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經濟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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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經濟差距范文第1篇

摘要：二元財政是導致貴州城鄉經濟發展差距不斷拉大的一個重要原因。近年來貴州省不斷從各方面加大對于農村地區的扶持力度，但貴州省城鄉經濟發展仍然持續拉大，城鄉居民收入比例高達4.1：1。本文選取了1978年—2010年貴州省數據，通過計量分析證明了財政支出是影響貴州城鄉經濟發展差距的一個重要因素。

關鍵詞：貴州省；財政支出；城鄉經濟發展差距；實證分析

1、引言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貴州經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2010年貴州省生產總值達到了4593億元，同比增長12.8%，增速比上年加快1.4個百分點，比全國高2.5個百分點。其中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增加值占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為13.7%、39.2%和47.1%。與上年相比，第一產業、第三產業比重分別下降0.4個和1.1個百分點，第二產業比重上升1.5個百分點。貴州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14142.75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280.23元，同比增加七個百分點。農民人均純收入達3471.94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66.53元，同比增加12.6個百分點。但值得警惕的是城鄉發展差距擴大的趨勢并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

我國是一個二元經濟結構的國家——城市和農村。長期以來國家對農村實施歧視性政策導致農村發展嚴重滯后。這一點在貴州十分明顯。2010年貴州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比為4.1：1，在全國范圍內是最高的省份。本文選取1978年——2010年貴州省數據，通過數據、計量分析財政支出對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最終得出結論。

2、實證分析

2.1.貴州城鄉經濟發展狀況分析

貴州省城市化水平起點比較低。1978年貴州省城市化率只有12.05%，處于西南地區的下游水平。經過三十年來特別是近幾年的快速發展，貴州的城市化進程已經取得不俗的成績，2010年城市化水平達到33.8%。

貴州省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1978年為261.26元，到2010年這一數字達到14142.74元 ，增長了54倍。1978年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為109.3元到2010年達到了3471.93元，增長了32倍。

貴州省的財政支出城鄉比變動比較大。1978年到2003年一直在上升，1978年只有5：1，而峰值為2001年的12.7：1。以后比例逐年降低，到2010年降到近年來最低的5.7：1。

2.2計量分析

模型設定：

其中表示第t年城鎮居民收入，表示第t年農村居民收入，表示第t年財政支出中的非農支出，表示第t年中財政支出中的支農支出，為隨機誤差項。

由貴州統計年鑒選取歷年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收入、歷年財政支農支出和非農支出進行擬合，并運用AR（1）模型重新擬合，得到，說明模型較好的解釋了1978年——2010年貴州城鄉收入差距變動的原因。財政支出每相差一元城鄉居民收入就相差十元。說明財政支出對于收入的影響是十分顯著的。

3、政策建議

第一， 持續增加對農業部門的財政投入力度，強化政府支持。經過本文實證研究，得出如下結論，在我國現行的二元經濟背景下，在城市化進程中，只有不斷增加政府對農業的財政投入力度，才能顯著地提高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從而縮小城鄉經濟發展差距。

第二，改革現行的財政體制，壓縮非正式財政的生存空間，切實降低對農業部門的一次性總賦稅率。采取相應的政策措施，比如禁止亂收費、亂攤派和亂集資，明文免除農業稅，促進農產品價格市場形成機制。逐步降低農民的稅收負擔，真正的降低農村的總賦稅率。

第三，穩步發展城鎮化，在城鄉協調發展的進程中尋找平衡點。以黔東南州的為例，農村中相當一部分青壯年外出打工，只有部分老弱病殘留守農村。這種現象一方面導致了大面積的肥田沃土拋荒，另一方面則是通過增加農藥化肥等的資本投入后，收成固然可以增加，但收獲季節由于缺乏勞動力而使大部分的豐收果實爛在地里。因此，必須適度控制各地的城鎮化發展速度和規模，保證農業生產的勞動力供給，才能真正的實現二元經濟的商品化。

城鄉經濟差距范文第2篇

[關鍵詞]二元經濟 國際貿易 面板數據

一、引言

改革開放讓中國逐漸重新融入全球經濟的大家庭，走上了快速經濟發展之路。1978-2008年，中國年均經濟增長速度達到了10%左右，遠高于同期世界經濟3.4%的平均水平。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與中國國際貿易的高速增長是密不可分的，國際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越來越顯著。在30年的時間里，中國成功地從近于完全封閉的狀態轉變為全面融入到世界經濟之中，成為全球市場的積極參與者，中國國際貿易總額年均增長速度達到了17.4%，遠遠高于同期世界貿易6%左右的平均增長速度，其中，出口年均增長速度為18.1%，進口年均增長速度為16.7%，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國的國際貿易更是進入了一個飛速增長階段，年增長速度都保持在20%以上。蓬勃發展的國際貿易也對二元經濟結構下的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產生了復雜而深遠的影響，本文基于中國省際面板數據對此展開深入探討，并針對中國的實際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二、理論模型與研究假設

（一）中國現狀描述

中國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具有典型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特征，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嚴重滯后于城市，資本要素難以得到最優配置，農村資本大量流向城市，資本要素稀缺進一步制約了農村經濟發展，導致“農村資本外流…城鄉差距擴大…農村資本外流”的惡性循環；從資本配置效率來看由于資本邊際生產率低的農村地區資本外流嚴重，城鄉資本邊際生產率差異逐步擴大；進入21世紀以后，中國農村地區經濟實力的增強、經濟活動的多元化、產業結構的變化以及城鎮化進程的推進，促進了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轉換，而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轉換、農村基礎設施與投資環境的改善，促使資本向農村地區回流，從而縮小了城鄉資本邊際生產率差異，城鄉資本配置的有效性得到了改善。同時，農村資本流入的增加、城鄉資本配置效率的改善進一步促進了農村經濟發展，推動二元經濟結構轉換。

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縮小了與世界上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中國的國際地位和綜合國力得到了顯著的提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在經濟轉軌、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大背景下進行的。1978年以前中國在收入分配領域傾向于注重公平而忽視效率，導致經濟發展中缺乏必要的激勵機制，造成生產上的低效率。而改革之初，“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的政策的目標是克服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加激勵機制，提高效率，最終實現共同富裕。30年的改革和發展的經驗表明，總的趨勢是按照改革之初提出的目標發展的。但是，在轉型期，收入分配的變化比原來想象的要復雜。伴隨著經濟增長，我國居民個人收入分配的總體差距經歷了一個由縮小到逐漸擴大的變化過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在經歷了初期短暫的縮小后，到80年代中后期重新步入再拉大的軌道。據世界銀行的估計，中國1978年的基尼系數是0.31，1988年上升到0.382，1995年為0.415，1998年為0.403，2014年為0.469。中國正在從一個收入較平等的國家轉變為一個收入差距很大的國家。根據世界銀行2005年發展報告，按由低到高的順序排列，中國的基尼系數在120個國家和地區中列到了第85位，已經接近某些社會分化嚴重、經濟增長停滯的拉美和非洲國家的水平。與此同時，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逐漸拉大。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比1985年為1_86，2000年達到2.79，2013年達到3.03。從世界范圍來看，中國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遠遠高于許多其他國家。世界銀行的有關報告指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城鄉收入比為1.5，這一比率超過2的極為罕見。對比中國的數據，中國很可能已經成為世界上城鄉收入差距最高的國家之一。

（二）模型的構造、變量設定和數據處理

本文的面板數據模型擬采用2011.2015年廣東十個市（廣卅I、珠海、東莞、佛山、汕頭、潮州、湛江、茂名、韶關、梅州）的相關數據進行計量分析，由于深圳因完全城市化，無相關數據，深圳的相關指標被剔除。以下各變量計算涉及的相關原始數據均來源于歷年《廣東統計年鑒》和《中國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鑒》。為了分析二元經濟結構下國際貿易對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的影響，我們首先設定如下面板數據計量經濟模型：id=a+B 1dual+B 2td+εit，其中id表示城鄉收入分配差距。

各省城鄉收入比數據可以由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而得到，如下式所示：

三、實證分析

我們利用Stata對本文的面板數據進行Hausman檢驗，鑒于檢驗結果，可以看出P>0.05，則隨機效應模型較好。然后對模型進行求解，得到如表1所示的結果。

結果分析

從回歸的總體效果來看，R-squ為0.93，說明模型具有較高的擬合優度，并且各變量均通過了t檢驗，在5%水平上顯著。二元結構系數（dual）為0.354顯著為正，表明了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和城市化的進程在很大程度上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當前理應“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回饋農村”。貿易依存度（td）的系數為1.09，顯著為正，說明國際貿易的發展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隨著全球化的進行，國際貿易的發展強化了各地區、各行業的經濟發展速度和水平上的差異，從而引起地區間和行業間的收入差距的擴大。

通過以上理論與實證分析，在當前二元經濟結構下，國際貿易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產生了正向影響。所以在對收入分配差距進行研究時，國際貿易發展狀況是應該被考察的重要因素，在現階段的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國際貿易的擴大是造成我國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因素。

四、結語

結合中國的實際狀況，我們應該采取以下政策措施來避免城鄉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

第一，堅持城市化和工業化協調發展，統籌城鄉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農村產業化經營，促進農民收入的增加。農業產業化經營是農民增收的重要途徑，通過加快產業化發展，實現農產品加工增值，進而促進農業增效。農村經濟的繁榮和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還有賴于城鄉發展的統籌，即從根本上打破城鄉二元結構，推進城鄉一體，構建以城帶鄉、以工促農、城鄉互動、協調發展的體制和機制，這有利于吸引各類市場主體進入農業領域，為農業產業化經營注入活力，逐步實現規模經濟；統籌城鄉發展，打通各類資源和要素流入城市的渠道，改善目前農村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的匱乏狀況，有利于提升農業科技含量和技術水平，增強農業產業化經營質量；統籌城鄉發展，使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調整國民收入結構，有利于拓展國家支持農業的渠道和途徑，增強農業產業化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第二，采取就業優先的外貿戰略。中國的低技能勞動力基本上呈現無限供給的狀態，未來幾十年，將會有2億左右的勞動力從第一產業轉移出來，因此，促進和扶持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持續穩定的發展，實現社會充分就業，發揮我國在勞動力資源上的比較優勢，是國家制定國際貿易政策和國內經濟政策必須長期堅持的準則之一。

第三，適時調整經濟發展戰略，在促進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同時提高城鄉資本配置效率。二元經濟結構在不同階段與城鄉資本配置效率之間存在著長期均衡關系。從短期來看，現階段中國處于二元經濟結構轉換中后期，二元經濟結構弱化成為城鄉資本配置效率提高的原因。因此，統籌城鄉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進資本向農村地區回流，加快農村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從長期來看，應關注二元經濟結構與城鄉資本配置效率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均衡關系及其變化趨勢，適時調整經濟發展政策，以適應中國城鄉經濟均衡發展的要求。

城鄉經濟差距范文第3篇

關鍵詞：城鄉居民；居民消費；經濟增長；波動；相關性 文獻標識碼：A

中圖分類號：F224 文章編號：1009-2374（2016）16-0193-02 DOI：10.13535/ki.11-4406/n.2016.16.095

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是相關專家研究的重點問題，學術界關注居民消費的功能，也就是居民消費的水平，經濟的增長會對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產生影響，經濟的增長會對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其中也會存在一定的問題，如是否會使得城鄉居民感覺到幸福。城鄉居民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有著明顯的相關性，并且城鄉居民消費與經濟增長波動相關性之間有著明顯的差異，下面本文就主要針對差異這一點展開詳盡的研究。

1 數據分析

本文主要依據近30年的數據信息來展開實證分析，這些數據均是通過中國統計年鑒所獲取的，GDP主要指代的就是國內生產總值，而CS代表的就是城鄉全部居民的經濟消費水平。其中，CSN則指代的是農村居民所具備的消費水平，而CSC則表示為城鎮居民所具備的消費水平，將CSN與CSC進行相加，就能夠獲取到CS。居民的消費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有著明顯的波動相關性，本文主要就依據相關的分析方式，如單整、協整等來進行數據列表，實現數據的整合以及檢驗方法的融合，采取有效的方式來針對城鄉局面消費與經濟增長相關性波動進行檢定處理。

2 不同變量之間的變動情況

詳細的情況可見表1：

從表1可以了解到，自1986年開始，國民生產總值就從3645.2萬元增長到了如今的249529.9萬元，增長的幅度達到了70倍。其中偏度值為1.168975，而峰度則達到了3.453251，就分布的實際情況可以看出，這樣的峰值就是一個高窄峰，而就所謂的經濟就是在經歷了一個階段的改革后，經濟增長會相較于前一段時間增長速率更快，這與我國目前發展的實際情況相符合。

從居民消費的角度來進行分析，居民消費從原先的184萬元逐漸增長到如今的7081萬元，增長的幅度達到了近38倍，而其偏度也為0.813474。另外，峰度設定為2.537575，從分布的實際情況就可以了解到，窄峰沒有出現轉變，這樣的經濟就表明在一個時期，局面消費水平實現了質的飛躍。而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也從原先的138萬元，逐漸提升到如今的3265萬元，增長的幅度達到了近24倍，其偏度值主要設定為0.613587，而峰度值則設定為2.168049，從分布的具體情況來分析，窄峰沒有出現過大的變化，就經濟的角度來分析就是在本階段居民的消費水平得到了飛躍式的發展，然而，偏度系數卻相對較小，這就表明農民的消費水平在前后兩個時期內并沒有過大的差異。

另外，城鎮居民消費水平由原先的405萬元逐漸增長到11855萬元，而且增長的幅度達到了近30倍。在增長的過程中，速度相比于農村來說要更快，偏度值達到了0.601164，峰度也達到了2.088908，就分布具體情況來分析，與農村具有一致性，出現的均是一個較高的窄峰，然而偏度系數也并不高，這就表明城鎮居民消費水平在前后兩個時期，增長差異并不明顯。

而依據JP的統計進行分析可知，樣本數據均是通過正態分布展開的，根據上述的分析結果可以充分的了解到，CS的增長率在一定程度上占據了GDP的50%，這個程度相對較低，另外，農村居民消費水平中，CS的增長率則更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經濟增長均與大型的固定資產相結合。除此之外，百姓在可支配收入的擁有上相對來說較少，并且醫療社會保障上也有著一定的不足，人均消費也沒有得到良好的改變，人們依然面對著看病難以及上學難等問題，而這卻是一種流動需求，由于這種需求的存在使得國民的存儲率相對來說更高，并且邊際的消費系數也更低。

3 GDP與CS之間的波動關系概述

3.1 N步列表和聯合概率的獨立性檢驗

對于國內生產總值序列和消費水平序列，可以認為是一個組，然后將樣本劃分為若干個區域，這樣就得到了聯合分布的概率。

3.2 相等性檢驗

為了考察農村和城鎮居民消費支出有無顯著性差異，本文引入相當性檢驗：假設兩個序列存在相同的均值和方差，考慮到城鎮居民明顯比農村居民消費水平高的實際情況，無論以哪種方法作為評價準則，都表示拒絕原假設，說明變量之間存在顯著性差異，不存在相等性。

4 城鄉經濟增長對居民消費水平貢獻的差異性影響

依據GDP、CS、CSN、CSC來對線性回歸方程進行構建，而就GDP的貢獻度可以設定方程如下： 依據上述方程可以充分的了解到，方程統計具備較強的計量優勢，其中，R?=0.9842，這就表明GDP會對消費水平產生重要的影響。而自變量在檢定中，系數值設定為0.029，這說明，在GDP增長一個點的情況下，居民消費的單位值會增加0.029%。依據宏觀經濟系統來分析，在閉合的狀態下，GDP會影響到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從而針對消費與儲蓄之間進行關系的確立。

相較于其他國家的消費情況來說，我國的消費率相對來說較低。尤其是在1990年以后，企業不再擁有終身職位，其針對一些費用的支出也沒有進行賠付，也沒有構建相應的社保體系，這就使得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動機得到了有效的提升。另外，勞工的工資是逐漸提升的，其提升的過程是嚴格的依照真實性展開的，企業沒有對將這部分成本作為其他支出應用，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儲蓄相應地得到了增加。

另外，針對農村居民的消費系數CSN以及居民的消費水平CSC來展開對GDP模型的創設，這樣可以使得GDP無法有效地呈現出居民的消費系數CSN以及居民的消費水平CSC之間存在的差異。

依據上述公式可以總結得出如下結論：

首先，就城鄉地區的居民消費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呈現的是正相關的關系，并且相關系數均表現較為明顯。這就說明只有大力發展生產力，才能夠使得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有效的提高，保障人們的安定生活。

其次，就貢獻值來進行分析，城鎮居民的GDP相較于農村來說較低，這主要是因為城鎮居民在充分考慮到多種因素影響的前提下，使得資本量不斷增加。就常系數C來進行分析，城鎮居民一般的消費值為811.76，相較于農村來說較高。而就我國的相關機構的報告可知，我國居民的生活以及就業等問題，在通過有效的梳理后，并針對社會當中的相關問題進行預測分析的前提下，表明我國的城鎮居民收入在不斷增長，并且已經趕超了GDP增長的速率，然而物價的上漲以及資產價格的提升，與收入之間卻產生了較大的差距，使得貧富差距拉大。

5 城鄉居民消費與經濟增長波動相關性的差異改進的方式

面對現今的金融形勢，要想使得城鄉的居民消費水平可以得到有效的提升，就需要做好相應的內部工作，不斷的對生產力進行提升，同時城鄉要不斷采取相應的方式來對農村的市場進行刺激，使得農村居民可以高頻率地進行消費，而要想做到這一點，就需要不斷對農村養老以及社保等進行完善處理，使得居民沒有顧忌，能夠更好地刺激消費。除此之外，為了能夠使得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可以縮短，就需要針對基尼系數進行降低處理，最大限度地保障社會的協調發展，實現經濟共贏。

就以往的發展狀況來進行分析，城鄉結構需要經歷轉型，部分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正在逐漸縮小。而農民獲取收入的主要渠道就是進行創業以及財產繼承等。針對這一點，就需要合理地采取相關的措施來對城鄉的收入差距實施掌控和縮減，在一定程度上，為農民的創業提供大量的物質和資金補助，并且返地于農民，使其具有獲得財產性收入的能力。

6 結語

總而言之，在不斷對社會進行改革的進程中，我國經濟與居民消費水平均得到了大幅度提升，預計可以在2020年實現中等發達國家的水準。從相關指標數據來分析，展開的相關性檢驗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城鎮居民消費水平和農村之間有著不相等性，而且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在定量的角度來說，也存在一定的差異。面對這一情況，就應該積極地刺激消費，大力發展生產力，注重環節壓力，從而更好地推動城鄉和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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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浩春杏.城市居民住房梯度消費中的家庭因素研究

[J].江蘇社會科學，2015，（3）.

[4] 曹鑫，黃曉治.城鄉居民收入-消費關系及其差異的協整分析：以廣西為例[J].農業技術經濟，2013，（2）.

城鄉經濟差距范文第4篇

關鍵詞:城鄉收入差距;經濟增長;聯立方程模型

中圖分類號:F291.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949X(2010)-01-0051-003

本文通過建立中國經濟增長、城鄉收入差距與消費需求的聯立方程模型,有助于解釋中國經濟增長和城鄉收入差距擴大背后的原因,有助于政府更好的解決城鄉收入差距的問題以及為擴大內需提供依據。

一、相關理論

2007年6月19日,Cornell大學教授Eswar Prasad蒞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在發表題為“中國在未來能否繼續維持高速增長”的演講中指出,中國經濟的高增長掩蓋了一些宏觀經濟中存在的問題,因為高的經濟增長帶來的收益足以彌補這些問題,如:城鄉收入差距持續拉大,社會消費需求不足等,我們必須慎重看待這些潛在的嚴重問題。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也指出,中國當前舊經濟問題得到解決的同時也出現了新的經濟問題,其中之一就是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過數年跟蹤做出的一份全國性調查報告顯示,如果把公費醫療、失業保險等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居世界之最,并且仍在擴大 。國內學者如田玉敏等(2006)提出了“城鄉貧富差距過大,會導致整個社會有效需求不足 ”的論斷,郭新華等(2006)通過城鎮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對消費需求影響的定量分析得出“增加城鎮低收入者的收入具有相對高的增加消費的效應 ”的結論,但目前關于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對消費需求的影響并沒有被充分地研究。因此,本文將經濟增長、城鄉收入差距和消費需求作為內生變量,在消費需求的單方程中運用多項式分布滯后模型,選取人口、金融、就業、投資、稅收和社會保障領域相應的經濟因素作為前定變量,進行了中國經濟增長、城鄉收入差距與消費需求的實證研究。

二、模型與數據

1.模型設計

(1) 城鄉收入差距對消費需求影響的多項式分布滯后模型

用每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比值作為城鄉收入差距的變量。將消費作為被解釋變量,城鄉收入差距作為解釋變量,t表示第 期T, i表示滯后i 期,表示滯后的最大期限, 表示滯后i期的城鄉收入差距對消費需求的影響系數,C和ε分別表示常數項和殘差項。建立城鄉收入差距對消費需求影響的有限分布滯后模型(1)

根據AIC準則確定模型(1)的滯后長度,也即求得使函數的值最小的k,其中k表示滯后長度,為當模型(1)的滯后最大期限時,殘差項方差的最大似然估計,即 。

運用計量經濟學軟件做城鄉收入差距對消費需求影響的估計,滯后長度分別為1-6,得到 值見表1。可以看出,滯后的最大期限 。

由于 ,對有限分布滯后模型(1)中滯后項的影響

系數 用滯后期的同類多項式

(2)

表示,則模型(1)寫成多項式分布滯后模型為

(3)

其中 。

由于,令 的值分別為6,5,4,3,2,代入模型(3)進行檢驗。結果顯示:當m>2時,至少置信度為90%時,有些估計參數是不顯著的。而當m=2時,置信度為95%時,各個估計參數都顯著。所以取m=2,則模型(3)即為

(4)

(2) 經濟增長、城鄉收入差距與消費需求的聯立方程模型

依次用方程(5-7)表示聯立方程模型的結構式方程:

(5)

(6)

(7)

在經濟增長模型(5)中,將經濟增長作為被解釋變量。其計算公式為 ,其中 表示第 年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方程右邊,選取人口自然增長率表示勞動力要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為了了解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選取投資率作為解釋變量,計算公式為: 投資率=(物資成本/GDP)*100。還選取了消費率作為解釋變量,計算公式為:消費率=[(城鎮居民消費+農村居民消費)/GDP ] *100。常用的衡量金融發展規模的指標有麥氏指標M2/GDP(Mckinnon,1973)和Arestis(2001)設計的銀行貸款占GDP的比重這一度量指標,本文采用后者來衡量金融產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同時還選取了各項稅收收入占財政收入的百分比表示稅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在城鄉收入差距模型(6)中,選取城鄉居民就業差距和農業支出占財政支出的百分比作為解釋變量,其中將城鄉就業人數的比值作為城鄉居民就業差距的變量。為了了解經濟增長、稅收是否有利于降低城鄉收入差距,同時由于目前研究中往往忽略金融產業發展對收入分配差距的影響,本文還選取經濟增長、稅收、金融產業發展這三個經濟因素作為城鄉收入差距的解釋變量。

2.數據來源及描述性統計

本文所有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金融年鑒》,樣本區間:1990-2008年。變量包括:城鄉收入差距、消費率、經濟增長、人口自然增長率、投資率、金融產業發展、各項稅收收入占財政收入的百分比、農業支出占財政支出的百分比、城鄉居民就業差距。文中變量符號的含義見表2。

三、計量結果

由此可以判斷出方程(5-7)均為過度識別,利用計量經濟學軟件 對模型進行估計。估計結果見表3。

1. 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分析

由表3可以看出,在經濟增長模型(5)中,解釋變量投資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系數為正值,從數量上來看,投資率每增加1個單位,中國經濟就增長2.636個單位,并且在置信度為95%的條件下顯著。表明現階段,在選取的所有因素中投資成為對中國經濟增長率貢獻最大的因素,這一結論與Cornell大學教授Eswar Prasad通過經濟增長率貢獻因素分解圖得出的結論是相一致的。

消費率和各項稅收收入百分比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系數分別為0.7699和2.099,表明這兩個經濟因素對中國經濟增長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但效果不是很明顯。金融產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系數為-0.1078,表明中國金融產業發展還不適應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人口自然增長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系數為-0.285,可見中國人口的增長現狀對經濟的發展已經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負面效應。

2. 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因素分析

模型(6)的計量結果顯示:城鄉居民就業差距和經濟增長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系數均為正值,從數量上來看,城鄉居民就業差距每增加1個單位,收入差距就增加4.673個單位,經濟增長每增加1個單位,城鄉收入差距就增加0.0192個單位,且均在置信度為99%的條件下顯著。表明緩解城鄉居民就業差距是調整城鄉收入分配結構的重要方向,更高的經濟發展水平將與更高的城鄉收入差距相伴隨,這與一些學者得出的中國不存在倒“U”型的庫茲涅茨曲線的結論也是相一致的[6]。

國家財政用于農業支出的百分比每增加1個單位,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就縮小0.029個單位,說明現階段,國家的支農資金在抑制城鄉收入差距擴大方面已經發揮出了有益的作用,但是影響程度相對來說比較微弱。各項稅收收入占財政收入百分比的影響系數為0.014,說明中國現行的稅收政策在抑制城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方面的作用還是發揮得不夠。金融產業發展對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系數為0.0003,說明中國金融產業的發展對收入分配來講,存在著明顯的不適應或滯后。

3. 城鄉收入差距對消費需求的影響分析

將表3中估計出來的滯后項系數α0=-4.891,α1=0.1232, α2=0.5421代入(2)式,得到滯后i期城鄉收入差距對消費需求的影響系數βi(i=1,2……6)。將該系數按年依次進行累加,就得到城鄉收入差距對消費需求的積累影響。二者的變化趨勢見圖1。

由圖1可以看出,城鄉收入差距在即期對消費需求就產生了負面影響,該差距每增加1個單位,將使消費率下降0.5437個單位,之后對消費需求的負面影響持續擴大,直到第4年,該影響才開始呈現出減小趨勢。但從積累影響來看,城鄉收入差距對消費需求的影響始終為負,并且一直在逐步擴大。表明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是居民消費需求增加的主要障礙之一。

四、結語

本文的定量研究表明,要維持中國經濟的持續均衡增長,縮小城鄉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國內居民的消費需求,政府應該更加關注具有時效性的政策,比如改變投資結構,打破金融抑制,增加鄉鎮居民的就業機會,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和保障水平等,這些時效性較強的措施發揮的作用可能會更加明顯。由此可見,政府的宏觀調控仍將是中國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和建設和諧社會的積極舉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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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經濟差距范文第5篇

關鍵詞：居民收入差距；收入分配格局；北京市城鄉居民收入

中圖分類號：F03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9—6116（2012）02-0122-07

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現象已成為一個影響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與和諧社會建設的重大問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本文根據《北京統計年鑒》中的相關數據，對北京市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及其變動趨勢進行分析。

一、北京市城鄉居民收入的變動狀況

1.城鎮居民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呈逐年增長走勢，年均增速接近一成五

1978～2010年期間，北京市城鎮居民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呈逐年增長走勢（見圖1），從1978年的365.4元增長至2010年的29073元，增長了78.56倍。在此期間的年均增速（名義增速，下同）達到了14.66%，接近15%。與此同時，北京市城鎮居民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在1986年首次超過1000元，1995年首次跨過5000元的整數關口，2000年首次越過10000元的整數大關，2004年首次跨過15000元的整數關口，2007年首次突破20000元的整數大關，2009年則首次跨過25000元的整數關口。

此外，北京市城鎮居民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在1993～2003年期間每年向上跨過1000元的新臺階，而在2005～2010年期間則每年較上一年增長2000元以上。其中，2008年增長的最多，比

2.農村居民的人均年純收入也呈逐年增長走勢，年均增速接近一成四

1978～2010年期間，北京市農村居民的人均年純收入也呈逐年增長走勢（見圖1）。2010年為13262元，較1978年的224.8元增長了57.99倍。在此期間的年均增速也超過了10%，為13.59%，但低于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速1.07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北京市農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在1988年首次超過1000元，2001年首次跨過5000元的整數關口，但直到2008年時才首次越過10000元的整數大關，分別比城鎮居民晚了兩年、六年和八年。這也反映出北京市農村居民與城鎮居民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水平之間的絕對差距越來越大。

二、北京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動狀況

1.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絕對值總體呈不斷擴大的走勢

1978～2010年期間，北京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絕對值（以下稱作城鄉居民人均年收入之差）總體呈不斷擴大走勢（見圖2）。該差值在1978年為140.6元，到2010年時則擴大至15811元，增大了111.45倍。城鄉居民人均年收入之差的年均增速超過了10%，達到了15.9%，分別比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速和農村居民人均年純收入的年均增速高出1.24和2.31個百分點。

具體而言，城鄉居民人均年收入之差在1978～2010年期間的變動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為1978～1980年。在此階段城鄉居民人均年收入之差呈逐年擴大走勢，從1978年的140.6元逐年擴大至1980年的193.3元，擴大了37.48%，年均增速為17.25%。

第二個階段為1981～1984年。在此階段城鄉居民人均年收入之差呈逐年縮小走勢，從1981年的152.7元逐年縮小至1984年的29.5元，比1980年的差距值縮小了84.74%，年均降速高達37.5%。尤其是1983年和1984年的縮小幅度很大，分別比上一年縮小了45.76%和58.45%。

第三個階段為1985～1997年。在此階段城鄉居民人均年收入之差除1989年略有縮小（比1988年縮小了2.14%）外均呈逐年擴大走勢，從1985年的132.6元擴大至1997年的4050.7元，較1984年的差距值擴大了136.31倍；年均增速超過了四成，高達46.03%，是1978～2010年期間差距值年均增速水平的2.89倍，也比第一個階段的年均增速水平高出1.67倍。這一階段是1978年以來城鄉居民人均年收入之差擴大得最“快”的階段。

第四個階段為1998～2010年。在此階段城鄉居民人均年收入之差繼續呈逐年擴大走勢，并連創歷史新高，從1998年的4443.1元逐年擴大至2010年的15811元，較1997年的差距值擴大了290.33%。但差距值的年均增速則大幅回落至11.04%的水平，比第三個階段的年均增速水平大幅減少了34.99個百分點，不到后者的四分之一；比第一個階段的年均增速水平低6.21個百分點，比1978—2010年期間差距值的年均增速水平也低4.86個百分點。

雖然在第四個階段城鄉居民人均年收入之差的增速有所減緩，但絕對差距仍在不斷擴大。2000年的絕對差距首次跨過5000元的整數關口；2001年再上一臺階，首次超過6000元；2003～2005年則分別越過7000～9000元的整數關口。2006年時，絕對差距首次突破10000元大關。而2010年時的絕對差距則跨過了15000元的整數關口。另外，2004～2008年以及2010年的絕對差距的“增加額”均在1000元以上，分別比上一年擴大了1079.4元、1327.3元、1565元、1072元、1548元和1059元；這6年的絕對差距共擴大了7650.7元，占1978～2010年期間城鄉居民人均年收入之差“增加額”的48.82%。

2.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相對值總體呈“V”形上升的走勢

1978～2010年期間，北京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相對值——城鄉居民人均年收入的比率（城鎮居民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除以同期農村居民的人均年純收入）總體呈“V”形上升走勢（見圖2），即經歷了一個先縮小再擴大的過程。1978年的比率為1.63，2010年升至2.19，擴大了34.36%，年均增速為0.93%。

具體而言，城鄉居民人均年收入的比率在1978～2010年期間的變動也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同樣為1978～1980年。城鄉居民人均年收入的比率在此階段變化不大，保持在1.6～1.7的水平，分別為1.63、1.66和1.63。

第二個階段同樣為1981～1984年。城鄉居民人均年收入的比率在此階段呈逐年下降走勢，且在1～1.5之間。1984年降至1.04，創歷史最低紀錄，較1980年下降了0.59，減少了36.2%，年均下降0.15。根據世界銀行的有關報告數據，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城鄉居民人均年收入的比率為1.5，因而這一階段北京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第三個階段為1985～1996年。城鄉居民人均年收入的比率在此階段總體呈上升走勢，且上升幅度較大，但比率未超過2，最高為1994年的1.95。1996年的比率為1.93，較1984年上升了0.89，提高了85.58%，年均上升0.07。其中在1985～1992年期間，城鄉居民人均年收入的比率雖總體呈回升走勢，但除1992年略超過1.5（為1.51）以外，其他各年均在1.5以內，低于第一階段的比率水平。

第四個階段為1997～2010年。城鄉居民人均年收入的比率在此階段總體依然呈上升走勢，且屢創歷史新高，均在2以上，最高達到了2.32（2006年），但總體升幅和年均升幅均明顯低于第三個階段。2010年的比率為2.19，較1996年僅上升了0.26，提高了13.47%，不到第三個階段的六分之一；年均上升不及0.02，不足第三個階段年均升幅的三分之一。

總體而言，北京市城鄉居民人均年收入的比率自1978年我國實行經濟改革以來經歷了基本保持平穩、明顯下降、明顯上升和微幅上升四個階段，且總的趨勢是上升，盡管在某個階段和某些年份有過下降。

應當引起更進一步關注的是，北京市城鄉居民人均年可支配（純）收入及其差距的數據還僅僅是一種表面的“顯性收入”及“顯性差距”，并不能真實地反映兩者實際收入的差距水平。由于我國現存的城鄉二元體制方面的原因，城鎮居民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數據并沒有涵蓋城鎮居民所實際享有的各種各樣的實物性收入和補貼性收入，如醫療、教育、住房補貼、財政價格補貼、各種福利保險、單位內部的實物發放和服務費的減免等各種“隱性收入”，而同期農村居民并沒有享受到同等的待遇。如果把城鎮居民實際得到的這些“隱性收入”因素考慮進去，則實際上北京市城鄉居民之間的人均年收入的差距就更大了，粗略估計城鄉居民人均年收入的比率將達到4倍以上。在“大都市、小農村”的背景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已經成為制約北京市經濟協調發展、城鄉一體化的瓶頸之一。

三、北京市城鄉居民內部收入差距的變動狀況及比較

由于統計口徑的調整，為便于比較，下面根據《北京統計年鑒》中按收入水平進行五等分組，2002～2010年期間北京市城鄉居民人均年可分配（純）收入數據，對北京市城鎮居民內部、農村居民內部以及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變動狀況進行分析。

1.城鎮居民內部的收入差距變動狀況

高、低收入戶之間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之絕對差距和相對差距均在不斷擴大。

從反映北京市城鎮居民內部收入差距的主要指標來看（見圖3），2002～2010年期間北京市城鎮居民中高、低收入戶之間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的絕對差距與相對差距均在不斷擴大。其中“收入極差”是指按收入水平進行五等分組的高收入戶與低收入戶之問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之差，反映了兩者之間的絕對收入差距；“收入不良指數”是指最富有的20%人口所占的收入份額與最低收入的20%人口所占的收入份額之商，反映了兩者之間的相對收入差距，該指數的最低值為1，數值越高則表明收入差距越大，兩極分化傾向越嚴重；“庫茲涅茨指數”是指最富有的20%人口所占有的收入份額，該指數的最低值為0.2，數值越高則表明收入更向高收入人群集中，高、低收入者之間的收入差距也越大；“阿魯瓦利亞指數”是指40%的最低收入人口所占有的收入份額，該指數的最高值為0.4，數值越低則表明收入更向少數的高收入人群集中，高、低收入者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就越大。

具體而言，城鎮居民中高、低收入戶之間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之絕對差距（即“收入極差”）在2002～2010年期間呈逐年擴大走勢，從2002年的17291.8元逐年擴大至2010年的40047元，增加了22755.2元；年均增幅為11.07%，稍高于同期除中低收入戶外的其他四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幅水平，僅比同期中低收入戶以及全市平均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幅水平低0.1個百分點左右。與此期間，高、低收入戶之間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之絕對差距為同期全市城鎮居民平均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水平的1.25～1.47倍，均值為1.39倍。

同時，城鎮居民中高、低收入戶之間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之相對差距（即“收入不良指數”）在2002～2010年期間總體呈“下降一上升一回落”走勢，2010年為3.92，略高于2002年的3.85，在此期間的均值為3.93。期間兩者的比率在2003年曾縮小至3.36，但2004年迅速擴大至4，創2002年后的歷史新高；之后三年雖然有所回落，但未創歷史新低；2008年再創歷史新高，達到了4.41，之后再次回落。

城鎮居民收入的“庫茲涅茨指數”在2002～2010年期間總體也呈“下降一上升一回落”走勢，2010年為0.3697，略低于2002年的0.3747。該指數在此期間的最低值為2003年的0.355，最高值為2008年的0.3811，均值為0.3722，是該指數的理論最低值（為0.2）的1.86倍多。

城鎮居民收入的“阿魯瓦利亞指數”在2002～2010年期間總體則呈波浪形微幅減小走勢，2010年為0.2376，略低于2002年的0.2407。該指數在此期間的最高值為2003年的0.2547，最低值為2008年的0.2216，均值為0.2371，不足該指數的理論最高值（為0.4）的六成。

上述指標均表明，北京市城鎮居民內部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在2002～2010年期間不僅存在著較大的差距，而且該差距在進一步擴大，“窮人更窮、富人更富”的現象仍然存在。

2.農村居民內部的收入差距變動狀況

高、低收入戶之間的人均年純收入之絕對差距在不斷擴大，而相對差距有所縮小。

從反映北京市農村居民內部收入差距的主要指標來看（見圖4），2002～2010年期間北京市農村居民中高與低收入戶之間的人均年純收入之絕對差距在不斷擴大，但相對差距卻有所減小。

具體而言，農村居民中高、低收入戶之間的人均年純收入之絕對差距（即“收入極差”）在2002～2010年期間也呈逐年擴大走勢，從2002年的10889元逐年擴大至2010年的20977元，增加了10088元；年均增幅為8.54%，但低于同期農村居民五等分組的各收入戶以及全市平均的年均增幅水平。在此期間，高、低收入戶之間的人均年純收入之絕對差距為同期全市農村居民平均的人均年純收入水平的1.57～1.86倍，但總體呈縮小走勢：2002和2003年均超過1.8倍（分別為1.85倍和1.86倍），2004年縮至不足1.8倍（為1.78倍），2005年起縮至不足1.7倍，2009和2010年則進一步縮至不足1.6倍（分別為1.57倍和1.58倍）。

而農村居民中高、低收入戶之間的人均年純收入之相對差距（即“收入不良指數”）在2002～2010年期間除個別年份外基本呈逐年減小走勢，從2002年的6.23減小至2009年的4.79，減少了144個百分點，年均減少20.57個百分點。2010年雖有所反彈，但仍低于5（為4.92）。

農村居民收入的“庫茲涅茨指數”從2002年的0.4412減小至2010年的0.3971，年均減少了0.55個百分點，但期間的均值仍高達0.4152，是該指數的理論最低值（為0.2）的2倍多。

農村居民收入的“阿魯瓦利亞指數”在2002～2010年期間除個別年份外均呈逐年微增走勢，從2002年的0.194增加至2010年的0.217，年均增加了0.285個百分點。該指數在此期間的最低值即為2002年的0.194，最高值為2009年的0.218，均值為0.207，分別不足該指數的理論最高值（為0.4）的五成、五成五和五成二。

以上數據均表明，北京市農村居民內部的人均年純收入在2002～2010年期間仍然存在著較大的貧富差距，而且這種貧富差距的絕對值（高、低收入戶的人均年純收入之差）仍在進一步擴大，只是貧富的相對差距（高、低收入戶的人均年純收入之比率）在逐年縮小，但仍大于城鎮居民。

3.城鄉居民內部收入差距變動狀況的比較分析

（1）城鄉居民之間各收入戶人均年收入的絕對差距均總體呈擴大走勢，但總增加額和年均增幅均不同，收入越高則其絕對差距也越高、年均增幅也越大；中高收入戶和高收入戶絕對差距及其總增加額均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并且高收入戶絕對差距的年均增幅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在2002～2010年期間，按收入水平進行五等分組的北京市城鄉居民之間人均年收入的絕對差距（指同組別收入戶的城鎮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年純收入之差）均總體呈擴大走勢（見圖5）。具體而言，2010年北京市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中各占20%的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中等收入戶、中高收入戶和高收入戶的人均年收入之絕對差距分別較2002年增加了4360元、6493.1元、7847.6元、9510.3元和17027.2元，年均增幅分別為9.7%、10.49%、10.72%、10.99%和12.91%。而同期全市平均的城鄉居民之間人均年收入的絕對差距也從2002年的6583.8元逐年擴大至2010年的15811元，增加了9227.2元，年均增幅為11.57%。

不難看出，在此期間北京市城鄉居民各收入戶人均年收入的絕對差距在總增加額和年均增幅方面均不同，并且從低收入戶向高收入戶而“遞增”，與各收入戶的人均年收入水平呈正相關關系，收入越高則其絕對差距的總增加額也越高、年均增幅也越大。

另外，從圖5還可以看出，2002～2010年期間在北京市城鄉居民之間，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和中等收入戶的人均年收入絕對差距值不僅一直低于同期全市平均的絕對差距值，且其總增加額和年均增幅水平也低于全市平均的相應值。中高收入戶的人均年收入絕對差距值及其總增加額均略高于同期的全市平均水平，但其年均增幅水平則稍低于全市平均的相應值。而高收入戶的人均年收入絕對差距值一直大大高于同期的全市平均水平，并且其總增加額達到了全市平均水平的1.85倍，其年均增幅水平也高出全市平均水平1個多百分點。

以上分析表明，在2002～2010年期間，不僅北京市農村居民的人均年純收入水平一直大大低于同期城鎮居民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水平，而且在五等分組的同一收入階層中，北京市農村居民與城鎮居民之間的人均年收入水平之絕對差距也在不斷擴大，并且收入階層越高，兩者之間的人均年收入之絕對差距擴大得越快。

（2）城鄉居民之間各收入戶人均年收入相對差距的總體走勢不同，但在同一年里相對差距的大小則與各收入戶的人均收入水平呈負相關關系，并且中高收入戶和高收入戶的相對差距一直低于全市平均的比率水平。2002～2010年期間按收入水平進行五等分組的北京市城鄉居民之間人均年收入的相對差距（指同組別收入戶的城鎮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年純收入的比率）總體走勢不同（見圖6），其中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和中等收入戶這三組的人均年收入相對差距均總體呈“M”形下降走勢，但都一直高于全市平均的比率水平（除2008～2010年中等收入戶的比率略低于全市平均的比率水平外），而中高收入戶和高收入戶這兩組的人均年收入相對差距均總體呈上升后回落走勢且都一直低于全市平均的比率水平（除2004年中高收入戶的比率略高于全市平均的比率水平外）。

具體而言，低收入戶的城鄉居民之間人均年收入的比率在2002～2009年分別為2.91、3.16、2.83、2.81、2.99、2.76、2.4和2.37，2010年小幅反彈至2.56，較2002年下降了35個百分點，年均下降4.38個百分點。中低收入戶的比率在2002～2009年分別為2.47、2.57、2.43、2.39、2.53、2.49、2.33和2.26，2010年時小幅反彈至2.31，較2002年下降了16個百分點，年均下降2個百分點，大大低于低收入戶的年均下降幅度。中等收入戶的比率在2002～2008年分別為2.23、2.32、2.32、2.3、2.36、2.35和2.29，2009年時創歷史新低，降至2.17，2010年微升至2.18，較2002年僅下降了5個百分點，年均僅下降0.63個百分點，明顯低于低收入戶和中低收入戶的年均下降幅度。

而中高收入戶的比率總體呈倒“V”形走勢，其中在2002～2007年期間基本呈逐年上升走勢，分別為2.06、2.12、2.21、2.2、2.23、2.25，而從2008年開始呈逐年回落走勢，2008年和2009年分別回落至2.22和2.14，2010年進一步回落至2.06，與2002年持平。并且中高收入戶的比率在2002～2010年期間除2004年外則一直略低于同期全市平均的比率水平。高收入戶的比率則總體呈明顯的倒“N”形小幅擴大走勢，2002～2008年分別為1.8、1.71、1.93、2.03、2.09、2.08和2.18，2009年回落至2.14，2010年快速回落至2.04，但較2002年依然上升了24個百分點，年均上升3個百分點。此外，高收入戶的比率在2002～2010年期間則一直明顯低于同期全市平均的比率水平。

在2002～2010年期間，從歷年五等分組各收入戶的比率大小順序來看（見圖6），均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中等收入戶、中高收入戶和高收入戶（除2009年中高收入戶和高收入戶并列排在最后外）。這表明北京市城鄉居民之間收入越低的，其人均年收入的相對差距也越大。

（3）城鎮居民高收入戶與農村居民低收入戶之間人均年收入的絕對差距呈逐年擴大走勢，而兩者之間的相對差距則總體呈縮小走勢，但比率仍超過10。

在2002～2010年期間，按收入水平進行五等分組的北京市城鎮居民高收入戶與農村居民低收入戶之間人均年收入的絕對差距（指城鎮居民高收入戶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低收入戶的人均年純收入之差）呈逐年擴大走勢（見圖7）。兩者的絕對差距在2002年已跨過20000元的整數關口，達到了21265.8元；2006年首次突破30000元的整數關口，為33341元；2008年則首次越過40000元的整數關口，為42652元，比2002年擴大了1倍；2010年則進一步擴大至48381元，較2002年增加了27115.2元，年均增幅為10.82%，略高于同期農村居民人均年純收入的年均增幅水平（為10.7%），但低于全市城鎮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幅水平（為11.17%）和全市平均的城鄉居民之間人均年收入絕對差距的年均增幅水平（為11.57%）。

而同期北京市城鎮居民高收入戶與農村居民低收入戶之間人均年收入的相對差距則總體呈縮小走勢（見圖7）。兩者的比率在2010年降至10.03，較2002年的11.21下降了118個百分點，年均下降14.75個百分點。其中在2002～2006年期間，兩者的比率呈“W”形波動走勢，并在2004年創下2002年后的歷史最高值（為11.34）。而從2007年開始，兩者的比率則呈逐年下降走勢，并從2008年開始連創2002年后的歷史新低，但仍保持在10以上。

四、結論與建議

總而言之，隨著北京市經濟的發展，北京市城鄉居民的人均年收入水平在1978—2010年期間均呈逐年增長走勢，但同期城鄉居民之間的絕對收入差距和相對收入差距均總體呈不斷擴大的走勢。與同期城鎮居民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相比，農村居民的人均年純收入水平不僅不到前者的一半，而且年均增速水平也低于前者1個多百分點。在2002～2010年期間，按收入水平進行五等分組的北京市城鄉居民之間各收入戶的人均年收入之絕對差距均總體呈擴大走勢，并且收入階層越高，兩者之間的人均年收入之絕對差距擴大得越快；而北京市城鄉居民之間收入越低的，其人均年收入的相對差距也越大。因而在北京市也存在著城鎮居民中“富人更富”、農村居民中“窮人更窮”的現象與趨勢，這必然會影響到北京市作為和諧宜居之都、首善之區的建設以及在“十二五”期間率先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等目標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