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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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概念范文第1篇
關鍵詞：治安；行政；工作
治安行政管理是指公安機關在管理公共事務中，依照國家的政策和法令，為維護公共安全和社會管理秩序，保護公民合法權益、保護公私財產，而對有關的人、事、物和組織等實施的行政管理工作，這是國家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社會治安概念的界定
所謂治安：關涉安全，簡言之，治則安，不治則不安；治安的內涵與價值取向，關涉治安與穩定的關系。在國家-社會一元化時代，社會治安與國家安全同義，兩者很難分開，社會治安依靠的是國家統治和政治穩定。在國家與社會逐漸分離的時期，社會治安既構成國家安全和政治穩定的基礎，也具有獨立的意義和范疇。在現代化語境中，社會治安最狹義的理解是行政法上的治安行政或者治安管理的概念，而進一步展開的話，社會治安直接對應的是社會安全，或者說，社會治安就是社會安全，是以社會公眾的安全需求為核心訴求，社會穩定的內在驅動力來源于公眾對社會安全需求的滿意程度，轉型中國社會穩定所針對的社會矛盾和問題往往是經濟變革和社會變遷之中的結構性問題，因此，靠“木桶式”維穩方式難以產生驅動和整合內生資源實現社會穩定。
社會治安，從統治的意義上，維系的目標是政治穩定的秩序；從管理的意義上，維系的目標是社會穩定的秩序；其共同特點是依靠外在權力維持公共秩序和提供安全需求，但無法激發社會安全需求主體的內在驅動和內生資源維系社會安全與社會穩定的力量。社會治安，從社會治理的意義上，則有建構安全穩定的社會秩序和激發社會內在活力的意涵，社會治安實施綜合治理強調系統治理、源頭治理和綜合治理，從其治理預期和本義上內含社會治理的意涵，當然，在治安綜治的制度實踐中，有一個認識和探索的過程。
二、治安行政管理工作對策
1.樹立“責任治安”理念
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侵權須糾正，是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對治安行政部門來說，行使權力的過程，也是履行職責的過程。長期以來，由于權責不統一，基層治安行政部門和民警僅僅把行政許可看作是行政權力，而不承擔相應的責任，產生了層層審批、攬權推責和利用權力謀利等現象。《行政許可法》用法律的形式將許可的責任屬性固定下來，對行政機關違法、越權、不遵守法定程序實施行政許可的法律責任作出了嚴格規定。同時，為了解決重許可輕監管、只許可不監管的問題，《行政許可法》對行政許可的監督檢查作出了明確規定，體現了行政權力與責任相統一的原則。因此，治安部門必須牢固樹立“責任治安”的理念，嚴格按照《行政許可法》的要求，正確行使治安行政權力，認真履行治安行政責任，徹底杜絕權責分離、權責不清的問題。
2.樹立“透明治安”理念
公開、公平、公正是現代民主法治的基本原則，它的本質是對公民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的保障，以及對行政機關合法合理行使職權的要求。長期以來，由于受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監督制約機制不健全，治安部門在行使行政職責時，隨意性強，“暗箱操作”問題較為普遍，為滋生腐敗創造了條件和土壤。《行政許可法》按照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包括設定行政許可的過程公開、行政許可的規定公示、行政許可的實施程序公開等。這些制度的出臺，確保了具體行政行為的公開和透明，使廣大群眾參與和監督具體行政行為成為可能。因此，治安部門必須樹立“透明治安”的理念，大力推進政務公開，實現權力與利益脫鉤，堅決杜絕“暗箱操作”和“權力尋租”問題。
3.做強做大保安服務業
保安服務業經過20余年的發展建設已初具規模，在維護社會治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是因為其經營內容的專業性、經營方式的靈活性及市場效果的高效性，使其在維護社會治安、滿足不同社會階層成員安全需求方面有著獨特的優勢。因此，在對現有治安行政管理部門的工作進行嚴格的科學界定的基礎上，該由市場承擔的，應推向市場，交由企業來經營，即按照現代企業管理要求，積極穩妥地推進公共安全服務產業化，加速保安服務業的經營資本積累和市場開拓，全面發展保安派駐、有償守護押運、大型活動保衛、區域報警網絡建設及電子監控等有償服務，更好地發揮保安服務公司在維護社會治安中的作用。如當前隨著寧波市對外經濟開放力度的不斷加大，各類大型文藝演出、商貿活動、展銷活動的領域越來越廣，頻率越來越高，規模越來越大，公安機關因治安管理工作需要，往往動用大量警力參與安全保衛工作，使原本就不足的警力捉襟見肘，無形中造成面上治安控制力量嚴重不足甚至缺位。因此，對商業性活動的安全保衛工作可由保安服務公司承擔，公安機關僅派少量警力指導。保安公司的介入和替代，既能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大型活動商業化的發展趨勢，又能收到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除法定應由治安行政管理部門提供公共安全服務之外，應按照“花錢買安全”的理念，將更多的社會安全事務交給保安公司來經營，使治安行政管理部門可以節省大量的警力專注于公共安全事務，從而提高治安行政管理部門的工作效率。
4.組建行業協會組織
治安行政管理部門要進一步密切與政府有關職能部門的聯系與溝通。在有條件的場所、行業和物品經營、使用等單位，全面組建區域性行業協會、協作小組或治保組織。對行業管理除規范和完善保留的行政審批事項外，應遵循各行業運營特點與規律，依托行業協會或中介組織，由他們擔負起經營業主與管理部門之間的橋梁紐帶作用，發揮和利用其專業知識和管理上的優勢，將治安管理工作滲透其中，共同做好治安管理工作，增添綜合治理的新合力。如在行業協會構建行業文化過程中，可將治安管理的安全理念貫穿其中。
同時加強與其他政法機關的聯系，統一執法思想，在辦案中要注意掌握好“基本事實清楚、基本證據確鑿”的原則，依法從重從快打擊各種黑惡勢力犯罪。
三、結論
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在邁向現代國家治理過程中，重新認識并在逐步健全民主與法制，進而選擇依法治國作為國家-社會長治久安的根本制度保障。在法治興起和發展的同時，對社會治安的治理，則提出了依法治理原則和法制軌道運行之下的綜合治理。
參考文獻：
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概念范文第2篇
論文關鍵詞 社區警務 警民關系 警力配合
社區警務是目前世界警務改革的主要方向，是目前社區安全治理的一個關鍵方面，同時也是一項以“預防為主，防控結合”為宗旨的警務化戰略目標。我國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引進了社區警務制度，并逐步加以推廣。當今我國的社會治安形勢嚴峻，社區警務戰略作為我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一項重要舉措，其應用勢在必行。但目前社區警務制度的實施仍然存在不少問題，需要我們進行探討，并找出對策，以推進我國的社區警務制度的創新與改革。
一、目前我國社區警務制度的現狀
社區警務是以社區警察為專門力量，以社區公眾為依靠力量，以密切警民關系、改善治安狀況、預防和制止犯罪為基本目標的全新警務戰略。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警察學界開始引入這一概念，后來，社區警務制度逐步在全國得到廣泛推廣，反響較為強烈。但我國目前的社區警務發展仍然尚處于初級階段，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阻礙著社區警務制度的實施，如有些地方受傳統思維定勢的影響，缺乏改革創新的精神。這些問題，不僅影響到了社區警務戰略的實施，而且已經影響到了社區警務作用的高效發揮。當前，我國社區警務所面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社區警務制度的認識存在誤區
社區即“區域性的社會”，是指“人們能感覺到的具體化了的社會”。一般來說，社區包括地域、人口、區位、結構和社會心理這五個要素。而社區警務作為社區與警務的合理融合，是警察等國家暴力機構依托社區等基層單位，實現警察與社區單位、社區民眾的有機結合，共同維護社區治安，共同發現和解決社區的治安問題和其他各類潛藏的安全隱患問題的有效舉措。但是在人們的普遍觀念中認為，警察的主要職責是打擊和控制犯罪，而設立社區警務的目的也僅僅是警察為控制犯罪的需要。這種認識有它的合理性，但其理解也過于狹隘。對于社區群眾，甚至于社區民警來講，為什么要搞社區警務，社區警務與傳統警務有什么區別等問題認識都不夠充分。設立社區警務的目的不只在于控制犯罪，它是為了保障整個社會的和平與安寧，對社區警務的理解不能過于微觀與狹隘，不能簡單地從功能上認為實施社區警務單單只是以預防犯罪為目的。此外，社區警務不僅僅是公安機關的工作，它需要全社會的協力配合。
（二）警民關系不夠融洽，缺乏溝通
社區警務是扎根于社區，依賴社區群眾搞好社會治安問題和其他問題。但在實踐中，社區警民關系不夠融洽，群眾工作的開展有待提升。第一，有些社區民警思想認識上存在錯誤，總有一種官本位的思想，以官自居，高高在上，不認真對待群眾遇到的問題，官僚作風嚴重，為群眾辦事還要要求請客送禮，給群眾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嚴重影響人民警察的形象。第二，從目前我國的社區警務工作開展的形式來看，被派駐社區的民警有一部分工作能力和工作方法有待提高。由于缺乏經驗或者其他原因，導致缺乏和群眾互動和協作的能力。社區民警首先應當具備警察的專業技能，并且還必須具備社區工作者的能力，必須同時具備這兩個方面的素質。除此之外，受學歷水平等的限制，有些民警的法制觀念仍然淡薄，依法行政的水平較低，不能很好地、及時地解決群眾問題，導致矛盾越積越大。
（三）警力配置不盡合理
社區警務是深入到基層的社區治安治理措施，基層社區的工作量大，工作任務繁重，需要較多的社區民警，而我國目前的狀況是一些地區的警力配置不盡合理，有些地方出現“一區一警”的狀況，一個社區只有一名社區警察，這直接導致社區民警的工作壓力過大。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過度繁重的任務只會導致工作效率的降低，而且加之有些基層工作環境較差，社區民警工資待遇較低，保障體制不完善，從而也嚴重影響社區民警的工作積極性。我們應該適度增加社區民警的數量，合理配置警力。
二、西方社區警務制度發展及其對我國的啟示
由于社會環境不同、法律制度不同，社會治安反應的特點不同，因而，各國在社會治安治理上的管理理念與運作方式等方面存在著異同，西方社區警務的運作方式則異彩紛呈。西方國家經歷了四次警務革命，警務改革從“預防為主”到“打擊犯罪”再到“回歸重視群眾的作用”，西方國家在社區警務建設方面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有許多值得我們借鑒學習的地方，我們要充分利用好這些資源，以促進我國社區警務制度的創新與改革。
（一）注重依靠發揮群眾力量
澳洲的鄰里聯防制度值得我們借鑒。典型如澳大利亞，警方開展犯罪預防工作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開展鄰里聯防制度。首先，先由警察或警務人員負責劃分鄰里聯防的范圍，召開小區及村莊居民會議，分配每名警察人員的責任區域，同時選舉出相應的居民代表，向他們發放預防犯罪單頁等；其次，加強安全和防范工作布置，將貴重物品悉數登記，并做好物主標記；最后，廣泛發動群眾，鼓勵其積極舉報犯罪分子，增加犯罪發現率，從而通過鄰里聯防制度充分發動群眾的力量來有效預防犯罪。除此之外，與此相類似的還有美國警務改革中的鄰里守望制度，日本警務改革中的交番與駐在所制度，以及新加坡的社區安全與治安計劃等，這些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警民結合，增強了警民之間的信任與交流，發揮了居民群眾對維護社區治安的積極作用。因此，在今后的社區警務改革進程中，必須注重依靠大眾的力量。
（二）提高社區民警為民服務的意識
英國的警務改革非常注重公民的建議和意見，因為社區警務最直接的影響主體便是普通的社區群眾，因此在做出一項決定時，要充分考慮群眾的意見，始終把群眾的意見放在首位，要充分注重保護群眾的利益。這就需要社區民警樹立為民服務的理念，提高社區民警為民服務的意識。具體來講，社區警務管理模式要實現從命令、處罰模式轉變為引導、保護和幫助模式，提升服務質量，把群眾的事情當做自己的事情一樣認真對待，始終堅持公眾至上和服務至上的原則。服務理念在西方的警務改革過程中始終貫穿始終，這是值得我國社區警務制度改革過程中認真學習的寶貴經驗。
（三）注重警務管理模式的創新
澳大利亞的協商會制度則是對警務改革過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協商會制度是指只要違法者愿意共同商討應對違法活動的辦法并自愿參與協商會，他就可以免于被；警察主持協商會，依照法律賦予的自決權，向違法者提出警告，并決定如何依法懲處違法者，其對象一般是初次違法犯罪者。協商會的成員主要包括：違法者、受害者、受害者家屬及其他有關的人員。澳大利亞的協商會制度與我國刑法領域中的刑事和解制度有一定的相似之處，都是對于輕微違法犯罪者在其認罪、悔罪的前提下，給以其一次改過自新的機會，并同時得到受害人的同意和諒解，而不對違法者提起公訴，達成和解的一種制度。這種處置方式使違法者和受害人之間相互諒解，化解矛盾，有助于實現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對預防再次犯罪發揮了重要作用。這種制度我國應當進行借鑒與學習，應用在我國的社區警務管理中，把一些因鄰里瑣事而引發的違法犯罪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進行適當的調解，而不必全有法院、監獄等機關介入，這樣有利于更好的化解矛盾，實現社區穩定。
（四）注重區域治安的治理
英國的“分散化”治安將一個大的整個社區劃分為不同區域，分別治理好區域治安，自然能夠確保社區治安的穩定。“分散化”治安將管轄單位由大化小，重組警力，區域小的治安管轄單位比區域大的治安管轄單位更能有效的實行社區治安，通過設置各個警備區，便于使社區民警及時察知警情。 我認為，這一制度是我國目前應當認真學習的內容。我國目前部分地區社區警力不足，難以高效率的處置已經發生的問題，采用英國“分散化”治安的方式，將一個社區再具體劃分為不同的更小的社區，以便于社區警察能充分了解所管轄社區的基本情況，也確保能夠在事件發生后的第一時間及時高效地進行處置。這樣一來，減輕了社區民警的工作壓力，也更能充分調動他們的工作積極性，也提高了工作的效率，高效率的工作也能給群眾留下良好的印象，融洽警民關系。
西方在社區警務改革中的一些制度與經驗具有優越性，我們要適度地加以借鑒和吸收。
三、我國社區警務制度的創新與改革
在信息化、網絡化高度發展的當代社會，結合西方社區警務制度的發展經驗，為了我國的社區警務制度能夠早日走上及時高效的正軌，應當：
（一）建立社區警務服務化制度
在當前建設法治國家和法治政府的時代背景下，社區警務服務化制度應當走群眾路線，堅持法治與權責結合的原則。首先，要建立全責結合、權責明確的責任制度和體系，提高社區民警的責任意識；其次，警察機關和社區民警要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依法辦事，依法行政，不能越權辦事，懂法、守法、用法、執法；再次，社區警務的改革要鼓勵群眾積極參與進來，為社區警務政策建言獻策；最后，社區警務制度要以群眾為中心，樹立為民服務的意識，始終把群眾利益置于首位，著力解決事關群眾切身利益和最為關心的問題，加強與群眾的溝通與交流，建立和諧的警民關系。 社區警務服務化制度的核心是由管理向服務的轉變，強調的是服務而不是管理。建立社區警務服務化制度，是我國社區警務制度改革與創新中應當著重抓好的突出點。
（二）充分調動群眾的力量
我國傳統的社區警務主要是由公安警官治理，而要建立新型社區警務必須充分發揮和調動群眾的力量，使群眾參與進來，促進社會治安治理主體的多元化。這種多元參與式警務模式，不但有利于充分的調動群眾的積極性，而且也更加有利于維持良好的社區秩序乃至社會秩序。這樣一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警察機關的工作壓力，讓他們有足夠的精力更好的進行社會治安治理。
（三）加強虛擬社區的建立與管理
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概念范文第3篇
一、本研究對“社會公共安全”的概念界定
按照對社會安全事件的分析，并結合我國對公共安全的四個方面的分類，圍繞社會治安與犯罪預防等相關事務，應對社會公共安全作相對狹義的理解。本研究認為，社會公共安全是與國家安全、政治安全、經濟安全、信息安全、食品安全、生態安全等相并列的公共安全的一種。社會公共安全是指在一定社會共同體內，基于對犯罪活動的有效預防控制及實現良好的社會治安秩序，使社會公眾免于遭受生命、健康、人格尊嚴或財產方面的侵害，并能獲得較高程度的安全感和可靠的安全保障。社會公共安全涉及在一定社會共同體內，是與公眾的生命、健康、人格尊嚴、財產等與社會治安秩序相關的安全，其實質是對法定的以生命和公私財產為核心的安全利益的維護和保障。
二、西方安全與社會公共安全研究路徑
國外對于社會公共安全的研究總體分布于多個學科領域，且多自成體系，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視角的研究。
（一）基于宏觀社會沖突與社會秩序的安全研究社會秩序理論一直是社會學研究的核心問題。西方社會秩序理論中的基本線索之一是：構成社會秩序的各個結構之間的關系如何，是沖突為主還是一致為主？沖突范式是西方社會秩序理論的研究范式之一，主要注重社會結構內部的沖突性，強調社會異質性對于社會秩序的自我調節、整合或者社會秩序的變遷所起的作用。如劉易斯•科塞（LewisCoser）將社會沖突分為現實性沖突和非現實性沖突、親密關系的沖突、內群體沖突與外群體沖突、意識形態的沖突等，他指出，“許多通常被看作是對社會有破壞作用的過程，如暴力、抗爭、越軌和沖突等在特定條件下，同樣也可以看作是在加強著社會體系的整合基礎，同時也在加強著社會體系對環境的適應能力。”①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在其著作《大分裂：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的重建》中認為，西方社會在工業化社會向后工業化社會的第三次浪潮中經歷了大分裂，這期間西方世界的犯罪率在升高，作為社會合作最基本單位的家庭出現了破裂，而人們對他人、對公共機構、對政府的信任在下降，這打破了原有的社會秩序和社會規范。②社會沖突與社會秩序的研究不直接涉及安全問題，卻為安全問題的研究提供了宏觀背景和思維基礎，是對安全研究的思想基礎。
（二）國際關系領域的安全研究國際關系領域對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安全觀的研究上，安全觀研究分為以下幾種視角：一是以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Wilson）為代表的理想主義安全觀，主張以集體安全模式取代以往的均勢模式來尋求國際社會的安全與穩定，強調規范主義和律法主義。二是以漢斯•摩根索（HansMorgenthau）為代表的現實主義安全觀，認為保持權力均衡是國際安全與穩定的基本因素。三是新自由主義安全觀，特別是近年來以基歐漢（Keohane,R.O.）和奈（Nye,J.S.）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義安全觀提出“復合相互依賴”的安全理論，主張影響國際安全的因素不僅是政治因素，還有經濟、社會、生態等多方面因素，國家間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國際安全只有通過制度下的安全合作才能夠得以實現。四是建構主義安全觀，把認同作為安全的一個重要變量進行考察，如哥本哈根學派的“語言——行為”（speechact）安全分析認為，如果人們知道誰能夠、在涉及什么問題和條件下“制造”安全，就可能調整行為主體間的互動，并抑制“安全困境”；同樣，一個行為主體適應其他行為主體對一種“真正”威脅內容構成的認知，也塑造著國際體系內的安全互動。新自由主義安全觀和建構主義安全觀都強調了安全領域的互動與合作的重要性，是安全協同研究的思想源泉之一。
（三）基于犯罪預防的社會公共安全研究國外學者基于犯罪預防的社會公共安全研究，其代表性的研究路徑有零容忍警務政策、安全節點治理模式、多中心治理與第三方警務等。第一種路徑：紐約警察通過處理輕違法行為來應對和控制犯罪的零容忍警務政策。這一政策以破窗理論（BrokenWindowTheory）為基礎。由美國政治學家威爾遜（JamesQ.Wilson）和犯罪學家凱林（GeorgeL.Kelling）于1982年提出，它主要表達這樣一個思想：即一棟建筑物的一扇窗戶玻璃破爛后，沒有及時維修，就會暗示，這棟建筑物沒人關心，與這棟建筑物一起的街道也無人管理，從而縱容更多的人去砸爛這棟建筑物更多的窗戶玻璃。破窗理論生動地揭示了社會失序與犯罪行為之間的一種潛在相聯關系。這一理論引用到犯罪學上，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某一社會失序的蔓延必然會導致犯罪的滋生和猖獗。根據這一推理，人們又得出這樣一個理論：維護社會秩序與解決犯罪問題同樣重要，嚴肅處理小偷小摸等輕微犯罪行為能夠預防更多的嚴重犯罪。從這一理論出發，針對紐約市嚴重的社會失序與犯罪活動猖獗的現象，美國紐約警察局提出了零容忍警務政策。它的基本含義是：通過對各種輕微犯罪（特別是公共秩序犯罪）和違法犯罪活動決不容忍，堅決打擊，即通過在警務工作中加強對日常侵犯行為的控制和管理，有效防范更為嚴重的犯罪類型的產生。在策略層面上，對輕微犯罪和社會失序行為方面，要有更加靈活的執法手段。英國學者諾曼•丹尼斯（NormanDennis）認為，實踐零容忍政策的指導性原則是“防患于未然”，確保這種控制不要有任何程度的侵犯性；通過上述兩種方式減少輕微犯罪，將有助于預防更嚴重的犯罪。①第二種路徑：英國學者約翰斯通（Johnston，L.）和希林（Shearing，C.）提出了安全節點治理理論。他們認為“社會”的一般性概念，從理性治理（即作為政府干預的對象和機制）的角度看，將逐漸被更為中心消解的概念“社區”所取代。作為這種發展模型的一部分，他們認為政府提供安全的權力減少了，在很多情況下，政府現在只是諸多提供安全角色中的一個。節點治理的核心思想認為，國家在安全治理上所扮演的角色正在發生根本的改變，公共警察機構的功能正逐漸變成收集和分析從其他機構得來的信息并把這種信息到警務網絡系統的其他節點上。②這一路徑重新審視了國家與社會在安全供給領域的角色和關系，提出了新的安全治理模式。第三種路徑：多中心治理與第三方警務研究。較有代表性的包括基于都市警察服務的多中心治理研究。奧斯特羅姆（Ostrom）等將警察服務當作公共經濟的產業，從多中心治理的框架對警察績效進行評估，認為制度安排會對警察服務績效產生影響，與較大規模的生產者相比，小規模、直接服務的警察服務生產者效率往往更高。③洛林•梅熱羅爾（LorraineMazerolle）、珍妮特•蘭斯莉（JanetRansley）提出通過改變第三方日常行為的活動方式實現犯罪控制的第三方警務，并認為，“在第三方警務中，許多合作伙伴是人為鍛造出來的且主要是用于犯罪控制的目的，這種合作伙伴關系在本質特征上是松散的、偶然性的，緊緊圍繞遵守規則和解決當前面臨的犯罪問題這個中心展開活動。”④上述主張為社會公共安全協同供給提供了基礎性理論設想。以上三種路徑都主張，伴隨風險社會的出現，基于犯罪控制與預防社會公共安全供給的責任不僅歸國家一方，而要由社會多方共同承擔，而在社會公共安全供給中的發起者、多方協作的方式、進程、焦點等方面有所差異。
三、中國學者對社會公共安全研究的不同視角
國外對于社會公共安全的研究路徑對我國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但由于政治制度、行政體制和警察職能的差異，我國的安全研究還要結合自身的體制和環境特點加以分析，相關理論的運用要注意本土化的適應性問題。我國學者對公共安全及社會公共安全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五種視角：
（一）對維護社會穩定的研究維護社會穩定是社會公共安全供給的重要方面，我國學者對維護社會穩定的研究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展開：一是從政治學視角對社會穩定的類型及地方政府維穩困境的研究。學者們普遍認為，當前中國壓力維穩的模式存在成本擴大化、價值預設與行為結果的背離等困境，需要改革當前的維穩方式，“國家的政策取向應當從壓力維穩型向改革維穩型解決模式轉變，維穩成本向改革成本轉移，變被動改革為主動改革。”⑤二是從管理學視角對社會穩定風險評估體系的研究。學者們認為，當前中國需要加強對于重大事項的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制度建設。雖然全國范圍內已經建立起相關制度，但主要是圍繞項目或決策的合法性、可行性、合理性、安全性等內容實施評估，這種做法不夠科學嚴謹。應以風險為核心設置評估指標，將風險與政府風險控制能力分別評估，在此基礎上確定實際風險值。①當前從量化視角考慮風險評估指標體系的研究是相關研究的發展趨勢。
（二）風險社會下社會公共安全事件或應對研究風險社會下社會公共安全事件或的應對研究近年來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近年來，對社會公共安全事件或的研究總體呈現高漲趨勢，且對公共安全的關注維持在較高水平。對于社會公共安全事件或的研究，近年來國內學術界主要從內涵、特點、原因、對策等幾方面進行了分析探討。對策措施的研究中包括許多對農村、城市或某一類型的具體對策研究，宏觀對策分析中較有代表性的有：有學者認為首先要以積極推進黨內民主和基層民主為主要手段，加強地方政府的責任性和回應性；其次積極推進政府職能轉換，調整政府與市場、社會及政府與企業、公民的關系；再次要建立利益表達和協商機制。②此外，還有學者從當代的后果出發，對后果性質評估的“肯定論”與“否定論”分別進行綜述，認為我國目前后果研究相對稀薄，國內研究迫切需要注重界定抗議行動的后果、拓展抗議行動結果的研究方法、探尋抗議后果的因果機制等問題。③近幾年對社會公共安全事件或的研究呈現以下特征：一是對網絡的研究呈現上升趨勢，學者們分別從公共管理、公安工作、傳媒、信息技術、傳播學等不同視角進行研究。二是研究的視角呈現多學科趨勢，學者們從風險社會下政策沖突、社會資本、群體行為模式、協商民主等眾多領域研究社會公共安全事件或問題。三是對社會公共安全事件或的性質評價研究出現了爭論，出現了“肯定”與“否定”兩種不同立場，特別是將與社會抗爭、民主轉型、政府政策、社會變遷等問題聯系起來，這無疑擴展了對分析的視野。四是出現對社會公共安全事件的量化模型研究。以往或社會公共安全事件主要以定性研究為主，近兩年有學者嘗試進行了實證研究或模型研究。如有學者提出在對社會公共安全事件進行概念界定和突變分析的基礎上，構建社會公共安全事件的尖點突變模型，指出社會公共安全事件發生過程是連續性和突發性的統一，突跳值大小決定了社會公共安全事件的危害程度，政府應針對控制變量進行政策研究。④
（三）城市公共安全與危機管理研究近年來，對于公共危機管理綜合性研究呈上升趨勢，學者們紛紛對危機及與危機管理相關的概念進行界定，對公共危機類型劃分、公共危機的誘因、研究領域和范圍以及公共危機管理體系（機制）的構建等進行了分析，并形成了“制度論”、“公共關系論”、“經驗論”和“全面整合論”等不同分析視角。但從公共安全的角度出發的危機管理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范疇，主要從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的視角，對我國社會轉型期的城市安全管理現狀加以評價，并提出城市公共安全資源的整合及公共安全管理機制的完善路徑，并嘗試構建城市公共安全相關模型。如有學者運用可靠度理論，探討系統可持續發展指標的量化及其模型建立；以Logistic修正模型為例，提出了系統評價預測研究的方法論，共同構建城市公共安全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基本框。⑤
（四）社區安全問題研究社區安全問題的研究主要涉及社區安全的治理機制、評估體系和安全建設等領域。中國80年代開始社區警務改革，并于2004年在全國大中城市全面實施社區警務。我國學者借鑒西方社區警務的理論與實踐，就社區警務的合作、預防、服務的內涵進行了界定，并就社區治理與社區警務、社區警務的模式與工作機制、社區警務與犯罪控制等問題進行深入探討。有學者認為，我國社區安全建設中存在政府唱獨角戲的弊端，需要調整府民關系，具體來說，要促使政府從社區安全建設主導者逐步變成引導者，最后成為監督者和評估者；同時整合各類社區安全建設方案，從而減少基層管理者承擔的“運動式”的工作任務。①有學者采用實證研究的方法，探索城市社區安全評估模型的建立。通過采用在指標權重賦值基礎上的多指標綜合評價方法，遵循科學性、標準化、實踐性、發展性、可行性原則構建城市社區安全評估模型，對制約社區安全狀態負面指標決定的靜態安全狀況與促進社區安全正面指標決定的動態安全狀況進行綜合評估。評估模型指標（因子）權重采用專家調查法確定，指標（因子）水平采用標準化方法確定，并可在定量評估的基礎上進行定性等級評估。②有學者以治理機制為分析視角，對臺北市內湖社區安全促（協）進組織的發展歷程進行了描述，著重對其在社區安全治理機制建設上的表現及作為進行了實證分析，提出以內湖社區為代表的臺灣社區安全治理機制重視橫向維度的建設，這值得大陸地區在開展安全社區建設活動中參考借鑒。③
（五）公共安全管理綜合模式研究這類研究從總體上較少。有學者提出了進一步改進中國各級政府綜合公共安全管理的對策應重點關注完善安全信息共享體系；公共安全管理的縱向、橫向與綜合協調機制；建立發展規劃的風險評價制度；鼓勵非政府組織參與建立社區綜合公共安全管理體系；建設區域綜合風險防范關鍵技術示范基地等思路。④在社會治安供給領域近期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聚集于在社會轉型過程中保持社會穩定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著重研究其組織網絡，認為在充分吸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新興社會和市場組織資源的基礎上，建構起比較有效的組織化調控體系，是中國社會實現平衡轉型的關鍵所在。此外，有學者借鑒西方的相關評價體系，從“脆弱性——能力”的視角構建公共安全評價框架，提出區域公共安全綜合評價核心指標體系應包括：脆弱性指標（包含暴露性和敏感性指標、易損性指標）和應對能力指標（包含基礎設施、管制能力、社會防御和經濟能力四個方面的二級指標）。⑤這些研究對于我國公共安全服務供給模式、社會治安的供給現狀、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政策發展等進行了較好的梳理，關注社會公共安全供給的協同機制，則是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的領域。
四、當前公共安全與社會公共安全研究的主要進展與不足
社會公共安全研究涉及面廣，目前這一領域的研究取得了以下進展：一是公共安全及社會公共安全領域在近年來受到多學科的普遍關注。近年來，以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管理學、公安學為代表等，許多學科為與社會公共安全問題相關的基本理論問題，如風險社會理論、協商民主理論、危機管理理論、社會沖突理論、治理理論等提供了較為完整的分析框架和理論體系，這些為社會公共安全研究向縱深發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礎。二是基于犯罪控制與預防的社會公共安全研究出現多元化視角。基于犯罪控制與預防，社會公共安全理論研究出現了零容忍警務、安全節點治理模式、情報主導警務、多中心治理與第三方警務、問題導向警務、社區警務等多元化研究視角或實踐戰略，為社會公共安全領域研究向縱深擴展奠定了基礎。三是出現了對社會公共安全問題的量化研究。在社會公共安全評價體系的研究中，一些學者開始運用數學分析模型，嘗試設計社會公共安全的評價指標體系，或進行定量評估基礎上的城市社會公共安全系統研究。這些量化研究成果為尋找中國社會公共安全供給之路提供了有益借鑒。
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概念范文第4篇
――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中國城市民生成就推介會上，重慶同時榮獲“中國民生成就典范城市”和“中國城市民生成就最佳范例獎”兩項大獎！
原來我晚上不敢外出散步，現在我是社區壩壩舞的忠實粉絲！
――江北區華新街街道嘉陵三村社區居民胡維碧說，她所在的社區原來臟亂差現象突出，經過綜合整治后，社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嘉陵三村的變化只是一個縮影，在中央綜治委對全國各省區市2010年度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考評中，重慶市綜合考核得分為93．48分，在全國排名第一。
重慶是全球新興的15個商務環境最佳的城市之一。
――全球權威財經雜志《財富》公布最新榜單。
我覺得“共同富裕”這個概念很好，只有在共同富裕的環境下，中國人民的生活才會大大提升。重慶的實踐，真正體現了“民本”的思路，彰顯了信仰的力量。未來的重慶發展之路，是通往共同富裕的道路，是通向幸福、公平的道路！
――香港浸會大學三年級學生李樂恒。
我去過內地很多城市，但我要說，重慶是我在這個夏天里“最美麗的相遇”！這里，有大的美，也有小的美；有城市的美，也有鄉村的美。重慶，真的很美！
――臺灣成功大學醫學院物理治療系老師鐘偉洲。
改住房、修公路、建水廠，生活條件大變樣；種蔬菜、喂土雞、牧牛羊，三年增收一萬元。
――云陽縣農民鄒道樹寫的一副對聯。
成了城里人，又有了自己的家，這下我有底氣談戀愛了！
――合川農民工楊新軍“農轉城”后，最近申請到了公租房。像楊新軍這樣完成“農轉城”的重慶農民已有220多萬人。
我不但把起床鬧鐘的時間往后調了40分鐘，而且出門時間完全由我掌握，再也不怕堵車了。
――家住大坪彭家花園、在沙坪壩區小龍坎上班的市民李明勇說。7月28日，重慶市民盼望多年的地鐵一號線一期工程終于開通試運行。
家是一間溫馨的屋，燈下有親人的溫度；家是一支燃燒的蠟燭，寂寞的影子不會孤獨；家是一枚青青的橄欖果，又酸又澀回味幸福……
――獲悉自己成為公租房租賃者之后，從四川攀枝花來渝的自由職業者蔡佳倩激動地寫下名為《家》的詩。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少數人富，大多數人窮也不是社會主義，所以，要發展經濟，走共同富裕之路；共同富先要集體富，共同富必須家家富，共同富更需精神富，共同富必須先富帶后富：個人富了不算富，集體富了才算富；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國富了才算富。
――江蘇省江陰市華西村黨委原書記吳仁寶的富裕觀。
因年齡較大，希望在換屆中留嘉陵工作進常委首選，或現位不動。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區原副區長、南充市公安局嘉陵分局原局長李強誤將“跑官要官”手機短信群發給了分局部分干警，群眾舉報后已被免職。
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概念范文第5篇
一、對當前主要社會矛盾糾紛的簡要分析
隨著改革開放的日益深化和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社會經濟成分、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等日益多樣化，各種利益沖突和磨擦不斷出現，不斷發生，涉法問題越來越突出，組織化傾向比較明顯，影響了正常的社會生產生活秩序。主要表現：一是民間主要矛盾糾紛呈多樣化、復雜化趨勢。傳統的婚姻家庭鄰里糾紛已經不再是民間主要矛盾糾紛，而以資源權屬、環境及生態、不同經濟主體的利益、工程建設中群眾利益維護等經濟內容的新型矛盾糾紛日益突出。二是各類矛盾糾紛呈上升趨勢。其中的熱點、難點主要有企業征占地補償、拆遷安置問題，安全生產問題，勞動和社會保障問題，涉法涉訴問題，司法不公、執法不當問題等。
二、目前人民調解工作的運行情況及存在的主要困難和問題
（一）組織機構不夠健全。從目前的情況看，在現有的調解委員會中，還有相當一部分沒有象樣的調解室，村級基本沒有調解室。特別是調解的規范化程度不高。村級調解委員會基本沒有解檔案，最好的也就是有調解登記簿。國務院頒布的《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規定，人民調解委員會應選舉產生，但所有調解委員會沒有一個是經過專門選舉產生的，全部是混同于村委會、村黨支部換屆選舉中設立，且其組成人員大多都是村干部。
（二）調解隊伍素質偏低。主要表現在年齡偏大、文化偏低、缺乏創新精神，工作力不從心，效果事與愿違。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具有多樣性、復雜性、群體性等特點，客觀上要求調解人員必須具有良好的身體素質、文化素質、法律素質與調解工作業務素質，否則，調解工作效果難以得到保證，調解工作潛能難以充分發揮。顯然，目前狀況與新形勢的要求相距甚遠。
（三）調解經費嚴重不足。主要表現在經費短缺，沒有列入專項財政預算，工作舉步維艱，村級調解員既沒有工資報酬也沒有誤工補貼，更沒有培訓經費，人民調解員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可見，如果經費不落實，加強調委會規范化，制度化建設，構筑縱向到底，橫向到邊的縱橫交織的立體化大調解網絡格局，就只能是一廂情愿，紙上談兵。
（四）業務工作有繼承但乏創新。人民調解工作有著悠久的歷史，豐富的積累與經驗，但形勢的變化、時代的變遷，人民調解的性質、地位、作用、方式等等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據了解，現在的調解委員會成員對人民調解性質、作用、任務與人民調解制度和要求知之甚少，絕大部分調解員仍然沿襲舊的模式，遵循儒家“和為貴、禮為賢”的理念，糾紛發生后，勸說雙方當事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和為貴，折中處理，沒有做到開拓創新，更談不上與時俱進。且不說村（社區）調委會，就是鄉鎮（街道）負責指導與管理人民調解的司法所工作人員對新的人民調解制度也感到茫然，認識上不清，概念上混雜，導致指導上不到位，出現了跟不上形勢、適應不了新要求的情況。
三、創新發展新時期人民調解工作的建議
（一）深化認識，擺正人民調解工作的位置。人民調解組織多處在最基層，分布面廣，隊伍龐大，遇到的人、財、物等實際困難比較突出。因此，各級司法行政機關要進一步加強溝通協調，積極爭取各級黨委、政府和有關部門對人民調解工作了解、重視與支持，切實克服“重訪輕防”的思想，充分認識到人民調解工作在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加強“三個文明”建設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逐步建立健全各項保障機制，為人民調解工作的順利開展創造良好的條件和環境。要大力加強對新時期人民調解工作的宣傳力度，為人民調解工作提供良好的執業環境。要加大人民調解工作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中的考評權重，使人民調解工作在綜合治理工作中更好地發揮作用。
（二）健全機構，落實調解組織網絡。要創新人民調解組織形式，在村（社區）、鄉鎮（街道）全部建立起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基礎上，積極穩妥地發展行業性、區域性人民調解組織，在不同行業和系統建立各類專門調解組織，發展和完善人民調解工作網絡。當前重點是建立企業與鄉鎮（街道）、社區人民調解工作聯系制度；要規范人民調委會建設，所有人民調解委員會都要按照“五有”（有相對固定的辦公場所、有人民調解委員會標牌、有印章、有調解文書、有統計臺帳）和“四落實”（組織落實、制度落實、工作落實、報酬落實）的要求，規范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建設，使矛盾糾紛發生時先有人民調解組織發揮第一道防線作用。同時，要認真抓好調解協議質量調研評查工作。
（三）公開選任，建立與工作相適應的人民調解隊伍。社會主義法制化進程的加快和群眾法制意識的增強，市場經濟條件下矛盾糾紛增多、難度增大，對從事新時期人民調解工作的調解員的法律與業務素質的要求更高了。特別是人民調解制度改革后，調解對象范圍的擴大、調解制度與訴訟制度相銜接的趨勢，都對人民調解員的文化程度、尤其是法律與調解業務素質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因此，建立一支能調善調、堅強有力的調解隊伍迫在眉睫。要引入競爭機制，拓寬聘任調解員的渠道，創新舉措，在鄉鎮、社區推行首席（專職）人民調解員制度。鄉鎮的首席人民調解員由駐鄉（鎮）的司法員擔任。社區首席人民調解員實行公開選聘、招考，即在每個社區范圍內進行公開選聘，將本轄區內退休法官、檢察官、律師、法律工作者和有一定法律專業知識、熱愛調解工作的干部等人員選聘擔任首席人民調解員，原來擔任社區調解主任或調解員的在同等條件下可優先聘用。首席人民調解員的工資報酬、組織人事關系等方面實行縣司法局為主、社區協助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