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水平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社會治理水平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社會治理水平范文第1篇
關鍵詞：生產 水平 價值 價格
中圖分類號：F06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2）10-288-03
筆者在2012年第3期《經濟師》發表的文章中定義了商品的價值：“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商品所耗費的社會生產力的量和商品內在差別這個內因，在整個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這個外因的作用下形成的，商品的價值是由外因和內因共同決定的?！倍x了商品的價格：“商品的交換價格是由生產商品所耗費的社會生產力的量和商品內在差別這個內因，在市場中通過影響價格的諸外因作用下形成的，商品的價格是由內因和諸外因共同決定”的之后，再就幾個重大問題進行探討。
一、價格理論中的哲學問題
1.商品的價值是什么創造的·我們從商品是什么來探討這個問題，商品首先是財富、商品是人們在商品社會用來交換的財富。商品是財富這就說明商品的價值是代表商品本身在商品社會中財富量的多少——即商品的價值是財富量多少的表現。商品的生產是人的勞動和生產資料相結合的共同結果或產物，在商品的生產過程中生產資料同人的勞動一樣具有創造商品價值的作用，區別只是人的勞動是具有主觀能動性的創造，生產資料是無主觀能動性的創造，這一點我們不能忽視。比如：一粒小麥掉在土壤中第二年就可生長出上百粒小麥，生產工具能夠代替人的勞動、擴延人的勞動、提高人的勞動效率等等，這些都說明了生產資料在生產商品創造價值中有著人的勞動不可替代的（如同大自然一樣具有神奇的創造性）創造作用。我們只強調勞動者人的勞動是創造商品的價值的唯一性，而忽視了生產資料在創造商品價值中的創造作用，只承認人的勞動種出的小麥才有價值，才是財富，而不承認用耕牛或拖拉機種出的小麥也一樣有價值也是財富，就等同于忽視了大自然創造了人和萬物的作用一樣，是不全面或是片面地看問題。通過討論我們可以回答商品的價值是生產商品消耗了的社會生產力創造的。
發展生產力是硬道理，滿足勞動者人的發展需要是我們人類生產活動的目的，發展增長生產資料物質財富是手段、是基礎，勞動者人和生產資料在生產商品過程中要同樣重視他們的作用，二者的統一結合才能創造更多的商品——財富。我們要學會養雞取蛋，不能殺雞取蛋，革了哪一個的命都要犯錯誤，這也是我們應該認真總結和吸取的一個教訓。
2.商品的價值為什么不能用勞動的價值來決定·商品的價值、勞動的價值都是一個主觀的東西，決定它們的是客觀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
其一是說人類社會伴隨著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發展，人們勞動的成果從沒有富余到有了富余，從出現了實物交換到商品貨幣交換，商品和勞動成為商品的產生及其商品的價值和勞動的價值都是由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的。比如：在一定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下,社會平均每個勞動者年生產80000件商品，其中每個勞動者生活平均消耗20000件商品，生產資料消耗20000件商品，40000件商品用來交換發展生產力，那么社會毛利潤（生產力創造的剩余價值）等于100%，這是實物的交換過程。我們再看看貨幣交換過程，假定每件商品價值2元錢，每件商品就有0.5元的工資和0.5元的生產資料費用,成本是1元錢,利潤或剩余價值是1元錢，貨幣的交換必須反映商品實物財富交換的真實性和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客觀性，當人們主觀地隨意提高商品的價格時就只能使貨幣貶值，這就體現了商品的價值和勞動的價值都是由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的客觀；實現全部商品交換后，每人年工資40000元，40000元的利潤中可扣除社會需要部分后將用于生產力的發展（包括人的和生產資料的發展——擴大再生產），這就是商品社會生產——流通交換——擴大再生產——再流通交換的循環。由此來看，貨幣交換的初始應該是商品實物財富交換的真實翻版，但貨幣的出現就產生了資本和價格，資本和價格就又充當了人為操控市場的工具，真偽、利弊混雜于市場交換的各個角落。因此我們在市場經濟中既要充分發揮市場調節作用又要采取有效的調控機制，防止人為主觀地隨意擴展貨幣交換的內容或人為操控市場哄抬物價，造成貨幣貶值和市場交換秩序的紊亂。
其二是說商品的價值和勞動的價值一定要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比如上世紀80年代每斤蘋果兩角錢，人們的工資每月只有幾十元錢，現在生產力發展了，蘋果的價格和人們的工資收入也隨之相適應地發生了變化、每斤蘋果幾元到十幾元，普通人們的工資也增長到了千元、幾千元、上萬元。
其三是當商品的價值和勞動的價值適應生產力發展水平時，市場就健康繁榮有利于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反之市場就會異動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商品的價值和勞動的價值在商品社會反映著商品生產的交換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比如低估勞動的價值就會降低其能動性和積極性、甚至出現市場購買力不足或市場消費低迷的現象，低估了商品的價值同樣會造成生產企業的積極性、嚴重時甚至帶來企業虧損；高估二者的價值會造成通貨膨脹等問題，低估高估都是有害的。
社會治理水平范文第2篇
關鍵詞：社會保障水平測定指標；社會保障結構水平；社會保障總體水平
中圖分類號：F8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494（2012）01-0092-04
當前理論界對社會保障水平測定指標選取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尚存在不足。不足之處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所選取的社會保障水平測定指標單一，往往運用單一的指標如社會保障支出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對我國社會保障水平進行衡量，并得出一定政策建議；第二，社會保障水平測定指標的選取未充分考慮我國當前經濟和社會尤其是社會保障制度的特征，導致運用缺乏適應性的指標來衡量我國社會保障水平。上述兩個方面的不足不利于對我國社會保障真實水平進行考察，以失真社會保障水平的分析為依據所得出的結論或政策建議難免有失偏頗。因此，選取合適的社會保障水平測定指標，理性構建符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保障水平測定指標體系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選取社會保障水平測定指標的基本原則
社會保障水平是用來反映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在一定時期社會成員總體或以一定標準劃分的各類群體所享有的社會保障程度的概念，是社會保障體系改革的一個關鍵因素[1]。社會保障水平的高低、適度與否等需要用社會保障水平測定指標來衡量。社會保障水平測定指標的選取需要遵循下述基本原則。
（一）系統性原則
社會保障水平測定指標是一個綜合系統，包括社會保障支出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社會保障制度的覆蓋面、社會保障結構水平、社會保障人均水平等指標。因此，對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一定時期的社會保障水平進行測度需要綜合考察一系列的指標，如此才能對該國或該地區的社會保障水平做出客觀準確的判斷。當前國內學術界的研究往往僅運用一項或少數幾項指標即對我國社會保障水平做出判斷，這是非理性的，違背了社會保障水平測定指標選取的系統性原則，不利于準確分析我國社會保障的真實水平。
（二）歷史性原則
社會保障水平測定指標選取的歷史性原則是指在選取社會保障水平測定指標時，要充分考察被測定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和社會尤其是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階段和特征。它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內容：
第一，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在不同經濟和社會發展時期的社會保障制度特征不同，所適用的社會保障水平測定指標是不同的。一般而言，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充分時期，一國或一地區的社會保障體系處于初建時期，制度建設的重點在于社會保障內容體系的完善[2]，在經濟和社會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和社會保障內容體系的建設水平達到一定高度時，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重點開始轉向社會保障結構體系的發展，在這個時期，應當以社會保障結構水平指標作為測定社會保障水平的主要指標；當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較高，社會保障內容體系和結構體系均取得較大程度的發展時，一國或一地區社會保障制度體系的建設開始以社會保障層次體系建設為重點，在這個時期，應當以社會保障總體水平指標作為測定社會保障水平的主要指標。
第二，經濟和社會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或地區的社會保障制度具有不同的特征，適用的社會保障水平測定指標是不同的。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較低，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往往以內容體系或結構體系為重點，在這樣的背景下選取反映社會保障總體水平的指標如社會保障支出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作為測定社會保障水平的主要指標是不合理的。理性的選擇應該是選取能夠反映社會保障各項目之間是否協調發展、社會保障制度所覆蓋的各類群體之間、城鄉之間以及地區之間的社會保障水平是否公平發展的社會保障結構水平指標作為衡量社會保障水平的主要指標。發達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較高，一般來說，社會保障制度的內容體系和結構體系的建設取得了較大進展，社會保障制度的一體化程度較高，社會保障制度體系的建設以層次體系的健全為重點。在這樣的背景下，應該選擇能夠反映社會保障總體水平的指標作為衡量社會保障水平的主要指標，如社會保障支出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
（三）統籌主輔原則
在選取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在一定時期的社會保障水平測定指標時，要與該國或該地區在該時期的經濟和社會尤其是社會保障制度所處的發展階段和特征相結合，準確把握社會保障水平測定的主要指標和輔助指標?？梢哉f，選取社會保障水平測定指標的統籌主輔原則是在系統性原則和歷史性原則的基礎上得出的。一方面，統籌主輔原則所涉及的社會保障水平測定指標的范圍為整個社會保障水平測定指標系統，即把整個社會保障水平測定指標系統中的各項指標分為主要指標和輔助指標；另一方面，統籌主輔原則所應用的基準即將各項指標劃分為主要指標和輔助指標的主要標準是被考察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和社會尤其是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階段和特征，這體現了歷史性原則。
選擇社會保障水平測定指標的統籌主輔原則是指以充分準確把握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在一定時期的社會保障水平為目標，在厘清社會保障水平測定主要指標和輔助指標的基礎上，既要選取在測定過程中處于主體地位的主指標，又要充分發揮輔指標的重要作用，以對該國或該地區的社會保障水平進行綜合測度。
二、社會保障水平測定指標體系的構成要素
依據上述三項基本原則，從理論層次，構建了一個包括主指標系統和輔指標系統的社會保障水平測定指標體系。
（一）社會保障水平測定主指標系統和輔指標系統
社會保障水平測定主指標系統是指與被衡量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和社會尤其是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階段和特征相適應的能夠恰當測定該國或該地區考察區間內社會保障水平的一系列指標。
社會保障水平測定輔指標系統是指與被衡量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特別是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階段和特征不完全適應，但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被考察對象的社會保障水平且對一個較長時期社會保障水平的軌跡考察具有意義的一系列指標。
在考察一國或一地區在一定時期的社會保障水平時，主指標系統處于主體地位，能夠起到準確把握該國或該地區的社會保障水平的關鍵作用；輔指標系統的地位亦不可忽視，例如，對于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建設重點為社會保障層次體系的國家，屬于輔指標體系的社會保障結構水平測定指標仍然可以用來對被考察國家或地區的社會保障水平進行測定，并將適度水平和實際水平相比較分析，對該國或該地區的社會保障結構水平是否處于適度狀態做出判斷，如果不適度，則需要采取措施促進社會保障結構水平回歸或達到適度狀態。
（二）社會保障水平測定主指標系統和輔指標系統的內容
社會保障水平測定主指標系統和輔指標系統的內容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社會保障總體水平測定指標，包括社會保障支出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3]，社會保障制度的覆蓋面[4]等子指標；二是社會保障結構水平測定指標，包括社會保障項目結構水平、社會保障群體結構水平、社會保障城鄉結構水平、社會保障地區結構水平等子指標；三是其他測定指標。
（三）社會保障結構水平測定指標的界定
當前各類文獻關于社會保障結構水平測定指標的詳細界定幾乎處于空白狀態，需要做系統研究。社會保障結構水平測定指標包括社會保障項目結構水平、社會保障群體結構水平、社會保障城鄉結構水平、社會保障地區結構水平等子指標?，F做具體界定如下：
社會保障項目結構水平是指社會保障各個分項目的保障水平以及各個分項目的水平搭配的合理性程度。適度的社會保障項目結構水平包括兩個層次：一是狹義的社會保障項目結構水平適度，即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和生育保險之間的關系要合理；二是在狹義的社會保障項目結構水平適度的基礎上，廣義的社會保障項目結構水平要適度，即社會保險、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要協調發展。社會保障群體結構水平是指針對不同社會群體所建立的專門社會保障制度為各群體所提供的保障水平以及各個群體所享受到的保障水平之間的公平性和協調性程度。在分析一國或一地區的社會保障群體結構水平時，既要考察專門為各社會群體所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的水平，又要考察這些專門制度所提供的保障水平之間的公平性和協調性。例如，當前我國為城鎮職工、農民工、靈活就業人員等社會群體構建了有差異性的社會保障制度，需要利用社會保障水平測定指標衡量各類群體所享有的社會保障水平的公平性和協調性。
社會保障城鄉結構水平是指一國或一地區的社會保障制度分別為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所提供的保障水平以及二者之間的均衡程度；社會保障地區結構水平是指一國或一地區的社會保障制度分別為各個地區或子地區的居民所提供的保障水平以及保障水平在各地區或子地區之間的均衡程度。
需要強調的是，一國或一地區的社會保障總體水平可能處于適度的狀態，但這并不能說明其屬于健康運行[5]，還需要考察社會保障的結構水平是否適度，適度的社會保障結構水平有利于社會保障制度各項目之間協調發展，有利于社會保障制度在擁有專門制度的各類群體之間、城鄉居民之間、地區居民之間均衡發展，進而為整個社會保障制度的健康運行提供支持。
必須指出的是，對于同一個國家或地區來說，社會保障水平測定的主指標系統和輔指標系統的選擇并非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一個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變化而調整的動態歷史過程；對于經濟和社會發展程度、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建設重點不同的國家或地區的社會保障水平測定的主指標系統和輔指標系統所包括的具體指標是不同的。在對一國或一地區在一定時期的社會保障水平進行考察時，應該主要運用主指標系統做出判斷，同時運用輔指標系統加以分析，綜合考察該國或地區的社會保障水平。
三、應用社會保障水平測定指標的一個基本點
應用社會保障水平測定指標對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社會保障水平進行測度的目的并不是單純為了了解該國或該地區的實際社會保障水平，而是要以社會保障水平測定指標為切入口對被考察國家和地區的社會保障實際水平和適度水平進行測度，并對二者進行比較分析，在此基礎上得出一定結論或政策建議，為被考察國家或地區的社會保障制度的科學發展提供有益支持。
在考察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社會保障水平時，如果僅對實際社會保障水平進行測度，而缺乏對適度水平的測量，那么將無法分析被考察國家或地區社會保障水平的適度性；如果僅對社會保障水平進行測定，而缺乏有益的結論或政策建議，那么對社會保障水平的考察就失去了應用的意義。因此，應用社會保障水平測定指標的一個基本點是：以社會保障水平測定指標為工具，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社會保障水平進行考察時，既要測度其實際水平，又要測量其適度水平，并將二者進行深入比較分析，在此基礎上得出有利于被考察國家和地區社會保障制度健康發展的結論或政策建議。上述的基本點是一個連續過程，各個環節均不可偏廢。
需要指出的是，社會保障適度水平的測度需要考慮到社會保障與家庭保障之間的關系①。如果說以一定經濟水平為基礎，一個國家或地區成員所享有的保障主要包括社會保障和家庭保障，那么，以經濟總量為參量所構建的適度水平測度模型實際上測量的是一國或地區的社會保障和家庭保障水平之和。這要求社會保障實際水平的測度亦需要增加家庭保障水平之值，或者將家庭保障水平從適度水平的測度中剔除出去，方能進行適度與實際水平的比較分析。例如，受傳統文化的影響，我國家庭保障在整個保障體系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且這一狀況在中短期內恐難以改變。近年來，國內一些學者（包括筆者本人在內）應用依據人口結構理論和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所構建的適度社會保障水平測定模型對我國以及我國某些省市的社會保障適度水平進行了測度，這實際上是一種依據經濟總量指標（如工資總額等）構建模型并進行測度的方法，但實際水平的測度并未考慮家庭保障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將適度水平與實際水平進行比較分析，恐有失偏頗。當然，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保障體系僅有社會保障或以社會保障為主，那么上述應用經濟總量指標構建的模型是可以用以測度其適度水平的。
四、我國當前社會保障水平測定指標體系的構建
在這里我們應用上述所提出的三項基本原則、社會保障水平測定指標體系構成要素和一個基本點的理論來構建當前我國社會保障水平測定指標體系。我國目前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應該以社會保障結構體系為重點，同時，需要采取有力措施，促進社會保障內容體系進一步完善，且加強社會保障層次體系的建設。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當前社會保障水平測定指標體系可構建如下：
第一，主指標系統。選擇社會保障結構水平測定指標作為測定我國當前社會保障水平的主指標。應用社會保障項目結構水平、社會保障群體結構水平、社會保障城鄉結構水平、社會保障地區結構水平等子指標對我國社會保障水平進行有效測度和深入分析。
第二，輔指標系統。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社會保障總體水平測定指標，具體包括社會保障支出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社會保障制度的覆蓋面等子指標；二是其他指標。
考察當前我國社會保障水平，要在充分發揮主指標系統在測定過程中的主要作用的同時，兼顧輔指標系統的應用，以實現綜合考察、系統測度的目標。在應用社會保障水平測定指標的過程中，要根據上述基本點的要求，不僅要測度我國實際的社會保障水平，還要測量我國適度的社會保障水平，并將二者進行比較分析，得出有益的結論或政策建議，促進社會保障水平向適度區域靠攏，為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科學發展提供有力支持。
上述所構建的我國社會保障水平測定指標體系是與我國當前國情相適應的，其適用的時期區間長度取決于我國經濟和社會尤其是社會保障制度發展階段和特征的變化，當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狀況尤其是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建設的重點發生變化時，其結構要進行合理調整。
注釋：
①為了便于分析且不影響分析過程和結論，此處設定，社會保障并不包含家庭保障。
參考文獻：
[1] 丁建定.和諧社會建設需要構建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J].人口與經濟，2009(3):73-78.
[2] 丁建定.略論中國社會保障制度體系的完善[J].黑龍江社會科學,2011(5):132-138.
[3] 穆懷中.國民財富與社會保障收入再分配[M].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3:83-86.
[4] 張平.構建我國社會保障支出績效評價指標體系[J].中國社會保障,2010(7):32-34.
[5] 孫健夫,郭林.社會保障適度水平測度模型分析[J].中國社會保障,2008(4):38-40.
The Construction of Reasonable Social Security Determining Index System
GUO Lin ZHANG Xuefeng
(1.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4
2.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社會治理水平范文第3篇
【關鍵詞】整體護理；胃癌；干預；疾病不確定感；社會支持水平
不確定感是指人對事情無法給予恰當的組織及分類時產生的一種認知[1]，這種認知隨時間的推移而發生動態變化，當患者對疾病狀態無法預測時，就會產生疾病不確定感，產生不安、焦慮等負面情緒，嚴重影響其生活質量。2012年我院普外科為降低癌癥患者的疾病不確定感，對胃癌術后患者實施了整體護理措施，獲得了滿意效果，現報告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臨床資料：選取我院普外科2012年1月-2013年6月期間收治的胃癌術后患者63例，男性38例，女性25例，年齡44歲-71。所有患者經組織學確診為胃癌，并行胃癌根治術，病情相對穩定，排除高血壓及淋巴系統疾病患者。
1.2研究及分組方法：63例胃癌術后患者隨機分為觀察組32例和對照組31例，在患者住院期間及每月回院化療期間對兩組患者實施常規護理，觀察組在常規護理基礎上實施整體護理干預。對兩組患者干預前后進行問卷調查，評價兩組患者MUIS和SSRS評分的差異。
1.3研究工具[2]：①MUIS，含25個條目，采用5分評分法，非常同意記5分，同意記4分，不確定記3分，不同意記2分，非常不同意記1分，得分越高，表示疾病不確定感越高。②SSRS：包括3個維度共10個條目，為主觀支持4個條目，客觀支持3個條目，對支持的利用度3個條目。
1.4整體護理干預方式及內容：①心理指導：根據患者入院時MUIS量表評價結果，有針對性的采取鼓勵、暗示、安慰、解釋、傾聽等方法，發放健康教育宣傳冊，向患者普及疾病的疾病知識、應對策略，向患者展示成功治療的病例及照片，回答患者疑問，引導患者主動尋求支持，樹立健康觀念和戰勝疾病的信心。②知識宣教：向病人講解胃癌的相關知識，包括誘發胃癌的原因、疾病的性質、臨床表現、治療方案、治療過程中注意事項、預后情況和康復期需注意配合的事項，提高患者及家屬對疾病相關知識的熟悉程度。③一對一溝通：護理人員與患者及家屬就疾病的治療與護理事項進行一對一溝通，保證患者安心治療、積極配合護理，保證各項治療措施得以順利實施。
1.5統計學方法：計量資料以用 ±s表示，組間均數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療效比較采用成組設計兩樣本比較的軼和檢驗，選用Z統計量，構成比的比較采用χ2檢驗，不滿足χ2檢驗條件的采用fisher 精確概率法，所有數據經SPSS16.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學處理，p
2結果
本次發放調查問卷63份，回收63份，有效回答問卷63份。
2.1兩組患者MUIS評分比較：干預后觀察組患者疾病不確定感各維度得分均較干預前顯著降低（P0.05）；干預后兩組間比較，觀察組MUIS各維度得分（不明確性40.86±6.73分，復雜性27.11±4.41分，MUIS總分68.03±10.13分）顯著低于對照組（不明確性46.54±7.41分，復雜性30.62±5.81分，MUIS總分77.26±11.96分）（P
2.2兩組患者SSRS評分比較：干預后觀察組社會支持評分中主觀支持維度和社會支持總分較干預前顯著提高（P0.05）；干預后兩組間比較，觀察組主觀支持和社會支持總分（42.61±8.55）顯著高于對照組（38.53±8.55）（P
3討論
護理人員利用專業的護理手段，給予患者良好的心理支持，可有效促進患者康復，提高患者生活質量。我們對32例胃癌術后患者實施了整體護理措施，同時與31例實施常規護理的胃癌患者進行對照，比較兩組患者疾病不確定感程度及社會支持水平評分，結果發現，以心理指導、一對一溝通、健康教育為重點的整體護理措施可顯著降低胃癌術后患者疾病不確定感，提高患者社會支持水平。
當病人對疾病狀態無法預測時，就會產生疾病不確定感，一些患者因不了解醫護人員對自己進行治療的目的，而拒絕治療，或不了解疾病的相關知識而胡亂猜測，造成極大的心理壓力，我們護士在對患者進行常規的入院介紹和健康教育外，還詳細向患者講解關于胃癌的基本知識，包括胃癌的病因、治療及預防知識，及術前麻醉和準備，術后注意事項等，同時積極宣傳成功治療的病例，提高患者戰勝疾病的信心，取得配合。有研究表明[3]，及時向患者提供疾病的相關知識，可有效提高患者治療的依從性，減輕患者對疾病和治療產生的不確定感。
穩定的婚姻、和諧的家庭關系，可影響患者的行為，讓患者感覺到被重視，而醫護人員的心理護理、溝通等，可增加患者安全感。我們在護理干預過程中，單獨走訪患者，一對一溝通，了解患者內心感受，明確患者的需求，有針對性的對患者提供支持。在對患者進行健康教育的同時，也邀請患者家屬參加，患者可獲得更多的支持和幫助。本研究結果表明，通過整體護理干預后，患者社會支持水平顯著提高了。
日常工作中，我們建議患者剛入院就評估其疾病不確定感水平，然后有針對性的對患者提供信息支持；術前、術后詳細講解正確康復功能鍛煉的重要性，從專業角度指導患者進行康復鍛煉。總之，整體護理措施可顯著降低胃癌術后患者疾病不確定感，提高患者社會支持水平，改善患者生存質量，提高護理整體水平，值得臨床推廣。
參考文獻：
[1] 許樂，柯熹等，肝癌患者個體特征癥狀困擾對疾病不確定感的影響[J]，福建醫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9（3）：33-37.
社會治理水平范文第4篇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urbanization， more and more urba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dopt PPP mode， many of them belong to quasi-infrastructures. Some of the quasi-infrastructures in PPP projects reflect the low efficiency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which reason is the level of project governance. By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expert interview，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governance evaluation index of the quasi-operational infrastructure in PPP. Then it uses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factor analysis method for index optimization， finally determining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quasi-operational infrastructure in PPP.
關鍵詞：準經營性；PPP目；項目治理水平
Key words： quasi-operational infrastructure；PPP project；project governance level
中圖分類號：F28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7）22-0029-05
0 引言
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是政府和社會資本進行工程建設的一種模式，以特許權為基礎，由政府與社會資本之間達成的一種伙伴關系，從而達到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雙贏模式[1]。PPP項目的成功離不開其利益相關者利益關系的協調，而利益相關者動態平衡雙贏卻難以維持，據統計，從1990年至2013年，PPP項目建設和運營的收益和成效甚微，有些甚至被暫?；蛉∠鸞2]，如何在制度層面和頂層設計層面促進利益相關者關系和諧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目前關于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研究較少，特別是缺乏項目治理水平指標體系的研究。本文旨在尋求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水平評價指標體系，為準經營PPP項目治理水平的提高提高依據，優化準經營性PPP項目發展進程。
1 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水平只指標體系概述
1.1 項目治理水平內涵界定
“治理”這一理念在政府、公司等領域都得到了很好的應用與發展，并形成了比較成熟的政府治理和公司治理等理論體系。但是，項目治理這一概念在20世紀90年代才被提出來，目前為止對其理解仍然存在分歧，也沒有形成比較系統化的理論體系。對于項目治理的定義，國外具有代表性的是Turner、Renz、Bekker等學者的界定，Turner認為項目治理是利益相關者之間設定一整套關系，并提供一種結構，通過這種結構，設定項目目標，確定實現該目標以及績效實現的方式[3]。Renz認為項目治理是一種反映企業倫理的方式，針對復雜的環境下的項目，進行戰略性指導、綜合管理以及整體控制的一個系統過程[4]。Weaver認為項目治理是公司治理的子集，從公司治理的領域關注項目活動，包括項目組合的指導、項目發起人地位和項目管理的效率等方面[5]。國內以嚴玲對項目治理的定義最具代表性，定義項目治理是一種制度框架，在這種框架下，體現了項目各利益相關者之間權、責、利關系制度的安排[6]。從上述學者的論述中可以看出，項目治理的思想主要是從公司治理演化而來的。結合不同學者之間的定義，本論文給出的項目治理定義：為了實現項目目標，構建一套正式或非正式的、內部或外部的制度或機制的體系，它規定了項目主要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權、責、利關系，從而在項目交易中建立一種秩序，并通過這種制度來維持這種秩序，使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得以協調，并維持項目交易中一種良好秩序的過程。定義中不僅包括項目在項目契約組織形成時建立秩序的過程，更包括在項目建設管理全過程來維持秩序的過程。
根據上述項目治理的概念，本論文認為項目治理水平是過程行為，規定了政府部門、社會資本、公眾等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權、責、利的劃分，使利益相關者關系得到協調度與預期相比的有效性，并通過一系列措施來維持這種良好的秩序的效果。
1.2 建立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水平指標體系必要性
現如今，許多的PPP項目未能正常進行，例如杭州灣跨海大橋PPP項目，社會資本陸陸續續出讓股份或者撤資，截止目前國有資產占到總資產的80%。這都涉及到項目前期制度設計是否合理，合作效率高低的問題。PPP項目中，政府與社會資本直接的合作機制如何建立、融資結構如何安排、控制權如何配置、收益如何分享、對項目的管理者如何激勵和監督，這些都影響到PPP項目是否成功。需要我們從項目治理的角度來對項目進行分析，從制度層面來解析項目成敗的原因。
當前關于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的研究有限，特別是評價機制的缺失，隨著越來越多的項目進入運營期，以及大量的PPP項目均是準經營類，如何以項目治理為立足點，以項目治理水平指標體系為出發點，提高準經營性PPP項目的運營效率成為關鍵。
1.3 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水平評價指標體系特殊性
與經營性基礎設施PPP項目相比，準經營性基礎設施PPP項目治理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殊性：
①經營性基礎設施PPP項目的收益已大于或者等于市場平均水平，政府不需要對項目進行補貼，但是準經營性基礎設施項目的收益不足以彌補成本或者低于市場的收益均值。為了激勵社會資本參與進來，保證社會資本的的合理收益，政府應對項目進行補貼。因此，準經營性基礎設施PPP項目治理評價的需要對政府補貼機制、政府對社會資本的激勵程度等進行評價。
②準經營性基礎設施PPP同時也具有一定的公益性，政府為了滿足公眾的需求，保證公眾的利益，控制項目的收費價格，以致于項目的收益不高。因此，準經營性基礎設施PPP項目治理水平評價指標會體現出較強的公益性，比如價格監管機制等。
2 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水平指標體系理論分析
2.1 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水平評價目標
準經營性基礎設施PPP項目涉及的利益相關者關系更加復雜，利益糾紛瓜葛更多，此時的“利益”包含多方面的內容，是個復雜的多指標體系。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評價的目標應定位于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最大化。這些都強調效用、利益和價值的實現，它們本質上是相通的。價值創造是一切組織的和核心目標，而項目本身沒有價值，其價值來源于項目目標的完成，當然這里所謂的項目目標包括各利益相關者的目標，各利益相關者目標的實現也就等同于其利益的實現，由此可見。準經營性基礎設施PPP項目治理評價的目標就是達到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的協調和利益的趨同，從而最終實現項目價值。
2.2 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水平評價主體
如果由政府主導進行準經營PPP項目治理水平評價，指標體系的重點會放在社會資本滿意度上，而忽略了政府本身項目治理水平高低，也不能完全反應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的真實水平。
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應引入獨立的第三方，這樣才能平衡PPP項目眾多的參與方和利益相關者訴求。國外，如英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家通過成立專門的PPP管理咨詢單位對PPP項目進行監管。我國可以借鑒國外的經驗，引入第三方進行項目治理評價，并保證評價結果的真實性、公平性和準確性，設置獨立的PPP項目監管部門，細化到每個行業，每個項目均設置監管部門。因此，準經營性基礎設施PPP項目治理水平評價的實施機構安排第三方機構進行是最適宜的。
2.3 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水平評價時點
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水平評價的時點的設置會影響到指標的建立。PPP項目有六個階段，分別是識別階段、準備階段、采購階段、建設階段、運營階段和移交階段。由于轉經營性基礎設施PPP項目特許經營期較長、一般是為20年-30年。因此本論文的評價客體是準經營性基礎設施PPP項目，時點是從項目識別到項目運營階段，即是項目的后評價。因此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指標設置要考慮性項目識別到項目運營結束的所有階段。
3 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水平評價指標設計
3.1 治理水平指標體系構建思路
本文沿襲了國內項目治理研究思路，借鑒公司治理評價的內涵，公司治理評價的內涵是以公司治理內涵為核心，以公司治理原則為評價指引，對公司治理結構的合理性、公司運營的合規性、各層級利益相關者責任的履行情況、主要利益相關者利益的保障、信息披露及時性與完整性以及公司治理目標的實現情況作出評價。在這種評價邏輯中，治理結構、治理機制是相互聯系的，缺一不可的。因此，對于PPP項目治理的評價應包含治理結構的安排狀態以及治理機制的實施狀態，其治理目標是PPP項目利益相關者權、責、利的分配情況。
項目治理評價就應該將項目利益相關者納入到統一平臺，而不是將利益相關者單獨切割開。這一點與公司治理的內涵是一致的。但是，PPP項目治理水平評價的指標體系相比于公司治理水平評價指標體系更為復雜。其一，由于“項目”比“公司”的利益相關者更加的多，評價的橫向展開范圍更加廣。其二，PPP項目注重的是交易秩序的安排，比公司治理“獨善其身”的目標更加全面。PPP項目治理的指標相比于公司治理評價指標更加的復雜。PPP項目治理評價的指標的選取，需要借鑒公司治理評價的指標體系選擇，選擇PPP項目治理結構、PPP項目治理機制（契約治理層面、關系規范層面）。
3.2 項目治理水平指標體系分析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本文從項目治理結構、契約治理和關系治理三大視角來得出準經營性基礎設施PPP項目治理水平評價指標。首先本文是根據文獻綜述得出PPP項目治理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再根據準經營性項目特點，綜合得出準經營性基礎設施PPP項目治理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PPP項目治理結構主要是以項目權利分配為核心的內容，項目權利分配主要是PPP項目各參與方股權分配情況。具體的指標體系見表1。
項目治理機制成為一種固化的契約關系，需要與之匹配的契約治理機制。通過文獻分析可以看出契約治理分為內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兩大方面，內部治理著力于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責權利之間的制度安排，外部治理則是外在制度的安排?；谄跫s治理視角的準經營性基礎設施PPP項目按照問下文獻檢索分為四個維度，分別是利益分配、風險分擔、激勵水平和政府監管，具體指標見表2。
對于關系治理角度，嚴玲首先提出將關系治理納入到項目治理體系內，認為項目的關系治理主要在信任、承諾、溝通和合作四個方面體現出來。具體的結合準經營性PPP項目，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見表3所示。
3.3 項目治理水平指標體系最終構建
對于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水平構建的指標，由于個人主觀選取的因素，它的合理性和科學性有待考量，需通過問卷調查，對指標進行優化處理。本問卷涉及的調查對象是從事PPP工作的專家學者或者具有PPP工作經驗的人群，因此本問卷是是網絡發放問卷和線下發放兩種同時進行。本問卷了200份卷，回收了178份問卷，去掉不合格的17份，剩余161份問卷，問卷回收率161/200=80.5%，符合要求。
本文運用SPSS20.0對問卷信度進行檢驗，問卷整體和各維度的信度均在0.7以上，表明問卷信度是處于可信區間。
將指標X7、X17、X21、X28、X38刪除后，信度得到明顯的提升，具體對比結果如表5，因此刪除這五項指標。
本文運用SPSS20.0對問卷進行KMO和Bartlett檢驗，結果如表6所示。
由表6所示，巴特利特球體檢驗統計量的觀測值為2969.291，伴隨概率值0.000
在前置條件符合的情況下，對所有指標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定義了特征根大于1為標準，通過最大方差旋轉以后，結論見表7，根據計算結果顯示，所有36個指標總共抽取了6個公共因子因子，符合了特征根大于1的標準，解釋總方差的貢獻率累積達到64.276%，說明眾多指標的6個公共因子能夠較大程度綜合反映評價指標的總信息量，與上述將研究將準經營性治理水平分為6個維度符合。
由于原成分矩陣中載荷系數差異較小，不能清晰的反映出公共因子所包含的變量信息，為使公共因子在不同變量上的載荷系數呈現出顯著性差異，需對原成分矩陣正交最大化旋轉。旋轉后的成分矩陣中，載荷系數趨向于兩極化，以便于對各因子作出合理的解釋。
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水平經旋轉后的因子負荷矩陣如表8所示，本因子負荷表中可以發現，指標X36對本因子的的負荷量為0.477，說明對本因子的解釋程度不高，故刪除該指標。指標X39對本因子的負荷量為0.477，對因子4的負荷量為0.412，說明該指標對本因子解釋不足且存在交叉解釋的情況，故應刪除該指標。
根據上述研究成果，筆者對準經營性PPP治理水平的指標進行了修正：
①根據問卷信度檢驗與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分析，將指標X7、X17、X21、X28、X38、X36、X39刪除。指標刪除后指標體系更能精確地反映治理水平。
②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水平指標體系分為6個維度，分別是權利配置、利益分配、風險分擔、政府監管、利益相關者參與。
經過修正，得出準經營基礎設施PPP項目治理水平的最終指標體系如表9所示。
4 結論
本文借鑒了公司治理評價的邏輯，構建了準經營性PPP項目全過程的項目治理水平評價指標體系。首先采用文獻查閱法初步構建了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水平的初步指標，再通過問卷調查和因子分析得出了準經營性PPP項目治理水平的最終指標體系，分為權利配置、利益分配、風險分擔、激勵水平、政府監管和利益相關者參與6個維度33個指標。
參考文獻：
[1]郭鷹.基礎設施投資領域PPP生態演化的系統動力學分析[J].安徽商貿職業技術學院學，2008，7（4）：6-9.
[2]王守清.特許經營項目融資（BOT， PFI和PPP）[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
[3]Turner J R. Towards a theory of project management： the nature of the project governance and project managemen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06， 24（2）； 93-95.
[4]Renz，P.S.Project governance：implementing corporategovernance and business ethics i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M].Heidelberg：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2007：1-231.
社會治理水平范文第5篇
【關鍵詞】大數據 政府治理 創新模式 建構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確立科學的管理理念，提升治理能力。特別是在大數據時代，創新治理模式與管理水平，需要確立數據治理的思維，依托信息技術，實現管理創新，簡化管理運作流程，提高行政運作效能。
大數據的運用可以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和決策的科學性
提高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大數據作為數據處理的新技術，不僅是重要的治理資源，也是重要思維方式，嘗試將技術和思維的有機結合，將推動社會的發展變革。在社會變革的進程中，勢必會倒逼政府嘗試進行管理創新，借助大數據技術精準掌握社會需求，實現數據整合與共享，及時回應社會訴求，實現對整個社會的管理與服務，提高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推動大數據技術的發展和利用，推動大數據基礎設施建設，加大對數據資源的利用。與此同時，大數據也能為政府提供科學的技術與支撐手段，尤其是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能加速大數據技術的運用。因此，大數據與政府治理存在內在契合性。
提高政府決策的科學性。一般來講，政府決策是對地方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等作出的整體性規劃，必然會對社會不同階層產生重要影響。如果出現決策失誤，將會給國家、人民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尤其是在公共管理事務日益繁多、社會環境更為多變的情況下，要提升決策科學性，需要將大數據技術和思維充分運用到管理和決策中，管控好決策依據，并優化整個決策過程，更好落實決策。
數據作為政府治理的重要助手，將發揮積極作用。當前大數據發展呈現爆炸式增長，每時每刻都會產生反映社會情況的大量數據，數據規模也從TB升至PB，數據的量極為龐大，要從海量數據中，檢索分析利于政府治理的信息，需要進行數據分析的工作人員高度重視，客觀分析數據，把握好數據分析的質量。尤其是對重要問題更應開展全面分析，防止出現片面性，避免出現結論錯誤，導致政府決策失敗。
大數據時代，各類信息逐漸實現了數字化，不同的信息逐漸匯聚成數據源，這給政府治理帶來了諸多便捷。同時，如果在對數據進行分析過程中，安全防范措施不到位，就會泄露信息，產生較大的社會負面影響。信息泄露與黑客攻擊有著密切的關系，因為大數據與互聯網的大規模使用，社會生活的多個方面需要借助計算機開展引導與管理，這給黑客攻擊提供機會。如果出現黑客攻陷數據庫的情況，將導致信息被惡意泄露，破壞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
為大數據下政府治理提供安全屏障
提高對大數據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的認知水平。借助大數據來提高政府的治理水平，需要將大數據思維融入到政府治理的理念中，改變治理的向度、決策與工作方式。相關數據運用的重要方式是數據交流，由于數據的特點是使用一次后就實現增值，所以，流動的數據才是最有價值的。數據本身并沒有多大價值，只有通過技術手段，對其進行整理、分類與分析后，數據才成為治理的重要工具，采用科學的方式進行保護，才能規避數據危害，發揮應有價值。尤其對于政府公務人員來講，更應采用包容的心態，提高行為自覺，充分了解、認知大數據，提高對大數據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的認知水平。
制定利于大數據使用的法律法規。大數據的健康發展，需要法律的保障，當前大數據使用日益普遍，尤其是涉及網絡安全、信息公開、知識產權等方面的數據，需要法律的保障，為此迫切需要制定大數據方面的法律。從當前大數據發展的特點出發，通過法律明確政府推動大數據的使用及作用，明確數據信息采集的范疇，以及大數據保護的范圍，并對惡意泄露大數據的情況予以處罰等，推動大數據產業的健康發展。
加大信息安全的維護力度。在明確大數據價值的同時，也要面對其存在的諸多隱患，提高信息安全的維護力度。政府在對大數據使用與管理中，要盡量使用國產設備，把控信息安全的主導權，提高網絡安全技術能力，建立強大的信息安全防護體系，加大對網絡安全的監管，創建數據分級評估體系，對海量數據進行科學分級，尤其是保障公民隱私安全，確保數據信息得到科學合理的使用。還要盡量縮小數據鴻溝，提升數據的可比性與利用率，既要實行安全數據的積累，也要依托安全能力不斷提高人才匯集，將不同區域數據實現聯通，建立全覆蓋的數據共享基礎。
加大資金、人才與技術投入，完善大數據建設
加大資金投入，優化大數據基礎設施建設。在今后一段時間內，政府對地方治理的依賴性將逐步提升，然而有的地方政府的大數據基礎設施建設有待加強。一是政府加大財政支持力度，注入資金用于大數據基礎設施規劃及建設，為更好開展大數據研究提供平臺。同時，政府投入的方式也可以L試采用多種范式，既可以政府全資注入，也可以政府和企業共建，這樣不僅能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另外還能充分調動各投資方的主動性。二是整合優化大數據設施。因為大數據平臺是在云平臺、互聯網等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政府在互聯網時代就構建了基礎性平臺，比如電子政務體系。所以，需要對那些相對孤立的數據設施開展整合，對其進行調整、升級，提高大數據基礎設施建設的水平。
組建高素質的大數據專業人才隊伍。在獲得大數據后，數據的挖掘與分析顯得尤為重要，這離不開大量的大數據方面的專業人才，為此，需要組建高素質的大數據專業人才隊伍，為政府治理提供智力支撐。一是高校肩負大數據人才的培養重任。高校對接社會的需要，大力培養數據采集、物聯網以及云計算等方面的專業人才，培養社會亟需的大數據專業人才，提高人才的綜合素質。同時，要加大聯合型人才的培養力度，強調不僅掌握專業理論知識，也要具有較強實踐能力的復合型專門人才。大數據作為一門科學，實施聯合培養能積累更多的專業人才。二是落實技術人才引進制度。大數據在目前還屬于新鮮事物，在當前人才儲備相對薄弱的情況下，通過制定人才引進優惠政策，能解決人才缺乏的難題。三是加大對現有技術人員的培訓力度。要從政府治理的長遠角度出發，對當前從事大數據治理方面的人才，結合政府實際需要，加大培訓力度，并對其培訓進行考核，考核不合格的，調離隊伍，確保人員數據分析的整體水平。
提高大數據技術掌握能力。大數據屬于系統技術，主要包含數據采集、存儲以及處理等方面的技術，其中每一項技術都是重點，不管是哪一項技術沒有達到水平，都會阻礙政府治理效能的穩步推進，并對數據產生威脅。在難以實現整體技術推進的情況下，應制定鼓勵性政策，鼓勵企業或個人實現技術突破，從點到面推動技術研發創新，提高技術水平。與此同時，也要積極發揮企業、科研院所等在技術方面的優勢，支持其在大數據技術研究中，發揮其效能，提高技術的創新水平，使大數據技術更好服務于政府治理。
大數據與政府治理存在內在的契合性，大數據背景下政府治理實現了精細化，提高了決策科學性。同時，大數據背景下政府治理創新模式建構的關鍵點主要集中在數據分析、信息安全兩個方面。為此，提高對大數據與政府治理效能的認知水平，既要制定利于大數據使用的法律法規，加大信息安全的維護力度，加大資金投入，優化大數據基礎設施建設；也要組建高素質的大數據專業人才隊伍，全面提高對大數據技術的掌握能力，以此來全面發揮大數據對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的作用。
（作者單位分別為河北大學，內蒙古醫科大學）
【參考文獻】
①劉葉婷、唐斯斯：《大數據對政府治理的影響及挑戰》，《電子政務》，201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