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界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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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論文范文第1篇
金融危機發生的一般原因是資本全球化運動和價值實現過程中矛盾的尖銳化。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發展中國家不僅同發達國家一樣有生產過剩、金融過度膨脹的問題，還有本國貨幣與國際貨幣之間的矛盾。商品價值、金融資產價值和國際價值的實現這三重矛盾相互交織和日益發展是金融危機集中在發展中國家的一般前提。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不對稱依賴或中心主導與從屬的經濟體系，則是金融危機在發展中國家產生、發展的現實基礎。在資本主義生產由中心向擴散，中心對資本的壟斷和對商品市場的控制加強時，發展中國家內部生產過剩、金融過剩和與外部聯系中的國際價值實現問題正不斷深化發展。由于歷史造成的經濟脆弱，在國內要求經濟改革與經濟增長的壓力下，發展中國家極易陷入依賴外部推動、三重矛盾日益發展的狀況。這就是一些發展中國家因西方資本流入和出口發展而快速增長，又因對外收支狀況惡化和西方資本回流而爆發金融危機以至金融危機反復發作的原因。
21世紀初期世界金融危機的發展前景最終取決于世界經濟中各地區、各國之間相對經濟實力的變化。前述世界經濟運動的模式已經表明，世界經濟運動的狀況和金融危機的發生與否根本上在于中心與依存關系的發展，從本質上看，這就是兩部分經濟實力對比的變化狀況。市場經濟的競爭法則也就是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經濟主體以實力為基礎的博弈。貨幣金融壟斷是經濟實力的集中體現，就是競爭優勢；處于壟斷地位的一方總是支配著另一方和整個經濟運動的方向，這就是世界運動的法則，也就是決定世界金融危機走勢的基本規則。
世界經濟中經濟實力反映為科學發展、生產力水平、經濟規模、金融市場規模和其貨幣是否充當國際貨幣。科技發達、經濟和金融規模大、貨幣為主要國際貨幣的國家或國家集團從經濟金融到文化都對經濟實力較弱的國家產生影響。這種客觀規律決定著世界經濟和金融運動的發展趨勢，也決定著世界金融危機發展的前景。未來世界金融危機問題根本上取決于世界體系中各地區和各國經濟實力的消長變化。
世界金融危機集中于發展中國家這一趨勢將很難改變。首先，如前所述，世界經濟格局不會有大的變化，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仍將處于嚴重不對稱的地位。20世紀70年代后隨著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差距進一步擴大。1975-1995年，除東亞少數所謂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和中國之外，其他所有發展中國家的人均GDP相對發達國家的人均GDP都處于連續下降狀態。西方國家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得益者，發展中國整體經濟地位下降。1997-1998年的金融危機又給予東亞經濟嚴重打擊，從而使中經濟全面受挫。目前，發達國家占有世界財富的3/4，最不發達國家則增加到49個。從歷史來看，金融危機發生后，在經濟格局不變、依存狀況總體上不變而作部分調整時，幾乎所有受危機打擊的發展中國家都不得不再度依賴外部資本流入和外部拉動。
其次，許多發展中國家存在大量的外部債務（見表1），國內經濟結構和社會調整面臨諸多困難，出口創匯又因技術革命發展滯后和西方國家的限制十分艱難，當西方資本流入時，可能導致新的生產和金融失控，而不會產生較多國際收益。這勢必成為新危機的隱患。
表1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和負擔率
年份債務額（億美元）債務出口率（%）
198019901998198019901998
所有發展中國家6095147282465185.3155.8146.2
東亞及太平洋9412861697893.1113.4107.4
歐洲及中亞7552210435444.896.9126.7
拉美及加勒比257347547358201.9256.1202.5
中東及北非8381830205841.4119.1137.4
南亞38012991645160.5317.5201.0
撒哈那南部非洲6091774225866.4209.8232.1
再次，經濟全球化將繼續發展。國際資本和國際貨幣的多元化，以及西方國家之間的經濟與金融競爭總會對世界金融貿易和資本運動產生難以預料的擾動和沖擊。在世界經濟不對稱結構和發展中國家債務沉重的條件下，發展中國家引進外資和出口方向的多元化不僅不會緩和或抵御這種沖擊，反而可能嚴重化。如果實行金融和資本自由化，再度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即使發展中國家認識到這種危險性。
金融危機與經濟周期分離的趨勢進一步加強
傳統的金融危機主要是由經濟危機發生而引起的，金融危機所反映的是實物經濟嚴重過剩的狀況。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推動西方經濟長驅直入金融資本主義，也促使一些處于工業化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加速發展虛擬經濟，虛擬經濟在所有發達國家和一些所謂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占據重要地位，成為金融危機的主導因素。金融危機所反映的是虛擬經濟過度發展后的崩潰。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金融危機和90年代的金融危機都是如此。
虛擬經濟是指以虛擬資本膨脹和交易為特征的經濟，信用發展是虛擬資本膨脹、虛擬經濟興起的推動力量。虛擬經濟形成和發展的客觀基礎是社會生產規模擴大、速度加快，要求融資形式的多樣化、融資范圍拓寬、融資成本降低和融資的便利。虛擬經濟發展表明一國金融活動和經濟貨幣化程度提高，社會生產和社會財富積累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從這個意義上看，虛擬經濟或金融經濟是經濟發展水平提高的標志之一，是人類經濟活動發展的一個必經的階段。
但是，同實際經濟的發展一樣，虛擬經濟在一定時期內的發展也不能超出它應有的范圍。雖然人們目前還不能準確地指出這個范圍，不過，從它服務于實際經濟這一點來看，它確實存在發展約束。然而，由于虛擬資本市場脫離實際經濟運動的特性，虛擬經濟又往往出現加速膨脹的勢頭。虛擬經濟逐漸超越實際經濟發展成為國民經濟中最活躍最主要的方面，這就造成了金融危機領先實際經濟獨立發生的新趨勢。
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促使西方國家，也促使一些發展中國加速發展虛擬經濟，一方面是因為生產的規模和速度發生了重大變化，另一方面是因為支撐虛擬經濟膨脹的資本來源全球化，使虛擬經濟的膨脹完全可以超出一國國內財富和生產增長的限制。金融危機因虛擬經濟過度發展而發生的條件得到強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虛擬經濟過度發展的問題顯然更為普遍和嚴重。一般來看，西方國家的虛擬經濟是以高度發達的生產力、高收入和大規模對外投資為基礎的，國家信用如國債和貨幣發行是虛擬經濟的主要支撐力量，貨幣金融政策是虛擬經濟的主要調節杠桿，這就是發達國家的金融資本主義。而在發展中國家，虛擬經濟往往是以工業基礎不完善、出口增長波動、收入分配嚴重失衡為前提的，資本流入和被動的貨幣擴張成為虛擬經濟擴張的主要支持力量，貨幣金融政策調節虛擬經濟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可以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虛擬經濟是由外來資本拉動促成的，更具有外生性、泡沫性和敏感性與易崩潰的特點。起源于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危機直接由虛擬經濟極度膨脹而開始也就十分自然。當然，在發達國家，由于長期向外轉移生產，一些產業已出現“空心化”，加上運用信息技術控制生產，實際經濟過剩問題得到緩解，主要問題仍在虛擬經濟方面。如果貨幣政策不當，國際金融資本在規模流入后急劇轉為流出，仍然會導致虛擬經濟崩潰和金融危機發生，只是在程度上與發展中國家不同而已。21世紀金融危機發展的這一趨勢不會改變。第一，隨著經濟全球化繼續加速，全球資本運動將繼續高漲。由金融危機導致的貨幣貶值將推動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增長，經濟轉為復興，進而吸引西方資本涌入，虛擬經濟將因資本流入而再度高漲。第二，還會有一些發展中國家進入工業化高速增長階段，原有的新興工業化經濟則會躍入高收入國家行列，虛擬經濟占優勢會是一個經常性問題，而國際國內的不確定因素仍大量潛在，國際投機資本極可能卷土重來。第三，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客觀經濟基礎是很難改變的，如出口導向的生產結構、合理的收入分配結構、對西方資本的過分依賴，等等。第四，西方發達國家的金融資本主義將進一步發展，但發展會不平衡。特別是歐元成為強勢國際貨幣后，將對美國和日本的虛擬經濟發展產生沖擊，美國的貨幣政策可能不會像以往那樣有效，日元資本外流將使日本的金融經濟受到打擊。西方的金融資本主義雖不會發生嚴重的挫折，但出現類似1987年的股市危機還是有可能的，這要看西方金融資本在內部滯留的時間長短。
金融危機的時間間隔規律大體上不會改變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金融危機發展的進程來看，金融危機沒有按某種固定規則周期性出現。1960年在西歐出現戰后第一次美元危機后，間隔7年又出現美元危機，然后緊接著出現法國法郎和德國馬克危機，以及1971年開始的布雷頓體系危機。金融危機的頻率明顯加快。7年后，到1982年，金融危機轉向發展中國家。此后又經過7年，由1992年的歐洲貨幣危機開始，隨后實行固定匯率的拉美和東亞發展中國家受到危機打擊，金融危機的頻率又明顯加快。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狀況是因為在當今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經濟運動的中心是資本運動，特別是金融貨幣資本的運動。由于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生產力水平快速提高，它們加速進入金融資本主義階段；而由于資本短缺，發展中國家只能接受資本和開放市場進行工業化，由此形成了資本由北方流向南方、商品也由北方流向南方的不對稱狀況。這種狀況使發展中國家在資本和商品流入中經濟社會失控（一般只需5~7年的時間），風險日益增大，因此，西方資本內在的追逐利潤和實現價值的行為極易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而變化。
在發達國家之間，不同的貨幣資本具有一定的替代性，發達國家的經濟不平衡和貨幣金融政策的變化刺激不同的貨幣資本不斷轉換，因而由大規模貨幣資本運動所產生的金融貨幣危機不可能有什么固定規則。假若說有規則，那就是危機隨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和利率之間的差異相對變化，并且隨著占主導地位的國際貨幣國的金融資本膨脹而加速發生。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前的金融危機正是如此。但是，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貨幣資本之間存在著明顯差異，西方金融資本主要是在西方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進入發展中國家的，高利率、固定匯率和較快的經濟增長是主要吸引因素。盡管如此，一旦西方金融政策和經濟形勢變化，或是發展中國家內部社會經濟問題暴露，貨幣資本間的差異和矛盾就會顯著激化，中心與之間的資本運動狀況就會改變，所以，在發展中國家發生的金融危機也不會呈現周期性。世界金融系統的變化和矛盾、世界經濟系統的不對稱發展是這種非周期發生的客觀基礎。資本循環、復雜系統混沌原理足以解釋這些問題。簡而言之，在一個無規則、內外經濟金融緊密聯系、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世界體系中，任一對外收支不平衡和資本耗散能力較強的國家和地區都會隨時隨地發生金融危機，只要存在擾動和資本自由移動的條件。如果說有什么規律，那就是發展中國家經濟金融開放的時間長短和資本流入規模，它們決定危機條件是否成熟，決定擾動是否導致資本大量外逃。
危機隨世界經濟和貨幣結構調整發生的可能性增大
21世紀，世界貨幣結構也將發生重大改變，當前存在的美元中心結構將為美元和歐元的兩極結構所取代。2002年歐元實體貨幣已正式流通，估計3~5年后歐元將會有力地挑戰美元的霸權地位，并對日元的國際化發展產生抑制作用。在未來10年左右，美元和歐元將平分秋色。還應看到，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一體化正在加速發展并逐步走向區域貨幣合作或貨幣一體化。這也將對世界貨幣結構產生有力沖擊。在這種結構變化、調整和轉變的過程中，發展中國家的資本來源、外匯結構都將經歷大幅度的調整；不同的國際貨幣也將激烈競爭、相互取代，由此引起金融沖擊和導致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加大。
就發展中國家而言，世界經濟結構調整和世界貨幣結構變化帶來的挑戰除了外資大規模進出產生的金融震蕩之外，還可能集中在資本外逃方面。資本外逃指一國資本所有者向境外轉移資本的行為。資本外逃有多種方式和渠道，主要包括：（1）貿易融資。通過低報出口合同金額和高報進口合同金額，將多出的外匯資本移往國外，投資國外資產，本國損失外匯資產。或者干脆虛報進口，騙匯抽逃。（2）推遲和提前貿易結算。對出口該收匯的結算推遲，對進口則在預期本幣匯率下跌時提前結算匯出。（3）轉移價格。有國外分支機構的國內公司或在國內經營的跨國公司，利用內部貿易中的定價機制轉移資本。（4）對外投資。對境外投資時，采用虛報投資、截留投資收益等方式將資本大量移出和留存海外。（5）利用非法商品貿易活動轉移資本。資本外逃導致一國外匯資產大量流失，使發展中家外匯資源枯竭、貨幣持續貶值、國際收支和對外債務日益嚴重。20世紀80年代債務危機之后拉美國家出現經濟長期蕭條、債務危機反復發作、國內金融近乎崩潰狀況的重要原因就是資本外逃。20世紀90年代東亞、俄羅斯和墨西哥金融危機前，國內資本外逃也產生了很大的負面作用，例如俄羅斯從1992年以來，每年資本外逃達GDP的6%，占國內儲蓄的8%~18%。
從經濟全球化發展和20世紀90年代金融危機后世界各國的政策反應看，區域貨幣合作、資本市場開放、浮動匯率和經濟結構調整代表著一種主流趨勢。這種趨勢的發展，完全可能為新的金融危機生成創造條件和時機。
金融危機的范圍和規模將進一步擴大
金融危機由國別性危機演變區域性和全球性危機的基本途徑，是經濟與金融聯系加強的多樣化機制。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則是基本機制。所謂危機的傳染性和傳導性，就是指金融危機由區域內一國向區域整體、進而向其他區域蔓延擴散的特性。
研究表明，金融危機傳染的第一種機制是區域內和區域之間的貿易聯系。就區域內而言，當一國爆發金融危機后，該國貨幣大幅度貶值，使其貿易伙伴國處于不利的地位。這種狀況極易誘使投機者對其貿易伙伴國進行攻擊并獲得成功，因為貿易伙伴國出口減少、進口增長導致外匯儲備減少和失業率增高，在客觀上和主觀上都難以在投機攻擊中維持固定匯率；區域之間也是如此。金融危機傳染的第二種機制是資本市場聯系。當區域內一國發生金融危機時，該金融資產價格大跌，由于區內各國之間的資本聯系，其他國家的金融機構和投資者也遭受損失，流動性受到破壞，相互支撐的力量減弱，因而導致其他國家資本市場和金融狀況惡化，從而也易被投機者攻擊導致金融危機。第三種機制是區外國際信貸者和投資者對區域內各國經濟作相似的判斷和預期。當區域內一國發生金融危機時，區域外的投資者困難以獲得全面的信息，通常認為區域內各國經濟金融狀況基本相似，出于減少資產損失的考慮，不是從區域內其他國家抽回資本就是減少信貸提供，導致整個區域爆發危機。
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基本內容是促進區域內各成員國之間的貿易、資本和金融聯系，縮小相互之間的經濟差異。區域一體化無疑加強著金融危機由一國向另一國的傳遞，區域內各國之間會出現反復震蕩、交叉傳染的狀況，使各國危機不斷深化。區域之間也是如此，某個區域發生金融危機傳遞到其他區域，其他被傳染的區域又會將危機回溯到最初爆發危機的區域，形成遍及各個區域且不斷深化的全球危機。20世紀90年代由泰國開始的金融危機正是如此發展的。區域一體化從最終實現貨幣一體化的角度看是有助于抗御外部資本沖擊和抵御金融危機的，但是，在實現穩定的貨幣一體化之前，側重經濟貿易合作的區域一體化對金融危機的傳遞力度是不容置疑的。
金融界論文范文第2篇
在首屆“金融街論壇•金融街發展國際研討會”上，金融街控股公司總經理劉世春表示，金融街今后3年預計投資100億元，傾力打造“中國華爾街”。消息一經傳出，立即在房地產界、金融界以及媒體引起強烈震動。其實從金融街借“殼”上市以來取得業績看，金融街做出這樣的決定并非一時沖動。3年來無論是主營業務利潤還是凈利潤，金融街都以平均每年100%以上的速度遞增；2003年又躋身房地產上市公司總利潤和財富創造力十強。這些驕人的業績令業內同行乃至所有上市公司刮目相看，同時也充分證明了金融街當初的借“殼”上市是成功的，堪稱借“殼”上市的經典之作。
在房地產業呼喚融資渠道多元化的大背景下，我們有必要回顧金融街借“殼”上市的不平凡歷程，剖析其成功經驗。
1、借“殼”上市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是重慶華亞現代紙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6月18日，其主營業務為紙包裝制品、聚乙烯制品、包裝材料等。金融街集團是北京市西城區國資委全資擁有的以資本運營和資產管理為主要任務的全民所有制企業。
1999年12月27日，原重慶華亞的控股股東華西集團與北京金融街集團簽訂了股權轉讓協議，華西集團將其持有的4869．15萬股（占股權比例的61．88%）國有法人股轉讓給金融街集團；2000年1月15日，財政部批準了該股權轉讓行為；2000年4月6日，中國證監會批準同意豁免金融街集團要約收購義務；2000年4月12日，金融街控股、金融街集團及華西集團就股權轉讓事宜分別在《中國證券報》上進行了公告；2000年5月24日，金融街集團在深圳證交所辦理了股權過戶手續。至此，公司第一大股東就由華西集團變更為金融街集團，基本完成了股權轉讓過程。
2000年5月15日，股東大會審議批準了《資產置換協議》，協議主要內容為：金融街控股將所擁有的全部資產及全部負債整體置出公司，金融街集團按照凈資產相等的原則將相應的資產及所對應的負債置入公司，置入凈資產大于置出凈資產的部分作為金融街控股對金融街集團的負債，由金融街控股無償使用3年。
金融街控股整體資產置換完成后，全面退出包裝行業，主要從事房地產開發業務。此后，金融街控股于2000年5月27日進行了股本變動，總股本從78691500股變更為125906400股。公司注冊資本也從7869．15萬元變更為12590．64萬元。同時進行了董事會改組。2000年8月8日，公司名稱由“重慶華亞現代紙業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股票簡稱由“重慶華亞”變更為“金融街”。2001年4月，金融街控股將注冊地由重慶遷往北京。至此，金融街控股除保留“重慶華亞”的股票代碼外，完全變成了一個全新的公司。
2、資本擴張
金融街集團在成功地實現了借“殼”上市后，制定了“以金融街建設為主，積極向金融、高新技術和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滲透”的發展戰略，并著手進行了一系列的資產整合。金融街控股首先收購了關聯企業北京金融街建設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和位于北京金融街區域與土地開發有關聯的資產（含北京順平拆遷有限責任公司51%的股權），收購公司控股股東金融街集團持有的北京宏基嘉業房地產有限公司51%的股權，收購了北京順成飯店持有的北京金融街房地產經營有限公司7%的股權，最終獲得了金融街區域的獨家開發權，使公司可以集中精力進行北京金融街區域的開發。
金融街在成功借“殼”上市后的3年中，業績節節攀升：主營業務收入，2000年、2001年和2002年分別為2．2億元、8．57億元和9．24億元；凈利潤2000年、2001年、2002年分別為0．4億元、1．51億元和1．67億元。特別是2001年，每股收益、凈資產收益率指標位居房地產上市公司首位。2003年上半年，公司實現主營業務收入64911萬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53．65%，主營業務利潤24398萬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83．60%；凈利潤12567萬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13%。
在業績飛速攀升的同時，2002年8月，金融街控股成功地進行了新股增發。在經過一系列準備工作之后，2002年8月6日，主承銷商國泰君安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利用深圳證交所交易系統，采用在網上、網下累計投標相結合的方式，向流通股東、其他社會公眾投資者及網下機構投資者發行。本次增發最終確定的發行價格為19．58元／股，發行數量為2145萬股，募集資金凈額為4億多元。金融街控股成為證監會出臺新的證券發行辦法后，第一個嘗到增發甜頭的上市公司。
3、經驗剖析
金融街的借“殼”上市，可以說計劃周密，時間緊湊，干凈利索。從股權轉讓、資產重組到公司遷址不到一年時間。分析金融街借殼上市的過程，成功之處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是牢牢把控了控股地位。能否獲得控股地位是借“殼”上市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有些上市公司，其股權很分散，好象是典型的“殼”資源，但是關聯關系十分復雜，借“殼”上市后難以真正獲得控股地位。而金融街選擇的“殼”是“一股獨大”，這樣讓大股東放棄控股地位似乎很難，但是一旦談判成功，獲得的控股地位也是堅不可摧。
金融界論文范文第3篇
一、對現代市場經濟中金融風險的幾點認識
1.金融風險已成為影響最大的越來越集中的社會風險。由于金融資本經營的相對集中，以及對實體經濟的全面滲透乃至控制，使得金融部門成為現代市場經濟中牽引資源配置的核心，即通過金融資本的流動就可影響甚至決定著人力資本、其他物質資本以及技術要素的流向與相互結合，因而對于現實生產力的形成和整個實體經濟效率是至關重要的。但金融資本的集中，也使其人為操縱因素與投機意味愈加濃烈，尤其是以金融資本為直接經營對象的“金融創新”形式的發現與廣泛使用，致使金融資本極易脫離實體經濟而單獨運行。如果失去了產業資本的廣泛支撐，金融資本營運的不確定性及其決定的風險也就更大。這說明，現代市場經濟本身所帶有的市場性金融風險隨著金融資本的日益集中也變得集中化了。問題的關鍵是，一旦當這種集中性風險積累到一定程度，就不僅會造成金融資本營運的中斷，更為嚴重的是，它將影響甚至極大地破壞著實體經濟效率，以及整個社會生活秩序。1997年以來由貨幣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最終導致了某些國家的經濟危機、政治危機和社會混亂，就是有力的證明。
2.體制或機制因素越來越加劇了金融風險的積累。除了金融制度與金融市場所客觀存在的不確定性外，隨著以自由化、國際化、一體化以及證券化為特征的全球性金融變革趨勢向各個國家的漫延，普遍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應，也使各國的經濟體制、法律制度與監管能力在對這種趨勢的反應中變得日益突出與重要。但由于一些國家和地區在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甚至尚未建立的基礎上，就片面地以金融自由化與金融市場的國際化來帶動經濟發展，使高度市場化的金融制度與市場化程度較低的實體經濟之間出現了較大的磨擦與沖突，這種體制因素所導致的不協調與不確定性的增大，就使得以信用風險、政策風險、管理風險與犯罪風險為主要內容的一類金融風險，成為金融動蕩與金融危機的潛在隱患。
當我們對過去幾十年的歷史予以考察時會發現，隨著金融變革的進展，金融法律經歷了一個由開始時強調管制到后來強調監管以及再后來的放松監管的過程，但發達國家的“放松監管”強調的是在利率自由化與金融市場國際化過程中的“有效監管”。在新興市場國家與地區，“放松監管”變成了消極的“不加監管”，明顯的表現是，金融立法滯后，相關法律制度不健全，監管體系支離破碎，透明度不夠，監管效率低下。這種狀況，必然加劇了金融風險的積累。3.金融風險的防范與化解同政府財政的關系越來越密切。盡管要求政府減少干預的自由市場經濟思想在過去幾十年間的影響較大，但隨著金融自由化和金融資本規模的日趨擴張，金融部門的“外部性”也越來越明顯，一家金融機構的破產會涉及到大量產業企業與家庭的利益損失，因而不管是國有的還是非國有的金融機構，這種“外部性”的擴展已使其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準公共部門”，金融產品的經營也就成為一種“準公共產品”的營運。如此情況下，就不能不與政府財政有關。事實上，當今世界范圍內的金融動蕩，沒有哪一個不是由政府財政作為最后危機的解決者的，至于解決的效果如何，能否制止危機的進一步漫延，則要視各國財政實力而言。1980年以來，全球已有120個國家發生了嚴重的金融問題，這些國家為解決這些問題所直接耗費的資金高達2500億美元。這說明，沒有強大堅實的財政基礎，就不可能有穩健可靠的金融市場，也就沒有切實的化解金融風險的能力。
二、對當前我國金融風險及其防范與化解的分析
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加快以及金融市場的建立與發展，日益開放的國民經濟中金融資本的集中趨勢明顯，也必然伴有不可忽視的金融風險。但從我國能夠頂住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這一事實看，我們對防范與化解金融風險有著自己獨特的優勢。因而，我們既應對主要的金融風險隱患有明確足夠的認識，又應在吸收他國經驗教訓的過程中，發揮已有的優勢，積極采取有力措施增強對金融風險的防范與化解能力。
（一）對我國金融風險隱患中的主要因素分析。
1.銀行資產質量惡化，不良貸款比重較高。在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軌過程中，由于資本市場發展滯后，融資格局以銀行的直接融資為主，在統一利率政策指導下，對支持企業不斷增長的投資需求以及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以制度創新為核心內容的企業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進展，各級政府對銀行的日常經營干預較大，不僅信貸資金的經營帶有“半財政”性質，而且扭曲了銀企關系；在近幾年的企業資產重組過程中，債、廢債現象嚴重，這無疑加重了銀行的壓力。長期積累的結果，便是銀行不良貸款比重較大，風險資產占銀行總資產的份額超過40%（中國人民銀行統計數），應收未收利息數額較大。其中，由于我國財政集中的國民收入在過去的20年間逐年減少，財力較緊，因而對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金補充較少，使其資本充足率較低，影響了抵抗風險的能力；其他綜合性商業銀行，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高通脹時代，高息攬儲現象嚴重，相互融資較亂，信貸資金運用的約束性較差；由城市信用社為基礎組建而成的城市合作銀行與城市商業銀行；由于過去的信用社亂集資現象嚴重，虧損較大，使其營運隱含著較大風險。
2.非銀行金融機構的風險日益暴露。我國的非銀行機構主要包括信托投資公司、財務公司、證券公司以及保險公司等。信托投資公司是由各級地方政府以及各家商業銀行的總行與分支行建立的規模較為龐大的一類非銀行金融機構，在進行清理前的1995年底，全國具有法人資格的信托投資公司共有393家（其中地方性公司為369家），資產運用額僅次于當時的國家銀行與城市信用社。這類機構在發展中演化為“金融百貨公司”，不但與商業銀行一樣從事存貸款與投資業務，也大量染指證券經營業務。然而，由于種種因素導致金融信托機構資產質量下降，不良資產增加。據人民銀行統計，許多公司的逾期待收貸款占貸款總額的50%以上，一些公司凈資產為負數；全國所有信托投資公司的帳面統計資本充足率為6%，有些機構的這一指標為負數。成為當前金融風險主要隱患之一。證券公司作為新興證券市場上的中介機構，在管理體制尚未理順之前，設置較為混亂，不但數量眾多，與證券市場的實際發展狀況很不適應，造成相互間的惡性競爭和對證券經營市場的壟斷局面，影響了市場的效率；而且，由于缺乏必要的證券業財務會計制度，監管落后，使這些機構經營存在著不少問題。比如，大量證券經營機構通過各種渠道從商業銀行折借巨額資金，申購新發股票和進行二級市場炒作，不僅使股票一、二級市場不公正交易嚴重，而且將資本市場風險傳導到貨幣市場，危害商業銀行的正常經營；幾乎所有證券經營機構在前幾年都通過開具大量空頭代保管憑證，進行國債賣空，套取社會資金，用于投機交易，由此積欠了目前仍在清理的數額驚人的債務；隨著參與證券市場投資人數的增加，各家證券經營機構吸附大量支付保證金，由于沒有納入統一的渠道進行監管，幾乎沒有一家證券經營機構不挪用這部分資金頭寸用于自營業務的，其中隱含的風險是絕對不能忽視的。
與此同時，隨著保險公司數量的增加，在各家公司片面追求保費收入的過程中，不乏隨意利用保單圈套社會資金的較混亂現象。而由于法規制度和現實市場環境的限制，迅速聚集的保費資金沒有適當正常的投資渠道，這其中的風險積累也值得重視。
3.金融資源的不合理配置所隱含的風險。金融資源基本上是通過金融中介機構的間接融資渠道和資本市場的直接融資渠道配置的。就我國目前間接金融配置看，金融機構對非國有經濟的支持不夠，而非國有經濟已成為我國經濟增長與促進就業的重要支撐，非國有經濟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已超過63%。但直接金融資源配置卻并未適應這種國民經濟格局的變化，銀行信貸政策基本沒有考慮個體私營企業的需求，按1997年底的余額計算，全部金融機構對鄉鎮企業貸款占各項貸款總額6.75%，對三資企業的貸款占2.52%，對私營企業及個體經營單位的貸款占0.52%，國有企業貸款占到90%左右，但國有企業僅占全社會總產值的1/3左右，融資與產值貢獻率極不協調。這說明，金融機構的絕大部分資金在效率相對低下的環境中運行，如此信貸資金配置，不僅不符合經濟增長格局的要求，而且孕育的金融風險也值得關注。
4.股份公司及其證券、期貨市場的不規范因素太多，投機成份較大。在健全理想的股票市場上，股票應是能夠長期獲取股息紅利的“投資證券”、能夠支配公司財產經營的“支配證券”以及獲取價差資本利得的“投機證券”的統一體。但在我國目前的股票市場上，由于占大部分的法人股、國家股不能流通而造成了如下結果：一是尚無法通過股票市場開展并購交易行為，加之董事會基本由國家股東與法人股東把持，從而不但使已上市流通的股票難以起到“支配證券”的作用（通過場內股票買賣不能實現控股目的），而且影響了股市對資源配置效率改進的貢獻。二是導致分紅回報率非常低，甚至根本不予分紅派息，這一方面由于目前的股份公司是按面值分紅派息的，與利用人為高價籌集的巨額資本金相比，分紅率自然低，其中的不合理是顯然的，難免不使股份公司異化；另一方面股份公司中法人股份與國家股份的產權仍不清晰，其中蘊含的不平等使二級市場上的交易者對現金紅利的要求極低，這使上市流通股票幾乎失去了“投資證券”功能。三是目前股權結構所決定的產權關系不清晰及其衍生物（如流通權的不同、配股權轉讓的差異同表決權、分紅派息權相同的矛盾等）的影響，從根本上決定了一、二級市場的價格均必然具有較大的隨意性，大幅度波動也就難免。況且，非流通的國家股、法人股的控股性質，以及他們對股市供求關系的控制，使目前股份公司漸漸偏離了個人股東的廣泛支持，不管是機構還是個人均無法將股票作為投資證券、支配證券進行資，而大多利用高股價進行投機，但這種投機又進一步引起了股價上升與大幅度波動。這其中的泡沫與風險將直接威脅到股市與股份制度的正常發展。
（二）對防范與化解我國主要金融風險的建議。
1.我國防范金融風險的優勢。不同于已受到危機沖擊的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與地區的是，我國至少在以下五個方面對防范外來金融風險沖擊是位居優勢的：一是雖然我國利用外資數量巨大，最近五年來吸引與利用外資2000多億美元，但基本上是長期的直接性投資，這不僅是帶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而且沒有短期資本投資沖擊的問題。
二是1994年開始的外匯體制改革，為防止大量投機資本的入侵奠定了基礎；盡管后來同意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8條款，實現本國貨幣經常性項目下的自由兌換，但這是在我國外匯儲備已比較充足的基礎上所作的改革，因而是有堅實保障條件的。三是我國主要加強同世界與亞洲開發銀行的合作，經過努力，從這兩個國際金融機構爭取了大量貸款，并全部直接投資到產業部門、能源與運輸系統的改造、農業發展、環保以及社會基礎設施建設上；與此同時，在爭取西方發達國家政府貸款中，我國堅定地奉行獨立自主政策，并未因此受到人家的牽制，主動性較大。四是我國在積極推進對外開放進程中，始終立足于國情，根據國內市場的實際發展狀況與監管能力，謹慎行事，比如，我國政府已確定只有當中央銀行的監管能力達到一定水平時，才考慮資本項目下的人民幣可兌換問題，這對我國防范國際金融投機勢力的沖擊是至關重要的。五是我國經濟仍保持著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人民幣幣值穩定，人民群眾信心充足，這是我國抵抗金融風險的最根本力量。2.積極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防范與化解潛在的金融風險。對上述各種主要金融風險隱患應予以高度重視，在繼續充分發揮我國特有優勢的同時，切實采取措施予以防范與化解。
第一，加快企業與商業銀行體制改革，理順銀企關系，活化銀行資產。1998年財政部發行了2700億元特別國債，用于補充國有商業銀行資本金，使其資本充足率達到國際標準，增強抵抗風險的能力。但最根本的還是應當加快商業銀行體制改革，按《商業銀行法》規定，切實落實分業經營、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強化約束機制等改革措施；在對銀行信貸資產按風險標準分類并予以有效管理，加大對不良資產存量進行重組與清理的同時，還應積極推進以制度創新為主要內容的國有企業改革，理順銀企關系。經過改革至少能夠解除目前困擾銀企關系的信息約束問題，使銀行與產業企業真正成為市場上具有競爭意識的企業實體，從資產營運效益出發，銀行努力尋找值得貸款的企業，企業也可自由選擇能夠給予貸款的銀行，在這種基于效益基礎上的相互尋求對象的過程中使信息暢通，以求信貸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第二，加大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監管。對于問題較多的信托投資公司，在清理的基礎上堅決與各級政府部門脫鉤，杜絕經營資金的財政化；基于目前國際社會對中國金融機構問題關注較多，國際金融動蕩尚未平息，為了避免引起過大的波動及對信心的消極影響，對信托投資公司的清理應慎重，主要應按金融信托的應有原則積極進行改組，盡量實行平衡過渡。對于證券經營機構，應盡快建立健全有關證券業財務會計制度，完善有關會計帳戶體系結構，充分發揮商業銀行對證券投資清算資金的監督作用。
第三，提高銀行信貸政策與資本市場政策對非國有經濟的支持力度，優化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一是商業銀行的信貸投放應以收益與風險的衡量為主要標準，擴大對發展前景較好的非國有企業的信貸支持，建議隨著各家銀行“中小企業信貸部”的成立，真正將以個體私營經濟為主體的非國有經濟的信貸支持列入各行的年度貸款計劃中，作為中央銀行起引導作用的“指導性貸款規模”中也應明確列出對非國有經濟的信貸支持意見。二是向非國有經濟開放證券融資市場，特別是對于進入基礎產業、高科技、制造業的非國有企業，允許并引導其根據現代股份制企業制度改制上市，進行股權融資，通過資本市場獲得持續發展的資本。與此同時，對于符合條件的非國有企業，也應允許按一定程序與要求發行債券融資，經過市場自律組織的審查，也可上市交易，以改善企業資本結構。第四，在繼續推進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加強金融管理，增強風險防范能力。當今世界已不可避免地朝著全球化方向邁進，繼續堅定不移地貫徹對外開放政策是我國順應歷史潮流的要求，也是確保我國經濟持續穩步發展的關鍵。20年的對外開放實踐，外資流入已不同于當初純粹工業資本的引進，我們看到，越來越多地以銀行、保險、基金、證券等為內容的金融資本開始流入中國，這無論對保持海外工商資本持續投資我國并保障其穩定性，還是對加快我國金融體制改革，都是必要的。但是，金融資本相比工商業資本的流入，附帶著更大的風險因素。因此，今后在繼續吸引科技含量高的工業資本流入的同時，應當視經濟現實需要，加快金融監管標準與體制的建設，在總量控制的原則下，積極穩妥地吸引金融資本的流入，并重點從外匯管理制度與行業、企業準入的程度上予以嚴格監控。
第五，積極推進財政改革，增強財政實力，為金融市場的穩健運行與風險化解能力的提高奠定堅實可靠的基礎。就當前來說，應根據經濟發展情況，積極推進已經確定的以“費改稅”為重點的新一輪財稅改革，并加強財政管理，提高效率，將現行稅制范圍內應收的稅收及時足額地收繳國庫；通過編制“國有資本預算”，加強對國有資本營運的監控，確保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特別是當涉及到國有資產變現時，能夠保證政府財政的應有收入；在節約的原則下，調整財政公共投資方向，重點轉向非盈利性公共工程項目投資，等等。以此促進財政機制的完善與財力的充盈，使其成為防范與化解金融風險的堅強后盾。
第六，在推進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的過程中，優化股權結構，通過市場逐步明晰產權，借此為我國證券市場的健康運行與發展奠定可靠合理的制度基礎，減少由過份投機行為所帶來的潛在風險。
第七，健全金融立法，強化金融執法與監管力度。金融經營活動應在嚴格明確的法律法規制度界定下進行，為此，應當針對我國已開始運行的證券、期貨、信托業加快相關法律的立法進度；對于已有法律法規，在健全監管體系的同時，強化執法力度，嚴厲打擊金融犯罪行為，確保健康的金融秩序。
中國金融風險的防范與化解
金融已經成為國民經濟、對外國際關系的核心內容，也是自從上世紀以來繼原材料、產品市場競爭之后的第三次競爭焦點，因而，金融體系健全性及金融運行機制的有效性就顯得至關重要。但由于金融所特有的貨幣信用經濟屬性，決定著其中的不確定性與投機因素比其他任何一種資源配置機制都來得大，即金融風險是伴隨金融制度建立與發展過程的客觀問題，能否正確認識并予以有效地防范與化解，是確保金融安全的關鍵，關系到金融制度及金融市場的效率。實際上，由于金融幾乎是貫穿于整個社會經濟生活的所有方面，所以，以風險控制為基調的金融安全，已成為當今一國經濟安全與國家安全的重要標志。這也正是從亞洲開始并漫及到全球的金融動蕩所深刻說明的問題。
一、對現代市場經濟中金融風險的幾點認識
1.金融風險已成為影響最大的越來越集中的社會風險。由于金融資本經營的相對集中，以及對實體經濟的全面滲透乃至控制，使得金融部門成為現代市場經濟中牽引資源配置的核心，即通過金融資本的流動就可影響甚至決定著人力資本、其他物質資本以及技術要素的流向與相互結合，因而對于現實生產力的形成和整個實體經濟效率是至關重要的。但金融資本的集中，也使其人為操縱因素與投機意味愈加濃烈，尤其是以金融資本為直接經營對象的“金融創新”形式的發現與廣泛使用，致使金融資本極易脫離實體經濟而單獨運行。如果失去了產業資本的廣泛支撐，金融資本營運的不確定性及其決定的風險也就更大。這說明，現代市場經濟本身所帶有的市場性金融風險隨著金融資本的日益集中也變得集中化了。問題的關鍵是，一旦當這種集中性風險積累到一定程度，就不僅會造成金融資本營運的中斷，更為嚴重的是，它將影響甚至極大地破壞著實體經濟效率，以及整個社會生活秩序。1997年以來由貨幣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最終導致了某些國家的經濟危機、政治危機和社會混亂，就是有力的證明。
2.體制或機制因素越來越加劇了金融風險的積累。除了金融制度與金融市場所客觀存在的不確定性外，隨著以自由化、國際化、一體化以及證券化為特征的全球性金融變革趨勢向各個國家的漫延，普遍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應，也使各國的經濟體制、法律制度與監管能力在對這種趨勢的反應中變得日益突出與重要。但由于一些國家和地區在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甚至尚未建立的基礎上，就片面地以金融自由化與金融市場的國際化來帶動經濟發展，使高度市場化的金融制度與市場化程度較低的實體經濟之間出現了較大的磨擦與沖突，這種體制因素所導致的不協調與不確定性的增大，就使得以信用風險、政策風險、管理風險與犯罪風險為主要內容的一類金融風險，成為金融動蕩與金融危機的潛在隱患。
當我們對過去幾十年的歷史予以考察時會發現，隨著金融變革的進展，金融法律經歷了一個由開始時強調管制到后來強調監管以及再后來的放松監管的過程，但發達國家的“放松監管”強調的是在利率自由化與金融市場國際化過程中的“有效監管”。在新興市場國家與地區，“放松監管”變成了消極的“不加監管”，明顯的表現是，金融立法滯后，相關法律制度不健全，監管體系支離破碎，透明度不夠，監管效率低下。這種狀況，必然加劇了金融風險的積累。3.金融風險的防范與化解同政府財政的關系越來越密切。盡管要求政府減少干預的自由市場經濟思想在過去幾十年間的影響較大，但隨著金融自由化和金融資本規模的日趨擴張，金融部門的“外部性”也越來越明顯，一家金融機構的破產會涉及到大量產業企業與家庭的利益損失，因而不管是國有的還是非國有的金融機構，這種“外部性”的擴展已使其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準公共部門”，金融產品的經營也就成為一種“準公共產品”的營運。如此情況下，就不能不與政府財政有關。事實上，當今世界范圍內的金融動蕩，沒有哪一個不是由政府財政作為最后危機的解決者的，至于解決的效果如何，能否制止危機的進一步漫延，則要視各國財政實力而言。1980年以來，全球已有120個國家發生了嚴重的金融問題，這些國家為解決這些問題所直接耗費的資金高達2500億美元。這說明，沒有強大堅實的財政基礎，就不可能有穩健可靠的金融市場，也就沒有切實的化解金融風險的能力。
二、對當前我國金融風險及其防范與化解的分析
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加快以及金融市場的建立與發展，日益開放的國民經濟中金融資本的集中趨勢明顯，也必然伴有不可忽視的金融風險。但從我國能夠頂住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這一事實看，我們對防范與化解金融風險有著自己獨特的優勢。因而，我們既應對主要的金融風險隱患有明確足夠的認識，又應在吸收他國經驗教訓的過程中，發揮已有的優勢，積極采取有力措施增強對金融風險的防范與化解能力。
（一）對我國金融風險隱患中的主要因素分析。
1.銀行資產質量惡化，不良貸款比重較高。在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軌過程中，由于資本市場發展滯后，融資格局以銀行的直接融資為主，在統一利率政策指導下，對支持企業不斷增長的投資需求以及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以制度創新為核心內容的企業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進展，各級政府對銀行的日常經營干預較大，不僅信貸資金的經營帶有“半財政”性質，而且扭曲了銀企關系；在近幾年的企業資產重組過程中，債、廢債現象嚴重，這無疑加重了銀行的壓力。長期積累的結果，便是銀行不良貸款比重較大，風險資產占銀行總資產的份額超過40%（中國人民銀行統計數），應收未收利息數額較大。其中，由于我國財政集中的國民收入在過去的20年間逐年減少，財力較緊，因而對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金補充較少，使其資本充足率較低，影響了抵抗風險的能力；其他綜合性商業銀行，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高通脹時代，高息攬儲現象嚴重，相互融資較亂，信貸資金運用的約束性較差；由城市信用社為基礎組建而成的城市合作銀行與城市商業銀行；由于過去的信用社亂集資現象嚴重，虧損較大，使其營運隱含著較大風險。
2.非銀行金融機構的風險日益暴露。我國的非銀行機構主要包括信托投資公司、財務公司、證券公司以及保險公司等。信托投資公司是由各級地方政府以及各家商業銀行的總行與分支行建立的規模較為龐大的一類非銀行金融機構，在進行清理前的1995年底，全國具有法人資格的信托投資公司共有393家（其中地方性公司為369家），資產運用額僅次于當時的國家銀行與城市信用社。這類機構在發展中演化為“金融百貨公司”，不但與商業銀行一樣從事存貸款與投資業務，也大量染指證券經營業務。然而，由于種種因素導致金融信托機構資產質量下降，不良資產增加。據人民銀行統計，許多公司的逾期待收貸款占貸款總額的50%以上，一些公司凈資產為負數；全國所有信托投資公司的帳面統計資本充足率為6%，有些機構的這一指標為負數。成為當前金融風險主要隱患之一。證券公司作為新興證券市場上的中介機構，在管理體制尚未理順之前，設置較為混亂，不但數量眾多，與證券市場的實際發展狀況很不適應，造成相互間的惡性競爭和對證券經營市場的壟斷局面，影響了市場的效率；而且，由于缺乏必要的證券業財務會計制度，監管落后，使這些機構經營存在著不少問題。比如，大量證券經營機構通過各種渠道從商業銀行折借巨額資金，申購新發股票和進行二級市場炒作，不僅使股票一、二級市場不公正交易嚴重，而且將資本市場風險傳導到貨幣市場，危害商業銀行的正常經營；幾乎所有證券經營機構在前幾年都通過開具大量空頭代保管憑證，進行國債賣空，套取社會資金，用于投機交易，由此積欠了目前仍在清理的數額驚人的債務；隨著參與證券市場投資人數的增加，各家證券經營機構吸附大量支付保證金，由于沒有納入統一的渠道進行監管，幾乎沒有一家證券經營機構不挪用這部分資金頭寸用于自營業務的，其中隱含的風險是絕對不能忽視的。
與此同時，隨著保險公司數量的增加，在各家公司片面追求保費收入的過程中，不乏隨意利用保單圈套社會資金的較混亂現象。而由于法規制度和現實市場環境的限制，迅速聚集的保費資金沒有適當正常的投資渠道，這其中的風險積累也值得重視。
3.金融資源的不合理配置所隱含的風險。金融資源基本上是通過金融中介機構的間接融資渠道和資本市場的直接融資渠道配置的。就我國目前間接金融配置看，金融機構對非國有經濟的支持不夠，而非國有經濟已成為我國經濟增長與促進就業的重要支撐，非國有經濟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已超過63%。但直接金融資源配置卻并未適應這種國民經濟格局的變化，銀行信貸政策基本沒有考慮個體私營企業的需求，按1997年底的余額計算，全部金融機構對鄉鎮企業貸款占各項貸款總額6.75%，對三資企業的貸款占2.52%，對私營企業及個體經營單位的貸款占0.52%，國有企業貸款占到90%左右，但國有企業僅占全社會總產值的1/3左右，融資與產值貢獻率極不協調。這說明，金融機構的絕大部分資金在效率相對低下的環境中運行，如此信貸資金配置，不僅不符合經濟增長格局的要求，而且孕育的金融風險也值得關注。
4.股份公司及其證券、期貨市場的不規范因素太多，投機成份較大。在健全理想的股票市場上，股票應是能夠長期獲取股息紅利的“投資證券”、能夠支配公司財產經營的“支配證券”以及獲取價差資本利得的“投機證券”的統一體。但在我國目前的股票市場上，由于占大部分的法人股、國家股不能流通而造成了如下結果：一是尚無法通過股票市場開展并購交易行為，加之董事會基本由國家股東與法人股東把持，從而不但使已上市流通的股票難以起到“支配證券”的作用（通過場內股票買賣不能實現控股目的），而且影響了股市對資源配置效率改進的貢獻。二是導致分紅回報率非常低，甚至根本不予分紅派息，這一方面由于目前的股份公司是按面值分紅派息的，與利用人為高價籌集的巨額資本金相比，分紅率自然低，其中的不合理是顯然的，難免不使股份公司異化；另一方面股份公司中法人股份與國家股份的產權仍不清晰，其中蘊含的不平等使二級市場上的交易者對現金紅利的要求極低，這使上市流通股票幾乎失去了“投資證券”功能。三是目前股權結構所決定的產權關系不清晰及其衍生物（如流通權的不同、配股權轉讓的差異同表決權、分紅派息權相同的矛盾等）的影響，從根本上決定了一、二級市場的價格均必然具有較大的隨意性，大幅度波動也就難免。況且，非流通的國家股、法人股的控股性質，以及他們對股市供求關系的控制，使目前股份公司漸漸偏離了個人股東的廣泛支持，不管是機構還是個人均無法將股票作為投資證券、支配證券進行資，而大多利用高股價進行投機，但這種投機又進一步引起了股價上升與大幅度波動。這其中的泡沫與風險將直接威脅到股市與股份制度的正常發展。
（二）對防范與化解我國主要金融風險的建議。
1.我國防范金融風險的優勢。不同于已受到危機沖擊的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與地區的是，我國至少在以下五個方面對防范外來金融風險沖擊是位居優勢的：一是雖然我國利用外資數量巨大，最近五年來吸引與利用外資2000多億美元，但基本上是長期的直接性投資，這不僅是帶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而且沒有短期資本投資沖擊的問題。
二是1994年開始的外匯體制改革，為防止大量投機資本的入侵奠定了基礎；盡管后來同意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8條款，實現本國貨幣經常性項目下的自由兌換，但這是在我國外匯儲備已比較充足的基礎上所作的改革，因而是有堅實保障條件的。三是我國主要加強同世界與亞洲開發銀行的合作，經過努力，從這兩個國際金融機構爭取了大量貸款，并全部直接投資到產業部門、能源與運輸系統的改造、農業發展、環保以及社會基礎設施建設上；與此同時，在爭取西方發達國家政府貸款中，我國堅定地奉行獨立自主政策，并未因此受到人家的牽制，主動性較大。四是我國在積極推進對外開放進程中，始終立足于國情，根據國內市場的實際發展狀況與監管能力，謹慎行事，比如，我國政府已確定只有當中央銀行的監管能力達到一定水平時，才考慮資本項目下的人民幣可兌換問題，這對我國防范國際金融投機勢力的沖擊是至關重要的。五是我國經濟仍保持著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人民幣幣值穩定，人民群眾信心充足，這是我國抵抗金融風險的最根本力量。
2.積極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防范與化解潛在的金融風險。對上述各種主要金融風險隱患應予以高度重視，在繼續充分發揮我國特有優勢的同時，切實采取措施予以防范與化解。
第一，加快企業與商業銀行體制改革，理順銀企關系，活化銀行資產。1998年財政部發行了2700億元特別國債，用于補充國有商業銀行資本金，使其資本充足率達到國際標準，增強抵抗風險的能力。但最根本的還是應當加快商業銀行體制改革，按《商業銀行法》規定，切實落實分業經營、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強化約束機制等改革措施；在對銀行信貸資產按風險標準分類并予以有效管理，加大對不良資產存量進行重組與清理的同時，還應積極推進以制度創新為主要內容的國有企業改革，理順銀企關系。經過改革至少能夠解除目前困擾銀企關系的信息約束問題，使銀行與產業企業真正成為市場上具有競爭意識的企業實體，從資產營運效益出發，銀行努力尋找值得貸款的企業，企業也可自由選擇能夠給予貸款的銀行，在這種基于效益基礎上的相互尋求對象的過程中使信息暢通，以求信貸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第二，加大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監管。對于問題較多的信托投資公司，在清理的基礎上堅決與各級政府部門脫鉤，杜絕經營資金的財政化；基于目前國際社會對中國金融機構問題關注較多，國際金融動蕩尚未平息，為了避免引起過大的波動及對信心的消極影響，對信托投資公司的清理應慎重，主要應按金融信托的應有原則積極進行改組，盡量實行平衡過渡。對于證券經營機構，應盡快建立健全有關證券業財務會計制度，完善
有關會計帳戶體系結構，充分發揮商業銀行對證券投資清算資金的監督作用。
第三，提高銀行信貸政策與資本市場政策對非國有經濟的支持力度，優化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一是商業銀行的信貸投放應以收益與風險的衡量為主要標準，擴大對發展前景較好的非國有企業的信貸支持，建議隨著各家銀行“中小企業信貸部”的成立，真正將以個體私營經濟為主體的非國有經濟的信貸支持列入各行的年度貸款計劃中，作為中央銀行起引導作用的“指導性貸款規模”中也應明確列出對非國有經濟的信貸支持意見。二是向非國有經濟開放證券融資市場，特別是對于進入基礎產業、高科技、制造業的非國有企業，允許并引導其根據現代股份制企業制度改制上市，進行股權融資，通過資本市場獲得持續發展的資本。與此同時，對于符合條件的非國有企業，也應允許按一定程序與要求發行債券融資，經過市場自律組織的審查，也可上市交易，以改善企業資本結構。
第四，在繼續推進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加強金融管理，增強風險防范能力。當今世界已不可避免地朝著全球化方向邁進，繼續堅定不移地貫徹對外開放政策是我國順應歷史潮流的要求，也是確保我國經濟持續穩步發展的關鍵。20年的對外開放實踐，外資流入已不同于當初純粹工業資本的引進，我們看到，越來越多地以銀行、保險、基金、證券等為內容的金融資本開始流入中國，這無論對保持海外工商資本持續投資我國并保障其穩定性，還是對加快我國金融體制改革，都是必要的。但是，金融資本相比工商業資本的流入，附帶著更大的風險因素。因此，今后在繼續吸引科技含量高的工業資本流入的同時，應當視經濟現實需要，加快金融監管標準與體制的建設，在總量控制的原則下，積極穩妥地吸引金融資本的流入，并重點從外匯管理制度與行業、企業準入的程度上予以嚴格監控。
第五，積極推進財政改革，增強財政實力，為金融市場的穩健運行與風險化解能力的提高奠定堅實可靠的基礎。就當前來說，應根據經濟發展情況，積極推進已經確定的以“費改稅”為重點的新一輪財稅改革，并加強財政管理，提高效率，將現行稅制范圍內應收的稅收及時足額地收繳國庫；通過編制“國有資本預算”，加強對國有資本營運的監控，確保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特別是當涉及到國有資產變現時，能夠保證政府財政的應有收入；在節約的原則下，調整財政公共投資方向，重點轉向非盈利性公共工程項目投資，等等。以此促進財政機制的完善與財力的充盈，使其成為防范與化解金融風險的堅強后盾。
金融界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居民家庭金融資產結構分析
居民金融資產是居民資產的一部分，是以各種金融產品形態存在的有形財富。其總量為一定時期內居民收入總額減去當期消費總額的余額，即廣義的儲蓄額。我國居民金融資產的具體形態有現金、銀行儲蓄、國債、企業債券、股票等有價證券、保險儲蓄金等。居民金融資產總量在各種金融產品上的選擇以及從而形成的比例關系，稱為居民金融資產結構。
隨著美國次貸危機影響的加重，一場世界范圍的金融危機已經席卷而來。對于中國居民來說，通貨膨脹的壓力還沒有過去，金融危機的陰影又開始籠罩，央行終于停止了連續加息的步伐，開始松動貨幣政策。在資本市場低迷和降息的背景之下，居民家庭合理安排金融資產結構對于抵御風險、增加收益變得尤為重要。但是，由于種種條件的限制，我國居民金融資產結構尚不合理，與金融資產總量不相適應的矛盾也十分突出。
一、我國居民金融資產結構現狀分析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由于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明顯提高，我國居民金融資產總量顯著增加。2007年末，居民儲蓄存款總額為17.3萬億元，其中，儲蓄存款占69.1％，股票占14.2％，現金占7.9％，國債占5％，保險和其他資產占3.8％。數據表明，雖然隨著國債的發行、股票市場的成立與發展、保險業務的開展，金融資產的結構初步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但是，為了滿足未來消費支出的需要，實現生命周期效用最大化，我國居民支出決策仍有明顯的長期行為特征，選擇金融產品時過多注意資產的安全性。在金融資產中，儲蓄存款仍以絕對優勢排在首位，據統計，城市家庭近七成的人民幣目前都存放在銀行中。而目前美國的情況是，儲蓄替代型金融產品品種數量非常多，居民儲蓄中有價證券所占比重已超過50%，保險超過30%，銀行存款只有百分之十幾。對比顯示，我國居民的投資觀念仍較為保守，對資金的安全性過于看重，進行高風險金融投資的意識不強。
二、居民資產結構不合理的原因
1、我國資本市場不成熟，有價證券投資風險大，不確定性高
雖然在前兩年的大牛市中，我國居民投資股市的熱情被大大點燃，但是近幾個月的大跌又大大打擊了投資者的信心，受資本市場和房地產行情波動的影響，資金又迅速回流到儲蓄上來。2008年一季度，我國居民儲蓄率為25.1％，比2007年底上升0.6個百分點。居民儲蓄存款比率總體轉為上升態勢，儲蓄存款占金融總資產的比重上升為72.2％，而居民股票市值在金融資產中比重顯著下降，降至10.4％。事實表明，由于我國股市還處于初級發展時期，上市公司總體運行質量不高，居民對股票投資比較生疏，缺乏投資專業知識，大部分人對資金投入股市只是盲目隨從，頻進頻出現象嚴重，使這部分資金十分不穩定。另外，企業債券雖然收益較高，但投資風險更大，不適合初級投資者。投資基金雖以其“集合投資、專家管理、分散風險、產權清晰”的優勢在近幾年異軍突起，但由于發展起步較晚，創新品種還比較少，很大程度上還依賴于股市的運行情況，因此近來也出現萎縮的跡象。國債發行數量有限，遠遠不能滿足廣大個人投資者的需要。
2、我國保險市場吸收資產的能力還未有效發揮
2006年，世界人均保費469.6美元，我國僅36.3美元；發達國家人均長期壽險保單持有量為1.5件，而我國僅0.1件；我國的家庭財產保險投保率為5%，公眾責任保險投保率不足10%，即使消費者熟悉的車輛保險投保率也僅達到30%，而在發達國家這些險種的投保率都在80%以上；我國醫療費用由商業保險承擔的比例不到2%，而許多發達國家往往超過50%。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資產的供給量有限，表現在商業保險起步晚、保險機構少、分布不均衡、險種少、營銷不規范等。另一方面，居民的保險意識相對較低。我國幾千年傳統文化的影響根深蒂固，幾千年來人們習慣忍耐、各安天命，不愿意主動地用保險的方法來處置風險。另外，僥幸心理和狂熱的投機使人們對偶然的暴富太過關注，而對偶然的不幸太過漠視。這些都使保險意識的普及和保險業務的開展遇到了很大障礙。
3、我國居民金融意識還不強
首先表現在對存款安全看得較重，不愿意承擔風險，看重資金存入量的增加而不忠實資金自身的升值。其次，儲蓄最終用途的性質也決定了居民家庭資產結構的選擇。據有關部門對居民儲蓄用途的調查結果顯示，用于子女教育、看病就醫、養老、購買住房等四項用途共占66.5％。如此高的比例用于預防性動機，勢必對用于消費和投資的資產產生比較大的擠出效應。
三、優化我國居民金融資產結構的政策建議
1、設法增加居民收入，尤其要解決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問題
國家統計局2007年的調查報告顯示出金融資產繼續延續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趨勢。居民高積累低消費的最主要原因是收入增長緩慢，后顧之憂加劇。因此，要使居民在增加積累的同時保持一定的消費水平，最主要的任務就是要想辦法增加居民收入，同時要提高低收入戶居民家庭收入的穩定性，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要通過各種渠道使城鎮因下崗、失業而形成的收入不穩定狀態有所緩解。這就需要國家財政、稅收政策適度向低收入群體傾斜。
2、推動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與完善
城鎮居民加速積累資金主要是為了預期消費，儲蓄的主要用途是為防病、養老、子女教育和防意外，保險取向是養老和防病。所有這些都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一個問題，就是有相當一部分居民對未來生活擔憂，同時也表明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手里有錢，遇事不慌”是居民普遍心態。近幾年，我國在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真正落到實處還很難。今后還應在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養老保險方面多做工作，解決城鎮居民的后顧之憂。
3、完善資本市場，提高上市公司獲利能力，引導居民增強投資意識
首先要建立健全相關法律法規，完善各項監管制度，督責上市公司規范運作，提高上市公司的獲利能力。要積極穩健地實施上市公司的資產重組，或通過收購、兼并、租賃等形式進行資產重組，擴大企業規模，或通過股權轉讓為企業注入資金和項目，增強企業的競爭力。其次，鼓勵證券、基金行業和商業銀行進行金融創新，加快股指期貨等金融創新產品的研究和推廣的步伐，拓寬個人投資渠道。再次，加強對居民投資宣傳和投資知識的培訓，要引導居民增強投資意識，端正投資態度，理性對待個人投資。
4、加快發展商業保險市場
我國商業保險市場起步較晚，各方面運行機制和規則尚未健全，因此，完善保險市場運行規則是加快保險市場發展的首要任務。一方面要完善保險市場的法律體系，建立與《保險法》相配套的法律規范。另一方面是建立保險公司評估機構，對保險公司的資產負債狀況、經營水平、投資回報率等指標進行評估，確定保險公司安全、高效運營。另外，對于各個保險公司來說，要想促進居民金融資產的多元化發展，吸引更多的居民進入保險市場投資，保險公司就必須提供具有市場吸引力的保險產品。保險險種一般分為儲蓄性、保障型和分紅型。根據目前我國社會體系的改革和人口老齡化的趨勢來看，應以保障型為主，兼顧儲蓄型和分紅型，加大商業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等險種的開發力度。
【參考文獻】
金融界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金融危機;國際經濟;國際貨幣體系;國際游資
金融危機是由外部因素還是由內部因素造成的,歷來學術界有兩種比較對立的觀點:陰謀論和規律論。陰謀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遭受有預謀和有計劃攻擊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別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這種觀點較為流行。規律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的自身規律,是內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機理論①基本上是承認規律論。隨著金融監管技術提高,一個國家因監管或管制出現問題而導致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變小;而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增強,現代的金融危機基本上表現為在國際經濟失衡的條件下,國際資本在利益驅動下利用扭曲的國家貨幣體系導致區域性金融危機爆發,因而從本質上說,金融危機的性質和成因都發生了變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從國際經濟的視角具體解析金融危機的形成原因。
一、國際經濟失衡
黃曉龍(2007)[1]認為國際收支失衡導致國際貨幣體系失衡,虛擬經濟導致流動性過剩,進而導致全球經濟失衡和金融危機。黃曉龍是國內較完備地從外部因素來研究金融危機的,然而從根本上說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應該是實體經濟的失衡,國際收支失衡只是實體經濟失衡的表象,實體經濟失衡導致貨幣資本的國際流動,國際資本流動導致虛擬經濟膨脹和蕭條,由此形成流動性短缺,最終能夠導致金融危機。因而全球實體經濟的失衡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必要條件,而虛擬經濟導致的流動性短缺是金融危機的充分條件。
縱觀金融危機史,金融危機總是與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發金融危機之前,國際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英國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漸向美國和歐洲傾斜,特別是美國經濟快速增長呈現出取代英國霸主地位的趨勢,這次國際經濟失衡為此后的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20世紀末期,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要快于經濟全球化趨勢,拉美國家與美國之間的經濟關聯度使得拉美國家對美國經濟的“蝴蝶效應”要比其他國家更為強烈。20世紀末的20年里,當拉美地區的經濟結構失衡時,往往以拉美國家的金融危機表現出來。歐、美、日經濟結構失衡同樣是導致歐、美、日等國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當區域的或全球的穩定經濟結構被打破時,新的經濟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機為推動力。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源于德國統一后德國經濟快速發展,打破了德國與美國以及德國與歐洲其他國家間的經濟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為美日之間的經濟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機的作用下,才實現新的經濟均衡。
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將導致國際資本在一定范圍內的重新配置。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個國家宏觀政策的影響力可能是區域的或全球性的。從短期來看,在某個時點國際經濟是相對平衡的,全球資本總量和需求總量是一定的,而當一國經濟發生變化,會引起國際資本和國際需求在不同國家發生相應的變化,如果是小國經濟,它的影響只是區域性的,如果是大國則它的影響是全球的。當一個大國經濟趨強,則會吸引國際資本向該國流入,產生的結果是另外一些國家的資本流出,當資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時,會發生流動性短缺,金融危機就從可能性向必然性轉變。這種轉變的信號是大國高利率政策,或大國強勢貨幣政策。而對小國經濟而言,經濟趨強后,則會吸引國際資本的流入,當國際資本流入數量較多時,該國的實體經濟吸收國際資本飽和后,國際資本會與該國的虛擬經濟融合,推動經濟的泡沫化,當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嚴重背離時,國際資本很快撤退,導致小國由流動性過剩轉入流動性緊縮,結果導致金融危機爆發。
從國際經濟失衡導致金融危機的形成路徑可以看出,國際經濟失衡通過國際收支表現出來,國際收支失衡的調整又通過國際貨幣體系來進行,如果具備了完善和有效的國際貨幣體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國際經濟強制性和破壞性調整,也就是說可以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然而現實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受到大國操縱的,因而國際經濟失衡會被進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國際貨幣體系扭曲
徐明祺是國內學術界較早把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國際貨幣體系內在缺陷的學者。徐明祺(1999)[2]認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維持現狀間徘徊的國際貨幣體系;另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投資和債務方面的弱勢地位;處于雙重制約下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機的苦果,因而現存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難逃其咎。也就是說國際貨幣體系在調解國際收支不平衡時遵循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本原則和理念,而各國在制定貨幣政策協調國際經濟失衡時卻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紀律性,因而現在的國際經濟的失衡被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放大了,加劇了。
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一個松散的國際貨幣體系,盡管歐元和日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作用逐漸增強,但是,儲備貨幣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決“特里芬難題”,只是將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說儲備貨幣既是國家貨幣也是國際貨幣的身份不變。充當儲備貨幣的國家依據國內宏觀經濟狀況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勢必會與世界經濟或區域經濟要求相矛盾,因而會導致外匯市場不穩定和金融市場的動蕩。實行與某種儲備貨幣掛鉤或盯住某種貨幣的國家,既要受該儲備貨幣國家貨幣政策的影響,同時還要受多個國家之間貨幣政策交叉的影響。儲備貨幣之間匯率和利率的變動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大為增強,使得外匯市場更加不穩和動蕩,這種影響可以分為區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鑒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國經濟政策變動影響既可能是區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為例,美元的價值調整是通過美元利率的調整實現的。美聯儲在制定美元利率時,不可能顧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為儲備的國家(地區)宏觀經濟狀況,因而當美元利率調整時,往往會對其他經濟體,特別是和美國經濟聯系比較密切或者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國家和地區造成沖擊[3]。首先,以美元為支柱的不完善國際貨幣體系,不論采取浮動匯率政策還是固定匯率政策,美國的經濟影響著所有與其經濟密切相關的國家及這些國家的貨幣價值變化。如果浮動匯率政策能夠遵守貨幣體系下的貨幣政策制訂的紀律約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場上就不會出現不穩定的投機性攻擊,也不會出現由此造成的貨幣市場動蕩乃至金融危機。由于制定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經濟全球化相關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貨幣體系不能夠保證美元在浮動匯率的前提下的紀律性,因而一個國家的宏觀政策將會導致經濟相關國家的貨幣市場動蕩,在投機資本催化下爆發金融危機。就目前現狀來看,雖然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崩潰,但是相對于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美元不論是升值還是貶值,依然會造成這些國家經濟的強烈波動。美國經濟繁榮時,美元升值會導致資本的流出;當美國經濟蕭條時,美元貶值會導致這些國家的通貨膨脹。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保留了原來國際貨幣體系的理念和原則,但卻失去了原來的秩序和紀律,強勢經濟體可以利用這樣的體系轉嫁金融危機和獲取更多利潤,而不需要承擔過多的責任。
三、國際游資的攻擊
國際經濟失衡是金融危機的前提條件,不完善的國際貨幣體系會加劇國際經濟失衡,然而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是國際游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金融危機離不開國際游資的攻擊。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索羅斯通過保證金方式獲取1:20的借貸,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內,通過賣空相當于70億美元的英鎊,買進相當于60億美元的馬克,迫使英鎊大幅貶值,在償還借貸后凈賺15億美元[4]。在1994年墨西哥發生金融危機前,國際游資持續大量地進入墨西哥證券市場,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資中,證券投資占70%～80%,但在墨西哥總統候選人遭暗殺事件后的40多天內,外資撤走100億美元,直接導致墨西哥金融危機爆發[5]。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也是國際游資首先攻擊泰銖,低買高賣,并巧妙運用金融衍生工具獲取高額回報。
根據IMF對國際游資的統計,20世紀80年代初的國際短期資本為3萬億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萬億美元,相當于當年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20%。2006年末,僅全球對沖基金管理的資產總額就達1.43萬億美元,比1996年末增長約6倍。對沖基金的投資策略也不斷豐富,從最初的“賣空+杠桿”策略(市場中性基金),發展成為單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驅動型等)、多策略型(包括新興市場型、并購型等)、基金的基金等多種投資策略。其風險特征也呈現多樣化趨勢,既有高風險、高收益的宏觀對沖基金,也有低風險但收益相對穩定的市場中性基金。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國際資本流動的最顯著特征是國際間的過剩資本流動造成了國家、地區乃至全球經濟發展的不穩定性,巨額的國際貨幣資本必然要在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獵取利潤。
國際游資為什么能夠摧毀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眾所周知,國際游資規模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響和縮短被攻擊國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個國家金融市場由繁榮到蕭條的自然過程。當國際游資進入被攻擊國家,它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利率和匯率變化,從而加快金融市場由理性發展向非理性繁榮轉變[6]。按照金融市場的心理預期自我實現原理分析,當大量國際游資進入一個國家時,即使這個國家經濟發展表現一般,在大量資本進入的情況下,也會帶動金融經濟的快速發展,與此同時,在國際金融家掌握話語霸權的情況下,他們通過有意識地夸大被攻擊國家發展中的成績或存在的問題,以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心理預期。從拉美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一般先用“經濟奇跡”、“新的發展模式”來吹捧經濟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續”、“面臨崩潰”來夸大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在整個過程中,國際游資有預謀進入和撤退,就會導致金融市場的崩潰。國際游資嫻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榮時期賺取高額利潤,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機賺取高額利潤或者收購危機國家的優質資本,進而控制被攻擊國家的經濟命脈。這就是在新興市場國家爆發金融危機后,國際直接投資(FDI)為什么會低價收購危機國的優質資產,形成新的經濟殖民主義的根本原因。
四、中國預防攻擊性金融危機之策
在中國股市由狂飆到暴跌和中國房地產市場經歷了火爆到等待觀望以后,中國的經濟是不是進入由繁榮向危機過渡的轉折點?中國會不會爆發金融危機?從經濟表象來看,在我國經濟運行中依然表現為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和人民幣升值預期等等;從經濟本質來看,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著產業結構調整滯后、技術自主創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場不完善等問題。出現這些現象和問題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內部因素的作用。
當前,全球經濟失衡的特征較為明顯,首先美國經濟進入蕭條時期,次級債危機使得美國經濟雪上加霜,而歐盟、日本、中國和俄羅斯經濟持續增長。其次,美元的發行泛濫導致美元對歐元和人民幣持續貶值,致使其他國家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再次,國際游資在世界范圍內流動的規模越來越大。美國為了振興經濟采取降低利息的貨幣政策,美元對其他貨幣也在快速貶值。
中國從2005年開始出現人民幣對美元的利差,2006年2月利差曾達到3%,境外資本流入后往往會兌換成人民幣再放貸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貸款利率衡量收益,1年期基準貸款利率是7.47%,如果每年人民幣升值預期是5%的話,那么國際游資的回報就接近13%。如果國際游資不是采取放貸形式,而是直接投資中國房地產或股票,其收益率會更高,2007年投資中國房地產的利潤不低于30%,該年度上證指數上漲了96.7%。
人民幣升值預期和國外游資在中國投資的高額回報吸引了大量外資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中國。2007年究竟有多少國際游資進入我國,國內學者有不同的計算。采用簡單的計算,以外匯儲備的增加值減去外貿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2007年通過各種渠道進入我國的國際游資近800億美元。800億美元國際游資流入完全可以解釋流動性過剩、房市與股市的泡沫和我國目前通貨膨脹的壓力等現象。只要人民幣升值預期存在,國際游資就不會抽走。人民幣升值預期還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國實體經濟還在持續增長,表現為我國國際貿易順差還存在,我國非貿易品的價格還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國際游資現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繼續抬高我國的非貿易品價格,并在適當時機抽逃,在羊群效應下引爆中國金融危機,之后國際資本再回來收購中國優質資本。
中國要能夠有效地預防上述攻擊性金融危機,首先必須嚴格控制虛擬經濟的非理性發展,快速壓縮樓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國際游資刺激實體經濟的增長。套住國際游資有兩種思路:一是由國際游資短期內獲得暴利向長期內正常利潤轉變,降低使用外資的成本,讓外資為我國經濟建設服務。二是構建長期的心理預期,使外資留在中國;其中,很重要一點是保持中國實體經濟的持續增長。其三是有計劃地減持我國的外匯儲備,特別減少以國債形式存在的外匯儲備,把外匯儲備轉化為有形資產,實現外匯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匯儲備調控國際經濟,使之有利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最后,加強跨境資本的管制,積極干預和監管短期國際游資的流入。
參考文獻:
[1]黃曉龍.全球失衡、流動性過剩與貨幣危機—基于非均衡國際貨幣體系的分析視角[J].金融研究,2007,(8).
[2]徐明祺.國際貨幣體系缺陷與國際金融危機[J].國際金融研究,1999,(7).
[3]夏斌,陳道富.國際貨幣體系失衡下的中國匯率政策[J].經濟研究,2006,(2).
[4]宗良.對國際游資沖擊金融市場的若干思考[J].金融研究,199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