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基本原理范文精選

一、中醫學的哲學問題

中醫學是中國傳統中寶貴的文化形式，是中國科學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國生命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中醫學的進步不但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繁衍有過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堅實的本體論基礎而持久的影響了中國文化發展的理路，“儒必通醫”就是最好的說明。

近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的歷程，西方的醫學思想和醫療模式也開始輸入中國。由于西方醫學在治療技術上的方便性，使之國人在醫療實踐中能夠接受西醫的治療方式，但是，正是這種實用主義和“全盤西化”的價值承諾形成了對中醫學和中國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現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來的“全盤西化”思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否定，數典忘祖、思想淺薄、急功近利成為學術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醫學也成為被否定的內容之一。為了提供否定中國文化的理性基礎，自覺的不自覺的以西方的哲學思想判釋中國文化的方法就成為時代的風氣，以西方的醫學模式判釋中醫學以比較兩者的優劣，成為這個時代中醫學研究的重要特點。如果說以西方醫學技術上的特點做為可接受的標準還帶有實用主義的特點，從而還能在經驗論的層次上證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盤西化”對中國文化及其對中醫學的否定就是對中國文化理性自覺的背叛，而成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時至今日，隨著對西方科學文化產生的一系列誤區的深入認識，中醫學在醫學實踐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療效被肯定，中醫學也日漸受到重視。但是，對中醫學的肯定仍然是在經驗論的層次上，遠沒有在哲學理性上實現自為而自在的統一。尤其對于解決這一已經產生了幾千年的中醫文化的繼續發展的理路問題而言，就更需要哲學的根據和支持。

問題表明，對中醫學的正確認識及其發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醫哲學的研究作為基礎。然而，以我們已經熟悉并習以為常運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學思維進行中醫學的哲學研究，是不能產生正確的結果的。以西方哲學的模式為坐標系進行中醫學的研究，其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正確的方法是，應對中國文化之所以能產生中醫學的哲學思想進行發掘，進而研究中醫學的科學性，以對中醫學的發展方向作出推定。這些是研究中醫學發展應解決的基礎理論問題，應當成為一切關心中醫學發展的學者應投以相當大的精力進行研究的問題。但是，對于中醫學發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對的問題既是中醫哲學帶來的也是以哲學對中醫學提出的本體論承諾出現的。這表現為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中醫學學科的科學性及其產生的哲學基礎與我們所熟知并運用自如的現代科學和哲學對其進行研究而產生的誤區，另一方面則要求中醫學本身能證明自身的科學性和哲學基礎，即中醫學的學科性在本體論哲學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學形式與哲學方式的統一──中醫學是中國哲學形而中論的自在自為的統一。

就中國哲學的基本原理進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學原理與中醫學有怎樣的相關性以及中醫學表現出怎樣的規律，是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哲學和中醫學的關系，表明了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在與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的統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學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義。如果說由于中國文化的哲學基礎生成了中醫學的學科形式，從而表明了中國文化的一以貫之的理論特點，那么，中醫學就在其內容和形式中展現出的基本規律將代表中國文化和哲學的基本形式。因此，應當說，進行中國哲學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國哲學奧秘、并認為中國哲學是不同于西方哲學的、具有獨立的哲學形式，就應在《周易》、《道德經》和《內經》及《論語》等儒家和道學經典的研究上下功夫，這是研究中國哲學的基本方法，同樣，這也是研究中醫哲學的基本方法。

中醫學是中國文化的形式之一,由于中國哲學是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統一,所以,中醫學的形式必然表現出中國哲學的基本原理。就自在的中國哲學的基本原理和自為的中醫學形式的關系所作的研究,表明了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在與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的統一性中展示出的文化上的基本意義。所以,中醫學在內容上代表了中國文化和哲學的基本形式。應當說,想探索中國哲學奧秘的人、并認為中國哲學是不同于西方哲學的、因此具有獨立的哲學形式的人,就應在對《周易》、《道德經》和《內經》的研究上下功夫,舍此并無其它。筆者以形而中論對中國哲學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式的結果。既然中醫學的哲學基礎是在形而中的統一,那么,中醫學本身在形而中的形式中其具體的基本規律是怎樣的形式、及其這些基本規律對中醫學發展的基本意義之所在,這將是本文所討論的內容。

一、中醫學的哲學基礎

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即哲學基礎問題,是近代以來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產生的西體西用的理性進路,所以,對中醫學的哲學研究無不是以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對中醫學的思維方式進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從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由于脫離了自在的中國文化的基礎,因此,應當認為這些結果根本不是中國哲學或中醫哲學的本來面目。對中醫學的哲學思維及其基本規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國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學反思的結果,因為任何文化形式的歷史和邏輯的過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體的自在性,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來文化所可能進行的解釋。西方當代的分析哲學和解釋學表明,因為西方文化的內在結構所限定,以其自在的語言系統和思維方式對文本所進行的解釋困難重重,并且認為不可能達到本來的意義,所以,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語言本身所進行的解釋都不具備其文本意義,既然如此,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學和形式對中國的文化和哲學進行解釋呢?真不理解當代中國學界何以能以西體西用的方法論進行中國文化的研究,并自以為是的認為是發現了中國文化的“基本規律”。當以其中國哲學自在的形式與這些“基本規律”進行比較后,就會發現中西文化是絕然不同的形式,而且就思維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進行簡單的類比和實現思維方式的統一⑴。哲學思維與文化形式的統一性表明,任何一種獨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學思維所產生的結果,因此,中國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國哲學思維的結果。而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體中尋求。那么,中醫У惱苧Ь烤故鞘裁蔥問降?于中國哲學的關系是怎樣的?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形成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問題。顯然,在這一研究進路中,將構成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對中國哲學的研究中,以時空的認識論原理對中國的知識系統進行反思,發現在中國的知識形式中,《易經》是中國哲學的基礎,而中醫學是運用中國哲學思維所產生的最成熟的知識形式,也可以這樣認為,從中醫學中可以反映出中國哲學的本質性,所謂醫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國哲學的本質性與中醫學的統一是以怎樣的原理表現出來的,這是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的形式,而這也是研究中國哲學的首要的工作。我對《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形式的工作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易經》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進行了對中國哲學的概括⑵,形而中論的哲學思維方式表明,時空對應的認識論原理、對應和中的方法論原理、中和統一的時空本體論是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因此,對中醫學能否反映出這三個基本規律是哲學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從中醫學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維方式并對其進行與中國哲學原理的整合是這一研究工作的組成部分。由于中醫學的思維方式與《易經》的統一,所以歷代中醫學者對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都有相當深刻的理解,例如,有清一代名醫章虛谷說:“詩、書、春秋,論世間事跡,褒君子,貶小人,以明治亂之所由,原非論陰陽之理者。《易》象表陰陽進退消長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亂事之道。……故易為大道之源,醫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辭》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醫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體,醫書豈真與易書比哉?醫經與易經,體同而用異,拙集屢申其義矣。即將先天后天打作兩橛,遂有一橛截全體之見,而不識其體用所在也。圣人韋編讀易,不聞讀醫,假年學易,不聞學醫,蓋以此也。圣人為治世之大道,不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達不敢當。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體一也。其所系之重,猶先于大道,何故?蓋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業。保性命者,醫道也。其理與《易經》同出陰陽太極之源,故體同而用異也。”（《章虛谷:《醫門棒喝·論易理》）顯然,章虛谷對《易經》和醫經的哲學關系的認識是深刻的。由于哲學形式的外化是當代哲學的研究任務,因此,和所有對醫易相通有相當深刻認識的古代學者一樣,這一研究是以《易經》自在的哲學思維的外化形式闡釋中醫學的哲學思維的。

中醫學是中國文化的形式之一,由于中國哲學是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統一,所以,中醫學的形式必然表現出中國哲學的基本原理。就自在的中國哲學的基本原理和自為的中醫學形式的關系所作的研究,表明了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在與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的統一性中展示出的文化上的基本意義。所以,中醫學在內容上代表了中國文化和哲學的基本形式。應當說,想探索中國哲學奧秘的人、并認為中國哲學是不同于西方哲學的、因此具有獨立的哲學形式的人,就應在對《周易》、《道德經》和《內經》的研究上下功夫,舍此并無其它。筆者以形而中論對中國哲學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式的結果。既然中醫學的哲學基礎是在形而中的統一,那么,中醫學本身在形而中的形式中其具體的基本規律是怎樣的形式、及其這些基本規律對中醫學發展的基本意義之所在,這將是本文所討論的內容。

一、中醫學的哲學基礎

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即哲學基礎問題,是近代以來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產生的西體西用的理性進路,所以,對中醫學的哲學研究無不是以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對中醫學的思維方式進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從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由于脫離了自在的中國文化的基礎,因此,應當認為這些結果根本不是中國哲學或中醫哲學的本來面目。對中醫學的哲學思維及其基本規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國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學反思的結果,因為任何文化形式的歷史和邏輯的過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體的自在性,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來文化所可能進行的解釋。西方當代的分析哲學和解釋學表明,因為西方文化的內在結構所限定,以其自在的語言系統和思維方式對文本所進行的解釋困難重重,并且認為不可能達到本來的意義,所以,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語言本身所進行的解釋都不具備其文本意義,既然如此,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學和形式對中國的文化和哲學進行解釋呢?真不理解當代中國學界何以能以西體西用的方法論進行中國文化的研究,并自以為是的認為是發現了中國文化的“基本規律”。當以其中國哲學自在的形式與這些“基本規律”進行比較后,就會發現中西文化是絕然不同的形式,而且就思維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進行簡單的類比和實現思維方式的統一⑴。哲學思維與文化形式的統一性表明,任何一種獨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學思維所產生的結果,因此,中國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國哲學思維的結果。而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體中尋求。那么,中醫學的哲學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于中國哲學的關系是怎樣的?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形成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問題。顯然,在這一研究進路中,將構成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對中國哲學的研究中,以時空的認識論原理對中國的知識系統進行反思,發現在中國的知識形式中,《易經》是中國哲學的基礎,而中醫學是運用中國哲學思維所產生的最成熟的知識形式,也可以這樣認為,從中醫學中可以反映出中國哲學的本質性,所謂醫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國哲學的本質性與中醫學的統一是以怎樣的原理表現出來的,這是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的形式,而這也是研究中國哲學的首要的工作。我對《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形式的工作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易經》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進行了對中國哲學的概括⑵,形而中論的哲學思維方式表明,時空對應的認識論原理、對應和中的方法論原理、中和統一的時空本體論是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因此,對中醫學能否反映出這三個基本規律是哲學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從中醫學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維方式并對其進行與中國哲學原理的整合是這一研究工作的組成部分。由于中醫學的思維方式與《易經》的統一,所以歷代中醫學者對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都有相當深刻的理解,例如,有清一代名醫章虛谷說:“詩、書、春秋,論世間事跡,褒君子,貶小人,以明治亂之所由,原非論陰陽之理者。《易》象表陰陽進退消長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亂事之道。……故易為大道之源,醫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辭》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醫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體,醫書豈真與易書比哉?醫經與易經,體同而用異,拙集屢申其義矣。即將先天后天打作兩橛,遂有一橛截全體之見,而不識其體用所在也。圣人韋編讀易,不聞讀醫,假年學易,不聞學醫,蓋以此也。圣人為治世之大道,不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達不敢當。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體一也。其所系之重,猶先于大道,何故?蓋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業。保性命者,醫道也。其理與《易經》同出陰陽太極之源,故體同而用異也。”（《章虛谷:《醫門棒喝·論易理》）顯然,章虛谷對《易經》和醫經的哲學關系的認識是深刻的。由于哲學形式的外化是當代哲學的研究任務,因此,和所有對醫易相通有相當深刻認識的古代學者一樣,這一研究是以《易經》自在的哲學思維的外化形式闡釋中醫學的哲學思維的。們已經把中國哲學暨《易經》中的哲學模式以形而中論的原理進行概括和反思,由于在中醫學中主要體現出醫學的目的和方法論的統一──“保性命者,醫道也”,所以,對應和中是中醫學中主要的思維方式和哲學方法論。以對應和中的規律進行對中醫學的反思,其表明,在這一方法論的作用下產生的中醫學哲學的主要規律是: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下面對這三大規律進行具體的論述。

亞里士多德認為，哲學應從醫學開始，醫學最終要歸于哲學。由于中醫學和西醫學產生于2種不同的文化背景，它們各自的理論體系和方法以及所依賴的哲學理論有很大差異。

1中國文化、中國哲學對中醫學的影響

中國長期處于農耕社會，人們的生活離不開土地，知識大都來自直接的感受和領悟。中國的哲學家們將直接認識的東西視為哲學思維的出發點，在一個連續審視過程之中，認識的主體和認識的客體還是渾然一體的，因此中國哲學家的語言往往只作提示而并不明確。中國哲學注重“天人合一”，也就是“形神合一”，這與西方哲學所強調“天人二分”是不同的。儒家主流觀點認為天人合一表現為“天人相通”，道家認為道生萬物，人應該法道于自然，追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的境界。在中國哲學里，主體與客體是一體的，所以中國哲學的語言不是很明晰，它們不表示任何演繹推理的概念。中醫學建立在中國傳統哲學基礎上，沒有從自然哲學的母體中獨立出來，從而帶有傳統文化烙印和濃厚的思辨色彩。中醫學從誕生開始便具有“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雙重屬性。西醫在古代也曾包容在自然哲學母體之中，隨著解剖和實驗方法在醫學中的應用，西醫學逐漸從自然哲學和文化母體中分化出來，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哲學之于醫學的作用在于方向性的指導，而不應做具體細節的規定。但是，由于中醫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的關系太過密切，導致了中醫學中的許多規定是為了遷就哲學而做出的，已經偏離了客觀實際。中醫學不但將中國古代的精氣、陰陽和五行等哲學知識作為理論構建的指導思想，而且直接參與該理論的形成，將這些哲學中的概念、原理、思維方法用于解釋各種生命現象，直接將這些哲學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移植于所構建的醫學理論之中，滲透于中醫學的所有領域和各個知識層面，與相關的中醫學知識融合為一體，成為中醫學理論體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中醫學的認識方式和表述有其特殊性，中醫學的研究對象包含著主體因素，是從認識主體與客體關系的角度來描述和定義對象的。在唯科學主義者眼里，觀察對象是不依賴于主體而獨立存在的，在觀察過程中必須排除主體對客體的作用和影響。中醫學認識對象的時候，不同程度地打上了醫者的主觀烙印。“象”是中醫觀察和研究的主要對象，如面象、舌象、脈象等，不同于西醫學與主體無關的臟器，中醫的“象”是從醫生體驗的角度來界定的。“體驗”和“感悟”是中醫思維中重要特征，古代醫家均強調“心悟”、“心法”等直覺體驗。“醫者，意也”，深刻反映了中醫的思維特點。中醫認識事物的過程實際上是對事物規律性的抽象過程，包含著醫生自身的某些素質，如經驗、理性認識能力甚至情感因素等內容。總而言之，中醫學在觀察過程中，過多地滲透了主體的因素。但是，歸根到底，這種表述方式是對患者疾病信息的反映，是一種唯物的觀點。我們不應該因為其語言表述上帶有主觀色彩就斷然否定其理論的客觀本質，就對其科學性產生懷疑。系統化的中醫理論是古代醫家在當時豐富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吸取了當時哲學、思維科學、天文、地理、氣象、物候等諸多學科的先進成果，對當時臨床實踐的一次大的理論總結。它的形成與發展由始至終都貫穿著實踐的作用。中醫學形成于實踐，又在實踐中得到繼承和發展，從而形成了現在比較系統的中醫理論體系。中醫的奠基之作《黃帝內經》便體現了這一點。《黃帝內經》的形成，并不是單純靠人們的想象，而是以實踐為基礎構建起來的醫學理論。通過實踐，發現并確定了人體主要生命體征，如心搏、呼吸及神等;通過實踐，揭示生命奧秘;通過實踐，探求治病規律及方法。

2西方文化、西方哲學對西醫學的影響

古希臘是西方哲學的發源地，以商業為其經濟基礎，希臘愛琴海地區，航海條件優越。數學和數理運算成為商業往來的核算工具，商人強調獨立自主的能力和創新的精神。因而西方的世界觀強調不依附于他人，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注重理性思維，借助于邏輯推理的形式來把握世界。西方哲學認為“心物二分”，強調主體和個體的獨立性和二元性，笛卡爾哲學提出精神界和物質界是2個平等而又彼此獨立的世界，認為精神界和物質界是可以分割開來的。黑格爾說過思維和存在的對立是近代哲學的出發點。這一理論推廣而來，西方哲學將主體和客體對立開來，形成身心、主客的理念，堅信人是世界的最高力量，個體的發展是最終的目的。與東方哲學相反，西方哲學強調人定勝天或控制自然。西醫學深受西方哲學影響，其實驗充分運用了理化、數學的方法，重視邏輯推理和分析證明。而對于人體的認識，從系統、器官、組織的研究逐步深入細胞、分子、基因等細微結構，同時對各種結構都有其理化性質的描述和精確定量的數學刻劃。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注重體驗、直覺和悟性，這種思維方式是立體的、混沌的、意象的和體驗的。天人二分則是以理性的方式、明確的概念和嚴密的邏輯來探究客觀事物中的本質規律，因此這種思維是“線性的”、“量化的”、“嚴密的”和“理性的”。雖然西醫理論的構建過程也是在其哲學思想支配下完成的，但是就西醫學理論的構建而言，哲學僅僅作為指導思想，指引著醫學科學家沿著正確的軌道，完成其科學研究，構建其相關理論。哲學的概念及原理不直接參與西醫學理論的構建，更不會將相關的哲學概念及其理論作為醫學理論的組成部分。

3不同的哲學理論指導下的中、西醫學各自的特點

在中國古代醫學著作中，時常可以見到“醫者意也”的說法。好像醫學理論的神秘性、治療方法的靈活性、醫家的悟性，都只能以一個“意”字來體現。換言之，中國傳統醫學的神韻，就蘊涵于其自身所具有的那么一種“可以意會，難于言傳”的味道當中。然而，醫學畢竟是一門自然科學與實用技術，醫家究竟如何以“意”來構建這門學問，似乎并無人深究。

近代碩學梁啟超曾說：“中國凡百學問都帶有一種‘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的神秘性，最足為智識擴大之障礙。”而其所舉之例，即是“醫學”。的確，中國傳統醫學較之于任何一種其他古代精密科學（如天文、算學）或實用技藝，都更具有傳統文化的特征。或毋寧說，只有傳統醫學才能夠體現傳統文化“可以意會，難于言傳”的韻味。

時至今日，當人們從不同角度對傳統科技文化進行評價與研究時，一方面驚訝地發現：在近代西方科技繁榮昌盛、普及全球之后，唯有中國傳統醫學仍然具有不衰的生命力；但與此同時，人們又在不斷地以西方科學的目光與標準來審視、衡量、評價、要求、改造這唯一具有生命力的傳統科學。在這種情況下，“醫者意也”所代表的傳統醫學之神韻棗這種與近代科學格格不入、“最足為智識擴大之障礙”的基本性格，自然就會受到更多的非難。

作為醫史研究，特別是醫學思想史研究，理應對這句古來醫家常掛嘴邊，當代中醫也還在以不同方式強調其重要性的話加以注意。本文即從剖析“醫者意也”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多種含意與表現形式入手，以求理解中國傳統醫學的“神韻”所在；沿著醫學的軌跡，而不是文人的雅興來探索傳統醫學的一些本質性問題。

出典與含義

“醫者意也”初見于《后漢書·郭玉傳》。其記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