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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們關心的農民工問題和推進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溫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同樣給出了答案:鞏固和加強農業基礎地位,促進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在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部分,包括廣開農民工就業門路和穩定現有就業崗位;發揮政府投資和重大項目建設帶動農民工就業的作用;制定實施農民工養老保險辦法;促進教育公平,逐步解決農民工子女在輸入地免費接受義務教育問題;將全國城鄉居民分別納入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覆蓋范圍,等等。
面對這一波的金融危機和農民工問題,人們有必要重新審視過去“只有土地和高樓的城市化,沒有人的城市化”的發展模式,有必要重新審視以為農民工可以“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傳統觀念;有必要重新把就業和創業的重點,從鄉村放回到城鎮中來。形勢的發展要求我們,堅定不移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堅定不移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
我國的城鎮化實質上是一種半城鎮化,已經進城的農民工實際上并沒有市民化。農民工市民化一條途徑是構建能人回流、要素集聚的體制和機制。鼓勵農民工就業和創業要以城鎮為依托,大力發展農村中小城市。縣城是縣域工業化、城鎮化的主要載體,是農村城鎮化最有發展潛力的區位,是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重要戰略支點。鼓勵農民工向縣城集聚,不僅有利于農民工的合理流動和市民化,更重要的是可以發展一批小城市,極大地帶動內需。
當前在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過程中,權威人士提出認真解決好幾個方面問題,才能更好地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其中包括,提高認識,統一思想,使各級領導干部、黨員、群眾能理解為什么要推進城鄉一體化,城鄉一體化有什么重要意義,對國家、對市民、對農村、對農民會有什么好處;對于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中關鍵的戶籍制度改革,要大膽提出一個從根本上一步到位的改革方案;城鄉一體化既要經濟一體化,也要注重文化一體化;正確處理好城鄉一體化和新農村建設的關系;慎重解決好農村政府體制的設置問題;重點解決好城鄉一體化的財政負擔問題。
改革開放30年的經驗,從根本上說,就是旗幟鮮明地堅持解放思想、解放生產力,才推動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經濟社會得到了持續發展和巨大進步。如今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也一定要繼續堅持解放思想、解放生產力,全力探索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新思路、新體制、新途徑、新模式。
以城鄉統籌發展的視角看長株潭經濟一體化
推進長株潭經濟一
體化,是遵循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客觀規律,統籌城鄉發展,在我省造成一個產業整合空間大、市場輻射面廣、帶動能力強的發展龍頭的必由之路。工業化和城市化是一個相輔相成的互動過程,從經濟和產業的角度說,它們是農村經濟向城市經濟不斷轉化的過程,是二、三產業不斷發展的過程;從地理空間的角度說,它們是人口、產業由鄉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轉化過程,是農民轉變為市民的過程;從社會學角度說,它們是人們的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農村社區向城市化社區轉化的過程。走向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路徑是多種多樣的。我們必須從歷史和現實的條件出發,探索適合自己的路子。位于我省中部的長沙、株洲、湘潭三個市呈“品”字型分布,兩兩相距45公里,有4條鐵路和7條高等級公路以及1條湘江水道相連。三市城區總人口310萬,聚集了全省90%的科技人員和80%的科技成果,創造了34%的全省國內生產總值,是湖南經濟發展的精華所在。只有充分發揮這部分經濟精華的核心作用和帶動作用,統籌城鄉發展,才具有堅實的基礎和強大動力。只有在這一城市化條件最好的核心區域,帶頭實現城鄉統籌發展,以經濟區劃重新整合要素資源,我們才能超越傳統行政區劃的樊籬,在更高的層次、更大的范圍對生產力進行合理布局,形成足夠的產業集聚和規模經濟,以參與全國城市經濟的競爭、合作與交流,分享產業梯度轉移的好處。
用三個目標正確引導長株潭經濟一體化
遵循統籌發展的要求,推進長株潭經濟一體化,首先就要科學地確立一體化的目標。在調查研究和綜合分析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我認為要把握以下三個重要的導向目標。
1、把長株潭整合成湖南城鄉經濟發展的核心增長極。增長極理論告訴我們,經濟增長在不同區域和產業是不平衡的,一個區域要實現工業化和經濟發展,必須建立增長極,通過增長極帶動整個區域的發展。由于各種條件和因素的綜合作用,能夠帶動湖南城鄉統籌發展的核心增長極,非長株潭城市群莫屬。然而,目前長株潭與核心增長極的客觀要求比,尚有明顯差距;與國內幾個核心增長極比,差距更大。2001年,珠江三角洲GDP達8364億元,占廣東省GDP的78.55%,比長株潭高44.5個百分點。因此,長株潭在我省的經濟份額不是大了而是小了,不是重了而是輕了。我們要著眼于把長株潭整合成湖南城鄉經濟發展的核心增長極,鼓勵三市進一步解放思想,放開手腳,挖掘潛力,工業和農業一起上,打破行政區劃界限和城鄉界限,全面發展一、二、三產業,做大做強三市城鄉經濟總量,提高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益,迅速提高三市經濟占全省的比重,增強三市對全省的輻射力和帶動力。
2、把長株潭建成湖南高新技術產業的聚集區。長株潭有全省密集的智力資源,較為完善的科技設施,可供轉化的高科技成果、高新技術產值和利潤占到全省的70%以上,高科技企業占到全省90%以上。我們要充分利用這些優勢條件,把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使高新技術產業成為三市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爭取到2005年,使三市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占到工業總產值的35%左右,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提高到60%。同時,要積極加大高新技術對包括農業在內的傳統產業的改造力度,擴大產業規模,提升產業水平,增強產業的競爭力。
3、把長株潭培育成現代化、生態化的網狀城市群。長株潭經濟一體化不是要在空間上把三市連成一個大城市,也不必在三個市中間再搞一個新的中心區。三個城市現有的行政區劃格局是歷史形成的,如果不加以科學規劃,任憑三個城市外延“攤大餅”式的發展,就會導致交通不暢、環境惡化的大城市通病。因此,在空間形式上主要應采取組團式發展方式,通過湘江生態經濟帶和城市輕軌的建設,加快三市沿江相向的約1200平方公里的核心區的發展,實施組團滾動開發,形成既能減少乃至避免中心區城市病,又能充分發揮特大城市的聚集、互補效益的網狀城市群。
用三種手段推動長株潭城市經濟一體化
1、以編制和實施規劃為龍頭。要借助國內外一流咨詢設計機構的力量,引入城鄉統籌發展的理念,搞好長株潭城市群區域規劃和長株潭城市群發展戰略研究總體規劃,進一步完善長株潭城市通網絡、電力網絡、金融網絡、信息網絡、環保網絡和產業發展規劃等6個專項規劃,以及湘江生態經濟帶開發建設總體規劃和岳麓山大學城規劃等2個專題規劃相互銜接協調的規劃體系。
人力資源是醫院管理的核心,是醫院興院之本。公立醫院要滿足人民群眾醫療服務需求,必須通過改革來創新人才管理方法。為此,醫院需要拋開傳統的人事管理觀念,樹立科學合理的人力資源管理新理念。
如今困擾鄉鎮衛生院發展的問題幾乎相同:專業人才奇缺。如何留住高學歷的、臨床經驗豐富的人才成為鄉鎮醫院發展面臨的最大問題。
鄭州市金水區常住人口有104萬,有鄉鎮衛生院四所,鄉鎮衛生院要同時承擔農村居民常見基本疾病的診治、傳染性疾病的防治、婦女圍產期的保健、兒童疫苗接種等諸多醫療職能。但由于鄉鎮衛生院的醫務人員大多學歷較低,多為中專,大專畢業生,甚至是沒有接受過正規醫學院校教育的“赤腳醫生”,很少有正規醫學院校畢業的高學歷的畢業生和臨床經驗豐富的專家來到鄉鎮衛生院工作,鄉鎮衛生院無法達到周邊居民的基本醫療需求,無法完成自身的醫療職責。周邊居民到“大醫院”看病又要面臨就醫難,看病貴的難題。這種現狀迫切需要改變。
金水區政府針對這一問題,在2007年將區人民醫院與金水區四家鄉鎮衛生院實施集團一體化,由區人民醫院統一管理。在這個大的醫療格局之內,城鄉醫療機構間的設備、人員等醫療資源均可統一調配和流動,全面提升和改變鄉鎮衛生院的落后面貌,提高醫療服務質量,使其能夠承擔起為農民提供衛生服務,解決農民看病難、看病貴問題的職能和職責。區總醫院委派臨床經驗豐富的專家、高水平的專業人員到四所鄉鎮衛生院長期坐診,并對鄉鎮衛生院原有職工進行業務培訓。診療時鄉鎮衛生院解決不了的難題可通過互聯網迅捷地傳送到總醫院,總醫院能及時的給予技術上的全力支持。這樣,較好地解決了就診患者看病難的問題,使當地患者在家門口就能看病,并且享受的是區一級醫院的服務標準。
但如何使臨床經驗豐富地專家安心的服務于鄉鎮衛生院,這又是一大難題。金水區總醫院周國平院長經調研作了如下的安排:1、對于到鄉鎮衛生院坐診的專家,在工資待遇方面,醫院給予經濟上的補助;2、由于鄉鎮衛生院的位置處于城市的郊區,每天的上下班總醫院安排專車接送,這樣就解決了醫務人員因路途遠不方便上下班的問題;3、工作及休息的調節上,每周總醫院會排序好在鄉鎮工作的專家特定休息時間,這樣也就消除了到鄉鎮衛生院工作的專家的后顧之憂,讓他們覺得到鄉鎮衛生院工作不是醫院對他們的“下放”而是一種重視,對他們能力的看重。這樣一來醫療資源在各個小醫療機構間統一調配、流動,實現了醫療資源的城鄉共享,縮小了城市和農村的醫療服務差距,也使區人民醫院有了充足的病源,也有效地降低了運營成本,做到了雙贏。
金水區各醫院實行一體化管理后,針對各大醫學院校畢業的高學歷人才認為鄉鎮衛生院條件不好、提升空間有限,都不愿意到鄉鎮衛生院工作,導致鄉鎮衛生院高學歷人才的稀缺,金水區總醫院建立了人才靈活流動機制。充分讓新進入醫院的醫學院校畢業生感受到了醫院文化中的團隊力量作用,讓他們能真正的全心全意為患者奉獻青春,更好的服務于患者。具體作法是:第一、對于新招入金水區總醫院的醫學院校畢業生,是屬于總醫院的正式在編人員,其人事關系是屬于區總醫院的,這就首先讓他們吃了顆定心丸。第二、新進的醫護人員到總醫院之后,會被派往鄉鎮衛生院工作,但這個工作不是長期的,干一年兩年后,就會調回總醫院來,只屬于暫時的科室調整,就形同于輪轉科室,這種形式的人才流動,有效地解決了鄉鎮衛生院缺乏高學歷醫務人才的問題,以此給鄉鎮衛生院注入了“新鮮的血液”。第三、因為總醫院有派遣高深資歷的有經驗專家到鄉鎮衛生院坐診,也就讓新進的年輕醫生有了跟隨老專家學習鍛煉臨床技能的機會,迅速提高了新進醫務人員對于常見疾病的診療水平。實現城鄉一體化經營之后,高學歷醫學畢業生以及原總醫院各科中、高級職稱醫務人員輪流到各個鄉鎮衛生院坐診,鄉鎮衛生院的醫務人員數量、學歷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提高,而且人員離職率大為降低,人才隊伍趨于穩定。由于集團內部人力資源流動順暢,基層衛生院醫務人員短缺和流失問題得到很好地解決。這樣,總醫院就成為了醫生流動的載體,吸引,培養,留用了大批的醫學人才,并不斷向鄉鎮衛生院輸送人才,達到了醫療城鄉機構共同發展的目的。以下為其中三所鄉鎮衛生院一體化管理前后人員學歷變化情況,如表1、2、3所示:
我們對“醫院城鄉一體化”后的醫療服務對部分群眾進行了隨機訪問,當地的居民告訴我們:以前看病很麻煩,就拿廟里鄉衛生院來說,醫院城鄉一體化以前衛生院只有十幾張病床,13個員工,其中本科學歷以上的職工只有1人,因缺少正規醫學院校畢業的醫務人員,加上醫療設備的缺乏,連最基本的疾病診療都無法完成,最基本的疾病診治也需要到區里、市里的醫院進行就診,因此時常耽誤了治療的最佳時機,致使附近居民都不愿意來衛生院看病。這些問題在完成醫院集團化之后,新的門診及住院大樓相繼蓋起來,病床增加到70多張,醫護人員也增加到47人,并增加七名正規醫學院校畢業的大學本科生,門診量大幅度提高,內、外科的一些常見疾病都能診治;像闌尾炎、疝氣等簡單的手術也能夠開展,并且醫護人員還是技術過得硬的區一級醫院的人員,價格實惠公道,老百姓感受到了這種城鄉結合的好處,真正的從實際上解決了老百姓看病難的問題。
我們對三家衛生院進行了城鄉一體化前后患者就診滿意度調查,結果顯示:患者對衛生院醫療環境滿意度從11.7%上升為90%;對醫療服務滿意度從25%上升為93.3%;對治療效果滿意度從28.3%上升為90%;對醫院收費滿意度從28.3%上升為81.7%,一體化經營模式得到了患者及其家屬的充分認可。
金水區總醫院的這種“一拖四”的城鄉一體化管理模式,將城鄉醫療機構“打包”成一家,留住了大量人才(城鄉一體化之前金水區鄉鎮衛生院的正規醫學院畢業的大學生僅占當時醫院人力資源比的5.53,目前大學生比例占到了人力資源比例的12.17,金水區總醫院現擁有本科及以上學歷130多人),積極調動了員工的積極性,逐步建立起動態的,開放的人才管理模式,促進了人才的合理流動,帶動了醫院的跑步式發展,得到了老百姓的擁護。深層次地體現出了醫院的辦院宗旨:辦基層的、廣覆蓋的、保證老百姓基本醫療服務的、低成本的醫院,辦老百姓放心的醫院。
關鍵詞:城鄉一體化;失地農民;權益保障
在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過程中,許多農地被大量征用,失地農民成為一個獨特的群體,完善失地農民社會保障體系,緩解因征地而產生的各種矛盾,成為城鄉一體化發展過程中必須解決的問題。
一、對郭巷街道失地農民調查的基本情況
郭巷街道地處蘇州城東南城鄉結合部,過去是典型的“魚米之鄉”,水陸交通發達,被稱為蘇州東南的“黃金節點”。轄區內知名企業眾多,輻射長三角的批發市場林立,城市的繁榮已打破水鄉的寧靜,郭巷街道已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城鄉一體化的浪潮。2010年5月,原郭巷鄉鎮全部土地均被征用,所有農民均成為失地農民。
本次調查發放問卷200份,回收有效問卷130份,調查對象為21歲以上的問卷共122份。樣本選擇較好,基本能夠反映郭巷街道失地農民基本權益保障的現狀和做法。調查對象有如下特點:失地農民總體年齡偏大,年齡在40歲-50歲居多,平均年齡為41.7歲;失地農民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小學文化程度者占30%,初中文化程度者占35%。文化程度在當今已成為就業的首要門檻,這將對失地農民再就業產生極大的阻礙作用。
二、失地農民基本權益保障現狀分析
(一)土地征用與補償情況分析
原郭巷鄉鎮土地被征后,工商業、房地產業等城市經營性用地占75%,公益事業用地和經濟適用房用地各占10%,農業綜合開發用地(高效農業、設施農業)占5%。農業用地向商業用地的轉型,進一步加快了城鄉一體化進程。關于征地補償郭巷按以下標準執行(見表1)。
對于失地農民安置補助費,郭巷從2010年1月1日起按每人3萬元執行。從目前了解情況看,征地補償與安置補助費明顯高于全國水平。
在調查中我們發現,郭巷街道征地補償程序健全,失地人員一旦確定后,就被征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在地公示。征地補償安置費用自征地補償安置方案批準之日起3個月內全額支付。征地補償安置費用足額到位后,區國土資源局應及時在被征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在地公告。不難發現,公示在這一環節出現的頻率很高,批閱范圍上升到區級機關。這種公開透明化的補償程序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誠信指數。
然而,調查也會發現這一環節存在一些潛在的風險和問題:一是為了發展社區集體經濟,各社區普遍采用“筑巢引鳳”措施,大批商業預留地增加,預留地長期閑置,造成土地資源的浪費;二是補償方式以單一的貨幣安置為主,一次性補償費終究有限,難以解決失地農民長久生存的問題。
(二)拆遷與安置情況分析
由于城市化改造需要,失地農民還面臨著拆遷的問題。在拆遷與安置方面,吳中區普遍采用“廣泛動員、民主協商、充分溝通、公開公正”的方式,妥善處理拆遷與安置中遇到的問題。對置換農戶的安置補償靈活采用現房安置、貨幣補償、全部或部分到工業集中區置換標準廠房三種方式,轉換過程通過公證處公證員現場公證的方式切實保障失地農民的權益。這種方式我們稱之為“吳中模式”。
調查顯示,2010年1月初至4月底,郭巷街道共拆遷農戶1595戶,得到妥善安置的拆遷農戶1289戶,占80.8%。在搜集的122份有效問卷中,72位失地農民入住安置房屋,我們以72位失地農民為樣本,進一步對安置房滿意度進行了調查。選擇對安置房“很不滿意”、“不滿意”、“一般”的占四分之一,表示“滿意”、“非常滿意”的占四分之三。
(三)基本生活和醫療保障分析
郭巷街道對失地農民的基本保障主要采用區分對象分類保障的方法。具體地說,將失地農民按年齡分成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對象是女性55周歲以上,男性60周歲以上人員;第二階段對象是女性35周歲以上至55周歲,男性45周歲以上至60周歲人員;第三階段:女性16周歲以上至35周歲,男性l6周歲以上至45周歲人員;第四階段:16周歲以下。不同階段給予保養金或生活補助費情況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第二、三年齡段人員可以選擇繳費參加城鎮職工社會保險,即“并軌”,也可以選擇不參加。按城保政策,在職職工的繳費比例為月工資(吳中區2010年最低繳費基數為960元)的28%。郭巷街道對第一、二、三年齡階段的失地農民均做出了高于區標準20元的補貼,第四年齡階段人員的征地保養金,按不低于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標準確定。調查反映出,鑒于蘇州的經濟社會發展現狀,在農保置城保的繳費比例方面,個人承擔的比例較大,給失地農民帶來一定負擔。
對于醫療保險,郭巷街道分類區別對待。針對納入城保并取得就業的農民來說,應按規定參加城鎮企業醫療保險,享受城鎮醫療保險待遇。未納入城保未取得就業的失地農民有兩種選擇:一是可按城鎮自謀職業人員繼續繳納基本醫療保險,享受城鎮職工基本醫療待遇;二是可參加農村合作醫療保險,享受農村合作醫療待遇。但只能二選一,不得重復參保,重復享受。這一政策的出臺對自謀職業的失地農民來說,給予了充分的自主選擇權,是政治民主化的體現。
(四)失地農民就業情況分析
調查顯示,在失地農民中,年齡大、文化程度低、技能缺乏的農民,基本都選擇就近在本社區工作。年富力強,有一技之長的失地農民會依據市場需求做出多種選擇。部分村民流動到其他地方租地從事種植或養殖工作。大約89%的農民希望在失地后得到政府提供就業崗位的幫助,81.3%有農民希望政府組織就業技能培訓,77.5%的農民希望得到具體的就業指導,70.2%的失地農民希望得到及時準確的用工信息,另有16.3%的人沒有對政府提供就業幫助提出要求,希望自己自主解決就業或創業問題。郭巷街道在幫助失地農民實現就業的過程中做了許多工作。例如,廣泛開展就業技能培訓,普及市民生活常識教育,組織大型駐地企業現場招聘會,加強勞務輸出。
三、保障失地農民權益的對策建議
城鄉一體化背景下失地農民權益保障在郭巷街道的實踐總體來說是成功的,總結經驗,查找問題,我們提出以下妥善解決失地農民權益保障問題的建議和對策。
(一)壯大集體經濟,通過增加資產性收入提高失地農民的保障水平
改革開放之后,有些地區弱化了農村集體經濟對農村社會生活的影響,一味地強調農民的個人自主,忽視了規模經濟的好處。從蘇南農村發展實際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比較好的地區,失地農民社會保障也比較健全,二者相輔相成。從郭巷的實際情況來看,郭巷街道利用其地理區位優勢,建立了蘇州最大的南環橋蔬菜批發市場,東環汽車城;開發了最具發展潛力的尹山湖商圈;組織社區股份合作社,開發物業經濟和特色旅游等,集體經濟強勁成為一大特色,這是維護失地農民權益保障的基礎。同時,由于資產量化到每個失地農民的頭上,每個失地農民都是社區股份合作社的股東,分紅收入成為失地農民的重要組成部分,使失地農民有了多重生活保障。
(二)做好就業安置,通過增加工資性收入提高失地農民的保障水平
土地實際上一直承擔著農民的社會保障功能。農民馬上面臨失業,因此就業安置成為重建失地農民社會保障體系的關鍵。各級政府要充分利用各級各類教育培訓資源,加大投入,認真開展對失地農民的教育培訓,增加失地農民實現再就業的能力,提高他們適應市民生活的基本技能和信心。尤其要加強對40歲-50歲的失地農民的教育和培訓,因為這個年齡群體的失地農民文化水平不高,缺乏適應現代社會的新技能,而這個群體本身是農村社會的中堅,是穩定的源泉,所以對他們的就業安置就顯得格外重要。各級政府要主動牽線搭橋,為失地農民與企業用工之間建立穩定的聯系,降低角色轉換的時間成本,盡快實現失地農民的再就業。通過增加失地農民的工資性收入,提高失地農民的保障水平。
(三)妥善拆遷安置,通過增加補償性收入提高失地農民的保障水平
拆遷安置是一項極易發生沖突的環節,補償安置過程中,要按照“規劃先行,總量平衡;統籌兼顧,分類指導;農民自愿,鼓勵創新;先建后拆,先拆后得”的原則。借鑒“吳中模式”,在失地農民的資格確定方面增加公示環節,嚴格按照區、街道、社區三個步驟進行,最后進行拆遷現場公示。拆遷前期,政策法規須宣傳到位,條件允許下可由政府組織座談會,由拆遷辦負責人為其細述拆遷安置過程,召開失地農民咨詢會,成立咨詢小組,建立咨詢熱線,開通咨詢網站,讓失地農民獲取更多的信息,減少由于不明或曲解政策而引發的上訪事件。
(四)積極探索農民社會保障體系與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的融合方式
要按照失地農民市民化這一目標導向,從實際出發,設計一個便于今后與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相銜接的,能按社會保障制度基本運行規律運作的方案,因地制宜、分層次、分步驟、循環漸進地推動失地農民的權益保障工作。為此,建議政府在充分考慮當地農民的最低生活保障需求、經濟發展水平、政府財政承受能力以及失地農民的數量和范圍的前提下,按照不同年齡階段為失地農民辦理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逐步將失地農民納入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對在農村已經參加養老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的失地農民,應考慮在社會養老保險與醫療保險中的大病統籌部分設計為城鄉統一的運行機制,先實行“有差別的統一”,最終過渡到完全統一,徹底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在過渡時期,對于失地農民應根據年齡不同可采取不同的養老形式。55歲以下實行養老保險模式,采用個人賬戶式的完全積累制,采取分級承擔形式。根據保養人員、剩余勞動力一次性參加城保的繳費基數和比例,采用區、鎮、個人共同承擔的辦法實施,具體比例按照本地區的實際情況而定。
參考文獻
1、沈證研.蘇州城鄉一體化的做法值得借鑒[J].政策瞭望,2010(5).
關鍵詞:農民工 市民化 生存狀態
中圖分類號:F2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6)03-032-02
成都市是我國城鄉一體化改革城市的先驅者,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的農民工群體明顯區別于一般城市,我們從不同的維度了解了成都市農民工的生存狀態。我們發現成都市農民工從老一代農民工向新生代農民工過渡的同時,也帶來成都市城鄉一體化的新格局。而在這個新格局下,農民工的稱呼已經過于陳舊而不能充分定位這樣一個群體。成都市農民工生存狀態的升級同時也印證了成都市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成果。面對新時期和新問題,我們需要更大膽更大力度的政策創新來突破。
一、成都市農民工有強烈的市民化意愿
成都市農民工是全省最先享受到城鎮化發展成果的農民工群體,在參與城市建設的同時也分享到市民化帶來的好處,相應地產生了市民化的基本訴求,且隨著城鄉一體化進程的深入,農民工的這種訴求變得更加強烈。一方面,農民工能夠看到進入城市工作和生活的便利,城市高質量的公共設施和服務,強化了成都市農民工享受更好城市公共服務的獲得感。另一方面,市民化讓農民工真正擺脫土地的束縛,能夠更加有保障地進入城市,填補了農民工長期在城市缺乏的存在感和價值感。同時,已經實現市民身份轉變的農民工也形成一種正向激勵,在滿足基本利益訴求和后顧之憂以后,農民工會更加有信心、大膽地邁進城市,完成真正的市民化。
二、成都市農民工進入城市工作生活的門檻逐步降低
成都市近年推出的一系列促進城鄉一體化的政策效果正在顯現。自2003年,出臺《關于調整現行戶口政策的意見》,取消了入城指標限制,以條件準入制代替“入城指標”;2010年,出臺《關于全域成都城鄉統一戶籍實現居民自由遷徙的意見》,建立了以身份證為標識的公民信息管理系統,實行戶籍登記地與實際居住地相一致的新體制,并允許農民帶著承包地、宅基地等財產進城落戶,享受平等的住房、教育、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2013年1月1日正式實施的《成都市就業促進條例》,將2003年以來全市統籌城鄉就業的成功經驗上升到法律層面。農民工市民化的門檻進一步降低,成都市農民工落戶條件基本比其他流動人口更為寬松,且未來隨著城鄉一體化進程的推進,成都市對農民工的需求會逐漸增加,成都市農民工進入城市將更加方便。
三、成都市農民工消費需求隨著代際交替更加以城市為中心
成都市老一代農民工和新一代農民工的代際交替,帶來了農民工消費結構的巨大改變。在上世紀城市快速擴張的時期,老一代農民工以較低的報酬和訴求進入城市,從事重體力工作,形成城市建設大軍往返城鄉,最終將有限的積累帶回農村維持家庭生計。這種務工行為更多是由于相對于農業生產有更多利益的理性選擇,同時也是一種迫于生活的無奈,因此,老一代農民工僅在城市維持著極底的消費水平,完全為了積累收入。而新生代農民工在消費結構上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他們少了很多維持農村家庭生計的后顧之憂,有能力將獲得的收入更多地用于城市消費,從而提升自身的生活水平,同時,除了基礎的生活開支,消費也更加多元化,如娛樂消費、提升技能、拓展交際等層面。因此,新生代農民工在成都工作在成都消費的傾向越來越明顯,更加以城市為中心開支活動,而不是疲于奔波,正在向真正的市民化過渡。
四、成都市農民工工作生活更加以自身需求為中心
成都市農民工已經從單純的積累資金階段過渡到自我實現、獲得存在感的階段。在這個階段,收入僅能體現其需求的一個方面,他們更加能夠通過生活環境、工作條件、自身意愿、身體健康等來綜合判斷是否去工作。因此,成都市農民工,尤其是作為未來市民化主力的新生代農民工,更加看重工作環境好、社會地位高的職業,這一需求與城市居民求職者的觀念接近。這樣以自身需求為中心的工作和生活的價值取向是一種更高層次的需求,比如工作生活中能夠獲得尊重、更能夠實現自我的需求。這也是由于老一代農民工創造的積累為新生代農民工創造了更好的條件,使其能夠放下維持農村家庭生計的重擔,有能力為了更高層次的個人存在的需求而工作。因此,未來農民工這樣的群體會逐漸淡化,轉而是上述新生代農民工轉化而來的新型城市居民。
五、提升成都市農民工市民化水平的建議
(一)完善農民工社會保障體系
不能否認的是,即使完成落戶轉變身份的農民工,仍然面臨著原有“農民”身份制約,因而無法完全融入城市,在婚姻、就業、交友等方面存在隱。應在建立城鄉一體的戶籍制度同時對就業政策、社會保障制度進行重大改革,徹底消除成都市農民工融入城市、乃至向上流動的制度障礙。一是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勞動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制定農民工工資合理增長機制,促進農民工工資合理增長,重點是完善最低工資制度,以及推動工資協商制度。二是實施過渡性和長期性政策推進相關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短期內,建設低水平、廣覆蓋的農民工子女學校,通過對社區醫院等進行補貼提供低成本的基本醫療,政府與用人單位、保險機構共同開展相關工傷保險項目。長期看,隨著戶籍制度改革,將農民工子女教育、醫療、工傷保險等各項基本保障納入城市居民保障軌道內,通過大力的社會保障來提升成都市農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的融入感。
(二)提高就業和培訓服務精準度
成都市農民工仍然延續著傳統農民工的就業渠道,親朋介紹和企業招工為主的就業方式使農民工缺乏科學的就業指導,決定了就業行為的盲目性,直接導致農民工普遍存在“跳槽”現象,尤其是第一份工作的不穩定問題。因此,應當完善對成都市農民工就業指導工作,特別強調對初次就業群體的指導。第一,學校應有為農民工提供就業指導、幫助其制定職業發展規劃的義務。職業院校和培訓學校為新生代農民工(下轉第34頁)(上接第32頁)在畢業前逐步開展初次就業指導服務,在就業指導過程中,要以培養法律意識、政策咨詢為基礎,根據農民工的特點進行分類指導,制定職業生涯規劃,幫助農民工選擇適合自身發展的工作。第二,加強對職業介紹等中介服務機構及其從業人員專業水平的監管,強調不僅要為農民工找到工作,還要找到“適合”的工作。第三,激勵用工企業在招工之初就加強與農民工的溝通與交流,幫助其選擇合適的崗位。第四,重視農民工的創業需求,提供針對這一群體的創業平臺,提供社交、禮儀、管理、銷售、經濟理論等方面的咨詢服務,有條件的地方還應出臺配套的稅收、金融等優惠政策,幫助其創業。
(三)著力解決老一代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
由于城鎮化發展的客觀規律,不同區位的土地價值差異巨大。由于成都市農民工所在區域的地理位置、代際交替,導致農民工在居住條件、受教育程度或技能等方面產生分化,極大地影響著生活成本(居住、消費、社會保障等)、收入水平。這些方面的差異使得老一代和新一代、近郊和遠郊成都農民工群體內部容易產生分化,而事實上這種分化已經存在,并且有愈演愈烈的態勢。老一代和新一代農民工在受教育程度、生存理念和生活方式存在較大差異,會在未來形成不同的群體,同時,老一代農民工由于更缺少保障而可能面臨返鄉的命運,無法順利完成市民身份的轉變而成為更為邊緣化的群體。
老一代農民工為新生代農民工奠定了一定的經濟和物質基礎,老一代農民工是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寄托,他們的命運緊密相連,直接關系到主力軍――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進城。為了避免農民工內部出現階層分化,避免老一代農民工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淘汰,而僅僅作為一個時代的犧牲者被忘卻。因此,應著力解決老一代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特別是將沒有土地、特別困難的群體做好安置工作,盡快納入城市社會保障體系。對有一定職業技能的老一代農民工,應當鼓勵發揮余熱,將其納入社區、社會組織職業培訓活動范疇,創造更多價值。加大對老一代農民工就業的支撐,擴大針對老一代農民工就業供求信息覆蓋面,鼓勵企業、社會組織吸納老一代農民工就業,并提供社會保障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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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西南財經大學中國西部經濟研究中心 四川成都 61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