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發展農村人力資源管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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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國際貿易模式變化和農村教育回報；農村人口受教育水平上升以及存在的問題等進行講述，包括了改革開放初期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貿易開放為從農業中解放出來的農村勞動力發展帶來了契機、貿易擴大了不同勞動力之間的收入差距、人口遷徙入城務工子女受教育的影響則較復雜等，具體資料請見：

摘要：本文從國際貿易模式的變化出發,結合其對我國勞動力收入差距的影響,分析了貿易與城鄉收入差距變化之間的關系和由此帶來的農村人力資源開發問題,并就解決農村人力資源開發的問題提出了政策建議。

關鍵詞:貿易發展;人力資源;教育回報

中國30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經濟的穩定快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目共睹。但不容忽視的是我國城鄉收入差距雖然在八十年代中期有所縮小,卻在此后的20年中不斷拉大。更應發人深思的是我國的貧困人口雖然從3億下降到3千萬,但其下降速度在進入21世紀以后愈加趨緩,甚至在2004年出現了脫貧人口返貧導致的貧困人口數目反彈的現象。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國的經濟發展與其并存的問題都與迅速擴大并不斷變化的國際貿易息息相關。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前,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南北”貿易,主要集中于傳統的產業間貿易:發達國家出口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產品(如汽車和機器設備)交換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如衣服和鞋類)。根據國際貿易理論中傳統的Heckscher-Ohlin模型,這種貿易方式會使加入世界貿易體系的中國更集中生產密集使用其豐裕要素(勞動力,尤其是低技術勞動力)的產品,從而提高這些要素在國內的相對收入。但是,新型貿易方式“外包”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盛行,發達國家為避開關稅、非關稅貿易壁壘和運輸成本,以及受發展中國家的自然資源、低價格勞動力、新興市場和各種稅收和其他政策優惠的吸引,將其制成品生產的部分工序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由此引發了大量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的進出口。中國優惠而穩定的政策,巨大的勞動力資源和市場對各國投資形成了巨大磁場。跨國公司的進入提高了對于我國勞動力資源的需求,如同傳統貿易方式帶來的結果一如既往地為保障和提高廣大勞動者的收入做出了貢獻。然而,跨國公司通常擁有領先于我國企業原有的生產技術和管理水平。因此他們的進入和“外包”的方式雖然帶來了大量貿易,但同時也提高了勞動力市場上對我國高教育和高技術勞動力的需求,從而降低了我國廣大低技術勞動力的相對收入和生活水平。

不難看出,日益擴大和不斷變化的國際貿易與我國的“減貧”工作、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和提高農村人口受教育水平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那么貿易引發的收入增加和教育回報對提高農村人口教育會產生如何影響?貿易加速了農業人口轉移到制造業和服務業的進程,而這種遷徙在城鎮和農村中同時帶來了棘手的入城務工人員子女教育的問題。這些問題對于提高農村人口收入和長期發展又會帶來怎樣的機遇和挑戰?下文將從分析貿易對農村教育回報的影響和我國農村和城鎮教育的現狀入手,分析經濟發展和貿易模式變化對農村人口結構變化產生的影響,并嘗試對提高農村人力資源提出政策建議。

一、國際貿易模式變化和農村教育回報

改革開放初期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貿易開放為從農業中解放出來的農村勞動力發展帶來了契機。他們紛紛進入城鎮,由農民變為生產工人,在技術含量較低的生產過程中進行簡單重復的工作,從而賺得比在農村農業生產更高的工資。然而,在過去的近二十年間,技術、制度和市場環境的變化把經濟全球化推向一個新的臺階,“外包”盛行:同一產品的不同生產環節或工序被分割,并根據各環節所需稟賦特點分布到不同國家。在貿易方面,外包模式帶來了中間品貿易快速增長,同時使南北貿易重新變得重要,而發展中國家更多地參與到機械、電子等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的生產環節中。這些環節在發達國家屬于低技術勞動密集型,但由于發展中國家的技術相對落后,跟隨跨國企業進入發展中國家的這些生產環節在當地則相對成為技術密集型生產。更重要的是,由于生產技術在發達國家不斷更新,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生產環節的技術水平也隨之提高,因此對于跨國公司所在的發展中國家雇員的教育和技術水平的需求也越來越高。

如同眾多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在融入全球化的同時也成為了世界生產鏈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圖1描述了十多年來中國出口結構的變化趨勢,其中初級產品的比重從八十年代末接近40%下降到2004年的不到10%。在制成品貿易結構方面,從九十年代初開始,中國成為玩具和服裝等低技術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全球生產和出口基地。在最近的十多年間,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整合資源,把許多高端的產品生產過程中密集運用勞動力資源的環節轉移到了中國。典型的例子包括Dell把全亞洲市場的個人和商用電腦裝配設立在廈門的生產基地,以及Nokia在蘇州啟動了旨在服務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歐洲和北美市場的全球第二個3G網絡產品生產基地。技術密集產品中組裝等勞動密集型工序的轉移使中國進口大量的高技術含量中間品,同時由于成品服務于海外市場,中國成為組裝加工后的成品或半成品的出口基地,由此出口品中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比例迅速增加。

分工和貿易結構變化對國內要素產生了收入分配效應。盡管從國家整體來看,分工深化和貿易擴張通常會提高各參與國的福利,但對于不同要素收入的影響卻不盡相同。

首先,貿易提高了國內豐裕要素——勞動力的收入。在資本積累加速和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同時,貿易促進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近十年來電子加工產業等的迅速發展。出口部門從農業人口中吸收大量的剩余勞動力:由于在中國長期存在二元的經濟結構,大量的閑置勞動力滯留在農村,所以提高勞動力要素收入更多地表現在貿易加速了農村勞動力向工業和服務業的轉移。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05年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超過1.25億人,比上年增長了6.4%,而以往各個年份的增長比例大多還高于這一數值。盡管缺乏精確的估計,但是從二十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結構來看,貿易在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發揮著顯著的作用。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無疑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貿易發展,從貿易模式來看加工貿易增長最快:《海關統計年鑒》數據顯示,加工貿易在貿易總額中所占比例從20世紀90年代起不斷上升,并逐漸超過一般貿易。2004年加工貿易占貿易總額的比例達55.24%。從出口產品結構來看,勞動密集型產品一直占據著很高的比例①,而近十年迅速增長的資本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更多只是中國出口了其中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產出的中間品。因此,中國仍在對世界持續輸出大量的勞動力,尤其是出自農村的剩余勞動力。

其次,貿易擴大了不同勞動力之間的收入差距。其一是制造業與農林牧漁業就業人員收入差距的迅速拉大(見圖2)。由于農產品貿易WTO談判進展緩慢,發達國家對農產品的實際保護仍然非常高,因此中國農民通過出口勞動密集型農產品的獲益相對較小。與此同時,對外貿易和外商投資加快了中國制造企業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的速度,而農業的技術進步卻相當緩慢,部門間技術進步的差異擴大了就業人員的收入差距。其二,外包生產模式導致制造業中不同技能的勞動者之間收入差距擴大。Feenstra和Hanson從勞動市場需求變化角度論證了外包模式會擴大發展中國家不同技能勞動者的回報差距[1]。Acemoglu從技術進步角度闡明國際貿易會引發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進步偏向,使得只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有能力使用貿易和國際化生產帶來的電腦等信息技術工具;由此,高技能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提高更快,從而回報增加也就越快。[2]

通常,勞動者的受教育水平跟技能高度正相關,因此貿易會擴大我國不同教育水平勞動力的收入差距。Zhang等的實證研究表明過去的十多年間中國勞動力市場上教育的回報不斷增加。

貿易的分配效益帶來了以下啟示:提高教育是農村人口脫離貧困以及在長期中提高收入的關鍵因素。其一由于貿易擴大了制造業與農業間收入差距,農村家庭收入中來自打工工資的比例越來越高,而教育對于農村勞動力是否能從農業轉移到制造業起著重要的影響。其二由于貿易提高教育回報,所以教育就成為影響打工者未來收入增加和職業發展的關鍵因素。

二、農村人口受教育水平上升以及存在的問題

鑒于中國龐大的農村人口基數以及農村人口在城市化建設中角色轉變的重要性,農村人口包括伴隨父母來到城市中的學齡少年受教育問題將成為今后三十年中國教育事業中最為重要的部分之一。其影響不僅涉及到農村人口脫貧,同時也是中國經濟持續增加和結構優化,以及諸多社會問題的得以解決或是緩和的保證。

中國農村人口的教育結構在過去十五年迅速提高。農村人口受教育水平提升是國家積極的教育政策以及國際貿易等因素帶來的農村家庭收入提高等非政策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國際貿易主要通過以下兩個途徑影響農村人口教育:提高農村家庭收入從而為家庭教育投資奠定基礎和加速農村人口流動到城鎮中就業而獲得更好的受教育機會。

收入提高對教育的影響相對比較簡單:教育作為一種奢侈品,其收入彈性大于1。考慮到中國目前教育經費來源結構,收入提高對于農村家庭孩子接受教育有相當大的積極意義。盡管教育(尤其是基礎教育)在一定意義上屬于公共品,理應由政府來負擔,但中國目前情況使政府財政支出尚不足覆蓋義務教育開支。因此,教育花費對于農村家庭來說是一筆重大開支。《2005年中國居民生活質量指數研究報告》顯示,教育花費占農村家庭收入的32.6%,而在城市和小城鎮家庭中這一指數分別為25.9%和23.3%。因此,即使沒有人口遷徙,貿易帶來的農村家庭收入快速提高對于降低農村兒童輟學率以及幫助農村青少年進一步接受高等教育都有積極意義。

人口遷徙入城務工子女受教育的影響則較復雜。首先分析其積極方面:若把打工家庭分為舉家外出和父母外出子女留守兩類,遷徙入城家庭的孩子受到教育的平均數量和質量無疑高很多。城市學校軟硬件設施都比農村高,當城市小學在三四年級就開始英語和計算機教育時,大部分農村孩子還只是從圖片上見過電腦。同時,生活環境的改變,包括普通話推行、老師及同學傳播的信息和思維習慣等,入城家庭的孩子會比一直生活在農村的孩子在后期更容易融入現代經濟生活節奏中。最后,入城家庭及其子女自覺和自發受教育的意識會因為周圍環境的影響在無形中提高:入城家庭能真切感受到知識差距帶來的物質收入差距,而這種激勵比在電視上看一百遍“知識就是力量”的公益廣告更為真切。

盡管農村受教育在不斷改善,但目前仍存在比較嚴重的問題。首先是教育經費投入不足和投入結構不合理:2004年我國用于教育的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為2.8%,遠低于世界平均比例4.4%①;同時,經費支出中用于義務教育的比例太低,2001年此比例僅占全國教育經費的47%②,遠低于包括諸如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該比例③;最后,經費在城鄉之間的分配也有較大差異。

按照當前的體制安排,教育投入由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按比例分擔,農村基礎教育很大部分由縣或鄉鎮政府負擔費用。對于中西部落后地區的縣政府本身財稅收入較低,地方政府提高基礎教育便必然遇到資金硬約束。加上教育投入的回報期長,地方政府對此的關注和積極性自然會遠低于GDP、產業結構或是財稅收入。因此,2001年農村稅費改革以前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其實由農村家庭負擔了很大比例。根據統計數據①,歷年農村家庭直接負擔的義務教育投入都超過了農村義務教育總投資的30%。由于農村家庭大多不止一個孩子,教育帶給普通農村家庭的經濟壓力就愈發明顯。

農村教育的第二個問題是地區間教育不平衡,東部發達地區的農村教育投入和成效要遠高于中西部地區。根據各地區農村居民勞動力文化狀況這一指標,2005年在東部大城市北京和上海的農村勞動力中大專以上比例超過了7%,其中北京農村勞動力中小學或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不到8%。而在最為落后的五個中西部省份貴州、云南、西藏、青海和寧夏,大專以上的比例無一超過0.6%,而小學或文盲的比例卻都大于50%。

這種不平衡一方面來自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均衡引發的家庭收入增長不等,進而對教育投資產生不均等影響;另一方面各級政府對教育投入的分擔機制加劇了地區間教育差距。1994年實行分稅制后,中央財力明顯加強,地方財政收入則相應被削弱。財政收入中,中央財政所占比例由1993年的22%上升至54.6%。而地方部分,省級財政占了總財政收入的30%左右,縣財政只有10%左右。但教育經費的承擔比例則剛好反過來,以2004年為例,中央級教育支出只占預算內教育撥款的7.43%,大部分由各地縣政府來承擔。這種財權和事權上的錯位使農村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各地縣政府的財政收入,無疑經濟發展較好的東部省份的財政收入從而教育投入要高得多。經濟發展差異與教育不均衡互為因果,如果缺乏政策性的引導很難打破這一循環。

第三點是人口遷徙帶來的一些負面影響。盡管總體來說,目前城市中務工族子女受教育的條件相比農村有很大提高,但是該群體所需的平等受教育機會問題也不容忽視。城市公立學校對非本地戶口兒童的收費歧視現象較為突出。以北京2005年為例,流動人口子女進公立小學和中學就讀都需比當地兒童多繳納兩項費用:2000—5000元的一次性贊助費以及每學期大約600元的借讀費。收入本就處于城市底層的入城打工者面臨這樣的經濟壓力使得相當大比例的務工族子女只能就讀于打工子弟學校或將孩子留在家鄉。打工子弟學校處于教育邊緣,條件比公立學校差,并且從制度、資源和人員配置上都很不穩定。值得欣慰的是,這一情況在東部很多城市,尤其是工業聚集的地區得到了很大緩減。根據我們在廣東順德和江蘇常州等地的走訪了解,大部分工業聚集地都為職工開設幾乎不收費的員工子女學校(集中在小學和學前教育)或是對職工子女上本地公立學校提供資助,很大程度上緩減外來子女上學給務工人員的經濟壓力。

除了舉家外出戶,還有很大比例的務工人員子女由于經濟原因、戶口制度以及各省份間教育考試制度的割裂而留在農村。根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統計,當年不能與父母外出同行的農村兒童比例高達56.17%,全國6—16歲的農村留守兒童人數已達到2000萬人。對于這一群體,除了父母收入增加可以帶來對教育投入的增加,貿易帶來的更多是負面影響。首先,孩子在中小學甚至是學前階段由于父母長期在外,大都由年紀較大、文化背景更差的爺爺奶奶或是親戚朋友照顧,因此很難對這些孩子進行良好學習習慣和健康的性格和人生觀的教育和培養。此外,家庭間長期缺乏親子交流帶來的社會問題也不可忽視。

三、結論和政策建議

國際貿易發展和全球經濟融合是時代的趨勢和特征,這一經濟背景給中國農村發展帶來了很多機遇和挑戰:貿易發展加快了農村人口向制造業的轉移,提高了轉移人口的收入;同時,當代貿易模式提高了教育回報,考慮到教育水平同樣是農村人口轉移到制造業的重要因素,因此農村教育問題成為農村人口收入提高和長期發展的關鍵。國際貿易是對農村人口受教育最重要的非政策影響因素之一,收入效應和人口遷徙效應提高農村人口受教育水平,然而同時也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在對貿易究竟如何影響農村孩子受教育,以及如何通過政策來減少其負面效應做出最終判斷前,我們在農村人口受教育的現狀基礎上對發展趨勢做出判斷。首先,經濟和貿易結構的發展會使得教育回報率上升,使教育成為農村人口長期減貧的關鍵。其次,由于政策對農業人口的一些傾斜,在短期內農業人口向外遷徙的速度會放緩。然而從長期來看,大比例的農村人口脫離農業是經濟發展的必然過程,同時人口遷徙中舉家遷徙的比例也會不斷增加,子女跟隨父母到城鎮讀書的比例隨之增加。最后,隨著新農村運動的開展,國家承諾在不久的將來完全免除農村義務教育的學雜費并改善農村教育環境,因此城市與農村教育的落差會在一定程度上減小。

結合上述趨勢判斷,我們給出以下參考性的政策建議。從短期來看,重點在于從政策方面完善教育經費和收入的來源結構,加大中央財政對于農村尤其是落后地區農村義務教育的支持,保證義務教育在全國范圍落實。然而從長遠來看,農村人口分布相對分散,并且計劃生育使得各地區學齡兒童的數目相對較少,因此農村學校的平均就讀人數相比城市中的學校要少得多,而且還將繼續減少。而教育投入存在較大的初始成本,在農村學校中每個人頭上的花費會相對較大,按照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很難有財力把所有農村學校的教育水平提高到接近城市中教育的水平。可預期在未來的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里,城市中打工子女受教育會成為農村人口下一代教育問題的重點。盡管可能執行起來并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是就這一問題我們仍然提出兩點建議:第一,減少乃至消除城市中學校對孩子上學收費等的戶口歧視,公平對待所有的入學兒童,甚至可能對貧困家庭提供適當的教育補助。第二,政府提供補助性質的精神文化教育(比如社區活動等),豐富這些缺少關注的群體的精神生活。并且,這些公眾教育中應該包括對家庭教育者也就是父母的教育意識培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