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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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的小說范文第1篇
尼采是第一個將“身體”提到哲學高度的哲學家，在他看來，“身體”是銘寫事件的場所，從中可以發現“過去”的烙印。事實上，文學與“身體”一直是緊密聯系的。不能設想任何沒有“身體”在場的文學，也不能想象脫離“身體”的一切人類活動。即使是對“身體”的回避，也是一種有意味的缺席――因而也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在場。魯迅小說敘事的“身體”策略，固然與啟蒙背景、西學東漸等客觀條件有關，但不可忽略他對“身體”的切身體驗。魯迅從小體弱多病，少年時已有肺結核病的伏根，隨后一直深受肺病的折磨。父親身患肺病，又誤于庸醫，嚴重挫傷了他這個長子的身心。遵循紹興民間信仰，他未滿周歲就被父親領著拜和尚為師，以避免身體為妖魔鬼怪傷害。可以說，疾病帶來的痛苦和幼時“舍給寺院”的經歷，在魯迅的身上留下深深的痕跡，深刻地影響了他的文學創作。
魯迅有強烈的“身體”傾向，“身體”每每被無限放大，“身體”就是整個人生和世界。他斷言漢字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他強調我們的“胃”要有勇氣吞食那些半生不熟的食物，他把中華民族精英比作“中國的脊梁”，他說自己在敵與友的夾攻中只能“橫站”……《頭發的故事》和《示眾》昭示了改朝換代最先顧及的就是“身體”的存在，從清朝的蓄發到民國的剪辮子，都是經過了斷頭才得以完成的。啟蒙主義對于“身體”的態度是：有限度地解禁對于“身體”的控制，但是又把“身體”納入另外一種意識形態話語的規約之下。魯迅以“身體”的符號化世界來探尋生與死、得與失的意義，透過饑餓之軀、欲望之軀、疾病之軀、病態之軀，輻射到民族性、文化和政治等領域，使“身體”獲得了真正的文學審美意義。
魯迅小說經常寫到“身體”，“身體”成為一個寓意豐富的符碼。從“站著喝酒而穿長衫”，到“穿一件破夾襖，盤著兩腿，下面墊一個蒲包，用草繩在肩上掛住”，濃縮了孔乙己的不幸命運和悲涼人生（《孔乙己》）；阿Q頭上的癩瘡疤成為身體的鮮明特征，而小尼姑的臉在他手指上留下的滑膩，他和小D角斗時兩個又瘦又乏的身體在粉墻上映出的虹形，也和癩瘡疤一樣記錄著他的羞辱（《阿Q正傳》）；還有“語頗錯雜無倫次，又多荒唐之言”的“狂人”（《狂人日記》），頭發“已經全白”“臉上瘦削不堪”“眼睛間或一輪”的祥林嫂（《祝福》），以及有著病態小腳的九斤老太（《風波》）和“豆腐西施”楊二嫂（《故鄉》）。總體上看，“身體”多以殘缺或頹敗的形式進入我們的視野，更可怕的是“身體”的病態被視為正常并用來規范他人。比如，九斤老太的孫女六斤從活潑野性的少女到被裹足后“一瘸一拐”，就是明證。由此聯想到魯迅曾在《以腳報國》一文中，批評某女士以為小腳可以征服外國女人乃自欺欺人。可以說，魯迅的厭惡首先是對國人“身體”的厭惡，同情首先是對國人“身體”的同情，給我們的記憶也首先是這種對“身體”的病態形式的極端顯現。由“身體”進入精神層面，人物的精神勝利法及其療救才能夠充分而有效地得以演繹。
魯迅小說敘事的“身體”策略，最集中反映在疾病敘事上。蘇珊?桑塔格指出：“疾病是通過身體說出來的話，是一種用來戲劇性地表達內心情狀的語言：是一種自我表達。”疾病敘事在魯迅小說中產生了近乎經典的意義，體現了從“身體”療救到精神喚醒的認識升華，表征了五四時代的某種“新的態度”。
魯迅開啟了中國現代小說疾病敘事的路徑，有意無意形成了“生病一救治一生或死”的敘事模式。魯迅小說中最值得關注的是結核病和精神病。涉及肺結核的有三篇：《狂人日記》中寫道“還有一個生癆病的人，用饅頭蘸血舐”；《孤獨者》中的魏連殳在信中說“現在已是深夜，吐了兩口血”；《藥》中的華小栓患的也是肺結核。肺結核在那時是不治之癥，絕癥使死亡成為可見的東西，迫使患者意識到生命的脆弱。這種面對死亡的長久憂慮、恐懼以及末日感，會使人愈發孤獨，同時內省得到強化。魯迅對疾病敘事的偏愛，可以和肺結核“形而上”的特征結合起來看。肺結核病人人病院后過著跟正常人不一樣的幽居生活，頗有一點病態美，被稱為“文人病”。魯迅《病后雜談》從肺結核“雅”得恰到好處說開去：“生一點病，的確也是一種福氣。不過這里有兩個必要條件：一是病是小病，并非什么霍亂吐瀉，黑死病，或腦膜炎之類；二要至少手頭有一點現款，不至于躺一天，就餓一天。這二者缺一，便是俗人，不足與言生病之雅趣的。”疾病是人人必然經歷的生命過程，對此的體驗卻不能僅僅局限于疾病本身。
精神疾病作為藝術創造力或精神原創性的源泉，成為20世紀尤其是五四時期最具歷史與文化意味的文學創作現象。尼采說，任何新思想、新觀念的產生幾乎全由瘋狂開導先路。魯迅說，“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從他們發端”。基于此，傅斯年在1919年第1卷第5期《新潮》雜志著文稱“瘋子是我們的老師”，“我們帶著孩子，跟著瘋子走，――走向光明去”。成仿吾《（吶喊>的評論》批評魯迅《狂人日記》把“典型寫成abnorm～的morbid的人物”，其實寫成這種“不正常”（abnormM）或“病態”（morbid）的人物正是魯迅的匠心所在。“世上如果真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可詛咒的時代！”“瘋癲”是“身體”受難的一種形式，和現代性有一種天生的密切關系，且便于打破常態思維和時空界限，從而容納更為豐富深刻的思考。“用現代醫學中精神分裂癥的精神狀態描寫狂人有系統的幻覺，使故事從表面上看完全是寫實，實際上卻是作者為控訴中國傳統而作的寓意的構思。”“借重瘋人的口吻，以抒寫情感與思想，則更為顯露，更為容易。”《狂人日記》中的“狂人”也好，《長明燈》中的“瘋子”也好，《孤獨者》中的魏連殳、《在酒樓上》中的呂緯甫那樣的“準狂人”也好，都是被常人社會逼入特定歷史處境的，可以借此激發一個民族的理性思考，叩醒國人的麻木靈魂，體現了近代以來知識分子良心磨難的狀況及文化沖突的背景。魯迅指出：“中國的文人，對于人生，――至少是對于社會現象，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會的缺陷所生的苦痛，雖不正視，卻要身受的。”遺憾的是，有這樣認識的人實在太少了。
文學與醫學在拯救民族危亡這一具體指向上具有共同的語義內涵，其不同在于所進行的療救方式與對象，后者治療病弱之軀，前者對愚昧落后的精神現狀進行理性啟蒙和文化改造。在現實生活中，疾病只是生理學上的一個自然事件；但在文化層面上，又負載著某種道德、政治和文化的價值判斷。魯迅深諳疾病與文學之關系，《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抓住文學史上一個特殊的段落進行了生動的闡發。魯迅在小說中建構了一個改造國民性的救亡與啟蒙的神話，旨在為愚弱的國民燃起“涅”的人性之火，“身體”敘事也因疾病產生的輻射效應獲得了更為深入的詮釋。
在桑塔格的理論體系中，疾病與服裝都與人的身體相關。穿衣是身體的日常呈現方式，是對身體最重要的裝飾行為。魯迅對自己的日常穿著還是比較隨便的，年輕時一度穿由洋服改成的學生裝，但很快就改穿長袍馬褂，一直到死沒有變化。他晚年曾慨嘆：“幾十年來，我們常常恨著自己沒有合意的衣服穿。”對服飾在人物塑造上的重要意義，魯迅曾多次強調。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一文中他說筆下人物，“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在《寄（戲）周刊編者信》中又說，“只要在頭上戴上一頂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記得我給他戴的是氈帽”。可見，在他眼里，服飾和身體已然融為一體。
魯迅小說擅長借服裝表現人物個體化的“身體”趣味。《孔乙己》中那件“又臟又破，似乎十多年沒有補，也沒有洗”的長衫，很值得玩味。在孔乙己身上，長衫是讀書人區別于“短衣幫”（勞動者）的標志，是步入仕途飛黃騰達的起點與階梯。正因為如此，他才會無論如何舍不得脫下長衫。然而，屢試不第、窮愁潦倒的命運，使他成了“站著喝酒的穿長衫的唯一的人”，終至被真正的長衫人物丁舉人打折了腿，落得“穿一件破夾襖”坐在蒲包上的下場。《風波》中的趙七爺本是一方鄉紳，自然不必用長衫來標明身份。偶爾鄭重穿上長衫，實在因為事關重大，“于他有慶，于他的仇家有殃了”。第一次是“和他慪氣的麻子阿四病了的時候”，第二次是“曾經砸爛他酒店的魯大爺死了的時候”。這一次選擇的時機穿，罵過他又剪了辮子的七斤一家人“心坎突突地發起跳來”，其他鄉鄰也都惶惶不安。《阿Q正傳》描寫長衫不再精雕細琢，大堂兩旁站著十多個“長衫人物”，與下面站著的一排兵士相對應。就連給阿Q套上行刑號衣，也是“許多長衫和短衫人物”一起動手。在這里，“長衫”作為身體的一種符號，成為封建勢力利用資產階級的“咸與維新”竊取果實的傳神寫照。只有像孔乙己那樣八股而外一無所長亦一無所事的人，才會落得至死都舍不得脫下長衫；只有像趙七爺那樣抱殘守缺且報復成癮的人，才會裝模作樣只穿過三回長衫。至于公堂上的“長衫人物”，大約想的也是唯長衫才“體面”，才與“會審”的身份相般配。人物選擇什么樣的服裝，對服裝持什么樣的態度，是刻意打扮，還是隨便穿戴，無不是個性氣質使然。上述幾例，確實達到了“寥寥幾筆，而神情畢肖”的敘事效果。
魯迅的小說范文第2篇
2、倘只看書，便變成書櫥。
3、我好像是一只牛，吃的是草，擠出的是奶 、血。
4、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5、哪里有天才，我只是把別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了工作上了。
6、唯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唯有他發揚起來，中國才有真進步。
7、沉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
魯迅的小說范文第3篇
我們從思想和創作兩方面考查魯迅的作品，都不難發現他受中國古代文化與文學影響的痕跡。尤其是受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影響。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一直是魯迅批判的對象，在對儒家文化的批判中達到向舊文化進攻的目的。魯迅認為，“孔子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事無大小，均不放松’的實行者”，而魯迅一生的奮斗同樣體現了這樣的積極精神。
魯迅在《故事新編?非攻》中生動、忠實、并用贊美的筆調塑造了墨子這一形象，行文間可見魯迅對墨子的喜愛。有著平民精神的墨子在封建社會一直被視為異端，但卻隔著時空的距離與魯迅成為精神上的知己。墨子精神中最為閃光的部分就是他的平民意識，墨子學說集中體現了平民利益喊出了平民的心聲。
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文化對魯迅也有很深的影響，尤其莊子的不受拘束、浪漫自由的精神氣質也正是魯迅性格中的基本質素。魯迅與莊子都崇尚自由，認為自由是世間萬物本性，是人最本真的狀態，兩者都體現了思想家的美好理想，但后者卻更具有可行性。《野草》中的許多篇章都反映了他內心世界的黑暗與虛妄，這種虛無的思想不能不說是中了莊子的毒。在《故事新編》中，魯迅嘲笑了莊子“無可無不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思想，但在思想層面和行文風格等方面，魯迅都受到莊子的深刻影響。
世界文化對魯迅的影響也頗為深刻。魯迅曾翻譯過《堂吉訶德》。我們可以對堂吉訶德形象的精辟論述和內在民族性的生發的事實中瞥見了魯迅與塞萬提斯之間深刻的淵源關系。魯迅的《狂人日記》和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有著相似之處，魯迅寫的是一個封建社會中備受迫害的“狂人”；而《堂吉訶德》中的堂吉訶德是一個“永遠前進的形象”。在別人看來，狂人和堂吉訶德都是“瘋子”，但實際上他們都是那個時代最清醒、最先進的人。
魯迅的小說范文第4篇
一年前我與涓生相識，他經常和我談家庭專制，談打破舊習慣，談男女平等，談伊孛生，談泰戈爾，談雪萊那時我每天都期盼著午后去涓生的住所，和他一起討論伊孛生，討論泰戈爾，討論婚姻自主他也毫無隱瞞的對我講盡了他的身世，他的缺點。不管父親胞叔怎樣反對，不管路人怎樣冷眼，不管那鲇魚須的老東西和擦加厚的雪花膏的小東西怎樣嘲諷，他們都無法阻止我愛上涓生。
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
最令我難忘的便是涓生的求婚，那時候我們已經往來密切。我至今仍記得自己當時的慌張和按捺不住的驚喜，那天和往常一樣，他送我出門，照例是相離十多步遠，當我轉身要走的時候，他突然叫住了我，讓我等一等，吞吞吐吐的說有話對我講。當我還在疑惑時，涓生兀地單膝跪地并拉住我的左手輕輕地在手背上吻了一下，抬頭對我說：子君，嫁給我好嗎?你打破了我的寂寞和空虛，讓我的精神有所寄托，讓冰冷的會館變得溫暖起來，你已經在我的心里深深扎了根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經受著這電影里才會出現的情景，我朝還跪在地上的涓生默默地點了點頭，默許了他的求婚。現在回想起來，那一幕該是我短暫一生里唯一的光彩了罷。
去年的暮春是最為幸福，也是最為忙碌的時光。我們為著尋住所，購置家具而奔波忙碌。在選定住所后，我和涓生住在一起了在我們兩個一起營造的小家庭里面，我燃起了對于新生活的熱情，每天我都會將屋子打掃干凈，等著涓生辦公后回來，和他放懷而親密的交談。為了打發涓生辦公回來之前空虛寂寞的時光，我去廟會上買了四只小油雞和一只花白的叭兒狗，它們可以填補涓生不在時的空虛。涓生雖然買回來過兩盆小草花，但它們畢竟是靜物，只會更增深我的空虛。
現在我們不能再像以前那樣讀書散步了，但我們卻可以一起分擔生活的重擔。他為了我們共同的生活在外掙錢，我能做的就只剩為他洗衣做飯打掃庭院，所以我盡力想做好每一件事，雖然終日汗流滿面，雙手也漸次粗糙了起來。可我覺得這是值得的。
我以為我們一起生活的日子會這樣一直平淡的過下去，不料在雙十節的前一晚，涓生被局里辭退了，看到他難過的樣子，我心痛極了卻又幫不上什么忙，只能沒有底氣的安慰他說這算不上什么，我們還可以干新的。
在涓生失掉工作后我們商量著將現有的錢竭力節省，一面登小廣告，一面給《自由之友》寫信，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去了，找工作的事情卻未見起色，我能看出涓生的無奈，但又不知道怎樣安慰他，我能做的就只有每天督促他按時吃飯，照料好他的身體。可在這之后的第六個星期我才知道涓生很煩我每天按時喊他吃飯，他也經常在吃飯的時候給我臉色看，我有些受不住，但我還是愛他的，這些都是可以承受的。
可是沒過多久我們的生活越發的拮據起來，能吃的口糧也越來越少了，四只油雞相繼被我們吃掉，最后阿隨也沒留住，我們只能狠心的將它丟棄了，不知道它現在是不是還活著，有沒有被善心的人收養?至少我覺得我的阿隨現在是活著的，因為它見證了我和涓生在一起的生活，我希望它能活著。
冬天臨近了，天氣也越來越冷了，家里的白爐子越來越不能使我覺得溫暖了，身體的冷是我能忍受的，可卻忍受不了涓生對我日甚一日的冷漠。他雖還未找到工作卻也終日不回家，每次都是臨近傍晚才回來，回來后也并不說話，只是坐著，好像都懶得看我一眼。
我記得涓生跟我說過愛情要時時更新、生長、創造，盡管我并沒有看到涓生為我們的愛情更新或創造過什么，卻不斷要求著我
在冬日里一個極冷的早晨，涓生向我提起我們的往事，向來這些都是我主動提及，而他卻并不熱心。這次卻讓我有些驚訝，可沒談幾句，我便明白了他的用心，雖然我并不想承認，可是這一天終究還是到來了。
涓生，這個我至今深愛著的男人說他已經不愛我了，他說我應該像諾拉一樣沖破阻礙，勇往直前。我之前確實勇敢過，無畏過，但那是因為愛。
在這之后的幾天，涓生很少回來，都是在外消磨時光，將我一個人拋棄在冰冷的家中，忍受著寂寞孤獨的煎熬。在這度日如年痛苦的折磨中，我慢慢地接受并確認了涓生對自己的無情和無愛。我明白了在涓生求生的途中是不能有我這個拖累的，所以他對我提出新的要求，希望我能自覺地從他的生活中勇敢的退出而不是拉著他的衣角。我只能選擇默默地離開
當愛情浪漫唯美的光環褪去之后，開始顯露出它蒼白和孱弱的部分，這并不是我所愿看到的，卻也是我無力挽回的。在我珍視的、唯一擁有的愛失去以后，我的勇敢和無畏也跟著灰飛煙滅了。
我厚著臉皮讓父親把我接回了家，可我已經沒有顏面和勇氣再存活于世，面對父親的嚴威和旁人的冷眼。為了自己曾經的執著我只剩下一條路可走，那便是結束這殘存的生命。
我已經什么也沒有了，包括怨恨。
魯迅的小說范文第5篇
一、運用白描手法進行環境描寫把環境描寫交融在情節發展和人物性格變化之中，做到人與環境的相互融合
在《阿Q正傳》一文中，魯迅先生運用白描手法來描寫阿Q 所生活的未莊，描繪出一幅具有濃郁鄉土氣息的風俗畫。小說對酒樓、尼姑庵、菜園等景物并沒有集中描繪，而是在情節發展中逐步勾勒出來。這些白描手法的運用，更能深刻展現了前后中國農村封閉落后的面貌，從而更好地為塑造阿Q這一典型人物形象服務。在短篇小說《藥》一文中，環境描寫也別具一格。如小說結尾寫夏四奶奶、華大媽祭墳一段，不僅準確地勾畫出環境的凄涼、晦暗，而且用紅白相間的花環象征了先驅者不屈不撓的斗志，顯示出凄涼情景中的一束亮色。特別是最后一句，“他們走不上二三十步遠，忽聽得背后‘啞’ 的一聲大叫；兩個人都竦然的回過頭，只見那烏鴉張開兩翅，一挫身，直向著遠處的天空，箭也似的飛去了。” 這一句用白描手法勾畫出一只“箭也似的”飛向“遠處天空”的烏鴉，給人一種桀驁不馴、大膽抗爭的印象。
二、運用白描手法，寥寥幾筆，生動形象的勾勒出人物的內心世界
這種寫法類似意在傳神的“寫意畫”，不刻意追求表面的藝術效果，而是精心探究人物的內心世界。這種寫法，可以收到“畫眼睛，勾靈魂”的良好效果。如在短篇小說《孔乙己》一文中，作者在介紹咸亨酒店的一些情況后，只用了“孔乙己是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 這樣一句話，就勾神攝魄地指出了孔乙己身份、社會地位以及性格的特殊性。而且，文中先后兩個自然段對孔乙己所進行的肖像描寫，就純用白描手法，寥寥幾筆，讓孔乙己的神情氣質躍然紙上。
再如《故鄉》一文里：“這時候，我的腦里忽然閃出一幅神異的圖畫來：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海邊的沙地，都種著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其間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項帶銀圈，手捏一柄鋼叉，向一匹猹盡力的刺去，那猹卻將身一扭，反從他的胯下逃走了。”
在這里，魯迅先生用白描手法勾勒出一個月夜海邊瓜地上手持鋼叉的小英雄形象，簡潔明快，清新美麗，仿佛一支充滿童趣的夢幻曲， 回蕩在讀者心間。
三、運用白描手法，把故事情節 中重要的生活場景、生活片段連綴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