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爭力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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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力指數范文第1篇
[關鍵詞] 服務進口額 服務出口額 TC指數 RCA指數
隨著經濟發展，產業重心的切換，發達國家的產業支柱已轉向服務行業。服務貿易即將成為今后主要的競爭領域。我國在服務行業起步較晚，尤其是一些新興的高利潤服務行業如：金融、保險、教育等。面臨日趨激烈的國際服務產品市場競爭，我國應將如何應對？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明確當前我國服務貿易競爭力所處的現狀。只有如此才能正確地發現問題，找到解決的方法。為此不少學者用各類不同經濟指標來測量我國服務競爭力水平。文章在對這些指標的總結研究中發現：測量服務貿易競爭力水平應將絕對量指標和相對量指標結合，否則測量結果將存在片面性。
一、絕對量指標
絕大多數的學者認為實際的貿易量如出口額、進口額、差額等是最基本最充分的數據，反映一國服務貿易競爭力水平。
1.是進口額、出口額及比重。(1)進口額反映了一國消費者在服務產品上的消費需求能力，進口額越大，說明該國對服務產品需求越大。(2)出口額反映了一國服務行業的供給能力及該國服務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顯然出口額越高，該國服務競爭力越強。(3)利用比重數據和排名反映我國服務貿易在整個世界的競爭力位置。絕大多數學者都利用這三個數據進行分析。如孟靜（2008.5）、趙書華、李光軍（2005.1）、韓可謂（2006.3）等。
2.進出口差額數據。差額數據分析結果表明：我國當前服務貿易競爭力呈現“大進小出，逆差格局”，即劣勢明顯，發展緊迫：因為“大進”指出本國服務需求強勁但卻必須從外部得到滿足，即內部服務供給和競爭能力太差；“小出”說明相對進口，我國外部競爭能力太弱。所以“大進小出”合起來說明：在內部市場被外來服務占領的情況下，卻無法搶占等量的外部市場進行平衡，我國服務貿易競爭力亟待提高，若延誤時機，則當前良好的國內發展環境（較強的國內服務需求）將會被外國企業占去，從而本國服務企業失去當前發展的契機。
上述指標的優點是客觀、真實。但由于滯后性，很多數據要比現在晚一年。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問題說明的及時性。(1)在分析過程中，很多學者對進口、出口數據不加區別，用它們籠統地來說明服務競爭力。進口、出口在反映競爭力狀況方面側重點不同。進口側重于說明內部服務市場需求發展狀況；出口則側重于說明外部服務競爭能力。(2)運用絕對量指標說明還存在可比性問題。為了克服上面的問題，很多學者采用了相對數指標。
二、相對數指標
1.TC指數。TC指數即競爭優勢指數（Trade Special Coefficient）。有的學者也把它叫做CAI指數，即比較優勢指數（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 CAI）。該指數用一國貿易出口減去進口除以進出口總額來表示。公式為：
TC
TC指數是一個相對比值，這樣就克服了服務部門和國與國之間的絕對量不可比問題。因為從公式明顯可看出：不論服務部門和國家大小，該指數的取值范圍為（-1，1）。通過計算TC指數發現：（1）從1995年到2004年，服務貿易部門的TC指數處于-0.04～-0.14之間，劣勢穩定而明顯；（2）服務貿易各部門從2004年的TC指數值看，TC值主要分布在（-1～0.3）之間，其中處于微弱的比較優勢的部門有：旅游服務、建筑、電影音像、通信、咨詢、其他商業服務；而在這些部門中只有旅游和其他商業服務部門的弱優勢是比較穩定的；其他部門的優勢則很不穩定，TC值時正時負。除了上述部門外，其他服務部門則處于穩定的劣勢。其中廣告、保險、計算機、信息劣勢極強，運輸行業則存在較強的劣勢，這些部門的共性就是資本、技術和知識密集型。（3）TC指數的國家間比較也指出：中國服務貿易處于微弱的比較劣勢。以上這些結論可參見文章張如經（2007）、張德進（2004），鄧世榮（2004）等。
從上面分析可以看出：TC指數能用相對值在各部門、各國之間進行靈活客觀的比較，很好地克服了絕對量的弊端。但正因如此，TC指數也就存在了不足：即脫離了實際量，有時會使比較出現不科學的結果。如萬紅先（2005）計算得出：1991年以前，我國TC指數均為正，為比較優勢；而1992年以來，TC指數均為負，從而得出結論“我國服務競爭力弱，而且服務貿易發展的趨勢表明我國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下降。”這個結果顯然不科學。僅僅從社會面貌來看，1991年前與現在是無法相比的，無論是旅游、通訊、建筑、保險還是廣告、電影、信息、計算機，顯然現在比十幾年前強多了。而TC指數顯示的結果卻是相反的：前正后負。原因就在于TC指數雖然建立在實際量之上，但同時也脫離了實際量。1991年前TC指數為正，主要是由我國當時服務進口量很小導致的。說明我國當時服務市場（需求）很弱；而1991年后TC指數為負，是由于進口增長超過了出口增長所致，說明國內服務市場需求發展很快。TC指數之所以顯現為相反的符號，就在于它只考慮了進口和出口額之和以及之差，而不考慮進口額和出口額本身大小。
2.RCA指數。RCA指數即顯性比較優勢指數（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是巴拉薩創造的一個國際競爭力狀況測量工具。該指數也是一個相對數指標。它用一經濟體某種商品出口占世界該種商品總出口的比率與該經濟體總出口占世界總出口的比例之比來表示，公式為：
RCA>1：一般顯性比較優勢；RCA>2.5：極強的顯性比較優勢；RCA(2.5~1.25)：強的顯性比較優勢；1.25~0.8之間：較強的顯性比較優勢；若RCA
比較RCA和TC指數可以發現：RCA指數進步了。TC指數只考慮了本國的進出口情況，而RCA指數將別國的情況也納入指數中，根據m的不同取值，可以設定不同大小的經濟體模型，更體現了指數相對性的特點。當然RCA指數也有其缺陷。該指數只考慮到出口而未考慮到進口，即公式中只有出口額，沒有進口額。因此，一些學者又對這一指數作了改進。如沃爾拉斯（Vollrath, 1988）設計了一個顯示性優勢指數，即從出口的比較優勢中減去進口的比較優勢。但需要指出：指數的改進都是在出口的基礎上剔除進口的影響。但正如前面所指出，進口也能反映一國服務貿易發展狀況，尤其反映一國內部市場需求，并不一定要“剔除”：即可以將進口獨立作為一個指數，結合RCA指數，綜合反映一國出口和進口狀況。
三、結論
以上對我國服務貿易競爭力現狀實證分析中所采用的各類指標作了一個總結和評價。
從各類數據分析的結果看：我國服務貿易無論是進口還是出口增長很快，總量上已成為世界服務貿易大國，但并非強國。服務貿易發展成為一個非常緊迫的問題。因為大國意味著潛力很大，吸收能力很強，市場容量很大，發展環境和前景很好。若此時我國服務貿易競爭力不加快提升的話，弱勢將會使得這種良好的發展環境被外國企業搶走，從而我國喪失發展的極好機會。各服務部門內部發展極不平衡。一些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的行業如旅游，我國有優勢；而對于資本、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的則存在明顯的劣勢。
從各類實證分析手段來看，各有各的優點和缺點。絕對量指標如進口額、出口額、差額及相關數據，雖然真實、客觀，但卻存在著嚴重的可比性問題――國與國之間的可比性以及部門與部門之間的可比性。很難真正反映出相對的競爭力狀況。指數――相對數的比較，解決了可比性的問題，但卻出現了脫離實際數的缺陷。從而導致一些錯誤結論的產生。而且指數本身也會受到公式設計的限制。因此要真實、客觀地把握我國當前服務貿易競爭優勢的現狀，還應將絕對數和相對數指標有機結合起來，綜合分析。
參考文獻:
[1]饒友玲張伯偉:國際服務貿易[M].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5-8-1:131～150
[2]陶凱元:國際服務貿易法律的多邊化與中國對外服務貿易法制[M].湖南：法律出版社，2000-8-1:75～90
競爭力指數范文第2篇
〔關鍵詞〕技術競爭力；專利指標；評價框架；指標體系；競爭力評價；企業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6.10.004
〔中圖分類號〕G25025；G2555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0821（2016）10-0022-06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The paper is to discuss a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and practical method for enterprise technology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Method/process]The paper elaborated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nterprise technology competitiveness，discussed the advantages of enterprise technology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on the perspective of patent，established patent index system from six dimensions of technology activity，technology value，technology concentration，technology cooperation，technology potentiality and technology advantage，and presented an evaluation framework with inverted tree-like structure.[Result/conclusion]The results enriched the theory research of enterprise technology competitiveness，and had practical reference value for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evaluation of enterprise technology competitiveness.
〔Key words〕technology competitiveness；patent index；evaluation framework；index system；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enterprise
1研究背景
知識經濟時代下，企業技術競爭力成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關系著企業能否在市場競爭中取得優勢地位。開展企業技術競爭力評價研究，為企業在研發規劃、企業并購、市場預測和無形資產評估等方面，對企業技術競爭力水平進行科學、準確、可靠地測度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已有的關于企業技術競爭力評價的研究主要歸納為基于技術投入產出的視角和基于專利的視角。梁萊歆、周寄中、李顯君等學者主要從企業技術活動的投入產出層面研究企業研發資源對企業技術競爭力的影響，其細化指標主要包括R&D經費、R&D人員、專利、新產品及其相關指標等技術投入產出的內容；謝新洲等[4]除了探討科技人員比例及學歷構成、創新投入產出情況等對企業技術創新力的影響之外，還將企業技術創新戰略、創新環境和支撐條件等因素納入評價體系。以周磊、錢良春、朱相麗、李姝影等為代表的另一些學者則傾向于直接利用專利指標來表征企業技術競爭力，具體可總結為單指標評價法[5-6]、多指標評價法專利組合分析評價法-13]。此外，也有一些學者嘗試從推拉模型及人類技術共生模型的新穎與獨特的視角來評價企業技術競爭力[4]。
總體來看，現有的評價方法都在一定范圍內解決了企業技術競爭力評價的問題，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如，基于技術投入產出視角評價的指標種類繁多，其中不乏創新環境、政府支持、創新文化和企業戰略等偏向定性的、不易獲取的指標。基于專利視角的評價則是直接利用專利數量和質量等指標進行簡單統計分析，采用的如專利實施率、專利引證及其衍生指標等的數據難以獲取，不具可操作性；或是停留于對Holger Ernst提出的專利指標體系進行改進與完善，但該組指標應用在國內企業技術競爭力評價時表現出明顯的局限性。鑒于這種現狀，本文提出基于專利指標的“倒置樹形”結構的企業技術競爭力評價框架，從技術活躍度、技術價值度、技術集中度、技術潛力度、技術合作度、技術優勢度等6個維度，多方位地測度企業技術競爭力，以期為政府和企業技術創新和戰略發展決策提供參考依據。
企業技術競爭力的概念
企業技術競爭力的概念是企業技術競爭力研究的核心內容，也是建立評價體系的基礎和前提。目前國內外學者對企業技術競爭力概念的界定已有一些探討與研究，但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主要觀點分為能力學派和資源學派兩種。
能力學派認為，企業技術競爭力本質是一個能力體系，是企業有效整合、運用資源，從而形成持續競爭優勢的能力。謝新洲等[4]認為它是企業特有的、競爭對手難以模仿的、能夠在技術上給企業帶來長期競爭優勢的能力，主要源于企業內在的技術創新能力；謝言等[5]認為它是企業運用自身技術優勢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具體細化為技術研發能力、技術整合能力和技術獨占能力；曾繁華等[6]認為它是技術創新競爭力、技術壟斷競爭力和技術利用競爭力相統一及有機融合而形成的合力。資源學派認為，企業內部的資產積累，尤其是擁有的包括R&D經費、R&D人員及專利等技術資源的數量、質量和利用效率，是形成企業技術競爭力的關鍵因素和主要來源]。
由于企業本身就是資源和能力的結合體，沒有資源，企業能力失去發揮的基礎；缺少能力，企業資源無法自動形成競爭力。即，資源與能力并不是割裂開的。因此，筆者認為企業技術競爭力是指企業充分運用內外部技術創新資源，尤其是自身擁有的具備稀缺性、異質性、難以替代性的技術資產，以持續向市場提供相對于競爭對手的更有吸引力的產品或服務并長期從中獲益的能力。
企業技術競爭力的特征
雖然學術界對企業技術競爭力的定義尚未達成統一共識，但綜合來看，企業技術競爭力主要具有以下幾點特征：
內在性
即企業技術競爭力主要由企業的內在因素所決定。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是企業技術競爭力最重要的部分內容[3-4]。然而知識是實現技術創新的根本保證，技術創新能力是企業在持有一定知識存量資源及增量資源的前提下所體現出的能力。因此也就是說，企業技術競爭力主要依賴于企業內部技術知識的累積。由上述企業技術競爭力的內涵也可以看出，技術競爭力內在于企業，是企業通過自身內部的技術資源，實現產品或工藝的突破性創新，進而取得自主知識產權，并最終從市場上獲益的能力。此外，內在性還表明了外部資源或環境對企業技術競爭力的影響需要通過企業內在因素才能產生作用。
發展性
即企業技術競爭力不會一成不變，而是一種可持續發展能力。在當今技術快速革新、行業競爭日益激烈的環境下，企業技術競爭力的發展是一個不斷變化的動態發展過程，當前技術競爭力的狀況并不代表著企業將來能夠一直維持這種競爭狀態。因此，企業必須及時地把握和了解自身技術競爭力的變化趨勢，有針對性地加強和調整資源配置，不斷地創新、發展和培育技術競爭力，才能保持持久的技術競爭力，進而才能夠在動態復雜的競爭環境條件下生存和發展，才能使占據的競爭優勢不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喪失。
協同性
自主研發和外部技術獲取是當前企業提升技術創新能力的兩種重要途徑。然而隨著協同商務的快速發展，企業單獨依靠自身力量已很難勝任知識創新的全過程和獲得所需的全部資源，而必須與協同鏈上的合作伙伴及時、有效地開展協同知識創新活動[8]。技術整合是企業技術創新的關鍵環節之一，企業有能力并有效實施技術整合是判斷其技術競爭力的重要依據[9-20]。同時，企業之間頻繁密切的技術交流與合作形成了一個有效的學習網絡，有利于企業間技術知識的碰撞、整合、擴散與轉移，促進集成創新和漸進性創新的實現；有利于企業有效協同外部技術資源，并將外部信息、知識內部化，進一步活化內部資源，從而加快技術創新的速度。因此，開展合作研發與技術整合的協同知識創新是企業提高技術水平的一個有效途徑，即協同性是企業技術競爭力的一個重要體現。
4相對性
企業技術競爭力只有在競爭的環境下才有意義，也只有通過與其他企業之間的橫向比較才能體現出來。沒有競爭，或沒有競爭對手便不存在所謂的競爭力。因此，企業技術競爭力是一種相對概念，不分析競爭對手而單純地從企業內部研究一個企業的技術競爭力是沒有意義的。此外，企業技術競爭力的相對性還表現為，企業在不同發展階段所具有的技術競爭力水平各不相同；或企業整體技術競爭力雖弱，但也可能在某些細分技術領域表現出較強競爭力。
3專利與企業技術競爭力評價
企業內部的技術知識資源是形成企業技術競爭力的主要因素與基礎。專利作為企業研發活動的產出和產品生產的輸入，是最重要的技術載體，也是企業賴以持續發展的重要技術資源。目前，已有學者嘗試從專利角度探討企業技術競爭力的評價，利用專利測度企業技術競爭力表現出了特有的優勢。
專利數據具有的獨特性質可以滿足企業技術競爭力評價對數據源的需求技術資源屬于高度知識密集型的無形資產，專業性極強，一般難以完全編碼化[21]；一般采用的R&D投入、人力資源狀況、新產品等評價指標的具體數據不易獲取和建立統一標準。與其他數據相比，專利數據具有以下特點：①數據公開透明、易于獲得，市場豐富的專業專利數據庫資源也大大增加了其可獲取性；②內容翔實客觀，包含技術、法律、市場等豐富信息，而且專利申請文獻由專業的人同發明人共同完成，并經過專利局的嚴格審查，能夠客觀地反映企業的技術研發活動；③分類標準統一、格式規范化，便于檢索、查閱及分析。因此，專利數據長期以來被認為是最有效、最客觀的衡量技術產出、技術變革和技術創新的數據源，對其進行深入挖掘可用以分析和評價企業技術競爭力。
不是每一個企業都能夠從技術創新中獲利，只有能夠獨占技術創新收益的企業才能從真正意義上獲取技術競爭力專利制度的基本功能之一是通過法律的手段賦予專利權人在一定時期內的獨占使用權，使專利權人可以實現對技術實施的壟斷，以及確保獨占技術擴散和轉移的收益，從而形成技術競爭力。因此，專利可以直觀地反映出企業的技術獨占情況，利用專利資源對企業技術競爭力進行評價顯得更直接、更有效[5]。
4企業技術競爭力評價的內容和指標
41評價內容的確定
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本文以企業技術競爭力的內在性、發展性、協同性和相對性等4個特征為切入點，結合專利指標與企業技術競爭力評價之間的內在關系，從技術活躍度、技術價值度、技術集中度、技術潛力度、技術合作度、技術優勢度等6個維度構建企業技術競爭力評價的內容框架（見圖1）。圖1企業技術競爭力評價的內容框架
依據企業技術競爭力的“內在性”特征，從技術活躍度、技術價值度、技術集中度3個維度，注重考察企業內部擁有的專利資源的累積及實力情況。其中，技術活躍度是從專利活動規模層面衡量企業技術競爭力，其是對企業開展新技術或新產品研發活動積極性的一種測度；技術價值度是從專利質量層面衡量專利技術對企業競爭力形成的重要程度；技術集中度表征的是企業所擁有的技術知識領域的集中化程度，也就是技術專業化程度。一般而言，技術專業化程度高，說明企業技術專注度高，較容易在特定或相近領域內累積技術知識，從而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占據有利地位。
依據企業技術競爭力的“發展性”、“協同性”、“相對性”特征，分別利用技術潛力度、技術合作度、技術優勢度，進一步深入評估企業專利資源的實力，從不同的角度反映出企業技術競爭力的水平。技術潛力度表征的是企業的技術成長能力，即企業持續投入創新以擴大技術規模、壯大技術實力的潛在能力，其是企業保持持久技術競爭力的基本保證；技術合作度考察的是企業與其他機構進行合作的緊密程度，以及在合作過程中對外部知識的使用效率；技術優勢度衡量的是企業通過與競爭對手相比較而體現出的具有相對性的技術優勢。
4專利測度指標體系的構建
在上述建立的企業技術競爭力評價的內容框架基礎上，按照專利測度指標體系應符合實際需求，以及兼顧系統性、可獲性、可比性、實用性等指標體系設計的基本原則，筆者提出一套全面測度企業技術競爭力水平的專利測度指標體系（見圖），對評價內容作進一步量化。
4技術活躍度
專利數量可以反映企業開展技術研發活動的積極性及其具備的研發實力，常見指標包括專利申請量和專利授權量。但專利授權與否不只是取決于企業單方面的專利活動，還受諸多申請者不可控因素的影響，而且專利授權需要一圖企業技術競爭力的專利測度指標體系
個較為漫長的過程，指標時效性稍顯不足。因此，筆者選取專利申請量作為企業技術活躍度的基礎表征指標，能夠更準確地測度企業研發活動的產出和謀求專利保護的意向。
為了便于后期的綜合評價而不體現出指標的量綱，此處采用技術份額（基于專利申請）來表征企業的技術活躍度。其定義為，企業專利申請量與技術領域內所有競爭者專利申請量之和的比值[22]。
4技術價值度
目前在國內外專利質量指標的研究中，專利引證指標、專利維持指標和專利范圍指標的研究比較深入，此外如發明專利比例、受讓人數量、專利異議或訴訟情況等也常被學者提及或使用。鑒于專利質量主要取決于專利技術的先進性和重要性，專利質量指標設計應主要考慮專利的技術質量以及兼顧專利經濟價值[24]，筆者選取專利授權率、發明專利率、專利有效率、平均專利壽命、平均技術范圍5個指標來表征專利質量，進而反映出技術價值度。
（1）專利授權率。即專利授權量與專利申請量的比值。只有滿足新穎性、創造性和實用性要求的專利申請才能獲得授權，因此專利授權率被廣泛認為是衡量專利質量的基礎指標之一[25]。授權專利包括法律狀態為授權、屆滿和終止的專利。
（2）發明專利率。相比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申請，發明專利申請還必須要通過實質審查程序才能獲得授權，而許多專利申請可能在實審階段被駁回，無法獲得專利保護。因此，發明專利申請具有更高的技術含量，技術創新程度更高。發明專利在企業所有專利申請中所占的比例，即發明專利率，也是表征企業專利質量的一項重要指標。
（3）專利有效率。又稱專利存活率，是指專利有效量與專利授權量的比值。從經濟角度出發，只有當專利權帶來的預期收益（由專利質量決定）高于專利年費時，專利權人才會繼續繳納專利年費以維持專利權；授權專利也可能因為未滿足專利三性要求而被無效導致專利權的終止[26]。因此，專利有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專利的重要性和技術水平。
（4）平均專利壽命。專利壽命又稱專利維持時間，是指專利授權后保持有效性的時間期限。學術界從專利壽命角度評價專利質量已取得許多成果。由于維持專利效力需要支付一定費用，維持時間越長，費用越高，因此專利壽命指標可以體現專利的經濟價值，進而反映專利質量。尤其是較長的維持時間更能體現出專利的創新水平和技術先進性。本文采用平均專利壽命來衡量企業在該指標上的情況，即企業授權專利的維持時間之和與企業專利授權量的比值。
（5）平均技術范圍。技術覆蓋范圍是指專利涉及的技術領域范圍，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技術的復雜性。Lerner提出用專利說明書中的前四位國際專利分類號的個數來表征這一指標[27]，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認同。一件專利涉及的IPC分類數量越多，表明其所代表的技術越復雜，專利質量就越高。因此，擁有技術覆蓋范圍大的專利越多，企業的技術水平越高。為便于計算，本文采用平均技術范圍來衡量企業在該指標上的情況，即企業所有專利的總IPC數量與企業專利申請總量的比值。
4技術集中度
錢良春構建了基于IPC分類號的技術專業化指數模型，以用于企業技術競爭力評價，但該指標依賴于專利引文數據，實際應用范圍受到限制。國內外許多學者利用CRn指標從中宏觀層面對區域或行業的專利集中度進行測度[28]。本文借鑒CRn指標的含義，定義技術專業化指數為，企業專利申請中依據IPC分類排名靠前的n個技術類別的專利申請量與專利申請總量的比值。其中，排名所依據的IPC分類級別的選擇與該企業所處行業的總體情況有關，對技術交叉性較強的行業選擇較高的IPC分類級別；對技術領域較窄的行業，則選擇較低的IPC分類級別。具體計算公式為：
上式中，Xi表示依據IPC分類排名第i位的技術分支的專利申請量，N表示企業專利申請中的所有的IPC分類個數。
44技術潛力度
專利增長率又稱專利成長指數，被廣泛應用于衡量一段時間內企業技術創新活動發展的變化快慢情況[8，25]，本文借以表征企業的技術成長能力。具體計算公式為：
專利增長率=（近期專利量-前期專利量）/前期專利量×100%（2）
其中，專利量是指企業專利申請量；時間跨度的長短依賴于分析目的和技術革新周期，不同行業對應的技術變革周期不同，一般在2～5年。
45技術合作度
采用專利合作強度和科研密度兩個專利指標來表征企業的協同創新能力。
（1）專利合作強度。即企業與其他創新主體聯合研發的專利申請量與企業專利申請總量的比值。專利合作強度指數越大，說明企業對外的技術合作能力越強。
（2）科研密度。即企業與科研機構開展研發合作而共同申請的專利數量與企業合作研發申請的專利總數的比值[25]。產學研協同創新對提升企業技術競爭力具有重要作用，是時下學術界研究的理論熱點和政府關注的重點[8]。科研密度越高，說明企業的產學研協同創新能力越強，技術競爭力相對越強。
46技術優勢度
企業技術競爭力是通過與競爭對手相比較而體現出來的，本文采用相對技術份額和相對技術優勢兩個指標加以表征企業相對于競爭對手的技術優勢。
（1）相對技術份額（基于專利申請）。定義為，企業專利申請量與同一技術領域內最多產的競爭性企業專利申請量的比值，反映出企業與領域標桿企業的技術差距[22]。
（2）相對技術優勢（RTA）。該指標由Schmoch教授于1995年提出，用于衡量企業在不同技術領域的相對專利強度和技術比較優勢，得到國內外學者的廣泛應用[29]。本文對 指標進行改進，實際算法是以企業在特定技術領域下某一技術類別的專利申請量占企業專利申請總量的比重與所有競爭者在該技術類別的專利申請量占該技術領域所有專利申請總量的比重，二者之間的比值來考察企業在某一技術類別的相對技術能力，進而對企業所有技術類別取均值即代表了企業整體的相對技術能力。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人總數，M表示某個企業i所涉及的細分技術領域數量。RTA的值越大，表示在該企業的相對技術能力越強。
5基于專利指標的企業技術競爭力評價框架設計
為了直觀體現出專利測度指標數據如何運用于企業技術競爭力評價，筆者在此采用“倒置樹形”結構設計了基于專利指標的企業技術競爭力評價框架（見圖3），評價結果由技術競爭位勢和技術競爭實力兩個方面綜合體現。圖3基于專利指標的企業技術競爭力評價框架
評價框架由4個層級構成。第一層級即末端的專利指標層，可看作樹形結構的葉子節點；第二層級是由6個評價內容構成的子指標層；第三層級是由第二層級指標分析而來的結果，可在廣義上視為最后評價結果的子指標層；第四層級為樹形結構的根節點，即企業技術競爭力評價結果。
整個評價過程從最底層的葉子節點開始，由下及上逐層進行，具體過程如下：①通過專利計量法獲得末端專利測度指標的評價值，這一層級指標的評價是整個評價過程中的基礎及關鍵環節，關系著整個評價的科學客觀性；②對技術活躍度、技術集中度、技術潛力度等直接以構成的單個專利測度指標進行表征，對技術價值度、技術合作度、技術優勢度等由多個專利測度指標構成的評價內容指標，通過運用綜合評價法計算其評價值；③對技術競爭位勢由技術活躍度和技術價值度兩個指標通過專利組合分析法進行定性分析而得其評價結果，對技術競爭實力由下一層級的4個評價指標通過綜合評價法計算其評價值；④最后評價結果由技術競爭位勢和技術競爭實力兩個定性與定量的分析結果共同表征。
51技術競爭位勢分析
位勢差異是指從一個既定角度對比兩個不同對象所表現出的彼此之間的差別，當雙方存在競爭關系時，隨即轉化為競爭優勢或劣勢[30]。競爭位勢理論對企業發展定位以及競爭力培育具有重要指導作用[31]。因此，本文技術競爭位勢分析的主要目的在于客觀地揭示企業在行業競爭中表現出的技術實力差別及各自所處的競爭地位。
專利組合分析法中公司層面的分析模型已被廣泛應用于判斷企業研發水平和技術實力情況，以及判別技術領域的競爭格局和企業所處的競爭地位[2，32]。本文對原有的公司層面的專利組合分析模型稍作改進，分別以技術活躍度和技術價值度為橫、縱坐標軸，并以研究樣本相對應的平均值為區分點劃分象限，構建了企業技術競爭位勢分析模型（見圖4）。
二維結構矩陣將企業所處的競爭位置劃分為4種類型，代表了企業具有不同的競爭優劣勢。①技術領先地位，說明企業研發活動很活躍，技術價值也很高，擁有同行業領先技術水平；②潛在競爭地位，說明企業整體研發活動不是太頻繁，但技術價值較高，具有較強的潛在競爭力；③技術落后地位，說明企業無論研發活動積極性還是技術價值都不高，技術競爭力薄弱；④研發活躍地位，說明企業研發活動積極，但技術價值不高，整體技術競爭力不強。
5技術競爭實力分析
技術競爭位勢大致反映了企業技術競爭力的整體情況，但不足以全面體現出企業技術競爭力的真實水平。為此，筆者通過技術競爭實力分析，利用技術集中度、技術潛力度、技術合作度、技術優勢度，進一步對企業技術競爭力評價進行補充與完善。需要說明的是，此處的技術競爭實力是一個狹義的概念，技術競爭位勢同時也是對企業技術競爭實力的一種表征與評價，二者共同構成了企業技術競爭力評價的完整框架。
由于專利指標基本上都是定量指標，模糊性和人為主觀因素的干擾比較小。因此在分析方法上，采用綜合指數法對企業的技術競爭實力進行比較研究。具體計算公式為：
式中Wi表示第i項指標的權重，假設各項指標對企業技術競爭力的影響相同，此處采用同等的權重值；Pi表示第i項指標的評價值。
式中Xi為第i項指標的實際值，xi為第i項指標的基準值（基準值為研究樣本的平均值）。當競爭中的企業處于同一競爭地位時，綜合評價值q越大，表明企業技術競爭力就越強[33]。
6結論
本文探討了企業技術競爭力的內涵及其特征，初步構建了企業技術競爭力評價的專利指標體系以及評價框架。研究成果不僅豐富了企業技術競爭力評價的理論研究，而且對科學合理地測度企業技術競爭力具有實踐參考價值。在后續研究中，筆者將進一步補充和完善企業技術競爭力的專利測度指標體系，對選取的專利指標的效度進行驗證和分析，并嘗試探討提出的6個評價維度對企業技術競爭力影響的差異，進而調整和完善評價的分析框架以及采取的評價方法。此外，還將通過實證分析進一步驗證本研究成果的有效性和實用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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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力指數范文第3篇
關鍵詞：附加值出口競爭力；外貿結構；國內附加值率；附加值技術復雜度；對外開放度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17（03）-0048-11
一、引言
眾所周知，中國對外貿易獲得了長足發展，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資源性產品出口為主到當前的制造業加工出口為主，從工業產品進口為主到資源和中間品進口為主的對外貿易格局，并在2013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由此引起了對中國外貿結構及貿易利益獲取的關注，特別是本世紀以來，與中國制造相關的“大進大出”貿易模式尤為引人注目――進口原料和中間品并出口最終產品，正是全球價值鏈分工鑄就了中國的“加工裝配”及低成本、低附加值貿易利益。但是，隨著新一輪國際分工格局的調整和國內成本的上升，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和產品質量提升實現中國外貿優化升級勢在必行。同時，中國正面臨著高端產業向發達國家逆向轉移和低端產業向其他發展中國家順向轉移的雙重競爭壓力。如何有效度量和科學評價出口商品技術結構，實現產業結構從低端向高端、從低附加值到高附加值的躍升，對于中國積極參與全球價值鏈重構、實現外貿優化升級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現有文獻主要從技術密集度和技術復雜度的視角考察出口技術結構對出口商品結構和競爭力的影響，并運用傳統數據構建出口復雜度和出口相似度，分析具體行業、地區或國家之間的出口競爭力差異。從技術密集度的角度看，主要集中于出口產品和行業的研究，高技術密集度產品或行業更有利于出口貿易的增長和出口競爭力的提高。一是從產品密度出發，發現經濟體的資本密集型產品密度越高，出口結構升級能力越強，有利于形成高密度、高增長的良性循環機制，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反之亦然。二是從產品品質人手，分析中國出口產品技術密度結構。施炳展等人指出，中國出口產品品質呈現下降趨勢；行業資本密集度越高，技能密集度越高，產品品質階梯越長，中國出口產品品質越低；相對于單位價值和技術復雜度指標，品質能準確反映中國國際分工地位。三是從生產要素分解角度考察產品要素及行業技術結構。蔣庚華等研究發現，中國出口所使用的國內生產要素仍集中在資本和低技術勞動上，主要體現在最終產品和對東亞地區的出口；資本和高技術勞動在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行業的出口中占比更高，主要表現在對歐盟地區的出口。總體上，中國仍然處于勞動要素充足、資本和技術要素相對匱乏的狀態，根據垂直產業鏈分布，中國在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上更可能處于國際分工的低端，整體出口競爭力較弱。
在技術復雜度的相關文獻中，主要圍繞著出口復雜度的理論和實證展開了研究，一致認為，產品技術含量的高低影響著出口行業的地位以及競爭力的強弱。在理論方面，用貿易專業化指標（TSI）測度貿易產品的技術含量，并假設出口產品技術含量與出口國的人均收入水平相關；在此基礎上，Haus-mannt對TSI指標進行了改進，提出了出口復雜度，分別運用PRODY、ESI、EXPY來衡量產品、行業與國家出口復雜度，反映一國出口商品結構以及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當投入要素數據難以獲得時，部分文獻提出用國家或地區的收入數據來衡量產品技術含量，比如，杜修立等建立的產品技術含量指標是生產該類產品的各國收入水平的加權和。在實證方面，一般利用行業和國家層面的數據構建出口復雜度指標，以考察一國或地區出口行業、出口產品技術構成的絕對和相對變化。出口行業在價值鏈中地位、發展和收益不平衡與技術復雜度變遷密切相關，一方面，出口復雜度的變遷與行業要素稟賦結構和經濟發展階段相契合；另一方面，出口技術結構變遷是行業進步、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
盡管技術結構對出口商品競爭力的影響程度存在差異，但一致的觀點認為，高技術復雜度和高質量產品有利于一國或地區出口競爭力的增強。傳統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采用SITC（Rev 3.0）五位a分類標準下的產品數據、行業年度數據、國家層面的面板數據等來分析出口商品的要素和技術結構，并從行業或產品分類的角度出發展開分析。在產業間貿易為主的條件下，該方法和結果具有較強的現實性；而在垂直型產業內貿易為主的條件下，該分析方法不能夠準確評估一國或地區出口商品的競爭力。一個國家或地區可能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低端或高端生產環節上，并且產品差異主要體現在技術含量水平而不是品種差異上，處于價值鏈低端的國家由于中間品的進口而擁有較高的技術復雜度，從而促進了出口產品結構的優化，但是實際的技術結構可能會被高估。同樣，加工貿易的存在也可能導致中國出口產品的技術水平被高估。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下，如何有效估量中國附加值出口的技術結構、合理分析出口商品競爭力的影響因素，是值得重新思考的問題。因此，本文以附加值出口代替傳統的出口額，借鑒Hausmann等人的方法，嘗試構建新的附加值出口技術復雜度指標，考察技術結構及其他因素對中國附加值出口競爭力的影響，從供給側視角為中國產業結構轉型和外貿優化升級提供對策。
本文剩余部分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從行業角度分析中國附加值出口結構，第三部分根據修正指標考察了中國細分行業的附加值出口技術復雜度，第四部分用面板數據實證檢驗了出口商品結構和技術復雜度對中國附加值出口競爭力的影響，第五部分是結論和政策建議。
二、中國附加值出口行業結構與構成來源分析
本部分以WTO-OECD的TiVA數據為基礎，分析中國附加值出口的國際地位、國內外占比及細分行業情況：過去20年，中國附加值出口總規模及在全球貿易中的占比明顯增加，但國內附加值率并未得到顯著提高，甚至在本世紀初的前幾年急劇下滑。其中，農業、服務業的國內附加值率相對較高，制造業的國外附加值率則高達40%以上。
（一）中國附加值出口的國際地位及國內外構成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國際產業轉移進程的加快及東亞生產網絡的形成，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的程度不斷提高。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國的附加值出口在全球貿易中的占比得到了明顯提高。
表1給出了全球主要經濟體附加值出口的國際市場占比情況，可以看出，1995-2011年期間，中國的國際市場份額呈現出逐年上升趨勢，在全球附加值貿易中的地位日趨重要。1995年，中國附加值出口居世界第10位，占全球市場份額的2.5%；2008年中國的市場份額為8.7%，超過德國（8.5%），居世界第二位。2009年，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但以附加值出口衡量，中國所占的份額為9.3%，仍低于美國10.5%的占比。可見，傳統的貿易數據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國的貿易地位及貿易利益。2011年，中國的國際市場份額為10.3%，首次超過美國（10%），即便如此，也并不意味著中國出口的附加值貿易利益高于美國，因為中國制造業附加值出口中有大量來自其他經濟體中間品的附加值進口。作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出口貿易的快速發展一方面推動著中國經濟的增長，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的相對優勢。那么，這些出口優勢是否具有內生性？附加值出口市場份額的增加是否意味著中國出口商品和技術結構的改善呢？我們將在第四部分展開分析。
除2009年之外，中國的附加值出口總體上表現出增長趨勢，但國內附加值占比則波動顯著（表2）。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2009年中國附加值出口下降明顯，2010和2011年又回升，意味著中國參與國際分工合作程度的提高，與世界經濟的聯系越來越緊密。與數量持續增長趨勢不同，出口中的國內附加值率一直在62%～70%之間波動，2000年和2005年下降此后上升到2009年的高峰之后下降，國外附加值率則呈現出先升后降、再升趨勢。總的來說，目前中國出口產品的國內附加值率仍然占主導地位，體現了國內生產要素的貢獻和推動作用，“低端嵌入”全球價值鏈的發展戰略在一定階段促進了中國附加值出口總量和國際市場占比的提高，與戴翔、沈梓鑫等人的研究結果相一致。但是，隨著世界經濟結構的進一步調整，中國需要積極參與新一輪全球價值鏈體系重構，中國未來的出口競爭優勢不再單純依靠勞動力和資本要素的投入，而需要推動以創新、研發、技術進步為基礎的產品質量提升。
（二）中國細分行業附加值出口情況
盡管中國總附加值出口已經高于主要發達國家，但在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品上，國內附加值率仍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較大，中國在產品核心生產環節的參與度仍然較低，不同行業的出口比重也存在差異。為了進一步把握出口附加值的貢獻情況，本部分將從行業層面展開分析，從而更準確地了解中國各細分行業的附加值出口商品結構，明確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分工地位的變遷。
1.四大行業的附加值出口情況
農業、采礦業、制造業和服務業這四大行業的國內外附加值占比情況見表3，顯而易見，農業、采礦業和服務業的國內附加值比重明顯高于制造業。其中，服務業的國內附加值占比（即國內附加值率）最高，與中國服務業較低的開放程度和較弱的競爭力相關；農業的國內附加值率在90%左右波動，表明農產品的出口主要依賴于國內的資源要素和技術水平；與服務業和農業相比，采礦業的國內附加值率明顯偏低，變動幅度較大，除2010-2011年之外，總體呈現增長趨勢，說明該行業與國外的生產聯系程度相對較高；制造業是這四大行業中全球價值鏈融入程度最高的行業，國外附加值率最高，部分年度的國內外附加值占比相當接近（1995，2000，2005），國內附加值率呈現出先提高后下降趨勢，在2008-2009年超過60%，意味著中國制造業出口的國內貿易利益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有所改善。行業的國內附加值占比既與一國或地區的資源稟賦相關，為了獲得更多附加值利益，將選擇更加專業化的生產、出口生產要素豐裕的產品，同時進口生產要素稀缺的產品，從而實現資源的有效利用和優化配置，如中國的制造業對外貿易；也與制度環境。及開放程度相關，如服務業出口的國內高附加值率與低開放程度密切相關。
2.細分行業的附加值出口地位及結構
從表4可以看出，在主要的18個具體行業中，電子和光學設備，批發零售貿易和酒店飯店業，紡織品、皮革和鞋襪，化學制品和非金屬礦品這四個行業在附加值出口中的比重較高。除2011年之外，電子和光學設備制造業的比重呈現出逐年上升趨勢，電子屬于分工合作程度較高的行業，隨著貿易合作的加強，中國該行業的價值鏈逐漸向全球擴張，并創造相對較高的附加值，在附加值出口貿易中逐漸凸顯其競爭優勢。另外，批發零售貿易和酒店飯店服務業，紡織品、皮革和鞋襪制造業屬于傳統優勢產業，1995-2011年期間，這兩個行業占中國附加值出口總額的占比均呈現下降趨勢，尤其是后者。由于越南等低成本國家的競爭，中國之前的廉價勞動力優勢正在逐漸失去。一些低端產業和部分服務業的占比也下降，如農業，狩獵I，林業和漁業，采礦業和采石工程，食物生產，飲料和煙草，其他制造業，回收利用，運輸儲藏，郵電和通訊，其他服務業；而商業服務與高端制造業的比重則上升，如其他機械與設備產品，交通設備。這些細分行業占比的變化趨勢與中國行業比較優勢和開放領域相關，如木材、造紙業等行業比較優勢不顯著，金融等服務業開放程度較低；也與中國的產業結構從第一向第二產業、低端向高端制造業的調整政策相關。
以2011年各細分行業的國內附加值占比情況為例（圖1），制造業的國內附加值率相對較低。其中，技術密集型代表的電子和光學設備制造業的國內附加值率最低為46.19%，勞動密集型代表的食品生產、飲料和煙草制造業的國內附加值較高為74.59%，分別體現了中國高技術和低技術密集型制造業的附加值構成特征。前者對高、中技術勞動的需求相對較高而后者對技術要求較低。
各細分服務業仍然處于國內附加值率占主導的狀態，其中，商業服務的國內附加值率最低為87.85%，金融中介該占比最高為96.59%。商業服務創造的價值較高，與國外要素的聯系相對密切，2014年外商直接投資額占比為43%。受發展模式、發展環境及開放程度等因素的影響，金融中介服務業國外附加值率很低（低于7%）。由于行業特征、技術水平、外貿聯系程度的不同，各細分行業的國內附加值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下一部分將針對行業的技術結構狀況展開分析。
三、中國的行業附加值出口技術復雜度分析
隨著國際貿易地位的顯著上升，中國外貿競爭力的來源及影響因素受到V泛關注，基于傳統貿易數據的技術結構是考察的關鍵因素。以附加值貿易為基礎的中國出口技術結構如何呢？本部分將借鑒Hausmann等人提出的技術復雜度指標，用附加值出口額替代傳統的出口額，構建附加值出口技術復雜度指數：
其中Yc表示國家C的人均GDP，代表著該國在i行業的顯性比較優勢；∑（xvi/Xv）表示世界上所有國家i行業附加值出口占附加值總出口的比重。因此，本部分將用1995-2011年中國以及世界各國的附加值總出口和細分行業的附加值出口、1995-2011年中國的人均生產總值等數據來構建和計算中國附加值出口的技術復雜度，原始數據來源于OECD-TiVA數據庫和《中國統計年鑒》。
表5是根據（1）、（2）兩式計算出的中國總體和各細分行業的出口附加值技術復雜度，可以看出，在1995-2011年期間，各行業的技術復雜度呈現上升的趨勢，意味著中國出口的技術水平逐步提高。其中，電子和光學設備，批發零售貿易，酒店飯店業，紡織品，皮革和鞋襪，化學制品和非金屬礦品，其他機械與設備產品是中國附加值出口技術水平最高的五大行業；制造業中的電子和光學設備業的VESI上升幅度最大并且超過了紡織、金屬等傳統優勢行業，從1995年的1.3萬上升到2011年的17.8萬，上升了12.5倍數，體現出中國制造業的結構升級和行業發展導向更青睞于高新技術產業。另外，中國從日本、韓國等技術水平較高的國家進口零部件產品，其中包含大量的高技術附加值產品，間接增加了中國附加值出口產品的技術水平，從部分生產環節上提升了該行業的整體技術復雜度，并為行業發展帶來契機。雖然傳統制造業的VESI也處于上升的趨勢，但是慢慢顯示出其競爭劣勢，從長遠來看僅僅依靠廉價勞動力、低技術水平所帶來的發展動力和潛力是不足的。農業和采礦業的VESI處于中下水平，體現出中國農產品和礦產品的技術水平相對較低，一方面與優勢國家或地區在生產規模、技術水平、專業化水平等方面存在差距；另一方面出于戰略資源儲備的考慮，減少了部分礦物資源的開采活動，可持續安全發展的意識在增強。電力，氣體與供水、金融中介、建筑業代表了VESI最低的三個行業，它們均屬于服務業領域，體現了中國服務業出口規模小、技術明顯處于低水平；隨著服務業貿易開放程度的提高和出口規模的擴大，服務業的VESI也逐步提高，服務業中的批發零售貿易和酒店飯店業慢慢嶄露頭角，在2000年左右其VESI超過了紡織制造業顯現出外在潛力。
同時，各行業的技術復雜度在一定程度上對附加值出口地位的提升有顯著促進作用，VESI的發展趨勢與行業的地位變化相一致。電子和光學設備制造業，紡織品、皮革和鞋襪制造業，批發零售貿易、酒店飯店業服務業的VESI都相對高于其他行業；電力、氣體和供水，金融中介服務業這兩個行業的VES1相對低于其他行業。總體上，制造業、服務業、農業和采礦業的技術復雜度提高對行業的促進作用依次減弱，高技術復雜度更利于出口行業地位的提高，高層次的分工合作更能推動價值鏈地位的提升。
四、行業技術結構對附加值出口競爭力的影響
（一）模型選擇與控制變量
為了驗證附加值出口商品技術結構（行業出口技術復雜度）對附加值出口競爭力的影響，我們構建出國內附加值率影響因素方程，具體為：
其中，DV表示出口行業的國內附加值占比（國內附加值率）；VESI表示行業附加值出口技術復雜度，為影響附加值出口競爭力的核心解釋變量；x表示除附加值出口技術復雜度以外的其他影響出口行業競爭力的控制變量，包括經濟發展水平（人均GDP）、人均GDP增長率（GRGDP）、匯率水平（ER）、匯率制度（ERG）、經濟開放度（OPEN）、外商直接投資額（FDI）等變量，控制變量的含義及數據來源見表6，其中，2005和2008年的ERG取當年月匯率制度平均值，1995-2010年的OPEN來自PennTable 7.1數據庫，2011年的OPEN通過WDI中進出口貿易占GDP的比重計算得到；i表示出口行業，t表示年份，為了數據的可比性以及減少異方差現象，本文對相關數據進行了對數化處理。根據所獲得的面板數據，分析各控制變量對附加值出口競爭率的影響，并構建如下方程進行回歸：
（4）
（二）實證分析結果
1.無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分析
首先，考察無其他控制變量情況下，附加值出口技術復雜度對出口行業國內附加值占比的影響，回歸方程如下：
（5）
對四大行業回歸結果見表7。通過Hausman檢驗（即P>0.05）確定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這里將兩種分析方法的結果都列出。其實，無論是隨機效應還是固定效應模型，所得到的結果相似，其中個體效應相對顯著、時間效應均不顯著，因此主要對個體效應展開論述。總體來看，InVESI的回歸系數為正，技術復雜度的提升有利于出口行業國內附加值率的提高，行業技術復雜度（VESI）每提高1%，在隨機效應和固定效應模型中各顯示2.19和2.55個百分點的國內附加值率增加。在個體效應（行業固定）中，制造業的技術進步（MAN-InVESI）對有利于國內附加值率的提高，而農業、采礦業和服務業這三大行業的技術進步（AG-lnVESI、MI-lnVESI、S-lnVESI）對國內附加值率提高起到反向抑制作用。四大行業中，制造業的出口比較優勢明顯，技術進步有效地推動了制造業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和國內附加值率的提高，與第二部分出口商品結構分析相一致：一是加工貿易帶來的國內制造業技術結構提升，推動中國出口國內附加值提高；二是國內對高新技術行業的政策傾向，提升了國內附加值含量。與資源豐富的國家相比，中國的農業、采礦業并不具有突出優勢；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服務業發展程度和對外開放程度較低（商業服務業除外），處于相對競爭劣勢狀態，技術復雜度提升并未增強這些行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細分行業的具體回歸結果見表8。通過Haus.man檢驗確定采用隨機效應模型，由于各細分行業的比較優勢差異巨大，技術進步對行業附加值競爭力的影響各不相同，且本文選用樣本的年度時間不連續，因此，隨機效應也符合經濟邏輯。盡管存在行業差異，lnVESI的回歸系數多為正數，意味著多數細分行業技術復雜度的提升有利于國內附加值率的提高，但除了批發零售貿易、酒店飯店業之外，其余服務行業（建筑業、通訊、金融、商業和其他服務業）的技術進步回歸系數為負值，對國內附加值率起到抑制作用。其中，國內要素稟賦占比相對較高、開放程度相對較低行業的技術復雜度提升對國內附加值率促進作用較小，而國內要素稟賦占比相對較低、開放程度相對較高的行業技術進步對國內附加值率增加作用顯著：首先，雖然農業和采礦業的回歸系數為正，但是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二者出口復雜度的提升對國內附加值率的增加作用不顯著。其次，制造業的回歸系數全部為正，回歸系數從大到小依次是紡織、食品、電子、木材、交通設備、化工、機械、其他制造業、金屬制造業，與各行業國內附加值率的增長情況相一致。盡管技術密集度不高，紡織品、皮革和鞋襪技術進步對國內附加值率的貢獻度最大，此行業技術進步每提高1%，將促進出口的國內附加值率增加0.12%；電子和光學設備制造業、交通、化工、機械等中高技術密集度行業的技術進步明顯，逐漸超過傳統制造業，盡管這些行業出口的國內附加值占比較低，但對總出口的國內附加值率提高具有明顯促進作用，意味著對附加值出口商品結構的改善和出口競爭力的提高。
無論是從四大行業還是細分行業的角度分析，出口技術復雜度的提高總體上有利于國內附加值率的增加，其中制造業及其細分行業的促進作用顯著，農業和采礦業的增加作用不明顯，服務業及其細分行業的抑制作用較顯著。
2.有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分析
在方程（5）的基礎上，將其他控制變量帶入，分析變量之間共同作用對出口行業國內附加值率的影響，回歸方程如下：
（6）
具體的回歸結果見表9。由于數據不完整，剔除了1995年年度數據；另外，由于制造業無細分行業完整數據，因此本部分主要對總行業和四大行業的數據進行了檢驗。
表9的結果顯示，與無控制變量的結果一致，技術進步加速（lnVESI）對國內附加值率的提高具有正向促進作用，添加了其他變量之后，技術進步速度依然是中國出口中國內附加值占比的關鍵因素。
其他控制變量中，人均GDP增長率（GRGDP）、匯率制度（ERG）、外商直接投資增長（lnFDI）和開放程度增加（lnOPEN）的回歸結果也具有顯著性，前兩個指標的回歸系數為正，有利于國內附加值率的提升，后兩個指標不利于國內附加值率的提高。GRGDP代表著一國或地區經濟發展的快慢，人均GDP的增加有利于本土行業的發展和出口行業國內附加值率的提高，與經濟理論一致。匯率制度（ERG）越固定（彈性不足），越有利于中國出口中國內附加值率的增加，由此可見，穩定的匯率制度有利于國內出口行業競爭力的提高和貿易利益改善。
lnFDI的回歸系數為負，意味著外商直接投資規模的增加并沒有促進中國對外貿易利益相應的提高。過去20多年，在中國政府引資政策的推動下，外商直接投資數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外貿的雙向增長，但市場換技術的期望在中國并未真正實現，在某些低端制造業領域，外商直接投資可能使中國一度陷入“低端鎖定”狀態；原因在于中國制造業相對開放程度高，外商直接投資對資源型、服務型行業的技術影響較小，而對制造業的技術進步影響也主要體現在低端生產環節。如今，國內資金已經相對充足，因此在新一輪全球價值鏈重構過程中，中國不僅僅需要考慮資本數量的引入，更需要考慮引進外資的質量。另外，1995-2011年期間，中國的對外開放程度（lnOPEN）明顯提高，但并未帶來出口中國內附加值率的提高，也就是說，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僅僅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粗放型增長，并未在進出口雙向擴張和“貿易順差”模式下提高對外貿易的國內附加值占比，與張杰等人的研究結論一致。可見，為了提高出口行業的國內附加值占比，中國不能過多依附于國外的投資和技術引進，而需要練好“內功”，通過自主創新能力的增強推進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增加居民消費能力和實體經濟投資效益，以提高經濟增長質量。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一大附加值出口，但并不代表獲得最多的出口貿易利益，也并不意味著具有最強的附加值出口競爭力，因為總出口中包含大量的附加值進口。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國內附加值含量是衡量一國外貿利益和出口競爭力的重要指標，技術進步則是關鍵影響因素。
根據OECD-TiVA數據庫的附加值數據，本文分析了中國總體及細分行業的附加值出口結構及國內外占比情況。借鑒Hausmann等人基于傳統貿易數據的技術復雜度指標，構建了附加值出口技術復雜度，以國內附加值率衡量行業的出口附加值競爭力，結合其他控制變量考察了1995-2011年期間中國附加值出口競爭的影響因素，得出了以下結論與政策建議：
（1）中國附加值出口總額及國際市場地位明顯增強，四大行業中，只有制造業附加值出口占比增加，其余三大行業比重均下降，并未呈現產業間升級趨勢。對細分行業地位及附加值構成的分析發現，初級產品、資源類產品、服務類行業對中國出口附加值的貢獻較小，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的貢獻較大，貿易利益來源結構的變化與行業所創造的附加值含量相關；在制造業內部，紡織品等勞動密集型傳統優勢產業的附加值出口占比下降，電子和光學設備等技術密集型產業的附加值出口占比上升，體現了制造業內部外貿優化升級趨勢，高附加值含量更有利于優化出口商品結構。
（2）國內附加值占比并未隨著中國附加值出口的國際市場地位而顯著提高，高開放度更有利于融入全球價值鏈體系。國內資源稟賦占比較高的農業和開放程度較低的服務業出口顯示了較高的國內附加值率，而附加值出口占比最高的制造業國內附加值率卻最低，意味著大量的中間品進口以及對外部市場的依賴，也體現了高度的全球價值鏈融入。
（3）各行業的附加值出口技術復雜度表現出不同程度的上升，意味著技術水平的總體提高。電子和光學設備等行業具有較高的附加值技術復雜度，部分服務業、農業、采礦業的附加值技術復雜度較低。可見，技術復雜度與出口商品結構一致，具有較高技術復雜度的商品具有較高的附加值占比和較高行業出口地位，因此推動行業技術進步是優化出口商品結構的關鍵。
競爭力指數范文第4篇
關鍵詞：融資約束 產品市場競爭力 最終控制人性質
文獻綜述與假設提出
（一）產品市場競爭與融資約束
深袋理論是產品市場競爭與融資約束關系研究的重要理論。深袋理論認為在位者通過采用掠奪性策略來提高競爭對手的融資約束程度，迫使對手退出市場。除此之外，產品市場競爭還可以通過調節公司內部成本的大小來降低自身的融資約束程度。產品市場競爭力是企業、市場、競爭共同作用的結果，行業內競爭強度越低，企業競爭力提升的空間越大。陳勝藍等（2012）指出市場競爭越激烈，公司的融資約束越嚴重。Paul Povel（2004）使用雙寡頭壟斷模型來分析融資與產出市場決策之間的關系，該研究得出競爭對手融資約束帶來的成本不利因素使未受到融資約束對手擁有更高的市場份額。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認為產品市場競爭力的增強能夠提高企業的盈利能力、償債能力和持續經營能力。這些能力的提高，一方面能夠增加企業自有資金的積累，提高內源融資能力，另一方面透過這些指標，能夠增強投資者的信心，降低投資者對于風險溢價的要求，從而降低外部融資成本，縮小內外融資成本差異。
假設1：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企業產品市場競爭力越強，企業受到的融資約束越小。
（二）最終控制人性質與融資約束
我國雖然直接融資的比例較之前有所提高，但是相對于發達資本市場國家，融資渠道仍單一，對銀行借款依賴度較高。我國銀行業以大型國有銀行為主導，國有控股的企業與國有銀行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一致的產權，因此國有控股企業能夠受到更多的政策惠及。同時國有控股企業的國有背景，使其得到政府的支持，具有較低的破產風險，因此相較于非國有控股企業，國有控股企業更容易獲得銀行借款。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認為國有控股企業可以依靠其國有背景使其在與非國有控股企業的競爭中，獲得成本與借款額度兩方面的優勢。
假設2：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國有控股企業較非國有控股企業受到的融資約束更小。
樣本選擇及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色諾芬數據庫、銳思數據庫、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本文選取我國滬深兩市1999-2011年主板上市公司數據，并將上市公司按照證監會2001年頒布的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的大類進行分類。 本文通過篩選剔除一些不符合要求的公司。
（二）變量選擇
1.融資約束。融資約束涉及因素多，表現形式豐富，因此評價指標多樣，無統一標準，主要可以分為單指標和綜合指標兩大類。公司規模、股利支付率、債券評級等是學術界普遍采用的單指標。這些指標大多建立在西方完善的資本市場基礎上，我國資本市場發展時間較短，部分研究對象因在數量和時間序列跨度上存在不足而導致數據穩定性差，反映的規律不合理。
考慮到上述因素，本文選擇通過構建綜合指標來彌補單指標存在的缺陷。借鑒國內外相關文獻，結合我國資本市場現狀，本文選取財務冗余、現金流量占資產比例、資產負債率、凈資產收益率四個指標來識別融資約束狀態。本文首先根據每個公司的利息保障系數的大小將樣本分為高融資約束公司和低融資約束公司，其次利用分組得到的樣本構建logistic回歸模型，計算得出相應的系數；最后利用得到的回歸方程計算所有樣本公司的融資約束系數。該系數越大，說明該公司受到的融資約束越強。經相關計算，最終建立以下綜合指標：FC=0.897*財務冗余+1.389*現金流量占資產比例+1.603*資產負債率-14.474*凈資產收益率。
2.產品市場競爭力。產品市場競爭力是市場結構、企業行為等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最終結果。參照何蘇華（1996）構建的產品市場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本文從產品市場地位實現指標（市場份額）、產品效益實現指標（營業利潤率、投入資本回報率、成本費用利潤率）、產品成長實現指標（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市場份額增長率）三方面來反映產品市場競爭力（何蘇華，1996）。產品市場競爭力綜合指標值越大，說明企業產品市場競爭力越強。同時本文通過熵權法確定權重來構建產品市場競爭力綜合指標。經上述計算，本文得出產品市場競爭力綜合指標為：
PMC=0.1665X1+0.1667X2+0.1667X3+
0.1667X4+0.1667X5+0.1667X6
3.最終控制人性質。目前我國處于經濟轉軌時期，相較于西方發達經濟市場，我國大部分上市公司是由國有企業改制而來的。最終控制人性質會對企業的經營、投資、管理活動產生重大影響。因此本文根據CCER數據庫數據，采用二分變量，將最終控制人性質分為國有控股企業和非國有控股企業，其中國有控股企業為0，非國有控股企業為1。
4.控制變量。根據現有文獻可知，公司股權集中度和總資產增長率對融資約束存在一定的影響，因此本文將這兩個變量納入模型。股權集中度是評價治理結構的重要指標之一，通過企業經營管理決策來影響企業融資能力。總資產增長率是企業持續發展能力的指標之一，影響投資者對企業風險的評估，是決定企業融資成本的因素之一。此外，為了避免行業特性和宏觀環境變化對實證結果的影響，行業虛擬變量和年度虛擬變量也被作為控制變量的一部分納入模型。
（三）研究模型設計
為了更好地考察最終控制人性質、產品市場競爭力、融資約束三者之間的關系，本文在模型中引入產品市場競爭力與最終控制人性質的交互項，最終設計以下模型：
FCi=α+β1*FCt-1，i+β2*PMCi+β3*CTi+β4*PMCi*Cii+β5*control+ε
本文采用eviews6.0對面板數據模型進行估計。在對數據進行面板數據分析前，為保證數據的長期穩定性和避免偽回歸現象，在回歸之前，對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和協整檢驗。協整檢驗能有效檢驗數據是否具有長期穩定關系。本文對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后發現數據同階單整，同時采用kao檢驗方法對數據進行協整檢驗，檢驗結果表明數據拒絕小概率事件，即數據協整。因此本文可以對原方程進行回歸。
（四）實證結果分析
1.描述性統計。本文分別對全部樣本、國有控股企業、非國有控股企業進行描述性統計。從描述性統計結果中可以看出以下兩點：第一，非國有控股企業融資約束的平均值和標準差都小于國有控股企業，說明從整體上說，其受到的融資約束要小于國有控股企業，且各企業的融資約束程度分布較集中；第二，非國有控股企業產品市場競爭力的平均值要大于國有控股企業，說明非國有控股企業總體上具有更強的產品市場競爭力，但是其標準差較大，說明非國有控股企業的產品市場競爭力分布較分散，部分企業之間產品市場競爭力相差較大，實力較懸殊。
2.回歸結果分析。從表1面板數據的回歸結果中，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一是產品市場競爭力越強，企業受到的融資約束越小。實證結果表明，產品市場競爭力與融資約束呈反向變動關系，即產品市場競爭力越大，企業受到的融資約束越小。這可能是因為產品市場競爭力越強，企業的盈利能力和償債能力越強，因此融資能力也越強。盈利能力的提高有利于企業自有資金的積累，提高內源融資比例，減少對外部融資的需求，從而緩解融資約束。償債能力和盈利能力是投資者評估風險的重要指標，這兩種能力的提高意味著向投資者釋放積極良好的信息，降低投資者的期望報酬率。同時產品市場競爭力的提高有利于企業信譽提高、融資渠道擴大，減少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風險帶來的風險溢價水平，降低外部融資成本。
二是非國有控股企業的融資約束程度要小于國有控股企業的融資約束程度。實證結果表明，非國有控股企業受到的融資約束程度要小于國有控股企業。這個與假設相反，但與描述性統計結果一致。本文認為造成上述結果的原因為國有背景優勢的弱化和缺點的放大。國有背景對企業來說是把“雙刃劍”，一方面，企業因為享有政府支持，能夠獲得政策的優惠和保護，具有較低的破產風險；另一方面，國有控股企業雖然經過多年改革，其組織結構、經營管理理念、激勵制度得到改善，但是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資源配置不合理、創新能力不足、產權不明確等劣勢仍然大量根植于企業生產經營的各個環節，因此企業經營效率低下。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入和市場化進程的加快，國有背景帶來的好處不斷被削弱，而其帶來的不利影響不但沒有消除，反而在市場競爭中被逐步放大。
此外，非國有控股企業憑借其在盈利能力、償債能力、持續經營能力的優勢及公司規模、企業聲譽的加強，融資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受到的融資約束不斷減小。
三是非國有控股企業中，產品市場競爭力對融資約束的負面影響要小于國有控股企業。實證結果表明，相對于國有控股企業，非國有控股企業在產品市場競爭力加強時，緩解融資約束的能力要弱。這說明相對于國有控股企業，非國有控股企業的融資約束對于產品市場競爭力的敏感度不夠高。非國有控股企業本身已經具有較強的產品市場競爭力，因此提高產品市場競爭力所帶來的緩解融資約束的激勵效果對企業來說缺乏吸引力。
綜上所述，本文采用面板數據的回歸分析來研究產品市場競爭力、最終控制人性質與融資約束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產品市場競爭力越強，企業的融資約束越小，且相對于國有控股企業，非國有控股企業增強產品市場競爭力對緩解融資約束的能力較差。除此之外，國有控股企業受到的融資約束要大于非國有控股企業。因此，本文建議國有控股企業自身要不斷健全激勵制度和監督管理制度，減少成本，增強創新意識，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并不斷提高產品市場競爭力，緩解受到的融資約束。而非國有控股企業則必須要不斷加強企業信用，提高償債能力、持續經營能力等影響融資約束的因素，減少信息不對稱帶來的不利影響，最終達到降低融資約束的目的。除此之外，政府應繼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資本市場，保障各個融資渠道的暢通性，同時出臺相關法律，豐富信息披露平臺，保障信息披露的及時性、完整性和有效性。金融機構則應積極建立企業信用數據庫，加強信用評估時的獨立性和公平性，為企業緩解融資約束提供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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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袁放建，王倩.融資約束、資本結構與產品市場競爭力[J].商業研究，2012（4）
競爭力指數范文第5篇
[摘要]目的探討立體定向手術治療難治性精神分裂癥的臨床療效。方法對546例難治性精神分裂癥患者采用cT定位立體定向雙側杏仁核、內囊前肢、扣帶回等多靶點組合毀損治療，術中用電阻值和微電極電生理驗證靶點。其中36例患者因首次手術后3-6個月療效不佳而接受二次手術。術后1-2年由精神科醫師對治療效果進行評定。結果術后1年隨訪546例患者，恢復18例、顯著進步421例、進步78例、無變化29例、惡化0例；術后2年隨訪393例患者，恢復15例、顯著進步299例、進步52例、無變化27例、惡化0例。無嚴重并發癥和后遺癥發生。結論cT導向立體定向腦內多靶點組合毀損術是治療難治性精神分裂癥安全有效的方法之一。
[關鍵詞]精神分裂癥，難治性；立體定向術；溫控射頻熱凝儀；靶點；毀損
近幾年，我院采用腦內多靶點組合毀損對546例難治性精神分裂患者癥進行立體定向手術治療，取得了良好的治療效果，作者對術后1-2年可隨訪到的患者進行療效評估，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病例選擇
人選病例由精神內科醫師依據DSM－Ⅳ和CCMD－Ⅲ診斷標準明確診斷。
患者年齡18－70歲，均經過正規住院、系統治療2年以上，長期、足量服用3種以上化學結構不同的抗精神病藥物，甚至電休克、胰島素治療仍不能控制癥狀，或者拒絕藥物治療者。排除腦器質性病變，主要臟器無嚴重功能障礙。患者本人或(和)其家人強烈要求手術治療。經由精神科、神經外科、麻醉科組成的協作組討論后決定是否手術。本組入選病例共546例，其中男291例，女255例，年齡18－68歲，平均28.6歲；病程2－32年，平均7.2年。
1.2 麻醉及手術方法
所有患者均采用靜脈吸入復合麻醉。麻醉后安裝Leksell定位頭架，CT掃描定位，層距2mm。術中觀察并記錄電阻值和電生理變化。依據定位數據和手術計劃，應用RFG-3CF溫控射頻熱凝儀對靶點進行射頻熱凝毀損。射頻電極部分為1.6 mm×3mm或1.6mm×5mm，熱凝參數：時間60－70s，溫度75－80度。手術靶點采用雙側杏仁核+雙側內囊前肢+雙側扣帶回+一側或雙側隔區，同時依據每個患者的靶癥狀特點，對各靶點的毀損范圍作相應調整。本組中有36例因首次手術后3－6個月療效不佳而接受二次手術。
1.3 療效評定
由精神科醫師對手術后1－2年的患者進行獨立評定。總療效按1988年全國精神外科協作組制定的療效評定標準進行V級評價，療效1-V級分別表示恢復、顯著進步、進步、無效和惡化，I-Ⅲ級稱為有效，Ⅳ、V級為無效。本組以療效達到I-Ⅱ級作為療效滿意度標準。同時采用簡明精神病評定量表(BPRS)、陽性與陰性癥狀量表(PANSS)、簡明智力量表(MMSE)對患者進行評定，并與手術前的評定結果相比較。
1.4 統計學處理
所得數據表示，采用SPSSl0.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P
2 結果
2.1 總療效評定
術后1年與2年的總有效率、療效滿意度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2.2 量表評定
(1)BPRS評定結果：術后1年BPRS評分(23.45±12.43)較術前評分(57.47±12.18)顯著減低(P0.05)，說明手術療效可保持2年以上。(3)MMSE評定結果：術后1年、2年MMSE得分分別為29.58±1.37(n=546)、29.39±1.52(n=393)，與術前得分29.68±1.46(n=546)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說明手術對患者智力無明顯影響。
2.3 術后用藥情況
本組病例術后服用少量藥物即可有效地控制精神癥狀，術后平均服藥劑量是術前的1／3左右。
2.4 手術并發癥
(1)短暫并發癥包括一過性高熱、小便失禁、無動性緘默癥、呃逆、構音障礙、肢體無力、定向障礙、近事記憶障礙及嗅覺減退等，上述癥狀在術后3－30d內消失。(2)腦內出血3例、腦梗死2例，除1例腦梗死患者遺留右上肢輕度偏癱外，其余4例患者均完全恢復。
3 討論
立體定向腦內多靶點組合毀損手術是難治性精神病的一種可選擇的有效治療手段。我們的觀察結果顯示，術后1年、2年的總有效率分別為94.69％、93.13％，療效達I－Ⅱ級的患者的比例較高，分別為80.40％與79.90％，說明腦內多靶點組合毀損手術對難治性精神分裂癥具有較好療效。
本組有36例為首次手術后3－6個月療效不理想的患者。二次手術時，我們主要對定位不準確、毀損范圍不理想的靶點進行重新定位、再次毀損。二次手術后大部分患者的精神癥狀仍然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因此，難治性精神分裂癥的療效與腦內靶點定位的準確性及其毀損范圍密切相關。隔區與扣帶回的坐標位置相對固定，而杏仁核與內囊前肢的坐標位置個體變異較大，另外，杏仁核與內囊前肢的坐標位置常因顱骨鉆孔后腦脊液流失而發生輕度移位，因此，術中對腦內靶點的定位必須由有經驗的神經外科醫師操作。
杏仁核在情緒的調節中起重要作用，選擇杏仁核毀損適用于興奮、沖動、攻擊敵對、猜疑、幻覺妄想等精神癥狀。杏仁核的毀損坐標必須在CT片上直接定位。另外，杏仁核毀損灶大小與手術效果的相關性值得探討。本組杏仁核毀損方法為：選擇能夠清晰顯示杏仁核最大左右徑的最下一層的CT片(此時Z=－16.0－20.0mm)，計算杏仁核內側核群中心的各坐標數據(將Y軸向后移位1.0-2.0mm以糾正顱骨鉆孔后腦組織結構輕度移位所造成的偏差)，采用電極部分為1.6mm×5.0mm的射頻針，在首次毀損后將射頻針上提5.0mm再作1次毀損，使毀損灶的上下徑達10.0mm左右。由于每個患者的杏仁核大小有差異，電凝參數應有所變化，使毀損灶大小接近整個杏仁核體積的1／2。內囊前肢主要為神經傳導束通路，毀損內囊前肢前1／3主要是干擾額葉一丘腦通路，目前主要用于治療難治性強迫癥、焦慮癥和恐怖癥。內囊前肢的毀損坐標也必須在CT片上直接定位。本組將內囊前肢納入常規治療范圍，依據靶癥狀的多少決定毀損灶的大小。對伴有明顯強迫、焦慮和恐懼癥狀的患者，內囊前肢毀損灶大小為10.0mm×10.0mm×10.0mm，否則毀損灶大小為10.0mm×10.0mm×5.0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