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信用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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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信用的主要形式范文第1篇

2、從法律的理念看，商業信用具有四個特點：

商業信用具有財產性，也就是說，它是一種物化的信用，衡量商事主體信用程度高低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其擁有財產的多寡，因此，我國公司法確立了嚴格的法定資本制，其旨在維護和保障商事活動中商業信用的財產基礎。

商業信用具有外在性，商事交易奉行外觀主義，以交易雙方當事人表示的外部行為為準，根據外部行為來推定內心意思，其目的在于保護交易安全，促進交易效率，也有利于社會的穩定。

商業信用具有制度依賴性，它需要許多具體的制度安排來促進。商業信用是由各種商業習慣在長期的交易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種信賴，這些習慣在現代社會逐漸制度化，比如，信息披露制度，公示制度，信托制度等等。

商業信用的主要形式范文第2篇

一、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商業信用的使用具有悠久的歷史，它是基于彼此信任而產生的一種融資形式，在企業的發展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作用。商業信用競爭性假說認為企業之所以提供商業信用是為了在市場中求得競爭優勢，尤其是中小企業，他們將商業信用作為一種競爭手段以擴大銷售收入。而商業信用買方市場理論則認為，由于買方強勢的存在，那些買方即使不存在融資約束，也同樣會通過商業信用擠占交易伙伴的流動性。雖然這兩種學說的出發點不同，但結論卻存在著一個共性，即競爭壓力大的企業通過商業信用的提供將自身資金的流動性轉讓給合作伙伴。對比銀行信用和商業信用的資本成本，支持融資比較優勢理論的學者普遍認為商業信用是一種廉價的融資方式。當企業具有相對強的市場地位，且其供應商或者供貨商的市場地位不高、討價還價能力較弱時，具有強市場地位的企業就會利用預收貨款或者延期付款的方式，要求其供應商或者供貨商提供更多的商業信用。VanHoren（2005）以及Giannetti等（2010）認為競爭優勢的存在能夠促進商業信用的提供，主要原因在于競爭優勢的存在使得企業具有了不同的市場地位，相對優勢企業可以通過“胡蘿卜加大棒”的方法，一方面可以通過給予少量的折扣，另一方面也可以采用威脅停止供貨或者更換供貨單位的方法，迫使交易伙伴為其提供廉價的商業信用。高市場地位企業也無需擔心不提供商業信用會導致客戶流失，因為采用不合作的策略，這些買方客戶將要付出高額的信息采集成本、信息篩選成本以及重新締約成本，另外還要承擔一定新材料帶來的產品質量風險，其變更成本顯得得不償失。因此，本文提出假設1：假設1：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企業獲得的商業信用與市場地位正相關。商業信用和銀行信用是企業經營性融資的兩種主要來源。在分析商業信用的信貸傳導效應中，我們不能忽視市場地位對銀行信用的影響，因為市場地位的存在將對信用傳導效應起到一定的修正作用（存在加強或者削弱的效應）。對企業而言，向交易伙伴提供商業信用的成本是高昂的，因為向交易伙伴提供應收款等商業信用會擠占企業的貨幣資金，增加財務費用，對企業的正常經營帶來不利影響。正如余明桂、潘紅波（2010b）所說，對于融資約束趨緊的企業來說，在難以獲得銀行信用的情況下，為交易伙伴提供商業信用將影響企業的正常運轉。

還有一些中小企業為了維持正常的銷售，不得不將自己獲得的銀行信用通過商業信用的形式提供給市場地位高的企業，那么此時向客戶提供商業信用的成本將是高昂的。但倘若一個企業能獲得較多的銀行信用，這些銀行信用勢必將降低企業提供商業信用的成本，因為在企業獲得較多銀行信用時，企業可以抵消提供商業信用所帶來的不利影響，利用銀行信用合理安排財務活動和日常經營活動。張軍、金煜（2005）認為銀行作為一種能集聚社會財富，對社會財富進行重新合理配置的有效中介機構，其功能的發揮有賴于價值的發現和有效的監管，換而言之，就是指銀行要發現優質的企業并對該企業進行有效的監督，此時，市場地位高的企業更符合銀行的價值發現要求。祝繼高等（2009）通過研究發現，通常銀行是否對一個企業進行授信，主要考量擬授信企業的資質以及擬授信企業的違約風險，一般情況下，大型企業，尤其是市場地位高的企業在銀行信貸評價體系中更易于符合銀行授信的要求；同時余明桂、潘紅波（2010b）通過實證研究也發現國有企業（市場地位一般較高）獲得的銀行信用要顯著多于非國有企業，因此有理由推斷，市場地位高的企業更易于符合銀行授信的要求，獲得更多銀行信用。故可得假設2：假設2：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企業獲得的銀行信用與市場地位正相關。那么，商業信用與銀行信用的傳導到底是怎樣的關系，本文將對商業信用進行區分，分別從商業信用的獲得、凈商業信用和商業信用提供的角度進行一系列的考察。處在經濟轉軌時期的中國，信貸市場存在普遍的信貸配給現象。依據商業信用的信貸配給理論，在信貸配給普遍存在的情況下，企業會將商業信用作為銀行信用的融資替代品使用，造成銀行信用與商業信用之間呈現出此消彼長的現象，即商業信用與銀行信用之間會存在替代效應（FismanandRaturi，2004；Love，etal.，2007；Nilsen，2002；Paula，etal.，2008；Cull，etal.，2009）。根據商業信用的競爭性假說和商業信用經營性動機里的促銷動機，我們知道商業信用的提供可能是由于交易伙伴的強勢或者是為了更好的營銷。縱觀商業信用微觀領域的研究成果，商業信用的使用已經從最初的融資需求逐步轉變為企業低成本獲取資金流動性的競爭手段。石曉軍和李杰（2009）的研究指出，商業信用的使用與否僅僅取決于供應者的意愿，只要供應者愿意為交易伙伴提供商業信用，交易伙伴必然就會使用，因而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中國商業信用融資的廉價。目前中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水平較低，產品同質化嚴重，缺乏核心競爭力，所以中小企業不得不將商業信用作為一種競爭手段來進行有效的促銷，以維持企業的正常經營。徐曉萍和李猛（2009）通過對上海中小企業的問卷調查也證實了上述觀點。同時也有學者猜測政治聯結的存在有利于企業商業信用的獲得，但市場地位低的企業在尋求政治關系時往往要付出高昂的尋租成本，而市場地位高的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在政治關聯上擁有天然的優勢。根據上述分析，有理由推測，對于市場地位低的企業，其通過商業信用進行融資將比銀行信用融資更難，因為市場地位低的企業如果不給交易伙伴提供商業信用，企業可能會因此喪失銷售產品的機會，影響正常經營；而市場地位高的企業在輕松獲得低成本的商業信用后，自然會減少對銀行信用的使用，因此本文提出假設3a和3b：假設3a：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銀行信用與商業信用獲得之間存在替代效應。

假設3b：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相比市場地位低的企業，市場地位高的企業商業信用的獲得與銀行信用之間的替代效應更為顯著。站在商業信用的再配置角度，諸多學者認為易于獲得銀行信用的企業會將這些易得的信貸資金以商業信用的形式再配置給那些難以獲得銀行信用的合作企業。根據Biais和Gollie（r1997）以及Frank和Maksimovic（2005）的研究，他們認為銀行信用影響著商業信用的提供量，商業信用和銀行貸款之間呈現出傳遞效應。那么市場地位的差異是否會影響這種傳遞效應的發揮呢？一般來說，在中國國有企業由于政治聯系的存在而獲得了一定的市場壟斷性，所以其市場地位相較于私有企業一般處于強勢地位。余明桂、潘紅波（2010b）通過實證指出在中國信貸配給和所有制歧視的條件下，國有企業銀行信用的獲得量顯著多于民營企業，但是在商業信用的提供上卻呈現出相反趨勢。這樣的結果說明，私有企業商業信用的再配置效應要好于國有企業，即國有企業獲得更多的銀行信用但并沒有發揮好信用的傳遞功能，而私有企業盡管只獲得少量的銀行信用卻較好地發揮了信用的傳遞功能。張杰和劉東（2006）、徐曉萍和李猛（2009）的實證研究也指出，在中國商業信用在不同市場地位企業之間的分布實質上體現了一種競爭態勢，中小企業由于競爭劣勢地位而不得不向優勢企業提供資金的流動性。江偉和曾業勤（2013）通過對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的研究，證實在中國的非國有企業以及處于金融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的企業，其商業信用的傳遞效應發揮得更好。因此本文推測，相比市場地位高的企業，市場地位低的企業的商業信用提供與銀行借款之間的傳遞效應將更加顯著。所以本文提出假設4a和4b：假設4a：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銀行借款與商業信用提供之間存在傳遞效應。假設4b：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相比市場地位高的企業，市場地位低的企業的商業信用提供與銀行信用之間的傳遞效應更為顯著。

二、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及樣本選擇本文選取了2010~2012年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進行交易的非金融保險類企業作為研究初選樣本，剔除了交叉持有A股和B股的公司、ST公司和財務不完整的公司，通過篩選得到符合條件的樣本5647個。在數據處理過程中，由于CSMAR國泰安數據庫中“利息支出”缺失嚴重，本文為保證數據庫數據的一致性，擬采用CSMAR數據庫中上市公司的財務費用進行替代，并剔除財務費用為負的數據，最終得到樣本4019個。所有數據均來自CSMAR數據庫，統計分析軟件是stata10.0。

（二）變量設計為了檢驗假設，本文在參考VanHoren（2007）、張新民等（2012）的模型基礎上，對變量進行設計：Tradecrediti，t代表商業信用，是被解釋變量，分別由凈商業信用融資額NETAi，t，商業信用的獲得APi，t以及商業信用的提供ARi，t表示。凈商業信用融資額NETAi，t=（應付賬款+應付票據+預收賬款）-（應收賬款+應收票據+預付賬款），此指標將用年末總資產進行標準化，表示商業信用的獲得凈額占企業總資產的比重；商業信用的獲得APi，t=應付賬款+應付票據+預收賬款，該指標用年末總資產進行標準化，表示企業通過商業信用融資這種渠道所獲得的總資金；商業信用的提供ARi，t=應收賬款+應收票據+預付賬款，用年末總資產標準化，表示企業通過商業信用融資這種渠道為其他企業提供的融資額占總資產的比重。Bankaccessi，t代表銀行信用，是被解釋變量，在不同模型中也作為解釋變量，由于很難獲取上市公司的銀行信貸數據，通常的辦法是選擇企業的利息支出作為替代變量。本文的分析也想采用相同的方法，但是在下載CS-MAR數據庫數據時發現企業利息支出缺失嚴重，所以在參考張新民等（2012）文獻的基礎上，采用“SBAi，t=短期借款/年末總資產”作為銀行信用Bankaccessi，t的變量，同時引入正財務費用變量①Intexpi，t來替代“利息支出”作為Bankaccessi，t的變量，以求實證能夠得到一定的穩健性。HHIi，t代表市場地位，是解釋變量，本文擬采用赫芬達爾指數（即市場占有率指標）作為企業市場地位的衡量指標。企業市場占有率代表企業的營業收入占企業所處行業營業收入總和的比重，表明企業在整個行業中的“競爭優勢”。所以本文將市場地位這一變量定義為企業第i年的營業收入占行業內所有企業的年度營業收入之和（X=ΣXi）的比例。有關控制變量的定義如表1所示。

（三）模型設定為了檢驗假設，本文在參考VanHoren（2007）、張新民等（2012）模型的基礎上，構建如下模型：市場地位與商業信用融資：

（四）描述性統計表2列出了引入“正財務費用”作為“利息支出”替代時4019個樣本的描述性統計，在總樣本（5647）HHIi，t中位數的基礎上，將樣本劃分為市場地位高組和市場地位低組，從而得到市場地位高組樣本1863個，市場地位低組樣本2156個。在樣本中，可以發現凈商業信用占上市公司總資產的比重達到1.0333428%，說明中國滬深兩市A股的上市公司總體上是商業信用的獲得者。市場地位高組的商業信用提供量APi，t小于市場地位低組，而商業信用的獲得APi，t和凈商業信用NETAi，t卻大于市場地位低組，這說明市場地位低組企業在商業信用的獲得方面處于劣勢。

（五）相關性分析從表3的Pearson（雙側）相關性檢驗來看，主要變量除了ARi，t、APi，t和NETAi，t之間的系數大于0.5以外，其他變量系數基本都小于0.5，并且ARi，t、APi，t和NETAi，t在后續的回歸過程中，不會同時作為自變量，說明本文變量的選擇不可能存在多重共線性。為了進一步對多重共線性進行檢驗，本文在回歸過程中對每一個模型都進行VIF檢驗，VIF值都小于5，VIF檢驗結果與Pearson（雙側）相關性檢驗的結果相符，從而進一步驗證了本文數據的可靠性。從Pearson（雙側）相關性檢驗的系數矩陣來看，表3中Bankaccessi，t的變量SBAi，t和Intexpi，t與凈商業信用融資額NETAi，t和商業信用的獲得APi，t存在負相關關系且相當顯著，這意味著商業信用的獲得與銀行信用之間存在替代效應。HHIi，t作為市場地位的變量，與凈商業信用融資額NETAi，t和商業信用的獲得APi，t顯著正相關，說明隨著市場地位的提升，企業將獲得更多低成本的商業信用融資，這與商業信用的競爭性假說相符。

從商業信用的提供ARi，t與銀行信用的角度來看，可以發現Bankaccessi，t的變量SBAi，t和Intexpi，t與ARi，t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這意味著商業信用的提供與銀行信用之間存在強烈的“傳遞效應”。從相關性系數的角度來看，這已經能夠初步證明本文的假設1、假設3a、假設3b和假設4a。通過對表3中HHIi，t與Bankaccessi，t的變量SBAi，t的觀察，本文發現市場地位與企業銀行信用的獲得并沒有存在顯著性的關系，HHIi，t和Intexpi，t的相關系數中甚至出現了負的關系，此時有理由懷疑假設2可能通不過檢驗。此外，從所有權性質Soei，t的角度來看，在所有制差別條件下，國有產權與凈商業信用融資額NETAi，t和商業信用的獲得APi，t顯著正相關，說明國有企業更容易獲得商業信用融資，但是Soei，t與商業信用的提供ARi，t呈現顯著的負相關，說明國有企業提供的商業信用較少，從這兩點可以看出國有企業商業信用的再配置效應要弱于非國有企業，這與余明桂、潘洪波等（2010b）的研究結果相類似。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接下來，檢驗市場地位對企業商業信用融資的影響，結果如表4所示。模型1中，Tradecrediti，t的變量包括商業信用的獲得APi，t和凈商業信用融資額NETAi，t。在市場地位HHIi，t與APi，t的回歸結果中，表示市場地位的變量赫芬達爾指數的回歸系數為0.3789203，顯著為正，這說明當企業市場地位越高時，企業獲得的應收賬款、應收票據和預付賬款越多，從而獲得更多的商業信用紅利。同理構造以市場地位HHIi，t與凈商業信用融資額NETAi，t的回歸方程，此時因變量NETAi，t用以衡量應付類賬戶減除應收類賬戶后凈商業信用的獲得量。在回歸結果中，市場地位變量赫芬達爾指數也顯著為正，回歸系數為0.2885623，同樣也能說明當市場地位越高時，企業將從商業信用融資渠道中獲得更多的融資額。換句話說，隨著企業市場地位的不斷提升，企業將更加注重運用商業信用策略，從而更有實力減少經營性貨幣資金的“被占用”，所以本文的假設1得到驗證。需要指出的是，根據商業信用的競爭性假說，當企業擁有較高市場地位時，企業將視商業信用融資為一種低成本攫取交易對象流動性的手段，在本文的論證中也能有所體現。在控制變量方面，Soei，t在對APi，t、NETAi，t的回歸中，系數分別為0.0073826和0.0154139，顯著為正，表明國有企業獲得的商業信用顯著多于民營企業，在中國由于國有企業大都擁有一定的政治聯結，其市場壟斷地位遠遠大于民營企業，這也能從側面驗證假設1。在企業規模Sizei，t方面，對APi，t、NETAi，t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0195446和0.0200077，且顯著為正，這說明企業規模對商業信用的獲得也有一定的正向影響，若以企業規模越大，企業的市場地位越高為前提，也能從側面進一步驗證假設1。在模型2中，在HHIi，t對SBAi，t的回歸過程中，回歸系數為-0.0988034，并在統計上不顯著，說明市場地位的高低與否對銀行信用的獲得并沒有幫助；在HHIi，t對Intexpi，t的回歸過程中，回歸系數為-0.0112654，在統計上也不顯著，所以有理由得出假設2并不能得到證明。在控制變量Soei，t方面，Soei，t對SBAi，t的回歸中，回歸系數為-0.0146314，且顯著為負，從這點上說似乎與常理不符；而在Soei，t對Intexpi，t的回歸過程中，回歸系數為0.0002537，這說明所有制在樣本企業獲得銀行信用融資方面存在一定正向影響，雖然系數不顯著，但是中國學者方軍雄（2007）對此做出了很好的解釋。他認為隨著中國金融體系的不斷改革和創新，金融業市場化程度已經大大提高，信貸資源的配給現象和所有制歧視也在逐步淡化，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在貸款數額、貸款利率和貸款期限結構上的差異都在逐漸縮小，這與劉小魯（2012）的研究存在一致性。由此可見，Intexpi，t作為Bankaccessi，t的變量更加符合實際且更具說服力，所以在后續的研究中都會將銀行信用的變量設為Intexpi，t。雖然假設2并不能得到證明，但在回歸結果上，可以看出中國金融體系正在逐步打破所有制上的歧視，這對中國金融體系效率的提高是一件好事。在表5中，模型3在未引入交互項Intexpi，t×HHIi，t時，Intexpi，t對APi，t的回歸系數為-0.3343466，Intexpi，t對NETAi，t的回歸系數為-0.3961203，均為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可見企業的銀行信用和商業信用存在顯著的反向替代效應，換句話說就是，當企業對銀行信用的使用越少時，那么對商業信用的使用就會越多，此時商業信用的信貸傳導就會呈現出替代效應的結果。商業信用的獲得（APi，t）與銀行信用之間的檢驗結果以及凈商業信用的獲得（NETAi，t）與銀行信用之間的檢驗結果支持了本文的假設3a，且與石曉軍和李杰（2009）及Cull等（2009）等人的研究結論存在一致性。在表5中，模型3引入交互項Intexpi，t×HHIi，t時，交互項Intexpi，t×HHIi，t的系數為-0.3689928，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通過引入交互項，模型的擬合度從0.2714上升到0.2752，這說明交互項的引入符合模型設定。從HHIi，t的回歸系數來看，HHIi，t的回歸系數顯著由0.4971913提高到0.82612，這可以說明銀行信用與商業信用之間的替代效應在市場地位高組更加顯著，由于市場地位低的企業處于競爭劣勢，它們可能不得不將商業信用作為一種促銷手段或維系客戶的手段，從而促進產品銷售、維持日常經營，實證結果有效支持了本文的假設3b。同理在對NETAi，t的回歸中引入交互項Intexpi，t×HHIi，t后，HHIi，t對NETAi，t的回歸系數具有明顯的提升效果，與上述結果一致，這也說明本文假設3b的結果具有一定的穩健性。在模型3中，為進一步加強結論的穩健性和說服力，將采用對比分組研究，此時將樣本根據市場地位的不同分為高組和低組。如表6所示，觀察Intexpi，t的系數，無論市場地位高組還是低組其系數仍顯著為負，這說明，替代效應在市場地位高組和市場地位低組都存在。在Intexpi，t對APi，t的回歸過程中，市場地位高組的回歸系數為-2.012019，其絕對值明顯高于市場地位低組的-1.476781，由兩者回歸系數的比較可知，替代效應在高組更為顯著。同理，Intexpi，t對NETAi，t的回歸系數在市場地位高組的絕對值明顯高于市場地位低組。分組對比研究的結果也有效支持了本文的假設3b。假設3b也與前述的假設1和假設2的結論存在對應關系，因為市場地位高的企業更容易獲得商業信用融資，但在銀行信用的獲得上與市場地位低的企業沒有較大差別，因此兩者的替代性更強。而市場地位低的企業獲得商業信用融資較為困難，常常需要為客戶提供商業信用，因此其商業信用的獲得與銀行信用的替代性相對較弱。在表7中，模型4在未引入交互項Intexpi，t×HHIi，t時，Intexpi，t對ARi，t的回歸系數為0.2312479，表明商業信用的提供與銀行信用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雖然HHIi，t對ARi，t的回歸系數為負，但是兩者之間在統計上并不顯著。此時只能說明本文的商業信用的提供與銀行信用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證明了假設4a，但是只能說明假設4b在樣本內存在，不能向外推廣。當模型4引入交互項Intexpi，t×HHIi，t時。HHIi，t的系數為0.211036，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通過引入交互項，模型的擬合度從0.4199上升到0.4213，這說明交互項的引入符合模型設定。從HHIi，t的回歸系數來看，HHIi，t的回歸系數由不顯著的-0.0640224變為-0.2536361，在引入交互項Intexpi，t×HHIi，t后，HHIi，t的回歸系數不僅顯著性提高，而且系數絕對值更大，說明相比市場地位高的企業，市場地位低企業的“傳遞效應”更為顯著，有效證明了假設4b。在模型4中，本文根據市場地位變量的高低，將樣本進一步劃分為市場地位高組和市場地位低組，如表7后兩列所示，Intexpi，t的系數均顯著為正。這說明，無論市場地位的高低，銀行信用與商業信用之間都存在傳遞效應。在Intexpi，t對ARi，t的回歸過程中，市場地位高組的回歸系數為1.322778，該值明顯低于市場地位低組的1.711259，由兩者回歸系數的比較可知，傳遞效應在市場地位低組中體現得更為明顯，這說明分組樣本的驗證也支持了假設4b。這種傳遞效應可能是商業信用再配置效應的發揮，具有主動性，也可能源于“傳遞效應”具有被動性，當企業將商業信用作為企業競爭的手段時，實際上商業信用就成為優勢企業低成本掠奪客戶資金流動性的一種方式。在模型4中，APi，t對ARi，t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一種可能的解釋是中國的企業在對外提供商業信用時，也要求獲得更多的商業信用，即當自己擁有應收而未收賬款時，也想擁有更多的應付而不付或者推遲付款的賬款，從這點來看，中國的企業普遍具有一種債務拖延現象，說明中國商業信用的利用效率不高。中國學者劉小魯（2012）的研究也表明，擁有更多應收賬款的企業大都傾向于擴大應付賬款規模，從而使企業間的債務連接復雜化，呈現出較強的“三角債”趨勢。他指出若商業信用的使用是出于此種動機，這不僅不能改善貨幣資金的配置效率，反而會增加市場風險和交易費用，所以從這點來說商業信用的使用值得警惕。

四、結論

本文采用中國A股上市公司2010~2012年的數據，檢驗企業市場地位對商業信用及其信貸傳導效應的影響。研究發現，企業商業信用的獲得普遍向市場地位高的企業集中，而銀行信用的獲得與企業市場地位間并不存在一定的必然關系。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銀行信用與商業信用的獲得存在替代效應，與商業信用的提供存在傳遞效應；進一步根據市場地位進行分組發現，相比市場地位低組，替代效應在市場地位高組更為顯著，與此相反，相比市場地位高組，傳遞效應在市場地位低組更為顯著。

商業信用的主要形式范文第3篇

關鍵詞：商業信用；負債；籌資

眾所周知，民營企業已經成為現代經濟運行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推動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緩解就業壓力、促進市場繁榮和社會穩定等方面都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為國民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同時，我國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的發展同樣也面臨著許多的困難，例如融資困難。民營企業所獲得的融資資金支持與其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極不相稱。由于民營企業融資對銀行貸款的過分依賴，而銀行卻又普遍不愿意貸款給民營企業，導致了民營企業所能融集的資金較少，很難滿足企業的資金需求，融資存在較大困難。融資困難，已經成為制約我國民營企業發展的最大瓶頸。

企業的原始資本是股東等籌集起來的，但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光靠原始資本是遠遠不夠的。企業往往在股票上長期負債（長期借款和債券）、短期負債等方式籌資。對于民營企業來說，股票上市、向金融機構借款、發行債券，都是相當困難的，然而短期負債中的商業信用籌資對于民營企業來說相當適用。

商業信用是指在商品交易中由于延期付款或預收貨款所形成的企事業間借貸關系，商業信用產生于商品交換之中。是所謂的“自發式籌資”。它運用廣泛，在短期負債籌資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商業信用的具體形式有應付賬款、應付票據、預收賬款等。

一、利用商業信用負債籌資的特點

商業信用負債籌資所籌資金的可使用時間短，一般不超過一年，具體講有以下幾個特點：

1、籌資速度快，容易取得

長期負債的債權人為了保護自身利益，往往要對債務人進行全面的財務調查，因而籌資所需時間一般較長且不易取得。商業信用負債在較短時間內即可歸還，故債權人的顧慮較少，容易取得。

2、籌資富有彈性

舉借長期借款，債權人或有關方面的經常會面債務人提出很多限制性條件或管理規定；而商業信用負債的限制相對寬松，使籌資企業的資金使用較為靈活，富有彈性。

3、一般地講，商業信用負債的利率低于長期負債，商業信用負債籌資的成本也就低。

4、籌資風險高

商業信用負債需要在短期內償還，因而要求企業在短期內拿出足夠的資金償還債務，若企業屆時資金安排不當，就會陷入財務危機和信用危機。

二、在利用商業信用負債籌資中如何降低成本

商業信用負債籌資中的應付票據、預收賬款籌資企業較好掌握，主要注意應付賬款的處理，這也是商業信用籌資的主要渠道。

應付賬款是企業購買貨物暫未付而拖欠對方的款項，即賣方允許買方在購貨后一定時間內支付貸款的一種形式。賣方利用這種方式促銷，而買方來說短期付款則等于向賣方借用資金購進商品，可以滿足短期的資金需要。

應付賬款有付款期、折扣等信用條件。應付賬款可以分為免費信用，即買方企業在規定的折扣期內享受折扣而獲得信用；有代價信用，即買方企業放棄折扣付出而獲得的信用；展期信用；即買方企業超過珠信用期推遲付款而強制獲得的信用。

企業采取那種信用方式，要根據企業的周轉資金情況，并考慮應付賬款的成本和企業的信用，應付賬款的成本可以從以下公式算出：

放棄現金折扣成本＝折扣百分比/（1―折扣百分比）×360/（信用期―折扣期）

上式中折扣百分比是賣方規定在多少天內付款享受的折扣百分比，信用期內是最遲不超過多少天付款、折扣期是賣方規定享受折扣的期限。

從上述可以看出，放棄現金折扣的成本與折扣百分比的大小、折扣期的長期同方向變化，與信用期的長短反方向變化，如果企業放棄折扣而獲得信用代價是較高的，企業在放棄折扣的情況下，推遲付款的時間超長，其成本越少。

三、在利用商業信用負債籌資中應注意的事項

1、企業在利用商業負債籌資過程中，必須信用第一，賣方企業主要考慮的是企業的信用，所以企業應當按規定的時間及時付款，這樣才能連續不斷利用商業信用負債籌資。

2、正確處理企業利益與債權人利益的關系，企業在產品供不應求的時候，往往考慮的是企業如何獲得更大的利益，加大資金投入，造成流動資金嚴重缺乏，不能及時向債權人付清貨款，造成企業商業信用下降，從而利用商業信用籌資的機會，企業由于沒有流動資金，生產不得不停止。這樣做，對企業長期穩定發展是不利的。

3、力求收支的動態平衡，確保及時付款，產品銷售后收回貨與應付利用商業信用所“借支”的款之間存在一個時間差，合理利用這個時間差，就會在應付款之前就已經有貨款收回，并且收回的貨款因大于應付款，所以企業會有相當大的結余，這樣做，既保證能及時付款，確保商業信用又能滿足企業流動資金的需要，對商業企業來說，利用這一方法可以籌資較多的商業信用資金，并且在一定周期內除支出結余外，達到動態平衡，企業勿需準備較多的流動資金，對于工業企業來說，選擇多家供貨商，合理安排原材料的購進、按時收回貨款，這樣也能達到動態平衡，最大限度地的利用商業信用負債的方式籌資企業流動資金

總之，企業只有靠信用才能利用商業信用負債籌資，只有靠科學的方法才能源源不斷地籌集商業信用負債資金，如果民營企業能充分利用這一法則，制約民營企業發展的瓶頸就為最大難題“資金”就會得到解決。

參考文獻：

〔1〕劉康兵，尹伯成.資本市場不完美、信貸配給與公司投資.世界經濟文匯,2007(6).

商業信用的主要形式范文第4篇

摘 要：作為國家宏觀調控重要工具之一，貨幣政策調整會影響企業融資行為進而影響企業經營業績。運用我國上市企業數據研究發現，貨幣政策緊縮時期，企業面臨較強的融資約束，銀行借款減少，轉而尋求商業信用。由于商業信用凈額增加小于銀行借款減少，貨幣政策緊縮導致企業融資不足使得企業業績增長放緩，且外部融資依賴程度越高的企業受到的影響越大，但該影響只存在于非國有企業。研究結論有助于理解貨幣政策對企業業績的傳導機制，對處于三期疊加時期的我國企業與我國經濟都具有一定的實踐意義。關鍵詞： 貨幣政策；外部融資依賴；商業信用；企業業績中圖分類號：F27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7217（2016）05-0031-07

商業信用是除銀行借款外企業最為常用的外部融資方式。貨幣政策作為宏觀經濟調控重要工具之一，其調整直接影響企業融資行為。貨幣政策緊縮時，企業面臨較強的融資約束，銀行借款減少。此時，面臨資金需求的企業會轉而尋求商業信用以彌補資金的不足。因此，貨幣政策變化引起企業外部融資行為調整，并進而可能對企業業績產生影響。本文以2008～2014年我國A股上市企業為樣本，以銀行借款與商業信用為切入點，對貨幣政策與企業業績的關系展開研究。一、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一）貨幣政策與企業銀行借款基于信貸配給理論、債務積壓理論和市場擇機理論的分析，貨幣政策調整對企業銀行信貸產生一定制約，形成融資約束。由于信息的不對稱，銀行在面對超額貸款需求時，會通過信貸配給，制定非利率貸款條件迫使部分企業退出借款市場，達到借貸需求平衡[1]。對于已經擁有大量債務的企業，由于舊債權人享有了企業主要的投資收益，潛在的新債權人缺乏投資積極性，極大限制了企業新的外部融資來源[2]。而市場行情也會影響企業的外部融資選擇[3]。盡管各理論提出的作用機理不同，但都得出相似的結論，即貨幣政策會通過銀行或資本市場對企業融資約束產生影響。當貨幣政策寬松時，貨幣供應量增加，銀行信貸供給相應增加，企業融資約束較小；相反在貨幣政策緊縮時，企業面臨較強的融資約束。因此提出本文第一個假設：H1：相對于貨幣政策寬松時期，貨幣政策緊縮時期企業獲得的銀行借款減少。（二）貨幣政策與企業商業信用根據信貸配給理論，由于信息不對稱，部分企業即使支付再高的利息也無法獲得銀行借款。貨幣政策緊縮加劇了此類企業的融資約束。此時，對資金的需求使得企業為了彌補銀行借款的短缺，轉而尋求商業信用的支持，商業信用成為銀行信貸的替代融資方式[4]。一般而言，受到銀行融資限制較大的小企業會更多地使用商業信用以保證企業資金需求 [5]，貨幣政策緊縮更迫使企業轉向商業票據融資，緊縮時期銀行借款顯著減少，商業票據顯著增加[6]，小企業提高了對商業信用的依賴程度[7]。而部分陷入財務困境的企業由于無法獲得銀行的貸款審批，也會更多地使用商業信用[8]。 也有部分學者認為，商業信用的大量存在主要源于與銀行信用相比商業信用具有比較優勢[9]。商業信用提供方相比銀行往往對客戶具有更強的控制力，對客戶的信息也更為了解，因此他們愿意主動提供商業信用以擴大銷售規模。與國外研究類似，國內部分研究支持替代性融資理論，也有部分研究支持融資比較優勢理論。針對研究結論的差異，陸正飛和楊德明（2012）[10]將貨幣政策因素納入研究范圍，發現貨幣政策寬松時期，商業信用更多地由于融資比較優勢而存在；但在貨幣政策緊縮時期，由于民營企業遭受的信貸歧視，民營企業會加大對商業信用的使用程度，此時替代性融資理論可以解釋我國資本市場大量存在商業信用的現象。供貨方給予的商業信用為企業提供了可供使用的資金，是企業外部融資的重要來源。由于我國市場經濟及法律法規的不完善，社會信用缺失，使得企業較少主動提供商業信用。基于替代融資理論和前人的研究，在貨幣政策緊縮時期，企業可能更為積極地尋求獲得商業信用以滿足資金需求。由此提出第二個假設：H2：相對于貨幣政策寬松時期，貨幣政策緊縮時期企業的商業信用凈額增加。當貨幣政策緊縮時，企業獲得的銀行借款減少而商業信用凈額增加。根據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機制，貨幣政策調整給銀行信貸帶來直接并強烈的沖擊，而對商業信用的作用相對間接并遲緩，導致對銀行借款的影響程度大于對商業信用的影響程度。由此提出第三個假設：H3：貨幣政策緊縮時期，企業銀行借款的減少大于商業信用凈額的增加，企業商業信用凈額對企業銀行借款不能形成完全替代。（三）貨幣政策與企業業績在貨幣政策緊縮時期，企業面臨較強的融資約束，企業從銀行獲得的借款減少。雖然同期獲得的商業信用有所增加，但銀行借款的減少大于商業信用凈額的增加，商業信用凈額與銀行借款不能形成完全替代，企業外部融資金額實質上有所下降，形成資金缺口，造成企業融資不足。資金缺乏不僅對企業投資行為產生影響，在資金嚴重不足的情況下甚至可能沖擊到企業的正常經營活動。加上貨幣政策緊縮使得企業資金成本上升，趨緊的貨幣政策可能降低企業業績的增長幅度。外部融資依賴是指企業對外部融資來源的依賴程度。銀行借款和商業信用是我國企業最常用的外部融資手段。由于外部債權人對企業行為的控制力較弱，并不能準確了解企業資金的使用去向，信息不對稱現象嚴重[11]，導致外部融資成本相對內部融資較高。因此，由于資金缺口及資金成本的雙重壓力，外部融資依賴程度越高的企業，受外部融資渠道變化的影響越大，貨幣政策調整的沖擊越為明顯。此外，由于預算軟約束和實際存在的隱性擔保，貨幣政策調整對國有企業融資方面的影響有限。加上國有企業一般自身規模較大、經營業績較好，又有政治關聯等因素，即使在貨幣政策緊縮時期，仍然能較為容易地從銀行獲取所需的資金，因而貨幣政策緊縮帶來的資金不足對企業業績產生的影響，在國有企業可能并不存在。由此提出本文假設四：H4：貨幣政策調整影響企業業績增幅，且外部融資依賴程度越高的企業影響越為顯著，但該影響只在非國有企業存在。二、研究設計（一）樣本選擇為保證數據的可比性，本文選取2008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我國A股上市企業數據為初始樣本②。根據以往研究，剔除了金融保險類、凈資產為負、ST及數據缺失的企業，共得到12149個樣本。研究數據主要來源于CSMAR數據庫及中國人民銀行網站③，并經過手工整理計算。考慮到極值可能產生的影響，本文對所有連續變量進行了上下1%的縮尾。（二）模型構建與變量定義為驗證貨幣政策對企業獲得的銀行借款的影響，構建模型1如下：LOAN為企業從銀行獲得的借款總額，包括短期借款及長期借款，用企業總資產標準化。CREDIT表示企業商業信用凈額，為企業應付項目減去應收項目的差額，并用企業總資產標準化。MONE為貨幣政策變量，這里借鑒靳慶魯等（2012）[12]的方法，用貨幣供應量M2本年與上年的均值增長率來表示，該值越小，貨幣政策越趨于收緊，反之趨于寬松。根據假設1，貨幣政策越緊，企業獲得的銀行借款越少，預計關注變量MONE系數顯著為正。CF為企業經營現金流，用企業總資產標準化，企業需要通過外部融資籌集資金的數量與企業內源融資狀況緊密相關。SIZE為企業總資產的自然對數，規模大的企業一般發展較為成熟，抵御風險能力強，其較強的償債能力使其容易得到銀行的青睞，提升外源融資能力與經營業績。OPR為企業營業利潤率，用以衡量企業的盈利能力。由于信貸資金的變化會引起企業資產變化，傳統的企業盈利能力指標――資產收益率可能會導致研究結論的誤差，因此本文參照饒品貴和姜國華（2013）[13]的做法，選用營業利潤率反映企業的盈利能力。企業盈利能力越強，經營風險越低，外源融資能力也越強。TQ為企業Tobin’s Q值，根據Tobin’s Q理論，企業投資機會及成長能力可以用Tobin’s Q反映。成長能力強、投資機會多的企業，往往需要更多的資金，并有更強的業績增長趨勢。PPE為企業擁有的固定資產占總資產的比重，當企業擁有較多的有形資產可用于抵押時，能大大提高其外源融資能力。由于不同行業的負債水平和經營業績水平存在巨大的差異[14]，本文以原始值減去行業均值對企業層面變量進行了行業均值調整。同時，模型中加入了年份虛擬變量YEAR以控制年份對企業融資及經營業績的影響，所有回歸都在公司層面進行了聚類。為檢驗貨幣政策對企業采取商業信用獲取資金的影響程度，構建模型2如下：根據假設2，貨幣政策收緊時，企業的銀行融資渠道受阻，會加大對應付賬款等商業信用的使用程度，以彌補銀行渠道資金來源的不足，預計關注變量MONE系數為負。如果假設1和假設2成立，當貨幣政策緊縮時，企業獲得的銀行借款減少，為彌補資金的不足，企業會爭取獲得更多的商業信用，導致商業信用增加，商業信用與銀行借款形成一定程度上的替代。但商業信用是否能夠完全替代銀行借款？當貨幣政策收緊時，如果銀行借款變動與商業信用凈額變動的差額加大，表示銀行借款的變化大于商業信用凈額的變化，商業信用對銀行借款的替代作用越小。由此構建模型3如下：DLC表示企業銀行借款變動與商業信用凈額變動的差額。根據假設3，在貨幣政策緊縮時期DLC增大，預計MONE系數顯著為負。如果假設3成立，貨幣政策緊縮時銀行借款下降大于商業信用凈額增長，可能形成資金缺口，外源融資不足導致企業業績增長放緩。對于企業業績的衡量，與前文一致，選用營業利潤率。由于這里考察的是貨幣政策與企業業績增長的關系，所以選用營業利潤增長率OPRGROWTH為被解釋變量。企業外部融資依賴程度可能對貨幣政策與企業業績增長的關系產生調節作用，本文引入外部融資依賴DEPEN作為模型的調節變量。由于企業轉讓股份獲得資金受到眾多限制，銀行借款和商業信用成為企業外源融資最常見的渠道。因此企業的銀行借款與商業信用凈額合計金額越大，企業對外部融資依賴的程度越高。這里采用銀行借款與商業信用凈額之和（LOAN + CREDIT）表示企業的外部融資依賴程度。此外，由于貨幣政策調整影響企業資金成本，資金成本直接進入企業利潤表，影響經營業績，模型中加入利率變量RATE控制資金成本變化對企業業績的影響。（二）回歸結果與分析表3為各模型回歸結果，其中模型4分為國有企業及非國有企業樣本組分別回歸，以利于考察企業股權性質對貨幣政策與企業業績關系可能產生的影響。模型1檢驗貨幣政策調整對企業銀行借款的影響。解釋變量MONE系數為正，且在1%水平下顯著，說明相對貨幣政策寬松時，企業在貨幣政策趨緊時受到更強的融資約束，銀行借款減少，驗證了假設1。商業信用凈額CREDIT在1%水平下顯著為負，與銀行借款顯著負相關，說明商業信用與銀行借款這兩種企業外源融資方式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替代。企業現金凈流量CF在1%水平下顯著為負，經營現金凈流量是企業內源融資的一種形式，內源融資充足時，企業會減少從外部籌集資金。企業規模SIZE與銀行借款LOAN在1%水平下顯著正相關，規模較大的企業，往往擁有良好的市場聲譽與內部積累，抵御風險能力強，更容易獲得銀行借款。營業利潤率OPR與銀行借款LOAN在1%顯著性水平下正相關，由于盈利能力是銀行發放貸款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業績較好、盈利能力強的企業償債能力較強，回歸結果說明這類企業能夠從銀行獲得更多的借款。反映企業投資機會及成長能力的指標Tobin’s Q值在5%顯著性水平下與銀行借款LOAN正相關，說明擁有較好投資機會的企業往往需要更多的資金支持，也更需要從銀行融資。此外，固定資產比率PPE與銀行借款LOAN在1%水平下顯著正相關，說明擁有較多有形資產可用于抵押的企業，其融資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模型2用以檢驗貨幣政策調整對企業商業信用凈額的影響。回歸結果顯示， MONE與CREDIT在1%顯著性水平下負相關，貨幣政策越緊，企業商業信用凈額越高，支持了融資替論，也驗證了假設2。銀行借款LOAN與CREDIT顯著負相關，銀行借款下降時，企業為滿足資金需求，轉而尋求商業信用，與模型一研究結論一致。由于銀行借款與商業信用都屬于企業外部籌集資金的來源，規模大、營業利潤率高、投資機會多的企業同樣也容易獲得供貨方的信任而加大商業信用的提供。因此其余控制變量與模型一回歸結果基本一致。模型3以銀行借款變動與商業信用凈額變動之差為被解釋變量，衡量商業信用對銀行借款的替代程度。回歸結果顯示，MONE與DLC顯著負相關，說明貨幣政策緊縮時，銀行借款減少較多，商業信用凈額增加較少，銀行借款變動與商業信用凈額變動的差距增大，商業信用凈額的增加并不能完全替代銀行借款的減少，驗證了研究假設3。模型4檢驗貨幣政策調整對企業業績增長的影響，同時考察外部融資依賴可能存在的調節作用，并分組對比股權性質不同的企業是否在此影響上存在差異。結果顯示，MONE在各分組回歸中均與營業利潤增長率OPRGROWTH正相關，但兩者的正相關關系在全樣本組中在10%顯著性水平下成立，非國有企業樣本組中1%顯著性水平下成立，國有企業樣本組中并不顯著。說明當貨幣政策緊縮時，由于銀行借款及商業信用等外部融資渠道受阻，融資成本上升及外部融資不足使得非國有企業經營業績增長受到很大程度的影響；而國有企業由于銀行貸款偏好、政府干預等因素，外部融資渠道一般較為暢通，貨幣政策變化通過融資渠道對其產生的影響有限。貨幣政策MONE與外部融資依賴DEPEN的交乘項系數在全樣本組與非國有企業樣本組分別在10%及5%顯著性水平下為正，說明外部融資依賴程度越高的企業，貨幣政策調整對其經營業績增長的影響越大。但交乘項系數在國有企業樣本組并不顯著，說明國有企業即使高度依賴外部融資，貨幣政策調整影響仍然較小，并不會引起國有企業業績增長的較大波動。模型4回歸結果表明，貨幣政策調整與非國有企業業績增長正相關，且外部融資依賴程度越高關系越顯著，但該影響在國有企業并不顯著存在，驗證了假設4。（三）穩健性測試為檢驗研究結論的穩健性，本文分別用貨幣供應量M2增長率減去GDP增長率和CPI增長率作為貨幣政策變量、引入國有企業虛擬變量代替分組回歸等方式進行測試，結果與上述回歸結論沒有實質性差異，研究結論具有穩健性。四、研究結論與啟示貨幣政策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影響微觀企業行為。本文研究發現，貨幣政策緊縮時，企業面臨較強的融資約束，銀行借款減少，有資金需求的企業轉而向商業信用尋求融資，導致商業信用增加。由于貨幣政策對銀行借款的作用直接且強烈，對商業信用的作用相對間接與滯后，貨幣政策緊縮時期銀行借款的減少大于商業信用凈額的增加，形成資金缺口，導致企業外部融資不足。貨幣政策越趨于緊縮，通過銀行借款與商業信用的傳導，企業經營業績增幅越小，且外部融資依賴越強的企業，受外部融資渠道及貨幣政策變化的影響越大，但該影響只在非國有企業顯著。本文研究宏觀與微觀結合，找到貨幣政策通過銀行借款與商業信用對企業業績產生影響的傳導路徑，具有一定的實際指導意義。對企業而言，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下降是必然趨勢，企業面臨更激烈的市場競爭，只有在宏觀經濟環境改變時及時調整自身行為決策，才能更好地適應外部環境變化。企業應積極拓展融資渠道，減小對銀行借款的依賴才能增強融資的自主性，減小外部環境的沖擊。對政策制定部門而言，由于不同企業對貨幣政策調整的反應并不完全相同，央行應慎重調節貨幣政策，并充分考慮貨幣政策調整對不同特性企業沖擊的差異，以盡量提高政策制定效率及執行效力。本文研究的局限在于，銀行借款與商業信用只是企業部分外部融資渠道，對于上市公司而言，股權融資也是其主要的資金來源，但本文并未涉及。同時，商業信用的使用，除企業主觀意愿外，還受到對方購銷政策及意愿的影響，這些因素限于度量的困難也未予以考慮，可能對研究結論產生一定影響。

商業信用的主要形式范文第5篇

關鍵詞：中小企業；銀企關系；商業信用；融資約束

中圖分類號：F830.5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1.06.019

一、引 言

資金對于企業來說至關重要。企業的生存以及發展，與其能否獲得充足的金融支持密切相關。對中小企業而言，尤為如此。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具有“短、頻、急”的特點，因而比大企業更易面臨融資約束問題。這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也可窺見一斑，金融海嘯中最受創傷的就是中小企業，由于宏觀經濟形勢惡化、銀行惜貸等原因，大部分中小企業無法獲得足夠的資金支持，資金鏈斷裂，不得不破產倒閉。

國內外的許多研究顯示，在中小企業外源性融資渠道的選擇當中，最為主要的間接融資渠道包括銀行信貸以及商業信用。由于中小企業財務制度不規范，信息不透明，傳統信貸技術往往難以有效實施。對于中小企業，應當采取“軟信息”關系型信貸[1-5]。所謂“軟信息”，就是金融機構在為企業提供各種金融服務時獲得的有關企業的可靠性等不易為其他人所觀察和證實的信息，這種信息同時也是不容易證實和傳遞的。其中，“銀企關系”是最為重要的因素。銀企關系不僅會影響中小企業貸款利率和貸款期限，對于中小企業的第二間接融資渠道――商業信用也存在一定的影響[6-8]。研究我國銀企關系對貸款利率、貸款期限以及商業信用的影響，找到之間的關聯，對于我國信貸技術的改善，以及我國中小企業金融支持決策均有重要意義。

二、相關研究綜述

（一）中小企業關系型信貸相關研究

從本質上來說，中小企業出現的融資困難，多為企業與銀行間信息不對稱所引起，這是眾多金融市場失效表現的一種。為了克服這種市場失效情況，銀行和企業間可以建立一種機制，基于企業軟信息的關系型貸款正是這樣一種用于克服市場失效的機制[9]。

銀企關系對中小企業信貸以及企業的成長均有一定影響。何韌、王維誠利用我國1186家中小企業的樣本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維持銀行關系的時間長度和企業建立關系的銀行數量與企業的成長具有負相關性。由于我國銀行的信貸更看重的是企業的財務數據、發展前景、風險大小等因素，銀企關系長度的重要性并不明顯，因而銀企關系的長度對企業的成長未起到積極作用。但是中小企業與銀行采用關系借貸融資所形成的關系越深，企業的成長性越好[10]。張杰等基于商業信貸與關系型貸款理論進行了經驗研究。研究結果顯示，“關系型借貸”在中國的銀行機構中并未得到有效使用；因為我國社會信用制度建設的嚴重滯后，與發達國家相比信用體系極不完善，我國中小企業與商業銀行間普遍缺乏有效的信用信息，造成商業銀行難以對中小企業充分發揮信貸職能。我國中小企業普遍面臨的融資困境正是因此而起，同時也對宏觀經濟發展造成影響[11-12]。Berger等在一系列的研究中發現，銀企關系對中小企業信用的獲得具有“可觀測”的影響，穩定的銀企關系同時有助于降低貸款利率。但對于不同行業的中小企業而言，這種影響存在較大差異[13-16]。Boot、Cole等也有類似的發現[17-18]。

與普遍認為的銀企關系將有效降低企業貸款利率的觀點不同，Sharpe，Wilson的研究顯示，在銀企關系建立的初期，銀行一般會向企業提供優惠的貸款。但是，隨著銀企關系的持續發展，銀行將獲得某種信息壟斷，從而攫取信息壟斷租金，逐漸收回前期的優惠，甚至提高貸款利率，惡化企業的貸款條件。因此在這種情況下，隨著銀企關系的持續，企業的融資成本不僅不會減少，反而會有所增加[19-20]。

（二）中小企業商業信用相關研究

對于中小企業商業信用的研究相對較少，國內外所見文獻均不多。王魯平、毛偉平運用中國300家制造業上市公司1999-2005年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銀行借款與商業信用總體上與投資支出均呈現負相關關系。而銀行借款與投資的負相關性顯著強于商業信用[21]。徐曉萍、李猛通過實證分析發現，處于弱勢的中小企業，提供了過多的商業信用。出于競爭的目的，規模越小的企業，提供的商業信用反而越多[22]。石曉軍、李杰運用滬深兩市1998-2006年上市公司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企業的兩個融資渠道――商業信用和銀行借款之間存在替代關系，總體平均替代率約為17%，且替代系數與同步宏觀經濟指標GDP之間存在反周期性規律。而經濟周期的變化對商業信用的總體使用水平影響較小[23]。

Bond等在廣泛數據研究的基礎上，發現并指出，能否獲得足夠的商業信用對于英國和德國的中小企業發展而言，是一個重要的金融約束和限制，關系著企業的成長甚至能否生存[24]。Berger等也在企業市場競爭的角度上，分析和研究了企業能否獲得足夠商業信用的重要性，認為易于獲得商業信用的企業，在市場上具有競爭優勢[25-26]。

在以上的文獻研究中，研究方向或者在于研究銀企關系對于中小企業獲得銀行信貸以及企業成長的影響，或者在于商業信用的提供或者獲得對于企業成長和發展的重要性，或者在于商業信用與銀行信用之間是否存在替代關系。但在把銀企關系與商業信用結合起來，研究銀企關系與中小企業的商業信用可得性之間的關系與影響，還未見有相關的文獻。

基于此研究空白，本文擬在將銀企關系與商業信用相結合的角度上，研究分析銀企關系對制造業中小企業的重要外源性融資渠道――商業信用的影響。同時，本文在以下方面也進行了創新性研究：一是將銀企關系對中小企業融資的影響從銀行信用可得性延伸到商業信用可得性上；二是將體現金融系統發達程度、地區文化風俗和交易習慣差異的宏觀經濟因素納入了觀測變量體系；三是拓展了銀企關系的衡量指標體系，使之對銀企關系的衡量更為全面，首次將企業與銀行合作的年限(HZNX)，銀行效應(YHXY)，貸款效應(DKXY)，其他業務效應(YWXY)等因素納入了該指標體系。

三、研究樣本和數據

本文研究的樣本數據是基于“銀企關系對中小企業貸款與商業信用影響研究”課題組調研所得。此次調研的目的是獲得關于中小企業融資狀況與生存環境真實情況的第一手資料，基于東西部對比研究的需要，選擇了位于我國東部的江蘇省徐州市和我國西部的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兩地制造業中小企業進行調查。徐州市和柳州市，雖然位于我國東部和西部，相距較遠，但是兩地的經濟特性與中小企業分布等情況具有相似性。此次調研所設計的問題，分別是針對中小企業基本狀況、銀企關系、商業信用的提供和使用以及民間融資四部分內容的。一共發放了600份調查問卷，并收回有效問卷427份，問卷有效回收率為71.17%。

被調查的427家企業當中，注冊資本最小的為5萬元，最大的為1億元，均值為538.43萬元。在徐州市調研的179家企業，注冊資本均值為603.66萬元，其中85%的企業屬于注冊資本在1 000萬元以下的小企業。在柳州市調研的258個企業，其注冊資本均值為490.02萬元，其中88.7%的企業屬于注冊資本在1 000萬元以下的小企業。所有被調查企業中，獲得貸款的企業數為309家。在柳州市，100萬元以下企業貸款成功率達到45.53%；100~500萬元企業貸款成功率為74.07%；500至1 000萬元企業貸款成功率為81.82%；1 000萬元以上企業貸款成功率為89.66%。資本規模越大的企業，獲得貸款的可能性越高。國有企業貸款成功率高達 85.71%，而私營企業貸款成功率只有61.76%。所有企業中，認為銀企關系是影響企業融資的重要因素的占到14.42%，說明企業對銀企關系雖有一定認識，但對銀企關系的重要性并不十分重視。在沒有獲得貸款的企業中，62.16%的企業是因為根本沒有申請過貸款，37.84%的企業申請過貸款但是被拒絕了。在樣本企業中，幾乎都有應收賬款和應付賬款，中小企業的應收賬款從0到12 871萬元不等，平均值在925.93萬元；應付賬款最小值為22萬元，最大值為8 200萬元，均值547.03萬元。

根據本文的研究目的，只選擇獲得了貸款的中小企業數據進行分析。為了剔除行業的影響，本次研究只選擇了制造業的中小企業進行分析。

四、銀企關系對商業信用可得性的影響

（一）指標體系構建

1.被解釋變量。本文把商業信用可得性定義為，上下游企業愿意提供給該企業，且該企業愿意接受的商業信用數量。基于“理性人”假設，只有在商業信用確實會給企業帶來好處，或者帶來的好處大于壞處的情況下，企業才會使用商業信用。因此，在本研究中，我們將中小企業實際獲得的商業信用――應付賬款作為商業信用可得性的衡量標準。為了消除資產規模對應付賬款的影響，本文選擇“應付賬款/總資產”（YFBZZC)作為被解釋變量。

2.解釋變量。（1）企業財務情況指標。作為解釋變量的財務績效指標有：資產收益率(ZCSYL)、銷售利潤率(XSLRL)、流動比率(LDBL)、應收賬款比總資產(YSBZZC)。

商業信用的可得性與中小企業的盈利能力呈正相關關系。一般而言，盈利能力越好的企業，日后還本付息的能力也越強，企業的信譽也越好。商業信用的提供方和接受方，一般都有密切的生產關系。如果企業的盈利能力較好，其他企業會較為放心地提供商業信用。

（2）銀企關系指標。表示銀企關系的變量選擇：企業與銀行合作的年限(HZNX)，銀行效應(YHXY)，貸款效應(DKXY)，其他業務效應(YWXY)等。

一般認為，合作年限越長，銀行與企業之間的了解程度越深，銀企關系越好；企業與銀行有除貸款以外的其他業務往來（如銀行企業員工工資、結算業務等），則銀行能得到更多的關于企業的信息，銀企關系越密切；企業合作的銀行家數越少，說明企業對銀行的忠誠度越高，銀企之間的關系越緊密。

銀行效應(YHXY)= 企業合作銀行數量×企業與銀行的平均合作年限。企業合作銀行數量表示的是企業與銀行合作范圍的廣度，合作年限反映的是合作的深度，二者的乘積能比較全面地反映銀行對企業融資造成的效應。

貸款效應(DKXY)=銀行提供的貸款滿足企業融資的比重×貸款年限。

其他業務效應(YWXY)= ∑企業與銀行的其他業務往來比重×合作年限。

（3）宏觀經濟因素變量。金融系統發達程度、地區文化風俗和交易習慣等都會影響中小企業商業信用可得性。由于處在同一地區的中小企業所面臨的金融系統發達程度、地區文化風俗和交易習慣是一樣的，所以在實證研究中，這幾個因素只有在不同地區才會存在差異，故這種差異將被“地域”(DY)解釋變量所包含，本文研究中所設置的該地域虛擬變量中，若該企業位于徐州，則設為1，位于柳州則設為0。企業內部因素包括企業基本情況及企業財務績效，均在變量指標體系中有所體現。

（4）其他指標。企業的融資渠道數(QDSL)。指企業獲得融資的渠道的數量，具體包含銀行貸款，向其他企業、組織機構或個人貸款，私募股權融資，典當等。

具體指標體系與預測符號，見表1。

（二）影響因素之間的相關性分析

商業信用的可得性與中小企業融資渠道數量之間呈正相關關系。一個企業的融資渠道越廣泛，說明該企業的信譽更好，因而其他企業愿意提供更多的商業信用給該企業。

商業信用的可得性與銀行貸款利率(DKLL)之間的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銀行貸款利率高，說明中小企業獲得銀行信用的成本越大，企業將傾向于減少銀行信用，而將更多資金需求訴諸于其他的融資渠道。在融資渠道有限的背景下，中小企業將更多地借助于商業信用的獲得。

地域因素與貸款溢價、流動比率、銀行效應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這可能是由于地方風俗、交易習慣等存在差異，所以導致不同地域中小企業的短期償債能力和對銀行的依賴程度不同。

企業與銀行的合作年限越長，貸款效應、業務效應、銀行效應越強，這是符合常理的。當企業與銀行建立了長期的合作關系，會從該銀行獲得更多的貸款，并且會在該銀行進行貸款業務以外的其他業務。但是，與合作年限呈正相關關系的銀行效應，則說明當一個企業與一家銀行合作年限很長的時候，企業也會與其他銀行建立業務聯系。這是因為，一方面，企業不斷壯大以后，希望能“多條后路”，從多個銀行獲得服務；另一方面，該企業與一家銀行建立了長期的業務關系，說明該企業風險較小，因而其他銀行也愿意與之建立業務合作。

業務效應、貸款效應以及銀行效應三者之間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一方面，企業在一家銀行的貸款越來越多，在這家銀行所從事的其他業務也越來越多；而與一家銀行關系太緊密了之后，企業又試圖與其他銀行建立業務關系，也就是銀行效應越來越強。這體現的是企業對銀企關系的一種人為的抑制。

應付賬款比總資產，也就是商業信用可得性，與應收賬款比總資產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說明中小企業一般會通過獲得商業信用以彌補向其他企業提供的商業信用。

商業信用的可得性與企業的資產收益率正相關，說明如果一個企業盈利能力越好，上下游企業越愿意向該企業提供商業信用。

商業信用的可得性與企業獲得銀行信貸的利率呈負相關關系，但是相關性并不強。說明銀行信貸的利率可能會提供給商業信貸一定的信息，貸款利率高的企業，潛在風險較大，從而影響了其他企業向該企業提供商業信用的積極性。也有可能是商業信用的可得性影響了貸款利率。如果一個企業獲得了較多的商業信用，銀行認為該企業信譽卓越，從而降低貸款利率。

商業信用的可得性與銀行效應呈負相關關系。一個企業與越多的銀行建立起業務關系，則該企業所獲得的商業信用越少。可能的原因有，該企業通過與多個銀行建立起合作關系，其融資需求基本上已經得到了滿足，因此不需要獲得過多的商業信用。

因素相關性分析結果見表2。

為了進一步分析銀企關系對商業信用可得性的影響，本文在相關性分析的基礎上建立了以下模型進行多元回歸分析，并對表示銀企關系的變量逐步剔除。

模型1：YFBZZC=β1+β2DY+β3HZNX+β4DKXY+β5YWXY+β6YHXY+β7QDSL+ β8LDBL+β9ZCSYL+β10XSLRL+β11DKLL+β12YSBZZC+ε1

模型2：YFBZZC=β1+β2DY+β3 DKXY+β4YWXY+β5YHXY+β6QDSL+β7LDBL+β8ZCSYL+β9XSLRL+β10DKLL+β11YSBZZC+ε2

模型3：YFBZZC=β1+β2DY+β3YWXY+β4YHXY+β5QDSL+β6 LDBL+β7ZCSYL+β8XSLRL+β9DKLL+β10YSBZZC+ε3

模型4：YFBZZC=β1+β2DY+β3YHXY+β4QDSL+β5LDBL+β6ZCSYL+β7XSLRL+β8DKLL+β9YSBZZC+ε4

模型5：YFBZZC=β1+β2DY+β3QDSL+β4LDBL+β5ZCSYL+β6XSLRL+β7DKLL+β8YSBZZC+ε5

上述5個模型的多元回歸分析結果見表3。

分析結果表明，一是地域因素顯著。說明徐州和柳州兩地的社會因素對中小企業融資的影響的確存在顯著的差別。這種地域因素包含了經濟發展水平、金融發達程度、當地的社會風俗和交易習慣等因素影響。該變量的顯著性說明，徐州地區的中小企業獲得商業信用的能力整體上強于柳州地區的中小企業，資產收益率與商業信用可得性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資產收益率越高，企業商業信用的獲得越多。因為資產收益率衡量的是企業運用資產獲利的能力。當企業的盈利能力越好時，上下游企業越放心給該企業提供商業信用。

二是應收賬款比總資產與商業信用可得性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應收賬款體現的是中小企業與下游企業之間的資金占用關系，而應付賬款體現的是與上游企業之間的資金占用關系。當企業的應收賬款越多，企業就更傾向于多占用上游企業的貨款，以彌補資金的需求。這說明，在被調研的中小企業所處的供應鏈中，并不同時存在一個極度強勢的供應商和極度強勢的購買者，雙方均不強勢，或者是一方強勢一方弱勢的關系。

三是在所有表示銀企關系的變量中，“其他業務效應”是唯一顯著的指標。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說明企業與銀行其他業務關系越緊密時，企業所獲得的商業信用越少。可能的原因是，銀行所提供的款外的服務與商業信用之間是一種替代關系，如貼現、票據業務、供應鏈金融產品等，這類業務與企業生產流程密切相關，并且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制造業中小企業在資金上的需求，因而對企業商業信用的獲得實際上起到的是一種抑制的作用。

四是表示銀企關系深度的指標――合作年限、貸款效應等，與中小企業商業信用的可得性之間不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可能的原因是，無論銀行信用如何發展，商業信用這種古老的信用形式，仍然在制造業中小企業中充滿活力。這可能與行業有關，由于制造業上下游企業占款情況較為普遍，制造業企業較多地使用商業信用。這也可能與當地的交易環境、信用環境相關，在進行調研的兩地，信用水平較為發達，企業之間互相提供商業信用的現象較為普遍。

五是銀行貸款利率并不顯著。說明無論銀行信貸成本是高是低，都不會影響中小企業對商業信用的使用。在徐州和柳州兩地，銀行信貸與商業信用幾乎是兩個被分割開的市場，銀行信貸市場上的價格并不會對商業信用的供需關系造成顯著的影響。

五、結 語

商業信用與銀行貸款在中小企業融資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貸款利率越高，中小企業占用商業信用越多，但是銀行信貸市場上的價格因素對商業信用市場的影響并不顯著。銀企關系這一對于中小企業信貸至關重要的因素，對商業信用只起到微弱的抑制作用。銀行信貸市場與商業信用市場基本上是兩個分割的市場。

此外，在被調研中小企業所處的供應鏈上，并不同時存在強勢的上游企業和下游企業，供應鏈上沒有明顯的核心企業。中小企業向其他企業提供了商業信用，往往會通過獲得其他企業的商業信用來進行彌補，上下游企業之間的財務狀況一環扣一環。由于中小企業自有資金較少，經常出現周轉不靈等情況，上下游企業之間的占款很可能會導致整條供應鏈上企業的財務風險。對于徐州和柳州兩地的制造業中小企業，由于供應鏈上沒有明顯的核心企業，上下游企業一環扣一環的情況較為嚴重。在這種融資環境下，如果供應鏈上一個企業倒閉，或者是出現財務危機，很可能會導致整條供應鏈上的企業受到波及，即整條供應鏈上存在倒閉的“傳染效應”。

因此，在發揮商業信用的重要作用時，絕對不能輕視了商業信用提供便利的同時所帶來的風險。為了防止企業倒閉的“傳染”，中小企業要注意做好商業信用風險的防控。不能將大量的商業信用提供給一個企業，并且要時刻關注上下游企業的財務狀況，防止被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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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fluence of the Availability of Trade Credit b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nks and SMEs

――Evidences from Xuzhou and Liuzhou

YANG Yi1 YAN Bai-lu 2

(1.Financial and Economic Department,Guang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Liuzhou 545006,Guangxi,China;

2.Jiangxi Office of 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Nanchang 330008,Jiangxi,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