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床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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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心理學范文第1篇

中國不斷快速發展的經濟，加劇了社會競爭，使得中國國民人口結構也發生了改變。社會競爭帶來的巨大壓力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節奏及生活習慣，社會中精神及心理疾病數量日益增多，嚴重影響了人們身心的健康。然而，當今較少有專業人員致力于改善、提高臨床心理學相關的教學與研究等工作，且能夠熟練掌握臨床心理學相關知識、方法與技術的優秀人才也十分匱乏。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的質量與素質關系到社會積極、健康、穩定的發展，培養我國優秀的臨床心理學人才成為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關于人才培養創新的研究大多都集中于高等職業教育人才、制造業技能人才與建筑安全管理人才等方面。李海宗等[1]對于參與人才培養模式創新的三個主體在各要素中的作用進行研究，并分析人才培養模式創新的保障；徐涵等[2]通過在研究有關中國特色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的基礎上探索出了新的人才培養模式；王英紅[3]分析了建筑安全管理人才應具有的能力素質和知識結構，提出了我國建筑安全管理人才培養模式。針對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的問題，相關研究還不多，且現有的文獻多集中于在研究國內外培養模式的基礎上，對培養模式進行演進及展望以及對臨床心理學人才發展進行戰略思考等。楊文登等[4]分析了美國臨床心理學在不同時期培養模式的特點及發展規律，對我國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的課程設置、技能方面的關系進行研究；LucianoL’Abate[5]強調臨床心理學對國家精神文明及衛生需求發展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種基于層次結構的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方法。綜上所述，以上的研究為本文構建人才培養創新模式提供了思路，但鮮有文獻系統性、綜合性的對我國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模式進行創新研究。再加之，社會發展對臨床心理學人才的需要，因此，迫切需要對我國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模式的進行創新，加強臨床心理學人才的培養，從而豐富人才培養創新的理論體系，并對推動社會主義經濟，對構建和諧社會主義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1我國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現狀分析

社會的現實，中國的國情，使得我國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受到眾多因素的牽絆，本文選用“優略勢分析方法（SWOT）”，分析影響臨床心理學人才發展的相關優勢與劣勢、機會與威脅因素[6]。根據我國臨床心理學人才內部的競爭優勢與威脅、外部的競爭劣勢與機會等各種類型的因素分析而得，我國對于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與發展應采取積極主動推進的態度，提高相關主體部位對臨床心理學人才隊伍建設的重視程度，增加臨床心理學相關資源的投入，進一步完善精神、心理健康教育的法律法規與道德規范，抓住機遇，加大對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的力度等。SWOT分析如表1所示。

2我國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需求分析

隨著我國現階段經濟和社會的迅速發展，精神、心理問題已經成為嚴重影響廣大人民群眾身心健康的疾病，當前條件下的臨床心理學人才已不能滿足國家的需要，因此，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成為了一種必然。

2.1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

當今中國的經濟結構正處于由傳統社會急速向現代社會轉型時期，國家明確指出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道路。新型的社會發展觀念與發展模式對相應的科學人才與人才培養提出了更高的目標。其中，人的心理和諧是構建社會主義社會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層次[7]。然而，當今我國大約擁有1億以上人存在各類精神和心理問題，且我國精神及心理疾病患者帶來的各種類型事故的比率大約占了10%，為國家及社會帶來嚴重危害與困擾[8]。高發的精神及心理疾病及其造成的社會危害和經濟負擔已影響到我國構建和諧社會主義社會的進程。心理和諧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我國社會的現實迫切需要加強臨床心理學人才的培養，從而保證廣大人民群眾身心健康的和諧發展。因此，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對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提出相應的要求。

2.2臨床心理學人才自身發展需求

臨床心理學人才是我國高等人才教育體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隨著我國高等人才教育的不斷深入與發展，許多有關人才數量、人才質量、人才就業等問題不斷顯露，解決以上問題最直接且最有效的途徑即是對人才培養模式進行創新[9]。另一方面，近年來我國患有精神及心理疾病的相關人群不斷擴大，且其在相關醫院的確診率也一直呈現較高狀態。由于沒有得到及時專業的治療，有10%-15%的患者最終有可能死于自殺，且全國50%-70%的自殺者存在精神問題。現實的實際對臨床心理學人才的發展提出了客觀要求。

3我國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模式構建

基于對我國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的現狀及需求分析，迫切需要解決當前臨床心理學人才面臨的發展問題。因此，對我國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模式進行創新研究，建立多元制人才培養模式，針對影響心理疾病因素的研究與分析，構建中國臨床心理學多元制人才培養創新模式[10]。

3.1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模式的內容

構建臨床心理學多元制人才培養的目標是培養順應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發展、滿足我國社會發展需要，具備扎實的理論與專業基礎知識，且有能力改善、提高人們心理健康疾病的專門人才。整體來看，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的內容包括重要理念構建，教學體系構建以及教學方式構建三個方面。第一，重要理念構建。在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過程中，要向被培養者構建“以病人為中心”的理念。臨床心理學認為心理疾病患者的相關狀態、性格、興趣與觀念是影響其心理疾病的重要方面。因此，構建心理學人才培養理念應著重強調心理疾病患者相關方面對治療過程造成的影響，包括其具有的不同知識、文化、能力、性別、個性、背景、信仰以及等級等，實現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者與心理疾病患者相互協調與溝通，從而使其共同達成一致的疾病治愈方案[11]。另一方面，秉著使心理疾病患者充分了解與認識心理疾病治療的過程與方法及可能帶來的結果的理念，從而使其積極、主動地配合疾病的治療。第二，教學體系構建。構建系統且完整的人才培養教學體系，需要打破孤立且割裂的課程狀況。首先，臨床心理學研究需要割離出一般性研究中，著重培養與臨床心理學相關的研究技能，并以此學習為基礎，研究并創新臨床心理學方法，從而為治療者提供更有價值且可直接使用的論斷；其次，針對有關臨床心理學相關課程的多個方面：人格、變態心理學、臨床心理學、心理治療、行為矯正、研究設計以及臨床評估等，建立具有多層次、多模塊的教學體系。其中，多層次、多模塊的教學體系包括基本知識導論課程、專業教育理論課程、相關領域選修課程以及深入拓展研究課程共四個方面構成，且四個方面的課程設置內在與外在相互聯系，橫向與縱向相互互補，形成了以培養人才為目標的系統性且多階段的高質量教學體系。第三，教學方式構建。創建教學方式要強調我國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教學的實踐與應用價值，要重點研究與解決現實中所涉及的相關心理問題，從而實現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的基本目標，改變當今“只重視知識的灌輸而忽略能力的培養，只強調理論教育而輕視實踐教育”的現狀[12]。從教學內容入手，加大課程內容的實踐價值；從教學過程入手，強調理論與現實的緊密結合；從課程設置方面入手，開設課外實踐環節，并增加實踐活動的課時，將實踐課程與理論課程交替進行，突出課外實踐的操作價值與技術價值。

3.2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模式運行框架

臨床心理學多元制人才培養創新模式運行的主要框架由一個目標、二個主體、四個系統共同組成。首先，一個目標。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的目標是指培養在醫療衛生與教育等領域從事心理咨詢與治療心理疾病等工作的專門人才，并利用所學的心理學及醫學知識對社會或組織的行為干預。其次，二個主體。主體是指實現臨床心理學多元制人才培養模式目標的主要載體，包括學校及私人診所、醫院、企業等兩方面。當前中國臨床心理學技術人才培養模式已無法滿足社會發展的需求，其中，一方面是學校沒有順應社會的變化對授課的方式、授課內容、授課模式以及教師結構等做出相應的調整和創新，因此，學校需要加大力度培養出具有雄厚的醫學基礎、心理學基礎知識且思想敏銳、邏輯思維清晰、創新能力強的臨床心理學人才；另一方面，私人診所、醫院、企業等相關單位的參與不足造成信息不對稱，對于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需要從專業知識、觀察能力、操作能力等方面入手，且需要不斷拓寬培養者的臨床醫學視野、豐富其相應的臨床心理學專業素養。因此，為了保障中國臨床心理學多元制人才培養模式的價值實現，必須在充分發揮學校和私人診所、醫院、企業等兩方面主體的基礎之上，從科研創新能力、自主學習能力、人際溝通能力、心理調節能力、心理評估技能及心理干預技能等方面入手，培養臨床心理學人才的綜合素質。再次，四個系統。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模式的首要系統稱為保護系統，主要是指對人才培養的相關主體組織機構建設并明確其責任分工，并在必要的情況下成立新的主體組織機構，從而實現培養系統更高的價值；其次，是主體系統，稱為操控系統，主要是指相關機構，包括學校、私人診所、醫院以及企業等依據政府政策引導及社會文化導向，為實現培養目標從而展開一系列具體操作的過程；第三個系統指監管系統，主要在人才培養模式運行中適時地對相關主體各方及模式運行過程和結果進行控制，起到預警管理的作用，該系統包括信息反饋和過程評估反饋兩個部分；最后，是支撐系統，該系統是通過分析現實的管理要求及客觀的理論與實踐需要，制定出能實現臨床心理學多元制人才培養模式最大價值的相關政策、制度、規定與要求。因此，臨床心理學多元制人才培養模式結構如圖1所示。

4結論

臨床心理學范文第2篇

【關鍵詞】 大學生；手機依賴癥；臨床心理學

隨著手機的廣泛使用，“手機依賴癥”作為一種心理疾病已經引起相關學者的重視和研究。劉傳俊等人的研究就提示手機短信交往行為已明顯影響到大學生的焦慮水平[1]，本次調查研究針對有關使用手機的情況，通過問卷方式進行，探討長期依賴手機情況下對身心健康的影響，為今后開展心理衛生工作和心理咨詢提供依據和對策。現將具體結果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擇調查者來源于醫學院在校大學生，隨機抽樣100人。其中男生56名，女生44名，年齡18～22歲。

1.2 研究方法 采用自編使用手機情況調查表，通過不署名形式調查填寫，進行相關問卷分析。調查表內容主要包括如下內容：①是否擁有手機；②是否每天必須攜帶手機；③是否有天天上網聊天習慣；④是否有手機游戲習慣；⑤是否認為手機是日常生活中必須工具；⑥即使在沒有必要使用手機的時候常常下意識打開手機；⑦如果出門忘記攜帶手機是否會強迫自己回家拿手機；⑧在空余時間是否是以打開手機娛樂為主；⑨你的手機主要用途是什么，如與家人、朋友通信或是聊天、游戲娛樂為主；⑩如果忘記攜帶手機你在心理反應上表現怎樣

2 結 果

2.1 手機使用情況 100名調查者均表示擁有手機。在問到是否天天使用手機時，其中84%名表示要經常使用，主要是上網、聊天、娛樂游戲等；只有16%回答偶爾用，表示以通信為主要使用，且使用手機的時間越長，手機的依賴程度越嚴重，但是使用手機時間多在空余時間。

2.2 心理學異常表現 100名調查者中，72%表現出同樣的不同程度的異常心理反應，具體表現為：①手機沒帶在身邊就產生心煩意亂，性情煩躁，無法認真工作，學習或安心聽講；②常常下意識的觸摸口袋是否有手機存在；③如果聽到手機鈴聲，則經常把別人的手機鈴聲當成自己的手機在響；④焦慮、煩躁、抑郁等心理反應出現；⑤人與人之間的思想交流逐漸減少，情感逐漸淡漠，封閉了自我，使得自我性格更加內向。

2.3 對身體健康的影響 由于手機的功能性、娛樂性，手機擁有者過度依賴、長時間使用手機，打破了原本正常的生活規律。特別是在睡覺的時間，深夜還在不停地刷微博、微信聊天、手機QQ等網絡活動，造成睡眠不足、視覺疲勞，導致第二天精神萎靡、嗜睡。長期影響則會影響新陳代謝、情緒、免疫力，導致疾病多發。長時間低頭使用手機會造成頸部、手臂肌肉疲勞，會導致手部關節、肌腱損傷性癥狀群，包括手指、手腕關節疼痛無力，動作不靈活等，形成所謂的“觸屏手”。

3 討 論

手機依賴癥嚴格意義上說是一種心理疾病，已經逐漸被相關學者所共識。據有關大學生手機依賴的研究顯示，“心煩意亂、感到不適、產生幻覺、焦慮暴躁、悄悄查看、拇指酸痛與情緒穩定性都呈正相關[2]，且這種癥狀多見于比較孤僻、自卑、相對缺乏自信的人。過度依賴手機，長時間使用手機，最終造成異常的心理障礙，如焦慮、煩躁、抑郁等癥狀，人際關系變得冷淡等；身體健康也出現不良反應，如精神萎靡、嗜睡、眼疲勞，影響新陳代謝、免疫力，導致頸肩關節功能性疾病多發。

如果可能患上或患上手機依賴癥，應早期預防或有效干預治療，首先應盡量少用手機，非必要上網的話，可以找些其他事情代替上網，如：看電視、聽音樂、看小說等。空余時間應多參加社區活動或體育鍛煉，提高身心健康，如約同事、朋友一起出去游玩，轉移對手機的注意力，還能增加朋友間的友誼，一舉多得。如果對手機依賴過于嚴重，就要去看心理醫生，以免影響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參考文獻

臨床心理學范文第3篇

[關鍵詞]臨床心理學；積極心理學；綜述；幸福；積極干預

積極心理學是20世紀末在美國興起的一個心理學思潮，由美國當代著名的心理學家Martin E．P．Seligman倡導，致力于對積極的主觀體驗、積極的個體特征及促進它們發展的制度體系開展科學研究[1]。積極心理學這一新的研究領域“源自于與人性同樣久遠的話題，那就是對幸福的追尋”[2]，積極心理學作為一個關注幸福與最佳機能的領域，乍看起來似乎與主流的臨床心理學沒有明顯的關系，但積極心理學研究者并不這么認為。“積極心理學的興起很大程度上是緣于認識到臨床心理學中的不平衡，因為臨床心理學的大多數研究的確只是關注精神疾病。”[3]二戰后臨床心理學在精神疾病的評估、理解和治療方面取得了極大的進展，然而在過去的50年里，臨床心理學似乎成為了治療創傷的學科，人類積極的發展因素未受到足夠重視。積極心理學認為即便那些患有最嚴重的心理疾病的人，也不僅僅只是要求減輕痛苦，處于混亂中的人們需要更多的滿意、愉悅與快樂，而不僅僅只是減少憂傷和煩惱；人們需要建構力量，而不僅僅只是糾正缺陷；人們需要有意義、有目的的生活，這些并不會因為痛苦減輕了就會自動產生[2]。

1　“幸福”的概念構成

“幸福”是積極心理學的研究主題，是“超越沒有抑郁、焦慮和憤怒之上的一個過程”[2]。為了便于對“幸福”進行科學的操作，研究者們將“幸福”解析為3個層次[2]，以此作為對“幸福”開展科學研究的開端。“幸福”的第一個層次是快樂的生活，關注既往、當下和將來的積極情緒。既往的積極情緒包括滿足、滿意和平靜；當下的積極情緒包括軀體的愉悅(例如即刻而瞬間的感官愉悅)以及復雜的愉悅(例如通過學習和教育獲得的愉悅)；有關未來的積極情緒則包括樂觀、希望和信念。快樂的生活要使積極的情緒最大化、消極的情緒最小化，這似乎涵蓋了通常意義上的享樂主義的幸福理論。第二個層次是投入的生活，發揮個體積極的特性，這些積極的特性包括性格力量與才能。積極心理學研究所指的性格力量是那些跨文化和跨地域的美德(例如，英勇、領導能力、仁慈、正直、創意、智慧以及愛與被愛的能力)[4]，與才能不同，力量更具有可塑性，更遵從于意志，力量本身就有其存在的價值，而不僅僅是它們可以實現一些更偉大的目標。力量和才能的正確明智使用將會導致更加的投入、專注和沉浸，因此積極心理學研究者們將這種生活稱為“投入的生活”。第三個層次是有意義的生活，從屬并服務于一些積極的制度。歷史上，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政治學家對這一領域進行了研究，但是他們將更多的興趣放在那些不健全的制度和社會條件上，諸如那些“主義”一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年齡歧視。積極心理學所提出的問題是：“什么樣的制度能夠使得人性得到最好的發揮?”積極的特性與情緒在積極制度的背景下將會得到更好的培養與發展。快樂的生活、投入的生活和有意義的生活，這3種生活可以被視為通往幸福的3種不同的途徑。

2　“幸福”的評估測量

積極心理學研究所得的結論只有通過測量才可以發揮它們的實用價值，積極心理學投入了相當可觀的力量用于發展可靠、穩定而有效的評估方法。雖然這其中的一些評估方法是出現在積極心理學發展之前，但是其中更多的評估測量方法是通過積極心理學家急切地將它們用于自己所感興趣的研究領域，從而使得它們更快地得到確認和傳播。積極心理學中與臨床心理學猶為相關的一些評估策略如下。

主觀幸福感是1個人對自己生活的認知和情感評價，但卻很少在病因學的研究中得到測量[2]。Lubin和VanWhitlock在觀察中發現常用的使用癥狀進行評估的方法并不如期望的那樣有效，“有時，病人后來會說他們曾想按照那些癥狀條目檢查一下自己，但他們通常都沒有這樣做，因為這樣做太消極和自責了。相反，具有一定程度的滿意度的領域則會顯示出可能有助于建構成功干預的潛在資源、力量或支持的來源”[6]。對幸福感進行測量可以使人們關注來訪者和治療師具有高度功能狀態的領域，并可以對障礙失調背后的心理過程有更全面的理解。目前在測量主觀幸福感時使用最廣泛的自陳式量表是Diener(1985)編制的生活滿意度量表、Lyubomirsky和Lepper(1999)編制的主觀幸福感量表和Fordyce編制的幸福感測量。抑郁與幸福感之間呈現負相關，但又不是完全的負相關，因此積極心理學研究者們建議對大多數的治療面談進行兩種快速的情緒測量：流調中心用抑郁量表(Radloff，1977)和生活滿意度量表(Diener，1985)[2]。臨床研究者還可以考慮使用同伴報告、日記、結構式訪談等其它輔助方法對幸福感進行綜合的評估。

“幸福”的第二個層次是投入的生活，通過投入個人的力量與才能進人沉浸的狀態，這就需要測量積極的性格特性：才能、興趣與力量。才能與興趣的測量在別的研究中已得到了詳盡的論述，因此在積極心理學中主要關注于力量與美德的測量。在2004年，Peterson和Seligman出版了力量的分類目錄，首次嘗試從積極心理學角度進行分類，作為對美國精神疾病診斷標準DSM－IV的補充。以DSM作為借鑒，性格力量的分類目錄建立了24種人類力量的10個標準，這些性格力量被歸納為6種美德，是在歷史沿革中始終如一的優秀的道德品質的主要類別：智慧與知識、勇氣、愛、公正、節制與超越[4]。積極心理學研究者們已經編制了兩個自陳式量表對這些性格力量進行評估：行為價值量表和青少年行為價值量表，目前行為價值量表正在被翻譯成中文、日文等其它語言。雖然力量的行為價值量表和青少年行為價值量表還沒有在臨床人群中廣泛使用，但卻具有作為診斷工具的潛在作用，可以作為自陳式量化測量缺陷的補充，評估來訪者與治療師的力量，為建構治療策略奠定基礎[2]。Peterson與Seligman曾提出這樣的設想：心理障礙“真正”的病因可能是這些性格力量的缺乏，而不是抑郁和

物質濫用這樣的癥狀堆積[6]。但是要驗證這樣深層次的設想還有待時日。

投入的生活指的是1個人發揮自身的力量與才能去面對挑戰。投入與沉浸是發揮力量與才能通常可以獲得的回報。投入雖然從享樂方面并不直接產生快樂，但投入的確是1種不同種類的滿足感。沉浸是一種1個人在竭盡全力投入自己的力量與才能去面對力所能及的挑戰時所伴隨的一種特殊表體驗。雖然治療師熟悉于測量沉浸的相反狀態如厭倦、焦慮和冷漠，但幾乎完全沒有開展作為一種建構過程的沉浸在治療中的應用價值的探索。沉浸問卷(Csikszent－mihalyi和Csikszentmihalyi 1988)和沉浸量表(Mayers1978)可以用于測量沉浸體驗的維度、不同背景或不同個體沉浸體驗發生的差異。體驗取樣法是目前測量沉浸時使用最廣泛的方法，而且不受回顧性評價的可靠性的限制。在使用體驗取樣法進行測量時，被試需要定期進行記錄，按要求填寫問卷描述他們作記錄時的體驗[2]。

“幸福”的第三個層次是有意義的生活，是指歸屬和服務于比自己更強大的一些東西。個體所選擇的與之發生關聯的這些“東西”是多種多樣的：一些人在與家人或朋友的關系中尋找到意義；另一些人則在他們的工作中或是在業余愛好中尋找到意義；個體幾乎總是從多方面的重疊交叉的依戀關系而不僅僅從單一方面尋找意義的存在。個體尋找意義的背景選擇是獨特的而且常常是特異的，因此測量意義的方法常常是開放性的[2]。最初研究者們通過訪談探索意義不同的主題進行意義生成的研究。測量意義的第二類方法是基于書面的敘事，常常是對一次重要的生活事件、一次生活變遷或一段時間內的沖突進行書面的敘述，使用生活敘事測量的研究更傾向于將坦白而暴露的書面敘事作為一種干預而不是診斷工具。關注于意義生成過程的自陳式測量則有廣泛應用的生活目的測評和幸福定位問卷，前者測量回答者如何有意義地判斷他們的生活；后者要求回答者確認3種獲得幸福的不同途徑：通過快樂、通過投入和沉浸、通過意義。

3　建構“幸福”的積極干預

已有大量的證據表明，治療師可以緩解來訪者的障礙和消極情緒，但卻極少有人論證治療師可以使來訪者幸福。積極心理學堅信這一狀況需要發生變化：治療師確切可以給來訪者的生活帶來更多的快樂、投入和意義，而不僅僅是減輕抑郁、焦慮和憤怒；即使減輕消極因素的治療開展得十分成功，“幸福”并不能自動產生；使來訪者實現快樂、投入和意義的技能是與抑郁、焦慮和憤怒進行斗爭的技能的重要補充；未來治療師的工作將不僅僅是減輕消極，而是要幫助來訪者建構快樂的生活、投入的生活和有意義的生活，建構這3種生活的技術被稱為“積極干預”[2]。

Fordyce是最早開始通過實證研究去發展和驗證幸福干預的研究者之一。在1項研究中，Fordyce將從未接受過調查的社區學院的班級進行隨機分配，實驗組參與者接受有關增進幸福的策略方面的詳細指導(如保持忙碌，投入更多的時間參與社會活動)，在學期末與控制組的學生相比，感到更幸福，焦慮與抑郁則明顯減少；在9～18個月后的回訪中，大多數參與者報告感到幸福感的持續增加，這項研究提示了幸福感持續變化的可能性[7]。Burton和King采用隨機分配、安慰劑控制的實驗設計檢驗書寫干預對情緒和軀體健康的影響[8]。干預組的參與者每天用20分鐘記錄自己強烈的積極體驗，連續3天，控制組的參與者則記錄一些相對中性的主題。結果表明記錄積極體驗可以導致情緒的短期促進，而且干預組的參與者在隨后的3個月中較少光顧健康中心。Emmons和McCullough發現感恩干預能增進積極情感[9]。干預組的參與者每周記錄5件他們覺得需要感謝的事情，連續10周；兩個控制組則分別記錄每天的麻煩事或是中性的生活事件。所有的參與者都必須對生活整體感受、對下1周的期望、對與他人的關系進行每周評估。與控制組相比，干預組的參與者對生活普遍感覺更良好，對未來的1周感覺更樂觀，與他人的關系感覺更密切，有了更多的積極情感，消極情感減少。在追蹤研究中，每天進行感恩記錄，持續兩周，控制組參與者則記錄他們比別人好的地方或是一些中性事件，在第一階段所發現的積極影響重復出現。

在一項嚴格的隨機分配、安慰劑控制的網絡研究中，研究者們通過471名參與者對5種積極干預進行了比較[2]。這5種積極干預分別為：“你的最美好時光”，寫1則自己在最佳狀態時的故事；“3件好事”，記錄每天發生的3件好事，為時1周；“感恩拜訪”，寫1封感謝信，約見所感激的對象，然后親自大聲地朗讀感謝信；“認可你的力量”，通過測評獲悉自己得分最高的性格力量；“使用你的力量”，通過測評獲悉自己得分最高的性格力量，并且在1周內的每天用一種新的方式使用一種不同的力量。要求所有的參與者記錄1周內他們每天晚上的最早記憶，并在完成隨機分配的干預的即刻、1周后、2周后、1個月后、3個月后、6個月后完成幸福與抑郁調查。所有的參與者一即使是控制組中的參與者一都比測試剛開始時感到更幸福而較少抑郁，這似乎表明帶有獲得的期望(提高幸福感)、由1個專業形象分配參與某件事的行為足以使得1個人在短期內振奮精神。1周后，安慰劑早年記憶控制組中的參與者的幸福與抑郁病癥狀恢復到他們的基線水平，并在隨后6個月一直保持在基線水平。“你的最美好時光”干預的參與者表現出了與控制組參與者同樣的模式，即幸福感的即刻提高和抑郁癥狀的即刻減輕，但是在測試后不能得到持續。“感恩拜訪”組與控制組、“你的最美好時光”組相比，效應相對持久一些，在隨后的1個月中幸福感明顯提高(是這項研究中最顯著的量化效應)，但與控制組相比在隨后的1個月中抑郁癥狀并沒有減輕，在這之后與控制組相比就沒有了顯著差異。“使用你的力量”和“3件好事”干預的參與者與控制組相比，在實驗剛結束時并沒有提高幸福感，也沒有減輕抑郁，但是在隨后的1個月、3個月、6個月，幸福感顯著提高而抑郁顯著減輕。

雖然上述積極干預研究的對象都是非臨床的參與者，但是都不同程度地顯示出了減輕抑郁癥狀、提高幸福感的有益效果，提示建構積極情緒、投入和意義可能是減輕抑郁的途徑之一。目前有關積極干預的研究中，僅有1項研究是以臨床患者作為研究對象[10]，在這項小規模的未受控制的讀書療法研究中，16位患有抑郁的個體通過閱讀、討論一些可以提高他們生活滿意度的策略，其中的13人在完成干預后達到了減輕抑郁的效果。未來研究的1個中心問題就是那些設計用于建構積極情緒、投入、意義的干預是否能有益于臨床和亞臨床的患者。另一方面，治療通常是多種干預的組合，未來的研究需要探索積極干預的最佳組合和最佳順序。研究者還需考慮的問題是在治療中如何將這些“建構那些令人強大的元素(build－what's－strong)”的積極干預與傳統的“糾正那些令人犯錯的元素(fix－what's－wrong)”的治療方法進行有效的結合[2]。諸如去災難化的抗抑郁技術將如何融入用以提升積極情緒、投入和意義的面談中?針對抑郁的認知行為療法與積極干預相結合是否有疊加效應?如何將抗抑郁藥物與積極干預相結合?

臨床心理學范文第4篇

社會在不斷發展，隨著社會模式的改變，醫學模式由傳統的生物醫學模式轉為生物-社會-心理醫學模式 ［1］ 。這種醫學模式從整體化、社會化的觀點研究人體與疾病，既重視生物因素在致病中的重要作用，又重視患兒心理、社會環境因素的重要影響，把生理、病理、心理、社會環境有機結合起來。由于衛生知識的普及、醫療發展的進步、傳染病防治的加強、兒童保健的日益完善，兒科臨床中疑難疾病和大病重病逐漸減少，相反由于人類競爭意識的加強，兒童的心理問題和心身疾病卻逐漸增多。在醫療實踐中心理科學越來越重要。由于人們對心理知識的缺乏和對心理疾病的認識不足，使兒科門診中那些心理問題兒童往往被誤診而延誤治療。為了適應社會的發展和醫療的需求，兒科醫生應該及時接受現代醫學模式的訓練、隨時了解醫學動態和病人就醫的流向與心態，正確區分兒科門診病人的軀體癥狀和軀體疾病。最近，我們通過問卷調查來了解兒童和家長對心理衛生知識理解的程度，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采用問卷調查的形式，自制了家長問卷和學生問卷。家長問卷的調查對象是隨機選取的市內兩所幼兒園小朋友的家長，發放問卷400份，回收310份;學生問卷的調查對象是隨機選取的市內兩所小學六年級學生及兩所中學初一至初三的學生，年齡11～13歲290人（64.2%），14～17歲162人（35.8%），平均年齡13.32歲，男生215人（47.6%），女生237人（52.4%），發放問卷500份，回收452份。

從調查結果中可以看出:大多數的學生有心理咨詢和心理指導需求，由于宣傳力度的不夠，他們多數不知道本地區有心理咨詢門診;出現心理問題，大多數愿意通過教育機構和學校的心理老師來解決，僅有少數人愿意到兒科門診治療;大多數的家長都曾閱讀過有關心理知識方面的文章，而且大多數家長都能認識到兒童也會出現心理問題，當孩子出現心理問題時愿意帶孩子到心理門診進行咨詢;無論是學生還是家長都很少知道他們的所在地有心理咨詢機構，所以當孩子有心理問題需要咨詢的時候，還是愿到當地醫院的兒科尋求幫助;由于絕大多數的家長和學生不能鑒別出軀體癥狀和軀體疾病，當孩子出現了心理問題導致的軀體癥狀時，總是被當著軀體疾病就診于兒科門診。

為什么心理問題常常被誤認為軀體疾病呢?這是因為它們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心理因素引起了軀體反應，這種反應表現在身體的某一部位出現了相應部位的癥狀，即內在心理問題以軀體功能異常的形式表現出來，出現相應的軀體癥狀 ［2］ 。

現今，為什么孩子心理問題越來越多了呢?資料表明，我國3～15歲的孩子中，5%～15%存在著心理疾病，在校的中小學生中，存在心理問題者約25%～30%，79%的兒童心理疾病是父母心理錯位引發的，70%的家長認定自己的孩子受教育的程度要在本科以上水平，他們實際上并不真正了解自己孩子的能力、水平、性格情緒特點及心理發育年齡特征，對孩子提出的期望與要求過高，父母“望子成龍”的迫切愿望和“拔苗助長”的教育方式給兒童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負擔，若過度的心理壓力和精神負擔久久得不到緩解，慢慢地就會出現諸多的心理衛生問題，這些心理問題表現為三種形式。

3.1 情緒表現 如恐懼、焦慮、沮喪、抑郁、不愿上學、容易生氣、敵意、想輕生等。例1，女，7歲，因納差、嘔吐2個月余來診。患兒2個多月來不思飲食，反復腹痛，有時嘔吐，就診多次，予消炎開胃止吐解痙等藥治療無效，鋇餐透視未發現胃及十二指腸病變。詳問病史，患兒發病均在晨起刷 牙或早飯時，雙休日或節假日癥狀消失，診斷為學校恐怖癥。囑家長停止喂藥，找出孩子不愿上學的心理因素，要求家長和老師配合，共同培養孩子上學的興趣。病情分析:該兒出現癥狀的時間均在早晨即將上學的時候，實際上這是一種逃避上學的行為，是將內心的焦慮和痛苦轉化為機體的不適即腹痛、嘔吐等癥狀表現出來，藥物治療無效，解決問題的正確方法是進行心理治療，家長和學校相配合共同幫助孩子克服厭學的念頭，增加其在學校生活的樂趣，隨著孩子心理問題的解決，癥狀也就自行消失了。 3.2 行為表現 如離群獨處，不與同齡小朋友一起玩，少動，精神不集中，過分活躍，暴力傾向，逃學、偷東西、強迫行為等。

3.3 生理表現 以拒絕上學和拒絕考試為主要表現的學校恐怖癥、以軀體癥狀為主的焦慮癥，在臨床上表現為植物神經功能紊亂的癥狀，如尿急、尿頻，心慌，心跳加快，出汗，惡心嘔吐，厭食或貪食，頭痛，暈厥，嘆氣，腹痛，早醒，入睡困難，耳鳴，癱瘓，抽搐等;以學習困難為主要表現的憂郁癥和不被人們所注意的分離性焦慮。例2，女，13歲，因哮喘發作住院。患兒哮喘發作3天，多次就醫，門診予數種藥物解痙平喘治療無效。入院時神志清晰，呼吸深慢、胸廓起伏明顯，隨著呼吸彎腰伸頸。體格檢查無紫紺及鼻扇，肺部聽診無哮鳴音。詳細追問病史，平時學習成績好，父親剛去世不久，原與父親比較親近，生活上依賴性較強。3天前因考試成績不佳被母親責罵后當即呼吸加快，繼而哮喘樣發作，入睡后消失。入院診斷癔病。在母親的參與下給予暗示治療，配合心理疏導，癥狀很快消失。觀察1天，未再發作，次日出院。病情分析:該兒平時比較依賴父親，父親的去世對其打擊較大，當其還未從痛苦中走出時，又因考試成績的不理想受到母親的批評，自覺委屈，感到無助，氣郁胸中，遂利用自我精神防御機制中的轉化機制將精神上的痛苦軀體化，以哮喘樣發作形式來解除自己的內心苦惱，以此引起母親的關注，求得母親的原諒。例3，女，4歲，反復咳嗽半年余，曾多處就醫，先后服過中西藥，收效甚微。體格檢查除咽部稍充血外，無其他陽性體征，胸片提示肺紋理稍增多。仔細詢問病史，咳嗽實為清嗓動作，入睡后消失，診斷發聲抽動。予以鎮靜止咳治療。1周后復診，癥狀消失。病情分析:該兒病程半年，久治未愈，患兒伴著藥物生活了半年。該病是因上呼吸道感染、咽炎引起咽喉部不適和咳嗽，病愈后在大腦皮層形成了惰性興奮灶而反復出現抽動動作 ［5］ 。因咳嗽不愈，家長焦急不安的情緒影響到孩子，使癥狀得以強化并延續，經鎮靜藥治療使癥狀暫時得到緩解，焦急的家人看到了希望，喜悅的心情影響了患兒，使其注意力轉移，心理緊張因素解除，癥狀得以控制而消失。這一過程也是家長在不經意中對孩子進行了心理治療。以情緒表現和行為表現為主的孩子常被當作任性、調皮、不聽話和壞孩子;以生理表現為主的軀體癥狀出現后和家庭環境的不良，臨床表現多樣化 ［3］ 。這些由心理問題導致軀體癥狀的兒童到專科就診或咨詢的比率較低 ［4］ ，家長會把孩子帶到醫院要求兒科醫生進行治療。如果臨床醫生缺乏心理學知識，在詢問病情時往往就會只考慮軀體疾病而忽視對心理因素的追究，只做軀體檢查不做心理檢查，在進行疾病診斷時考慮的是病理因素，很少能把軀體癥狀與心理因素聯系起來，這些相應的軀體癥狀常常會被誤診為各種軀體疾病，如心臟病、哮喘、咽炎、胃腸炎、尿路感染、腦炎等疾病，做各種檢查，服許多藥物。只有當孩子的癥狀久治不愈時，醫生才會建議進行心理咨詢，造成了身心傷害。

綜上所述，在兒科臨床中，心理學越來越重要。伴隨著醫學模式的發展轉化，對兒科醫生在臨床診治工作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影響兒科醫生最佳醫療服務和醫療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對小兒心理的忽視 ［6］ 。為了適應現代醫學發展的需要，臨床兒科醫生應具備一定的心理衛生學知識，拓寬自己的知識面，在臨床實踐中不斷探索和總結經驗，在疾病的診斷中要從患兒本身疾病、環境、心理狀況幾方面綜合考慮，找出發病原因，以防漏診和誤診，讓那些有心理問題的兒童得到及時的咨詢與治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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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心理學范文第5篇

1.1創建臨床輸血信息管理系統

以《醫療機構臨床用血管理辦法》[1]和《臨床輸血技術規范》[2]為管理依據，結合本院具體的輸血管理工作流程，選擇適合本院的信息化管理系統，建立并運用臨床輸血信息管理系統（transfusioninformaionsystem，TIS），以提升輸血科管理水平和服務能力，對南華大學附屬第二醫院2012年3月份后的住院患者臨床用血進行管理，控制臨床用血過程質量，促進臨床安全合理有效用血。

1.2主要功能模塊

1.2.1血液預訂模塊建立醫院輸血科與血液中心進行有效溝通的信息平臺，根據上一年度同期用血量和當前臨床約血情況，向中心血站網上申報全院用血月計劃、日計劃。1.2.2血液制品管理模塊有血液出入庫登記、備血庫存狀態管理，備血失效預警提示、血液使用、調劑去向追蹤管理、冰箱溫度記錄報警等功能。所有血液制品同步采用血站統一條碼按品種、血型分類管理，掃碼入庫；醫生工作站設置院內血液庫存分級預警提示，便于臨床合理安排擇期手術；建立溫控系統聯網，24h不間斷實時采集冰箱溫度，并在異常時報警提示，切實保證儲血質量。1.2.3血液制品使用模塊包含醫生工作站用血預約申請和分級審批管理，輸血科交叉配血及其他實驗結果記錄與標本存放管理存檔、血液出庫發放與檢測計費、輸血患者輸血相關實驗室檢查結果及病歷查閱等功能。1.2.4輸血不良反應記錄模塊所有輸血不良反應報告、處理、預后實行無紙化網上填報、統計、存檔，使輸血質量管理跟蹤流程更加高效快捷。1.2.5統計查詢模塊通過該模塊，輸血科可按科室、病種、用血品種和數量查詢患者用血的明細信息；了解全院用血量、用血品種趨勢；匯總并評價各個臨床科室及醫師預約用血情況，為指導臨床用血和開展輸血研究，提供全面信息資料。

2結果

本院于2012年3月正式開始運行臨床輸血信息管理系統。通過對系統實際運用過程分析，發現在提升輸血科管理水平、促進臨床安全合理有效用血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2.1提升輸血科管理水平和服務能力血液預訂模塊使輸血科可與市中心血站進行網上互動，申報全院用血計劃。血液預訂工作更簡便快捷，明確責任區分。臨床輸血的質量與安全貫穿著輸血的全過程，任何環節上發生問題或被忽略都會影響輸血療效和安全。據統計，臨床輸血出現的差錯和事故70%是人為因素所致，這與疏于管理密切相關[3]。輸血科應用TIS系統進行血液制品管理，使血液出入庫登記、儲存環境溫度記錄存檔等更加標準、規范。血液條碼掃描入庫，保證了入庫信息的準確、完整，提高了工作效率，明顯減少傳統手工填寫信息的失誤和勞動強度；備血失效預警系統在血液失效前7d（血漿提前30d）自動預警提示，有利于對鄰近失效血液制品及時協調使用。溫控系統聯網，24h不間斷實時記錄血液儲存環境的溫度，出現異常時自動報警提示，以便及時解除故障，保證庫存血液的質量與安全。這樣，在所有血液制品得到安全有效管理，保障臨床合理用血需求的同時，又杜絕了血液預訂的無為損耗和浪費。在TIS系統血液制品使用模塊，不具備用血資質者的預約申請，TIS將自動阻止提交，從而規范了臨床用血分級審批流程。通過血液使用窗口，輸血科可查閱預約用血患者的臨床相關資料及與用血相關的實驗檢測結果，進行輸血適應證的評估，為輸血科評估自體輸血、異體輸血、成分輸血合理搭配，指導臨床合理有效用血，加強臨床用血管理，提升輸血科服務質量提供了重要的平臺[3]。

2.2發揮輸血科在臨床用血過程中的管理職能，推動臨床合理有效用血輸血安全與有效是一項嚴謹、細致、龐大的系統工程，血液的應用需要綜合考慮每個患者的個體差異及病情變化的復雜性，使得輸血治療方案具有一定的靈活性，需要將輸血指南與患者的實際病情相結合，同時需要對患者病情的發展有一定的預見性。由于我國輸血醫學發展較晚、學科專業的分工不同，現階段臨床醫師憑經驗輸血的現象依然存在[4]。許多臨床醫師對輸血學科的新知識及新技術了解滯后，對血液成分輸注的注意事項及輸血引發的不良反應知之不多，尤其是在臨床用血時不夠重視血液成分的配比與輸血相關實驗室指標的動態監測，不能及時評價輸血治療后的效果，對輸血不良反應的預防措施不夠得力，直接影響患者的治療及預后。輸血科通過TIS系統，對預約用血患者輸血相關的臨床資料和輸血相關實驗室指標的動態監測等進行比對分析，評價輸血治療的效果；及時與臨床醫生溝通，參與臨床輸血治療會診，對輸血不良反應提出處理方案意見；運用輸血醫學專業知識，指導臨床在最佳時機使用最恰當的血液制品對患者進行合理有效地救治，推動臨床合理用血。本院輸血科2012年參與輸血治療會診，成功救治危重癥患者41人次；指導開展自體輸血達287人次；退回不合理用血申請110人次，較好地發揮了輸血科對臨床用血應有的指導作用。

2.3促進臨床安全、合理、有效用血與2011年比較，本院2012年住院總人次和手術臺次分別增加15.1%和7%，手術患者用血量和全院血液使用總量卻分別下降了17.6%和5.3%。手術患者異體紅細胞使用量從人均0.54U/臺次，下降到0.31U/臺次；血漿輸注從34.38ml/臺次下降至28.47ml/臺次；自體輸血率從11.4%上升至25.0%；危重癥用血者救治成功率從80.5%（486/604）提高到91.7%（637/695）。2012年輸血不良反應的發生率減少到1‰；庫存血液報廢率為0。按以往慣例隨著住院人次和手術臺次的增長，臨床用血量也會隨之增長，但是，對比本院TIS系統應用前后臨床用血量，發現在手術人次和危重癥救治成功率有所提高的同時，血液使用量反而呈現下降的趨勢。由此提示：臨床輸血信息管理系統的應用，對促進臨床合理有效用血、減少臨床不必要的血液輸注、緩解臨床用血與社會供血不足的矛盾，發揮了較大的作用。

2.4促進輸血醫學科學研究的發展臨床用血過程中，包括從血液管理到臨床用血預約申請、從血液發放到檢測計費、從患者輸血相關實驗室檢測數據到患者病歷記錄、從臨床用血科室臨床資料到輸血科管理的各種記錄、從數據統計查詢到圖像繪制，輸血相關信息均被TIS準確、完整儲存。TIS強大的信息儲存功能使輸血相關各種資料數據信息可隨時被查詢，為開展科研工作提供重要信息資料支持和依據，對開展臨床輸血醫學科學研究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3小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