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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對價值分析方法和技術分析方法的爭論,字數百年前股市誕生之日起就已經開始。在投資圈內的投資者大多都搜索了解,因此在這里大致歸納出價值分析方法和技術分析方法的操作并進行簡略羅列和概括,不做過多贅述。
(一)價值分析
“一定性,二模型,三定量”是本人對價值分析方法的總括理解。
(二)技術分析
技術分析是以證券價格的動態變化和變動規律為分析對象,借助圖表和各類指標,通過對證券市場行為的分析,預測證券市場未來變動趨勢的分析方法。
目的:探索證券市場的價格變動趨勢。
三大要素:證券價格、成交量和價格變動的時間跨度。
二、對二者的應用
這里便能看出兩種方法的利弊了,因此稍加展開。
(一)價值分析
第一步,是分析“定性”的東西:行業的穩定性,行業的壁壘,行業的發展前景,企業在行業的地位,企業的競爭對手,企業相對于競爭對手的優劣勢,企業的管理規范程度,企業的研發投入、研發實力、研發人才,企業的市場開拓實力,企業的產品梯隊,企業的規模,企業進一步發展的能力等等。
第二步,建立估值模型。教科書上的現有模型除了做研究,在實踐中幾乎沒有用處,因此就需要投資者自己設計估值模型,涉及到高等數學、金融、會計、財務管理等多個學科。
第三步,寄出會計報表的水分,將企業的運營數據,通過估值模型,與股價建立關系,實現最終的量化分析。對于絕大部分投資者來說,即使學會了一些專業知識,也未必能準確識破并擠掉報表的水分。
(二)技術分析
應用范圍:技術分析可廣泛應用于證券市場、外匯市場、期貨市場和其他金融市場。
變動趨勢:上升趨勢、下降趨勢和盤整趨勢。
三個假設:市場行為涵蓋一切信息;證券價格沿趨勢移動;歷史會重復。
主要理論:道氏理論。
技術分析方法以K線描述股價的變動并漸次演繹為股價趨勢、股價形態、移動平均線、波浪理論等,歸納提煉出股價變動的規律和趨勢;同時用通過量價指標、漲跌指標、價差指標分析多空雙方的力量對比、投資者心態和漲跌幅度,從某一個側面反映市場行為。
三、討論
(一)比較
價值分析需要投資者在投資前對某一個有投資欲望的公司進行自己建立估值模型,需要對一些金融財務領域的專業學科進行學習和鉆研,而毫無疑問大部分投資者都做不到這一點,因此這也是現在大部分投資者愿意成為技術分析投資者的原因。
據說投資圈內流行這樣一句話:市場總是正確的。這句話,放于兩派投資者之間都很貼切,對公司證券的預測當然是要依據過去的市場順序的。市場不正確不可信難道要去相信算命的嗎?但我認為放在技術投資者身上更為適用。因為技術分析投資者在有效市場假說下只需從市場的量價變化中知道影響證券價格的所有因素對市場的影響效果。技術分析投資者還相信一句話,那就是“歷史是重復的”,這句話也是正確的。但是應該建立在歷史重復周期確定,或者知道周期的前提下,否則便卷走了一部分投資者的資金。而周期的長短是以社會發展為基礎的,生活必需品和低值易耗平的歷史周期長而穩定,而在如今科技發展迅速的時代,科創板的股價波動則短而迅猛。而這一點相對來說是技術分析容易看出來而價值分析比較不容易看出來的。
有人信奉使用價值分析法,有人愿意使用技術分析法。事實上在本人寫這篇討論未作過深了解時(當然現在也只是淺談),我是更愿意相信技術分析法的,因為從證券市場的網站主頁上、推送上還是新聞上,有很多人或是專家在預測大盤及個股,他們撰寫各種熱門文章和測評,韭菜們終將分為兩撥,一撥被割,一波留到下一輪繼續在被割與不被割之間進行選擇。我們通過對這兩個方法的比較無非是想知道在哪種方法的應用下選擇不被割的正確率更高。
我看有的價值分析投資者說如果長期跟蹤各名博與名人的發言,會發現他們預測的成功率幾乎就和猜硬幣的正反面一樣,總有50%的幾率能猜對。這個毫無疑問是嫌其成功率偏低了。畢竟從投資者的角度來講無非是在某個節點要投或者不投,要拋還是不拋,當然若是再加一個自變量:投什么行業,無疑是難上加難了。首先,要明白一點的是沒有誰是不依靠任何東西在家里閉著眼睛憑空想象而百分百蒙對的,縱使是考場猜選擇題,也有人是有憑據的——三短一長選最長,三長一段選最短。而明眼人也知道靠這個口訣不如靠自己腦中考前背的書。所以說,我們與其比較兩種方法哪種準確率更高,不如看哪種方法的依據更可靠。像本人之前也想過“錢生錢”之道,比起追求高收益,小本生意自然更偏好于低風險,做傻瓜投資,如此長期把資金放在池子里也能生錢。因此,在比較兩個方法前,還要設一條投資風險相同的門檻。
我把我的理解從最通俗的角度講這兩種方法所謂的依據。評價一個學生,技術分析就是像是看他歷年期末期中考、月考的成績指標和成績曲線,而價值分析則是看他對知識的掌握程度和熟練運用程度,十章內容是全部倒背如流還是有兩三章沒掌握;如果這個學生的成績一次好一次壞一次好一次壞,那么技術分析派會以歷史數據和“歷史是重復的為由”預測他下次成績的好壞。但殊不知是因為成績好是因為考的內容是他全部會的,成績差時是因為恰好考到那兩章他沒背熟的。而價值分析派就能看到這一層。有的企業現金流好,有的企業存貨少,有的企業成本低,有的企業杠桿高……各有長處,但是市場的運作明天考他們哪一塊卻不知道。因此我認為,雖然兩種方法都不能百分百預測準確,但依據更為可靠的是價值分析派。
以道氏理論為例,批評觀點中有一條為:時至今日運輸業的變動是否能代表整個經濟的景氣狀況已不能令人信服。可見技術分析的弊端,技術分析的目的本就是像總結出一條通用的規則,可因為現實的變化這條規則的實用性和準確性會大打折扣。價值分析是在看到本質的情況下進行投資,而技術分析是在假設本質確定的情況下進行分析。
(二)關系
下面我想說說兩種方法之間的關系。既然這兩種方法可以放在一起進行比較,從哲學的角度講,那么它們之間必然存在著某種聯系。首先,技術分析大體是建立在價值分析的基礎上的。兩者都是對數字的分析,只不過一個是對報表的分析,一個是對曲線的分析。但是我認為一個沒有市場敏感度的人,或者從未通過技術分析投資者的角度的人直接去進行價值分析從而判斷證券投資是不準確的。就好比看到了一家公司的利潤增長了百分之二十,卻沒看到整個行業的利潤增長了百分之三十。幾乎所有的投資者在股市都是從技術分析做起的。我剛接觸的時候也只能看看軟件和網站已經給投資者統計好的K線,因為對于價值分析,我不會做也不會看。其次,股價的漲跌有多方面的因素,我則認為應該線考慮技術分析分析出來的影響因素,再考慮價值分析分析出來的因素,不能夠順序顛倒。
四、建議
其實價值分析和技術分析的利弊長期在投資圈里摸爬滾打的人都是清楚的。那為什么還總有人會選錯方法或者投資失敗呢?我認為原因有三:一、沒有深入了解,只看到其中一種方法的好或另一種方法的壞,沒有綜合了解只聽信片面之詞;二、不堅定自己的想法,在第一個原因的影響下,會覺得誰說話都有點可信,但誰說話又有點不可信,不敢百分百信別人,同時也不敢百分百信自己的判斷,畢竟不是每一個結論都是正確的,運氣不好的人或許每次都信錯了結論:三、操之過急,在新得到一種預測方法時或者新跟投一個專家時沒有進行足夠的驗證。
而現在的李開復,已經成了眾多資本、基金關注的焦點――他扶助的創業團隊,極有可能被紅杉、IDG、貝塔斯曼投資資本看中,他已經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超級天使”,不僅在創業階段投資,還幫其成長,助其招聘,那些具有“潛力”的種子選手甚至可以一直被他支持到未來。
李開復開創了一個機構化的天使投資模式。
只投團隊,不投點子
李開復的工作和生活相當有計劃性,無論討論工作還是接受采訪,都要預約,這也許是一個同時“看”三四十家創業公司的負責人必須的時間守則,他很難說清楚自己如何穿插在這么多創業公司之間工作并且仍然保持精力旺盛。
創新工場的成功邏輯建立于李開復的判斷――2010年后行業會恢復,并且為互聯網爆炸性的第三波高速發展奠定基礎,以電子商務、移動互聯網、社交和云計算為主題。此后互聯網則進入一個成熟市場。
在這第三波互聯網發展中,李開復尤其看好移動互聯網,他認為這個市場的潛力將是互聯網的14倍――這個數字由人們每天看手機的時間和看電腦的時間對比得來。現在,安卓手機的月增長速度大于250萬臺。到了今年年底,高配置Android手機的價格將降至1200元左右。
這個市場的機會空間很大,而且李開復認為中國創業者的創業成本也降至史上最低:一個十人創業團隊:一位身兼產品經理的CEO、一個用戶交互設計師再加上一個CTO和七個工程師,干上九個月的成本也大約才150萬元人民幣。
現在中國的服務器帶寬已經不再高昂得負擔不起、工程師工資對比海外相對較低、銷售和渠道以及營銷成本都可以控制,再加上從2010年開始在中國興起的天使投資已經為創業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周到服務,機構化的天使投資能夠云集最優秀的創業者并且幫助他們走向成功。
為此,過去一年,創新工場交出讓自身滿意的成績:自己投資2.5億元人民幣、吸引其他VC投入5億元人民幣投資小公司,企業估值可以達到30億元人民幣。李開復的孵化平臺分為三個階段,一個小公司可以通過“助跑計劃”得到幫助,發展到一定階段后進入“加速計劃”,再得到工場發展基金的A、B輪投資。
只做裁判,不做運動員
要想進入李開復的創新工場,卻不那么容易。李開復給創新工場規定了嚴格的篩選條件,他把這稱為“有所為,有所不為”:過去兩年他主要投資安卓的生態系統、基于一些需求的SNS、O2O以及基于移動終端的游戲等等項目。但如果創業者是類似團購、高成本的B2C電子商務,或者是沒有更多殺手應用的“LBS平臺”,那么他就會說“對不起”了。
不過,一旦被李開復選中進入創新工場,這家小公司的未來將可能就會有更多的機會――因為現在已經有很多知名風投都盯上了創新工場。
硅谷教父RonConway曾經幫助過無數美國公司的籌建,曾經投資過Google、Facebook、Twitter等公司。當他看到創新工場組建起這樣一個團隊時,仍然覺得很興奮。他最終決定自己也投資創新工場,并把創新工場推薦給很多硅谷的頂尖投資人。在RonConway看來,創新工場已顯現出卓越的早期成效,他認為它還會取得更多成功。
從孵化器到風險投資,是創新工場在2011年中最大的一次“轉型”。
一開始創新工場更多地是邊創業邊孵化,后來發現這樣的方向不行,造成了既做球員又做裁判。所以從第二年起李開復就不再自己創業,只孵化加投資,邊孵化邊學投資。“第一年就是創業帶著學孵化,第二年是孵化帶著學投資,現在投資學得差不多,第三年就是孵化投資齊頭并進。”李開復說。
不過,正是創新工場這種模式吸引了更多“錢”――以啟明創投和金沙江投資為代表的很多風險投資現在都“盯”上了創新工場。他們認為從創新工廠這里出來的公司架構會“干凈”一些,成功率也會更高。
在李開復看來,這是因為創新工場有孵化和招聘。尤其是招聘很重要,一個團隊是否整齊,人員素質是否夠水平全靠招聘。
李開復讓創新工場從孵化器轉為VC的另一個好處是,在一定程度上為那些小公司找好了未來的路――被繼續投資或被大公司收購。
百度在創新工場收購了魔圖精靈,李開復稱,百度曾經說,他們所收購那個團隊員工資歷優秀,基本就是百度的資歷――英語流利、有經驗、善于團隊作業且出于名門。
在目前創新工場的股東陣容中,可以找到的巨頭有摩托羅拉、騰訊、巨人、中華電信以及奇虎360。現在,創新工場的股東已經從最初的五大原始股東――中經合集團、富士康科技集團、聯想控股有限公司、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和YouTube創始人陳士駿發展為美國歐洲頂尖投資機構和個人、家族共同參與的龐大股東池。
在過去的一年多里,李開復接納了美國硅谷銀行(SVB)、IDG、聯發科、美國退休基金、加拿大退休基金、硅谷教父RonConway、DSTCEOYuriMilner(尤里?米爾納)以及紅杉資本等等其他資本。
俄羅斯DST的CEOYuriMilner(尤里?米爾納)認為李開復的創新工場基金是中國最頂尖的早期投資基金,他甚至期待創新工場在中國也孵化出Facebook、Groupon、Zynga這種規模的公司。
到目前為止,創新工場有13個項目有A輪融資的需求,而且100%都拿到了投資。但也有3個項目沒有走完最初的生命旅程。
超級天使
李開復用了一年多時間,讓自己成為中國少數幾個最活躍的超級天使之一。
他找到了一塊獨特的天使土壤,30萬美金或者100-200萬人民幣就可以讓一家小公司活九個月,九個月做得好就繼續做,做不好就可以停掉這個項目――這在美國幾乎是不能想象的。
李開復利用的是中國有跟美國一樣的技術團隊,但中國的工資是美國的五分之一,正因為有這個中間差,所以創新工場可以采用這樣的模式。因為李開復投的這100-200萬人民幣只占這些小公司股權的15%-20%,整個小公司的估值大約在150萬美元或者1000萬人民幣左右,創業者可以在公司中處于大股東位置。而在國外,10個人做9個月的基本資本是大約150萬美元,但150萬美元不可能僅占20%的股份,這個小公司的估值就要達到5000萬美元――但是一個初創型的公司是不可能達到這么高估值的。這個商業模型就會崩潰。
這是創新工場可以把這個操作模式在三四十個公司中反復復制成功的根本原因。
現在的李開復是43個小公司中三個
的董事,他10%的工作是研究每個公司的方向是否正確,考察未來投資的項目也要占到他同樣的精力,他還要花10%的精力幫助各個小公司招聘――用他自己的話說,在微博上“招呼”一聲,一下子就會有很多簡歷“飛”來;他也要同樣花10%的精力在創新工場自己身上,幫著已有的項目做各種事情;而開董事會、介紹合作伙伴以及戰略規劃則占了他30%的時間,各種市場活動又大約占去了他10%-15%的時間,而剩下的時間就是“發發微博”。
李開復的微博不光是其對自己生活的表達和記錄,也會偶爾提到創新工場及其投資的公司招聘和產品――他每次一發微博可能就會有1000萬個人看到。
創新工場的創新模式
記者:你在互聯網行業工作多年,見證過許多企業的技術產品和商業模式創新。您認為企業創新怎樣才能對接市場,獲得消費者認可?
李開復:創新,我們首先是要看他是不是有創造用戶價值,因為一個產品,一個創業公司,成敗最關鍵的是看他能不能提供可持續的用戶價值。基于這個出發點,你可以有各種方法來提供用戶價值,包括商業模式的創新;產品的創新,把別人做過的產品和科技趨勢融合起來,然后本地化;或者有一個很好的技術創新,做別人未曾做過的東西。在創新工場的投資方向上,這三種情況我們都不會排除。
其次,要找準趨勢。舉個例子,你如果是在一個爆發式成長機會的口子上,你做得不錯,你就會被吹到天上去了;但如果你是在一個平穩的不動的無風無浪的水上,那你就要靠自己去劃,很辛苦;更糟的是逆風逆流,那你劃了半天都沒有結果。創新就是關注未來的成長趨勢,要找對趨勢,所以現在做移動互聯網趨勢對了,你如果去做WEB,門戶網站,這個時間就錯了。
記者:你最看好哪些趨勢?
李開復:創新創業,就是在正確的時間做正確的事。就像谷歌、百度把握在信息爆炸的時候開拓搜索產業,早一點做不行,晚一點做來不及。
我們會重點關注O2O(O nlinetoOffline)線上訂購,線下消費模式。O2O要解決的問題幫助線下眾多的商家針對性地獲取用戶,推廣他們的產品和服務,然后讓這些客戶成為回頭客;幫助用戶找到他們想要的服務,然后利用移動、地理位置、社交建立一個中間的平臺,讓offline的商家用online的手段獲取和理解用戶。
為什么現在做非常關鍵,因為現在移動平臺起來了,用戶習慣存在了,而S年前這種習慣和頻率還不存在,GPS還不普及,所以5年前想做也做不了,現在到達了爆發式增長的時機。從另一個經濟的觀點來看,電子商務只解決了30%的問題,我們學會了網上購物,但是理發、美容、酒店住房這些是電子商務無法解決的,O2O就能夠針對性地把這個比電子商務還要大2倍多的市場解鎖釋放出來。今年創新工場已經宣布投資了酒店達人和布丁兩個O2O項目。
記者:創新工場本身就是一個創新模式,創新工場的創新點在哪里?它為中國的創業者和投資者帶來什么改變?
李開復:創新工場本身的運營模式是之前中國和外國都沒有的。和一般的孵化器相比,創新工場有一個非常有經驗的運營的團隊,無微不至地提供各種有價值的服務,幫助創業者的產品周期減少一半,成功概率加大一倍;從一個投資機構來說,過去并沒有一個投資機構能夠加上早期孵化輔助的功能。
另外,創業者在一起辦公產生的氣場和文化,是有很多孵化器和投資者尚未體會或者理解的,我們的培訓,一對一的指導,創業者平等互助的氛圍,不可以教導出來,所以整個創新工場本身就是一個創新。
Tips:微語錄
“兩年來,總是有些人誤會創新工場是‘幫助畢業生創業’。實際上,我們是尋找頂尖的有經驗的創業者,然后提供機會給優秀工程師(包括畢業生)跟隨著這些創業者創業。親身“經過參與學習”是最好的學習創業方法,尤其是跟隨著我們這批頂尖創業者。”
――2011年11月7日
“微軟和蘋果雖然合作購買專利,但是它們對專利看法差別很大:1.微軟多年支持Intelectual Ventures耗資50億收購專利,用為防御;2.微軟的專利團隊有盈利目標,最近頻頻告捷,從Android廠商收入可觀;3.蘋果認為專利是維權工具,避免它的發明被盜竊,所以不接受金錢妥協,目標要禁止對方產品上市。”
――2011年11月16日
“內部孵化無法阻擋創業型公司,因為:1.大公司戰略和政治因素,很難讓小團隊放手一搏;2.大公司為了公平,無法提供足夠激勵機制給小團隊;3.最強的小團隊負責人渴望獨立自由,寧愿自己創業;4.外部數量遠遠多于內部;5.內部審批流程,礙手礙腳;6.創業成本達到歷史新低,因此創業機會達到歷史新高。”
――2011年12月17日
卡耐基梅隆大學教授G. Lowenstein(1999)設計了一個針對人們選擇影片進行觀賞的情景,如問題1、問題2所示。
問題1:如果你在今天晚上計劃看一部電影,你會選擇以下哪一部?
A、《四個婚禮一個葬禮》
B、《辛德勒的名單》
問題2:如果你在下個周四晚上計劃看一部電影,你會選擇以下哪一部?
A、《四個婚禮一個葬禮》
B、《辛德勒的名單》
測試前,被試者分別對兩部影片進行了評價,普遍認為B選項比A選項更加富有教育意義,對自己更有效用。有意思的是,在問題1中,66%的被試者選擇了今晚看一個輕松娛樂的影片A,而在問題2中,這個比率下降到37%,人們更加理性地做出了對自己效用更高的選擇。這個選擇結果說明,盡管人們對決策選項的效用高低有明確的認識,但是知行不一是決策選擇的普遍現象。
“決策距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釋這種現象。我們把決策距離界定為管理者知覺的決策問題與決策者本身之間的距離感。這種距離感包括時間、空間、社會等多個方面,甚至包含決策者假想的距離概念。通俗地說,決策距離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對決策問題與自己關系緊密程度、遠近程度的知覺。紐約大學的Y. Trope教授認為,人們與問題之間的“心理距離”會影響人們對問題的識解水平,也就是“近”和“遠”會影響到人們對問題表征和整體認識的深度。
遠觀者清。當決策者與決策問題有一定的“決策距離”的時候,更有助于人們做出理性判斷。多數人會在跨期選擇中保持理性的計劃,而在決策現場或當前時點上,更容易受認識限制、社會環境等因素影響做出對自身效用更低的選擇。盡管決策者也明白短期享樂選項并不能夠給自己帶來實際效用,但是在當前決策情景中他們還是克制不住內心的沖動。這種決策現象在管理實踐中不斷累積,對企業的決策者形成了現實的挑戰。
決策距離的時空與社會要素
時間距離
回想一些企業的經營決策行為,為什么聰明、自律的管理者會做出看來是違背正常判斷的選擇?一個重要因素是決策的“時間距離”對管理者的判斷起到了重要影響。在企業的實際經營中,“近”和“遠”影響著管理者的選擇分析理性程度,“適當距離”能夠幫助決策者做出更好的判斷。在《道路與夢想》一書中,王石提到萬科有一個原則是“利潤超過25%的地產項目不做”,這曾經是個備受爭議的策略。企業目標在于盈利,為什么要放棄更高的利潤目標?王石的解釋是過高的利潤會導致企業投機心態盛行,而不把主要精力放在認認真真做產品上。這對企業的核心價值觀念形成挑戰,對企業的長遠利益不利。所以,在短期的超額利潤和長遠的踏實經營上,王石選擇后者。
如果我們把問題框架放在跨時間場景中,也就是當前收益或短期利潤率與企業價值觀念、長期收益的比較,高過25%利潤的項目就像A選項,短期內帶來更多效用,但如果放在遠期來看,B選項長期收益和效用會更大。很少有決策者能夠用長期時間框架考慮決策問題,大多數人抵擋不住短期利益的誘惑,他們身處當時的決策環境或決策時點,不能對問題進行客觀評估,無法做出符合效用原則的判斷。
空間距離
空間距離的感知同樣會影響人們對決策問題的判斷。俄亥俄州立大學的K. Fujita等人在2006年做了一項研究,分析了空間距離對思維抽象程度的影響。他們讓不同被試者分別對兩段學生活動的錄像做文字描述。在錄像中學生從事相同的活動,唯一的區別在于對兩組被試者分別說明錄像的活動內容是在本市或遙遠的異國發生。研究者采用語言分類學編碼框架,對被試者描述的抽象水平進行分析比較,結果發現,被試者傾向于用抽象水平高的語句描寫在遙遠的異國所發生的活動,而用抽象水平低的語句描述本市的錄像。研究表明,人們認識加工的抽象水平與決策的客觀理性選擇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當決策問題的空間距離比較遠時,決策者更能夠從抽象層面思考問題,從而得出客觀理性的選擇。
任何決策,都帶有多方面的利弊,既有有利的特點,也會有明顯的缺陷。當近距離地深陷其中時,決策者很難抵擋住短期有利特征的誘惑,而忽視將來可能會出現的巨大困難。2004年TCL收購了法國湯姆遜公司,現在看來這是一項不成功的收購。當時的湯姆遜公司年虧損達到1.3億歐元,而TCL的年利潤僅4億人民幣。作為投資顧問和咨詢顧問,摩根斯坦利和波士頓公司分別給出了中性和反對的意見。即便如此,國際化和擴張的誘惑掩蓋了實際的困難,身處其中的TCL管理層甚至放出了18個月實現盈利的豪言。事后來看,其對收購后將產生的跨文化溝通、法律差異、產業發展趨勢等困難估計不足。如果能夠站在遠距離觀察的角度上,管理層的態度也許會客觀得多。2004年6月22日,韋爾奇與李東生的對話發人深省。李東生問:“韋爾奇先生,我們如何才能使湯姆遜在北美的業務扭虧為盈?”韋爾奇答:“我當時因為賺不了錢才把這個企業賣了,所以我沒有辦法讓這個企業盈利。”
社會距離
社會距離也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決策研究中有關稟賦效應、承諾升級與決策后悔的大量研究都證明,身處決策問題場景之中,人們更容易受自身陷入程度的影響而產生決策偏差。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M. Bazerman曾經論證安然事件中,會計師事務所因與客戶公司的利益關聯,而無法給出獨立的審計意見。他讓專業會計師對某公司的股票進行估值,在簡單描述有/無業務關系的情景條件后,會計師做出了有顯著差異的公司估值。在項目投資、產品開發等典型的承諾升級場景中,當決策者身處局外時,也會給出更加客觀理性的建議。
當人們面對重復發生的事件時,“決策距離”的現象會表現得尤其顯著。每日每時發生的股票投資便是如此。芝加哥大學商學院教授R. Thaler等研究者在1997年美國《經濟學季刊》上發表了一項研究成果,表明決策者是多么容易受到當前的問題情景影響,而產生“短視”的決策現象。研究者在實驗室中,模擬了2只基金連續80日的股票交易場景,其中A基金的特征是高增長但波動比較大,B基金則是低增長但波動比較小。在連續80次的交易中,無疑A基金的收益要高于B基金。研究者讓被試者在不同周期下做出投資決策:一批人每個交易日都可以進行1次交易,另外一些人在看了連續5次、10次的市場結果后,才有機會決定資金投入。結果發現,每日都可以進行交易的決策者,大多數選擇了低增長、波動小的B基金,而時隔10次才做出一次投資的決策者,大多數選擇了具有更高收益的A基金。
Thaler等人對此現象的解釋是人在單次決策中有“損失規避”的決策特征。面臨當前決策,人們普遍會選擇損失可能比較小的B基金,累積起來業績表現就很平庸;但當被限制交易次數的時候,就不得不把問題放在一個更遠的時間框架中考慮,因而更加偏愛A基金,投資業績會顯得更好。
在一個時間點上看決策問題時,人們總是傾向于回避當前的損失,忽視未來,并且把希望寄托于自己的樂觀與信心。特別是當某個決策選擇的損失可能性相對明確時,回避損失而無根據地相信未來幾乎是一種必然選擇。在項目決策中,管理者為了回避前期投入的沉沒成本損失,會不斷追加投資,試圖挽回失敗局面,而致命的決策錯誤往往發生在對遠期決策結果的忽視上。
協和超音速飛機是史上的奇跡,但是從項目的營運看,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失敗。20世紀60年代,英法簽訂協議研制民用超音速飛機。隨著國際油價上漲,協和公司看到超音速飛機造價高、油耗大的問題,不具有經濟性,但是考慮到這關系到英法兩國的聲譽與第一個成功研制民用超音速飛機的巨大榮譽,更重要的是英法兩國都已經投入了大量資本,如果放棄,就意味著承認失敗與損失。這些觀點在當時極具說服力,協和公司堅持追加投資,成功開發了協和飛機。但是這種飛機過于昂貴,以至于沒有航空公司愿意購買,只有英法兩國照單全收。截止2003年停運,生產的協和飛機只有20架,僅16架投入運營。
始創于1889年的柯達公司開創了賣膠卷而非賣相機的戰略模式,在20世紀90年代前一直是膠片行業的霸主。但是,決策者忽略了快速發展的數碼技術即將取代膠卷的趨勢,盡管后來有所行動,但是敗局已定,終于在2012年1月提出破產申請。回想90年代,放棄當前的行業霸主地位,轉而投入到10年以后可能成功的戰略方向,這個決策對于任何管理者都是極其困難的。由于人們的決策思維模式的限制,總是容易為近距離的任務情景所限制。
運用“決策距離”,優化決策策略
決策距離為什么會影響人們的理性選擇呢?研究者從不同角度給出了解釋。普林斯頓大學的S. McClure教授等人于2004年在美國《科學》雜志發表文章提出,大腦對即時偏好與跨期結果的反應區域不一樣。邊緣系統更多被即時偏好所激活,而前額系統更多被跨期結果所激活。邊緣系統對應著直覺的、本能的、沖動的認知判斷模式,而前額系統對應著分析的、抽象的、理性的思維判斷模式。人類行為被低級、本能的決策過程與進化、抽象的決策過程所共同支配,最終的決策結果要看決策做出時哪個系統更占主導。所以,對于遠期決策,前額系統更占主導,選擇的結果也就更加理性。類似地,Y. Trope教授認為,心理距離與識解水平存在直接關系,當心理距離“遠”的時候,人們更能夠把決策問題提升到抽象的、本質的層面來考慮,也就是前額系統的激活程度會更高。這種高識解水平的思維模式,可以讓人們做出更加理性客觀的判斷。
那么,管理者應當如何運用決策距離的理論,優化決策策略和決策方式,以做出更好的判斷呢?
未來鎖定
哈佛大學的M. Bazerman教授于2008年提出,在面對決策問題時,采用“未來鎖定”的策略,可以有效地幫助人們做出更加理性、有效的決策。所謂“未來鎖定”,就是把決策問題放到未來的一個場景中去考慮。比如,當決定是否要采用“新能源補貼政策”時,如果把政策的實施放在2年以后考慮,決策者普遍更加傾向于選擇顧全國民總體利益的計劃;在能源漲價的決策中,如果把政策實施放在較遠的將來,人們也更容易贊同對節約能源、改善環境更加有利的選擇。為決策問題設定一定的“決策距離”,是幫助管理者進行理性決策的有效方法。富有魅力的領導者總是用遠距離的未來愿景來影響說服別人。喬布斯在說服斯卡利加盟蘋果時,一句“你是想賣一輩子甜汽水,還是想改變世界?”便成功地讓斯卡利跳出了當前的決策困境,把決策鎖定在未來。
回顧歷史
除了“未來鎖定”的策略,回顧歷史也是拉長決策距離的重要方法,也能夠有效運用決策時間距離概念,避免承諾升級與短視偏差。有效決策的重要障礙在于身陷其中,不能夠以客觀超脫的態度去認識問題。如果決策者能夠從局外人的角度聽取旁觀者的意見,或者把決策問題放在歷史長河的發展中縱深觀察,那么也就更能夠開拓思路,跳出迷局。
跳出日常的工作圈子,把決策問題暫時擱置,從另一角度觀察問題,有意加大決策者與問題的距離也是很好的提高決策理性的方法。在同一人群中,人們容易因為信息和思維模式的趨同而陷入判斷錯覺,喬布斯所說的“Stay hungry, Stay foolish”(好學若饑,謙卑若愚),表明開放地接受第三方,甚至敵對方的意見,遠觀審視問題能夠幫助人們更好地決策。人們在問題現場所做的決定常常容易受一時沖動的影響,而自我克制一小段時間,遠離現場靜心思考,往往能夠客觀地審視問題,做出更加理性的判斷。王石喜歡登山,他說登山是人生的濃縮,登山一星期可以讓人懂得很多,脫離現代文明城市,可讓人們看到平日無心觀察的東西,悟通平時想不明白的道理。
提升識解水平
最后,訓練提升決策者思考問題的識解水平,也是一個值得考慮的有效方案。Y. Trope教授認為,決策取決于人們對事物表征的識解。對事物表征認識的抽象性、整體性和目標相關性等特征被稱為識解水平。當決策距離比較大時,管理者更傾向于在抽象層面對問題進行深層次思考。就像高明的棋手比常人對棋局有更深刻的理解,能夠看到未來棋局的發展,一個具有高識解水平的決策者能夠看到管理現象的本質聯系,把握問題變化發展的趨勢。訓練提高管理者的分析深度,把握管理現象背后的本質性規律,改變思維模式,也更有利于管理者做出理性、有效的決策。
如今創業4年,他已經在世界范圍內掌握了200多項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專利,三星、LG等巨頭爭著做他的客戶,公司估值已超過10億美元,他還登上世界著名科技雜志《科學美國人》封面!
斯坦福草坪上的
“科幻狂想”
Polo上衣,黑色西褲,帶著笑意的大眼睛,很難想象,眼前這個喜歡踢足球、打游戲,稚氣尚存的年輕人,竟是在美國硅谷有著傳奇色彩的“柔性屏王子”劉自鴻。
1983年,他出生在江西,曾是撫州市理科高考狀元,進入清華電子工程系。2006年,23歲的劉自鴻來到斯坦福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有趣的是,劉自鴻初入這所世界名校時,看了所有教授的課題之后,竟沒有找到特別感興趣的內容。他常常躺在校園美麗的草坪上,沐浴著美國加州的陽光,天馬行空地暢想。
劉自鴻發現,人類的視覺獲取信息能力占70%,顯示技術其實是承載人類與機器之間交互功能的最重要的技術。有一天,他“腦洞大開”:人本能追求視覺愉悅感,顯示器如何才能同時滿足便攜和高清大屏兩個特點呢?
但這兩大核心需求常常是相互矛盾的,高清大屏顯示意味著厚重、大體積。劉自鴻突發奇想,要做一個輕薄的、可以折疊的顯示屏。他終于獨辟蹊徑,敲定了自己的博士研究方向。
當時這個領域的研究者非常少,有人得知他這個瘋狂想法后,甚至說這個中國學生肯定是大腦錯亂。但劉自鴻跟導師談了想法后,導師非常欣賞,讓他第二天就交方案。很快,導師幫助他申請到了10萬美元的項目研究經費,還幫他聯系了從事柔性材料研究的導師。自此,劉自鴻一頭扎進實驗室,正式開始柔性顯示技術的研究。
2009年,他完成了論文順利畢業,成為斯坦福校史上罕見的入學不到3年就完成博士學位的畢業生。
接著,劉自鴻進入IBM紐約總部工作,擔任全球研發中心顧問級工程師,一邊繼續從事柔性電子的研究,一邊學習國際高科技公司從研發到量產的運營。2012年初,劉自鴻離開IBM,決定回國創業,探索柔性顯示的未來。
他把想法告訴了師兄、IBM的同事余曉軍,邀請他“入伙”。在余曉軍家的客廳里,劉自鴻硬著頭皮演示了項目的全部構想。當時,能否拉來這位IT“大將”,他心里一點底都沒有。出乎意料的是,師兄一下就看出了項目的潛在價值,同意了這個“荒誕”的計劃。
2012年5月初,劉自鴻從天使投資人那里籌集到400萬元人民幣后,同另兩名清華兼斯坦福校友余曉軍和魏鵬,在深圳留學生創業園租下一間只有幾十平方米的辦公室,準備啟動“柔宇科技”在深圳的運營。 “剛開業時,我們只有3個人、3個小花籃,連門牌都沒有。”在深圳留學生創業大廈,“柔宇”就這樣不聲不響地扎了根。
奇跡!做出全世界最薄
柔性顯示屏
在深圳公司成立的同時,劉自鴻就已經決定在美國硅谷同時成立公司運營,并在那里設置“柔宇科技”的研發中心。創業初期幾個月,劉自鴻和創業團隊成員每天工作超過16個小時,他每月都要在深圳和硅谷之間頻繁往返。
那時在硅谷還沒有辦公室,劉自鴻就在當時仍在斯坦福讀博士后的魏鵬家10多平方米的宿舍客廳里,打了個地鋪。加州晝夜溫差大,夜間風從門底的縫隙中呼呼地灌進來。“那時我就在想,自己為什么舍棄安逸去創業?”劉自鴻說,但一轉念又變得樂觀起來,“睡地鋪的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應該特別珍惜。”
這幾年,他在中美往返的旅程超過100萬公里,只恨分身乏術。員工常常凌晨兩三點收到他的郵件,可是第二天天剛亮,又見劉自鴻迎著朝陽一溜小跑來到公司了。
“做出一塊柔性屏就像在豆腐上蓋一棟大樓。”長期在這個領域鉆研,劉自鴻深知難度有多大。與液晶屏不同,柔性屏內里藏有“大乾坤”,對技術和工藝的要求非常高。最初,三星和LG等業界巨頭的工程師,都對劉自鴻的“燒錢瞎折騰”嗤之以鼻,說就憑他這支“十幾個人七八條槍”的小隊伍,根本做不出那種高大上的“科技密集型”產品。
也有業界朋友苦口婆心地勸劉自鴻:“三星是韓國的電子巨無霸,人家有那么雄厚的財力,有那么多的工程師和專家,都鼓搗不出來,你又何必自尋死路呢?”任性的劉自鴻偏不信這個邪,他對好友說,自己要挑戰“豆腐上蓋大樓”。即使碰得頭破血流總還有年輕,萬一成功了呢?那就是世界第一!
這種帶有“科幻色彩”的產品,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卻是浩大而復雜的工程。劉自鴻既缺人又缺錢,其間經歷困難無數。有一次,他在一天之內連續拜訪6位大老板,想說服對方投資,可這些土豪們都一致認為劉自鴻“不靠譜”。劉自鴻真是哭笑不得。在IBM紐約總部工作,他的年薪高達幾百萬元人民幣,如今為了這個前途未卜的研發項目,自己卻像乞丐一樣四處化緣,他不由感到心酸。
再加上在實驗室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劉自鴻甚至一度對自己產生了懷疑。向來“只喝咖啡不喝酒”的他,甚至避開員工,一個人跑到酒吧買醉。可是,心情平靜下來后,他馬上又給自己鼓勁:開弓沒有回頭箭,弄到了這份上,就只有拼殺到底這條路了!
2013年秋天,劉自鴻帶領團隊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總算開發出一款厚度為0.1毫米的柔性屏樣品。小伙伴們個個歡欣鼓舞,有的甚至已安排好和女友一起到國外度假了。劉自鴻卻非常固執地認為,這塊屏的卷曲半徑達不到自己的理想標準,要做就做全世界最棒的,而且是別人無法復制的。于是,他毅然決定推倒重來,調整技術路線和設計方案。當時,很多人被CEO這個近乎荒唐的決定驚得目瞪口呆!
接下來的科技攻關戰完全可以用“搏命”來形容,有一件事劉自鴻記得很清楚。一天早上,他發現實驗室的門被堵住,覺得很奇怪。走到跟前才發現,是一名通宵做實驗的研發人員靠著門睡著了。
還有一位工程師,因長期熬夜過度疲勞,導致昏厥而住進醫院。劉自鴻在感激之余,覺得非常對不起這些與自己患難與共的好戰友。
就這樣,經過一幫科技精英不分晝夜地打拼,他們的付出最終換來回報。2014年8月,成立僅僅2年的“柔宇科技”,歷經N次挫敗后,終于成功研發出厚度只有0.01毫米,卷曲半徑為1毫米的柔性屏幕。0.01毫米,只有圓珠筆芯直徑的1/50,比頭發絲還細,輕輕一吹就能飄起來,這成為了目前全球最薄的柔性顯示屏。
消息傳出,震驚了美國硅谷。就連當時曾嘲笑過劉自鴻的三星和LG的工程師們,也不得不承認,這個名不見經傳的中國小伙,確實“創造了一個神話”,又轉而在網上和他百般套近乎,有的還坐飛機從千里之外趕來拜訪,請求雙方親密合作。說白了,就是要搶先訂購劉自鴻“全球僅此一家”的柔性屏,使產品搶占制高點,徹底拉開和競爭對手之間的距離。
4年掘金10億美元,
“神話”剛剛開始
為了實現產業化,2015年7月,“柔宇科技”在深圳龍崗建成首條超薄柔性顯示模組及柔性觸控產品量產線,每月設計產能達100萬片,國內領先。
在世界為這款最薄的柔性屏震驚之時,劉自鴻已經開始暢想他的下一個計劃了。同年9月,全球首款可折疊式高清智能移動影院Royole-X。這款產品外觀和耳機無二,但它卻把超高清大屏顯示與立體聲頭戴消噪耳機完美融為一體,分辨率相當于目前主流智能手機顯示屏幕的10倍。“柔性屏,是在物理上實現便攜與高清的統一。而移動影院則是用光學的方法實現。”移動影院的構思讓劉自鴻很興奮。“只要把設備往頭上一戴,就像進了電影院一樣。”
很快,他在公司成立了一個項目組,代號“007”,在不影響柔性屏業務的情況下,秘密地開始這項技術的研發。劉自鴻認為,柔性屏是一個契機,它有無限延展的可能。2016年1月的國際消費電子展上,“柔宇科技”了一款弧形汽車中控。這款產品僅靠一個弧形屏幕,就能夠將傳統汽車中控臺的顯示、按鍵等全部集于一體。
“除了汽車領域,可穿戴電子設備、衣物、智能家居等都是柔性屏未來的應用方向。”劉自鴻說,“柔性顯示不光會改變一個產品,從上游的材料,到下游產品的設計和制造,甚至軟件和移動互聯網,它最終會影響一個生態系統。”
正因如此,今年3月,“柔宇科技”被世界著名科技雜志《科學美國人》評為“2015年度新創企業榜”(5under5)――即創立不到5年,卻在科技創新上有著非常出色表現的企業。劉自鴻還有幸登上雜志封面。而這令人驕傲的成績和蜚聲海內外的榮譽背后,凝聚的是劉自鴻及其團隊“十年磨一劍”的決心和努力。
與其他科技型尤其是互聯網科技公司不同,“柔宇科技”創立以來,除了在技術上的突破外,幾乎沒有在品牌上做任何宣傳。4年間,它橫跨中美兩地同步運營,在深圳建成了4000平方米的研發中心、6000平方米的生產基地,并掌握了200多項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專利,成為全球柔性顯示、柔性傳感、VR顯示及相關智能設備的領航者。
幾年來,“柔宇科技”共獲得各方融資12億元人民幣,目前公司估值超過10億美元!
劉自鴻介紹說,十多年前,液晶屏的革命了CRT屏幕。而現在,從液晶顯示器LCD向柔性顯示屏的轉變,是發展趨勢,目前國際廠商開始大量拋售傳統LCD生產線,轉向柔性顯示屏領域。
近日,劉自鴻與蘋果、華為等多家中外消費電子品牌終端進行洽談后,已獲得諸多上下游產業鏈知名廠商的長期戰略合作意向。此外,他還在建設新的生產基地,預計明年投產,年產量高達5000萬片。“海量的市場運用,才能充分發揮柔性顯示技術優勢。”
當高新科技遇上“工匠精神”,往往能夠摩擦出意想不到的火花。國內著名學者羅飛說:“盡管在技術上已經獨占鰲頭,但‘柔宇科技’依然保持著對工業設計、用戶體驗精益求精的不懈追求,也折射出中國制造正在加快向中國創造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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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會計研究方法;實證會計研究;多元化
作者簡介:蔣艷霞(1975-),女,山東莘縣人,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博士后,主要從事財務管理方向的研究;蔣亞朋(1975-),女,遼寧盤錦人,西安交通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沈陽工業大學管理學院講師,主要從事會計信息披露研究。
中圖分類號:F2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8)05―0068―03
收稿日期:2008―09―02
科學研究采用什么樣的研究方法對于科學研究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先進的研究方法不僅可以實現科學創新,而且能夠檢驗已有的理論研究結論的正誤。會計學作為社會科學的分支學科,所研究的是企業的資金運動(價值運動)。應該采用何種研究方法來研究企業的資金運動,在會計學的發展歷史上存在不同的看法。會計學研究方法論之爭幾乎可以說伴隨著整個會計學的發展歷史。我國當前會計研究方法的應用現狀,呈現出一種極端化的趨勢,即大量研究以實證研究為主,忽視了其他研究方法。本文試圖對當前存在的這種會計研究方法一元化傾向做一些分析和探討。
一、會計研究方法的演進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會計研究的目標、方法及哲學基礎都發生了很大改變。會計研究當前的發展趨勢源自于會計理論的三種主要研究方法:規范研究方法、基于市場的研究方法和實證研究方法。
(一)規范研究方法(Classical Approach)
規范研究方法在20世紀60年代之前比較流行,至今仍然是很多會計規范(如GAAP、IAS等)的框架基礎。規范研究方法從少數幾個會計學科最核心的概念出發,通過對這些概念的討論和界定(如經濟收益和會計收益的關系),來逐步構建會計學科的基本理論框架。這種研究方法假設財務報表使用者完全相信報表提供的數字,因此它們致力于研究報表如何才能反映企業的真實財務狀況。另外,由于規范研究方法認為報表使用者對財務信息的反映是可以預計的,財務報表與報表使用者利用報表的動機以及對報表信息的反應之間的相互關系研究沒有引起重視。
規范研究方法主要以定性的文字描述為主,研究過程重視內在的邏輯性,但在完成了演繹之后,一般不對研究成果進行系統驗證。有學者認為,會計信息的價值應該根據它們對報表使用者的作用來判斷,研究的重點應轉向考察報表信息的決策有用性。這直接促進了實證會計的產生。
(二)基于市場的研究方法(Market―Based Research)
20世紀50-60年代,美國經濟學和財務學的研究,出現了突破性進展,一些學者開始應用經濟分析法來解決財務問題。財務學上的研究方法和相關理論概念逐漸引入到會計中,特別是有效資本市場假設和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理論,為早期實證會計的產生,提供了直接的理論依據。證券市場的有效性給財務會計提供了許多重要的啟示,其中一條便是直接導致了“充分披露”的概念。有效性意味著證券市場所評價的不是信息披露的形式,而是所披露信息的實質內容。這樣,在腳注和補充報表中的披露于財務報表的披露同樣有信息效力。有效市場理論認為,會計正與其他信息渠道(例如新聞媒體、財務分析師甚至市場價格本身)相互競爭。會計要想得以生存就必須為投資者傳遞相關、可靠、及時和符合成本效益原則的信息。有效市場理論還指出,會計之所以能夠存在,理論上的根本原因是信息不對稱。當某些證券市場的參與者比其他人知道的更多時,證券市場中就會存在一種壓力去尋找一種機制,通過這種機制,擁有信息優勢的一方能夠可靠地將他們所獲知的信息傳遞給他人一如果他們愿意這樣做的話;而處于信息劣勢的另一方通過這個機制可以保護自己而不致于被信息優勢者所剝削。會計就可以視為這樣一種機制,它能夠將相關的信息從公司內部傳遞給外部,不僅有助于投資者做出更好的決策,還可以促進證券市場的有效運轉,帶來社會效益。
這個時期最重要的文獻是Ball和Brown(1968)的研究。Ball和Brown的研究開創了會計實證研究的先河,這種研究一直持續到今天。他們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科學證據提出,公司證券的市場價格會對財務報表的信息含量作出反應。Ball和Brown的文章導致了研究會計盈利與股票價格之間的實證關系及會計盈利是否具有信息含量的文獻的大量出現。
(三)實證研究方法(Positive Accounting Research)
有效市場理論預計,證券價格對不影響基本盈利能力和現金流量的會計政策改變沒有反應,但是在會計政策選擇的重要領域(外匯折算、政府援助及石油和天然氣勘探成本),財務報表使用者(管理者、政府和投資者)確實對會計政策產生的報表變化做出了反應。其中管理者的反應特別強烈,政府當局也從自己的利益出發進行干預。這些不同的反應都歸結為經濟后果,即會計政策是有影響的,即使它不影響現金流量。這些情況是與有效市場理論不符的,因此需要尋找一種新的理論來對此加以解釋。實證會計理論(有時又被稱為契約理論和經濟后果會計)就是一個與經濟后果存在性相一致的理論。
實證會計理論認為,公司最優的會計政策是在“嚴格限定會計政策,以使當前環境下契約成本最小化”與“讓經理人員靈活變換會計政策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兩者之間做出的一種最優權衡。實證會計理論的目標就是要解釋和預測不同公司會計政策的選擇,它強調實證研究要回答以下問題:什么才是最優的會計政策?不同組織機構的公司其會計政策有何不同?大多數實證會計理論的預測都是圍繞瓦茨和齊默爾曼(1999)所提出的三大假設做出的。這三個假設分別是:(1)分紅計劃假設(若其他條件不變,在實施分紅計劃的公司中,經理人員更有可能選擇將報告收益從未來期間轉至當期的會計程序);(2)債務契約假設(若其他條件不變,公司違反以會計為基礎的債務契約條款的可能性越大,其經理人員就越有可能選擇將未來期間報告收益轉到當期的會計程序)(3)政治成本假設(若其他條件不變,公司的政治成本越大,其經理人員就越有可能選擇將報告收益從當期遞延至以后各期的會計程序)。許多實證會計研究已對上述三個假設做了檢驗。如Lev(1979)和Healy(1985)研究了分紅計劃假設;Sweeney(1994)對債務契約進行了檢驗;Jones(1991)檢驗了政治成本假設。
實證會計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基于大樣本數據分析的檔案研究(Archival research)和單一(或幾個)樣本的案例研究
(Case study)。無論是檔案研究還是案例研究,研究思路都是從問題人手,提出一個理論假說來解釋存在的問題,然后通過樣本數據來檢驗所提出的假說。實證會計研究方法存在一個標準的研究范式,從研究步驟上或研究形式上看,一般分為六個步驟:(1)確認研究的問題;(2)發展假說;(3)設計研究程序;(4)選取研究樣本與收集數據;(5)統計分析;(6)解釋結果并得出結論。實證會計研究的優點在于用數據說話,具有可重復性,有利于學術積累,進而有利于真理越辯越明。
二、正確看待會計研究中實證方法的作用
從以上會計研究方法的發展軌跡可以看出,在西方會計研究界,實證會計研究方法已經度過了它的鼎盛時期,學者們開始尋求新的研究方法。而在我國,長期以來絕大部分會計理論研究都屬于規范會計研究,實證研究基本上沒有(與20世紀下半期的西方主流會計學正好形成明顯的反差)。我國自20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提倡實證會計研究方法,近十年來實證會計研究文章呈現大幅遞增的趨勢,并且呈現出方興未艾之勢,使每一個關注會計學術的人都感受到了其對傳統會計研究方法傾覆式的影響。一些學者尤其是接受西方會計教育的學者,對傳統的規范研究提出了尖銳的批評,甚至是全盤否定。他們認為,中國會計學的落后是在于實證方法運用得不夠,大量運用實證方法才是改變這一局面的根本途徑;許多經濟學論著缺乏論證或者草率下結論是因為未運用實證方法的結果;缺乏定量分析的研究,不能為會計政策的制定提供準確的決策依據。因此,我國當前會計界形成了會計研究方法一元化的傾向。
但是,什么事情都是物極必反,我們不能從一個極端(規范方法)走向另一個極端(實證方法),要正確看待會計研究中實證方法的作用。會計學的發展需要多方面的條件(如經濟發展條件,信息條件,教育條件,會計學知識的積累等),實證研究只是研究方法方面的條件,中國會計學的落后并不能由數學方法的運用與否和運用水平的高低來解釋。會計研究離不開實證研究方法,但又不能片面追求實證化。
(一)會計學研究不能排斥實證方法的運用
實證主義方法論的基本觀點是:科學研究要具體化;科學研究要經驗化;科學院就要精確化;科學研究要堅持可檢驗性。因此實證研究的結果往往具有較高的準確性,彌補了規范研究的不足。實證會計方法有助于會計原理表述的精確性、會計變量之間數量關系的測定、會計變量之間新的關系的揭示以及發現新的會計原理。要想達到對會計科研客體的全面、深刻的認識,使得會計科研成果高質量、高效果,會計科研人員在會計科研過程中必須要合理運用實證方法。
(二)會計研究中片面追求高度實證化不可取
實證方法的運用從形式上使會計學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使一些會計思想變成了理論,已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會計理論的創新和定量會計分析的發展。但是,隨著實證方法在會計研究中的運用,本末倒置的現象也出現了。在許多文獻中,會計思想變成次要的了,作者只是專著于實證的多少及其難易程度,這是非常不可取的。僅僅掌握實證方法,會計研究不可能取得進展。Behling和Dillard(1987)認為:“理性的模型。過分強調能夠量化的因素,而忽略不能量化的因素。而那些難以量化的因素,在現實中往往也是很重要的。”實證會計研究只關注“是什么”的問題,不涉及價值判斷,而會計研究過程不可能完全排除價值判斷。因此,會計研究如一味追求高度實證化,忽略其他研究方法的應用,勢必會阻礙會計理論的發展。
三、會計研究應該堅持研究方法多元化的原則
會計學是社會科學的分支學科,會計活動是社會活動的一部分,因此有必要借鑒社會科學其他分支學科的研究方法,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首先,會計活動及會計信息具有高度的復雜性,這種復雜性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1)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非常復雜。會計準則具有經濟后果,因此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就是不同利益集團的博弈過程,最終使會計準則成為一種相互妥協的均衡結果。(2)會計信息具有不確定性。在會計信息生產中盡管有一些常規的機制(權責發生制原則、歷史成本原則,可靠性原則等),但仍存在大量的不確定性。(3)會計信息的需求十分復雜。不同的信息使用者對會計信息的需求不同,例如公司經理人和投資者對會計信息的需求有很大的差異。會計活動的復雜性決定了會計學研究不能采取單一的研究方法。其次,不同研究方法其優缺點各有不同。每種研究方法都有自己特殊的優點,也有自己的缺點,適用于不同的情景和問題。比如,提倡實證主義方法論的學者,通常采用調查研究、實驗研究,以及定量的文獻研究的方式,以凸現研究的規范性、精確性、客觀性;提倡規范研究的學者,則經常采用實地研究的方式,以及定性的文獻研究方式,以凸現研究過程的特殊性、深入性、主觀性。各種研究方法不是各自獨立,互不相關的,它們之間存在著十分緊密的內在聯系。實證會計研究與規范會計研究也是互相補充的,規范會計研究為實證會計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實證會計研究則彌補了規范會計研究可驗證性方面的不足。
各種研究方法在認識社會現象的過程中發揮著各不相同的作用,不存在誰優誰劣的問題。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說:在實際社會研究中運用哪種方法,不僅取決于研究者的個人興趣,而且取決于他所要解決的問題。會計研究應根據不同方法的優勢和適用性,選擇合適的研究方法或者研究方法的組合,以更好地反映會計活動的特征。
四、我國未來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