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三農問題和糧食問題關聯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我國的三農問題和糧食問題關聯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從國民產值中第二產業所占比例來看,我國已經基本進入工業化中期,但2006年底我國的城鎮化率僅為43.9%[1]。在城鄉差距、地區差距不斷擴大的時候,三農問題是建設和諧社會必須解決的重要課題,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視,進入21世紀以來,中央連續4年(2004-2007)以1號文件規劃三農問題,與20世紀80年代(1982-1986)的5個1號文件相比,前期的5個中央1號文件核心是農村工作、農村經濟,而新世紀的4個中央1號文件則是以農民問題為核心,同樣是三農工作,但重心不同,這表明,新的中央領導班子切實以人為本,把農民問題作為三農工作的核心。

當三農問題在國民經濟中成為經濟發展、社會和諧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時,有些學者把三農問題與糧食問題混為一談,或等同于糧食問題,認為解決三農問題必須首先解決糧食問題,或者說解決了糧食問題也就解決了農民問題。這種觀點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不正確的。

一、糧食生產不會成為威脅國家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嚴重問題

國際上和國內都有學者認為中國未來將有糧食安全問題。1994年9月,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萊斯特·布朗在《世界觀察》雜志(1994年第9-10期)發表了《誰來養活中國》的文章。該文認為中國的高速工業化導致農田減少、水資源短缺,糧食生產面臨著嚴重的資源約束,同時,中國人口增長太快,對糧食需求增長迅速,糧食供給將進一步緊張。而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如果中國生產的糧食不能滿足自己的需求,那么世界的糧食供應就會緊張,甚至全世界的糧食都不能滿足中國的需求。國內的一些學者引以為據,不斷呼吁國家重視糧食安全問題,增加國家糧食儲備,以保護價等行政手段來干預糧食市場等等。

1.耕地保護制度和生物技術進步因素能夠保障國內糧食需求

中國的工業化、城鎮化的推進必然會占用一部分耕地,同時會造成水資源的短缺,耕地的減少、水資源的緊張,對糧食生產構成了硬約束,但不會導致嚴重的糧食問題。中央政府對中國人多地少的國情有充分認識,實行了最嚴格的耕地保護政策,最大限度地減少工業化過程中不必要地占用農田。在這一基礎上,土地和生產資料等糧食生產要素在一定范圍內有相互替代作用,使糧食生產潛力能夠基本滿足國內的需求。同其他經濟產品的生產一樣,糧食生產是多要素共同決定的。中國工業化、城市化占用了相當數量耕地的同時,生物技術取得了巨大的進步,而生物技術對土地有替代作用[2]221,因為生物技術的進步可以提高單位耕地面積內的糧食生產率。在中國可耕地減少的情況下,糧食生產從外延型向集約型轉變,是各種資源價格變化引起的資源的重新配置的結果。事實上,在《誰來養活中國》問題引起關注后,中國的糧食問題不是嚴峻了,而是緩解了。作為傳統的糧食凈進口國,中國21世紀初一度成為小麥凈出口國。同時,為了緩解谷賤傷農,強制性地減少供給,中國還在1999年開始了退耕還林還草還湖的試點,并于2002年全面啟動。2003年-2006年我國糧食連續4年增產,夏糧達到11381萬噸[1],超過當年的消費需求。經國務院批準,從2006年8月20日起,對經鐵路運輸的全部出口糧食全額免收鐵路建設基金,鼓勵出口。而且中國還從糧食受援國變成了援助國。以上的舉措從多方面表明,中國的糧食供應不是變緊張了,而是緩解了。

同時,經濟的迅速發展,使興修水利、加大農業投資成為可能,而且化肥、農藥等農業生產資料的供給有了更大的保障。從糧食生產的約束條件來看,中國工業化進程中面臨著耕地、水資源減少等資源約束趨緊的局面,其中最嚴重的就是環境惡化、水資源短缺問題。但中國地域遼闊,地球環境的變化也可能會給中國帶來積極影響,如近年來中國北方進入豐水期,這將有利于遏制草原的沙漠化,同時,中國可以通過國內的水利工程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如南水北調工程。隨著人口增加導致的糧食需求增加,供給進一步偏緊,價格上漲,那么生產者可以加大農業生產資料的投入,提高單產是可能的,糧食供求可以在新的價格基礎上實現均衡,這是價格對資源的配置作用。

忽視技術的進步因素和價格對資源的優化配置,從而得出糧食緊張的結論是片面的、靜態的。按照目前總和生育率1.8預測,2010年和2020年,中國人口總量將分別達到13.7億和14.6億;人口總量高峰將出現在2033年前后,達15億左右。2005年末,人口總數略超13億,自然增長率為5.89‰[3],假設人口以此速度增加至2033年達到最高峰,并要求相應的糧食增加速度,從近年的平均糧食增產速度來看,是完全有可能達到的。實際上,根據人口轉變理論和現代生育微觀經濟理論[2]119-122,中國人口增長率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將降低,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將逐步降低;并且,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轉變,飲食結構也會隨之發生變化,如疏菜、各種蛋白質食品等將增加,直接食用糧食的收入需求彈性系數可能會降低,對糧食需求的增加速度可能會低于人口的增加速度,對糧食的需求可能會較人口提前出現下降。實際上,中國是有能力生產供國內消費的糧食的,即潛在的供給相對于需求基本是有保證的。

2.歷史將不會再現

1958至1960年3年間,我國糧食減產20%以上,人民因餓致死人口約有1000余萬人[4]165-167,其后糧食供應在改革開放前都是嚴重短缺的,所以在人們的心理上有沉重的歷史陰影。三年自然災害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是“”運動的直接后果[5]1021-1029。而長期的糧食供應短缺是國家優先發展資金密集的重工業,從農村提取了太多的農業剩余,農業投入嚴重不足而致。在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國家集中資源于國防工業和重工業,農業科研投入不足,同時,從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到“”等歷次運動中,科技人員都是沖擊的對象,沒有正常的科研環境,所以改革開放前生物技術進步緩慢,對土地的替代作用難以顯現。而在當時資本短缺、勞動力豐富的情況下,因為機械的投入占用寶貴的資本,節約的是勞動力,在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下更不經濟,理性的選擇只能是加大勞動力的投入。由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且勞動成果與勞動技能投入的不相匹配,由于強制的糧食交售制度,自己只能享受有限的勞動成果等等制度束縛,勞動者沒有最大化糧食產量的激勵,農業勞動者勞動的積極性不高,磨洋工,勞動質量低,雖然勞動力數量投入大,但回報低,邊際產品甚至可能為負[6]37-38。在資本投入不足,勞動者沒有工作的積極性的情況下,農業產品不足,糧食實行配給制,保證低水平的保障也就成為制度發展的必然邏輯。

當前,生產技術條件和制度條件兩種約束均已改變,改革開放前那種災難和困難發生的歷史條件已經完全不存在了,在市場經濟制度和物質保障提高條件下,農業生產大起大落的可能性已經很低了。首先,市場體制在我國已基本確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那種違背經濟規律,搞運動,瞎指揮的現象不會再發生。其次,國民經濟自1978年以來已經翻了兩番,2006年GDP已接近21萬億人民幣[1],國家有了雄厚的經濟實力,可以加強農業生物技術研究和對大江大河治理的投入。由于生物技術進步,抗各種自然災害的新品種不斷培育出來,同時,化肥等農資生產極大發展,灌溉條件極大完善,這樣就保證了農業生產率穩定并逐步提高。再次,根據經濟學理論模型,市場通過價格配置資源不會造成糧食的大量長期短缺。完全競爭理論中,廠商退出生產的條件是其收益低于其邊際成本[7]86-125。農戶是生產單位,可以理解為廠商,投入糧食生產的要素包括:土地、勞動力、種子、化肥、灌溉、機械服務等。因為國家對耕地的嚴格保護,不可能轉作其他非農用途,所以土地的投入規模既不可能大幅度調整,也不能自由退出。同時,因為缺乏各種社會保障,農村的老人、未成年人和婦女等將留守農村,不能轉向第二和第三產業。這些都是糧食生產的專用資產,就是固定成本。糧食生產的邊際成本是種子、化肥、灌溉、機械服務等,只要糧食價格高于種子等邊際成本,其收益就可以除補充邊際成本外,部分彌補其固定成本,農民家庭就不可能退出糧食生產。糧食價格的變化影響到的只是施化肥量、灌溉次數等可變成本,影響單產,但農業生產的潛力仍然得以保持,而這也正是價格配置資源的表現。最后,在微觀層次上,雖然有剩余勞動力從農業向其他行業轉移,但不會造成糧食生產能力的下降。在二元經濟社會,第二、第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顯著高于農業,工資報酬也明顯高于農業,所以勞動力會從農業向工業轉移。但當前城市和農村分隔的體制使農民的養老等基本社會保障還依賴于土地,所以農民不可能大面積棄耕,而在農業生產中用機械替代勞動力就成為現實的選擇。農機服務交易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內生的帕累托優化。和交易成本決定企業的存在和邊界一樣,分散生產、規模小的小農經濟決定了農民每戶購置大型農機是不經濟的(也不是每戶都有購置農機的資本)。大量的青壯年農民外出就業后,在收獲等農業集中用工季節,用農機服務來替代勞動力,既節約了農民往返城市、農村的費用,農機服務的費用也遠低于因農誤工的機會成本,所以農機服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作為理性經濟人的農民的必然選擇,這種選擇滿足了工業生產用工的穩定。農機服務在農民外出打工的情況下有廣闊空間,同時,國家為購買大型農機的農民提供補貼,所以以大型農機為資本,提供專業化服務的農民也應運而生。為降低農機服務的交易成本,國家也努力為農機跨地域服務創造良好的環境。因為購買農機服務的交易成本低,可以替代農業生產中集中的季節性勞動力需求,這樣農業為第二、三產業提供大量的勞動力剩余時,就不會影響農業生產,造成糧食生產的滑坡,反而促進了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這與在“”時因大量農業勞動力向重工業轉移帶來糧食嚴重減產的后果截然不同。

二、適度從國外進口糧食是發揮比較優勢和減輕兩種資源壓力的需要

中國人多地少的資源稟賦狀況決定了中國應該部分進口糧食。中國的土地資源相對于勞動力更為稀缺,而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地廣人稀,勞動力較土地稀缺,并且人口老化、減少可能使勞動力緊張的形勢進一步加劇。在這種情況下,各自發揮資源稟賦優勢,實現優勢互補,中國從國外適度進口糧食是符合中國和國際糧食出口大國雙方的利益的。中國可以發揮勞動力富裕的優勢,在人民群眾物質需求日益豐富的條件下,生產勞動力密集型的蔬菜等,而對資本、土地密集型的糧食通過國際貿易進口來解決。

糧食生產需要土地和水資源,而我國是土地和水資源短缺的國家。通過增加施肥量而掠奪性地加大糧食產量,會使土地板結,土壤的持續生產能力受到影響;而為了保證高產穩產而增大水資源的投入,會使我國水資源緊張的局面更加惡化,影響工業用水、生活用水,甚至會加速環境沙漠化。長期超過自然資源承受能力的糧食生產是對土地和水資源的耗竭性使用,而進口糧食實際上就是進口土地和水資源。通過發展勞動力密集型出口產業,并適度進口糧食,可以發揮我國勞動力豐富的資源稟賦優勢,減輕土地和水資源的壓力。

三、中國適度從國外進口糧食不會影響國際糧食貿易格局

1.中國的糧食生產基本能滿足需求,對國外的進口需求只是邊際需求

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進口小麥在100萬噸左右,只占我國生產小麥的1%,而且,有一些是為了緩和國際貿易順差的矛盾進口的。在正常情況下,我國的糧食進口不會對國際上的糧食價格產生太大的影響,從而不會對其他糧食進口國帶來不利影響。

2.中國的糧食問題不會對國際糧食市場產生巨大影響國際市場的交易情況表明,中國的工業化過程中,糧食問題不會對國際糧食市場產生巨大影響。近年來,伴隨著中國迅速工業化,我國對國際市場資源的依存度越來越高,國際市場投資者也津津樂道國際原油、有色金屬等商品價格快速上漲中的“中國因素”。但是,在國際市場,所有工業化所必需的不可再生的原材料價格迅速上漲的同時,可再生的商品價格幾乎沒有發生太大變化。如銅在2006年一年的時間里,國際定價中心倫敦金屬交易所的銅期貨價格從3000多美元/噸上漲到8000多美元/噸,倫敦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也從40美元/桶上漲到最高76美元/桶,而同期小麥、棉花等商品的國際權威期貨中心的價格是在箱體之間震蕩,并沒有創出新高。這表明,由于糧食具有可再生的特點,中國的糧食需求可以通過國際間的資源優化配置來解決。

四、糧食安全問題不等于流通問題

在新中國的歷史上,在計劃經濟下,重工業優先發展,資本向重工業集中,農業要為工業貢獻產品、勞動力、外匯和資本剩余,這些制度因素導致糧食長期短缺,在特殊歷史情況下,為解決糧食短缺問題國家實施了糧食配給制度,壟斷糧食流通,由國家直屬的國有糧食企業獨家承擔國家的糧食收儲任務。在市場經濟制度基本形成以后,要發揮市場對經濟資源的基礎配置作用,國有糧食企業壟斷糧食流通既不經濟,也不合理。1998年審計署的審計結果表明,截止到1998年5月,糧食系統的財務掛賬中,累計虧損1200億元,擠占挪用800億元,已經成為國家的沉重負擔[8]。但由于路徑依賴,國有糧食企業作為一個行業有自己的利益,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直接損害了其利益,其往往以歷史上的作用和糧食安全作為維護其利益的借口。糧食生產既有嚴格的農田保護制度,又有市場價格的引導,不可能因流通體制的改革而影響糧食安全,打破糧食流通壟斷,在國家政策性糧食企業掌握一定糧源的情況下,鼓勵多種成分企業參與糧食流通,是減少國家財政負擔,提高流通效率的有效手段,不會影響糧食安全。

五、糧食價格對農民增收的作用不大,但給國家財政增加了很大負擔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首先是鄉鎮企業的興起,吸收了大量的農民剩余勞動力,之后是外資企業迅速發展和民營企業的崛起,這些企業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沒有維持社會穩定的特殊義務,所以用工不考慮身份上的差別,同時,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因其農業戶口而社會保障要求不高,數量巨大近乎無限供給而競爭激烈,成本低廉,相當部分就被吸收到這些企業就業;同時,隨著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基建規模巨大,建筑業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另外,一些門檻較低的城市服務業等第三產業,因其又苦又累而報酬又低的特征而不為城市居民所接受,這些行業就對農民工開放了。在以上種種非農就業情況下,農民收入中農業收入所占比例持續顯著下降,許多農村非農收入已超過農業收入。

因為小農經濟的原因,中國糧食的商品率比較低,如小麥不足40%。在小麥生產第一大省河南省,人均耕地大部分地區只有一畝略強,按平均單產350公斤計[9],每人以一畝耕地計,可售商品小麥也只有140公斤,每公斤價格上漲0.1元,每人只增加可支配收入14元,顯然,這對農民的生活改善是杯水車薪,而這已經是半年的勞動成果了,但價格上漲對國家財政、城市低收入者來說,已經是不堪重負了。所以,通過糧食漲價來提高農民收入是不可能的。原因是農民太多,而消費者數量少,對少數消費者來說,通過糧食漲價來提高多數生產者的收入將增加一個巨大的支出負擔,即使生產者收入的增加是為數甚微的。勞動者的日工資已經大約為40元,農民多一天的非農就業就可以補償將近半年的辛苦勞作的價格上漲,所以拓寬農民的非農就業渠道,消除農民的各種就業歧視,應成為當前解決三農問題的方向。從國際上來看,農民問題都是工業化過程中通過第二、三產業發展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來解決的,中國也不能例外。無論從短期還是從長期來看,在農業里面解決農民問題,永遠也不可能真正解決農民問題。

在非農就業逐步增加,非農收入比例超過農業收入的情況下,農村剩余勞動力繼續向第二、三產業轉移,不但不會影響糧食生產,而且有利建設和諧社會,為國民經濟持續發展提供支持。有些人在強調糧食安全問題時,隱含著要將農民束縛在土地上的命題。這是與中國工業化的發展要求背道而馳的,既犧牲了國家利益,也犧牲了農民利益,不利于國家的穩定,不利于建設和諧社會。

六、糧食問題成為戰略問題的根源在于臺海問題

由于資源稟賦的不同,中國有進口糧食的潛在需求,美國等西方國家有出口糧食的能力和要求,各取所需,互惠互利,在正常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本來是不需要擔心糧食安全問題的。但糧食確實有可能在特定的情況下成為戰略物資,成為中美之間,或者中國與西方之間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在于經濟上的原因,而在于政治上的原因。

當前,中國大陸尚未與臺灣實現統一。只要一日不統一,就有爆發戰爭,以武力實現統一的可能。美國為維護其世界霸權,不愿看到中國的完全統一和崛起,但隨著中國軍事實力和綜合實力的加強,其介入臺海戰爭的代價也是難以承受的,所以,一旦發生戰爭,經濟制裁,斷絕對我國的糧食供應則是非常可能的。而在世界上,有能力大規模供應中國這樣大國糧食的國家基本上是美、加、澳、歐等西方國家,一旦其結成聯盟,拒絕向中國出口糧食將會對大陸構成較大影響,這才是我國要力保糧食自給安全的原因。

但隨著中國的和平崛起并逐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美國不得不接受中國成為其利益攸關方這個現實,并考慮中國的核心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其加強與中國的溝通,防止臺獨將其拖入泥潭成為美方的關切,臺海局勢緩和是大方向。不顧經濟方面的實際情況,不計成本地要保證糧食自給自足是不明智的,也會加大與美國等糧食出口國的摩擦。

綜上,中國的糧食安全基本上是有保障的,農民問題與糧食問題沒有必然聯系,糧食問題不應該成為把農民限制在農村的理由,也不應該成為行政干預糧食市場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