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生產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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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生產總值范文第1篇
關鍵詞：國民生產總值 統計理論 方法
國民生產總值是大部分國家所采用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主要反映的是社會不斷發展之中產生的價值，屬于宏觀經濟指標，能體現國民經濟的最終成果。利用該指標既能對物質生產發展及價值進行反映，還能對不同服務活動所創造的價值以及不同勞務活動未來的發展趨勢進行反應，最終呈現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規模及水平。
一、生產與非生產領域的劃分問題
針對劃分我國生產及非生產領域的問題，必須結合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特點，現階段我國的社會主義是特色的社會主義，生產力水平已經有了顯著的提升，但是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衡量生產與非生產領域問題主要為了判斷國民收入是否增加？社會經濟發展是否創造價值？促進社會發展及不斷進步的剩余物力和財力是否充足？利用這些剩余價值可以實現社會經濟、科學、教育、文化及醫療等不同行業的發展完善，滿足所有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條件。
對于社會主義產生勞動范圍的確定要嚴密進行，所選取的生產勞動活動必須為國民收入創造價值，保證總量指標計算的質量，避免數據失真的現象出現。如果非生產勞動重復計入總量數值中，所得的總量指標數值就不真實。通過貨幣表現出生產勞動者所創造的產品產量和勞務量的價值也就是反映國民收入和國民生產總值的指標，這些產品產量和勞務量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承擔者。如果對于國民收入和國民生產總值的統計數據不真實，那么現有的建設資金就發揮不出其實際的價值，生產基礎資料難以滿足，隨之提供給消費者的產品就明顯短缺，也就是說社會購買力已經不能適應物質產品產量及勞務量。這些問題的出現會帶來一系列嚴重的后果，比如說：國家財政收入虛增；財政赤字；物價的無規律性上漲；貨幣的貶值；通貨膨脹等。
二、國民生產總值指標的作用問題
（一）反應經濟總量
我國對不同總量指標計算的范圍長期是以物質生產領域確定，無論是農工業總產值、社會總產值還是國民收入，都是這樣確定計算范圍，但是這種方式顯然已經不適應非物質生產不斷發展的現代社會，所以在對國民生產總值指標進行重新統計時，我們添加了在非物質生產領域的全部總量，對總量指標的計算范圍進行了補充。
（二）為反映和研究經濟結構提供數據
在我國商品經濟突飛猛進發展之下，經濟及產業的結構有了徹底的變化，越來越復雜。對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工作的落實就不能單一的依靠物質生產部門的發展趨勢及相關信息決定，而是要及時獲取第三產業相關動態，還有不同產業之間的結構占比關系。要注意的是在全面統計不同產業總量指標的時候，對物質和非物質生產領域的總量數值都要進行充分的計算，力爭達到研究結構的需求。
（三）可以較全面地反映積累狀況
累計的內容反映的是國民收入總量減去消費總量之后的部分，對累計內容的反應需要考察國民收入中用于擴大再生產的部分。傳統模式下對累計的核算只計算固定資產新增的價值，但是實際情況下固定資產折舊費的價值也是不可忽視的，利用折舊費對不同的設備進行更新、改造及購置都會產生一定的價值。在傳統模式和實際工作中兩種價值的疊加才是真實的累計狀況，區別這兩種價值存在一定的難度，所以通過考察國民生產總值才是反應累計狀況的確切指標。
（四）便于進行國民經濟的全面核算工作
促進經濟發展的內容涉及方方面面，經濟發展下市場越來越多樣化，無論是基本的消費品市場、生產資料市場、勞務市場，還是多變的技術市場、資金市場、信息市場等，都在越來越復雜。國家經濟體制在不斷改進完善，對不同企業的管理國家并不直接控制，而是設置一定的經濟杠桿調控市場來進行制約，利用間接的方式對企業的正常經營活動進行引導。另外對資金的調控更多的是運用一些價值量指標，這種方式非常重視資金的流量和對存量的核算，更加說明了國民生產總量指標的統計及計算在非物質生產領域內的作用重大。
（五）一定程度反映國家經濟效益
國民經濟總量指標是一種增加值，把它作為國家經濟效益的體現需要把中間產品或中間消耗重復計算的影響排除。我們對一個國家的評價并不能局限在考察其工農業總產值，重要的還是要考慮國民生產總值指標涉及的不同領域，對不同領域輻射面的廣度和力度進行考核。
（六）反映社會經濟發展戰略
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利用國民生產總值指標對國家經濟狀況的考察已經成為了必要的任務，在不斷廣泛應用的過程中也逐漸說明國民生產總值指標的價值之高。
三、結束語
綜上所述，對于國民生產總值的討論需要在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及社會總產值之間做好權衡，不同的指標都具有其各自的價值，其中，對社會生產總成果反應的核心指標應該設置為國民生產總值的考察。另外對于計劃的制定以及分析問題的依據應該依靠社會最終產品，而中間產品用來確定產品的規模和結構之外，還可以用來確定不同區域企業各個部門之間的生產規模、發展速度、比例關系及經濟效益等。
參考文獻：
[1]魏杰.基于國民生產總值的經濟結構調整[J].綜合競爭力，2010，03：3-14
國民生產總值范文第2篇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經濟增長；協整檢驗；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一、引言
在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各個省區的經濟增長起到重要的作用。經濟增長需要資金、技術等的支撐，而外商直接投資能夠滿足這些要素需求。外商直接投資不是指資金單方面的轉移，而是指各種生產要素（資金、技術、管理技能等）的聯合轉移。截至2015年底陜西省實際利用外資金額462100萬美元（合計人民幣29566億元），實際GDP（以1997年為基期）達到1074498億元，至2014年底外商投資注冊的企業數達到6782戶。1997-2015年陜西省實際GDP和實際利用外商投資金額的平均增長率分別為1217%和1265%。雖然陜西省的實際GDP和FDI之間存在明顯的正相關關系，但外商直接投資并不是拉動陜西省經濟增長必不可少的條件。
二、指標選取和數據處理
研究外商直接投資與陜西省經濟增長的關系需要獲得外商直接投資和經濟增長的指標，這里選取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來代表外商直接投資，選取陜西省國民生產總值來代表陜西省的經濟增長。數據來源于Wind資訊。由于找到的國民生產總值數據是環比的，不能消除價格變動的影響因素，故借助國民生產總值指數將名義國民生產總值換算成以1997年為基期的實際GDP。外商直接投資是以萬美元為單位的，與以億元為單位的GDP不一致，故借助1997-2015年美元兌人民的匯率把外商直接投資換算成以億元為單位，從而達到變量單位的一致性。
三、外商直接投資與四川省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
（一）相關性檢驗
為了消除數據的劇烈的波動，這里把經濟增長（GDP）和外商直接投資（FDI）取對數的數據設定為研究變量。通過Eviews7計算得到GDP和FDI的相關系數為0982，lnGDP和lnFDI的相關系數為0957，取對數的相關系數低于原始數據的相關系數，這是因為取對數數據之間的交叉關系小于原始數據之間具有的交叉關系。
（二）平穩性檢驗
時間序列的數據通常具有不平穩性，為了避免由于不平穩性而產生的偽回歸情況發生，本文在Eviews7中采用單位根檢驗（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對取對數的國民生產總值和外商直接投資進行單位根檢驗，得到的ADF檢驗結果如表1：
（四）格蘭杰因果檢驗
由ADF檢驗和協整關系檢驗可知取對數的陜西省國民生產總值和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為二階單整序列且存在長期協整關系，符合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的前提條件，因此可進一步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通過Eviews7得到的檢驗結果如表2：
由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可知，當滯后期為1和2時，P值均小于005，故均拒絕原假設，即lnGDP是lnFDI的格蘭杰原因，lnFDI是lnGDP的格蘭杰原因，二者存在長期相互拉動的效應。
四、結論及建議
通過對陜西省1997-2015年實際的國民生產總值和外商直接投資的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可知陜西省國民生產總值和外商直接投資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通過實證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結論：（1）陜西省國民生產總值和外商直接投資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取對數的國民生產和外商直接投資作為時間序列不平穩，但二階差分后平穩，得出取對數的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1個單位，取對數的國民生產總值增加0758個單位。（2）由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可知，當滯后1和2期時，取對數的國民生產總值和外商直接投資互為格蘭杰因果關系，從長期來看外商直接投資能夠拉動陜西省經濟的增長，同樣陜西省經濟的持續增長也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
為進一步拉動陜西省經濟的增長，陜西省應該創造良好的外商投資環境，從而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借助其提供的資金、技術、管理經驗等來進一步促進陜西省經濟的發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不能對外商直接投資形成過分的依賴，可以綜合借助其他有利于經濟增長的因素來促進經濟的增長。（作者單位：蘭州交通大學）
參考文獻：
國民生產總值范文第3篇
【關鍵詞】旅游業 經濟增長 經濟效應
一、引言
宏觀經濟學理論認為消費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而旅游消費具有最終消費、綜合性消費和可持續消費的特點，對內需的拉動效應極為顯著。旅游業是目前世界上規模最大、發展速度最快的行業之一，所創造的價值占據了世界服務業總量的1/3，許多國家將旅游業的發展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戰略之一。從改革開放至今，我國旅游業在3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初步形成了“大旅游、大產業、大發展”的“三大”格局，具備了一定的產業體系和產業規模，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越來越突出。根據《2015年中國旅游業統計公報》，目前我國旅游業總體保持健康較快的發展，2015年我國旅游人數突破40億人次，收入超過4萬億人民幣，中國國內旅游、出境旅游人次和國內旅游消費、境外旅游消費均列世界第一;旅游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10.2%，旅游產業對國民生產總值的綜合貢獻達到了10.1%，超過了教育、銀行、汽車產業，旅游業的發展對我國經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20世紀50年代以來，國外專家和學者開始關注發展旅游業發展對國家或區域經濟的影響。在眾多研究旅游業與經濟發展的領域中，旅游業對經濟增長拉動效應逐漸成為研究的熱點和重點。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通過建立數學模型進行實證分析，且對旅游業對區域經濟增長的貢獻研究較多，例如，張偉，劉蘇，張文新（2011）通過構建旅游業依存度、貢獻率和拉動率三個指標，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得出安徽省旅游業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應逐漸加大。魏衛，陳雪鈞（2006）以支柱產業的四個經濟貢獻標準（產業增加值占國民生產總值比重、需求收入彈性、就業容量、行業關聯度）為出發點，對湖北省旅游業經濟貢獻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湖北省旅游產業尚未達到支柱產業的標準，可以將其作為“準支柱產業”來培育。從全國來看旅游業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例如，吳國新（2002）采用定量分析法對旅游業發展與我國經濟增長的相關性進行論證，得出我國旅游業的發展與國民經濟增長兩者有著較為密切的相關性。周四軍，張墨格（2006）從總量、相關及回歸、彈性和貢獻率四個方面探討了中國旅游業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得出了中國旅游業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雙向關系。上述研究大多較為籠統地研究了旅游業對經濟增長有巨大的促進作用，但較少分析和研究旅游業如何促進經濟增長。
本文首先通過分析2005年至2013年我國旅游業總收入的情況以及其增長率與同期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的情況，了解了我國旅游業發展現狀，在此基礎上，從旅游業對經濟增長的收入效應、創匯效應、就業效應和產業關聯效應四個角度出發，以及近些年來我國旅游業出現的消極現象，運用定性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方法探討旅游業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效應，最后根據分析所得結論和我國的實際情況，給出相關的政策建議。
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討論旅游業對經濟的貢獻時，有學者認為“旅游增加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比“旅游業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更為合理，這首先需要計算出旅游業的增加值，趙麗霞、魏巍賢、李志青引入“旅游衛星賬戶法（TSA）”間接計算出旅游增加值，但是這種方法對統計數據要求較高且方法繁瑣，在我國現行的國民經濟核算和統計制度下，旅游業沒有作為一個獨立產業來統計，此方法很難使用。李江帆、李美云（1999）提出的用“旅游消費剝離系數法”計算旅游產業增加值，然而由于很難測算旅游消費相關行業的剝離系數，即游客消費的服務行業提供的增加值中旅游者消費部分所占的比重，此方法亦難以使用。本文依舊采用學者廣泛使用的旅游業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說明旅游業對經濟的貢獻。
二、我國旅游業發展的現狀
《中國資源》一書指出，旅游資源為我國十大資源之一。報告同時指出，中國旅游資源優勢非常明顯，在全球具有巨大吸引力。在我國廣袤的土地上不僅擁有錦繡的山川而且擁有悠久的歷史，在漫長的歷史中多民族交流文化融合，形成了無比豐厚的旅游資源，為中國旅游業的發展提供了雄厚的基礎。
我國旅游業經歷了三十多年的發展，已初步形成了“大旅游、大產業、大發展”的“三大”基本格局，不僅具備了一定的產業體系而且具備了一定的產業規模，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拉動越來越突出。根據《2015年中國旅游業統計公報》的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旅游人數突破40億人次，收入超過40000億人民幣，中國國內旅游、出境旅游人次和國內旅游消費、境外旅游消費均列世界第一;旅游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10.2%，旅游產業對國民生產總值的綜合貢獻達到了10.1%，超過了教育、銀行、汽車產業，旅游業的發展對我國經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2005年至2015年這十一年時間，我國旅游外匯收入和旅游總收入均保持一定程度的增長，旅游外匯收入從2005年292.96億美元增長到2015年516.64億美元，和2005年相比增長了76.3%;旅游總收入從2005年7686億人民幣增長到2015年29500億人民幣，和2005年相比增長了283.8%。需要說明的是，由于受到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的沖擊，我國旅游外匯收入在2008年、2009年兩年出現負增長，2010年后逐漸恢復，2010年增長率達15.5%;我國旅游總收入在2008年增幅下降，但仍為正，2009年后逐漸恢復，在2011年增長率達到近十一年最高43.3%。旅游外匯收入平均增長率為8.0%，旅游總收入平均增長率為18.0%。2015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旅游國及第一大客源國，從而不僅使得旅游業成為我國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而且其地位將不斷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和加強。
從長期看，旅游業的發展依賴與國民經濟的發展與消費升級，旅游業的增長速度高于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可以繼續保持。除受到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沖擊外，我國旅游業的增長速度均高于同期的國民生產總值和第三產業的增長速度。從整體情況來看，旅游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中最具活力的新興產業之一，是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和是未來經濟發展的又一巨大引擎。
三、我國旅游業的經濟效應分析
旅游業屬于第三產業，加快發展旅游業可以有效地推動第三產業發展進而推進經濟的發展，擴大就業領域和人數，顯著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民生活質量。旅游業對經濟發展主要有收入效應、創匯效應、就業效應以及產業關聯效應，以下分別從這四個效應出發，分析旅游業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一）我國旅游業的收入效應分析
從改革開放到現在，我國旅游業經過30多年的發展，對經濟的發展有著很大的推動作用，旅游業對經濟增長的收入效應主要有直接的收入效應和間接的收入效應。
從2005年～2015年的十一年間，我國旅游業正在穩步的發展，其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率從2005年的4.2%增加到了2015年的10%，旅游業的發展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呈現出上升的態勢。受到美國2008年次貸危機的影響，旅游業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率出現略微下降為3.7%，2009年即恢復增長，到2015年增長到近11年來最高為10%。眾多的數據表明，旅游業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并且其影響力正在不斷加速擴大。
旅游業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有兩種，除了通過旅游總收入直接影響國民生產總值外，還可以通過旅游業總收入而產生的間接收入來影響國民生產總值。上述分析只能反映旅游業對國民生產總值的直接貢獻，而間接貢獻我們則采用計量經濟分析中的回歸分析方法來研究旅游也對經濟發展的間接影響。
將2005年到2015年國民生產總值與旅游業總收入進行回歸，采用的模型為y=a+bx，其中y為歷年國民生產總值，x為歷年旅游總收入，（具體數值見表3），利用Eviews進行回歸分析，得出回歸方程為：
y=93344.66+16.7825x
（3.873039）（12.39951）
R2=0.956454
A-R2=0.950233
在回歸方程中調整后的R2達到0.96，表明方程較好地擬合了樣本數據，同時結果顯示有95.02%的把握說旅游業與國民生產總值存在相關性。且系數都通過了t檢驗，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根據模型，每一元的旅游業收入大約會導致國民生產總值增加16.78元人民幣。
以上的分析結果說明，旅游業對國民生產總值有重要的影響，同時也提醒我們應更深刻地思考如何發展旅游業，以便更好地發揮其拉動作用，更大幅度地拉動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
（二）我國旅游業的創匯效應分析
旅游業是一個開放式國際化產業，旅游經濟的發展不僅能夠吸納國際資本的投入，促進對外貿易發展，而且可以吸引外國游客入境旅游，形成國內收入的又一大來源――外匯收入。
從2005年到2015年我國旅游業所帶來的外匯收入一直持增長態勢，但自2005年人民幣匯率改革后，由于受到人民幣升值的影響，旅游業創匯占出口總額中的比重有所下降。
然而，與有形的商品出口貿易相比旅游作為一種無形的出口貿易更具優勢。由于旅游資源的屬地性，旅游目的地國家或地區基本上能完全獲得入境旅游的外匯收入。旅游的外匯效應明顯。
（三）我國旅游業的產業關聯效應分析
在所有的第三產業中旅游業最具有綜合服務的功能。首先旅游業直接第三產業的發展，其次旅游業對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相關行業也有巨大的促進作用，能夠帶動經濟整體發展。
旅游的六要素理論揭示，一般情況下，旅游者在旅游過程中會發生“行、吃、游、住、購、娛”等活動，這些旅游行為促進了相關行業的發展，特別是交通業和餐飲業的發展。此外，游客旅游紀念品的出售也帶動了工藝制造業等輕工業的發展。同時，旅游業的發展也能促進文物古跡、園林建筑等部門的發展。
（四）我國旅游業的就業效應
旅游業具有巨大的吸引就業的能力，旅游業提供全面的服務，能比其他行業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從而帶動經濟增長與發展，成為國家安排勞動力就業的重點發展產業。依邵華（2005）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1）》相關數據分析得出我國旅游業的就業效應為：旅游消費100萬元，交通業就業人數增加82.47人，郵電通訊業增加52.22人，批發零售業增加36.42人，餐飲業增加27.83人，社會服務業增加62.18人。
（五）我國旅游業的消極影響
我國旅游業的發展在帶來一些積極作用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些負面影響。例如，某些景區為了吸引游客，盲目開發旅游資源，在開發旅游資源的過程中只關注了經濟效益而忽視了生態環境效益，對整個旅游開發缺乏認真嚴肅的考察規劃，影響了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就全國旅游業的發展情況看，有些問題已經萌芽，但這些消極影響微乎其微，所以沒能引起足夠的重視。
四、結論與建議
旅游業的發展對我國國民經濟有很強的促進作用。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國旅游業的收入效應、產業關聯效應、就業效應明顯，但由于近些年來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影響，創匯效應有所下降。我國旅游業總體上呈現出增長趨勢，我們要大力發展旅游業，使之成為我國的支柱產業的同時，要注意旅游的規劃，不能盲目發展旅游業，要在關注旅游業經濟效益的同時，關注其生態環境效益。
參考文獻
[1]張偉，劉蘇，張文新.安徽省旅游業對經濟增長拉動效應的實證研究――基于二維度和三指標的探討.旅游科學，2011年12月，第25卷第6期，第25-33頁.
[2]魏衛，陳雪鈞.旅游產業經濟貢獻綜合評析――以湖北省為例.經濟地理，2006年3月，第26卷第2期，第331-335頁.
[3]吳國新.旅游產業發展與我國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分析.2003年12月，第3卷第4期，第238-241頁.
[4]周四軍，張墨格.中國旅游業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統計分析.統計與信息論壇，2006年7月，第21卷第4期，第60-63頁.
[5]李江帆，李美云.旅游產業與旅游增加值的測算.旅游學刊，1999年，第5期，第16-19頁.
[6]依邵華.旅游業的就業效應分析.財貿經濟，2005年，第5期，第89-91頁.
[7]周文麗.國內外旅游對經濟影響研究綜述.經濟地理，2011年8月，第31卷第8期，第1402頁-1408頁.
[8]李興緒，牟怡楠.旅游業對云南經濟增長的貢獻分析，城市問題，2004年，第3期，第43-47頁.
國民生產總值范文第4篇
關鍵詞：區域 三次產業結構 產業結構演變 影響因素
一、引言
所謂區域產業結構，是指區域內各產業部門之間的比例關系，是區域生產力組織系統的一個重要方面，主要包括區域產值結構和區域就業結構。產業結構演進是通過資源在不同產業間的動態配置實現的，其動因是各產業部門在經濟發展中必然出現的相對收入的差異（克拉克，1940），這一差異可以通過相對國民收入即相對勞動生產率來體現。庫茲涅茨（1946）的統計分析表明：隨著經濟的發展，在產值結構的變動上存在著第一產業實現的國民收入相對比重下降，而第二、三產業實現的國民收入所占比重呈上升趨勢的規律。國內研究也表明我國產業結構演進基本符合現代經濟發展規律（劉綿勇、周曉紅，2005），支持庫茨涅茨關于產業結構演變的觀點。但李平（2005）認為我國區域產業結構演進具有極強的二元經濟特征和政府主導痕跡，所以其優化過程更為曲折。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產業結構已經經歷了兩次重大轉變，整體產業結構已經初步實現向服務經濟的轉型，已經進入到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初級階段。但我國產業分布存在有明顯的區域不平衡，區域產業結構和全國整體產業結構之間存在有很大差異，因而除了研究我國產業結構的整體演變之外，還有必要有針對性的深入研究我國區域產業結構的演變問題，以把握我國區域三次產業結構演變的現狀，了解其影響因素，從而在政策層面采取適宜的策略。
二、我國四大區域產業結構演變過程與現狀分析
我國四大區域的產業結構演變有較大差異，總體上看，東部地區的產業結構演變最快，而東北地區產業結構演變最慢。
（一）東部地區產業結構演變
我國東部地區經濟相對最為發達，產業結構演變也推進最早、最順利，也最為成功。2000年以來，東部地區第一產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一直都呈下降趨勢，農業在東部地區的重要性在不斷下降，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占比已經下降到7.3%。第二產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占比雖然有所波動，但2004年以來總體表現出下降趨勢，至2013年已經下降到43.8%。東部地區服務業的演變和第二產業正好相反，在第二產業占比上升的同時，服務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占比有所下降，但自2004年以來總體呈現出上升趨勢。2000年來東部地區產業結構演變一個最重要的轉變就是，2009年服務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占比首次超過了第二產業，成為東部地區最重要的產業。東部地區產業結構高級化進程比全國產業高級化進程要早4年。2009年以來，東部地區服務業繼續加快發展，服務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占比持續上升，與第二產業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拉大。2013年，東部地區服務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占比已經達到49.0%，距50%僅一步之遙。
（二）中部地區產業結構演變
中部地區產業結構演變明顯落后于東部地區，目前整體上剛邁過第二產業加快發展的階段，服務業增長速度開始超過第二產業。在產業比重結構上，2000年以來，中部地區第一產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2013年的占比為11.3%，仍在10%以上；第二產業的占比先后經歷了三次上升下降周期，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占比呈不斷波動上升趨勢，并在2008年躍升到了51.0%，自此以來一直都維持在50%以上，但2011年以來占比表現出逐年小幅下降的跡象；第三產業的占比同樣呈現出波動特征，14年來都在34.4―37.5%的區間小幅波動，2009年以來曾連續兩年向下，但隨后占比開始回升。總體上看，中部地區服務業發展速度在近兩年已經明顯超過了第二產業，呈現出二三產業之間占比差距縮小的積極跡象。
（三）西部地區產業結構演變
西部地區產業結構演變和中部地區有相似之處，但又不太一樣，呈現出一些差異性。和中部地區一樣，西部地區第二產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占比也先后經歷了三次升降周期，第二產業的占比同樣是在波動中呈現出上升趨勢，而后自2011年開始進入第三周期的占比下降階段；服務業的波動趨勢也與中部地區相似，第一產業占比則同樣呈現出類似的單邊持續下跌走勢。所不同的是，在西部地區，服務業與第二產業的占比曾經在2002和2003年十分接近過，而后差距再次拉大；2005年二者再次接近，隨后雖然還有一次接近，但總體上是表現出差距擴大趨勢。此外，在西部地區，第二產業的占比雖一直都呈波動上升趨勢，但從未越過50%的高度，而服務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占比也一直都40%上下波動，這一占比明顯高于中部地區。
（四）東北地區產業結構演變
東北地區在我國確實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區域，這不僅僅是指其地理位置的特殊，也包括其經濟地位和產業結構的特殊。作為曾經的老工業基地，工業在東北三省一直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000年以來，第二產業在東北地區國民生產總值中的占比一直都在50%上下波動。東北地區多為我國的傳統糧倉，農業地位相對重要，反映在產業結構上，2000年以來農業在東北地區的占比并沒有明顯下降，2010年以來甚至還有所上升。受一二產業占比相對穩定影響，2000年來東北地區服務業的占比也是只在34.9―38.5%的窄區間內上下波動。總體上看，2000年以來，東北地區三次產業時間序列的三條回歸直線幾乎是呈水平平行狀態分布；也就是說，14年來東北地區三次產業結構幾乎沒有發生任何實質性的演變。
三、我國各省（市、自治區）產業結構演變過程與現狀分析
（一）京滬瓊藏服務業發展明顯超出第二產業
從2013年各省（市、自治區）三次產業結構看，北京、上海、海南與服務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占比已經明顯超過了第二產業，總體上看，京滬瓊藏已經初步實現了三次產業結構的高級化。1994年，北京服務業就已經超越了第二產業，實現了三次產業結構的高級化演變；1999年，上海完成了服務業對第二產業的超越，也正式步入了三次產業高級化階段。北京和上海作為中國兩個重要的直轄市，其政治地位和區域面積，決定了其第二產業發展空間的相對有限，因而在市場規律本身的作用下，改革開放的早期，就率先完成了三次產業結構向高級化形態的順利演變，至今已經建成為以服務經濟為主的區域。海南的情況非常特殊，1992年以前的海南，基本上是一個以農為主的區域，農業在區域國民生產總值中占據第一位；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海南服務業在1992年超越農業成為第一大產業，區域產業結構從“一三二”轉變為“三一二”，然后在2010年才演變成目前的“三二一”形態，至今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在海南的地位基本相當，第二產業還有待進一步發展。海南服務業的發展，是在工業基礎十分脆弱、農業發展相對占優勢的基礎上實現的，走的是一條完全與眾不同的產業結構演變道路。的情形和海南有些類似，但也有不同之處。服務業同樣是在工業基礎十分脆弱、農業發展相對占優勢的基礎上躍升為第一大產業的，1997年，服務業增加值首次超過了第一產業；與海南不同的是，服務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占比一直都明顯高于海南，第一產業的占比則一直都低于海南，第二產業在的地位要顯著高于第二產業在海南的地位，而且的第二產業也早在2003年便已超越第一產業，將三次產業結構從“三一二”轉變成了更為合理的“三二一”；也就是說，與海南相比，的三次產業結構相對更為合理一些。
（二）粵黔黑已經完成了服務業對第二產業的順利超越
在2013年的三次產業結構中，貴州服務業占比已經超過第二產業6.1個百分點，成為區域第一產業；廣東服務業占比已經超過第二產業0.5個百分點，黑龍江服務業占比已經超過第二產業0.3個百分點，也都已經實現了三次產業結構向高級化形態的演變。2009年，貴州服務業發展突然加速，當年服務業在區域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大幅增加了6.9個百分點，從而順利超越第二產業成為區域增加值最大產業。改革開放以來，工業一直在廣東占有非常重要地位，占比長期維持在50%以上，一直到2013年，廣東服務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占比才首次實現了對第二產業的超越。黑龍江制造業在三次產業中也一直都占據絕對主導地位，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占比維持在50%以上，近兩年才下降到50%以下，并在2013年被服務業超越，讓出了增加值最大產業的領導地位。與廣東所不同的是，農業在黑龍江一直都占有比較重要的地位，2010年來第一產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占比一直都在穩步上升。
（三）津蘇浙甘已經邁入產業結構升級的前期準備階段
總體上看，天津、江蘇、浙江和甘肅已經邁入了三次產業結構向高級化形態演變的前期準備階段，或者說是已經進入了三次產業結構演變的窗口期。2000―2002年，天津第二產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占比曾連續下降，而服務業占比則連續上升，二者差距在2002年縮小到了1.7個百分點；但隨后制造業卻自2003年開始再次加快發展，服務業發展速度逐年回落，二者差距再次拉大，出現了三次產業的逆演變現象，一直到2008年這一趨勢才得到扭轉，2013年二者差距再次縮小至2.5個百分點，再次給三次產業的結構演變創造了機會。第二產業在江蘇一直都占有絕對主導地位，占比都在50%以上，2000年以來只有2013年的占比略低于50%。2001―2006年，江蘇三次產業結構同樣存在有逆演變現象，但自2007年以來三次產業開始沿著常規路徑演變，至2013年二者之間差距已經縮小至4.5個百分點，距離服務業對第二產業的超越已經為時不遠。第二產業在浙江同樣占有絕對主導地位，占比一直也都在50%以上，直至2013年才下降至49.1%；浙江服務業的發展相對較為穩定，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占比持續上升，至2013年，服務業與第二產業之間的差距已經縮小為3個百分點，如果順利，三次產業結構高級化形態演變預期在近幾年將會發生。甘肅三次產業結構的演變也在順利平穩推進，第一產業占比穩步下降，服務業占比波動上升，第二產業占比雖有波動，期間甚至還有所上升，但總體上看，服務業與第二產業占比之間的差距正在逐步縮小，至2013年二者之差已經縮小至4個百分點。
（四）絕大多數地區第二產業仍然占據絕對主導地位
從2013年區域國民生產總值中三次產業占比看，全國目前尚有多達20個省（市、自治區）處于第二產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的三次產業演變中前期階段，尤其是青海、陜西、河南三省，第二產業的占比仍在55%以上，第二產業占比呈波動上升趨勢，而且其中的青海與陜西兩省服務業占比存在有波動下降跡象。從第二產業與服務業在區域國民生產總值中占比的差距看，青海、河南、安徽與陜西第二產業占比值高于服務業20個百分點以上，二三產業地位差距十分顯著；江西、內蒙古、吉林、河北、四川、遼寧、山西、福建、廣西與湖北10省（自治區）第二產業占比值比服務業高10個百分點以上，重慶、山東、新疆、寧夏與湖南五省（市、自治區）第二產業占比值比服務業高5個百分點以上。
四、我國區域產業結構演變的影響因素分析
（一）國際金融危機加快了我國部分區域產業結構演變
從2000―2013年我國31個省（市、自治區）三次產業結構數據看，除2004年因為國民經濟核算調整，全國第三產業國民生產總值大幅增加，導致北京、安徽、甘肅、廣東、貴州、內蒙古、寧夏、山西、九省（市、自治區）第三產業在區域國民生產總值中的占比值比上年上升超過5個百分點以上外，其他各年度的變化值均相對較小；也就是說，在沒有外來突發因素干擾的情況下，各區域三次產業結構基本上是以相對穩健的方式演變發展。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很快對我國制造業帶來了嚴峻沖擊，出口型制造業的影響尤為顯著。一方面，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我國各省（市、自治區）制造業發展速度明顯下降；另一方面，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為扭轉經濟增速下滑的不利局面，部分省（市、自治區）開始轉向于尋求通過發展服務業來實現區域經濟的復蘇，部分省（市、自治區）的服務業得到加快發展，服務業在區域國民生產總值中的占比快速上升。國際金融危機后的2009年，除重慶、安徽、湖北、、吉林五省（市、自治區）外，其他省（市、自治區）服務業占比都有不同程度上升，而且變動幅度均高于2008年。其中天津上升幅度最快，服務業在區域國民生產總值中的占比大幅增加了7.4個百分點；貴州、上海、陜西、寧夏、海南、山西六省（市、自治區）服務業在區域國民生產總值中的占比增加也在5個百分點以上。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加快服務業發展成為了我國絕大多數省（市、自治區）緩解就業壓力、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的共同選擇，從而在整體上加快推進了我國區域三次產業結構的演變進程。
（二）國家區域功能定位對產業結構演變有重大影響
國家的區域功能定位對區域三次產業結構演變具有重大影響，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決定了區域三次產業的結構。2010年，國務院印發了《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根據不同區域的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現有開發密度和發展潛力，統籌謀劃未來人口分布、經濟布局、國土利用和城鎮化格局，將國土空間劃分為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四類；2011年6月初，《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正式。優化開發區域主要包括環渤海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珠江三角洲地區等3大區域。重點開發區域主要包括冀中南地區、太原城市群、哈長地區、東隴海地區、江淮地區、海峽西岸經濟區、中原經濟區、長江中游地區、北部灣地區、黔中地區、藏中南地區、關中―天水地區、蘭州―西寧地區、寧夏沿黃經濟區、天山北坡地區等18個區域。限制開發區域分為兩類：一類是農產品主產區，這類地區主要包括東北平原主產區、黃淮海平原主產區、長江流域主產區等7大優勢農產品主產區及其23個產業帶；另一類是重點生態功能區，這類地區包括大小興安嶺森林生態功能區、三江源草原草甸濕地生態功能區、黃土高原丘陵溝壑水土保持生態功能區、桂黔滇喀斯特石漠化防治生態功能區等25個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在國家主體功能區域定位的制約與推動下，三大優化開發區所在地的東部沿海地區顯然將會占據產業優先演化發展的先機，率先在整體上實現三次產業結構的高級化。18個重點開發區域中有14個屬于中西部和東北部地區，意味著上述地區的第二產業將迎來一個加快發展的時期。
在城市功能定位上，國家將城市分為4個層次，分別給予了特定功能定位；四個直轄市中北京和上海位居第一層次，為國家中心城市；天津和重慶位居第二層次，為大區域中心城市。在具體功能上，北京是要強化首都功能和全國中心城市地位，著眼增強文化軟實力，加快建設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綠色北京；上海是要建設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和國際大都市，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強化創新能力和現代服務功能，率先形成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增強輻射帶動長江三角洲其他地區、長江流域和全國發展的能力；天津重點開發天津濱海新區，構筑高水平的產業結構，建設成為對外開放的重要門戶、先進制造業和技術研發轉化基地、北方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物流中心，增強輻射帶動區域發展的能力；重慶要建成西部地區重要經濟中心，全國重要的金融中心、商貿物流中心和綜合交通樞紐，以及高新技術產業、汽車摩托車、石油天然氣化工和裝備制造基地，內陸開放高地和出口商品加工基地。上述城市功能定位顯然已經直接反映在區域三次產業結構上了：服務業已經占北京國民生產總值的76.9%，服務業已高度發達，三次產業結構高級化已經充分實現。上海服務業占比雖然也高達62.2%，也早已實現了三次產業結構的高級化，但由于承擔著發展先進制造業的特殊功能定位，其制造業的占比也仍有37.2%。由于先進制造業和技術研發轉化基地建設仍然是天津的優先目標，所以其制造業仍然處于主導地位，并在2000年以來繼續維持著波動發展態勢；但其北方物流中心的定位，意味著服務業將繼續加快發展，也預示著未來服務業將很快超越第二產業，進而完成三次產業結構的高級化演變。重慶的功能定位表明其顯然還處于工業加快發展階段，所以自2000年以后，重慶第二產業占比一直在穩步上升，2011年以來才有所回落；而服務業的占比在前幾年甚至還有所下降，二三產業占比的差距總體上呈擴大態勢，距離三次演變的完成應該還有很長時間。
（三）資源稟賦條件制約了區域產業發展取向
傳統經濟學認為，地區間的資源要素空間分布差異是產生區域經濟發展差異的主要原因；要縮小中國區域經濟差距，則要擴大落后地區的市場規模與提高要素稟賦質量。分布在廣袤地域的我國不同區域，在要素稟賦數量和質量都存在有顯著差異。自然資源分布的差異在海南和體現得非常明顯，也顯著影響著這兩個區域的三次產業結構演變。海南農業資源相對豐富，缺少發展工業所需要的礦產資源，因而其早期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區域；后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在缺乏工業資源的基礎上選擇了優先發展服務業，所以服務業獲得了加快發展，并很快成為海南的第一大產業。與海南相似，但并不完全一樣；擁有一定的工業資源，但由于開采困難，而且區域自然和政治環境都不適合發展工業，所以最終與海南一樣選擇了優先發展服務業，目前服務業是的第一大產業。也正是基于同樣的理由，國民生產總值中工業所占的比重要高于海南，而具有更好自然風光資源的海南，則在農業發展方面展現出了相對優勢。而北京之所以能夠在企業總部聚集方面勝出，也在于其獨有的信息資源、金融資源、人才資源、科技資源的大量集中；北京在這些資源數量和質量方面的優勢，顯然對其大力發展總部聚集經濟，提升服務經濟比重，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
（四）區域產業轉移是影響我國區域產業結構演變的重要因素
由于產業梯度的存在以及各地區產業結構不斷升級的需要，產業將在地區間進行梯度轉移，一個地區相對落后或不再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可以轉移到其他與該地區存在產業梯度的地區。我國落后區域與先發區域存在著較大發展差距，為產業在不同區域之間的轉移提供了基礎條件，區域產業轉移已經成為我國當前發展的大趨勢。從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狀況來看，產業轉移對我國已經并將繼續產生深遠影響：一方面，國際產業轉移對我國制造業發展和產業升級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其產業轉移的流向對我國區域經濟的發展格局有著重要影響；另一方面，我國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存在顯著差異，東中西部地區產業梯度長期存在，產業現實布局和中央實現區域均衡發展的要求都決定了區域間產業轉移的必要和可行。當前，我國新一輪區域產業轉移速度明顯加快，總體呈現出三大趨勢：一是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型將從東部向中西部轉移；二是能源價格上漲、碳排放標準的提升和東部能源資源衰竭，將進一步推動能源密集型產業從中東部向西部轉移；三是資本密集型產業轉移將急劇增多，電子通信制造業、交通設備制造業、金屬制品業等資本密集型產業開始大規模向中西部轉移。
很顯然，2000年以來，我國中西部地區的重慶、青海、陜西、內蒙古、廣西、河南、湖南、安徽、江西、山西等地第二產業在區域國民生產總值中占比的持續提升，應該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我國東部地區勞動力密集型制造業持續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影響。14年來，河南、湖南、安徽、江西、山西第二產業占比分別從2000年的47.0、39.6、42.7、35.0、50.3上升到了2013年的55.4、47.0、54.6、53.5、53.9，其中江西、湖南兩省的占比上升幅度最為明顯；重慶、青海、陜西、內蒙古、廣西第二產業占比分別從2000年的41.4、43.2、44.1、39.7、36.5上升到了2013年的50.5、57.3、55.5、54.0、47.7，但除重慶、青海、陜西、內蒙古、廣西之外，西部其他省（自治區）的第二產業發展還處于較低水平，如甘肅、寧夏、貴州與云南，可能還需要經歷一個加快發展的階段。預計在未來幾年內，隨著相關產業從東部地區向中部地區的繼續轉移，中部地區各區域二次產業將發展到峰值，隨后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占比將隨著本地服務業發展和東部地區服務業的轉移而出現下降，服務業將完成對第二產業的整體超越。與之相隨的是，中部地區服務業的發展成熟，必將導致相對優勢的弱化，進而會推動制造業逐漸按照梯度原則逐漸向西部、東北地區轉移，推動西部與東北地區制造業占比的持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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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生產總值范文第5篇
大連市是全國發展最快和最嚴重的缺水城市之一，其人均水資源占有量不足全國人均的四分之一，嚴重缺水的緊張局面多次出現；干旱和對地下水的不合理開采，造成了大面積下降漏斗區、海水倒灌等嚴重的環境問題。水資源已經而且還將成為大連市國民經濟發展的瓶頸之一。本文以國家科委全國地方科技攻關項目“大連市水資源綜合開發利用研究”為背景，以滿足大連市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環境質量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為總目的，將大連市的水資
源系統、社會經濟和環境3個子系統作為一個相互聯系的大系統，建立了大連市宏觀經濟水資源發展規劃多目標決策模型，并提出了模糊切比雪夫多目標群決策方法，以生成和選擇水資源供需調控策略，為大連市政府在制定該市發展規劃和水資源的合理利用決策時提供科學依據。
1大連市宏觀經濟水資源發展規劃多目標決策模型
根據大連市宏觀經濟水資源發展規劃的總目的，其所要求的結果可用多種目標來描述。由于區域宏觀經濟水資源系統是一多目標、多效益、多矛盾的復雜系統，與其相關的部門和團體有著各自不同的利益要求和目標，而這些要求和目標通常都是相互沖突、不可公度的。考慮到不使決策模型規模過份寵大，在充分調查研究與參考其它地區研究的基礎上［2-4］，我們選擇了國民生產總值(GNP)、生物化學需氧量(BOD)、糧食總產量(FOOD)3個目標。
1.1經濟目標與約束條件?選擇各規劃水平年各地區國民生產總值之和(GNP)最大為主要經濟目標，即：
式中：j=1,2,…，10為地區序號，分別為中山、西崗、沙河口、甘井子、旅順、金州、瓦房店、普蘭店、莊河、長海；s=1,2分別代表規劃水平年2010和2020年；α(j,s)是各水平年各地區的附加值率。GNP(j,s)是地區j在水平年s的國民生產總值。國民經濟結構約束為
(I-A)X(j,s,k)=BHO(j,s,k)XHO(j,s)+BSO(j,s,k)XSO(j,s)+
BFI(j,s,k)XFI(j,s)+BST(j,s,k)XST(j,s)+XEP(j,s,k)-XIM(j,s,k)式中：I是單位矩陣；A是投入產出系數矩陣；k=1,2,…，7分別代表農、輕工、重工、建筑、運輸郵電、商業和非物質部門；XHO(·)、XSO(·)、XFI(·)、XST(·)分別表示居民消費、社會消費、固定資產積累、流動資金積累；BHO(·)、BSO(·)、BFI(·)、BST(·)分別為相應變量的分配系數；XEP(·)、XIM(·)為各水平年各地區各部門的進出口變量；X(·)為各水平年各地區各部門的產值變量，它們與國民生產總值的關系為：
式中：IOC(·)是各水平年各地區各部門的附加值率。各地區固定資產積累與投資關系為：
KT(j,s)+IW(j,s)=K1(s)KT(j,s-1)+K2(s)GNP(j,s)+K3(s)GNP(j,s-1)式中：KT(·)是各水平年各地區總資產存量；K1(·)是前一時段總資產存量在本時段的剩余系數；K2(·)是本時段國民生產總值對固定資產存量的貢獻；K3(·)是前一時段國民生產總值對本時段固定資產存量的貢獻；IW(·)是各規劃水平年各地區分擔的水投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