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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實際上，就刑事政策學的研究對象而言，所有關于它的爭論都是指向刑事政策的具體范圍，即最廣義說、廣義說和狹義說或廣義說、狹義說。到底刑事政策屬于哪一種學說，直接關系到刑事政策的具體范圍，也就是關系到刑事政策學的研究對象。

關鍵詞:刑事政策/研究對象/公共政策

一、刑事政策學研究對象之理解

對于刑事政策的解釋自刑事政策這個概念問世以來一直爭論不休。“至今幾乎所有關于刑事政策的著述，找不到兩個完全相同的刑事政策定義”。[1]所以要不加爭論地闡明刑事政策學的研究對象，是不現實的。其原因就在于，刑事政策是以公共政策為依托的，而公共政策又是以公共權力為支撐的。也就是說刑事政策所涉及的要素或影響和被影響的因子就不僅僅是框在“刑事”兩字的范疇了。公共權力，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說到底就是國家產生后統治階級擁有的權力。“國家和舊的氏族組織不同的地方，第一點就是它按地區來劃分它的國民……第二個不同點，是公共權力的設立，這種公共權力已不再同自己組織為武裝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這個特殊的公共權力之所以需要，是因為自從社會分裂為階級以后，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已經不可能了……這種公共權力在每一個國家里都存在，構成這種權力的，不僅有武裝的人，而且有物質的附屬物，如監獄和各種強制機關，這些東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會所沒有的。”[2]在西方學者眼里，國家就是“被疆界所束縛的權力的容器，即一套由權力組織的、為權力服務的機構”。[3]國家權力執掌者和權力組織可以動用各種強制手段和力量（軍隊、警察、監牢、法庭等等），還可以征繳（包括強迫性征繳）各種稅收。[4]韋伯也把國家定義為社會中唯一可以合法運用武力的強制力量。國家，只有國家，才掌握著合法性的生殺大權。[5]從以上這些觀點，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這種“公共權力”是具有強制性的。

那么如何來理解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大底可以從國家管理社會的目標、原則、方略、措施等意義上來理解。制定公共政策的目的也可以說是為了解決社會領域的價值判斷和取舍。“高質量的公共政策，可以減少人與人之間的沖突，促使人們積極行動，并且積極合作；它可以很好地實現有限資源的適當配置，實現配置效率，從而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6]各個國家的發展和變化就是各個國家不斷地通過其公共政策的調整和改進來促進其社會的發展和變化。作為刑事政策就常被人理解成公共政策中調整和規范刑事司法領域的相關政策，被認為是公共政策的有機組成部分。由于這些組成公共權力的要素在實際運行中必然和嚴重違反其統治秩序和社會秩序的行為發生沖突，因而統治階級也必然要采取相應的公共政策來調整沖突業已或可能給統治秩序和社會秩序帶來的破壞，而這些破壞的行為在人類社會出現國家這種形式以后基本上都是納入到刑事法律的范疇，那么這些調整刑事法律范疇的相關公共政策是都納入到刑事政策這個概念里面呢，還是僅僅只是局限在刑事法律的范疇？這就成了刑事政策概念爭論的焦點。

在追溯關于刑事政策的界定時，普遍的理解是：刑事政策由德國刑法學家費爾巴哈于1803年提出來的。他認為：“刑事政策是國家據以與犯罪作斗爭的懲罰措施的總和”，并稱其為是“立法國家的智慧”。[7]后來另一位德國刑法學家李斯特提出了“刑事政策是國家與社會據以組織反犯罪斗爭的原則的總和。”并提出了“最好的社會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這一著名的論斷。[8]自李斯特以后，關于刑事政策的研究開始勃興，刑事政策學也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開始在刑事法學領域出現。其研究對象就是刑事政策，也就是搞清楚什么是刑事政策。后來的刑法學家在對刑事政策的理解上，各有針對點。法國刑法學家馬克·安塞爾提出：“刑事政策是由社會，實際上也就是由立法者和法官在認定法律所要懲罰的犯罪，保護‘高尚公民’時所作的選擇。”[9]法國刑法學家米海依爾·戴爾瑪斯·馬蒂認為：“刑事政策就是社會整體據以組織對犯罪現象的反應的方法的總和，因而是不同社會控制形式的理論和實踐。”[10]日本刑法學家大谷實認為，對刑事政策范圍有三種觀點，一是認為“刑事政策是指國家有關犯罪的所有的對策”，他稱之為最廣義說；一是認為“刑事政策是指對犯罪人及具有犯罪危險性的人所采取的強制措施”，他稱之為最狹義說；而他本人則持中間觀點，認為“所謂刑事政策，是國家機關（國家和地方公共團體）通過預防犯罪、緩和犯罪被害人及社會一般人對于犯罪的憤慨，從而實現維持社會秩序的目的的一切措施政策，包括立法、司法及行政方面的對策。”[11]日本刑法學家藤木英雄認為，刑事政策“系以犯罪之鎮壓、防止為目的之公私組織之活動”。[12]日本刑法學家田中政義認為，刑事政策“系國家、自治團體抑或民間團體籍刑罰或類似刑罰之制度與方法，以達直接預防犯罪與矯正犯罪之目的，更且因排除犯罪所生之社會的惡害，考究其手段與方式，以對犯罪實施斗爭之謂。”[13]在我國臺灣地區，林紀東、張甘妹等學者也分別將刑事政策分為廣義說和狹義說。林紀東認為，對照廣義說和狹義說，兩說的共同點在于“都以探求犯罪的原因為刑事政策的起點，以防止犯罪為刑事政策的目標”，兩說的不同點在于“狹義說以改善或運用現行刑罰制度等為范圍，廣義說則不限于這個范圍。”[14]張甘妹進一步指出：“依廣義說，刑事政策之防止犯罪目的不必是直接、積極的或主要的，而凡與犯罪之防止有間接或從屬的目的之方法亦可屬之。申言之，廣義的刑事政策并不限于直接地以防止犯罪為目的之刑罰諸制度，而間接的與防止犯罪有關的各種社會政策，例如居住政策、教育政策、勞動政策（失業政策）及其他公的保護政策等亦均包括在內。”[15]

法律論文

建設以“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為內容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們黨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全局出發提出的一項重大歷史任務。檢察機關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肩負著強化法律監督，維護公平正義的重要職責，在新農村建設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筆者認為，檢察機關應當緊緊圍繞工作大局，充分發揮檢察職能，為新農村建設提供強有力的法律服務和司法保障，確保農村的和諧穩定和新農村建設的順利進行。

一、檢察機關服務新農村建設要增強二個觀念

一是要增強政治觀念。檢察機關擔負著打擊刑事犯罪、預防和查辦職務犯罪、訴訟監督等重要職能，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防線，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一支重要基礎力量。因此，要提高認識，從戰略和全局的高度出發，充分認識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事關我國農業和農村的長遠發展，事關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大局。要把服務新農村建設作為一件大事，真正列入檢察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切實加強領導，明確工作重點，以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農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要積極引導干警深入學習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精神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文件精神。通過反復深入的學習、領會，充分認識新農村建設的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真正認識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緊迫性，從而在思想上提高為新農村建設服務的自覺性。其次，要結合地區實際，認真開展專題調研，制訂具體的服務措施，真正把服務新農村建設作為一項重要政治任務抓好抓落實。二是要增強公正執法觀念。強化法律監督，維護法律的統一正確實施，是服務新農村建設的一項根本性工作。檢察機關只有強化職能，切實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堅持把強化法律監督，維護公平正義作為服務、保障和促進新農村建設最基本、最直接的途徑，才能更好地在新時期展示檢察工作獨特的優勢。因此，要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牢固樹立“立檢為公，執法為民”的思想，樹立依法、文明、公正的執法理念，堅持打擊與保護并重、懲治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執行實體法與執行程序法并重，正確處理打擊犯罪與促進發展、打擊犯罪與預防犯罪、從嚴與從寬等關系，全面公正執法，爭取最佳的法制效果和社會效果，創造農民安居樂業的社會環境。

二、檢察機關服務新農村建設要圍繞三個支點

我縣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86.69%，是典型的農業大縣。作為農業大縣的檢察機關，在服務新農村建設中大有可為、大有作為。筆者認為，結合我縣實際，可以從三方面為新農村建設服務：

[內容摘要]：現行憲法實施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突飛沒猛進地發展，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要使“憲法成為反映時代要求、與時俱進的憲法”，就必須進行“必要的修改和補充”，將實踐中積累的成熟經驗，用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它固定下來，指導今后的實踐活動。于是，第十屆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了現行憲法第四次修正案，增加了14條新規定，修改后的憲法將成為21世紀中國政府和中國社會發展的行動指南。

[關鍵詞]：現行憲法、修正、意義

現行憲法是1982年12月4日由第五屆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的，分五部分：①序言（13段1700多字）；②總綱（第1至32條）；③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第33至56條）；④國家機構（第57至135條）；⑤國旗、國徽和首都（第136至138條），共有138條，經過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四次修改，共通過31條修正案。本文現就2004年憲法修正案的修憲理由、修憲內容和修憲意義做些膚淺的探析。

一、修憲的理由

（一）、為了貫徹黨的“十六大”精神。黨的“十六大”提出了許多新的重要理論觀點，總結了近年來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立憲也要與時俱進，不斷加以修改完善，以適應客觀形勢的發展需要。[1]以前我們對憲法的認識比較膚淺，現在有了新的認識、新的體會，就要及時補充；2002年12月4日，總書記《在首都各界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蓬勃發展，是憲法得以充分實施和不斷完善的根本原因。實踐沒有止境，憲法也要隨著實踐的發展而不斷完善。要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要求，根據實踐中取得的重要的新經驗和新認識及時依照法定程序對憲法的某些規定進行必要的修正和補充，使憲法成為反映時代要求、與時俱進的憲法。”[2]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討論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成修正案，于2004年3月8日向第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提出。

（二）、為了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從哲學上講，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經濟上了幾個大臺階，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尤其是近年來，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迅速，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為國家創造較多的財政收入。經濟基礎發生重大變化，作為上層建筑的法律也要及時進行變革，尤其是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憲法更要如實反映經濟發展狀況，使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互相適應，引導和促進經濟的向前發展。

[摘要]職務犯罪，是指從事公務的人員利用職務便利實施的貪污受賄，玩忽職守，徇私舞弊等，或者侵犯公民權利，破壞國家對公務活動的管理職能，依照國家法律應受刑法處罰的行為。貪污、賄賂、侵權、瀆職等職務犯罪是當前腐敗現象的集中表現。侵犯了受害者的合法權益,破壞了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已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為了給予受害者更全面、更具體、更適當的協助,以取得更好的社會效果，必須建立法律、社會等各層面的支持體系，我們要堅決打擊職務犯罪。

[關鍵詞]職務犯罪產生的原因特點預防和減少職務犯罪的對策

職務犯罪是我國當前政治腐敗現象的典型表現。治理腐敗、防范和遏制職務犯罪是全黨和全社會的共同任務，是一項系統工程。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社會生活的發展變化，職務犯罪的形式、特點、規律也在不斷變化。我們必須針對新形勢下職務犯罪出現的新特點、新動向，加強調查研究，積極探索開展職務犯罪預防工作的有效途徑，逐步建立起有中國特色的預防職務犯罪的工作機制。當前我們要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認真學書記的“八榮八恥”社會主義榮辱觀，并以此來要求和勉勵自己，才能更好地打擊和預防職務犯罪。

一、職務犯罪的界定

（一）職務犯罪的概念目前，我國學者對職務犯罪概念的理解各有千秋，但基本上都與最高人民法院對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關于職務犯罪界定的定義相符。總的來說，職務犯罪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職務犯罪是指有職務的人利用職務進行的犯罪；狹義的職務犯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即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或者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進行非法活動或者濫用職權，或者對工作嚴重不負責任，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職責，破壞國家對職務行為的管理活動，致使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依照刑法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的總稱。從此概念可以看出，我國對職務犯罪的范圍有明確的界定，職務犯罪是發生在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行為，主要包括貪污、賄賂、侵權、瀆職等行為，其中貪污、賄賂是當前腐敗現象的集中表現。筆者對上述觀點不是很認同,認為職務犯罪是指從事國家公務的人員利用職務便利實施的貪污受賄，玩忽職守，徇私舞弊等，或者侵犯公民權利，破壞國家對公務活動的管理職能，依照國家法律應受刑法處罰的行為。

（二）職務犯罪的特征職務犯罪作為一種特殊類型的刑事犯罪，具有其他犯罪的共同特征，如犯罪主體必須到刑事責任年齡和具備刑事責任能力，犯罪的主觀方面必須是故意或過失等等。因而，我們僅對職務犯罪的四個主要特征作簡要介紹。1.主體的特殊性職務犯罪的主體是特殊的，它的行為人必須具有“從事公務”的身份，才能構成職務犯罪的主體。“從事公務”是職務犯罪的身份特征。根據我國法律規定，“從事公務”的人員主要包括以下幾類人員：（1）國家機關工作人員；（2）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具有經營、管理職責或者監管單位財物職責的人員；（3）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4）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等。2.犯罪行為與職務的關聯性職務犯罪與行為人的職務具有一定的關聯性，這是職務犯罪的行為特征。如果行為人實施了犯罪行為，但這種犯罪行為與自己的職務并無關聯，則不是職務犯罪行為，例如一個國有商業銀行的行長實施的與職務無關的暴力違法行為，便不是職務犯罪行為。職務犯罪行為與職務關聯有以下三種形式：一是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條件實施犯罪行為。職務是權利和義務的統一，具有某種職務的人員便具有處理某種事務的權力，如果行為人利用權力搞權錢交易，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謀取私利，便是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條件實施的職務犯罪行為。像北京原交通局副局長畢玉璽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牟取利益,收受賄賂達1004萬元。二是濫用職權。為了保證權力的正確行使，任何權力都是有限的，并且行使權力要按一定的程序進行。如果行為人超越職權、違反程序行使職權實施犯罪行為，便是濫用職權實施的職務犯罪行為。三是不正確履行職權。表現為行為人對工作馬虎、敷衍塞責，玩忽職守等。3.明顯的行業性職務犯罪具有明顯的行業特點，某些行業成為犯罪的多發部門。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對市場經濟行使調控職能的部門成為犯罪的熱點。金融部門、房地產開發部門、海關部門和基建工程行業等在一定時間內都是職務犯罪的熱點部門，主要原因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這些部門起著重要的調控作用。在各地、各行業都在謀求發展的情況下，這些部門的作用顯得更加重要。職務犯罪的行業特征提醒我們，每一項改革措施的實施并非易事，總會有人鉆改革的空子，實施妨礙改革措施的犯罪行為.像廈門遠華案件牽涉福建及中央的高官之多,讓人瞠目結舌,這就是一種集團性的犯罪,行業性的犯罪,他們都淪落為廈門遠華集團的走私保護傘.4.手段的智能化大多數職務犯罪都屬于智能犯罪。隨著司法機關偵察工作中技術含量的增大和打擊力度的加大，職務犯罪也日趨智能化。作為職務犯罪主體的從事公務的人員，一般都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和智能水平，并且熟悉與其職務相關的專業知識和法律、法規，為實施智能化犯罪行為奠定了基礎。如四川省原副省長李達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在擔任九年副省長之后,為了逃避法律責任,自動請辭,到高校當教授,并利用輿論來給自己立“貞節牌坊”，結果兩個月后,李達昌被雙規,被繩之以法。5.計劃的周密性很多的職務犯罪者，在被發現之前已經把自己貪污和受賄的財產轉移到了國外，甚至將自己和家人移民到國外，我們的檢察和紀檢工作者往往望洋興嘆。他們的計劃之久，謀劃之周密讓我們始料不及。例如在2003年4月20日中午，浙江省建設廳原副廳長楊秀珠，攜同女兒、女婿、外孫女等從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出境。她帶走了約兩億元人民幣。在更早以前，國家電力公司原總經理高嚴“神秘失蹤”。近年來，外逃貪官到底有多少？現在還沒有一個公認的數字。人們一般使用的說法是，外逃官員數量大約為4000人，攜走資金約500億美元。這個數據來自2004年8月媒體對商務部一份調查報告的報道。也有消息說，去年5月公安部的新聞發會上公布，目前我國尚有外逃的經濟犯罪嫌疑人500多人，涉案金額700多億元人民幣。這個數目是非常驚人的,造成了嚴重的國有資產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