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三農問題的幾點理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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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農民增收問題。但農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衡量標準，不僅要看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率，更重要的是看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和享受基本公共服務方面的差距，農民內部的收入差距和享受基本公共服務方面的差距。同時，農民收入問題，不是看短期的因素以及一些應急的措施導致的增長，而要看長期、深層次的制約因素?！叭r”問題實際上反映的是中國經濟社會的深層次的矛盾，“三農”問題的根源不在農村，而在于宏觀的經濟和社會政策的取向?，F僅談幾點與“三農”問題有關的理論思考，就教于方家。

一、“庫滋涅茨曲線”的軌跡是會自動實現的嗎？

如果有可供利用的資料，用縱軸代表不平等程度（如基尼系數），用橫軸代表人均收入，它們之間的關系可以用最初不平等上升、然后不平等下降這樣一條倒U形曲線來勾勒，也就是人所熟知的庫滋涅茨曲線。有的專家指出，根據其他國家發展的經驗，人均GDP達到1500美元左右，基尼系數才開始下降。中國現階段人均GDP只達到1000美元左右，基尼系數還處在倒U形曲線的上升階段，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化，客觀上還有繼續上升的趨勢。統計預測，我國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會時，人均GDP可達3000美元以上。在此之前，大約2010年左右，人均GDP可達1500美元左右。此時，基尼系數將倒轉為下降趨勢。但問題是，“庫滋涅茨曲線”的軌跡是否會自動實現？速水佑次郎在他的《發展經濟學—從貧困到富?！芬粫兄赋?，在時間序列上，盡管為檢驗倒U形假說做了一些努力，但是西歐和北美的歷史資料還未能證實這一假說。日本的基尼系數的變化明顯地同倒U型假說相一致，但需要進一步研究的是這種平等多少是由戰爭沖擊造成的，多少是由內在的增長機制造成的。我同意他的觀點，即：“我們的任務是探討可能抵消那些不平等力量的措施，以使低收入國家的發展道路可以不同于庫茲涅茨曲線”[1]，或盡可能縮短不平等擴大的時間段。我還認為，即使發展中國家在向市場經濟過渡中要經歷不平等由擴大到縮小這一階段，但這種不平等逐漸縮小的變化不會自動取得，而是要有內在增長機制的變化為保障。

二、內在增長機制的變化意味著發展觀和發展模式的轉變，中國的資源配置是否還應著力向一部分地區（大城市和沿海地區）傾斜？是否應樹立新的增長模式和走新的發展道路？

我國長期以來的政策選擇及發展模式是將資金的投入和資源的配置向大城市和沿海地區傾斜，這樣資源的配置和使用可能最有效益（注：當然也包括將資源投向并不一定有效率的國有企業）。如廣東、江蘇、山東3省，GDP已超過1萬億元，如再加上浙江、上海，5個省市GDP已占全國GDP的近50%。以往的實踐已經證明，資源配置向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區傾斜，通過發展汽車、高檔商品房等來刺激高消費，在短期內仍可維持經濟的較快速的增長。據報道，德意志銀行經過對50個國家過去20年的數據研究，認為支撐一國長期高速增長的條件在中國都已具備，中國至少可保十年的7.3%的增長。今后消費領域增長的最持久的動力來自汽車和服務業。房地產的兩位數增長可能會持續多年，但增速將明顯低于汽車行業。服務業中，旅游、教育、醫療服務等行業的發展將明顯高于GDP的增長（《解放日報》03年2月26日）。2003年的經濟形勢表明，與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和轉變密切相關，被稱為新的經濟增長點的電子信息業、房地產業和汽車產業已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這就導致中國的工業、尤其是重制造業將保持高速增長的態勢（《解放日報》2003年11月30日）。高盛公司的經濟分析也指出，國內居民收入增加以及更多的私人購買房地產、汽車、手機等跡象表明，中國國內消費需求日益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比投資和出口更為重要的力量。

長期以來，我們是襲用這樣的增長模式，走這樣的發展道路，確實造就了二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但也產生了影響深遠的問題，投資和資源的配置向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區傾斜，刺激的也主要是一部分收入較高的人群和地區的消費。其結果正如十六大報告指出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還沒有改變，地區差距擴大的趨勢尚未扭轉,貧困人口還為數不少。近幾年來，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2002年的3.11:1是改革開放以來城鄉之間最大的收入差距。如考慮到城鄉兩種統計口徑的不同以及社會福利方面的差距,城鄉的收入差距大約為6:1。目前，農村還有近3000萬的貧困人口，如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計算（一天一美元，按購買力平價），2000年仍有1億8百萬農村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近年來，隨著城鄉收入差距的拉大，農民在居民消費中的比重也不斷下降。農村地區市場消費的增長也相應低于城鎮地區，農村地區在全國消費市場中的地位繼續下降。2002年，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突破4萬億大關，達到40911億元，比上年增長8.8%。其中，縣及縣以下地區消費品零售總額15013億元，增長6.8%，遠低于城市消費品零售總額10%的增長幅度。縣及縣以下地區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僅為36.7%，比上年又下降了0.7個百分點。如回顧歷史，進行縱向比較，1985年這一比重最高時曾經高達56.5%，而那一年城鄉收入之比為1.86:1，是改革開放以后城鄉收入比率最低的年份之一[2]。

在中國的電子信息業、房地產業和汽車產業等產業未來一段時間繼續保持高速增長的經濟現實面前，我們是否可能而且也應該采取第二種政策選擇或發展模式，即國民收入再分配向廣大農民、向欠發達地區傾斜，促進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什么是可持續的增長？即建立在公平分配基礎上的增長，這實際上是發展的傳統概念。從這個意義上講，二十多年來，中國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但在一定程度上還未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發展，因為相當部分的農村人口還未能享受到增長的收益。像中國這樣的大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是靠國內市場的需求，啟動內需最大的問題則在農村，而農村消費不旺、消費市場難以啟動的根本原因是農民收入水平太低，而且收入提高緩慢。以前襲用的把占人口近70%的群體排斥在現代化進程之外的增長模式缺乏深厚的底蘊，難以長期持續下去。只有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村人口的生活得到改善，購買力得到提高，國內消費市場才能啟動，經濟的增長才有堅實的基礎。走新的發展道路，促進公平分配基礎上的可持續增長，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使全體國民分享現代化、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收益，這不僅是解決公平問題，也是解決長遠的效率問題。三、調整國民收入再分配格局與市場化取向的改革是否相矛盾？在深化改革中，如何理解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

一種觀點認為，調整收入再分配格局需支付的成本太高，調整的結果都給下面發了工資。而通過制度變革，發育要素市場，農民真正擁有土地所有權，農村勞動力能自由遷徙，金融機構實現民營化，使農民有權支配自己的資源（勞動、土地），可以便捷地獲得資本，可解決“近渴”問題。

另一種相似的觀點認為，改革的關鍵在于放松以至徹底解除各種不合理的政府管制政策?！督洕芯俊?003年4期刊登陶然等人的文章，提出“如果中央不放棄既有管制措施，只是擴大對落后地區和農村轉移支付，可能會進一步加大落后省份對中央財政的依賴度，結果是地方經濟自主性下降，管制在基層被不斷強化?！?/p>

市場化取向的改革與調整收入再分配格局實現社會公正是否矛盾？究竟什么是公平分配？

正如道格拉斯·諾思所言，主要用于再分配收入的制度變革通常不會提高社會產出,而是降低社會產出[3]。我們所說的公平分配并不是單純以縮小收入差距為目的，收入差距的縮小僅僅是結果。阿馬蒂亞．森曾指出，貧窮并不僅是收入的剝奪，更重要的是能力的剝奪，窮人無法行使某些基本的功能，這是一種絕對的剝奪[4]。我們所說的公平分配，即是要改革社會保護的體制，調整收入再分配的格局，來創造、保護和促進弱勢群體的能力，使他們能與社會上其他人一樣，能得到機會、利用機會，在相對平等的基礎上競爭。公平分配，首先是獲取和使用機會的能力培養上的公平。而現行的收入再分配體制恰恰剝奪了農民及其子女的能力，沒有為他們提供與社會其他人士公平競爭的一個平等的起點，造成了農村勞動力的人力資本的質量難以提升，就業機會難以獲得，農民收入難以增加。再分配強調的是能力培養上的公平，起點的公平，而恰恰在這個問題上，不能靠市場，政府必須履行自己的職責；而初次分配強調的是回報與付出（能力的體現）的相稱，結果的公平。

解決再分配的公平問題要著力建設農村的公共財政體系，以公益事業優先為原則，保證不同地區、不同階層的公民可享受大體相同的最基礎性的公共服務。這樣才能使農村居民及其子女在能力的培養上獲得公平的待遇。為此，要建立規范、透明、公正的財政轉移制度，首先要核定各級的基本需求，劃分各級政府的事權。固然不同地區的現有經濟發展水平不同，但應保障對不同地區的鄉村基層的最低限度的基礎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社會治安、最低生活保障和五保戶保障等基礎性公共產品的供給，以及相應的農村基礎設施（公路、電訊和電力設施、自來水、衛生公廁、衛生防疫設施等）的完善?；鶎訖C構的財力不足，則通過財政轉移支付解決，也就是使財政體制具有平衡地區間提供基礎性公共服務的財政能力?，F在，中央的一些部、委、辦掌握著大量的專項資金，各省爭相申請資金，跑錢跑項目，“會哭的孩子多給奶”，項目決策的隨意性強，不符合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建立規范的橫向財政轉移支付，事權財權一起下放，做到制度化、規范化、法制化，可以減少尋租行為和決策的隨意性，有利于杜絕腐敗，提高經濟效率。

如果說國民收入再分配包括財政收支、信貸收支和轉移收支等幾方面內容，財政、信貸資金投放方向的調整、更為規范的轉移支付，從長遠看，能培養農村居民和弱勢群體的能力，但從近期看，能否在農村和不發達地區創造增長？提供社會公共服務的重點的轉移往往伴隨著工作職位的轉移，公共開支與就業機會是聯系在一起的。但公共開支的增長能產生多大的乘數效應，能在多大程度上促進農村和不發達地區就業、農民收入和經濟的增長，這是新發展模式是否可行的關鍵性問題，需要做進一步的研究。

四、什么樣的改革能提供調整收入再分配格局必要的資源，支付制度變遷所需的成本？

在未來十幾年間，土地資本的分配方式與分配格局的改變，可以支付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所需的運作成本。從這個意義上講，當前和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將處于一種關鍵性的位置。

農民作為集體所有者擁有的最重要的資產（農村土地）的問題一直是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S）關注的重點，無論是農用土地搞規模經營、連片開發，還是農地轉為非農用地，侵犯農民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利的行為都時有發生。在當前條件下侵犯農民的公民權益往往是通過侵犯農民的合法土地權益表現出來的，我同意這樣一種觀點：保障農民地權不受侵犯是維護農民公民權的一個重要“底線”。在這個意義上，地權與其說是“最低福利保障”不如說是“最低權利保障”。

據有關部門粗略估計，改革開放以來國家通過土地征用從農村轉移出的土地資產收益超過2萬億元。1987年至2001年，全國非農建設占用耕地3394．6萬畝，其中70％以上是征地，這就意味著至少有2276萬畝耕地由原來的集體所有變性成了國家所有。據統計，1999、2000、2001年全國招標拍賣掛牌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價款分別達到114、246、492億元，2002年僅前5個月就達到近300億元，總計1152億元。這些土地絕大部分都是國家從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征用來的集體土地。

按照《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間占用耕地將超過5450萬畝。如果按現行的征地補償原則計算，在未來十幾年內，農民因土地的低價征用將損失3萬億元以上。據有關方面統計，一般每征用一畝地，就伴隨著1.5個農民失業。那么，未來30年占用耕地5450萬畝，至少將暫時性地造成8000萬農民失業。

如果說，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農地轉為非農用地的趨勢不可逆轉，那么政策的重點就應放在使利益受損的農民分享農地轉移用途后的增值收益上。未來的3萬億元在分配上能否有一部分用于農民的福祉和農村社區的發展？現在各地在這方面已有一些經驗，如有的地區已建立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補償標準，建立被征地農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如浙江）。還有一種思路是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廣東省最近已經明確，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可上市流轉(出讓、轉讓、出租和抵押)。在此之前，珠三角地區通過流轉的方式使用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實際超過集體建設用地的50%，隱形市場一直存在并且龐大。根據新的規定，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的收益，其中50%左右應用于農民的社會保障安排；剩余的50%左右，一部分留于集體發展村集體經濟，大部分仍應分配給農民，并鼓勵農民將這部分收益以股份方式，投入發展股份制集體經濟。

第三種試驗是，安徽蕪湖作為國家確定的試點，試行農民集體所有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核心是土地所有權不發生變化，在轉讓、租賃、作價入股、聯營聯建、抵押等形式的使用權轉移行為期限結束后，土地仍然是農民集體所有。農民可以在土地流轉的過程中獲益。

無論哪一種做法，關鍵是使普通農民能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利，經濟利益得到保障。一方面，要使失地農民有生存權和發展權，使他們在年老后能有養老保障，在勞動年齡期間能有就業的機會和就業的技能。另一方面，要使農村社區能夠利用留在農村的土地增殖收益發展公益事業和基礎設施，促進農村地區的繁榮和穩定。在這一過程中，要使村干部由和企業、地方政府合謀，轉為受社區成員監督，使普通農民對土地的財產權利能夠真正得到實現。

為了防止在土地問題上侵犯農民的合法權益，使農民最后的、也是最值錢的一塊生產性資產不至于流失，國家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法規。如普通農民對于土地的權利真正得到實現，各級政府和村社區領導人支配土地資源和對外交易土地資源的權力就受到限制，工商資本和金融資本要想獲得農村土地，就必須直接與千家萬戶的小農打交道，交易成本和用地成本無疑要大增，廉價土地資源的優勢在很大程度上會喪失，相當一部分各級干部和村領導人對此持有異議，法律的執行會遇到阻力。在國內外工商資本和金融資本通過與地方權力結盟，向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索取超額利潤的大趨勢下，這一關鍵性的改革難度很大。

五、在發展模式的調整過程中，政府職能轉換的癥結在哪里？

宏觀政策、發展模式、國民收入再分配格局在不同地區、城市與農村之間的調整，首先涉及到的問題是政府職能的重新定位：在經濟全球化和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政府和市場各自職能的定位問題始終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關鍵問題。而各級政府職能的定位問題尚未解決。干部的目標與群眾的目標有時并不一致。干部想的是“任期內政績最大化”，出臺的政策有時被地方政府、部門利益所操縱、扭曲，最后導致形式主義風行，如每個縣搞幾個示范村，“樣板工程”，只是給領導看的，往往是能看不能學。政府官員的政績，首先看經濟增長，財稅收入，招商引資的成績，這就使各級黨政領導把主要精力用于抓經濟，忽視了其他工作。

政府要關注GDP的增長，要吸引外資，這是無可非議的。如能有更多的資源投向于可產生利潤、稅收和就業的領域，就能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促進經濟的增長，創造更多的稅收，政府的財政實力得以增強，有條件為老百姓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君不見，許多國家的領導人來中國，都不遺余力地親自招商引資，或推銷本國的產品。問題是政府不應直接參與資源的配置，直接干預經濟活動，而應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上所起的基礎性作用，著力創造一個有利于資源優化配置的制度環境。

在政府職能的履行上有三個主要問題：傳統的管理模式；傳統的發展觀（GDP崇拜）和政績觀；政府部門的職權、責任和財政支持不對稱，形成在履行公務時自身的利益驅動。

長期以來，對各級政府的管理模式是沿用計劃經濟的辦法，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把各種經濟指標（GDP增長率、財政稅收任務、招商引資）和社會指標由上而下，層層分解，把完成任務和政績、考核以及經濟收益掛鉤，帶有很強的行政強制性。這種傳統的管理模式、發展觀和政績觀相結合，再加上政府部門自身的利益驅動，就必然導致：第一，政府直接操縱資源的配置，干了許多不該干的事。20世紀90年代，政府出臺不少興辦鄉鎮企業的法律法規，鼓勵乃至強制基層政府推動鄉鎮企業的發展。在政績壓力以及財政收入的激勵下，集體企業得到了非常規的發展。近年來，地方政府在鼓勵外資企業、合資企業或民營企業的發展時，往往采取各種直接的經濟干預手段，如為企業提供廉價的土地；減免稅收；為企業尋找貸款，甚至提供貸款擔保；幫助企業上市，甚至捆綁上市。

第二，政府對待自己該干的事（公益事業、公共產品的提供），又存在嚴重的失職。一種情況是撒手不管，交給市場去做。一些公益事業的外部性強，沒有經濟回報，又不屬于考核的硬指標，政府就不予考慮，而讓農民或企業自己去干公益事業。

另一種情況是政府部門要做的事情超出地方的實際能力。在中西部地區，導致鄉村增加公益事業和辦公設施供給的壓力很大一部分來自于上級政府推動的小城鎮建設、村建運動以及“普九”等各類達標活動。公益事業和辦公設施建設的數量和標準通常由上級決定，但是資金主要由鄉村自籌，“光給政策不給錢”。如“五個一工程”示范村（要求每個村有一個文化中心，一個廣播室、一套收視設備、一個宣傳欄和一支宣傳隊伍）等。由于規定的規模和數量、質量通常高于鄉村的由實際條件形成的需求以及政府的財力，導致借貸或者拖欠工程款項的行為大量發生。這樣，目前的鄉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模式導致供給表現為過剩與不足的雙重特征。

政府職能能否改變，要看其行為能否受到有效的制約：（1）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則需要進一步深化政治體制的改革，通過制度創新，改變各級政府對上負責，而不是對下負責的局面，在工作中真正體現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2）各個政府部門的職權、責任和財政預算要相匹配，使各部門能公正地履行自己的職責，而不是追逐本部門利益。（3）政府部門及公務員的行為要受到政府之外的人大、政協、群眾團體、媒體以及普通民眾的有效監督、質詢和問責。

六、在深化農村改革中，如何改革農村的治理結構？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如何落實憲法賦予他們的民主權利，對政府進行有效的監督？

有關農村的行政架構和治理結構，有幾種不同的觀點：

溫鐵軍認為，“按現代制度來規范傳統村社，必然產生政府與分散的、剩余太少的農民之間交易費用太高的問題?！瓱o論集權或民主，都對小農經濟作用不大，除非把小農經濟基礎徹底改變”（見“怎樣的全球化”一文，《讀書》，2001年8期）。

另一種觀點主張國家政權從農村撤退，認為政治改革開放的邏輯過程應該是“官權退、民權進”。

有些學者從另一個角度也認為，鄉鎮財政收入不足，鄉鎮沒有必要設立獨立一級政府，應將目前的鄉鎮一級政府變為縣一級政府的派出機構。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農村過去沒有脫離國家的介入，今天更是被納入了國家的軌道。農村改革之后仍然如此。國家在土地制度、計劃生育、稅收、教育等等方面都介入極深；那種將國家撤出鄉村、使其實現自治的想法是極不切實際的。實現鄉村自組織能力只能在現有的制度框架下進行。這并不是因為現有的制度無法改變，而是因為它代表了正確的方向，因此沒有必要改變?！保ㄒρ螅骸按迩f民主與全球化”，《讀書》2002年4期）

中國鄉村的現狀是有44741個鄉鎮（其中鎮19184個），每個鄉鎮轄5322戶家庭，2.0611萬人。據有關的資料，財政供養人員約1280萬（包括離退休人員約230萬），其中教師690萬，鄉鎮干部共140萬人。全國村干部人數380萬，組干部人數就更多了。幾年來，縣鄉兩級拖欠干部工資現象不斷增加，一千多個縣欠發工資。

鄉鎮這一層究竟要干什么事？鄉鎮一層有兩種職能，一是為本社區居民提供公共產品，鄉鎮有適合其規模生產的公共品和服務。諸如農村教育、小型水利設施、鄉村道路建設、社會救濟、防洪救災、社區環境、衛生防疫等。

二是執行從中央到省、地、縣布置下來的各項任務。有效率的鄉鎮一級組織有利于上情下達，動員社會資源，擴展市場，傳播信息，促進政府與社會溝通。

如中原某縣：2000年就有8個一票否決：第一是計劃生育；第二是治安綜合治理；第三是黨鳳廉政建設；第四是普九教育達標；第五是第五次人口普查（五普）；第六是二號?。ɑ魜y）防治；第七是收槍治暴；第八是煙葉生產沒完成任務的60%，和完成教育附加為全縣的后三位，鄉黨政領導自動寫辭職報告。這8項任務，既包括提供公共產品，也包括完成上級的指令。

鄉鎮一層究竟是基層政權單位，還是村以上的第二層自治組織（輔之以派出單位），則要看哪種職能的比重更大以及政府與農村社會之間的關系。鄉鎮一級的自治程度的提高與兩個因素密切相關：一是上級布置任務的減少，二是傳統的管理模式的改變。如果這兩條做到了，政府在基層的架構就可以弱化，留下的空間和需要履行的職能就可由自治組織、NGO或NPO填補。

如何使政府真正成為對人民負責的政府？如何改變政府的職能，使其財力、人力、物力真正用于公共服務領域，造福于廣大農民群眾？這就要建造有效的監督機制、群眾的參與機制，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是大力發展農村的非政府組織、社區、農民的合作社及協會等，提升農村弱勢群體的社會資本和組織資本。斯蒂格利茨曾提出一個總量生產函數Q=F（A，K，L，H），其中Q是產出，K是資本，L是勞動，H是人力資本，A是一系列因子，包括信息、知識、社會和組織資本等，他認為這些因子構成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產出上的主要差異[5]。投資于社會資本、組織資本和人力資本，往往能得到比投資于物質資本更高的回報。因此，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不僅能提高群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度，使他們對行政管理機構的監督更為有效，再分配更為透明、公平，最終也將有利于增加產出、提高效率。

七、干部權力資本化的范式受到了挑戰，企業家的資本權力化的進程全面啟動，對于這種現象如何看待？

在過去相當長的時期內，地方政府全力以赴抓經濟，將其行政范圍內的企業視為一個大公司整體的一部分，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如同公司內部的關系，地方政府充當的是董事會的角色，而政府的干預對企業的成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國外一些學者將這種模式稱之為“地方政府公司主義”(LocalStateCorportism)，這種情況下，權力已經資本化了。但隨著市場化取向的改革不斷深化，干部的權力資本化的范式受到了挑戰：政府對地方正規金融組織運行的影響力不斷減弱（拿不到貸款了）；鄉鎮企業的債務危機使地方政府經營企業的路子走不通了，“地方政府公司主義”的模式破滅，政府被迫退出競爭性領域。在政府職能轉換的大趨勢下，政府官員不能再直接將權力資本化，而是投桃報李，營造權力期權，最后在下?；蛲诵輹r利用在職時積累的社會資本去獲取財富。

與此同時，企業家的資本權力化的進程全面啟動。擁有較強經濟實力的企業能解決地方的就業問題；作為地方的稅收大戶，對地方的財政狀況也有較大影響，從而掌握了話語權，處于較強的談判地位。而一些地方政府在鼓勵民營經濟發展時作為成功經驗的慣常做法是，不僅在經濟上給予扶持，同時在政治上給企業家以位子或待遇，讓企業家進入各級人大甚至擔任政府領導。企業家作為社會的一員來議政，是無可非議的，但如果參政甚至行政，這種資本與權力的結合就有可能導致不平等的競爭甚至尋租，這種現象應該引起警惕。

八、在資本肆無忌憚地擠壓勞動時，政府的權力如何介入勞動與資本之間的關系，實現真正的城市化？

有的學者指出，“有些人看到中國人失業是個問題，卻看不到這個勞動力大軍同時又是中國增長的潛力，使中國可以有幾十年低勞動力的供給。我們現在一年可以創造出1000多萬個就業崗位已經很不錯了，按照這個速度我們可能有四五十年時間才可以使四五億的農民轉移出來。這是一個‘世紀大難題’，弄好了也是我們的世紀大機遇?！保ǚ畡偅骸吨袊洕梢栽俑咴鲩L二三十年》，2002年11月22日《中國財經報》），但在這進程中，我們是否可以在未來的幾十年心安理得地利用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始終坐視甚至幫助資本肆無忌憚地擠壓勞動？

中國現正處在工業化和信息化并行的時代，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則使資本和技術替代勞動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對一般勞動力（文化水平低的非熟練工人）的需求也在逐步下降。如何處理供給充足、需求有限的簡單勞動與資本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個理論上和實踐中仍需進一步探索的問題。應該承認，相對于近乎無限供給的廉價的勞動要素而言，資本仍是稀缺的生產要素，邊際生產率高，必然要求有較高的回報。當前，資本導向型的民營企業、家族或合伙企業、中外合資或外國獨資企業仍有巨大的發展潛力，也應促進和鼓勵其發展。而在各類企業的發展中，資本在大多數情況下仍對勞動處于支配地位，這亦是不爭的事實。但問題是，長期以來，我們的勞動力成本低廉的競爭優勢，在很大程度上是擠壓了勞動者合理的勞動待遇、象樣的生產生活條件和基本的社會保障而形成的。如果企業家成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他的“先進”應體現于擁有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方式，而不是靠壓榨勞動來獲取效益。

資本對勞動的種種擠壓，目標只有一個，壓低成本、擴大利潤。由勞動力供求狀況所決定的簡單勞動的低工資率使農民工無法享有象樣的生活條件，雇主也往往不會主動去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況。在這種現實條件下，上億的進城打工的農民的生活水平、生活條件和消費方式與城市居民仍有較大的差距，盡管他們已經被統計在城市人口之中，使得我國的城市化率到2002年已達到39%（注：2000年36.22%,2001年37.66%）。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仍是邊緣性的流動人口，實現不了全家人口的遷移和定居，支付不起城市的定居成本，享受不到和城市居民一樣的社會福利和保障，這并不是真正的城市化。

盡一切可能來擠壓勞動，對于資本擁有者來說是一種理性的選擇。而政府此時就應履行應有的職責，保障勞動擁有者的合法權益，協調勞動與資本的關系，但地方政府往往從自身的政績出發，忽視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大量農民工的涌入，對城市的基礎設施、社會治安和下崗職工的安置產生了巨大壓力。每一屆城市政府，都有各式各樣的政績考核指標，包含著眾多的“一票否決”制，如社會治安、計劃生育、城市下崗工人安置、城鎮失業率等。大量外來農民工的涌入，對把握住這些考核指標帶來困難。政府為了完成這些考核指標，無形中就有了排斥外來農民工的指導思想[6]。

同樣是從政績考慮，地方政府在處理事務時，首先考慮的是招商引資，吸引外國直接投資（FDI），把經濟做大做強。盡管有文件和政策試圖把進城的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養老、工傷、醫療）體系之中，但是在低價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局面下，社會保障無疑將加大農民工的勞動成本，削弱企業的競爭力，資本將外流到沒有實行城鄉社會保障的地區，地方政府的財稅和就業受影響，因而地方政府從自身的利益考慮，政策同樣趨向追求低成本的經濟發展。有些政府官員怕提出的要求太多，嚇跑外來投資者，制定政策的時候天平往往向資本方面傾斜。為外來農民工營造一個公平的就業環境，實踐起來困難重重。

現實提出的問題是：國內外工商資本和金融資本與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及廉價的土地相結合的進程是否還將延續下去？低成本擴張的工業和經濟發展的道路是否已走到頭了？

我們認為，農村的剩余勞動力無論是轉移到大中城市，還是進入小城鎮，關鍵是城市的公共財政體制應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創造條件，只要是有穩定就業機會和固定住所的農村勞動力，在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方面，都應享有與當地人一樣的平等待遇，做到同工同酬，即從事同樣的工作，應得到同等的報酬，享受同樣的福利，只有這樣，加速城市化進程、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政策才能落實。

社會發展不僅僅是經濟發展，更是社會公平和社會秩序再造的問題。只有改變原有的發展模式，建立促進農村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綜合發展的科學的發展觀，并輔之以切實可行的有力的措施，“三農”問題才能得到根本解決。

【參考文獻】

1.道格拉斯·諾思、羅伯特·托馬斯，AnEconomicTheoryoftheGrowthoftheWesternWorld,TheEconomicHistoryReview（Secondseries，Vol.23，No.1,1970）。

2.JosephE.Stiglitz:DevelopmentThinkingattheMillennium,AnnualWorldBankConferenceonDevelopmentEconomics,2000,p19.

3.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第4章，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

4.速水佑次郎著：《發展經濟學—從貧困到富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2月，194-198頁。

5.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著：《2002-2003年：中國農村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農村經濟綠皮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4月。SomeTheoreticalThinkingsonAgricultural,RuralandFarmers’IssuesZhangXiaoshan(RuralDevelopmentInstitute,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100732,Beijing,China)Abstract:Onlyafterchangingtheoriginalgrowthmechanismanddevelopmentparadigm,adjustingthere-distributionlayoutofnationalincome,re-definingthegovernments’functions,reformingtheruralgovernancestructure,andestablishingscientificdevelopmentoutlooktogetherwithapplicableandviablepolicyapproaches,thencouldtheagricultural,ruralandfarmers’problemsbesolvedfromtheroot.Keywords:developmentparadigm;re-distributionofnationalincome,governments’functions

[作者簡介]張曉山（1947-）男，湖北蘄春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注釋：

[1]速水佑次郎著：《發展經濟學—從貧困到富?！罚鐣茖W文獻出版社，2003年2月，194-198頁。

[2]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著：《2002-2003年：中國農村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農村經濟綠皮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4月。

[3]道格拉斯·諾思、羅伯特·托馬斯，AnEconomicTheoryoftheGrowthoftheWesternWorld,TheEconomicHistoryReview（Secondseries，Vol.23，No.1,1970）。

[4]參看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第4章，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

[5]JosephE.Stiglitz:DevelopmentThinkingattheMillennium,AnnualWorldBankConferenceonDevelopmentEconomics,2000,p19.

[6]參看陳美球喬潤令：9000萬進城農民：城市給了你們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