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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經濟學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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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經濟學基礎

      國民經濟學基礎范文第1篇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 全民體育 經濟

      一、新制度經濟學視角下的經濟發展

      現代經濟發展及相關研究表明,以生產要素投入論為核心的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不能很好地解釋經濟增長及其方式的轉變。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強調的技術進步也只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新制度經濟學將傳統理論中視為外生變量的制度內生化,對制度安排及其創新在宏觀經濟增長及微觀經濟績效層面上的作用進行了經濟學分析,把制度和制度變遷納入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模型之中,確立了制度內生化經濟增長理論,認為制度安排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關鍵是制度因素。

      近年來,國內越來越多的學者也注意到制度安排與經濟運行效率、經濟增長質量之間的密切聯系,認識到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調整既是一個技術進步、生產力發展的過程,更是一個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過程。在當前形勢下,必須充分認識、強調制度作為重要的自變量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積極效應。

      二、中國全民體育運動的發展及其對經濟、社會的影響

      自以來,全民體育運動就一直受到國家的高度重視,把其作為我國跨世紀的群眾體育發展戰略規劃來部署。伴隨全民體育運動的發展,我國進行了一系列制度化建設。繼《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全民健身計劃綱要》在1995年出臺后,2009年,我國第一部促進、規范全民健身工作的系統性行政法規《全民健身條例》的頒布,更是標志著我國群眾體育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可以說,我國全民體育運動開展過程也是一個系統性制度化建設過程。

      從現有研究來看,目前大多數研究遵循傳統經濟增長理論,全民體育運動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和作用僅局限于拉動體育消費,帶動體育及相關產業發展上。此外,目前研究將全民體育運動視為經濟增長的外生變量,忽略全民體育運動本身就是國家的一項重大制度安排,忽略了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致使對全民體育運動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研究不深入、全面,也不能充分認識全民體育運動的獨特價值和綜合功能。在當前形勢下,不能也不應把研究視角局限于拉動體育消費,帶動體育及相關產業發展上,必須把研究視角提升到我國經濟發展的內生變量上來進行研究。

      三、新制度經濟學視角下研究全民體育運動對經濟發展的必要性及意義

      目前,體育越來越集政治影響力、經濟生產力、文化傳播力、社會親和力于一體,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在促進社會進步過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從新制度經濟角度,遵循新經濟增長理論,全面、深入審視全民體育運動對我國經濟發展影響和作用;有必要把全民體育運動作為制度工程,將其作為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的內生變量,全面、深入研究全民體育運動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機理、作用機制和路徑。

      遵循新制度經濟學理論開展相關研究,有利于全民體育運動更好地服務于經濟發展大局;有利于全民體育運動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調整中更好地發揮作用;有利于深化對全民體育運動綜合價值和功能的認識,具體有如下意義:

      1 明確全民體育運動對推動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以及經濟結構調整的影響機理和作用機制,提出影響和作用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調整的路徑。

      2 依據新制度經濟學經濟增長理論,將全民體育運動作為制度工程,將其由經濟增長的外生變量轉變為內生變量,豐富體育經濟學理論和拓展研究視角。

      3 將全民體育運動乃至體育與經濟的聯系提升了一個新的高度,有利于充分認識發揮體育的獨特功能和綜合價值,進一步促進我國體育事業、全民體育運動的發展。

      4 對于我國全民體育運動下一步的推廣提供一定借鑒,有利于我國全民體育運動更深入的推廣和開展。

      5 為我國體育事業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服務中心、服務大局,在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調整中更好地發揮作用提供建議和參考。

      四、研究對象、步驟與假設性結論

      1 研究對象。在制度經濟學視角下,依據新經濟增長理論,將全民體育運動視為制度工程,將其作為我國經濟增長中的內生化變量,研究對象主要包括:全民體育運動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全民體育運動在推動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經濟結構調整中的影響機理、作用機制和路徑;全面體育運動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調整中發揮作用的措施。

      2 研究步驟。遵循新制度經濟學的經濟增長理論,將全民體育運動視為重要的制度安排,將其轉變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然后,分析全民體育運動與我國經濟發展的關系、對經濟發展方式與結構調整的影響機理和作用機制、作用路徑。最后就其如何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經濟結構調整中發揮作用提供相應的政策性建議。

      3 主要觀點。(1)隨著體育影響力的加強,全民體育運動與我國經濟發展聯系日益緊密,全民體育運動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已不局限于拉動體育消費,推動體育及相關產業發展,它將對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產生積極、深遠的影響;(2)在新制度經濟學視角下,全民體育運動作為國家重要的制度安排,在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調整的影響和作用是全方位的,這種全方位的作用從總體上可以分為直接作用和間接作用;(3)全民體育運動對經濟發展的直接作用是其拉動體育消費,推動體育及相關產業發展,進而影響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4)全民體育運動對經濟發展方式和結構調整的間接作用是通過其制度安排、體育文化傳播等,影響個體的價值觀取向、其他經濟組織的文化,產生相應的制度激勵作用,進而影響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經濟結構調整:(5)全民體育運動影響與作用于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結構的路徑可以歸納為四條路徑,通過這四條作用路徑,全民體育運動對我國經濟發展起到積極影響作用。

      國民經濟學基礎范文第2篇

      關鍵詞:宏觀;經濟學;理論;應用;分析

      1問題研究背景及意義

      依據研究對象來對現代西方經濟學進行分析,一般情況下可以劃分為研究經濟資源最佳配置的微觀經濟學以及研究經濟資源最佳使用的宏觀經濟學,兩個重要分支型學科,宏觀經濟學一般情況下是會將整體國民經濟活動作為研究對象,核心內容是國民收入決定理論,因為宏觀經濟學的研究角度是整體經濟運行,因此其所研究的領域當中包含的是,長期經濟穩定以及持續增長問題,短期經濟波動問題、就業問題以及通貨膨脹問題等,比方說貿易問題、國際收支問題以及匯率問題,因為宏觀經濟學研究的都是有關于國民生產總值、總投資以及銀行信貸總額等國民經濟領域當中發生比較大變動的法則,宏觀經濟理論實際應用的過程中,一般情況下解決的問題是,怎樣才可以讓各項經濟資源得到有效的應用,具體措施是政府在對行政、經濟以及法律措施加以一定程度應用的基礎上,通過使用財政、貨幣以及產業等宏觀經濟政策,來讓整體國民經濟運行得到優化調整。

      2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學科研究的對象

      經濟學的產生,是為了讓人類自身需求無限性和資源稀缺性之間的矛盾得到緩解,其所面對的兩個問題較為嚴重:第一,人類的需求及欲望具有無限性。第二,資源具有一定稀缺性。不斷發生變化的欲望和需求重要程度不同,相對來說稀缺性比較強的資源也有被選擇的特征,經濟學研究的并不是資源稀缺性問題的形成原因,而是在資源稀缺性問題的影響下,出現的資源選擇及配置問題,極為有效的資源應當得到正確的應用以及有效的配置,以便于可以讓人類社會需求得到滿足,所以經濟學應當站在資源稀缺性的角度上,研究怎樣才可以讓稀缺性比較強的資源得到科學合理的應用,在此情況下就將經濟學劃分為資源配置以及資源應用兩個獨立的分支學科,分別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將資源科學合理配置當成是前提條件,致力于研究現有的資源為何難以得到充分的應用,并逐步在實際工作的過程當中,找尋出來可以讓資源得到充分應用的方法,在此情況下應當讓三個問題得到解決:第一,充分就業這個問題,因此資源是否可以得到充分的應用,產量是否可以達到最大數值,怎樣才可以讓資源閑置以及浪費問題得到解決,在此基礎上涉及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社會勞動力是否充分。第二,通貨領域中的問題,換一種說法就是貨幣的實際購買能力,無論是通貨膨脹還是通貨緊縮問題,貨幣實際購買能力發生的變動,會對資源的配置以及應用造成一定影響。第三,經濟增長問題。和經濟增長因素之間關系較為密切的因素是經濟資源投入量以及生產率,也就是讓經濟資源得到動態合理的配置以及應用,以便于可以對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及合理性做出保證,逐步在國民經濟領域當中實現可持續發展這個目標,在此情況下,宏觀經濟學自然應當將國民經濟當成是研究對象,針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情況進行分析,將決定國民收入的問題作為中心問題進行研究,也應當在整個經濟運行流程當中涉及的各個經濟變量進行研究分析,具體一些來說,就是針對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以及投資總量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分析,也應當針對經濟資源應用問題衍生出來的社會經濟問題形成原因及應對措施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就可以提出可行性比較強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對國民經濟穩定性及安全性做出一定保證,這是宏觀經濟學的研究目標以及任務。

      3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中國的應用

      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逐漸進入到中國社會,并經過了一段時間的發展,在這期間,經過了否定批判、部分吸收以及借鑒應用等適應階段,之所以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在中國的應用十分曲折。第一,以前,中國經濟將政治經濟學作為指導思想以及理論基礎,現代西方經濟學作為一個“后進者”,如果想要在整個經濟學領域當中得到認識與接受,需要經歷一個比較長的過程。第二,以前,中國施行的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計劃經濟體制,和西方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體制之間的差異性比較強,中國進入到改革開放的嶄新社會經濟發展時期之后,雖然逐漸向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方向轉變,但是經濟轉型需要一定適應時間。第三,從本質的角度上對西方經濟學進行分析,西方經濟學其實具有雙重性質,既具備宣傳資產階級意識的形態性,又具有對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客觀總結性。針對宏觀經濟學宣傳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這一特征,應當秉承的是否定態度;另外,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領域當中有一定共同點,西方經濟學對市場經濟運行規律做出的總結,可以將經濟社會客觀存在這一個現實呈現在人們眼前,逐漸演變為應當吸收和借鑒的內容。當然在對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進行借鑒的時候,不應當完全照搬,應學習并消化有效性比較強的部分,爭取可以在實際工作的過程中,做到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怎樣才可以讓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知識得到適當的應用,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從市場經濟運行性質的角度上分析問題,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以及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下的宏觀經濟調控理論,其實都是針對現代市場經濟運行客觀規律進行科學合理的總結,通過施行科學合理的宏觀調控措施,來對國民經濟總量的均衡性做出保證,與此同時讓經濟結構逐漸得到優化調整,除去上文中所說的這些作用之外,也可以對國民經濟發展穩定性及安全性做出一定保證,逐步推動經濟社會得到全面的發展,從而也就可以在我國和國際接軌的過程中,起到一定促進性作用。

      參考文獻

      [1]張新云.宏觀經濟預測理論及其在中國宏觀經濟中的應用[D].山東大學,2015.

      [2]黃如祺.經濟大蕭條與宏觀經濟理論的形成與發展[D].東北師范大學,2012.

      國民經濟學基礎范文第3篇

      一.引言

      西方主流經濟學中的宏觀經濟調控措施,往往在原理上說不通。例如,把政府開支當作經濟系統外部的所謂外生變量,這怎么行呢。政府開支受制于稅收,而稅收多了,利潤、工資就會減少,否則錢從那里來?又說中央銀行的貨幣發行量是個外生變量,對國民經濟能夠起到調控作用。我不否認中央銀行的貨幣發行量對國民經濟能夠起到調控作用,但這是一種什么樣的調控作用呢?或者說貨幣發行的依據究竟是什么呢?舉個簡單的例子,貨幣發行量增加一倍,國民經濟將會怎么樣?我認為數據一定令人興奮:收入翻一番,GDP翻一番,當然,物價也都翻一番。有人根據1998年由國家統計局編寫的《中國統計年鑒》計算過,從1952年-1997年,我國名義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18.5%(張金水,1999,第92-95頁)。2003年我國GDP增長率才9.1%,真是小數見大數。貨幣調控國民經濟的“威力”可見一斑。本文不打算多談旁人的調控方法,本文依據馬克思的經濟理論,簡單介紹一種國民經濟的調控方案。

      二.國民經濟調控原理

      筆者曾經在網文[3]中,根據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原理,將一年的國民生產總值Y一步步分解為固定資產折舊,消費C,追加投資I和政府開支G(不考慮進出口):

      再假定固定資產折舊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為f,消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為b,0<f<1,0<b<1,即有下列式子:

      這樣,由式(1)可以得到關于投資的方程式:

      I=(1-f-b)Y-G(3)

      國民生產總值Y中有一部分是稅收和規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為τ,稅費額就是τY;國家對式(3)中的投資額可能也要征收投資調節稅,設這項稅率為q,0≤q<1,稅費額就是qI。這樣,總的稅收T由下式表示:

      T=τY+qI(4)

      假定政府開支G跟蹤總稅收T,按照總稅收T與政府開支G的差額進行調控,調節關系式為:

      假定政府開支G跟蹤總稅收T,按照總稅收T與政府開支G的差額進行調控,調節關系式為:

      式中β>0,稅收多于政府開支時可以增加政府開支。另外,投資額I扣掉調節稅以后的實際追加投資額為(1-q)I。所以,設資本存量為K,則實際資本存量的增長率由下式表示:表示:

      設資本量為K時,產出的國民生產總值為Y,資本產出率為u,則有下式:

      Y=uK(7)

      資本產出率u的意義是:投資1億元,每年的產出為u億元。現在歸納一下經濟系統的運動方程:

      給定初始條件,就可以求解上列方程。經濟系統的結構圖,見圖1所示。

      由圖1可以看出,經濟系統在不考慮進出口的情況下,是個封閉系統,不存在什么外生變量。這是一個自我成長系統。我們地球就是個封閉的經濟系統,它并沒有得到外星人的資助,經濟成果不是也發展到今天的水平嗎!

      三.經濟系統的求解

      對上述經濟系統的運動方程進行整理可得:

      初始條件是:t=0,資本存量為K(0),政府開支為G(0)。對上式稍加運算,改寫成矩陣形式如下:

      下面為了有個具體的結果,代入數值:f=0.25,b=0.25,τ=0.25,u=0.25,q=0.1,β=0.1。系數矩陣A如下:

      對上式采用拉普拉斯變換求解,s為變換變量,則有:

      對上式求反變換可以得到K(t)、G(t)。如果再假定:

      G(0)=0.25Y(0)=0.25uK(0)=0.25×0.25K(0)=0.0625K(0)

      則可以得到(下面直接給出結果):

      K(t)=K(0){0.8666exp(0.07626t)+0.1334exp(-0.07376t)}

      Y(t)=Y(0){0.8666exp(0.07626t)+0.1334exp(-0.07376t)}

      由以上數據可知,年經濟增長率為7.6%。

      四.經濟增長率的討論

      在通常情況下,由矩陣A的特征值,可以近似得到關于年經濟增長率r的公式:

      將前面的數據代入得:r≈0.075=7.5%,與上面的結果差不多。由式(16)可知,提高資本產出率、降低稅率、減少浪費、提高調控效率都能夠加速經濟增長。

      由圖1可以看出,這里對投資采取了適當課稅的調控策略,既可以抑止過度投資,又起到扶持投資不足的平衡效果。調控過程中,要始終保持政府開支對稅收收入的跟蹤狀態。

      五.結束語

      有些學者,按照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建模思想,所建立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型,與“真實經濟過程”相比較,“方程中所有的常系數幾乎是不存在的,甚至這些系數很難找出可觀測量,因為有可能這些關系本身在統計上是不成立的。”(鄭輝,2001,第89頁)而本文所列經濟模型中采用的經濟量、經濟參數,都是真實經濟活動中的變量、參數,如墊付資本、周轉率、折舊、工資、利潤、投資、稅收、GNP、稅率,等等,由過去和現在的經濟變量和參數的數值,調控將來的經濟變量的數值,完全具有可操作性。如果建立某種目標函數,也可以探討最佳路徑。西方主流經濟學中動不動就是“均衡值”,“均衡值”等于多少?說得再頭頭是道,就是缺乏可操作性。經濟系統不是什么穩定平衡系統;如果經濟系統是個穩定平衡系統的話,我們只能一直呆在原始社會。

      有文獻借托外賓的話說:托賓(JamesTobin)寫道:“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任何論文如果沒有運用‘微觀基礎’的方法,就根本不能在任何主要經濟學雜志上發表;任何研究報告如果被懷疑違背了‘微觀基礎’的戒律,就逃脫不了同行的批評;一個新獲得博士學位的學者,如果不能表明博士論文中假設的關系式是用‘微觀基礎’方法推導出來的,他就很難在學術圈子里找到理想的工作。”(鄭輝,2001,第70頁)我的這篇文章,既沒有運用西方主流經濟學中的‘微觀基礎’,又不講“均衡”,也不是“非均衡”,完全依據西方民間經濟學家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卻也討論了經濟增長和宏觀調控,這當然難逃“根本不能在任何主要經濟學雜志上發表”的可悲下場。

      參考文獻

      [1]鄭輝,2001,《資本控制與短期宏觀經濟動態穩定》,復旦大學出版社。

      國民經濟學基礎范文第4篇

      (一)“經濟”與“經濟學”術語的由來“經濟”一詞,在西方源于希臘文,原意是家計管理。古希臘哲學家色諾芬的著作《經濟論》中論述了以家庭為單位的奴隸制經濟的管理,這與當時的經濟發展狀況是適應的。而“經濟學”一詞,一般認為始見于1615年法國人蒙克萊田所著的《政治經濟學概論》一書,也由此出現了“政治經濟學”一詞。在我國古漢語中,“經濟”一詞是“經邦”和“濟民”、“經國”和“濟世”,以及“經世濟民”等詞的綜合和簡化,含“治國平天下”的意思。內容不僅包括國家如何理財、如何管理其他各種經濟活動,而且包括國家如何處理政治、法律、教育、軍事等方面的問題。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將economics譯為“經濟學”,我國的嚴復則將其譯為“生計學”。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學已逐漸成為各門類經濟學科的總稱,具有經濟科學的含義。

      (二)經濟學說的演進在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以前,經濟學說的發展經歷了奴隸制社會和封建社會的經濟學說兩個階段。在封建社會晚期,西歐各國出現了重商主義的各種論述,成為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初的理論探討,并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經濟學產生。十七世紀中葉后,先后出現了以威廉?配第、比埃爾‘布阿吉爾貝爾為標志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十九世紀上半葉,德國出現了與英法經濟學在理論和方法上具有不同特點的歷史學派,美國早期的經濟思想也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其后,資產階級經濟學說出現了重大的變化。一方面,邊際效用價值論和邊際分析方法獲得廣泛發展,并逐漸融入資產階級主流經濟學理論體系;另一方面,德國歷史學派獲新發展,美國出現了制度學派。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與德、美的歷史學派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是這一時期的理論成果。二十世紀初到3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的思潮獲得發展,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簡稱《通論》)成為這一思潮的典型代表,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以后的凱恩斯主義。70年代以后,作為凱恩斯主義批評者的經濟學思潮逐漸抬頭,同時以新古典分析方法與理論原則為基礎的新制度經濟學也產生并發展起來,到90年代,繼承凱恩斯傳統的新凱恩斯主義和繼承自由主義傳統的新古典主義獲得發展。

      二、會計理論的發展歷程

      (一)會計理論的產生與發展會計的歷史起點當是舊石器時代中晚期簡單刻記與直觀繪圖記事階段。直至十四世紀復式簿記產生以后,才是研究會計思想和會計觀念最合適的起點。該方法所依據的觀念是:企業單位和企業關系的觀念;經濟業務用貨幣形式記賬的事實;不同的項目可以按照共同的貨幣單位比較;通過費用和產權賬戶的使用,說明對資本和收益的區別已有所了解。會計發展的重要條件是中世紀意大利商業城市的興起,會計發展的一個前提條件是表達能力,社會制度方面的前提條件包括:私有財產觀念;信貸的發展;資金的積累。但這些前提條件并不能充分闡明會計理論的發展,短期合伙和合伙經營方式的出現不僅有利于資本的積累和運用,且對會計理論的發展具有更重要的影響。法國人盧卡?帕喬利出版的《算術、幾何、比及比例概要》標志著會計理論的誕生。十五世紀末,意大利城市在政治和貿易上開始沒落,該時期復式記賬的一項重要發展是在每年的年末計算損益,資產負債表隨之產生。十七和十八世紀西歐另一個重要社會制度和經濟變化,是工業革命的開始和合股公司及其他形式組織的發展,該變化對以后會計理論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十九世紀的一系列經濟事件使會計有了巨大發展,但會計理論在很大程度上還受經濟制度和使用會計數據目的變動的影響。

      會計理論與方法的任何創新,都旨在促進生產的發展,但其進步又密切依存于經濟的需要。20世紀會計上的重大成就主要包括:第一,政府不僅依法監管證券發行和證券交易,而且規范上市公司應予披露的財務報表和其他財務信息,組織權威的機構制定會計準則,作為會計對外報告的確認、計量、記錄和公開披露的依據。第二,圍繞會計的記錄、計量、確認、報告,產生了各種會計理論,以此為基礎,準則制定機構AICPA和FASB先后研究并了“企業會計普遍適用的準則”、美國FASB財務會計概念框架(1-7號)等。第三,創造了具有控制職能的標準成本會計制度。標準成本制度的進一步發展,便逐步形成了現代管理會計。財務會計和管理會計形成具有內在聯系的現代企業會計信息系統,前者服務于市場(主要是投資人和債權人)對會計信息的需要,后者則提供具有“商業秘密”的成本、效益等內部信息,滿足企業經營者的需要。這種科學的分工與合作,是20世紀會計科學的又一重大成就。第四,一批中青年會計學者運用了多種研究方法,多角度研究分析會計信息的作用,重新解釋和預測了過去已發現和至今未發現或產生的會計現象,經驗一實證會計理論研究在近30年取得了重要進展與成功。

      (二)“公認會計原則”的形成與會計理論 “公認會計原則”是20世紀會計理論的重要內容之一,是美國經濟危機的直接產物。而對合理、科學的會計原則的追求,是推動會計理論研究的主要因素,并形成觀點豐富的財務會計理論體系。1929-1933年經濟危機的爆發,使得會計界受到來自社會各界的指責和批評。美國會計師協會(即后來的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任命喬治?梅(GeorgeMay)為主席的“與證券交易所協調委員會”,對會計實務進行調查,并通過了六條“認可的會計原則”。1936年,美國會計師協會的下屬委員會在“財務報表的檢查”報告中,正式產生“公認會計原則”(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GAAP)的概念。1938年,會計程序委員會的成立,標志著美國進入了有組織、有意識地制定會計準則的階段,形成了較為規范的“公認會計原則”。美國在會計準則制定的過程中,先后出現了三個會計準則制定機構,包括:會計程序委員會、會計原則委員會和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這些機構先后的“會計研究公報”、“會計原則委員會意見書”和“財務會計準則公告”以及一些相關的解釋文件,都屬于“公認會計原則”的內容。受美國的影響,其他一些國家也逐步效仿。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的成立,標志著公認會計原則已在國際范圍內產生實際需要。早期的國際會計準則保留了較多的可選擇方法,不利于提高各國財務報表的可比性。本世紀80年代以后,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著手修訂已頒布的國際會計準則。證券委員會國際組織于2000年5月宣布,已完成了對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提出的月份準則的評估工作,二十世紀60和70年代曾發生很多環境變動,都直接和間接地影響了會計師的工作,迫使會計界采用新的會計方法和會計思想。在技術領域,電子計算機是一項最重要的發展,但社會和經濟變動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會計理論的發展,必須適應經濟制度的變革和新的社會經濟環境人類社會

      的會計演進與經濟發展。從整體上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發展,不僅推動了會計實踐的發展,而且推動了會計理論的發展,反之亦然;從會計理論的發展史來看,會計理論正在受到經濟學理論的影響,會計理論也愈益從經濟學中找尋“支援意識”,并將其轉換為會計學理論的基礎理論架構。經濟學理論在會計研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已經滲透到會計學的各個領域。會計學視野中的經濟學應是解釋會計現象與拓展會計新領域的一種工具。

      三、經濟學說對會計理論發展的影響

      (一)政治經濟學對會計理論發展的影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把會計看成確定和控制資本價值運動的手段。就會計職能及其歷史發展規律而言,馬克思指出:“過程越是按社會的規模進行,越是失去純粹個人的性質,作為對過程的控制和觀念總結的簿記就越是必要;因此,簿記對資本主義生產,比對手工業和農民的分散生產更為必要,對公有生產,比對資本主義生產更為必要”。這里的“簿記”就是會計,從而精辟地概括了會計發展的歷史規律及會計職能和在社會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經濟理論認為,資本循環周轉理論蘊涵著會計核算。從資本循環可以看出,企業經營的過程是通過墊付貨幣資本收回更多的貨幣資本,其目的是取得更多的現金凈流入。在企業資本運動過程中,存在相對靜止和顯著變動兩種形態。在資本處于顯著變動時,應著重計算企業在經營過程中(某個期間)全部資本的流量的結果(增量);在資本處于相對靜止時,應著重計算企業在某個經營時點資本的使用狀況及對資本的要求權(產權),其代表企業在某個會計時點資本的存量。可見,借助資本循環,企業的經營業績特別是現金凈流入及財務狀況都可以用會計加以計量。

      經濟理論認為固定資本損耗與會計中的折舊費用密切相關。馬克思指出:“機器的有形損耗有兩種。一種是由于使用,就像鑄幣由于流通而磨損一樣。另一種是由于不使用,就像劍入鞘不用而生銹一樣。在后一種情況下,機器的磨損是由于自然作用。前一種磨損或多或少地同機器的使用成正比,后一種磨損在一定程度上同機器的使用成反比”。固定資產無論使用與否,都會發生有形損耗,這種損耗的程度主要決定于其工作負荷程度和固定資產本身的質量。馬克思又指出:“機器除了有形損耗以外,還有所謂無形損耗。只要同樣結構的機器能夠更便宜地再生產出來,或者出現更好的機器同原有的機器相競爭,原有機器的交換價值就會受到損失。固定資產除有形損耗外,不定期可能發生著無形損耗。對于固定資產損耗的補償要采取固定資產更新和固定資產大修理兩種形式。而折舊是固定資產由于損耗而轉移到產品中去的那部分價值,正確地計提折舊,才能正確地計算產品成本,從而保證固定資產再生產具有正常的資本來源。馬克思指出:“這種生產資料把多少價值轉給或轉移到它幫助形成的產品中去要根據平均計算來決定,即根據其執行職能的平均持續時間來計量”。固定資產折舊可按其使用年限平均計算,企業會計也依據該原理來計算折舊。

      經濟學的價格理論中蘊涵產品成本核算的思想。馬克思指出:“商品價值的這個部分,即補償所消耗的生產資料價值和所用的勞動力價值的部分,只是補償商品使資本自身耗費的東西……,這就是商品的成本價格”。成本價格是商品中用來補償所消耗資本價值的那部分價值,是所消耗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之和的轉化形式。成本價格對企業來說是成為出售商品價格的最低界限。商品的成本價格越低,競爭能力越大。根據成本價格理論,產品成本主要包括四個部分:在生產過程中直接耗費的生產資料,如原材料、燃料和動力等費用;補償固定資產在生產過程中逐漸磨損而提取的折舊費;以工資形式支付給生產者的勞動報酬;進行生產管理活動所支出的管理費用。在成本計算工作中,應根據這個理論范圍計算產品的成本。但是,在實際工作中還必須充分考慮為進行生產經營活動必不可少的價值耗費的補償,以及改善企業經營管理的要求。會計核算要求將企業在生產和銷售方面所發生的一切支出綜合表現出來,并用企業的銷售收入加以補償。因此,將這些費用計入產品成本,才能得到必要的補償。同時,將廢品損失等非生產性損失的發生列入產品成本,也可以提高產品成本的綜合反應作用。

      (二)新制度經濟學對會計理論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以科斯、諾思等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Hew institution-aleconomics)在經濟學理論中的影響力日益增加,成為西方經濟學界一個引人注目的理論現象。新制度經濟學也逐漸成為現代經濟學的“顯學”。新制度經濟學不但為經濟理論研究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思路及頗有價值的方法,同時對會計理論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它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是對會計理論邏輯起點研究的影響。從60年代起,各國會計界普遍將會計目標作為會計理論的邏輯起點進行研究,并取得了成果,但制度因素在研究中往往被忽略了。筆者擬從新制度經濟學角度對會計目標進行重新界定,對企業財務會計目標做出分析。根據新制度經濟學原理,企業是一系列契約的聯結點,是契約聯結的網絡。這些契約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涉及到投入品的物主和商品的買主,企業不僅與人力資本的提供者(雇員、經理等)、實物資本的提供者(股東、債權人等)締約,也與原料的供應者、產品的購買者締約,還與政府締結政府管制契約、與社會締結有關社會責任的契約。而企業的契約人也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企業原有的契約人可按一定的規則退出契約,原來未締約者也可按一定規則加入契約。這樣,企業除了有現實的契約人之外,也存在潛在的契約人。契約市場則是現實的契約人與潛在的契約人進行角色轉換的制度安排。潛在的契約人可以通過契約市場加入契約,而現實的契約人也可以通過契約市場來退出契約。此外,企業還有間接的契約安排。企業的這種“契約鏈”是可以無限延伸的,而且隨著它的延長。契約人與企業的利益相關度逐漸下降。契約是人與人之間交易的結果,交易是有成本的,這種成本就是交易費用。科斯認為,交易費用是獲得準確的信息、談判和經常性契約的費用。其中核心部分是信息費用。交易費用對人們之間的契約有重大影響,因此契約人想方設法降低交易費用。會計是一個將企業的經營活動情況進行信息轉換和加工的系統,因此,企業財務會計目標可以界定為:降低企業契約人集(指直接契約人、間接契約人、現實契約人、潛在契約人的集合)的交易費用。  二是對會計研究方法的影響。早期的實證會計理論研究者們運用的是有效市場假說及資本資產計價模型,奉行以會計信息價值為中心的理論,但最終發現這種理論不能圓滿地解釋會計慣例。他們意識到:政府官員和其他管制者們的行為可以根據“人的行為動機是謀求個人效用最大化”這一假設,通過建模進行預測。與此同時,在行政管理中同樣存在著非零值的交易費用,使得會計程序能影響企業的現金流量及其價值。于是,在70年代末從傳統的

      實證會計理論中派生出了一種以新制度經濟學為基礎的實證理論,該理論強調對不同企業和行業的會計慣例進行解釋,它不僅建立在企業理論和政府管制理論之上,而且是這兩種理論的衍生物。在實證會計方面,經濟學不僅提供了會計研究的方法論,而且使會計學“侵入”到金融學領域,對金融資產定價模型和市場效率假說的檢驗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實證會計理論借鑒的是弗里德曼的實證經濟學思想和方法,致力于根據利益集團選擇會計準則、會計程序和會計方法的行為,來解釋現存的各種44t實務,從而用實證方法證明有關會計假設,以對未來會計實務進行預測,這和傳統的規范會計研究大為不同。

      三是對會計規范研究的影響。會計規范是有關會計信息的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的制度安排,是各個利益集團博奕的結果。會計規范的演進是一個典型的制度變遷問題,會計規范演進的原因是會計規范的不均衡,會計規范的不均衡是指會計規范的需求與供給不一致。人類社會的發展使會計規范的需求與供給發生了變化,一方面,原來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結構不再使制度需求者的凈收益最大,因此產生了制度創新的動機和需求;另一方面,又改變了制度的選擇集合和選擇范圍,從而改變了制度的有效供給。同時,這種制度的不均衡是一種常態,而制度的均衡只是一種理想狀態。制度的變遷只不過是從一種不均衡狀態到另一種不均衡狀態,而不是從不均衡狀態到均衡狀態,會計規范只存在于動態過程之中,會計規范的演進就是在以上背景下發生的。新制度經濟學是研究制度的科學,制度作為一套行為規則被用來支配特定的行為模式和相互關系,會計規范正是包含在制度該概念之內的。因此,會計規范也是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之一,可以運用制度變遷理論、產權理論,用制度分析框架來分析和研究會計規范問題。

      四是對會計史研究的影響。傳統的會計史研究方式是按照時間順序、以重大的會計史實為基礎來描述會計史。其缺陷在于:這種方式以描述為主,使不少會計研究文獻只是史料的堆積,忽視了對史料的分析;缺乏理論分析工具,只通過規范方法進行研究,缺乏定量分析與實證支持,客觀性、可證實性差;研究的實際意義不大,只是對會計的過去進行了回顧,不能對現在的會計理論研究起作用,更不能對會計的未來做出預測。如果將新制度經濟學引入會計史研究,其意義在于:以制度變遷為線索把握會計的發展過程和發展趨勢,減少研究的盲目性;以運用新制度經濟學中的有關理論對會計史做定量分析,用實證方法研究會計史問題,從而提煉出一個對會計史進行理性分析的框架;進行會計史研究也不再只是為了對會計的過去進行回顧,而是要通過對會計發展歷史上會計環境與會計的互動關系進行分析,檢驗現行會計理論與會計環境的一致性,并對會計的未來發展趨勢進行預測。  五是委托理論與產權會計學對會計理論的影響。理論假設人有不同的偏好,并且都是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甚至會有機會主義行為,這就導致了成本(包括簽約成本、監督成本、保證成本、剩余損失)的發生。所以,委托人需要一種控制系統來使人按委托人的目標來行事。該控制系統包括三部分:決策權的分配、業績計量與評價和獎勵與懲罰。契約和決策的形成需要信息為基礎,而會計和審計正與這種信息的收集和傳播有關,所以理論被用在會計和審計研究中,以分析不同管理會計、財務會計和審計程序的效率特點。產權會計理論認為:產權界定是會計產生的基本動因之一;產權制度是會計政策選擇的出發點與歸宿;提高產權效率是制定會計準則的基本要求;產權博弈關系決定企業會計的未來發展取向。

      六是信息經濟學對會計理論的影響。司可脫(sccott)的《財務會計理論》是基于信息經濟學來構建的,作者認為財務會計理論的基本問題就是協調會計信息的不同角色。二十世紀60年代后期,信息經濟學、證券價格和行為科學在財務會計研究中的運用,導致由經濟收益計量觀向決策有用觀的轉變,“主要會計職業界已經采納了決策有用觀”。FASB的財務會計概念公告第1號(1978)將財務呈報的目標確定為:財務報告應該提供與現在的潛在的投資者和信貸人以及其他用戶作出合理的投資、信貸及類似決策有用的信息;財務報告應該提供有助于現在的、潛在的投資者和信貸人以及其他用戶評估企業預期現金流人的數量、時間和不確定性的有用信息;財務報告應該提供關于企業的經濟資源、對這些資源的要求權以及使資源和對這些資源的要求權發生變動的交易、事件和情況影響的信息。

      (三)人力資本理論對會計理論研究的影響:人力資源會計人力資源會計的創立得益于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舒爾茨指出,人力知識、能力、健康等質量的提高對經濟成長的貢獻遠比物質資本和勞動數量的增加重要。會計系統如果不能反映這種重要的資源,那么會計信息的有用性勢必大打折扣,隨著知識經濟的來臨,該影響會日益加大。

      (四)會計由微觀控制走向宏觀控制:國民經濟會計郭道揚教授在二十世紀會計大事評說(七)中寫道:“20世紀以前,會計(簿記)所正視的基本上是一個微觀經濟世界,它參與對國家經濟、企業經濟的管理也基本上囿于微觀經濟范圍。進人20世紀后,會計環境巨變促使它走向宏觀經濟控制領域,在宏觀會計建設方面開創了新的格局”。會計由微觀走向宏觀,會計環境的巨變是一個重要因素,但這只是外因,而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內因,是人的因素。國民經濟會計又稱國民會計、總量會計或社會會計。最早提出社會會計概念的是1972年諾貝爾獎得主約翰?希克斯,他在其著作《經濟的社會結構一經濟學入門》一書中認為:所謂社會會計學,就如同借會計學能在一望之下把握企業經濟活動全貌一般,利用相同的會計學方法,力圖掌握國民經濟的整體活動狀況。希克斯在國民經濟會計理論上的貢獻可歸納為:一是企業中會計師所用的一般化的表式可用于國民收入的計算,具體表現為生產記錄表、收入及支出記錄表、儲蓄及投資記錄表。這三種記錄表是構成社會記錄體系的基石。二是提出了分部報告的思想。許多交易在國民經濟的內部交易中已相互抵銷,因此應將構成國民經濟的無數經濟單位分成若干集團,就各個集團制作多個記錄表。三是可將上述集團分成企業部門、個人部門和公共部門三類,這三類部門各自制作三個記錄表,并據以制作整個國民經濟的記錄表,這便是國民收入表。為使此表更趨完備,還須外加國際收支平衡表。

      三十年代末,理查德?斯通等人在凱恩斯的指導下,將會計學中的復式記賬原理、會計賬戶體系、平衡原理等理論,引入國民收入核算,為英國計算國民收入。四十年代,斯通又與米德(1977年諾貝爾獎得主)合著出版了《國民收入和支出》一書,為改進國民收入核算方法作出了重要貢獻。五十年代,為了解決國與國之間國民收入核算標準問題,斯通在聯合國帶領專家工作組專門研究“國民收入”會計問題,在以往相關成果與實踐的基礎上,產生了題為《國民經濟賬戶體系及輔助表》的報告(簡稱SNA)。此后,

      經過反復修訂,于1968年在聯合國統計委員會第15次會議上通過了《國民經濟核算體系》(A sy8tern of National Accounts)。自此,國民經濟會計研究和推廣進入到一個新階段。

      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是將微觀經濟簿記原理與宏觀經濟要素和模型相結合,綜合運用會計、統計和數學方法,系統地測算某一時期內一國(地區、部門)的各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它表示一國的國民經濟結構及各部門之間的聯系。具體來說,SNA就是按照一個“歷年”對國民經濟活動的總成果在微觀會計的基礎上進行核算,在事后又應用統計方法進行估算,并根據復式記賬平衡原理,系統編制各式報表,最終綜合反映全國生產、消費、投資、所得分配,以及家庭收支、政府收支及其國外交易全貌,從而為政府的決策提供準確而又全面的信息。美國經濟學家彼特森指出:“社會會計包括五個組成部分,即國民收入和生產賬、資金流量賬、投入產出分析、國際收支平衡表、國民資產負債和國民財富表”。由于SNA主要是以整個國家的國民經濟為核算對象,采用了設置賬戶、復式記賬、編制報表等會計方法,并且大部分數據資料均來源于企業的會計報表,因而稱之為國民經濟會計(社會會計)。

      國民經濟學基礎范文第5篇

      論文摘要:1992年起我國開始實施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2003年,我國頒布實施《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2002)),宣告MPS退出了我國國民經濟核算的歷史舞臺。文章對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模式的變遷進行分析。

      一、供需框架

      為了揭示制度變遷的規律,新制度經濟學根據制度變遷主體的不同,把制度變遷劃分為誘致性制度變遷和強制性制度變遷兩類。在這一領域成績最為突出的是V·w·拉坦(VenronW·Ruttan)和林毅夫。v·w·拉坦應用他對技術變遷的研究方法來研究制度變遷,將舒爾茨和諾斯等的理論推進了一步。

      二、主體博弈

      一般來講,SNA供給的主體主要是政府(官方)。供給結構單一、成本巨大、投資期長,風險遠高于收益。官方供給SNA的目的是為了滿足宏觀經濟管理的需求,因而SNA在此具有公共品的性質。相比而言,SNA需求主體則不同,它由政府、企業、個人所組成。需求主體多元化,因而需求的利益目標(動力)不同(注:在此所言的需求利益目標,類似諾斯的術語“外部利潤”):對政府而言,其需求目標基本為宏觀經濟管理和國際比較;對企業而言,其利益目標包括企業管理、經營的市場成本最小化(利潤最大化)以及企業家個人努力的社會實現;對個人而言,其對國民經濟核算資料的需求是為了尋求完備信息,減少市場交易的環節和風險,即減少交易成本,從而增加其經濟利益,實現其個人經濟目標函數最大化。

      SNA供給與SNA需求主體、目標既然存在上述差異,同時,SNA所具有的巨大信息含量和豐富的方法,使人們在考慮國民經濟核算改革時,必須首先對SNA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引導機制加以重視。

      三、基于需求缺口的變遷方式

      由于需求主體多元化、需求目標函數多層次化,相對于供給主體的單一結構及目標函數的單層次化,就存在一個需求缺口,這反映在對SNA信息的總量及結構需求分布上。可以說,SNA進一步改革的目標之一就是消除這種需求缺口。

      消除需求缺口,從理論上講應存在兩種情況:

      一是減少SNA供給,二是增加SNA需求。然而對于SNA來講,顯而易見的是,政府的供給如果是理性原則下的行為,一般是增加而不會減少。由于公共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競爭性,因而最好由政府來承擔,在此政府不妨進行“壟斷生產”。客觀地講,消除SNA需求缺口最好由增加SNA需求著手。潛在需求主體、目標的顯性化就是誘致性制度變遷在SNA中的一種制度安排體現;并且,這種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類似于古典經濟學中薩伊定律(Say’sLaw)所描述的現象,即供給創造其自身的需求。政府可以通過特殊功能,擴大對國民經濟核算信息及優勢的宣傳,以及安排相應配套的措施來進行SNA的強制性推擴,即強制性變遷。因此,國民經濟核算制度變遷,最主要的特點是強制性變遷。

      四、為什么是強制性變遷

      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本身是維護宏觀經濟管理的有力工具,其作用就在于減少國家機器運行的交易費用。因此,以制度變遷為背景考察的這種制度,從根本上就決定了強制性的特。

      此外,國民經濟核算公共產品的認識,制度安排中“搭便車”的問題也是決定國民經濟核算強制性變遷的原因。

      國民經濟核算公共產品性質的認識:

      (一)國民經濟核算是公共產品

      這一觀點最早是由邱東教授提出的。因為國民經濟核算具有公共產品的兩大屬性,即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因此在屬性上就具有了公共產品最根本的特點。論文關鍵詞: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變遷論文摘要:1992年起我國開始實施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2003年,我國頒布實施《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2002)),宣告MPS退出了我國國民經濟核算的歷史舞臺。文章對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模式的變遷進行分析。

      這一論述可以歸結為兩個理論:一是信息的公共產品性質;二是國民經濟核算作為制度安排的公共產品性質。作為第一個理論基礎,來自信息經濟學關于“信息作為一種商品”的研究,信息是商品的關鍵是信息具有公共產品的特性。在這方面有杰出貢獻的有薩繆爾森、海德和阿羅。信息是公共產品,自然以信息庫出現的國民核算體系也就具備了這種特點;第二個理論基礎,來自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根據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制度安排是一種公共產品,而這個公共產品一般是由國家“生產”的。

      兩種理論基礎,決定了國民經濟核算具有公共產品這一性質。所以,不管是作為一種特殊的公共產品,還是單獨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國民經濟核算變遷就應該是強制性的。

      (二)解決制度安排中“搭便車”問題

      所謂“搭便車”,是指某些人或團體在不付出任何代價的情況下,從別人或社會獲得好處的行為。“搭便車”是產權經濟學家探討的一個重要問題。在他們看來,公共產品是“搭便車”產生的根源之一。“搭便車”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們可以簡單地利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這種制度安排,而無需付費。這樣,創新者的報酬將少于作為整體的社會報酬,從而使創新者缺少激勵。

      五、較為一般的集體行動(注:此說法是為了區分統計與一般制度分析中的集體行動)

      國民經濟核算改革的誘致性安排,可能會是政府更看重的。因為,政府需要了解權力以外的變遷因素。在強調制度變遷主要力量的方面,國民經濟核算變遷是強制性的;而在強調核算變遷的目標等方面時,這種誘致性變遷就更重要了。

      誘致性變遷的主體一般是一群人或一個團體,通過誘致性安排所達成的變遷,其制度結構的穩定性也更高。這就是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與整個社會的市場應用結合更接近。而根據楊仲山的論證,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內部本身是市場化的。

      在改革初始階段,政府的強制力是最突出的,其他經濟主體的作用在這時是較難發揮的。因而,有關國民經濟核算改革的各種利益團體、利益個人可能會感到,這種變遷的起始與他們無關。他們作為個人的、集體的行動并不會影響改革的發生,但接下來情況就會有變化。在目前情況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主要是為政府管理經濟服務。而在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其他經濟主體會增加對國民經濟核算的需要,他們需要通過這種工具(或制度)提供的相關服務,來幫助自身增強競爭的實力。因此,各經濟主體對國民經濟核算信息、方法的需要會增加。而從相反的角度來看,對于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本身來說,其實提出了國民經濟核算的“宏觀核算微觀化要求”。

      對核算信息與方法的大量需求,是目前核算體系的“外部利潤”之一。由此,除政府以外的其他各經濟主體會在國民經濟核算改革中扮演一定的角色,起到相應的作用。而由各相關利益個人所組成的團體,就會形成有關核算改革方面的集體行動,以便使這項改革按照滿足他們要求的方向去演進。他們會提出各種變革的具體措施,如變革現有的調查方式以得到更為準確的市場數據;對服務行業新的分類與核算;非正規部門活動進入核算范圍;增加信息產業方面的新內容,等等。總之,集體行動會在國民經濟核算改革中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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