義務”,首先是政府的義務,然后才是家庭和社會的責任。
2.明確各級政府責任定位,義務教育投資應該由中央和省級財政統籌解決。從國際經驗看,義務教育公共投資主體的重心都在高層政府,而不是低層政府。雖然各國財政體制的集中與分散程度不同,但大部分國家的義務教育公共投資基本是集中的或相對集中的,投資主體或是中央或高層地方政府。中國更需要由高層政府負擔義務教育投資,要改變目前“以縣為主”的投資體制。教育“主管”不一定是教育“投資負擔主體”。一是,中國的政府層次是世界上最多的,由“五級半”組成,“龍多四靠”,上級政府處于強勢地位,容易把責任推給下級政府。長期以來,尤其是1994年稅制確立以后,“財權上移、事權下移”的傾向日益嚴重,縣鄉級的“財權”遠遠小于它的“事權”,目前國家財政總收入中中央占有了51%,縣鄉兩級只占20%左右,義務教育狀況是這個問題的集中反映。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調查,全國義務教育中,中央財政負擔2%,省地財政負擔11%,縣財政負擔9%,鄉鎮財政負擔78%。很多農村縣鄉為實現九年義務教育達標而債臺高筑,農民負擔沉重。二是,區域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非常不平衡,不僅是省際之間不平衡,一個省區內的區域差距也非常嚴重,前者之間的差距需要中央政府平衡,后者之間的差距需要省級政府平衡,地市級以下的政府不具備這個平衡能力。發達地區的義務教育投資可以以省級政府為主體,落后地區以中央政府為投資主體。
3.調整義務教育、中等教育、大學教育的投資比例,首先保證義務教育投入。認真普及初等教育、擴張中等教育,減少高等教育的投入。教育投資的社會回報中,初等教育回報最大,高等教育回報最小。尤其在欠發達國家,初等教育的社會收益率更高。據估計,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的社會收益率,世界平均水平是20.0、13.5、10.7,低收入國家是23.4、15.2、10.6。私人收益率,也是初等教育最高。世界銀行指出,表現良好的東亞國家將有限的教育資源集中投入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而不是高等教育。韓國是最典型的例子,在高等教育、中學、小學三個階段每個學生政府投入的比例是1:2:2.5,初等教育政府投入的比例最高,2/3以上集中于中小學教育。中國卻是相反,這個比例是10:2:1,與其他國家相比是很高的,大部分公共教育資源投入到高等教育上,是初等教育的10倍、中等教育的5倍。美國的這個比例是1.2:1.25:1,中等教育政府投入的比例最高。中小學教育的目的就是要為進一步學習打下基礎,沒有這個基礎其他教育就沒有辦法進行,如專業培訓、職業培訓等。
4.在城鄉之間的選擇上,首先保證農村貧困地區的義務教育投入。義務教育的一個基本目標是提供公共產品,保證受教育的機會均等,因此義務教育的基本思路而不能停留在“有錢才辦義務教育,錢多多辦,錢少少辦”的層面,應該是“扶貧幫困”,首先要保證貧困地區、貧困家庭孩子上學的問題。2005年的兩會上有人大代表提出要實行12年義務教育。從現在整個的經濟狀況和實際需要看,這是一個很有見地、切實可行的議案。最近有人對12年義務教育的動議提出反對意見,說9年義務教育還沒有搞好,如何搞12年,會更加加劇不公平。從社會公平、縮小差距的角度看,應該實行12年義務教育,但首先不是在富裕地區,也不是一刀切,而是首先在貧困地區推行12年義務教育,把它作為扶貧開發、解決農村貧困的治本之策來研究。
5.保證農村貧困地區女孩子完成完整的義務教育。女性受教育程度的高低與整個社會人力資本呈正相關。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嬰兒死亡率、孕產婦死亡率和生育率越低。母親一代受教育程度高,子女一代的健康素質和文化素質相應就高。一個家庭中,母親的狀況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家庭的命運,也影響了后代的命運。幫助了母親,就幫助了家庭,幫助了后代。因此,保證女性完成義務教育對于整個社會的和諧、長遠發展意義重大。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使她們積極參加社會工作,理性選擇生育數量,提高哺育、教育孩子的質量。與中國同處于東方文化圈中的日本、韓國的發達與女性較高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養是分不開的。但是,在中國的貧困農村地區,重男輕女思想嚴重,女性文盲遠遠高于男性文盲。根據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中國6歲以上文盲人口中,男性為27.68%,女性為72.32%,農村的情況更嚴重些。這對整個人口素質的提高極為不利。最低應該保證農村的女孩子受到完整的義務教育,這對于縮小城鄉差距的意義是綿長久遠的。孟加拉國的經驗值得重視,他們是對八年級以下的女學生享受免費義務教育,優先解決女童的失學問題。
6.要下大力氣解決農村的師資問題。師資短缺是目前農村義務教育存在的一個瓶頸。目前我國農村教育面臨師資匱乏的窘境,由于條件艱苦,大學生畢業后不愿到農村當教師,農村的教師往縣城流,縣城的師資往市里流,市里的師資往省會城市流,西部城市的師資往東部沿海流。越往上面,教師越多,優秀教師也越多,有的地方甚至教師超編;越往基層,教師越緊缺,合格教師越少。一些貧窮地區的校舍是當地最好的建筑,但因為留不住老師,教育系統派不出老師,學生都走了,校舍也變成了羊圈。要真正解決農村學校缺乏教師尤其是優秀師資的問題,重要的是要依靠政策和制度,更大幅度地提高農村教師的物質待遇、業務出路和社會地位。要創造足夠好的條件,吸引優秀人才到農村教書育人,讓農村教師熱愛本職工作,安心本職工作。
7.切實解決農民工子女上學問題非常緊迫。目前每年全國有1.3億農民工進城務工。農民工子女中適齡學童,或者留在家鄉成為“留守族”,據不完全統計“留守族”已達7000萬左右;或者進城成為“遷移族”,舉家在外務工的勞動力2430萬人,隨同父母進入城市的6至14歲義務教育階段適齡兒童約有643萬人。義務教育體制中出現了一個十分尷尬的“真空地帶”——“留守族”無人照管,城里的公辦學校閉著大門或收費過高,打工者無奈在他們聚居的城鄉結合部辦起的所謂“打工子弟學校”又“非法”而且質量不高。據統計這些極其簡陋、收費低、質量不高的學校吸收了一多半的打工子弟。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暴露了城鄉分割的義務教育體制的嚴重缺陷。如何解決農民工子女入學問題對政府是一個嚴峻的考驗,政府有責任、有義務來解決農民工的子女教育問題,而且是一個十分緊迫的問題。中央政府和當地的地方政府應該協調共同解決。
二、能否解決農村義務教育投入不足的問題?
從國際義務教育發展的歷程看,德國、英國、法國、日本等都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實施義務教育制度的,不僅是普通教育,還包括18歲之前的職業義務教育,困難家庭的生活補貼、學習用品、交通補助等。德國、日本兩國在二戰以后的經濟情況是處于絕對的貧困,英國、法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經濟實力也遠稱不上富裕。中國目前人均收入已經超過了1000美元,已經具備了“以工哺農”的能力。雖然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農民人口比重較大,但在這個背景下加大對農村基礎教育的投入具有足夠的經濟基礎。
從實際需要看,對于農村全部免費教育義務到底需要多少錢,有不同的估計。(1)2004年1月,農業部軟科學委員會歷時一年半的一份調查結果顯示,要想實現農村義務教育的全部免費制,每個縣須增加投入的教育經費底限為4300萬/年。如果全國有2/3的縣要由中央和省級財政來支付,大致推算政府從一開始要增加的財政投入為688億元左右。(2)林毅夫測算,農村義務教育支出中最重要的是教師工資的費用。中國農村的小學教師有380萬人,如果中央政府能夠保證這些教師每月500元的收入(在中西部地區基本能夠穩定小學教師隊伍,在東部發達地區可能不夠,需要東部發達地區的政府再補貼一點),需要經費228億人民幣。全國農村地區的中學教師有223萬人,如果中央政府財政保證每月800元的收入,總的費用是218億人民幣。中小學教師工資加起來是每年446億人民幣。(3)傅光明估計的是農村小學義務教育,農村小學教師需要工資約364億元,全免農村小學學雜費需要163億元,兩項合計約527億元。(4)周天勇測算,農村義務教育經費需要4000億元。2003年全國城市義務教育生均財政支出為3500元左右,8億農村人口估計25%為義務教育階段的人口,即2億,要達到城市義務教育水平,則需7000億元;每人按照低標準2000元計算,需要4000億元。
從政府財力來看,我們有沒有能力解決農村義務教育。最近幾年的稅收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長。2004年財政收入為26355.88億元,比上年增長4640.63億元,增長21.4%。1993年分稅制改革前每年增收為200億—300億元;1994年至1999年每年增收為1000多億元;2000年至2003年每年增收為2000億—3000億元。2004年增收超過了4000億元,按這一增長勢頭,2005年財政收入預計達到3萬億元左右。
近幾年公款吃喝、公車、公款旅游、公款賭博等每年1萬多億元。以2004年的數據估計,全國公款吃喝3700億元,公車消費3986億元,公款出境旅游2400億元(300億美元),公款賭資外流2000億元,僅這幾項開支合計就是12086億元。2003年行政事業經費支出為4691億元,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19%,美國、英國、德國、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幾個國家行政管理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不超過10%,如果我們能夠降低5個百分點,就是1232億元。這些浪費、腐敗消耗的財政資金,如果我們能夠節約出一半來,就能夠辦出像現在城市義務教育一樣水準的農村義務教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