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工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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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工業革命范文第1篇
政府對經濟的強力干預
在工業化過程中,德國的國家權力發揮了巨大作用,遠超英、法、美等國。18世紀,德意志的一些大邦,特別是普魯士,建立了開明專制主義制度,主張通過政府的鼓勵和參與來發展民族工業。德意志各邦政府利用人民復興國家的民族意識,制定一系列政策,促進經濟、教育和科技的發展。在軍事工業方面,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尤為突出。法國大革命掃蕩了德國貴族社會的基礎,代之以資產階級自由和平等的觀念。普魯士進行了自上而下的資產階級改革,1807年廢除了農奴制,農民獲得解放,成了自由的公民。農民可以自由結婚,自由遷徙,并從事任何行業。19世紀上半葉,德國各邦都不同程度地進行了農業改革和社會改革。建立中央銀行為中心的銀行體系,改善交通運輸,設立鐵路基金,對鐵路實行嚴密監督,實行保護關稅制度。德意志各邦統治者被臣民期望在經濟發展中起積極作用。普魯士可作為一個代表,普魯士政府擁有鉛、鐵、銀、鋅礦。1850年普魯士國有化的鹽礦產量占總產量的80%[5](P72)。德國統一后,隨著中央集權政府的建立,德國經濟開始真正進入高速發展時期。德國通過強有力的政權推行經濟一體化。國家大力推動鐵路建設,將普魯士銀行改建為帝國銀行,開設新的銀行,為工業發展提供資金[6]。興建公用事業,扶植私人企業,并通過聯邦銀行直接參與工業投資。從70年代上半期開始,帝國政府相繼頒布了商業法、營業自由法、民法、遷徙自由法、度量衡法、保護國外商業法,以及對郵政、交通和金融機構事務的管理法等。1873年政府公布貨幣法,規定帝國馬克為惟一的支付貨幣,取消各邦貨幣發行權,統一了全國的貨幣[5](P159)。郵政和度量衡體系也統一起來,這些都有利于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運行。國家還統一經營管理鐵路及交通運輸事業。從1879年起,實行保護關稅政策,提高進口稅率,保護了發展中的國內工商業。同時,還在整個帝國內實行職業和遷徙自由。這些舉措徹底結束了統一前各邦經濟的分離狀態,促進了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掃除了德國工業革命前進道路上的障礙。
雄厚的教育和科學基礎
在世界近代早期,德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比英、法等國落后,但在文化教育方面不斷進行改革,尤其是教育普及的程度居世界各國之首。在初等教育方面,德國成為近代西方國家最早實行普及義務教育的國家。從16世紀中期開始德意志境內各邦先后頒布了普及義務教育法(如1559年威丁堡、1619年魏瑪等)。1717年10月23日普魯士規定實行普遍義務教育。在中等教育方面,17、18世紀德國中等教育的主要形式是文科中學,培養醫生、律師、牧師和政府官吏等社會上層職業者。18世紀出現了實科中學,典型的有1708年席姆勒創辦的“數學、機械學、經濟學實科學校”和1747年赫克開辦的“經濟學、數學實科學校”等。在高等教育方面,1694年建立了歐洲第一所新式大學———哈勒大學,被譽為“現代大學的先驅”。到18世紀末,德國所有大學都按哈勒大學的模式進行了改革。19世紀上半葉的教育改革更使德國處于領先地位。洪堡進行了包括學制、課程、教學方法、考試、學校管理、師資建設等內容的全面教育改革,建立起一套嶄新的教育制度。在哲學家費希特人文主義思想影響下,德國開始整頓小學教育,改革中等教育。1810年創設柏林大學,1821年設立以技術教育為主的柏林實業學校,各地紛紛設立中等技術教育學校[7]。教育制度改革的成果,到19世紀中葉開始產生影響。在德國工業革命中起到先驅作用的柏林機械工業的核心人物玻爾西希就畢業于此類學校。其中爾斯魯厄工業大學(1865年)、慕尼黑工業大學(1868年)、亞琛工業大學(1870年)、柏林工業大學(1879年)等學校,到19世紀后半葉發展為高等工業學府,為工業革命培養了一批優秀人才。德國統一后,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教育法令,實行強迫義務教育制。服兵役和受教育成為公民的兩項基本義務。70年代德國完成了近代教育革命,德意志整個民族的文化素養大為改善。全德的文盲率,1841年是9.3%,1865年是5.52%,1881年為2.38%,1895年降至0.33%。學齡前兒童的入學率在60年代已達到百分之百。德國還十分重視技術教育,大力發展工科大學,1898年,德國9所工科大學在校生超過萬人。政府還十分重視職業教育,1900年僅普魯士就有工業補習學校1070所,還規定18歲以下青少年必須進補習學校學習。在高等教育方面,教學與科研、基礎訓練與專業訓練相結合以及倡導學術自由的原則,已成為高等教育辦學的普遍模式。還在大學和高等技術學校擴建教學和研究機構,使大學成為教學和科研的園地。一些大學還成為某一專業研究的人才基地。基森大學被譽為“化學家的搖籃”,哥廷根大學成為數學家薈萃之地。德國涌現了一批集科學家、工程師和企業家為一體的復合型人才。正是他們的創新成就使德國成為世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中心。德國還注重系統學習英美法等國的工業化先進經驗。國家組建了許多科學研究機構,如國立物理研究所(1873年)、國立化工研究所(1877年)和國立機械研究所(1879年)。德國還創建了“威廉皇帝科學促進協會”。皇太子弗里德里希夫婦請西門子到皇宮作電學演講。1885年俾斯麥50大壽,曾從250萬馬克國民捐贈中拿出120萬用于學位補貼。俾斯麥還鼓勵學生去學習世界高新科技。德國的教育普及程度也相當高。在校學生人數顯著增加。1871年至1896年,僅普魯士的初等學校在校學生人數從390萬多人增至523萬多人。中等學校的在校學生人數由1885年的24萬多人增至1911年的66.4萬多人。高校在校學生人數也明顯增加。在德國先進的教育背景下,一批作出開創性貢獻的自然科學家涌現出來,如發現無線電波的亨利希•赫茨和發現X光的威廉•倫琴等。實用科學研究的代表人物是集工程師、發明家、大企業家于一身的維爾納•西門子,他創立了西門子公司,1886年還創辦國立物理技術研究院。著名經濟史學家卡洛•M奇波拉對此評論說,正是德國人在19世紀下半葉對科學的偏愛使德國工業化比英國和美國工業進展更快。德國科學和教育的昌盛,為第二次工業革命提供了高素質的人力資源和技術條件,是德國后來居上并呈跳躍式發展的基本原因[3](P116)。
注重科學技術與經濟的結合以及新技術、新工具的使用
德國很早就注重科學技術向生產力轉化。19世紀初,洪堡提出了“教學同科學研究相統一”的原則[8],德國大學由單純教學型逐漸轉向教學———學術研究型。大型的工業公司都籌建有獨立的研究部門。德國注意科學技術與經濟的結合,把科學引入生產領域[9]。德國能夠充分利用英國、法國和美國在工業化過程中發展的最新科技成果。德國在統一后更是如此。政府鼓勵采用新技術裝備煤炭、鋼鐵等重工業和化學、電氣等新興工業。德國人在吸取最新科技成就的基礎上,突出地表現了自己的創造力。19世紀后半期,德國在學習外國先進科技的同時,完成了科學研究向應用方向的轉變。第二次工業革命是以電力的廣泛應用為典型特征的。19世紀60年代后,電力取代蒸汽機成為新的動力源。對近代德國電氣工業的發展作出最重大貢獻的是西門子和埃米爾•拉特瑙。西門子是將科學技術發明迅速運用于工業的代表人物。1866年,他在法拉第電磁感應原理的基礎上制出第一架大功率直流發電機,首次完成了將機械能轉變為電能。1879年,他又發明了電動機,將電能再轉變為機械能,西門子公司因而成為強電流方面最主要的公司。他還建造了第一條電車軌道。拉特瑙則將愛迪生發明電燈的專利從美國帶回德國,于1883年創辦德國愛迪生公司。電機制造、輸電設備以及其他電器工業作為新興的工業部門在德國迅速崛起。在內燃機的發明和應用方面,德國在19世紀70-90年代相繼完成了一系列發明和改進。以內燃機為動力的機車、輪船、飛機、汽車等新型交通工具陸續出現,汽車工業、石油開采業等新興工業部門也在德國迅速發展起來。鋼鐵工業成為德國工業領域中最強大的主導性部門,同樣是采用了新的技術發明。19世紀70年代后期,英國托馬斯通過向襯有白云石的貝塞麥轉爐中摻入石灰的方法,解決了含磷鐵礦石的脫磷問題。1879年,萊茵鋼鐵廠和霍爾德爾聯合會等德國鋼鐵企業及時引進這一專利。是年,德國生產托馬斯鋼1782噸,貝塞麥鋼46.5萬噸。到1913年時,德國已成為世界上第二大金屬生產國和最大的金屬出口國。從19世紀90年代初開始,德國生產的生鐵、鋼等成了當時歐洲價位最低的產品。德國的煤炭工業的迅猛增長得益于新的礦井設備和開采機械等的使用。1894年安東尼•拉基發明的快速鉆探機在亞亨地區的采煤業中開始運用。1902年,威斯特發侖地區開始將凝固工藝運用于礦井中,擴大了可開采礦區。19世紀80年代,電力礦用鐵路開始投入使用。19世紀末,礦井汲水開始運用電動泵和電動馬達驅動的通風機。采煤工具出現了開采錘、簸動輸送機等新設備。新技術和新工具的使用,使得德國采煤業規模擴大,煤炭開采量迅速上升。石煤開采量由1871年時的2900萬噸猛增到1913年的19000多萬噸,增長5倍[10]。德國化學工業也大力應用新工藝和新成果。霍夫曼培養出一批杰出的科學家,不斷推出新的研究成果。隨著德國在有機化學結構理論研究方面的進展,有機化學在煤焦油的綜合利用等領域出現了突破,陸續制造出了人造染料、塑料、橡膠和纖維等合成物質。19世紀90年代后,催化、電解工藝等新科技的出現成為化學工業發展的新動力。德國化學工業大規模推廣電能等新能源在強堿電解和大氣氮肥生產等方面的運用,將化學工業和新科技緊密結合在一起,從而使德國始終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大潮中,德國不僅在科學領域出現了威廉•倫琴、馬克斯•普朗克等一批科學巨匠,而且在技術領域產生了一系列應用性的新成果。德國在將科學技術運用于生產的環節上動作十分迅速。在苯胺染料、電動機制造等從理論到應用,德國比英、法等國要快3-5年,使得許多發明出現了“英法開花,德國結果”的狀況。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在全世界42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中,有14名來自德國。這些成就促使德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遙遙領先。
阿爾薩斯和洛林及賠款的刺激作用
1870年普法戰爭后,德國從法國奪取了阿爾薩斯和部分洛林地區,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德國經濟的發展。18世紀,阿爾薩斯成為法國最富裕和歐洲最先進的地區之一,也是法國最先進的紡織工業基地和發達的工礦業區,而且此地還有豐富的原料和鐵礦,尤其是洛林地區。洛林的礦藏生產量在1857-1869間從10900噸增加到42000噸,增長了3倍。這些礦藏對德國工業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尤其是19世紀90年代洛林發現了蘊藏豐富的磷酸鐵礦石,非常適合那時新出現的煉鋼技術。而且,豐富的鹽、硫、褐煤為德國工業提供重要的原料,施塔斯富特附近獨特的鉀鹽更是促進了德國化學工業的發展[11]。阿爾薩斯、洛林擁有150萬居民,它們的割讓,對德國工業發展的意義巨大,使德國棉紡工業擴大1/2以上,并使德國的鋼鐵、化學工業擁有了豐富的鐵礦資源和鉀鹽礦藏。特別是洛林的鐵礦,日后與魯爾的煤礦聯合起來成為德國最重要的重工業基地,保證了德國鋼鐵生產國的地位[12](P46),還直接影響到德國機械技術的確立,對德國工業革命產生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同時,根據法蘭克福和約,德國從法國得到50億法郎的戰爭賠款。1873年,法國以公債形式籌資,提前還清50億法郎的戰爭賠款。德國利用這筆巨款鞏固了金本位制和償還了國債,并用于工業建設和加強軍備,為工業發展注入了充裕的資金[12](P45)。戰后四年,在德國興修的鐵路、工廠、礦山等等,比過去25年中建造的還要多。同時,數十億法郎流入德國,使德國證券市場空前活躍,德國形成了一股創辦企業的熱潮。
第二次工業革命范文第2篇
第一次工業革命18世紀60年代到19世紀中；第二次工業革命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初；第三次工業革命20世紀四五十年代到現在。
2、基本介紹：
（1）第一次工業革命革命是以工作機的誕生開始的，以蒸汽機作為動力機被廣泛使用為標志的。它使工廠制代替了手工工場，用機器代替了手工勞動，使依附于落后生產方式的自耕農階級消失了，工業資產階級和工業無產階級形成和壯大起來。
（2）第二次工業革命使人類進入了“電氣時代”。第二次工業革命極大的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對人類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科技、和生產力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大大加強，壟斷組織應運而生。
第二次工業革命范文第3篇
第一次工業革命：指18世紀60年代從英國發起的技術革命，是技術發展史上的一次巨大革命，它開創了以機器代替手工勞動的時代。這不僅是一次技術改革，更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
第二次工業革命：指19世紀中期，歐洲國家和美國、日本的資產階級革命或改革的完成，促進了經濟的發展。19世紀60年代后期，開始第二次工業革命。人類進入了“電氣時代”。
（來源：文章屋網 ）
第二次工業革命范文第4篇
關鍵詞：第三次工業革命；產業組織模式；轉型
中圖分類號：F40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176X（2014）01002707
一、引言
《經濟學人》在2012年4月《第三次工業革命：制造業與創新》的專題報道中描述了目前正在發生的由技術引領的制造業的深刻變化。2012年6月美國著名未來學者里夫金的著作《第三次工業革命——新經濟模式如何改變世界》中文版的面世，使得“第三次工業革命” 成為2012年度最炙手可熱的詞匯。2013年以來，“第三次工業革命”在中國媒體的顯示度集中爆發。無論視角或語境有何不同，對于人類正在迎來一場劃時代的技術和經濟大變革這一判斷，越來越趨于共識。同時，新一代信息技術、移動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和新能源等，已成為描述和討論這場變革基本特征的“關鍵詞”。
制造業正在由大規模標準化制造向大規模個性化定制范式轉變，這一轉變將型塑全新的制造業產業組織模式，垂直結構、中央集權的組織模式將向扁平化、社會化和競合化的網絡狀的組織模式轉變。作為產業運營的組織載體，產業組織的形成和發展在影響著企業績效和產業結構的同時，也決定著一個國家產業競爭力的大小和國家競爭優勢的強弱。因此，對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背景與內涵及其對產業組織模式所產生的影響進行深入研究，分析產業組織模式在第三次工業革命背景下的轉型，并在此基礎上做好前瞻性的戰略部署和政策應對，對實現中國制造業產業升級與轉型、提升制造業產業競爭力有著深遠意義。
二、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背景與內涵
進入21世紀以來，能源危機、生態危機、氣候危機和金融危機的集中爆發，表明以煤炭和石油等化石燃料為基礎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業已日薄西山。賈根良＼[1＼]認為，在第六次技術革命浪潮 第六次技術革命浪潮是著力解決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問題的技術革命，涵蓋了可再生能源、新材料、納米技術、生物技術、生物電子和3D打印機等新興技術的研發和產業應用。興起之際，重新反思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利與弊，尋求一種新的經濟模式，是新時期各個國家走出危機重振經濟的必由之路。在此背景下，里夫金＼[2＼]從能源結構與信息技術所構建的經濟系統入手，提出了以“能源互聯網”為核心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概念圖式，而新能源革命與信息技術革命是這一概念圖式的中軸。里夫金＼[2＼]認為，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前10年的信息與通信技術革命所內生的分布式發散式通信的特性與不可再生化石能源的集中化體制及“集中生產，全球分銷”的商業基本結構的內在制約因素發生矛盾，依賴化石能源的經濟發展模式的不可持續性、新通信技術與第二次工業革命能源結構及能源體制之間的矛盾是推動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內在動因。而歷史的經驗亦表明，走出經濟危機最根本的動力是技術革命。第三次工業革命將為全球經濟的復蘇和增長提供重要動力，是當前全球擺脫經濟危機的必由之路。
里夫金＼[2＼]認為，第三次工業革命是以智能化、數字化和信息化技術的發展為基礎，以現代基礎制造技術對大規模生產流水線和柔性制造系統的改造為主要內容，以基于可重構生產系統的個性化制造和快速市場反應為特點，以“能源互聯網”為本質特征的工業革命。新通信技術與新能源體系的有機融合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根本內涵，在通信技術和能源有機結合的經濟體系中，通信技術充當中樞神經系統，對經濟有機體進行監管、協調和處理；與此同時，能源起到血液的作用，為將自然的饋贈轉化為商品和服務這一過程提供養料，從而維持經濟的持續運行和繁榮。分布式發散式的新一代互聯網技術與社會化民主化的可再生新能源體系的結合將創造全新的經濟系統，將對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制度、意識與觀念等各個方面產生深遠的影響，并將使全球技術要素和市場要素配置方式發生革命性變化，將導致社會生產方式、制造模式和生產組織方式等方面的重要變革。
三、第三次工業革命對產業組織模式的影響分析
本文從三次工業革命在技術經濟特征、產業組織模式和產業組織特征的演變視角入手，探討第三次工業革命對產業組織模式所產生的影響。
如表1所示，第一次工業革命發生在18世紀中期到19世紀末，其開創了蒸汽時代，以蒸汽機的發明和改進為驅動力，以煤鐵鋼為主要能源，這一時期鐵路和蒸汽機得到了廣泛應用，機器取代了手工工具，規模化的工廠相對于分散的家庭作坊、手工工場來說，規模經濟效益有所體現，企業橫向規模得以擴大且資本集中度得以提高＼[3＼]。第二次工業革命發生在20世紀初期到20世紀末，人類進入電氣時代，電力得到大規模使用，石油成為最主要的能源，更高效的鋼鐵冶煉法得以應用，科技與勞動開始緊密結合，標準化、規模化、自動化、大批次和流水線的生產方式成為主流，垂直結構、中央集權的大企業集團成為該時期產業組織的主導模式。第三次工業革命發生在21世紀初，人類進入信息時代、數字智能時代和新能源時代，太陽能和風能等可再生能源成為主要能源，技術創新得以深化，分散化、個性化、就地化、數字化和合作式生產方式成為主流，垂直結構、中央集權的大企業集團轉型為網絡狀模塊化生產網絡。
表1三次工業革命的技術經濟特征、產業組織模式和產業組織特征比較
1發生時間1時代1技術經濟特征1產業組織模式1產業組織特征第一次
工業革命118世紀中期到19世紀末1蒸汽時代1以煤鐵鋼為主要能源；通訊方式以報刊、雜志以及書籍等印刷材料為主；鐵路、蒸汽機得到廣泛應用；工廠機器生產代替作坊手工制造1機械化、規模化和體系化的工廠組織模式1分散的家庭作坊、手工工場轉向規模化的工廠模式；但規模經濟特征不顯著；市場集中度較低；市場進入壁壘較低；以局部創新為主，由中小企業主導第二次
工業革命120世紀初期到20世紀末1電氣時代1以石油為主要能源；通訊方式以電話、收音機和電視機為主；電力、汽車、燃油內燃動力機得到廣泛應用；標準化規模化、自動化、大批次和流水線機器生產代替工廠生產1垂直結構、
中央集權的
大企業集團1規模經濟特征顯著；市場集中度較高；市場進入壁壘提高；以系統集成創新為主，由大企業集團主導；經濟性集中壟斷形成第三次
工業革命121世紀初本文沿用里夫金[2]關于“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定義，考慮到新能源與互聯網的結合主要發生在21世紀初，因此，本文將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起始時間擬定為21世紀初期。至今1信息時代
數字智能時代
新能源時代1以太陽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為主要能源；通訊方式以互聯網為主；能源互聯網、3D打印得到廣泛應用；分散化、個性化、就地化、數字化和合作式生產代替機器生產1網絡狀模塊化生產網絡1規模起點低；市場集中度降低；市場進入壁壘下降；以模塊化創新為主，由中小企業構成合作網絡的主導；可競爭市場結構形成資料來源：筆者根據相關材料整理。
里夫金＼[2＼]認為，歷史上的工業革命均是能源技術與通信技術結合進而引發重大的經濟轉型。第一次工業革命由煤炭與印刷技術相結合，從作坊手工式生產過渡到工廠機器生產，呈現出機械化、規模化和體系化的工廠組織模式，這由當時的工業革命背景以及技術經濟特征所決定，經濟創新以局部創新為主。第二次工業革命由石油與電力技術相結合，以標準化、規模化、自動化、大批次和流水線生產方式為主流，由當時的工業革命背景以及技術經濟特征所決定，經濟創新是以系統集成創新為主，產業組織模式從而呈現出垂直結構、中央集權的大企業集團的特征。第三次工業革命則是近年來才發生的，互聯網與新能源的結合在本質上趨向于社會化、民主化的共享合作機制，信息技術和數字化智能化技術和新能源體制都迎合了全球日益個性化的需求，并催生了大規模個性化定制的生產需求，與之相契合，以具備外部規模經濟和創新成本優勢的模塊化創新將取代系統集成創新而成為創新的主導方式，進而垂直結構、中央集權的大企業集團將解體分化為網絡狀模塊化的產業組織模式。
具體而言，第三次工業革命對產業組織模式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1內部規模經濟逐步弱化，“生產池效應”逐步顯現
對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的工廠規模型企業和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的公司規模型企業來說，生產的規模經濟與企業的規模是密切相關的，如同錢德勒＼[4＼]所指出的，由于替代競爭和潛在進入競爭較少，系統集成創新條件下的技術進步相對緩慢，追求規模經濟成為企業降低平均成本的最主要途徑。而在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背景下，信息技術、數字智能技術和新能源技術的應用在極大地提高企業生產效率的同時，改變了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前提，使得企業可以實現“創新與生產的分離”＼[5＼]，而分散合作式的生產方式可以以較低成本大規模地生產出個性化的定制產品，全球化的資源在分散而又合作的扁平化生產網絡中得以有效利用，市場規模在經濟全球化、產業融合化和市場均質化等因素的作用下迅速擴大，單個企業內部的規模經濟效應逐步弱化，進而轉化為全球化生產網絡的外部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曾經以內部規模經濟獲得競爭優勢的由縱向一體化大企業所生產的產品，將逐步過渡到由多個國家不同企業所共同組成的全球價值網絡進行生產，大企業集團逐步采用歸核化戰略與集約化戰略，垂直解體分化為中小型企業并逐步融入全球價值網絡中，成為網絡上的一個環節或節點，大量“彈性專精”的中小企業的創新能力與生產制造能力在全球化的生產網絡內實現合作共享，形成了生產網絡的“生產池效應”＼[5＼]。
2產業集中度和規模起點逐步下降
第一次工業革命造就的工廠型規模經濟和第二次工業革命造就的公司型規模經濟，都使得大企業的競爭優勢突顯，這就使得產業集中度較高，最低有效規模的起點較高。如同馬克思所預言的：“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在正常條件下經營某種行業所需要的單個資本的最低限度提高了”[6]。因此，“工業企業規模的擴大，對于更廣泛地組織許多人的總體勞動，對于更廣泛地發展這種勞動的物質動力，也就是說，對于使分散的、按習慣進行的生產過程不斷地變成社會結合的、按科學處理的生產過程來說，到處都成為起點”[6]。而第三次工業革命背景下分散化、個性化和就地化的生產方式將使得“分散生產，就地銷售”的生產組織模式成為可能，新一代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和物聯網等新興技術的研發和應用將在各個層面提高企業的生產與創新能力，企業生產與創新的綜合成本將大幅降低，中小企業的優勢將逐步顯現，因而行業競爭性將不斷增強，替代性競爭和潛在進入競爭加大，產業集中度不斷降低，規模起點不斷下降。另外，分散化、個性化和就地化的生產方式也將徹底改變產業的競爭模式，技術的融合將使得新產品研發與應用的成本大幅降低，具有相同或相近功能的產品的開發與使用周期縮短，不論是傳統產業還是新興產業，其市場范圍將不斷擴大，產業集中度也將隨之降低。如20世紀80年代，發電企業的最小效率規模為900兆瓦，最近20年來最小效率規模縮小為100兆瓦，各國新增的許多發電企業規模明顯變小和分散＼[7＼]。而中國五大發電集團，個個都是“巨無霸”式企業集團，但其規模基礎并不是單一企業的規模，而是遍及各地的眾多中小企業的“歸大堆”簡單疊加。這種企業組織的技術或生產意義上的規模經濟效應并不顯著，充其量具有管理意義上的規模經濟效應，而這種規模經濟效應的實質在于“市場勢力”和“議價能力”。石油、鐵路、郵政和航空等諸多傳統壟斷行業也大都如此。而第三次工業革命分散化、個性化和就地化的生產方式與能源民主化的合作共享機制的有機結合，將大大弱化大企業集團的所謂規模優勢和競爭優勢。
3市場進入壁壘逐步下降
在第三次工業革命背景下，為適應新一代信息技術與新能源技術的飛速發展、產品生命周期的縮短與多變的個性化消費需求，分散化、個性化和就地化的生產方式——柔性生產與敏捷制造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新的組織形態——模塊化生產網絡得以出現。柔性生產與敏捷制造使得資產的使用范圍更廣，功能更多，降低了資產專用性程度，從而轉移和減少了企業進入與退出的沉沒成本。同時柔性生產、敏捷制造與模塊化生產網絡的產生使得企業內及企業間的契約柔性化出現了以戰略聯盟、合同制造和替換性工作安排等形式結成的柔性契約網絡。這種柔性契約網絡一般不采用一次性合同的形式，而是提供許多可供選擇的靈活條款，在低成本地實現投入多樣性來滿足個性化需求的同時，降低了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的專用性程度，減少了企業進入與退出的沉沒成本，在兩者的綜合作用結果下，最終將使得市場進入壁壘呈現出逐步下降的趨勢。
4中小企業的創新與生產優勢逐步顯現
第二次工業革命是以集中化的工廠生產為基礎，并采用垂直結構、中央集權的組織模式，少數工業巨頭實現了對創新和生產的雙重壟斷。但在第三次工業革命背景下，化石能源的垂直中央集權結構將被打破，形成一種扁平化、社會化和競合化的組織模式。新能源與互聯網的結合，使得每個個體均可成為新能源的生產者和收集者，所生產和收集的新能源再通過新一代互聯網技術在云儲存終端中實現共享，這一機制必將打破第二次工業革命所依存的權力封閉空間，使扁平化、社會化和民主化的合作機制得以產生，而這一機制與垂直結構、中央集權的體制是格格不入的。與可再生能源新的生產方式一樣，以3D打印為基礎的數字化生產可以使每個人都成為生產者，每個人都可以建立家庭式工廠，通過在線交流進行產品的研發、設計和制造，從而出現了“社會制造”的生產方式。與傳統工廠經營模式不同，在新型智能化工廠幫助下，網絡用戶不需要生產車間就可實現設計的量產和銷售。由此可見，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大規模定制、社會化生產、平臺型企業、網絡化組織和開放式創新等將更為普遍，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互動將更為緊密，對市場需求的快速反應將更為重要，創新型中小企業的作用將更為突出。
5可競爭市場結構逐步形成
以Powell＼[8＼]為代表的可競爭市場理論認為，市場是不是可競爭的，僅僅取決于是否存在沉沒成本。在沉沒成本為零或較小的情況下，企業通過“打了就跑”（Hit and run）策略，實現對任何一個具有高額利潤部門的進入與退出，從而使得無論市場現存的企業數量是多少，只要沉沒成本為零或較小，潛在進入者的競爭壓力將使得市場接近于完全競爭的帕累托最優水平。第三次工業革命分散化、個性化和就地化的生產方式與網絡狀模塊化的產業組織模式相結合，極大地降低了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的資產專用性，減少了市場進入與退出的沉沒成本，有利于可競爭市場結構的逐步形成并將進一步弱化大企業集團的規模經濟效應。
總而言之，第三次工業革命以制造業的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為核心，大規模全球化和個性化定制的生產方式為主流，工業時代的規模經濟逐漸弱化，網絡時代的合作經濟開始興起＼[9＼]，垂直結構、中央集權的組織模式從而逐漸向扁平化、社會化和競合化的網絡狀的組織模式轉換，可競爭市場結構將逐步形成，創新型中小企業的作用更為突出，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互動關系更為緊密，對市場需求的快速反應能力更為重要。大企業集團將遭遇“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尷尬局面，經濟社會將回歸到“小的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組織狀態。
四、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產業政策分析
1厘定政府在促進第三次工業革命中的作用
里夫金在《第三次工業革命——新經濟模式如何改變世界》一書中指出了政府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應發揮重要作用：“第三次工業革命并不會憑空而來，經濟革命并不會從創造者和企業家的組合中不可阻擋地迸發，我們不能想當然地認為一旦有了新的技術、產品或服務，市場就會及時有效地做出反應。新通信技術和新能源的融合需要政府的積極推動，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都需要政府以公共投資形式積極參與其中，進行基礎設施建設，通過建立新的規章制度和標準對新興經濟活動進行管理，并通過不同的稅收激勵機制和補貼確保新經濟秩序的發展與穩定”[2]。在里夫金看來，當下急需政府積極引導，帶領社會和民眾轉變觀念，樹立“生物圈”意識，走出債務危機和環境危機，引導和推動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進行。
以美國制造業重鎮南卡州為例，二十年前，國際資本進入美國，南卡州只能在稅收、貿易以及投資政策等方面向海外制造商傾斜，以換來產業升級換代。二十年后，奧巴馬政策祭出同樣手段，用稅收、貿易和投資政策傾斜來提振制造業。在涉及制造業領域，尤其是高端制造業復蘇的重要環節，如基礎性科研支持、勞動力資源的教育培訓以及立法和規范環境等方面，美國政府積極出臺了較為完善的政策。美國商務部報告表明，美國制造業出現了對外投資下降和稅收利潤上升的趨勢，美國再工業化戰略開始生效，實體經濟顯現振興跡象。因此，為促進第三次工業革命在中國開花結果，我們應正視政府在政策支持和產業引導上的積極作用，充分發揮政府宏觀調控的職能，從產業結構政策、競爭政策、反壟斷政策、審批政策和補貼政策多方位入手，構建完善的產業支撐與服務的政策體系。在這一過程中，國有企業的先行引導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2制定科學合理的產業結構政策，實現產業的轉型升級與融合發展
美國“重振制造業”戰略的核心是以制造業作為經濟發展的支柱和主導產業，通過制定各種產業政策將制造業回流至美國本土。值得注意的是，美國重振制造業的重心是做大做強傳統制造業中的高端環節，形成高端制造業中心集群。仍以美國制造業重鎮南卡州為例，21世紀的前十年，由于成本和市場因素的原因，以紡織業為代表的美國南卡州傳統制造業步入垂暮狀態，工廠大量關門停產，制造業部門失業率大增。而2010年以來，與美國“重振制造業”與“再工業化”的國家戰略相契合，南卡州成為美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濃縮樣本。在商品端的紡織業務漸成明日黃花時，紡織業及相關產業中有科技含量的部分煥發生機。南卡州迅速轉身為美國高端復合材料的制造中心。目前，在南卡州聚集了來自全球不同地區的高科技紡織企業。因此，在制定產業結構政策上，應避免片面地追求在產業結構上由制造業向服務業、由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升級，更應該注重產業內部向產業鏈高端的轉型與升級＼[10＼]，同時強化各個產業之間的融合發展。一方面，第三次工業革命將深化第二和第三產業融合發展的趨勢，實現信息技術向工業、服務業的全面嵌入以及制造技術的顛覆性創新，并將打破傳統的生產流程。制造業和服務業將沿著產業鏈加深融合，產品從設計、生產到銷售各個環節的聯系更加緊密，將有力地推動傳統制造業加快升級步伐，推動中國先進制造業實現高效發展，推動生產業向高端發展。另一方面，第三次工業革命將會催生一大批新的產業群體和經濟增長點，新材料、3D打印和工業機器人等將成為制造業中最活躍的行業，從而進一步拓寬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點領域和范圍，為這些產業發展創造出更廣泛的機會＼[11＼]。
3堅定不移地實施反壟斷政策，實現對壟斷行業的競爭化改造
21世紀以來，中國通過政企分離、縱向拆分和橫向切割的手段，為電信、電力、民航和石油等傳統自然壟斷行業引入了競爭機制，但總體上壟斷行業改革至今仍未破題，鐵路、郵政等行業僅僅是實現了政企分開，仍維持著一家獨占的壟斷局面。石油、電信和電力等眾多壟斷行業的寡頭格局堅如磐石，垂直結構、中央集權的“巨無霸”式公司巍然屹立于世界500強前列，這與第三次工業革命內在要求的扁平化、社會化和競合化的組織模式格格不入。壟斷行業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阻擾使得壟斷行業改革陷入了“持久攻堅戰”狀態。不危言聳聽的是，如果不拿出破釜沉舟、不破不立的勇氣和決心來改革壟斷行業的話，第三次工業革命在中國將無法推進，在錯過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歷史機遇下，為有效把握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機會窗口”，中國政府應堅定不移地深化壟斷行業改革，進一步引入競爭機制，塑造可競爭市場結構，并嚴格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為此需要把現有壟斷行業改造為競爭性行業，使市場真正成為資源優化配置的基礎機制，為促進第三次工業革命提供良好的市場土壤和競爭環境。
4優化調整審批政策與補貼政策，引導資源的優化配置
要順應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歷史潮流、把握住新能源互聯網這一“機會窗口”的歷史性機遇，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產業引導至關重要。目前，國務院第六次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已開始實施，通過取消171項、調整143項行政審批項目，為進一步擴大市場自主范圍、強化市場競爭機制提供了制度基礎。下一步在調整行政審批項目方面，務必要協調好中央與地方兩級政府的利益關系，在審批政策上向節能環保、新能源和新材料等綠色產業傾斜，引導企業進入制造業的高端環節、新興產業的核心技術與品牌營銷環節，扭轉戰略性新興產業“兩頭在外”的不利局面，化解投資紊亂、無序競爭、同質競爭和產能過剩的難題，促使企業和優勢資源進入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關鍵領域。與此同時，第三次工業革命是以新能源為主要驅動力的，因此，為了與產業發展目標及產業政策相配套，中國在實施補貼政策時應該考慮到第三次工業革命背景下的經濟結構特征，在補貼對象、補貼額度、補貼方式和補貼監管等方面即時推出與第三次工業革命相匹配的補貼政策體系。目前，中國能源補貼仍以化石能源補貼為主，這與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發展方向背道而馳，應當引入競爭性補貼政策，盡可能地規避專向性補貼，同時能源補貼政策應向分布式能源發電做出適當傾斜，為更有效地節能減排提供經濟激勵，降低能源密集型產業的能源單耗。對移動互聯網、物聯網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補貼政策目前存在“搭便車”、補貼效果不理想和補貼機制不完善等問題，下一步應將補貼用于促進企業開發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等方面，以市場為導向，積極推廣市場化特征明顯的應用項目，通過應用項目的商業化來驗證新技術和培育新市場，進一步推動新技術的開發與應用，并通過加強補貼資金的監管，發揮出補貼政策的導向作用與乘數效應。對傳統制造業的改造與升級方面，在以中小企業為主體從制造業低端環節向高端環節升級過程中，應當對中小企業自主創新的核心技術的研發與應用提供相應的補貼與支持，解決其在升級過程中自身無法克服的資金短板問題。
五、結論
在第三次工業革命背景下，分布式分散式的新通信技術與社會化、民主化的新能源技術的有效結合將最大程度地釋放合作性權力的效用，打破垂直結構、中央集權的組織模式，向扁平化、社會化和競合化的合作模式轉變，這對制造業產生的最深遠影響便是生產方式的轉變，即由大規模標準化制造向大規模個性化定制轉變，產業組織模式為適應經濟環境的變化，將由垂直結構、中央集權的組織模式向全球化的生產網絡轉型。但是，目前中國傳統能源、電力和電信等與第三次工業革命緊密相關的行業都處于壟斷狀態，這些壟斷行業的改革遠未破題，傳統的能源結構與能源體制不可避免地會發揮其巨大的能量與作用對現有的經濟結構、經濟體制發生影響，維護現有的經濟環境特性，阻礙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產生和發展，進而維持其垂直結構、中央集權的組織模式，延緩產業組織模式轉型的進程。傳統壟斷行業所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已成為一股可以與國家公共利益進行博弈的勢力，具有干預和把持改革的能量，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第三次工業革命在中國的進程。第三次工業革命給我們帶來的既是技術創新的革命，更是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組織和意識等方面的重大變革，而任何制度變革都會受到既得利益集團千方百計的阻礙與反對，只要既得利益集團長期強大，第三次工業革命在中國推進的步伐就會受到拖延甚至停滯。如果任由既得利益集團發展，我們必將錯失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機會窗口”。基于此，我們必須通過發揮政府在第三次工業革命和壟斷行業改革中頂層設計和政策推進的積極作用，從產業結構政策、競爭政策、反壟斷政策、審批政策和補貼政策等各個層面入手，塑造全新的改革和發展的動力機制，扶持新興產業利益集團與既得利益集團相抗衡，利用市場的力量促進壟斷行業改革的深化，實現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既定目標。
當下，美國和歐盟“再工業化”、“重振制造業”戰略正如火如荼地開展，它們意欲牢牢掌控制造業的高端環節，而中國周邊一些發展中國家正在制造領域的低端環節搶占市場。在兩頭擠壓的國際競爭舞臺上，中國應該把握好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歷史趨勢和機遇，以新通信技術和可再生新能源技術為支點，推動產業組織模式的轉型，進而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升級，這才是實現中國經濟走向可持續發展之路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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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工業革命范文第5篇
其實，在這個話題的背后是朱曉明對第三次工業革命及其戰略的思考。“這或許是一場顛覆我們從前習以為常的理論和概念的革命，全球經濟都將面臨新的挑戰。機遇在哪里，需要我們所有人思考。對于商學院來說，在第三次工業革命帶來的大挑戰、大機遇中，更要先行一步進行管理學、經濟學的理論創新與教學手段的探索，這樣才能幫助中國企業家和創業者們尋找到正確的努力方向。”
第三次工業革命將如何改變我們的經濟社會？中國乃至世界經濟將遭遇什么樣的挑戰？在我們的身邊又將蘊含什么機遇？記者日前采訪了朱曉明，聆聽了他的獨到見解。
在前兩次工業革命中，消費者不太重要，沒有太大的權利；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消費者變得非常重要，擁有更多的權利
3D打印技術揭示了什么？朱曉明認為，至少是一種添加型、個性化的生產模式已經開始。舉例說明：使用3D打印機的創意產品社會化的電商Quirky的運營模式是這樣的：吸納各種想法，然后放到臉譜上測試受歡迎程度，選擇受歡迎的產品在電腦上具體制作，再通過打印機打印出來，最后為產品定價銷售。在這個過程中，所有人都成為了產品或者服務的制造者。現在這樣的生產模式還不多，但假以時日一定會走向普遍。
3D打印技術只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一種表現形式。第三次工業革命實際上是一場關于數字技術與數字化的革命。《第三次工業革命》作者杰米里·里夫金認為，互聯網技術、可再生能源可結合起來，為第三次工業革命創造強大的基礎設施。《當我們變成一堆數字》作者斯蒂芬·貝克說，數字科學家已經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每個領域，他們正面臨新的挑戰，不僅要描述網絡用戶的品位和嗜好，而且要洞悉人類不斷變化的心情。
這場數字化革命使更多的定制化產品、服務和促銷信息得以實現：市場營銷者可以建立和維持與顧客的關系；可以收集和分析日趨復雜的消費者購買方式和個性特征方面的數據；可以使得消費者更容易也更有效地尋求到更多關于產品、服務和價格的信息。
這其中有個很重要的改變，就是消費者地位的轉變：在前兩次工業革命中，消費者不太重要，沒有太大的權利；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消費者變得非常重要，擁有更多的權利。
第三次工業革命正深刻地改變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產業。例如應用IBM的SmartCloudTM技術，意大利漁業（第一次產業）的生產者可以大幅提高收益。至于第二次產業方面，杰米里·里夫金介紹得很詳細，他說，更聰明的計算機軟件、新材料、更靈巧的機器人、網絡制造業服務商和新的制造方法會推動制造業數字化的發展。第三次產業從第三次工業革命中也受益良多。以阿里巴巴金融為例，它是一家主要為小微企業提供貸款的企業。大家都知道，小微企業融資難，因為外人很難了解其真實情況，貸錢給它們有一定風險。可阿里金融做到了。阿里金融的不良貸款率僅為0.9%。阿里金融靠的是數字技術。由于任何個人和企業在使用網絡后都分別留下經營行為、消費行為的數據，阿里金融可以運用大數據這種數字技術的手段對這些數據進行分析，從而準確地掌握了這些小微企業的情況，也就有把握、有底氣把錢貸給它們。
第三次工業革命顛覆了很多從前習以為常的理論和概念、也讓已經選擇好的經濟發展路徑開始面臨瓶頸
朱曉明認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到來為經濟學、管理學提出了一些新的課題。我們過去習以為常的理論和概念正在被顛覆，很多我們已經選擇好的發展路徑開始面臨瓶頸。
第一，從規模經濟到范圍經濟。產品經濟時代講求規模經濟，即生產規模越大、單位成本就越低；而服務經濟年代，企業制造出來的可能不僅有有形的產品，還會有無形的服務。這時的經濟規律不僅有規模經濟，而且有范圍經濟，即品種多、規模不大但效益不見得不好。
前幾年有本很流行的書叫《長尾理論》，研究服務經濟年代的生產規律：用流行度和產品種類標識企業盈利的能力。過往的理念是這樣的“二八現象”：由于20%的大客戶會帶來80%的利潤，另外80%的小客戶只能帶來20%的利潤，企業必然牢牢抓住那20%的重點客戶。但數字化時代，網絡讓資源可以共享，它提供了我們另一種思路，即服務類的產品，短頭和長尾都應充分得到重視。此外，蘋果9萬種軟件滿足用戶的繁多需求卻帶來豐厚的利潤，是范圍經濟的極佳案例。
第二，從收費到免費。以前會計學教授都是講授收費經濟學，教大家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回收投資。企業家也都覺得越早開始賺錢越好。但現在不同了，免費的現象在一些行業，尤其是平臺類行業相當普遍。依靠部分免費的營銷策略，企業將爭取到更多的客戶群體從而賺到更多的錢。
實行免費策略的平臺可以分為四類：交易平臺、媒體平臺、支付平臺和軟件平臺等。免費交易平臺的典型有亞馬遜中國等電商網站，它們提供購物滿額多少就免費配送的服務；免費媒體平臺的典型有中移動的飛信業務，它依靠免費吸引了大量用戶；免費支付平臺的典型有招商銀行等，信用卡刷卡達一定金額就可以免年費，還有第三方互聯網支付企業目前對個人免費服務；免費軟件平臺的典型有盛大推出免費的網絡游戲《征途》、奇虎360為用戶提供免費的殺毒軟件。
第三，從企業內研發到研發的外包與眾包。過去企業內的研發被看作企業核心競爭力，現在不一樣了，將研發封閉在企業內部是缺乏創新力的表現，研發可以外包，甚至要眾包。
舉兩個眾包的例子：前幾年的調研告訴我們寶潔每天都有新產品被開發出來，光憑企業內8000多名研究員顯然是不夠的，寶潔用眾包的辦法向全球征集設計方案，可以征集到14萬個科學家和工程師為它開發產品，如此一來，寶潔的產品創新源源不斷；維基百科全書如果光靠幾十個人可能要寫上數十年，但依賴全球網友的力量只用了4年就完成了。研發眾包的案例越來越多，這是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
第四，從供應鏈到需求鏈。在傳統的生產模式中，供應鏈是企業賺錢的法寶之一。那時，企業雖然也重視產品開發，可是更專注于打造分銷門店和團隊。而在當今服務經濟時代，需求鏈才是賺錢的關鍵之一。需求鏈是服務經濟時代誕生的新產物。當所有企業都在追尋同樣的顧客，并在相互合作的網絡中進行顧客的需求信息分享時，就會導致需求鏈的產生。需求鏈能容納的企業越多，產生的效益就越大，享受需求鏈服務的消費者也能從中受益、
第五，從傳統產業到以互聯網、平臺、大數據和云服務為基礎設施的產業。第一次產業、第二次產業、第三次產業都可以應用以互聯網、平臺、大數據和云服務為基礎設施來提高生產效率。如多利農莊屬于第一產業，以前它生產的產品是從田間到地頭，現在實現了從農作直接到餐桌。農作物種植的溫度、光線、施肥等都靠電腦和網絡掌控，客戶、品種與產量的需求也全部實現數字化。又如香港利豐行屬于制造業，但它沒有一家工廠、一個工人，卻能一年出口價值80億美元的服裝，依靠的是“網絡協調員”。利豐行有一條網絡供應鏈：在巴基斯坦采購棉花、在中國內地采購紐扣、在日本采購拉鏈、在孟加拉國制衣、在中國香港實現銷售和出口。一批網絡協調員通過互聯網等數字技術手段掌控著這條供應鏈。
傳統經濟增長模式已經到了極限，經濟增長當下可以依靠數字革命，因為數字經濟時代的勞動力結構對年輕者的需求量越來越大，擁有全球大學生人數最多的中國將擁有太多有利機遇
第三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改變，對中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都是一次挑戰。經濟全球化推動了全球經濟的發展。從某種程度上說，發展中國家翻版復制了發達國家第一次與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經濟增長模式。但這種經濟增長模式已經到了極限，因為前兩次工業革命最終將表現為：經濟增長了，卻耗費了大量的能源、原材料，并驅使全球均難以承受碳排放過量帶來的環保危機與溫室效應等氣候危機。
不過人類是充滿智慧的，大挑戰也意味著大機遇。
如果說，30年前我們依靠引資建廠、從事勞動密集的加工業；20年前我們依靠擴大出口、從事國際貨物貿易；10年前我們依靠承接服務業轉移、從事國際服務外包的話，那么，今天我們可以依靠數字化革命。數字經濟時代的勞動力結構對年輕者的需求量越來越大，擁有全球大學生人數最多的中國將擁有太多有利機遇。
第三次工業革命年代的互聯網、平臺、大數據與云服務等服務經濟的基礎設施，讓我們見識了任何一個產業終將“無數而不生”、“無網而不勝”。這個年代，“數”與“網”等成為迅速崛起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家的基因。
對企業家來說，“數”與“網”將蘊含什么機會？
從全球著名科技預測曲線“Gartner”中可以窺探一二。“Gartner”曲線起始于1995年，精確預測了科技發展趨勢。而在“Gartner”曲線2011年預測的42個事件都與數字技術有關，其中有6個事件將在未來兩至五年內發生，它們是大型數據與極端信息的處理與管理、無線充電、私有云、網絡平臺、位置感知應用、語音識別技術等等將成為主流。對于中國企業來說，抓住其中的技術也就抓住了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