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文化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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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文化的概念范文第1篇

關鍵詞：草原文化；建構；綜述

中圖分類號：F59 文章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1）35-0258-02

進入21世紀的今天，草原民族及其文化正面臨著現代化和國際化的沖擊，接受現代文明的洗禮。因此，發掘草原文化的合理內核，保護草原民族傳統文化，對草原文化進行深入研究，已為眾多人士關注。筆者在研讀大量相關資料基礎上，立足于草原文化自身研究現狀，對草原文化的概念、內涵、類型、分期及特征等方面進行綜述，以期總結現有成果，推動進一步的相關研究。

一、草原文化的概念

關于草原文化的概念問題，學者們有以下三種代表性觀點。

1.政協主席陳光林等人士認為：“所謂的草原文化就是世代生息在草原地區的先民、部落、民族共同創造的一種與草原生態環境相適應的文化，這種文化包括草原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風俗習慣、社會制度、思想觀念、、文學藝術等。”[1]

2.“草原文化主要是指歐亞草原游牧民族在適宜放牧牲畜的草原區域創造的獨特文化 ， 是由草原地理環境 （自然因素） 、游牧經濟生活和馬背民族的歷史傳統等 （人文因素） 多方面作用而出現的文化現象和文化復合體。”[2]

3.“草原文化就是以中國北方草原為載體，由生息在這里的先民 ，特別是阿爾泰語系民族和族群共同創造的文化。” [3]

草原文化的承載地區、創造主體以及組成部分是草原文化概念的主要內容。從上述的三個觀點中，我們可以得出：草原文化的承載地區是草原，創造主體是世代生活在草原的居民，與其他文化一樣，其具有豐富的內容。

從內容上來說，生活在草原地帶的人們創造出與草原生態環境相適應的文化，就應當是草原文化，該種文化包括游牧文化、狩獵文化以及農耕文化等。

二、草原文化的內涵與特質

草原文化的內涵和特質問題，目前是學術界在草原文化研究領域很難形成共識的焦點。有學者認為：草原文化的內涵“一是順從‘長生天’的可持續發展模式為特征的自然生態理念；二是以多樣的貿易需求為特征的經濟貿易理念；三是誠實守信的思想道德理念；四是不拘一格、兼容并蓄的開放生態理念。”[4]有學者認為，“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崇尚自然，踐行自由和英雄崇拜”[5]；也有學者認為，“草原文化是生命文化、生態文化，基本精神是英雄精神、自由精神、務實精神、開拓精神和頑強精神。”[6] 這些提法，從不同的層面論述了草原文化的內涵和特質。正如吳團英所說，“草原文化作為統一的認知對象……應當具有基本的、穩定的、同一的內在屬性和特質。” [7]基于此，草原文化的內涵可概括為以下四方面：

一是自然生態理念。草原文化是以游牧生產方式為基礎的文化形態，而游牧生產是最具生態特征的生產方式。不僅將人當作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將自然當作敬奉的對象，草原文化將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當作一種重要行為準則和價值尺度。

二是誠信倫理觀念。誠信倫理觀念體現在物質生產過程、生活習俗和政治文化之中。草原民族推崇以誠立命的道德標準。

三是自由開放。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這種生活方式為他們提供了相對寬闊的生活天地和自由環境，自由深深熔鑄于其民族性格之中。

四是英雄崇拜。在草原民族中，人們普遍崇尚英雄，奉行英雄精神，把效法英雄當作人生的最高價值追求。蒙古族是擁有英雄史詩最多的民族之一。

三、草原文化的分期

關于草原文化的分期問題，學界提出眾多觀點，僅就中國草原文化的分期就存在以下觀點。

1.按草原文化的發展演變脈絡，即草原文化產生、形成、發展的歷史實際進行分期。有學者對草原文化作如下分期：“（1）扎賚諾爾文化――朱開溝文化為北方草原文化起源期。（2）朱開溝文化――公元209年為草原文化形成期。（3）以游牧文化為突出特點的草原文化發展期（公元前209至公元906年，約1116年）。（4）與黃河文化、長江文化嵌合、交融的草原文化拓展豐富期（907―1911年）。（5）草原文化的現代轉型期（1911―1949年）。”[8]

2.將北方草原文化進行歷史分期，又考慮中國古代北方草原文化基本特征，對草原文化歷史分期進行劃分：“ 以原創游牧文化為主要特點的區域文化形成期（公元前 209 年至公元 906 年）； 拓展地域空間和經濟類型的文化跨越發展期（907 ―1205 年）； 在統一中國的大背景下創新與吸融相互滲透的全面發展時期（ 1206―1911 年）。”[9]

草原文化的發展既有逐步的形成過程，也有在重大歷史事件背景下的劇烈變化。所以，對草原文化的合理分期對研究草原文化有重要意義。

四、草原文化的基本特征

對草原文化的基本特征問題，是目前學術界普遍關注和積極討論的熱門話題，學界大致有以下觀點：（1）多元化特征。李登樣認為：草原文化系統本身具有多樣性，“草原文化與其他文化類型如長江文化、黃河文化、農耕文化、工業文化、信息文化也是相互交融的。”[10]因此，草原文化具有多元化特征。另外，有學者認為，草原文化是由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民族創造的，因而，草原創造主體具有多元特征。（2）生態化特征。烏云巴圖認為，游牧必須具備三要素：人、家畜和環境，而人（牧民）充當調節者的角色，相當于一個生態因子。“牧民的所作所為必須服從于其他要素之間的動態平衡的維持。牧民的這種角色要求使得牧民所擁有的文化必然帶有生態屬性。”[11]；馬桂英認為：“……質樸的自然觀，再加上他們所處的自然環境 ， 使他們同大自然融合為一體 ， 導致各民族原始文化中形成了具有強烈的歸順自然、順應自然、適度師法自然的價值觀。”[2]。（3）開放性特征。李登樣，馬桂英認為：“ 游牧民族四海為家 ， 視野特別寬闊 ， 能夠廣泛接納各種文化 ， 對任何外來文化都不排斥 ，任何時候都能恰倒好處地融合、吸收異族文明。”[2] （4）歷史傳承的悠久性。舊石器時代的大窯文化、薩拉烏蘇文化、扎賚諾爾文化，新石器時代的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和紅山文化等，都證明了草原文化的歷史可謂悠久。（5）區域分布的廣闊性。在歷史上，廣闊的北方草原一直是以游牧民族為主的地域，所以草原文化一直是這個廣闊區域的重要文化形式。（6）構建形態的復合性。草原文化是一種復合型文化，是草原文化是地域文化與民族文化的統一，是游牧文化與多種文化的統一，是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的統一。

參考文獻：

[1] 陳光林.深化草原文化研究[N].光明日報， 2007-09-21（9）.

[2] 馬桂英.略論草原文化的特征[J].天府新論，2006，（1）.

[3] 論草原文化的建構特征[N].光明日報，2004-12-21.

[4] 王利俊.草原文化傳統價值的當代啟示[J].實踐，2005，（2）.

[5] 吳團英. 略論草原文化研究的幾個問題[N].光明日報，2006-02-07（11）.

[6] 烏云巴圖.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J].實踐，2006，（1）.

[7] 吳團英.略論草原文化研究的幾個問題[N].光明日報，2006-02-07（1）.

[8] 金海.深化草原文化研究 推進文化大區建設[N].實踐，2006，（10）.

[9] 何天明. 中國古代北方草原文化的連續性與階段性――對本區域文化歷史分期的思考[N].光明日報，2007-07-20（9）.

[10] 李登祥. 對草原文化變革與重塑的探討[J].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2006，（1）.

[11] 烏云巴圖.草原傳統文化的流變與特征[J].實踐，2006，（3）.

Research summary on the grassland culture

PANG Yu

(Humanity and tour school,Huhehaote vocation college,Huhehaote 010021,China)

游牧文化的概念范文第2篇

(2018年12月)

2018年以來，旅游辦認真落實全市旅游發展大會、招商大會、重點項目現場推介會確定的全市旅游跨越發展的工作目標和主要任務，按照“高起點規劃、高強度投入、高標準建設、高效能管理、全方位宣傳”的發展思路，在項目謀劃、服務水平提升、工作機制創新等方面進行了大膽的探索和嘗試，構建了鄉村旅游與全域旅游互補、本土游與異地游并存的旅游產業格局。全年旅游接待人數？萬人次, 旅游總收入？億元,接待人次、旅游收入及增幅均位有所提升。現將工作具體開展情況總結如下：

一、加強項目建設，助力全域旅游發展。

年初以來，我們以旅游重點項目建設為抓手，逐步形成“在建項目促運營、中期項目做前期、遠期項目進儲備”的建設格局。2018年旅游項目計劃總投資？億元，目前，已完成投資？億元，其中項目建設計劃投資？億元，完成投資？億元，基礎建設計劃投資？億元，完成投資？億元。

1、牧歌鄉村旅游示范帶南環續建項目。該項目以蒙古汗廷文化園、道爾其格鄉土植物博覽園、太平莊中草藥康養休閑度假基地、天山生態莊園為節點建設南農耕鄉村旅游環線，目前，已累計完成投資6.66億元，其中2018年完成投資1.18億元。蒙古汗廷文化園完成投資5.5億元，其中2018年完成投資8000萬元，總計占地2548畝，已經完成生態丘陵、非遺文化走廊、草原景觀、入口廣場、現代游樂園和家庭賓館六大主題片區建設，全市旅游產品新聞會在此成功舉辦；道爾其格鄉土植物博覽園完成投資5700萬元，其中2018年投資1600萬元，完成三個展館主體建設，生態產業館完成內部布展，其余兩個展館正在布展。太平莊中草藥康養休閑度假基地項目完成投資4800萬，其中2018年完成投資1900萬元，銘欣莊園完成了家庭賓館、餐飲接待區、會務接待區、院內綠化、美化和亮化工程，2018年新建水上樂園、垂釣園、賽馬場等娛樂設施，已經具備休閑度假接待能力，全市第二屆鄉村旅游節在此成功舉辦；天山生態莊園已完成投資1100萬元，其中2018年完成投資250萬元，已完成兒童樂園、餐飲接待區和賓館住宿區建設；

2、牧歌鄉村旅游示范帶北環線新建項目。該項目以新地村的盈豐莊園、代白烏蘇村的山水田園度假區、蘇魯鼎游牧區、鳳凰山村的鳳凰山莊為節點打造北林木鄉村旅游環線。截止目前該項目已完成投資2497萬元，其中盈豐莊園完成投資1000萬元，建設完成葡萄采摘園150畝，暖棚蔬菜水果采摘15棟，保鮮庫1處；代白烏蘇山水田園度假區完成投資497萬元，建設完成蒙古包民俗、杜鵑湖、花海種植、果園回購、旅游接待中心等；蘇魯鼎游牧體驗基地投資800萬元，已完成游牧文化展館和基本接待設施建設；鳳凰山莊完成投資200萬元，建設完成農家樂接待中心、垂釣園等項目。

3、現代草業博物館觀光旅游項目。該項目于2017年啟動建設，主要建設服務綜合體、草種研發區、草原休閑度假、旅游及草原文化體驗區及配套設施。截止目前完成2期綠化一階段任務，包括景觀池周邊及園區主入口兩側的綠化任務，總計栽植景觀喬木2000余棵，景觀灌木約5萬余株，大宗電子平臺以及中國草業博物館裝修設計方案正在進行中，跑馬場以及騎行路正在設計中。已完成投資累計7500萬元。

4、罕山牧云歌非遺原始游牧文旅體目的地項目。繼2017年與大連銀泰旅游集團簽訂了阿旗全域旅游開發框架協議后，又簽訂了《阿魯科爾沁旗文旅項目合作開發協議書》，為罕山牧云歌非遺原始游牧文旅體目的地項目的推動提供了政策和資金保障。目前，項目的概念規劃方案已經出爐，規劃打造烏桓溝度假區、非遺原始游牧區、牧云歌山地草原綜合服務區三大區域、6個游客集散中心，融旅游+文化+體育+綠色教育+心靈修復+生態農業+醫療養生+健康科技孵化為一體的AAAAA級國家風景區，推動阿旗政府與大連銀泰集團共同組建了蒙元文體旅有限公司，用于景區的建設、運營。啟動了高格斯臺罕烏拉自然保護區旅游的規劃編制工作，2019年3月末前完成規劃審批工作。

二、夯實基礎建設，提升公共服務水平。

多方爭取項目資金，完善交通網絡和旅游基礎設施建設，逐步提升旅游產業公共服務水平。

1、公共交通設施建設情況。國道303線一級公路貫穿我旗東西，東與通遼市開魯縣接壤，西與巴林左旗承接，全長118公里，目前道路主體及交通安全附屬設施建設全面完成，11月已通車。省道210線已完成路基墊層和橋涵建設，已鋪設下面層瀝青100公里，預計2019年全線通車。國道303線、省道210線累計完成投資20.4億元。代白烏蘇采摘園7.1公里、綠田園草業3.6公里等鄉村旅游公路已于9月底全部完工。通用機場具備使用條件，主機場飛行區全部建設完成，并且取得了通用機場使用許可證，完成投資7750萬。旗內南北通達，旗外立足赤錫、面向東北的立體旅游交通格局逐步形成。

2、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情況。一是完成了太平莊和汗廷文化園兩處自駕車營地建設任務，并投入使用。二是旅游廁所建設項目有序實施。2018年啟動建設旅游廁所12座，已全部開工建設，截止目前完成投資150萬元。在爭取全市旅游廁所資金配置方面排名第二。三是旅游標識系統逐步完善。蒙古汗廷文化園、銘欣莊園、道爾其格鄉土植物博覽園園區內投資30余萬元，制作安裝了景區導覽圖、導向圖、標識標牌等并安裝完成投入使用，信號網絡與核心景區建設同步實施。  

三、宣傳造勢，開啟大營銷。

堅持品牌宣傳、活動造勢、網絡營銷“三駕馬車”一起上，宣傳大品牌，形成大人氣，營造大氛圍。在營銷載體上，采取新媒體與平面媒體相結合。創新宣傳形式，開展了以上微信、旅游產品上銷售平臺、上旅游推介會為主要載體的形象推介活動，通過強烈的視覺沖擊，增強影響力。在營銷形式上，采取內功修煉與外攻突破相結合。一方面，做實基礎，搭建平臺。編輯制作了一張旅游宣傳片《純凈草原的詩和遠方》和一本文明旅游宣傳冊。另一方面，進出結合，拓展市場。先后邀請多家媒體宣傳報道阿旗旅游，組團走出去赴第六屆北京農業嘉年華舉辦了阿旗主題日活動，兩次赴北京參加“四縣兩旗”旅游產品推介會。將我旗旅游品牌推向了更廣、更大的舞臺。在營銷內容上，采取大節慶、大事件相結合。舉辦了奶香飄那達慕大會暨奶食品制作展示，承辦了赤峰市第二屆鄉村旅游節暨“金秋十月”旅游產品會，積極籌備第五屆“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中國）工作交流會相關工作，助推阿魯科爾沁草原游牧系統成為“世界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提升了阿旗知名度，贏得了客源，帶動了旅游經濟。

四、認真實施旅游扶貧，全力落實幫扶責任。

旅游扶貧是精準扶貧的重要方式之一。近年來，國家在精準扶貧方面出臺了很多政策措施，有力的推動了扶貧事業發展，為旅游扶貧提供了良好的機遇。2018年，阿旗旅游辦辦積極推動旅游扶貧政策落實，聯絡天山鎮，共同爭取扶貧資金1000萬元，建立了太平莊鄉村旅游扶貧產業園，采取政府+企業+第三方平臺模式，先期資產收益，后期成立基金，形成長效機制，帶動建檔立卡貧困人口332戶，837人脫貧致富。

嚴格落實脫貧攻堅幫扶責任。根據先鋒鄉西山村村情、民情，定期研究幫扶工作，主要領導高度重視，每月2次帶隊到西山村開展工作，切實幫助嘎查村和貧困戶解決實際困難和問題；扎實做好選派駐嘎查村干部工作，按照旗委要求選派副主任張國良駐西山村、宣傳促進股股長王瑋琦駐前崗臺村開展工作，嚴格落實了派駐干部日常管理、后勤保障、補貼等工作；認真組織幫扶責任人開展結對幫扶工作，確保單位全體幫扶責任人每周入戶走訪不少于1次。

二、存在的困難和問題

（一）旅游公共服務配套體系薄弱。全旗旅游產業起步晚，歷史欠賬較多，是加快發展旅游產業的最大瓶頸，即將建設的核心景區交通條件滯后，旅游標識、信號網絡、接待中心、電力配套等基礎設施不足，有的還處于空白，嚴重制約了核心景區的開發建設的速度和規模。

（二）對景區和鄉村旅游發展的支持力度不夠。近兩年來雖然旗委政府高度重視旅游產業的發展，但沒有擬定發展旅游產業的具體獎懲制度，還沒有形成全旗上下發展旅游產業的共識。

（三）保護性開發建設與各部門政策的銜接研究不夠深入，如游牧區和自然保護區的開發，在前期手續辦理上受到各類交叉政策的限制，影響了前期籌備工作的進展。

  三、2019年工作計劃

（一）啟動罕山核心景區建設。

一是圍繞北部原生態草原游牧區，立足“純凈”主題， 啟動罕山牧云歌非遺原始游牧文旅體目的地項目建設，該項目2019-2020年計劃投資1.5億元，目前正與當地牧民洽談合作方式，利用有效時間，加快辦理可行性研究報告、環境評估報告、節能、項目備案審批等各項前期手續，啟動用地預審和規劃許可，確保該項目按計劃啟動項目建設。

（二）完善牧歌鄉村旅游示范帶建設。

確保鄉村旅游示范帶南環線7個節點建設全面建成運營。提高太平莊銘欣莊園接待能力，完善水上樂園建設，提升配套基礎設施建設，打造營銷宣傳網絡。擴大規模，內涵發展，增加項目運營、增收的積極互動。北環線整合先鋒鄉旅游資源，發展區域性鄉村旅游。引導先鋒鄉將詩語養殖創業基地與盈豐山莊以及笤帚加工車間等旅游資源串聯成線，形成區域特色。全面實施代白勿蘇山水田園項目游客接待中心、停車場、旅游廁所等基礎配套設施建設。探索拓展運營模式，啟動招商計劃，引進資本，延伸投資，拓展古村落、攀巖等項目發展。繼續完善蘇魯鼎游牧體驗基地基礎設施建設，側重民族和民俗文化展示，完善游牧文化展館、游牧文化體驗區、重點發展蒙元民族民俗展覽，作為核心景區的有效補充，打造蘇魯鼎游牧體驗基地。

（三）進一步夯實基礎設施建設。

加快旅游廁所、旅游標識系統和智慧旅游等基礎工程建設，完善旅游服務功能。為全旗旅游大發展提供基礎保障條件。

（四）強化旅游宣傳營銷工作。

圍繞“純凈阿魯科爾沁”主題，開展形式多樣的宣傳促銷推介。一是啟動罕山牧云歌非遺原始游牧文體旅目的地的宣傳推介工作。二是舉辦全旗第三屆鄉村旅游文化節系列活動。三是充分利用手機微信平臺、自媒體等現代科技手段，宣傳我旗旅游新動態。四是搞好推介宣傳。積極參加省內外和全國性各種旅游博覽會、推介會等，充分發揮平臺展示功能，全面投放旅游宣傳資料，做實我旗旅游形象宣傳。五是開展攝影專題宣傳。舉辦“純凈阿魯科爾沁”攝影比賽及攝影展，結合每年6月游牧大遷徙活動、阿旗四季風光等，邀請對口幫扶單位北京昌平區攝影家協會協作完成。

（五）加強旅游商品推介。

一是籌建阿旗旅游商會。為更好地服務于我旗旅游事業的各項產業發展，由旅游辦牽頭籌備組建我旗的旅游商會。業務歸旅游辦指導，以我旗涉足與旅游產業相關的單位、企業、個體為核心會員，成立一家社團機構平臺。主要服務于我旗旅游產業發展，企業資源信息共享、拓寬我旗旅游商品的銷售渠道，采取多種形式，通過多種渠道，為我旗旅游經濟合作和發展提供服務，做好穿針引線工作。二是積極協助主管部門的工作，發揮好商會的作用，積極開展與各地區的企業商務交流，做好我旗旅游商品的推介銷售指導工作，及時傳遞相關政策、企業內的培訓需求、項目引薦推廣等相關領域工作。

（六）助推阿旗旅游提檔升級

游牧文化的概念范文第3篇

【關鍵詞】蒙古族 藝術 長調

【中圖分類號】J6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9682（2011）06－0198－01

一、蒙古族長調民歌研究的意義

蒙古族主要分布于我國的內蒙古及蒙古國，其傳統的民族文化受現代化進程的影響有失傳的危險性，而蒙古長調作為蒙古傳統音樂文化的主要藝術形式，其保護和復興成為音樂工作者研究的重要課題。各民族音樂的傳承大部分是以口頭傳承的形式保存與發展的，口頭傳承是民族民間音樂最主要的傳承方式，蒙古長調同樣也以口頭傳承為主。蒙古長調的教育過程中即使有歌譜也只起到輔助作用，主要以長調演唱藝人口頭示范來傳承，特別是歌唱過程中的裝飾音在歌譜中不能全部體現，還有其旋律部分也沒有完全固定，所以不能像西洋音樂那樣用樂譜來表示，師承關系是蒙古長調延續的根本。內蒙古長調的傳承方式有三種：一是家族式傳承，晚輩從長輩那里習得。二是通過媒體播放的文藝節目來學習長調。三是到長調藝人那里學習長調。但是，學校音樂教育體系還沒有將其納入教學范疇。1980年以來，內蒙古藝術聯盟為了拯救傳統文化，內蒙人民出版社不定期發行民歌集，文字記錄的樂譜和口頭傳承二者相輔相成是音樂傳承和發展的重要手段。現在，長調的傳承、教育、記譜方法、歌唱創作等方面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傳承和保護工作卻步履艱難，因此蒙古族傳統音樂的研究就顯得十分重要。

二、蒙古族長調民歌的地域性

內蒙古地域遼闊，東西直線距離約2600公里，南北直線距離約1800公里。地域習慣、發音、方言、生活環境等多種多樣，保留了濃郁的民族傳統音樂文化，其旋律、歌唱特征都存在很大的地域性差異。其地域性大致可分為三部分：東部以呼倫貝爾和科爾沁地區為中心，中部以錫林郭勒和烏蘭察布地區為中心，西部以鄂爾多斯和阿拉善地區為中心。東部的蒙古族長調的宮廷特色較少，保留了古老民歌和民間歌舞形式，受中部的長調的影響，調的基本形式相同，但移調轉調豐富，羽調向下屬調移調轉調情況較多出現。中部地區的長調的氣息悠長，特別是高音部分華彩裝飾，節奏非常自由，聲音可以傳得很遠，令人陶醉，葉圣陶先生早在1961年就有短詩《聽蒙古族歌手哈扎布歌唱》，描寫了哈扎布的歌聲：“他的歌韻味醇厚，像新茶，像陳酒。他的歌節奏自然，像松風，像溪流……”長調豐富的音量，自由的發聲氣息，常用甩腔和華彩性拖腔，以各種裝飾音（諾古拉）點綴旋律都會體味到五聲音階所表現出的那份獨有的激動與蒼涼，以錫林郭勒和烏蘭察布地區為中心的中部長調經常使用羽調和角調。西部長調的裝飾音少，調式特征以宮調和微調為主。

三、蒙古族長調民歌的音樂風格

蒙古長調音域寬廣，旋律折回，行腔時間長，裝飾音豐富等特點。旋律變化自由，旋律特點能顯示蒙古長調獨特的藝術魅力，其特點主要從以下幾點來表現：一是歌唱法，柴如拉乎、舒日嘎、諾古拉等和發聲法相匹配的多種旋律裝飾音；二是與語言表達方式緊密聯系的曲體結構；三是受自然環境影響的美學原則；四是歌手情感表達的節奏意識；五是受審美情趣影響大的個性化旋律變化。

四、蒙古族長調民歌的歌唱與發聲法

蒙古長調有各種各樣的發聲方法，柴如拉乎發聲法是建立在假聲演唱而發出真聲效果的唱法，演唱高音時明亮飄逸，有很強的穿透力。其真聲不同于一般的真聲和美聲唱法中的發聲方法有一定的區別。諾古拉發聲法可分三種：浩來諾古拉、膛奈浩來諾古拉、腭任諾古拉。隨演唱歌曲的不同用一種或幾種諾古拉。舒日嘎發聲法從聲帶發出的聲不在喉腔、咽腔、口腔中得到很大震動，而直接貫入鼻腔，頭腔中有明顯震動感，產生泛音效果。

五、蒙古族長調民歌的歌詞與音樂

蒙古長調是音樂與文學詩歌的融合，愛是長調民歌的永恒主題。世界各民族的生活習慣、宗教及生存環境差異很大，對愛的表達方式也不同，蒙古民族生活于廣袤的大草原，加之游牧的獨特生活方式，使他們對愛有自己的思考，長調民歌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產生的。人們對環境的熱愛，起始于對家鄉的情感。蒙古人家的概念是那樣的寬廣，家就是整個草原。蒙古人把最深情的歌獻給母親，他們把家鄉、草原都融入母親之身。在蒙古族傳統習俗中，每逢重大慶典、宗教禮儀活動等聚會中歌唱長調贊美詩。長調民歌贊美草原、贊美駿馬、贊美愛情、贊美親情、贊美英雄、贊美山川的題材非常多。游牧文明是蒙古族天人合一、與草原融為一體的天堂。如果說農耕文化表現更多的是積累、成熟、改造自然，而游牧文化則充滿生機和創造力，是與大自然的和諧，因此，通過蒙古長調我們可體會到游牧文明的透明性，也是蒙古民歌產生的生活基礎。蒙古長調是游牧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藝術形式之一，蒙古民歌作為蒙古族文化的重要載體經過世代相傳和積淀，給后人留下的不僅是藝術，而是靈魂和精神、智慧和聰明。

游牧文化的概念范文第4篇

【關鍵詞】 天山；特征；價值；游牧文化；綠洲文明；生活圈；歷史地理學

松田壽男（Matsuda Hisao，1903-1983）日本著名東方學者。擅長中西交通史、中亞史、西域史。祖籍熊本縣，出生在東京。畢生致力于西域史、中西交通史及中亞史等研究，著述甚豐，為日本中亞史、西域史學界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突破了前人僅從地理、民族學和語言學研究其歷史的局限性，進而從經濟方面探討。他把這一地區放在“干燥的亞洲”世界里，側重研究歷史地理和經濟史，提出該地區歷史發展的基本因素為連結亞洲東西兩方的中轉商業。《古代天山歷史地理學》出版于1956年，是集松田壽男先生多年研究內陸亞細亞成果之大成的一部巨著，對于研究內陸亞細亞史的學者，特別是對于研究我國新疆地區的歷史地理的學者有著巨大的參考。本書圍繞著天山山脈詳盡的介紹了漢唐時期天山南北的地貌生態以及對一些譬如且彌、蒲類、卑陸等國家，烏孫、柔然、高車等民族進行了文化生態和地理生態等方面的考究，并對其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精辟的意見。筆者通過讀這本書，受益頗多，但帶來最多方面感觸的當屬絲綢之路給西域所帶來的影響。本文就此談一談對商貿中的西域的一些看法。

天山位于新疆的中部，被視為是南北新疆的分界線，對于整個西域來說，天山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天山分為北天山、中天山、南天山，這里既是南北新疆的地理分界線，又是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線。因此，有學者認為天山是整個新疆的精華的所在。在《天山地圖》當中，胡文康認為：中天山的特點包含了許多的山間盆地，包括伊犁盆地、昭蘇盆地、鞏乃斯盆地、大小尤爾都斯盆地、焉耆盆地、吐魯番盆地和哈密盆地等代表了新疆精華的盆地，是天山富庶的象征。[1]裕勒都斯河谷、鈉林河谷更是成為了豐美的草場和肥沃的耕地并存的地帶。因此，天山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它不僅僅只是單純的分界線。拉特摩爾將長城作為兩種不同生活圈的分界線，他認為長城是“政治上所認定的明確的邊界，卻被歷史的起伏推廣成一個廣闊的邊緣地帶”。[2]書中松田先生就是在這種思想的基礎上，將天山視為長城的延伸線，“也就是說這座廣大的山脈，混合有北部草原和南部綠洲的雙重色彩，應當把它看做是呈現出所謂中間色彩的界線”。[3]要知道作為游牧民而言，觀念中并沒有一個明確的界限去界定他們的游牧范圍，即使是在中國內部，長城也并不是界限分明的一條界線。更不必說在概念更為模糊的天山地區了。這里與其說是“分界線”，倒不如說是兩種文明的緩沖地帶。松田先生在書中介紹了唐代安西四鎮的四次變遷，這一點不是恰恰可以說明這一界限的模糊性么？“從新疆的沙漠、綠洲、戈壁、河流、高山、草原、湖泊、冰川等形成了多樣化的空間形成了巨大的地理落差。天山山脈就如一道巨大的索帶將這些地理空間聯系起來， 天山作為新疆的地理重心， 就是這幅歷史畫軸的‘軸心’”。[4]由于游牧生活的不穩定性和絲綢之路的商貿，使得天山山脈成為了游牧和綠洲兩種不同生活圈的混合地帶，在這里兩種生活圈互通有無實現了共生。

一、天山山脈的特殊性

在前文當中，提到了天山的獨特的地理位置，天山山脈作為亞洲中部最大的一座山脈，[5]在地理生態上，天然的將新疆一分為二，南北疆也因各自生態環境的不同，形成了農耕和游牧兩個截然不同的生活圈，因此如何去理解天山，跳出中國王朝史的敘述框架，建立從天山看西域的視角是我們做邊疆研究的關鍵。

松田先生在書中將亞洲分為濕潤亞洲、森林亞洲和干燥亞洲三個部分。[6]而天山山脈就是干燥亞洲的一個重要地理標志。由于西域獨特的生態環境，決定了水的重要性，也正是因為水，導致了天山在整個新疆地區能夠冠之以“天”姓。也正是因為充足的水源，可以在天山中的盆地孕育出譬如蒲類國、伊吾州等一大批西域文明。此為天山特殊性之一。

作為北疆的游牧文明與南疆的綠洲文明緩沖區，天山地區會有更多的機會去汲取來自于兩種不同生活圈的精華，因此在散落于天山山脈中的大小盆地從來沒有出現過被哪種文明獨占的現象，二者似乎在這里這里達到了一種共生的狀態，這一點在下文中將會做詳細的闡述。此為天山特殊性之二。

絲綢之路對于西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西域的內部游牧民需要定居者提供的糧食、布匹和手工制品，農耕文明需要放牧者的牛羊、毛皮和奶制品。而天山地區，成為了滿足這一需求的重要途徑。這種商貿導致了天山地區的富足，也使這一地區成為歷史事件頻發的重要原因。例如將西域都護府設立于烏壘的一部分原因，不是正是為了達到能夠由官方來控制和保護這種商貿的目的么。此為其特殊性之三，也是本文主要闡明的內容之所在。

二、綠洲民的職業問題

游牧文化的概念范文第5篇

人口與經濟發展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分析遼代遷入塞外的人口對遼本土經濟發展的影響，是一個歷史問題。同時對于中國目前復雜的人口問題而言，它也是個現實問題，或許能夠給當代的發展一點啟示。

一、人口與經濟的關系

人口與經濟的關系不能簡單地單向地來看。實際上，人口與經濟兩者是一種互動的關系，也即對立統一的關系。一方面，人口多從某種程度上講，可利用的勞動力也就多了。自然，經濟的發展就有了以勞動力為基礎的潛在資源。同時，人口多又為生產活動提供了更大的消費市場。刺激消費、鼓勵生產，是我們國家發展經濟的一項強有力的政策。這些影響都是站在人口平衡的角度上去考慮的。需要注意的是，人口也能給經濟發展帶來負面的，甚至是致命的影響。人口過多或者過少，就會產生勞動力的過剩或者短缺。而市場的擴大也有可能導致消費過猛而產生通貨膨脹，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歐美國家的通貨膨脹就是個很典型的例子。我們應該看到的是，人口與資源是緊密的聯系在一起的。人口少而資源多，會產生經濟發展后勁不足的現象；人口多而資源少，則又使得資源的承載能力下降，阻礙經濟發展。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人口與資源的比例是否協調是決定人口成為經濟發展正面因素與否的首要因素。反過來，經濟同時又影響著人口的發展。如經濟發展對人口數量、素質等的影響，本文主要討論人口施加于經濟發展的影響，因此不做敘述。

上個世紀，在“人多力量大”觀念的影響下，我國的人口迅速增長，這確實為當時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很大的助力，然而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先生就做過精辟的分析：“在一窮二白的中國，資金少，人口多，把人民組織起來，利用它作為一種資源，不是沒有好處的，但不要忘記亦有人多的壞處。人多固然是一個極大的資源，但也是一個極大的負擔。我的新人口論主張保留它的好處，去掉它的壞處；保存這個大資源，但去掉這個大負擔。方法是提高人口的質量，控制人口的數量，因為提高人口的質量等于增加人口的數量。”①

在這里我們有必要區分一下人口與人力資源的概念。人力資源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擁有的可用于生產活動的潛在的勞動生產力。從廣義上講，所有人口都可以成為人力資源。但是經濟學上所講的人力資源，則是指能夠作為生產要素投入社會經濟活動的勞動人口，它并不是所有的人口。而且也不能簡單的把人口眾多等同于人力資源豐富。這里的人力資源，僅僅是一種潛在的勞動生產力，而非現實的勞動生產力，它需要經過教育、培訓、訓練等一系列的開發過程，才能夠轉換為現實的勞動生產力。②

人力資源顯而易見的特征是，能動性、動態性、時效性、可再生性等。我們這里所強調的特征，是指作為“資源”的人力，必須首先是有經濟價值的，這種經濟價值不只是傳統的、古典意義上的人口出生后到成為勞動力以后所具有的體力勞動，而更為重要的是人力資源的智力、知識、技能的經濟價值。人力資源的優勢，如果得不到利用，又如人力很多、人口很多、人力資源的開發利用就會受到限制和阻礙，人力不僅會失去資源意義，反而會成為巨大的負擔。經濟發展受多種力量推動，其中人力資源的開發，即人力資本的積累是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推動力。③

二、遼代遷入塞外的人口對當地經濟發展的影響

遼代遷入塞外的人口以中原人口和渤海人為主。大規模地以戰俘形式遷居中原人口和渤海人至遼本土主要集中在遼太祖到遼圣宗六朝，前后持續約有一百年的時間。遷居人口對遼本土產生重大影響的，又以遼太祖至太宗會同元年。因為，這時期的中原人口和渤海人主要被遷居在遼本土的上京附近。而后，人口遷居的位置發生了重大變化。從太宗會同元年之后，人口主要遷居至燕云十六州地區。這部分地區處于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中間地帶，農業也有了很好的發展，遷入的人口對其產生的影響有限。

宋遼對峙時期，中原的農業已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農業技術也是比較先進的。而居住于今東北地區的渤海人，由于地理位置的便利和條件的優越，較早的接受了中原的農業文明，其農業發展相對比較先進。農耕與游牧是兩種不同的文化，并且存在著一定地域上的分野，然而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時期農耕與游牧兩種文化完全的割裂開來。移民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兩種文化接觸與滲透的外來促進因素。遼代對塞外移居的中原人口與渤海人口，直接促進了塞外農墾區的形成。這一點，北京大學韓茂莉教授在她的《農業人口的遷入與遼塞外本土農墾區的形成》一文中作了全面的分析。從人口與經濟發展的角度看的，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這部分人口對遼代經濟發展的作用。

首先，可以做這樣的推測，遼在定都上京之后，遼本土地區的人口數量是不多的。因此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的幾次大規模的移民基本上都是把擄掠的中原人口以及渤海人口遷往上京臨洮府附近。這部分人被遷入后，立刻就充實了遼本土的人口數量。按照上述的人口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同時也就增加了大量的勞動力，緩解了遼本土勞動力缺乏的壓力，為遼經濟的發展提供了硬實力。

其次，前面已經敘述過人口與人力資源的區別。所以可以對這部分遷入人口做一個定性分析。這部分遷入遼本土的農業人口，由于長期從事農業生產，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已經經過了一定的訓練，可以直接投入到生產活動中而產生經濟效益。也就是說，他們所具備的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體力資源，還具有從事農業生產的技術等經濟價值。可以說，這部分人口，已經不止升級成為人力資源，而是升級到了現實的勞動生產力。這樣的資源對于農業發展的作用是顯然易見，而在以農業立國的中國封建時代，農業的發展基本上可以等同于經濟的發展。

再次，從消費的角度來看。人口增加了數倍之多，其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需求量也增加了。這就是上面所說的，人口的增加提供了更為廣闊的消費市場。封建時代雖然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但并不就是說商業的發展始終停滯不前。如果那樣的話，又如何會在明朝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呢！因此，這部分的遷入在促進遼本土農業發展的同時，也間接帶動了商業的發展。

最后，中原人口與渤海人口的遷入，使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更加緊密而頻繁的接觸，加強了兩種文明的傳播與滲透。從經濟發展資源的角度去看，文化是一個地區發展的軟資源。不管是農耕文明，游牧文明，以及二者接觸后產生的新的文化，都有可能被利用成為經濟發展的助力。魏孝文帝改革，從某種程度上說，是革除了一些舊觀念，接受了一些新思想，才使得國富兵強。

反過來分析，遼本土人口不多，但遼控制的地域卻比較遼闊，可以說是地廣人稀。這部分人遷入后，非但沒有成為阻礙人口成為對經濟發展起正面作用的制約因素，反而更加有利于當地資源的開發與利用。也就是說，人口與資源的比例不平衡的現象不存在。更不會有所謂的勞動力過剩的現象。因此，這部分人對遼本土經濟的發展基本上起的是正面的推動作用。

在這大規模移民的一百余年時間里，是契丹人從原始部族向封建社會轉化的重要階段。社會的發展固然有其內在的因素，但是外在的推動力也是不可或缺的。遼的幾次移民潮，其作用甚至可以上升到直接促進了遼代經濟形式的轉型和社會生產方式的轉變。今天的中國，人口多而壓力大。因此，在人口的協調中，我們國家引入了生態移民的概念，并且付諸了實踐。分析古代重大的移民潮，對解決中國當代的人口問題，是有所幫助的。

注解

① 《經濟論文選》第77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