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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體與社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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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體與社會治理

      新媒體與社會治理范文第1篇

      【摘 要】 本文在分析新媒體視閾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機遇與困境的基礎上,探討了構建新媒體時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的“1+4+6”創新模式,即樹立新媒體時代思想政治理論課科學性與意識形態性統一的教學理念,堅持四個原則,構建六個子系統,提高教學實效性。

      【關鍵詞】 新媒體;思想政治理論課;機遇;困境;對策

      高校意識形態工作,是一項戰略工程、固本工程、鑄魂工程。在第二十三次全國高校黨建工作會議上強調,高校黨建工作必須“強化思想引領,牢牢把握高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在新媒體時代,移動互聯網和智能終端的發展和普及使高校內部的思想文化交流、交融和交鋒獲得了新形式和新內容。西方敵對勢力利用其掌握的網絡資源和技術優勢,不斷爭奪大學生思想意識的陣地,消解著在高校意識形態話語權的整合力。作為加強高校主流意識形態建設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論課面臨著重要的機遇和嚴峻的挑戰,急需有針對性地制定應對策略。

      一、新媒體時代思想政治理論課在高校主流意識形態建設中的功能

      第一,弘揚和宣傳功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應當在社會思想意識多元多樣、媒體格局深刻變化條件下立足于弘揚主流意識形態,注重加強宣傳思想工作,清楚定位“培養什么人,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在強化政治意識、服務意識、問題意識和改革創新意識中,做好意識形態的宣傳思想工作。

      第二,凈化和引導功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應當承擔起通過理論教學對學生進行思想教育的功能。深刻剖析并澄清大學生對“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終結”、“”、“普世價值”等各種錯誤社會思潮的認識,實現對大學生的意識形態凈化和引導。

      第三,“三進”和轉化功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應當著力推動意識形態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防止出現思想政治理論課“意識形態漂浮”的現象,實現大學生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內化與外化。

      第四,建構和育人功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應當建構話語體系,并借助網絡媒體使主流意識形態實現文字內容視覺化、傳播手段數字化、價值觀念共識化,實現思想育人、文化育人、實踐育人、服務育人、組織育人功能。

      二、新媒體時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機遇與困境

      新媒體與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二者相互制約、相互促進。新媒體,是強教育之路;思想政治,是規新媒體之本。當前,新媒體是把雙刃劍,既是當代青年觀念更新價值提升之邏輯起點,也是青年信仰危機和道德缺失之邏輯內因。新媒體時代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相較于傳統媒體時代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并存。

      在新媒體時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面臨著發展的重要優勢和機遇。思想政治理論課是我國高校構建意識形態話語體系的根本渠道,在新媒體時代,思政課獲得的發展機遇主要體現在:第一,新媒體海量、快速、交互、生動等特點為大學生思想政治理論課提供了新載體、新平臺,微課、慕課、在線課堂等形式豐富了思政課的授課平臺。第二,新媒體環境中的每個主體(師或生)都既是媒體的接受者和使用者,也是媒體的推動者和創造者,兼具雙重功能。第三,信息技術的變革會帶來教育模式、學習方式、生活模式甚至思維方式的改變,讓教育回歸學生主體的教育原生態。第四,可以充分利用新媒體內含的知識、情感、價值觀等滲透要素,加強大學生思想素養和政治信仰,激勵青年紅色教育的終身性和系統性,提升教育主客體的媒體素養。

      在新媒體時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面臨著嚴峻的困境與挑戰。當下,新媒體已經成為一種武器,西方敵對勢力在有形無形地搶占我國的意識形態陣地,對思政課形成巨大的沖擊和挑戰。具體表現在:第一,高校對新媒體時代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地位認識不足,欠缺對網絡等新媒體對青年學生信仰與價值觀威脅的警惕性。第二,新媒體虛擬、開放、難以掌握和監控等特點使思政課面臨許多新矛盾、新問題,迫切要求快速建立新媒體與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深度融合機制和系統工程,應盡快建立從黨委領導到部門重視、從青馬工程到黨員培訓、從理論課堂到社團實踐等多層面全方位的立體構架。第三,對新媒體時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改革的研究成果轉化能力不強,急需突破研究成果的理論論證層面,真正進入從理論轉化為實踐階段。第四,對新媒體時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改革的實踐手段和方式簡單傳統缺乏創新。基本停留在構建紅色網站、運用多媒體技術講授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層面,缺少深度創新模式。第五,師生的新媒體水平和素養不高,對各種“微媒體”中信息和思潮的把握、控制、批判和引導能力欠缺,易導致工具控制人。第六,“MOOC”等遠程終端學習平臺難以實質性解決師生有效互動、思想碰撞與人格教育等網絡教育難題。

      面對當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存在的突出問題,廣大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工作者應全面把握新媒體的特性,趨利避害、發揮優勢,利用新媒體創新大學生思想政治理論課。

      三、構建新媒體時代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1+4+6”創新模式

      貫徹落實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利用新媒體的優勢和機遇,未來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改革獲得了強大的空間。國家對高校主流意識形態地位的強化,會形成對新媒體挾帶的意識形態進攻的有效抵御;“互聯網+”的時代背景,會推進新媒體技術同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不斷實現融合和提升;思想政治理論課的網絡正規化會逐漸抵消新媒體的信息混亂和技術攻擊;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和學生媒體素養的不斷提高會使思想政治理論課在新媒體時代獲得新的生命力。

      為實現新媒體與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深度融合,應當構建新媒體時代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的“1+4+6”創新模式,即“1個理念+4個原則+6個子系統”。

      1、樹立“新媒體時代思想政治理論課科學性與意識形態性統一”教學理念

      我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必須旗幟鮮明地體現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科學性、批判性、開放性和時代性,實現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科學性”與“意識形態性”的統一”。既要防止將的科學性演變成離開了現實性的教條化、庸俗化、政治化、口號化;又要防止片面地以現實性排斥政治化、意識形態化的傾向。

      2、堅持新媒體時代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四個原則

      堅持方向性原則,牢牢把握新媒體時代我國高校思政課教學鮮明的政治立場,堅決同各種反傾向做斗爭。堅持合力教育原則,實現中央到地方各級教育部門和宣傳部門相配合、頂層設計與地方特色相結合、各方面信息合力充分發揮的集成化教育教學。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原則,注重理論灌輸和社會實踐結合、理論宣講與創新指導相結合。堅持顯性教育與隱性教育結合原則,實現顯性的課堂傳統教學與隱性的新媒體教育相結合。

      3、構建新媒體時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六個子系統

      重點:提升新媒體視閾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內容。加強“原理課”關于理論和經典文獻教育,掌握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加強“概論課”關于中國化歷史進程與成果教育,樹立 “三個自信”;加強“基礎課”關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中國夢教育,培養正確的“三觀”;加強“綱要課”關于近現代中國歷史教育,養成正確的歷史觀;加強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與融合教育,增強新媒體時代文化自覺自信;加強大學生媒體素養和網絡安全教育,抵抗新媒體的技術攻擊和挑戰;加強網絡新思潮新事物新現象的引導教育,應對新媒體的網絡意識形態滲透。

      依托:打造新媒體視閾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模式。打造傳統媒體與新媒體互通有無的交互式思想政治理論課模式;充分發揮學校家庭、社會、個人合力的集成化思想政治理論課模式;虛擬和現實空間相結合的線上線下交互式思想政治理論課模式;打破傳統灌輸和說教的開放的自主自助式思想政治理論課模式。進一步推動“慕課”與“翻轉課堂”等新式教學方法的推廣與實施;繼續深入研究專題式、案例式、實踐式、PBL等常規教學改革方法;不斷探索與完善參與式、暗示式、情境式等其他輔助式教學改革方法;嘗試開發與創新更多體現意識形態功能的新式教學改革方法。

      依據:構建新媒體視閾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機制。以意識形態教育為目標的新媒體教學引導機制;以發揮學生主體性為依據的新媒體教學協調機制;以強化紀律和底線思維為規定的新媒體教學規范機制;以質量貢獻和教育實效為導向的新媒體教學評估機制;以及時控制網絡不良思想傾向為責任的新媒體預防干預機制。

      路徑:豐富新媒體視閾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載體。以課堂講授為陣地載體實現意識形態教育直接灌輸;以課程體系和教材建設為依托載體實現意識形態教育與時俱進;以多媒體為教學載體實現意識形態教育直觀引導;以博客微博微信為新常態載體實現意識形態教育有效溝通;以手機終端為靈活載體實現意識形態教育即時教化;以紅色主題網站互動社區為輔助載體實現意識形態教育常規化;以學生微視頻微電影微話劇等為微載體實現意識形態教育形式活化。

      保證:健全新媒體視閾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隊伍。充分發揮高校黨委和黨團組織對思想政治理論課的領導和指導作用;全力培養熟練運用新媒體的中青年理論科研團隊;重點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的業務能力和媒體素養;合理組建理論素養深厚和信息化水平精湛的理論宣講家隊伍;打造完善德行兼備的專兼職青年輔導員隊伍;啟動實施“卓越理論人才”培養計劃。

      保障:優化新媒體視閾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環境。建立網絡時代高校宣傳思想新媒體工作大格局;夯實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新媒體環境;構建網絡主流意識形態陣地新媒體環境;打造校報校刊校園互動社區等校園數字化環境;創設校園“微文化”軟環境;開辟網絡安全維護和輿情統計的新環境。

      新媒體與社會治理范文第2篇

      【關鍵詞】媒體;上市公司治理;信息披露;投資者投資行為

      一、引言

      媒體是社會的公器,近年來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守望者”,“守望”二字包括了向下的觀察,也包括了向上的監督,媒體監督被認為是替代司法保護不足的一項重要制度安排,其在資本市場上的重要作用已經受到了廣泛關注。自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以來,隨著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邁進,社會經濟加速轉型,經濟全球化和加入WTO進一步加劇了這種變化趨勢。這都促使人們對社會經濟的各種動態信息、相關政策法規及財經、投資、理財知識、信息的獲知需求大大增加。中國社會經濟轉型過程中很多新的經濟現象和事物涌現出來,這些新的經濟現象和事物對于普通大眾來說,往往比較抽象,難以理解,要讓普通民眾深入理解和認識當前的急劇變革,從而做出合理的投資行為,財經媒體的輿論引導非常重要。

      目前我國關于媒體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投資者投資行為的研究還不夠完善,本文的目的在于對媒體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投資者交易行為之間的關系研究進行介紹,通過對相關文獻的評價與研究方向的綜合分析,為未來的發展方向做一個初步的探索。

      本文的結構如下:第二部分給出綜述的分析框架并進一步對相關文獻進行較為系統的評述,第三部分總結目前我國在這一研究領域中存在的基本問題并闡述研究發展的未來方向。

      二、主要文獻述評

      根據以往文獻,文獻中指出了決定媒體治理功能的影響因素,并認為媒體主要通過聲譽機制、監督機制等方面對公司治理發揮作用,并進而影響投資者的投資行為。因此,本文的主要分析框架如下圖:

      圖1文章分析框架

      我國對于媒體與公司治理及信息披露的相關性研究大概在安然事件爆發后興起。周新軍(2002)指出媒體在對上市公司信息“再披露”方面顯得被動;李培功、沈藝峰(2010)把媒體分為政策導向性和市場導向性媒體,論證了市場導向性媒體具有更加積極的治理導向作用并認為我國媒體公司治理作用的發揮是通過引起相關行政機構的介入實現的。

      在媒體參與上市公司治理的研究中,我國以往文獻對三類研究比較集中:一是從新聞學角度探討媒體對上市公司的報道和財經報道中的公正性問題、報道的制度環境、報道的技巧以及大眾傳播學的角度探討媒體參與的傳播力和影響力問題;二是從法學角度探討新聞報道與法律環境,如法律維護媒體對上市公司的報道、報道后行政與司法的跟進等;三是從公司治理的角度探討媒體本身作為外部治理的主體,在公司治理中發揮的角色和功能。

      從文獻中可知,對于媒體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的研究,我國文獻的研究過程經過了從“有積極作用”要驗證“有積極作用”,再到“如何發揮作用”,而對于“為何發揮作用”的專門性探究涉及不多。

      國外對于媒體與公司治理的研究很早就開始了。1983年Fame & Jensen就指出,對自身聲譽的考慮使上市公司管理人員會積極應對新聞報道。此后,Dyck、Zingales、Miller等學者論證了媒體對上市公司管理層有監督的作用。Miller(2006)論證指出,媒體對揭示財務舞弊、減少虛假信息的傳播有積極作用。研究隨后深入到探究媒體對上市公司的監督作用如何生效:Tetlock(2007)認為媒體對上市公司的消極態度能夠刺激股民出售股票;Dycketal(2008)通過實證研究論證媒體的負面新聞會督促政府部門介入調查;Joeeta(2009)發現媒體曝光董事會無效或低效行為會產生積極作用;現也有研究指出公司在重大事件中會進行主動的媒體管理(Adhern,2014)。

      其中影響力最大的研究是Dyck and Zingales(2002)和Dyck,Volchkova and Zingales(2008)這兩篇文獻,在文獻中,作者首次從理論上提出了媒體通過影響公司聲譽在公司治理中發揮作用的三條途徑,而后續的研究主要是圍繞著這三種影響途徑進行實證研究。

      三、目前研究的不足

      雖然目前關于媒體與公司治理間的關系已經成為熱點,但是我國在研究二者關系時也存在一些問題。

      首先,一些研究忽略了發展中國家行政干預對財經媒體監督治理功能發揮的影響作用。其次在媒體報道對股票收益影響的實證研究中,主要是分析上市公司盈余公告后的媒體報道是否會對上市公司股票收益和價格造成影響,忽視了其他信息中介與此同時也會對股票收益和價格造成影響的混同效應,從而導致有關媒體報道對上市公司股票收益影響的分析出現偏差。另外,現有文獻將媒體報道數量直接代入模型實證分析其監督治理功能,較少關注不同的報道方式(例如標題關注和內容關注),對媒體監督治理功能發揮的影響作用以及其對上市公司的影響效果。

      國內對于媒體與資本市場的研究起步較晚,目前仍存在不足,本文認為對媒體和上市公司治理及投資者投資行為的研究還存在著以下一些發展方向:在不同的制度下進行媒體與上市公司治理關系進行對比研究,通過實證得出行政干預下媒體監督功能及對公司治理作用的特殊性;應該注意關注媒體報道方式,考察不同媒體報道方式對上市公司治理的影響及作用是否有所不同;可以對投資者類型進行細分,考察媒體報道對不同類型投資者的投資行為影響及作用是否存在差異。

      新媒體與社會治理范文第3篇

      關鍵詞:新媒體時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話語表達

      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以微博、微信等為代表的新媒體技術快速發展,新媒體時代悄然而至。新媒體時代的到來給當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環境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同時對當前大學生的思想和行為方式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

      1新媒體時代下加強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話語表達的必要性

      作為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主體開展教育工作的重要媒介之話語,憑借其背后所蘊含的“力”直接影響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新媒體時代語境下,大學生突破以往的單向主體性,多渠道、多維度信息源使得思想政治理論課課堂教學的權威性弱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開展。思想政治理論課內容具有人文性、社會性、思想性、廣泛性、易變性等特點,這就使得信息技術對它的影響比對其他課程的影響更為深遠和廣泛。在開放的網絡環境下,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主體不再是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唯一途徑,從而降低了大學生對教育主體的依賴。除此之外,適合當前大學生心理特點的網絡流行語言的出現,教師如果不能及時跟上網絡的步伐,了解、熟悉、運用網絡語言,就必然造成師生之間話語交流的障礙,教育主體難以掌控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的話語權。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話語表達是影響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效果的重要因素,它直接影響大學生對黨和政府各項方針、政策的理解和把握。話語表達的方式、方法對于增強思想理論體系和知識體系的吸引力、感染力、傳播力、影響力的效果也是不一樣的。思想政治理論課話語表達的目標是通過具有感染力、說服力、滲透力的話語表達來掌控對思想政治理論教育的話語權。因此,充分利用新媒體時代信息技術和話語優勢,理性運用“微媒體”和“微工具”,在平等互信的主客體關系中,努力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工作者的話語表達能力,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權威,不斷豐富和充實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話語體系,完成思想政治理論課話語表達在理論內涵、平等溝通、互動交流、生活關懷、情感共鳴和實效指向等方面的轉向成為必然。

      2新媒體時代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話語表達的內涵、特點及原則

      2.1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話語表達的內涵

      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話語表達是指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把體現黨和國家對大學生思想政治理論素質要求的思想觀念、政治觀點和道德規范等話語內容,借助一定的方法、手段、技術,轉換為能滿足學生現實需求和反應時代新變化的話語內容,以達到預定的教學目標的話語言說方式。其教學話語表達的實質是話語的解讀和再創造問題,就是借助一定的方法,如教育方法、思維方法、科學研究方法、繪畫(留白)方法等技術和手段,實現教材話語向教學話語的轉化。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材話語具有高度權威性、科學性、系統性、嚴謹性,話語表達就是要將這些具有高度的權威性、科學性、系統性、嚴謹性的教材話語轉換為生活化、多樣化、生動性、形象性的教學話語[1],并通過言說方式表達出來。

      2.2新媒體時代下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話語表達的特點

      第一,話語表達主體高度分散化。新媒體時代下,話語表達凸顯了多元性、不規范性及不穩定性等特點,既有擁有較高知名度、公信力的專家學者和智慧“草根”的理性思想及積極態度傳遞給大學生群體,也會有消極片面甚至偏激的負面信息造成大學生的思想混亂。因此,新媒體話語表達的多元性與傳統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話語的固化之間形成了一定的矛盾和沖突,容易引起大學生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反感和逆反。第二,話語表達“去中心性”。新媒體時代下,傳統結構中的話語單向表達逐漸解構,越來越向權力邊緣化方向發展,這對教師的“話語霸權”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沖擊。特別是越來越多自媒體平臺的出現,學生可以隨時隨地自主選擇教育內容,在這個過程中也無形中創造出了符合他們身心特點的話語體系。新媒體環境下,網絡話語權利雙主體的特點打破了原有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的話語權壟斷地位,消解了教師話語霸權。第三,話語表達的“平等性”。傳統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理念形成了以單向灌輸為主要手段的教學模式,處于主導地位的話語表達方式往往是控制式、勸導式和灌輸式話語。而新媒體時代下,學生網絡話語表達趨向于平等、獨立、自由發展,直接表現為話語主體的意志表達可以通過網絡形成強大的影響力,甚至產生巨大的社會性力量。由此,在新媒體語境下話語表達的“平等性”增強了學生的自主性,挑戰了傳統話語表達方式。第四,話語表達的“虛擬性”和“開放性”。傳統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環境較為單一,現實生活是影響教學活動開展的主要環境。新媒體時代下,在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新媒體既是教育工具,也是教育載體,具有不同于現實生活的顯著特點,它為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教育環境。主要體現在新媒體環境下的話語表達更具有“開放性”和“虛擬性”:它不僅使得教育主客體關系發生變遷,教育內容也隨時代的發展不斷注入新的內容,而且還使得傳統的教育方式發生重大變革,教育環境發生巨大變化。

      2.3新媒體時代下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話語表達的原則及方法

      從話語表達的角度來研究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最重要的原因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不再是以往傳統的單一的灌輸教導,而是伴隨著新媒體環境對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沖擊,選擇和創造出一種既能把握、傳達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又能符合學生身心特點,為學生所樂于接受的話語形式,從而使學生真正從內心理解、認同、接受和傳承國家主流意識形態[2]。這就需要把握以下原則:話語傳統性與時代性相結合原則。新媒體時代下,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話語要不斷進行話語創新。這一創新不是要完全放棄傳統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學中的話語,而是在吸取傳統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話語精華的同時,結合時代新特點及大學生的心理特點、可接受程度,進行不斷改造和創造性轉換,使得話語表達更具有時代氣息。同時,新媒體環境下話語更具有包容性和開放性[3]。比如,創新中融入時代話語、網絡話語、生活話語、情感話語和平等話語,才能增加話語對現實的解釋力和對學生的吸引力。當前,一些時代話語,如中國夢、正能量、最美等等,提高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在融入網絡話語上,如3H學生、挺、贊、杠杠的等能滿足學生求新求異的心理特點,縮短教師與學生之間的距離。融入生活話語,從生活世界中尋求資源、汲取營養,有利于學生對話語的理解和接收。融入平等話語,可滿足學生渴望尊重、獲得平等對待的需要。話語主導權與多樣化相統一原則。在當前多元文化并存的社會環境下,思想政治理論課要把握話語的主導權就必須堅持對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宣傳和教育,以引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達到凝聚、整合,統領整個社會思想觀念的作用;此外,要在新媒體時代多重網絡環境的影響下,結合大學生群體的身心特點,形成百花齊放式的話語系統,以達到多渠道、多視角、多層次性地傳播其政治態度。在主導性和多樣性之間保持一定的張力,片面強調任何一個方面都會造成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的減弱。話語方式與語境相統一原則。任何話語的表達必須在一定的語境下才能實現,而任何話語都有自己特定的話語環境。從語境的角度考察,思想政治理論課話語形式要靈活表達、因境致用。一旦話語脫離了它所在的現實語境,思想政治理論課將失去它的實效性。如,對一些事實評論則應結合特定的語境采用相對嚴肅或是幽默風趣的方式來表達。同一知識點的話語表達在不同時期、不同的語境下,應該選擇不同的話語表達方式。在語詞的選擇方面,在堅持嚴肅性與政治性的前提下,可適當使用學生、大眾中較為流行的詞語,形成青春朝氣的風格。話語嚴肅性與生動性相統一原則。思想政治理論課要宣傳理性精神的部分,教師在維護其嚴肅性的前提下,應盡量避免用“冷冰冰的理性語言”的灌輸。要學會將“理性”內容融入生活化的情感語言,盡量做到生動,達到“情”與“理”有機結合,恰到好處,在感官上使大學生振奮的同時,精神上產生極大的神圣感和崇敬感。

      3新媒體時代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話語表達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話語具有意識形態性強、價值導向性強、內容契合性強等特征,需要從尊重學生話語權、創新話語表達方式、加強話語表達導向、緊跟時代步伐加強延續性等方面進行策略引導,使其表達具有可理解性、真實性、真誠性、平等性和正當性。同時,將新媒體時代元素與傳統的教育方式相結合,更新觀念,緊握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的主旋律,改進思想政治理論課話語表達,調動大學生課堂主動學習的積極性和實踐性,提高大學生對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實際教學效果和認同度,提高他們的社會責任感。這就需要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

      3.1更新觀念

      觀念是行動的先導,在新媒體時代下,要突破傳統思維的束縛。特別是在話語表達上盡量避免嚴肅、刻板、官方話語、政治話語、套話。謹防師道尊嚴的潛意識影響,防止話語霸權。

      3.2提升教師自身素養

      教師要加強對理論素養的提升和學術積累。要有吃透教材、抓住教材話語的實質和精神的理論功底。這是上好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前提,只有擁有扎實深厚的知識底蘊,才能在教學中隨心所欲地信口拈來,輕松自如地運用自己的話語。同時提升自身的話語素養,從歷史長河中吸取豐富的話語(如文章、詩詞)。從其他民族文化中吸取有益的話語,不斷更新自己的話語體系。

      3.3學科交叉相融

      將其它相關學科的方法應用于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比如傳播學、科學方法論中的隱喻、類比、修辭學等方法,心理學中的共情等在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的靈活運用,做到學科相通相融相用,促進思想政治教育與大學生成長成才內在需求的“耦合”,充分發揮思想政治理論課對大學生的引領與指導作用,切實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實效性,完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

      參考文獻:

      [1]陳杰.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話語的創新[J].河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6):31-35.

      新媒體與社會治理范文第4篇

      【關鍵詞】自媒體;思想政治;話語權;建構

      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話語權建構是提升教學實效性,達成內化于心、外化于行、教化于眾教學目標的內在要求,也是現階段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的重要議題。然而在自媒體時代下,各式各樣嵌入型社交類應用軟件的推廣,為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權帶來了極大的挑戰。由此可見,對自媒體時代下思想政治理論課話語權建構開展研究,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自媒體時代下思想政治理論課話語權面臨的挑戰

      (一)意識形態領域斗爭日益激烈

      伴隨全球一體化的逐步深入,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日趨白熱化。全球一體化有利有弊,為發展中的國家帶來了巨大沖擊。發達國家依托先進的自媒體技術,借由文化交流之名,在全球宣揚自身的文化、價值觀,這在某種程度上會削弱一些國家的人民群眾對自身民族文化的認同感及歸屬感,進一步致使以民族文化、民族特性的民族精神被消解,最終對國家政權鞏固帶來極大的不利影響。潛伏于全球化內在的意識形態斗爭的真正意圖,我們應當予以足夠重視。

      (二)主流價值觀與非主流價值觀的位置發生了改變

      自媒體時代下,中立、同質、異質等文化形態不斷進入到人們視野當中,主流文化的“壟斷”地位已然受到了動搖。人們對主流價值觀、主流教育逐步產生審美疲勞,對新事物好奇心理的驅使使得關注中立或者異質文化。此類文化主要是為了牟利,借助自媒體平臺,從人的趣味著手,采取現代營銷手段來攻占文化市場,削弱主流文化在各領域的話語權,導致主流價值觀與非主流價值觀的位置發生了改變。

      (三)信息碎片化致使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權實效不斷消減

      在互聯網時代,信息傳播有著信息碎片化的顯著特點,指人們通過網絡媒體獲取各式各樣信息,然而卻不進行深刻的分析、理解、思考,獲取信息的目的主要在于消遣時間、轉移注意力、釋放身心壓力等。自媒體時代下,社交平臺客戶端得到廣泛推廣,使得信息碎片化頻率更高、傳播速度更快,多元文化很大程度上轉移、分化了大學生的注意力,信息碎片化致使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權實效不斷消減。

      二、自媒體時代下思想政治理論課話語權建構的策略

      (一)拓寬知識來源渠道,強化思想教育工作者話語能力

      自媒體時代下,思想教育工作者當充分利用自媒體平臺,強化對網絡基本規范、常識的學習,掌握網絡用語,增強自媒體工具操作應用技能,拓寬業務知識來源渠道;提升對時政、社會動態的關注度,勤思考、勤總結,可結合社會熱點、焦點問題組織主題班會,以促進達成社會共識,拓寬時事知識來源渠道;依托自媒體群組,強化與同行的互動交流,借鑒引入成功管理經驗,拓寬知識的來源渠道。

      (二)重塑主體角色,增強思想教育工作者主體作用

      思想教育工作者要構筑獨立的人格、風格,提升對參與型文化建設的關注度,培養學生良好的社會洞察力,以理性克制情感,達成虛擬網絡向現實社會、網民角色向學生身份的回歸。結合學生實際情況,構筑極具感召力、生命力的話語,抵制自媒體平臺話語霸權,促使一系列話語比重得以均衡,為大學生意見表達提供合理空間,引導大學生走出心理誤區。

      (三)增強公信力,提高思想教育工作者媒介素養

      在網絡輿情侵襲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厘清教育管理思路,提高媒介意識,有序攻克自媒體文化陣地,開展好信息傳遞工作,構筑良好的師生關系。此外,高校應當加大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網絡思政工作能力的培訓力度,提高思想教育工作者開展網絡思政工作的能力、素養,進而獲取自媒體時代思想政治教育話語權。

      三、結語

      總而言之,自媒體時代下,思想教育工作者能否擺脫失語困境,建構話語權,直接關系著思想教育工作者對大學生思想與行為是否具有實際的影響力和制約力。鑒于此,相關人員要不斷鉆研研究、總結經驗,全面分析自媒體時代下思想政治理論課話語權面臨的挑戰,積極促進自媒體時代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序開展。

      參考文獻:

      [1]尹朝暉.自媒體時代高校傳統思想政

      治理論課教學的話語困境及其重塑[J].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34(3):183-186.

      [2]賈亞君.自媒體語境下高校思想政治

      新媒體與社會治理范文第5篇

      1福建省“兩高型”企業環境公共治理模式

      在環境治理方面,福建省目前所采取的仍然是傳統上“命令―控制”型環境治理模式。該模式中,政府作為單一的行為主體,以行政手段為主實行強制性的環境治理政策,輔之以一定的經濟手段和企業方面的技術革新。實踐經驗表明,在環境治理過程中,政府和市場都存在失靈的現象,出現了越治理而環境污染

      卻越嚴重的環境治理困境。目前復雜的環境困局,已非政府或市場等少數幾個治理主體通過簡單的行政手段、經濟手段或技術手段可以解決。鑒于此,引入公共治理理念的環境公共治理模式,應成為一種新的選擇。

      公共治理是指在自組織網絡治理的基礎上,政府參與其中并起“元治理”作用,政府與自組織形成互動型治理網絡,共同謀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形式。[1]環境公共治理模式就是把公共治理的理念、原則、機制、方法運用于環境治理實踐,從而創新環境治理模式,以期在對自然資源和環境的持續利用中,環境福祉的利益相關者們進行環境決策,行使權力并承擔相應的責任,而達到一定的環境績效、經濟績效和社會績效,力求績效的最大化和可持續性的治理過程。環境公共治理主張在解決環境問題時,應以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同時讓公民社會密切參與。環境公共治理模式的基本要素可概括為:(1)主體多元化。環境公共治理除了政府外,還有市場和公眾,它注重吸納企業、民間環保組織、大眾傳媒、社區或市民對環境治理的參與并發揮其作用;(2)結構網絡化。打破傳統兩分法的思維方式,不再堅持政府職能的專屬性和排他性,強調政府、企業與社會的關聯與協作,在環境治理中形成緊密聯系的網狀結構,淡化傳統環境治理公私機構界限分明和各自為政、各行其是的責任孤立化狀態;(3)過程互動化。在環境公共治理過程中,處于網狀結構中的各相關主體通過相互了解,在互動的過程中創造新的解決復雜問題的方法;(4)方式協調化。環境公共治理過程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政府、企業、公民社會發生聯系時不是隸屬、服從的關系而是溝通、交流、平等協商的關系,不同的治理主體雖各有不同的治理方式與手段,但它們不是相互分離與孤立的,而是要求相互協調。概括起來,環境公共治理的根本特征就是強調網絡、互動、協調。

      鑒于中國的行政傳統,現階段我國的環境治理應以政府權威力量為主導,以市場運行為基礎,以公眾廣泛參與為輔助的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強調由單一的政府行政強制轉變為各主體的互動、協調、配合。這是一種“參與―回應”型的關系模式。政府在公民社會及市場參與其行政管理過程的基礎之上,通過多樣化渠道及時準確地了解社會的環境訴求,并通過制度供給、具體行政行為等方式在問題或事件的初始時期及時做出回應,以求高效、公平地實現環境友好目標。該關系模式并不急于改變政府的主導地位,只是在原有的封閉型政府“命令―控制”型治理模式中加入市場參與和公眾參與要素,政府以制度方式確立市場參與和公眾參與的合法性,使市場參與和公眾參與成為行政程序不可缺少的環節,市場以綠色生產、合作外包、簽訂合同等形式參與政府治理,公眾以提供信息、表達利益、社會動員、人力物力財力支持、民意支持等各種方式參與政府治理,以彌補政府自身的有限理性,矯正政府自利性,從而應對當前環境問題的危機性、復雜性、動態性局勢。

      2環境公共治理模式下各主體的治理措施

      “參與―回應”型關系模式是現階段一種可行的、漸進的制度改進路徑,可以在現有條件下有效地整合政府、公民社會和市場的力量。政府管制的核心是命令,市場機制的核心是交易,公民社會的核心是合作,三者各有長短,如能在不同領域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通過優勢互補達成良好的治理效果。政府機制的比較優勢在于供給壟斷性公共物品,市場機制的比較優勢在于供給私人物品,而公民社會的比較優勢在于供給非壟斷性公共物品,“參與―回應”型關系模式形成的過程就是三者有機整合、互動合作的過程。

      2.1環境公共治理模式下政府的政策選擇

      政府在現代環境公共治理結構中仍舊承擔領導作用,是最終的責任者,政府的主要任務是確定目標和政策,成為回應社會的戰略制定者;在政策和目標面前,動員各方參與,協商和合作,以便共同獲益。[2]

      在環境公共治理模式下,政府的政策取向不再是以直接控制和干預為主,轉而以制定宏觀戰略和行政督察為主。一方面,政府建立適應市場機制運行的環境經濟、財政、稅收、金融政策體系和法規體系,為“兩高型”企業發展循環經濟和低碳經濟,并逐步向生態型企業的轉型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政府在環境經濟、財政、稅收、融資、信貸、政府采購等方面對節約能源、無污染或少污染的生態型企業及其所生產的生態型產品實行優惠、扶持政策;盡早制定推動生態型企業發展的法律法規和管理制度,通過政策引導、法律法規約束、制度管理等推動生態型企業的發展,如完善排污收費制度、開征環境稅、推行生態標志認證、實行綠色GDP核算制等;針對我國企業普遍存在的粗放型、高耗能生產模式,盡快轉變目前免費或低成本使用資源的狀況,制定合理的資源價格,開征資源稅。

      另一方面,政府運用強制力,對污染者的行為進行管制,包括管制投入品的性質和數量、規定生產技術、管制產出、設定污染物排放標準、設定排放配額、規定選址等。政府對“兩高型”企業應該實行強有力的環保督察措施,對企業實行嚴格的環保績效考核制、環境目標責任追究制、環境信息披露制度、生產者責任的延伸制度、企業的綠色采購制度、環境準入制度、廢物循環利用制度;依法開展清理整頓違法排污企業等專項行動,把專項檢查與經常性檢查結合起來,依法關閉一批破壞資源、污染環境的企業;加強部門聯合執法,完善環境犯罪案件的移送程序,依法辦理各類環境案件;嚴格執行強制淘汰和限期治理制度,建立跨行政區域河流斷面水質考核制度。

      此外,環境公共治理模式下政府的一項主要任務就是建立一個供政府、企業和社會共同參與和博弈的制度平臺,以克服傳統的“命令-控制”型環境治理模式下條塊分割的弊病,條塊分割造成各種具有特定環境保護職能的政府部門各行其政,互不協調,甚至推諉扯皮,同時,還導致問責無門,監督失效的困境。可以考慮建立強有力的區域環境公共治理管理機構,即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在特定領域,尤其是跨行政區域設立管理機構,加強中央或地方政府的宏觀管理。主要是加強政府各部門、各地方政府間、民間環保組織、“兩高型”企業間的協作。例如在閩江流域治理中,配合“大部制”改革,就可嘗試由環保局牽頭負責,建立由農業廳、發改委、水利廳、林業廳、漁業部門、航運部門等多部門參加,以及企業、新聞媒體、民間環保部門、社區共同參與的工作機制,形成了統一規劃、分部門實施、執法部門負責監督檢查的管理體系。

      2.2環境公共治理模式下企業的行為轉變

      在“命令―控制”型環境治理模式下,企業只是作為政府監管和公眾埋怨的對象,失去了在環境治理中的主體地位,被動而非主動地承擔起環境責任。環境公共治理模式強調激發企業內在的社會責任感,在兼顧利潤與環境的前提下,在內在責任約束和社會監督的氛圍中,參與環境公共政策的制訂和實施過程,主動地進行節能減排。

      在環境公共治理過程中,“兩高型”企業可以嘗試環境監事制度,即在企業內部設立一個環境保護監督部門或參照企業監事會制度專門設立一名環境監事,負責環境監察。在環境監事的人選方面,應由企業聘用專業的外部環保人士(主要是社會環保人士),但該人選則應從第三方環保機構(包括政府環保部門)擬定并定期公布的符合環境監事資格的人員名單中產生。同時,應當賦予環境監事相應的職權。環境監事制度以企業可以接受并且熟悉的方式,巧妙地將政府與社會的監督有效地延伸到“高耗能、高污染”的源頭―生產過程和企業內部,是企業、社會、政府三者合作互動的一種有益探索。

      在技術方面,在政府的引導下,“兩高型”企業應積極推行ISO14000環境管理標準體系。ISO14000系列標準有六個方面的內容:環境管理基本制度;環境審計;環境標準;環境評價;產品生命周期分析;對產品的環境要求標準。其特點體現在國際通用的權威性、實施非法律強制的自愿性、普適性、可操作性、動態開放性。[3]同以往強調末端治理的環保標準不同,ISO14000將環保的理念貫徹到生產與消費的全過程中,為企業提高環境管理水平提供了一套預防為主,減少和消除產品生產過程中對環境污染的管理體系,有助于工業企業擺脫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提高能源、資源的利用率,推行清潔生產,減少排放,最終實現對末端治理型的外部治理模式的超越。

      2.3環境公共治理模式下的公眾參與

      現代公民社會(主要包括新聞媒體、民間環保組織與公眾)中人們自發形成了各式各樣的組織,進行自我管理,自我約束,并參與公共事務,此即為自組織網絡,它是公共治理的基礎。公民是生態環境的最終消費者、管理者與被管理者,是環境惡化的最敏感者,生存理性是公民社會參與環境治理的最深厚、最持久動力。事實上,公民社會的崛起正是現代環境治理最突出的特征,也是救治市場和政府相繼在環境問題上失靈的希望所在。

      2.3.1公眾

      一方面,公眾可以監督、引導企業的生產方式。主要通過以消費引導企業生產、監督企業排污等方式對“兩高型”企業的環境治理施以監督。企業經營方針的核心就是行銷產品,凡是有利于產品銷售的途徑都將受到企業的重視。消費者綠色消費意識的提高會促使企業通過強化環境管理,改善環境形象,實施綠色戰略。[4]公眾可以通過不斷的提高自身的環境素養和環境意識,倡導綠色、文明、簡約消費,從而引導“兩高型”企業走清潔生產之路。

      另一方面,公眾以督促政府環境治理、輔助政府政策、協助政府行為等方式參與環境治理。勿庸諱言,當前我國“兩高型”企業環境治理困局的出現與國有企業改革的不徹底(政企不分)和政企利益的過多關聯有關,在政企利益關聯體中,單純地從政府、企業或者政企聯手的角度來節能減排,無疑是困難的,必須有第三方外力介入,這就是公眾的力量。

      2.3.2新聞媒體

      新聞媒體對福建省“兩高型”企業的環境公共治理起著促進社會監督和擴大公眾參與的作用。現代社會中,大眾傳媒通過其傳播活動制定著社會的“議事日程”,預期中的環境問題必須受到媒體的關注,才能上升為社會問題,引起討論,帶來改變。比如廈門PX項目的選址、圓明園湖底防滲工程、怒江水電開發都是經新聞媒體的報道在公眾中引起廣泛的關注。

      新聞媒體在宣傳政府工作的同時,也要重視反映群眾的環保呼聲,把普通百姓對污染源的檢舉和揭發公諸于眾,以監督排污企業承擔起應盡的法律責任。從而也更有利于新聞媒體對福建省“兩高型”企業的環境治理實施“陽光監督”。新聞媒體對重大環保項目全程跟蹤報道有利于公眾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面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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