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本科論文范文精選

計算機畢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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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第一章：諸論………………………………………………………………..1

1．1設計思想……………………………………………………………………………………1

1．2開發工具的選用及介紹……………………………………………………………………….1

中國刑法學人經過近三十年的努力，使中國刑法學的研究呈現了繁榮的景象，并促進了刑法立法和司法的發展，與此同時，也對中國刑法學的未來發展產生了迷惘。

近年來，中國法理學界在熱議中國法學走向何處去，我國刑法學界也有人在議論著中國刑法學的發展走向。

中國刑法學走向何方？對于這一刑法學論題，筆者認為，它主要涉及幾大問題：（一）中國刑法學的基本理論框架的走向問題。中國刑法學的基本理論框架是以現在的基本理論框架為本，還是以德、日大陸法系的理論框架為本，或是以英美法系的理論框架為本，抑或是以其他的理論框架為本？（二）中國刑法學的研究重點問題。在將來，中國刑法學是以研究刑法基本理論為重心？還是以研究刑法分則個罪為重心？（三）中國刑法學的研究方法問題。在往后，中國刑法學應重視思辨的理論研究？還是應重視經驗的實證研究？抑或是兩者的結合？此外，比較研究法及其他研究方法應走向何處？（四）中國刑法學分支學科的發展及相關學科相互促進的問題。中國刑法學分支學科如何劃分？刑法哲學如何發展？注釋刑法學如何前進？刑法社會學如何建立？其他與刑法學相關的邊緣學科如何建立？刑事政策學、犯罪學、監獄學等刑事學科如何促進刑法學發展，以及如何開展刑事一體化研究？等等。在這幾大問題里，由于中國刑法學的基本理論框架的走向問題會直接地影響到中國刑法未來的立法和司法，因此，這應是中國刑法學人著重思考的問題。

在研究中國刑法學的未來發展方向時，自然離不開對外來理論和本土理論的相關問題的思考。我們對外來理論應持理性的態度，應認識到外來理論扎根本土后，是可以內化為本土理論的。在沈家本清末修律前，中國本土并無科學的犯罪構成理論，在其他的刑法理論里，許多理論也是不科學的。沈家本主持修訂《大清新刑律》時，刑法學家給我國引進的是當時的德、日大陸法系的刑法理論。在新中國建國后，我國引進的刑法理論是原蘇聯的刑法理論，并在原蘇聯刑法理論的指導下制定了1979年刑法典。從1997年刑法典制定至現在，我國的主導性刑法理論是對原蘇聯刑法理論進行適度改造并借鑒了大陸法系刑法理論后而形成的刑法理論。在這一刑法理論指導下，我國刑法立法和司法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可見，外來理論在與國情相結合以及經過發展改造后可以成為我們的行動指南，并為廣大民眾謀福祉。目前，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我國對原蘇聯刑法理論進行改造后而形成的刑法理論，已經成為我國目前的本土理論。從近現代中國刑法學發展歷史看，外來刑法理論深深地影響著中國刑法學的發展。外來理論合理地內化為本土理論后往往具有較強的生命力，因此，中國刑法學不應拒絕外來刑法理論，而應合理地引進先進的外來理論，通過論證后，吸收其合理內容，并克服其缺陷。在將來，我們仍需要借鑒外來的、科學的刑法理論,并結合我國國情來建構我國的刑法理論體系。

由于刑法典的制定是在占主導地位的主流刑法理論指導下進行的。刑法典頒布后，司法者一般也是在主流刑法理論指導下來處理刑事案件的。因此，中國刑法學在未來發展中應選擇科學的、適合國情的刑法理論為其主流刑法理論。中國刑法學的基本理論框架的發展走向問題，實際上是，中國刑法學在未來發展中應以哪一種刑法理論作為其主流刑法理論來構建其基本理論體系。

目前，我國一些刑法學者在討論中國刑法學未來的基本理論框架走向問題時，主張完全推翻現在的刑法基本理論框架，而主張完全以德日大陸法系刑法理論為本，重新構建我國的刑法基本理論框架。這一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概況

（一）成果盤點

200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也是中國犯罪學恢復、發展的30年。國家處在經濟快速發展，社會快速轉型的階段，犯罪學研究剛剛起步，帶有明顯的過渡性、階段性的特點，現在需要認真清理和反思。因此，2008年是中國犯罪學的回顧年。這一年，犯罪學研究進步較大，成果豐碩。一是成果多于往年，《中國犯罪學學會第十七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入論文231篇；《“中國犯罪學基礎理論高峰論壇”實錄》收入35篇；《犯罪學論叢》第一輯收入36篇，這樣，集中發表的論文共336篇。再加上學者們在各地期刊上零星發表的約300篇文章，全年共計發表600多篇。①二是發表了一批總結性、綜述型的大文章，如李錫海的《建國初期犯罪研究》（《法學雜志》第4期）、《早期現代化與犯罪研究》（人大復印報刊資料《刑事法學》第9期）；姚建龍的《遠離輝煌的繁榮：青少年犯罪研究30年》（《青年研究》第6期）、《犯罪學與刑事司法的融合：少年司法研究30年》（《社會科學》第6期）；智的《青少年團伙犯罪研究30年》（《中國監獄學刊》第6期）；皮藝軍的《犯罪學研究在中國刑事學科構建中的功能與貢獻》（《中國犯罪學學會第十七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陳曉東的《中國犯罪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中國犯罪學學會第十七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靳高風的《思考與展望：犯罪學發展路徑的選擇》（陳興良主編《刑事法評論》第22卷）；王燕飛的《犯罪學對象研究的批判性梳理》（《刑事法評論》第22卷）；嚴勵的《再論犯罪學研究的路徑選擇——以中國犯罪學研究為視角》（王牧主編《犯罪學論叢》第六卷）；司法部課題組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指導下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研究》（《中國監獄學刊》第3期）；于愛榮的《三十年監獄制度建構的歷史語境與策略選擇》（《犯罪與改造研究》第8期）。其中不少作者的作品經過較長時間的醞釀和準備，寫作過程歷時1-2年，因而內容厚重，材料翔實，極具資料性、史料性和收藏性。

（二）價值取向

用犯罪學學科在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和一般規律來觀照，我國犯罪學還處在發展初期和幼稚階段。2008年學者們的價值取向和資源投入與往年基本一樣，大多投入犯罪學的實務研究，尤其是犯罪防控研究和熱點犯罪研究，犯罪學基礎理論的研究相對薄弱，成果很少，作者還是固定的那幾個人。但經過數年的學習和訓練，作者的整體研究水平在提高。相同的選題下，材料、方法、論證都有了更多的新穎性。主要是增強了問題意識，研究內容更加符合現實需要；關注現實和人心，對社會問題的認識得到了深化。有了較多的現場調查和實證研究。過去普遍存在的以點為主的“結構研究”開始松動，有了一些以線為主的“過程研究”，有的人甚至開始嘗試“犯罪生涯”的研究。跨學科研究的文章也有明顯增加，用犯罪學的概念、理論、方法研究刑事法學的成果大量涌現。另外，研究者們掌握和遵守學術規范、科學方法，也有了明顯的進步，發表的文章中，沒有注釋和參考文獻的，已經很難看見，“文章氣”和“學術氣”重于往年。

（三）研究熱點

摘要：21世紀初我國開始實行統一司法考試制度，標志著我國法律職業開始走規范化和職業化道路，并為今后法律人才精英化的培養奠定了基礎，幾年中通過司考也走出了大量法律職業化及半職業化人才，對推動我國法治建設積蓄了豐厚的人才資源。然而隨著近幾年統一司法考試制度的推行，一些問題和不足也逐漸凸顯出來，并逐漸呈現出擴大的趨勢，因此本文擬對現行司考制度進行一些淺析，并希以拋磚引玉，求教于大家。

關鍵詞：司法考試司法改革意見階段累進公務員考試

一、國家司法考試的淵源及現狀

本世紀初之前，我國法律職業化呈多元化發展，法檢系統及律師行業各有獨立的職業資格考試，且互不認同，若要從事跨行業法律職業必須“從頭再來”，此種狀況不利于高等法學教育的發展和法律職業共同體及統一司法理念的形成。2001年新的《法官法》、《檢察官法》經人大常委會修訂頒行，最重要一條修訂即是初任法官、檢察官必須從通過司法考試，符合任職資格的人員中選拔。2002年初《國家司法考試施行辦法（試行）》正式生效，并于同年舉行首屆統一司法考試。從此標志我國司法系統人才準入制度的規范化和選拔標準的公平、公正化，更有利于我國法律職業思維和理念的形成和升華，對司法機關及律師行業的人員素養的提升提供了一個量化的平臺。

（一）司法考試制度對高校法學教育及教師職業的影響

1、我國政法院校及綜合性大學法學專業是從建國初廢除國民政法《六法全書》，摒棄民國法統的基礎上成立起來的，法學教育幾乎照搬蘇聯等社會主義陣營的教育理念和模式，重視意識形態和國家專政，形態色彩濃厚，缺乏法理性和法系比較性，法學畢業生畢業直接分派到法檢系統從事實務工作，由此致使法律工作者大多成為政策的執行者而職業的法律人。期間，司法機關權威遭到踐踏，使本來步履維艱的法制道路更是雪上加霜。后，部分法學院校開始恢復，但因為前期發展的迷茫和眼前的法制環境的嚴峻，導致法學教育及法律人才的培養出現浮躁的趨向，甚至出現很多速成型的培養模式，功利色彩濃厚，這在當時對我國的經濟建設確實起到積極作用，但弊端也逐漸顯露出來。在此后20多年，法學高等教育不斷規范，法檢系統準入制度也不斷提高并逐漸注重較高的法學素養，逐漸形成了西政、中政幾個大的法學陣營格局。但21世紀初實行的統一司法考試制度卻使高等法學教育逐漸偏離主線，，因為法學專業的畢業生若要在法律職業舞臺上有所作為，必須通過司法考試。因此很多院校開始注重功利性和應試性，而忽略了基礎理論的學習和法律人格的培養，使得大學法學教育成為應試工具，特別是2008年考試政策規定：在校本科生大三階段即可參加司法考試，這無疑導致大學階段就是為了司考教材而學習，至于司考背后是什么似乎已無意義。其因缺乏獨立的法理思維，大學四年的系統學習似乎只為司法考試，從而造就很多會考試而不會學習的“高素質人才”，這對今后司法精英化的發展是一個桎枯，也和司法考試設立的初衷相違背。

【內容提要】日本法學教育的基本目的不是為了直接培養法律職業人員，通過司法考試選拔法制精英的法律職業選拔模式與法學教育是脫節的。但是這種法學教育和法律職業選拔制度在新的條件下暴露出越來越明顯的弊端.在社會變動、司法改革、教育改革的時代背景下，日本參照美國的(LawSchool)模式，提出了法科大學院構想，開始將法學本論文由整理提供教育與選拔、培養法律職業家有機地結合起來。可以預見這種變化將會對日本司法制度和法學教育制度產生重要影響，并在比較法文化上具有重要意義。

海外來風

日本稱法官、檢察官、律師三種法律專門職業人員為“法曹”。欲成為法曹，首先要通過競爭率極高的司法考試，然后在司法研修所中經過一年半的司法研修，最終考試合格才能夠最終擔任法曹。在這種法曹培養制度下，法學教育與法曹選拔脫節，二者并無直接的聯系。司法考試嚴格限制人數，（注：日本選拔的法曹人數歷來較少，現行制度下，從20世紀60年代直到90年代初，每年司法考試合格人數只有500人左右。90年代以來開始增加合格人數，現在每年的合格人數為1000人左右。參見丁相順：《日本法律職業選拔培訓制度及其改革》，《人民檢察》2000年第4期，第61頁。）一方面塑造了日本司法精英型的特征，保障了司法的公正性，另一方面也導致了日本司法人數本論文由整理提供不足，司法救濟不夠的弊端。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日本國際和國內環境的變化，在規制緩和的大形勢下，長期依靠行政指導制調整社會關系的日本開始了由“事前規制型”向“事后檢查型”的改革。（注：關于日本司法改革的背景問題，參見2000年12月28日《法制日報》載《密切法律交流推進中日友好——訪日本法務大臣高村正彥》一文，法務大臣高村正彥說：“人類即將進入21世紀，對于日本而言，面臨社會、經濟形勢的復雜多樣化以及國際環境的變化，當務之急是推進行政等各項改革，完成由‘事前限制型’社會向以個人責任為基礎的‘事后檢查型’社會的轉型。具體到司法領域，日本將大力推進司法改革，完善法律制度體系，下個世紀，司法將在維護法治社會、保障國民權利等方面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這樣，為了解決司法人數不足的問題，大學的法學教育與司法考試制度、法曹培養制度、司法制度開始聯系起來，法學教育界和司法實務界提出了法科大學院構想。

一、日本法學教育的基本特征與改革

日本的法學教育是在法制近代化過程中建立起來的。日本法學教育在明治時期就形成了官方與民間法學教育的二元格局，經過明治政府的一系列統合措施，近代法學教育培養的法科學生為推進日本法制近代化過程和國家的近代化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注：丁相順：《日本近代法學教育的形成與法制近代化》，《法律史論集》2000年專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37頁。）

二戰以后，隨著司法考試制度的建立和精英型法律家階層的形成，在大學教育日漸普及的情況下，法學教育成為一種法律修養式的普及型教育，“日本大學本科階段（四年制）法學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培養法律的專職人才，而是一種為普及法學思維方式而開設的普通素質教育。實際上，可以說這種教育的目的只是為即將步入社會的學生養成法律思維(Legalmin本論文由整理提供d)為此，在日本各大學法學院的本科課程設置中，除法律方面的科目以外，往往還包括與法律職業無直接關系的政治學方面的內容，四年制本科畢業生人多從事非法律工作”（注：[日]鈴木賢：《日本的法學教育改革——21世紀“法科大學院”的構想》，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參加“21世紀世界百所著名大學法學院院長論壇”國際研討會時發表的論文。參見此次研討會論文集。）。在現行司法考試制度下，不僅本科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無直接關系，而且研究生教育也與法律職業沒有直接關系。研究生院培養的法學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大多從事法學教育和研究工作。目前日本全國共有622所大學（國立大學99所，公立大學66所，私立大學457所），其中有93所大學開展法學教育，擁有法學部或者法學院。法律專業學生畢業后的去向大體可以分為三類：一部分充任中央國家機關和地方政府機構的公務員；大部分人在各種民間的企業或公司中就職；只有極少一部分的畢業生能夠通過司法考試成為專門的法律職業家。（注：[日]鈴木賢：《日本的法學教育改革——21世紀“法科大學院”的構想》，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參加“21世紀世界百所著名大學法學院院長論壇”國際研討會時發表的論文。參見此次研討會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