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自然科學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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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自然科學的特點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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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希臘科學的特點
1.第一個特征是善用理性思維
古希臘人熱衷于探索自然現象產生的原因，就是善用理性思維揭示出隱藏在自然現象背后的原因，而理性思維的實質在于“合邏輯地推理”。在古希臘哲學家中運用人類的理性思維來認識世界的最早提出者是赫拉克利特。他認為人們要用心思索去把握自然，不能只憑感官去認識自然，在他看來，邏各斯就是客觀世界的規律，主宰和支配著世界。巴門尼德認為，在認識世界時，人們應寧可相信自己的思維，也決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耳朵，因為“感官不能發現真理，只有思維才能發現真理。柏拉圖的本體論學說以理性主義為基礎建立起來，從而為科學認識確立了對象。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形式邏輯是人類獲得客觀世界真知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并制定了理性思維所必須遵循的規則——形式邏輯，對理性思維方法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2.第二個特征是善于懷疑和批判
沒有懷疑和批判，就沒有科學的發展。西方科學之所以能持續向前發展，一個根本原因就是西方文化中滲透著強烈的懷疑和批判精神，人們喜歡標新立異，自創理論。西方文化中的懷疑和批判精神起源于公元前3世紀皮浪的懷疑主義。在古希臘羅馬時期，懷疑主義作為一種哲學流派持續了500多年時間，對古希臘羅馬時期人們的思想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皮浪及其之后的懷疑主義思想代表了希臘羅馬時期的一種哲學思潮，也反映了這一時期學術界的實際情況。從科學史看，懷疑和批判精神是推動科學進步的決定因素。試想，如果哥白尼對“地心說”深信不疑，他就不會創立“日心說”；如果達爾文對物種不變論深信不疑，他就不會創立生物進化論；如果愛因斯坦對絕對時空觀深信不疑，他就不會創立相對論。所以說，科學上的懷疑、批判精神與創造精神緊密相連，沒有懷疑和批判就沒有創造；沒有創造，也不需要懷疑和批判。
近代自然科學是真正的現代意義上的科學，它與古代和中世紀的科學分屬于兩種完全不同的科學傳統。但近代科學又是在古代科學的基礎上產生發展起來的，它能從舊框架中產生又脫胎成完全嶄新的階段，這就要一定的條件。促成近代科學產生的條件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自然科學由經驗向理論的轉化
自然科學由經驗向理論轉化是在19世紀的近代科學后期，促使其轉化的根本動力是自然科學在各個領域的全面躍進以及第一次技術革命的延續和第二次技術革命的發生。
一方面， 19世紀的科學家們在各個學科領域對大量實際的經驗材料作了整理、加工和改造，在此基礎上又進行了理論分析和綜合概括的工作。他們在熱學、電磁學、光學、物質結構、化學、生物學等諸多學科中提出了許多原理、假說等新理論，能解釋并預見更多的自然現象和事實，建立起各個知識領域相互間的正確聯系，使自然科學走進了理論科學的殿堂。這是一個從現象到本質，從對自然界的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飛躍過程。需指出的是，麥克斯韋新的物理學成果代表著19世紀理論科學的最高成就，標志著近代科學已經完成了從經驗向理論的轉化。
另一方面，技術革命為科學實驗提供了更強大的物質手段，使實驗研究在更多的領域和更廣的范圍內展開。近代科學后期的科學實驗研究還具有更為明確的目的性，加上科學假說或理論的指導，更具有自覺性，從而使實驗與理論結合得更加緊密。總之，近代科學后期的科學無論在廣度或深度上都比16到18世紀的科學有了更高程度的發展。
（二）科學方法之演進
科學本身本質上就是方法，它不能只局限于把已知的東西匯總起來，還要教人們如何去應用，去求得新知。科學要能起這樣的作用，其本身必須靠科學方法來建立。其科學方法的演進也是必然的，并由許多條件共同促成的。這些條件主要有：
1.來自神學的“自然界有秩序”的觀點的確立
近代科學賴以建立的基礎是一組通常含而不露、極少受到該時代大多數科學工作者質疑的假設，那就是“自然界是有秩序的”。有了這樣的信仰，科學家才肯花力氣去尋找這樣的秩序，才敢于在提出一種不成熟的理論后設法用實驗去檢驗它。上述的研究模式就是先提出假說，然后再去檢驗。而“自然界有秩序”這一觀點又是無意識地源自中世紀的神學。
2.唯名論的復活及對古希臘原子論的恢復
中世紀的訓條是，“凡是以視覺為依據的，都不可相信”。他們對觀察存在有偏見，認為觀察得不到任何有價值的知識，因此當教士和經院哲學家被請去看尸體解剖或用望遠鏡去看星空時，他們寧愿相信與觀察相矛盾的書本上的知識，也不相信觀察到的事實。有助于將此觀點扭轉的動力首先就是唯名論的復活及其對古希臘原子論的提倡。
三、古希臘羅馬時代的科學對近代自然科學產生的影響
1.為人類的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的產生和發展樹立了典范
人類最初對于自然界的認識，僅僅局限于原始宗教和神話傳統的束縛之中，根本談不上具有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到了古代文明時期，自然科學由萌芽進人了發芽生長階段，但人們對于自然界的認識還只處于最基本的資料收集和經驗知識積累水平，并未產生具有理性創造價值的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直到進人古希臘羅馬時代以后，希臘人才首先在人類文明史上建立起關于自然、宇宙和物質的本質問題的樸素自然觀。他們運用直觀的觀察和直覺的猜測對整個自然界進行了理性的考察，用物質自身的運動變化來解釋自然，并試圖用一種超越經驗的抽象思維努力來尋找隱藏在紛繁復雜的萬事萬物后面的統一本質。這種超越經驗的抽象思維是一種十分卓越的理性創造，也是一切科學思想的真正起點。而在進行抽象思維過程中所運用的直觀的觀察和直覺的猜測，再加上亞歷山大時期所創立的形式邏輯的演繹體系，則是后來所有科學方法產生的基礎。他們那種努力尋求隱藏在紛繁復雜的萬事萬物后面統一本質的超越經驗的抽象思維，以及他們所運用的直觀的觀察，直覺的猜測和形式邏輯的演繹體系，為人類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的產生和發展樹立了光輝的典范，并對后世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至今仍然是一切科學和哲學研究的出發點。
2.為近代自然科學的產生奠定了基石
在希臘人看來，自然界不僅是有別于人的東西，也不僅是有規律、有秩序的，更重要的是其規律和秩序可以為人把握，因為它是數學的。對數學的重視，是希臘人最為天才的舉動，也是他們留給近代科學最寶貴的財富。希臘人相信心靈是掌握自然規律最可靠的保證，因而極大地發展了邏輯演繹方法和邏輯思維。在一些特殊的科學領域，希臘人成功地將它們數學化，并得出高度量化的結論，這些領域包括天文學、靜力學、地理學和光學。它們不僅在古代世界達到了該領域最高的水平，而且對近代科學的誕生起了一種示范作用。
綜觀整個自然科學的發展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包括科學在內的古希臘文明，對其以后的歐洲發展影響極大。我們知道，近代自然科學產生的原因之一，就是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興起，這一運動的的宗旨之一就是要復興包括科學在內的古希臘羅馬時代的古典文化，而羅馬時代的古典文化正是為古代的科學發展提供了一定的精神基礎。因此，古希臘羅馬時代的科學實際上已經為近代自然科學的產生莫定了基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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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自然科學的特點范文第2篇
摘 要 自然科學是涉及各行各業的研究領域的大學科,掌握自然科學的發展規律是研究自然科學人員所必須切身認知的內容。本文通過辯證的觀點去看待自然科學,整理自然科學的認知模式,探索其發展規律。
關鍵詞 自然科學 邏輯思維 非邏輯思維 批判性思維
自然科學是一門范圍廣博的知識范疇,是針對事物客觀規律的認知、歸納所形成的科學體系。其涉及的知識層次、知識面基本上涵蓋了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通曉其發展規律和特點是從事自然科學研究人員所必需掌握的基本知識。
一、自然科學的特點
(一)自然科學的獲得方式
中世紀末期是近代自然科學的孕育期,當時最杰出的人物,13世紀的英國哲學家羅吉爾•培根對經驗和事實給予了特殊的關注。他指出:“大家公認,我們通過三條途徑獲得知識,即權威、理性和經驗;然而,當權威不知道事物的理由;理性也不能分辨是詭辯還是論證時,除非結論為經驗所證實。”正是由于羅吉爾•培根的提出和倡導“實驗科學”,強調只有實驗方法才能給科學以可靠性。
近代英國唯物主義學家弗蘭西斯•培根進一步指出,實驗科學最重要特性之一就是利用實驗來增加積累事實知識,并提出:“從感覺和特殊出發構造公理,然后是連續不斷地、逐漸地上升,直至最后達致最普通的公理。”正是這種思想和思維模式指導和推動了科學理論發展,對近代科學的興起和發展做了開創性的工作。
由此可見,自然科學作為大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其獲取方式上依然是由科學觀察和科學實驗作為其獲取的主要途徑。
(二)自然科學的歸類和整理
當我們在通過科學觀察和實驗獲得的知識并不是科學規律。一般而言,從科學知識向科學規律和科學理論過渡要經過知性認識和理性認識兩個階段。
知性認識:只要是對科學知識進行分類、系統化并加以分析和概括,使之上升為科學規律。
理性認識:主要是在科學概括的基礎上形成理論體系,以便反映客觀世界普遍而不然的聯系。
在科學的歸類和整理過程中相應發展出各種科學方法,可大致分為:廣義歸納法(本能歸納、常識思考歸納和批判性科學研究歸納)、演繹法(亞里斯多德的形式邏輯三段論為基礎,符號化過程,數理邏輯,公理化方法)和類比法(兩類對象之間在某些方面的類似或統一,推論其可能在其他方面也具有相類似性;雖然類比法邏輯根據不充分,但是它提供科學發現的重要線索)。
這三種方法都體現出科學在推理上的所透露出思維模式――邏輯思維,特別是演繹法,可以說是將人類運用自然語言進行思維的經驗提升到基本思維規律和基本思維方法的高度。
(三)自然科學的合理性和可錯性
哲學家布朗指出,“合理性”概念的古典模型具有三個特征:普遍性、必然性和規則性。科學的合理性首先表現在經驗規律和理論規律的邏輯關聯中;其次經驗和理論規律間存在相互支持的邏輯關系;另外就是理論規律的合理性突出地表現對某些經驗規律的矯正;科學規律的合理性可以通過科學實踐的有效性來說明。
針對科學的可錯性,我們通過20世紀初,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在《科學發現的邏輯》中所指出來說明:在真實和錯誤之間存在著不對稱性,沒有理論可以被證明是對的,但有些理論可以被證明是錯,科學和非科學由此可以界定。在科學領域,至關重要的觀念是要“證錯”或“證偽”,而不是“證對”。
二、邏輯與非邏輯問題
由上面的自然科學的特點,我們可以看出在自然科學的認識過程中,始終貫徹著觀察、實驗和推理的過程。
在推理過程中,人們一般把歸納法作為科學假設或科學理論的基本方法。借助這一方法,通過大量實驗進行概括,構建解釋所觀察的或現象之間的關系的新體系,其可靠程度雖然不夠,但卻富于創造性,它是作出理論發現的重要方法,然而其不是萬能的,并不是所有的科學理論都可以通過歸納法來獲得。愛因斯坦就曾說過,決不能用歸納法來發現物理學上的基本概念。
而與歸納法相對應的演繹法,即從一般到個別,用一般理論來分析解釋具體事物的方法。運用這一方法,人們需要借助某一普遍法則或原理,也就是說,演繹法應用的結論受初始條件的制約,前提正確,才能確保演繹正確。但是由于演繹法是將一般原理推廣應用現象的過程,很難導出新的概念或經驗。達爾文曾結合自己的科研經驗總結:我必須從大量事實出發,而不是從原理出發,我懷疑原理中有謬誤(在他看來,用演繹法在生物學領域是不可信賴的)。因此我們不難發現演繹法的純邏輯也存在著嚴重的缺陷。
就如同科學社會學家巴伯在《科學與社會秩序》中分析說,強調科學發現過程中邏輯的作用這樣一個慣例漏掉了科學中大量最重要的東西,漏掉了所有可能的錯誤,漏掉了科學發現者的所有豐富的想象力,也漏掉了所有對已有發現成果的思考,漏掉了所有對周圍世界認真探索的思路和方法。生物學家萊恩•杜波斯曾在《路易•巴斯德》中寫道:“構成科學的原材料不僅是科學家的觀察、實驗、計算,而且還有他們的沖動、夢想和愚蠢。”
三、從辯證的觀點和思維方式去看待自然科學的發展
從創造性角度來看,科學發現的過程是一個意識和潛意識、邏輯和非邏輯交互作用的過程。當出現問題,研究者就會出現一個“主觀模擬”過程,他們會去主觀想象周圍事物,并集中注意到某些特定現象,運用主觀的臆測獲取表達形式,然后運用科學的語言把心中的發現和想法描述出來,形成真正的科學假說,然后通過嚴格的科學方法論證檢驗。
不僅如此,科學發現的過程還是革命性和漸進性相互統一。即我們所常說的:“破而后立。”愛因斯坦也指出:“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因為解決問題也許僅僅是一個數學上或試驗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問題,新的可能性,從新的角度去看待舊的問題,卻需要有創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標志著科學的真正進步。”科學家廷德爾說,知識一經獲得,便給自己的周圍投射上微弱的光亮。重大的科學新發現一旦作出,成功的科學家立刻會從可能的角度予以觀察,并將它與其他知識體系相聯系,以發現科學研究的新途徑。
四、幾種常見的自然科學思維方式
歸根結底,自然科學研究是對先前思想和行動所依據的學所及原理不斷進行檢驗的一種思想活動,有條理的批判性思維是科學的基本特點。
“大膽的想法,難以證明的預期,以及推測性的思想,是我們解釋自然的唯一手段,也是我們把握自然的唯一法則和唯一工具。”
――科學哲學家 波普爾
參考文獻:
[1]黃順基,蘇越,黃展驥.邏輯與知識創新.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近代自然科學的特點范文第3篇
一、中西方傳統思維藝術的基本特征
1.西方傳統思維藝術的基本特征和發展
西方以古希臘為代表的思維藝術，其整體有機思維是相當發達的，以致“古希臘的哲學家都是天生的自發的辯證論者。”[2] [1]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臘的思想家除了運用整體有機思維藝術外，更發展了形式邏輯思維藝術，形成為西方傳統思維藝術的基本特征。這種思維藝術的特點，按發生認識論創始人皮亞杰的解釋：“主要特征是它們有能力處理假說而不只是單純的處理客體，”[3][1]從僅僅可能的真實性中“抓住各種可能的變換，并且只憑想象或演繹的事件去同化現實，”[4]③并引出必要的結論，從而構成假說——演繹推理程序。西方第一個哲學家，米利都學派的創始人泰勒斯，在幾何學領域作出杰出貢獻的同時，揭開了這種思維藝術的序幕。英國著名希臘數學史家希思在總結泰勒斯在幾何學上的發展的貢獻時指出：“幾何學開始成為建立在一般性命題之上的一門演繹科學。”[5][1]畢泰戈拉及其學派推進了這種思維藝術，而亞里士多德在制定形式邏輯這門學科的同時，制定了以形式、分析、演繹為特征的思維藝術。后來歐幾里德又進一步把這種思維藝術貫徹和運用到幾何學中，從而進一步完善了這種思維藝術。
這種以形式邏輯為主要工具的思維藝術，對西方、特別是對西方數學和自然科學的發展的影響是深遠的。正如愛因斯坦所說的，科學的發展基礎之一，是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的偉大成就。正由于這種思維藝術的強有力的影響，即使進入中世紀哲學成為神學的奴婢;占主導地位的經院哲學，也并末能從根本上否認理性和形式思維的作用，它主要是運用形式邏輯的藝術，從外在的權威，即教會所肯定和解釋的圣經出發，演繹、推論出事實。這種思維藝術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起，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并繼續發揮著其特有的重要作用。
總之，西方思維傳統中既有整體有機思維藝術，也有形式思維藝術，但后者長期以來占著主導地位，并對生產斗爭和階級斗爭的實踐，特別是對數學和自然科學等等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但當這種思維藝術發展成為一種形而上學的世界觀時，就成為人們進一步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以及提高人的認識能力的障礙，因此有必要向更高一級的整體有機思維藝術，即辯證邏輯發展。即便這樣，這種形式分析思維仍未喪失其價值。它在相當廣泛的，各依對象的性質而大小不同的領域中是正當的，甚至是必要的。以往古希臘和15、16世紀以來，西方數學和自然科學領域中取得的輝煌成績就是明證，因此今后還可以繼續作出貢獻。就西方來講，當前更為需要的是運用辯證思維，因為無論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都已進入需要進行廣泛綜合的時代。正像恩格斯指出的那樣，學會辯證地思維的自然科學家到現在還屈指可數，因此“不僅哲學，而且一切科學，現在都必須在自己的特殊領域內揭示這個不斷的轉變過程的運動規律。[6][1]只有運用唯物主義的辯證邏輯，才能做到這一點。
2.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基本特征和發展
與西方傳統思維藝術一樣，中國傳統思維藝術在人類思維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比較西方傳統思維藝術特征，正確概括和科學評價我國傳統思維藝術的長處和短處，探索它在現時代的轉換趨向，使其更適應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與改革實踐，是當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中國傳統思維藝術，是指自古代延續下來的具有相對穩定性的思維結構模式或思維定勢。其基本特征，在于經驗整合型的主體意向性。就基本模式及其方法而言，它是經驗綜合型的整體辯證思維;就基本程序和定勢而言，則是意向性的直覺、意象思維和主體內向思維;兩者的相結合，體現了我國傳統思維藝術的基本面貌。中國傳統思維的經驗綜合性同西方的理性分析思維相對立，它傾向于對感性經驗作抽象的整體把握，而不是對經驗事實作具體的概念析;它重視對感性經驗的直接超越，卻又同經驗保持著直接聯系;它主張在主客體的統一中把握整體系統及其動態平衡，卻忽視了主客體的對立以及概念系統的邏輯性和形式化，因而缺乏概念的確定性和明晰性。中國傳統思維的意向性從“天人合一”的整體模式出發，導向自我反思而不是對象性認識。它突出了思維的主體因素，而不是對象因素;突出了主體的意向活動及其價值判斷，而不是認識主體對客觀實體的定向把握。從這個意義上說，它似乎有點像西方的現象學，但卻沒有現象學那樣的意識“還原”和“懸擱”;它不僅承認對象客體和本質、本體是存在的，而且把自我和自然本體合而為一，構成了一個整體系統。
經驗綜合的最終結果，把人和自然界（包括社會）看作是一個有機整體，因而表現為整體辯證思維。李約瑟認為：“當希臘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細地考慮到形式邏輯的時候，中國人則一直傾向于發展辯證邏輯。”[7][1]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最顯著優點在于辯證思維。這種辯證特性，主要包含兩點：一是整體思維。中國傳統思維藝術強調整體觀點，認為世界（天地）是一個整體，人和物也都是一個整體，整體包含許多部分，各部分之間有密切的聯系，因而構成一個整體，想了解各部分，必須了解整體。“天人合一”是這種整體思維的根本特點。人和自然界不是處在主客體的對立中，而是處在完全統一的整體結構中，兩者可以互相轉換，是一個雙向調節的系統，即人依靠自然界而生存，自然界亦有待于人的調整安排。這表現在思維藝術上，雖然有形上與形下、體和用之分，但形上不離開下，本體不離作用，渾然一體，不能區分。二是相反相成思維。它認為任何事物都包含相互對立的兩個方面;研究問題，就要注意所研究的對象的兩個方面。同時認為所有對立的兩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相互包含的。老子的“反者道之動”，被看作是重要的思維原則。在以后的發展中，又提出了“無獨必有對”、“物極必反”和“一”與“兩”的命題。
顯然，傳統思維藝術并不都是保守、落后和消極的，它不僅反映了我們中華民族的思維特點和風格，形成了獨特的民族文化，而且對整個世界歷史都具有價值和意義。除上述辯證思維對我國古代科學和民族文化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外，經驗整合型的整體思維同當代的系統論整體思維也有某種相似，它不僅在人體生命科學如中醫學中具有生命力，而且對于其它綜合性科學也有啟發意義。再如直覺思維、意象思維不僅在倫理學、美學和藝術領域中發揮著巨大作用，而且蘊藏著極大的創造力和豐富的想象力，并且同當代符號學有某種聯系。它是科學思維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質。至于主體意向思維，對于確立認識的主體性和實現人的自我價值，更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中國傳統思維畢竟是前科學的直觀性思維，而不是建立在近代工業社會及其科學基礎上的科學思維。因此，必須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科學理論及其思維成果，徹底改變傳統思維的模式。
首先，必須補上形式思維這一環節。正如在經濟的發展上，我們不能跳過“商品經濟”這一環節一樣，在思維的發展上，我們也不能超越“形式思維”這一階段。而且，歷史的辯證法還在于，經濟上的“商品化”與思維上的“形式化”，在西方幾乎是同步產生的，兩者之間有著某種內在的聯系。
形式思維把人類思維從籠統的整體性推向細節性、定量化，體現出思維的精確性。黑格爾把思維的形式化過程稱為“知性思維”或“理智”。辯證法一方面是對客觀世界普遍聯系和永恒發展的反映;另一方面，它又是對知性有限性的否定。可以說，沒有發達的知性思維過程，就不會產生作為對知性思維的揚棄的辯證法。現代的辯證思維之所以不是古代的直觀的樸素的辯證法，原因就在于它是在知性思維高度發展的基礎上形成的。
用思維發展的一般過程來對照我國傳統思維藝術，不難發現它的要害之處在于缺乏知性思維的充分發展這一環節。它的優點是整體性、系統性、辯證性，但卻是立足于直觀性、類比性的基礎上，因而只能是樸素的辯證思維。而“揚棄”這種樸素的辯證思維，只能是它的否定方面——知性思維。明朝徐光啟意識到了中國思維藝術的這一弱點，認為西方科學的長處在于嚴密的邏輯體系，并把這一思維方式比喻為繡鴛鴦的“金針”，而中國人沒有掌握住這一“金針”。因此，加強我們思維中的形式化、定量化、確定性和程序化、模式化的因素，是提高中華民族思維藝術水平，把樸素的辯證思維提高到科學的辯證思維的必經環節和階段。
其次，必須注重科學技術知識。嚴復在比較中國傳統思維藝術與西方思維藝術的差異時，認為就思維對象或內容而言，中西方思維藝術的差異就在于以“古紙堆”為對象與以“自然界”為對象的區別。西方科學技術在明代以前并無超越中國人之處，后來中國科學技術落后了，其原因是西方科學叫人面向自然界、宇宙，而中國人則皓首窮經。中國人普遍認為，科學技術無論多么高明總不過屬于“藝”和“器”的部分，這部分本屬學問的“粗跡”，懂得不算稀奇，不懂不為可恥;只有“真心誠意”的大道理，“治國平天下”的大經綸，才是最有價值的大學問。于是造成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畸形狀態：科學研究、創造發明不被鼓勵，它只能自生自滅，循環迭現;知識分子很少有人以全副精力致力于此，結果中國的科學技術發展始終是感性的，缺乏理論和邏輯，往往不能形成科學公理。盡管四大發明源于中國，但卻沒能引起科技變革，以及由此而引發的社會關系、思維藝術的巨大變革。約克多·雨果說：“在歐洲，一有一種發現，馬上就生氣勃勃地發展為一種奇妙的東西，而在中國卻依然停滯在胚胎狀態，無聲無息。中國真是保存胎兒的酒精瓶”。中國人要改革自己的思維傳統，提高思維藝術水平，必須要從“古紙堆”中跳出來，改變輕視、打擊和冷遇科學技術的惡習，要象西方人那樣，面向自然界、宇宙、努力鉆研和認真學習科學技術。
我們要在繼承我國優秀傳統的基礎上，積極吸取西方思維的成果，以發展、改造中國傳統思維藝術，使之更為科學化、現代化。而要實現這一目的，我們在改造傳統思維過程中還必須做出以下努力：
第一，要站在現代思維的水平上對思維傳統進行反思。一方面，我們對思維藝術的調整改造，無需簡單重復西方曾經走過的路。我們必須運用的觀點，站在現代思維和現代實踐的高度上，對西方已經走過的思維道路以及現在的思維趨向進行分析。另一方面，我們必須站在現代實踐和現代思維水平上，自主地展開與世界其他民族的思維藝術的交流。在現代的信息條件下，人類思維正不斷趨于同步化;但這種同步性、統一性是以多樣性、差異性為基礎的。我們要形成的是以哲學為基礎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多樣化的現代思維，只有這樣，才能起到具有世界意義的作用。
第二，要把思維藝術的變革與行為方式、生活方式、活動方式的變革結合起來。思維藝術的變革決不是單項的，而是社會整個變革中的一項。現代思維的特點之一，便是它與行為、生活和活動的緊密結合，并具有較快的轉化節奏和周期。馬克思指出：“甚至人們頭腦中模糊的東西也是他們的可以通過經驗來確定的，與物質前提相聯系的物質生活過程的必然升華物。”[8][1]思維藝術的變革本身，就是人們要求變革行為方式、生活方式和活動方式的體現;思維藝術只有與活動方式結合起來，才展現出變革的意義。
中華民族傳統思維的形成，已有五、六千年的光輝歷史。挖掘埋藏于這一歷史進程中的寶藏，是一項艱巨的工作。開放性的現代化思維，不僅需要同世界上其它民族的思維進行交流，也需要吸取傳統思維中的精華。可以確信，從中華民族的傳統思維中，完全能挖掘出可供借鑒的珍品，并使其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重放異彩。
二、中西方思維藝術的差異及文化背景
1.西方思維藝術的差異
中西方思維藝術的比較研究，有一個方法論的問題。任何一種思維藝術，都是一定時代的一定生產方式的產物，因而都具有某種合理性，同時也都具有某種局限性。從縱向來看，后起的思維藝術，并不能全盤否定、推翻先前的思維藝術，正如高級的社會運動的出現并不能否定低級的機械運動的作用一樣。從橫向來看，不同地域的思維藝術，在整個人類思維的發展中，都只是一個方面或一個側面，不宜硬去比較孰優孰劣。在人類認識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各種思維藝術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它們之間的結合和互補，開辟了人類科學思維的道路。因此，在中西方思維藝術的比較研究中，應該實事求是地分析各種思維藝術的特點、歷史作用及發展趨勢。
為了從總體上了解和把握中西方思維藝術的差異，有必要將中國與西歐兩種學術思潮及思維藝術變遷的基本路線作個粗略的劃分：
在中國，公元前2000－221年，即由殷周的巫史文化到春秋戰國諸子文化的興起，為中國學術思潮與思維藝術開源的第一階段，這是由原始宗教到理性覺醒的時期;大約公元前206－公無1644年，即由兩漢儒學經術的發展經魏晉隋唐時期儒、釋、道的斗爭，直至宋明思辨“儒學——理學”，為中國思維發展的第二階段，這是以帶神學色彩的儒學與理學占統治地位的時期;從公元1644－1919年，即由清代古文與今文經學至對儒學的批判，是中國思維發展的第三階段，這是西方近代民主思潮與科學技術開始在中國傳播的時期。
在西歐，從大約公元前3000－100年，即由古希臘英雄神話時代到古典希臘哲學、科學、藝術的啟蒙興盛，為西方思維發展的第一階段，這是由原始宗教到理性的覺醒的時期;從大約公元前100－公元1000年，即由古希臘、羅馬哲學與基督教的融合，到中世紀經院哲學的形成，為西方思維發展的第二階段，這是僧侶主義占統治地位的神學的時期;從大約公元1100－1600年，即由對宗教神學的批判導致的文藝復興到近代實驗科學的誕生，為西方思維發展的第三階段，這是理性復活和科學興起的時期。
上述中西方學術思潮與思維藝術變遷的脈絡基本上是相似或相同的。只是在中國，帶宗教色彩的儒學——理學統治時期比西歐中世紀神學統治時期更長（約長800年）。不過，就中西方思維藝術的具體內容來看，還是有很大差異的。
第一，中國傳統思維藝術以人倫為中心，呈現出以天道與人道相結合的主客體互溶的致思傾向;而西方傳統思維藝術崇尚自然，呈現出以自然為主要對象的致思傾向。
中國古代的災難性氣候，象夢魘一樣壓抑著一代又一代的先民們。人們無力戰勝自然，于是在幻想中寄希望于人間的英雄。隨著原始英雄的崇拜。中國傳統思維中重視人倫、輕視自然的傾向也由此而萌發。這種輕自然、重倫常，反天道、重人道的社會思潮，在春秋時展為一種普遍的時代精神。在古代思維中，這種以人道、倫常為視覺焦點的特征，經過長期歷史的積淀，以邏輯的格的形式固定下來，作為一種致思傾向，成為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顯著特點。愈到后來，這種思維藝術就愈成熟，愈具有豐富的內涵。從廣義上說，思維藝術作為民族文化的深層結構，它與中國人文文化是互為表里的;從狹義上說，由這種思維藝術所建構的哲學，是倫理哲學和政治哲學，是致意于做人的“明智之學”。
中國文化具有人文主義特點。但這種人文主義不同于西方的人文主義。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現在注重社會的人格，而不是注重個體的人格。人們習慣于從關系中去體驗一切，把人看成群體的分子、群體的角色，而不是單個的個體，得出人是具有群體生存需要、有倫理道德的自覺的互動個體的結論，并把仁愛、正義、寬容、和諧、義務、貢獻之類納入這種認識中，認為每個人都是所屬關系的派生物，他的命運同群體息息相關。在這種文化氛圍中練就的思維藝術，必然深深地打上此種文化的印記。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致思傾向，多側重于向內探求，認為價值之源內在于一己之心，因此十分注重“修身”，即認識自身、完善自我，由此出發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在此，倫理原則是第一位的，“善”與“不善”是一切社會行為和科學活動的準繩，“內圣外王”是修身、內省的最高目標。為了達到這一目標，必須有“反求諸己”、“反求自識”、“反身而誠”的功夫。
但是這種內傾性，并不突出獨立個體的地位，相反，群體是包括個體的;個體的自我認識和自我完善，其價值標準是倫常秩序。“崇善”的極境，一方面是內心、本心的完善;另一方面是外在行為（視、聽、言、動）必須符于“禮”，即符合社會規范和道德規范。“禮”成了修身、內省的標準。這兩者的關系是，倫常秩序（“禮”）不是由外面強加給個人的，而是個人通過修身、內省自然地推出來的，因而個人也就自覺地、誠心地服從它。人們既然以倫理道德為綱常，自然界、功利等等就都在視野之外了。思維的中心內容，便只是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這是農業——宗法社會里思維藝術的典型特點。
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內傾性，也不是完全排斥自然，除了少數唯物主義哲學家將自然作為自身之外的對象來研究，一般來說，主導方面是將自然包容于心，“萬物皆備于我”，以人為天，天人合一，還原為心。西方人把自我意識與意識對象（自然界）的界線劃得很清，因此他們有系統的本體論、認識論。中國人則基本上不在內心世界與外部自然界之間劃出鴻溝，在傳統的思維藝術中，這兩個世界是互相交錯、互相滲透、互相結合的。當然，在中國思維發展史上，也有將兩者分離的。
中國傳統的思維藝術，從反天道、重人道，發展到將客體自然（天道）化為主體人心（人道），使主客體互溶，這樣，自然也就失去了感性的形式，而被人化為具有倫理本質的東西。這是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一個基本傾向。
在西方文明的發源地古希臘，由于受到自然的恩賜，人們對于自然界的態度，卻不象中國原始民眾那樣始終受到災難性氣候的威脅而產生對立情緒。因此，從古希臘開始，就形成了探索自然知識的學術傳統。古希臘的文獻記載和哲人們的著作殘篇都說明自然界是這些思想家研究的對象。恩格斯說：“最早的希臘哲學家同時也是自然科學家。”[9][1]古希臘文明衰落以后，其崇尚自然，以自然為研究對象的思維傳統卻一直在西方延續下來。特別是進入近代以后，作為自然科學的哲學家比比皆是。到了現代、當代，這個特點更加突出。愛因斯坦說過，現代著名的物理學家，幾乎都是哲學家。愛因斯坦本人就是一個例子。這種情況在中國是極少有的。自孔子以降，到近現代以至當代，思想家兼自然科學家的廖若晨星。中國古代的人們當然也研究自然，但大都把自然與社會的政治倫理相聯系、相附會，從現實的利益需要來看待自然。而西方的人們大都是為了純粹的追求知識而探索自然的奧秘，把自然界視為比較獨立的研究對象。顯然，中國傳統思維藝術與西方傳統思維藝術的視覺焦點是不一樣的。中國近代以后在科學方面的長期落伍，固然與中國長期的封建制度和小農經濟有密切關系，但也不能忽視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視覺焦點不在自然界這一重要原因。
崇尚自然，研究自然，極大地促進了自然科學的發展。而自然科學的發展又發反過來促進了思維藝術的發展。在古希臘，自然界還被當作一個整體而從總的方面來觀察，自然現象的總聯系還沒有在細節方面得到證明，世界被看成是從某種渾沌中產生出來的東西，在思維藝術上，就表現為天然的純樸的形式，表現為整體上的樸素的辯證法與唯物主義。到15世紀下半葉，近代自然科學誕生，一直到18世紀中葉，自然科學研究的主要領域是力學和數學，各門自然科學正處在材料的搜集階段。這種狀況影響到思維藝術，就形成機械的、形而上學的思維傳統。18世紀下半葉以后，歐洲近代自然科學由搜集材料階段發展到整理材料、各學科互相綜合和滲透的階段，自然科學系統地描繪出一幅自然界聯系的清晰圖畫，在這種背景下，“新的自然觀的基本點是完備了：一切僵硬的東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東西消散了，一切被當作永久存在的特殊的東西變成了轉瞬即逝的東西，整個自然界被證明是在永恒的流動的和循環中運動著。”[10][1]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思維藝術，就是在這樣的自然科學基礎上產生的。
西方思維藝術中的崇尚自然，以自然為視覺焦點的致思傾向，是十分重要的特點，它不僅加速了自然科學的發展，也影響到人們的生活方式，形成了科學與民主的傳統。
第二，中國傳統思維藝術具有直覺性、整體性和模糊性特點;而西方思維藝術則具有實證性、局部性和精確性特點。
人類思維的發展，有其內在的規律性。一般說來，思維的直覺性、整體性和模糊性，源于原始的生產方式。原始人類的生產實踐水平和科學認識水平都極低，原始人對自然未有精細的認識。在原始人類面前，自然界是一個神秘的、不可戰勝的整體力量。同時，原始人分化主客體的水平非常有限。因而這一時期的思維就具有意會體悟的直覺性、籠統素樸的整體性和朦朧猜測的模糊性。
這種特點，在古代中國和古代西方的思維藝術中都存在。西方以古希臘為代表的“天然純樸”的“天才直覺”的思維藝術，隨著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在15世紀以后逐漸被一種追求局部性、精確性、實證性的思維藝術所代替。在中國，自然科學在古代取得輝煌成就之后，到近代卻沒有獲得長足的進展，即沒有象西方那樣進步到對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科學的停滯不前，以及農業型自然經濟的長期延續，“大一統”宗法社會的不斷加強，使中國傳統思維的直覺性、整體性和模糊性始終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相反卻得到進一步完善和發展，成為中國傳統思維藝術有代表性的特點。
意會體悟的直覺性。如前所述，中國傳統思維具有內傾性;而直覺性則與內傾性有密切的關系。內傾性強調向內尋找，如“反求諸己”、“反求自識”、“反身而誠”等，這種內省的方式往往不能用明確的言語表達，即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人們也就只能靠感覺、體驗、意會、領悟來把握它，而毋需理性邏輯思維的成分，因而往往帶有神秘色彩。直覺雖然直到現代仍然是人類多種思維藝術的一種，在認識世界中不可缺少，但如果片面加以夸大，把它作為認識的唯一源泉，否定推理思維和實踐活動在認識的作用，這樣就歪曲了直覺思維的本質，不可避免地會陷入主觀唯心主義。
籠統素樸的整體性。在中國，自然科學沒有發展成為近代形態，沒有一個分門別類作精確研究的階段。進入近代以后，也就一直保持了整體性思維特點。整體性思維對世界的把握是籠統的而不是精確的。整體性思維把世界看成是某種從渾沌中產生出來的一個整體，一個不斷變化、不斷流轉的過程。它注重自然和諧，習慣于融會貫通地把握事物，而不主張從局部、細節上把握事物。它把人同自然界結合為一體，主張人參與自然界;自然界滲透于人“心”，所謂“萬物一體”、“天人合一”。現代思維雖然也強調整體性、綜合性、系統性，但它是在認識各個細節的基礎上對整體的科學把握。而中國傳統思維的整體觀并沒有經過對整體的剖析，其思維水平依然停留在早期樸素的認識階段，因而有待向現代思維靠攏。
朦朧猜測的模糊性。以整體性為特點的中國傳統思維往往固執于對事物的質的判斷，而忽視對事物作量的分析;描述事物不求準確清晰而往往帶有朦朧的猜測成份;其思維范疇往往具有不確定性和多義性;在方法上，則講究“設象喻理”、“刻意神似”，而疏于推理、鄙薄形肖。這種思維藝術只能給人們提供關于事物的模糊整體圖景，缺乏令人信服的邏輯力量。
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直覺性、整體性和模糊性，由于歷史的局限而存在著很多缺陷，但綜觀人類思維發展的全景，這種思維藝術是人們認識世界必不可少的手段，它也可以向更高水平發展。思維的直覺性、整體性和模糊性，在某些相應的場合有它獨特的作用，這種作用往往是其它思維藝術所不能代替的。在中國哲學史上，多數哲學家注重對事物的總體把握，注重事物的運動和聯系，與這種思維藝術有著密切聯系。
在中國，思維藝術的發展歷程，沒有明顯的階段性差異，基本上是一以貫之地漸進發展;而西方思維藝術的發展歷程卻不一樣，古希臘思維傳統和西方近代思維傳統有明顯差別。近代以后，由于經驗自然科學的迅速發展，西方思維藝術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古希臘時期形成的直覺性、整體性和模糊性思維傳統，在近代科學沖擊下幾乎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與近代自然科學相適應的，以實證性、局部性和精確性為特點的思維藝術。
以古代科學以經驗為主不同，近代科學以理性為主，十分重視實驗的或實證的方法和歸納的方法對科學發展的作用。這個方法的創始人是英國近代實驗科學的始祖培根。在他看來，感覺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識的源泉，因此實驗科學具有重要意義，科學本身就是實驗的科學;任何可靠的真理都必須用大量事實作依據，然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材料，把單一的、個別的東西上升到一般，上升到理論。培根開創的重視觀察和實驗、重視例證和歸納的科學方法論思想，有著深遠的影響，直到現代，它依然是西方思維藝術的主流。
近代以后，西方思維藝術除了突出實證性以外，由于受到自然科學發展狀況的影響，還形成了局部性、機械性、形而上學性等特點。從15世紀下半葉到18世紀末，是西方自然科學分門別類地搜集材料的階段。自然科學尤其是數學、天文學、化學、生物學等在這一時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而發展得最快、最成熟的是力學，它是近代自然科學誕生后的第一門獨立科學。所有這些學科，都是孤立地、靜止地進行研究的，每個學科都只看到自己領域里的局部材料，而沒有把自然界的事物看作是運動著的有機聯系的整體。牛頓力學的巨大成功又使得機械力學規律被片面夸大并用來說明一切自然現象。自然科學發展的這種狀況，深刻地影響到人們的思維藝術。培根和洛克最先把這種孤立的、靜止的、機械的形而上學研究方法帶到哲學領域，經過一代又一代人的運用和發揮，積淀在人們的深層心理結構中，成為西方思維藝術中一個重要方面。
自然科學的分門別類和量化發展，也帶來了思維藝術上的精確性特點。近代數學的巨大發展，正是由近代自然科學對精確性的要求所致。天文學、力學、生物學、化學等科學領域，都需要精確的計算。近代的力學家幾乎都在數學上有很深的造詣。同時，由于實證思潮的影響，人們普遍認為，某一理論的建立，必須有精確的經驗事實支持。這種對于精確性的追求，在西方思維藝術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直到今天，對于無論什么結論，西方人幾乎都會問：有沒有數字根據？統計是否精確？
西方思維藝術的實證性、局部性和精確性，是近代自然科學發展的產物，它在人類思維發展史上起過重大作用，但隨著科學的進一步發展，這些特點卻難免暴露出局限性，如實證性和精確性原則在許多科學領域里（特別是在微觀物質領域里）就得不到支持;對局部性的片面夸大，必然導致機械論和形而上學，從而阻礙對世界全貌和事物間總體聯系的把握。
第三，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疏于邏輯推理，忽視理論體系;而西方思維則強調邏輯推理，重視理論體系。
中國傳統思維中意會體悟的直覺性、籠統素樸的整體性和朦朧猜測的模糊性，蘊含著系統思想的萌芽。“大化流行”、“萬物化生”，天地萬物渾然一體，這些都是對對象世界的比較正確的描述。中國傳統思維雖然能系統地整體地思考對象，但卻不注重邏輯推理。如前所述，中國傳統思維對事物的把握，往往通過體驗、意會和領悟，講究“設象喻理”、“刻意神似”，而不注意運用嚴密的邏輯推理。
誠然，在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發展進程中，邏輯思想曾有過一段輝煌歷史，如先秦時期的辯者派和正名派，特別是辯者派中的墨辯邏輯，就曾興盛一時。在先秦邏輯思想中，不僅有形式邏輯的內容，而且有較發達的辯證邏輯思想，同時還有數理邏輯和語言邏輯的萌芽。墨辯邏輯的“三物”（故、理、類）理論，可與西方的三段論和古印度的因明相媲美。但中國傳統的邏輯思維，終究是不發達的、低水平的。其一，中國的邏輯思維不象西方那樣有關于思維形式和論證方法的系統完整的理論。《墨辯》雖然是一部邏輯的著作，其中有非常豐富的邏輯思想，但在公理化形式方面是薄弱的，未形成完整的邏輯推理演繹系統和方法論體系。其二，中國傳統的邏輯思維藝術，往往與倫理的規范和政治上的刑名法術思想緊密相連，并屈從于倫理和政治，這樣就削弱了對邏輯思維藝術的探索。其三，先秦的邏輯理論，大都偏于對某些概念、命題的論爭，如名實之爭，關于“白馬非馬”、“離堅白”的爭論等。同時，在說明一些邏輯觀點和方法時，仍然采取“設象喻理”的辦法，用生活故事和文藝形式等形象思維方式闡釋甚至代替邏輯規則。其四，“設象喻理”的思維方法妨礙了邏輯向符號化、形式化發展。在中國先秦之后，邏輯思想基本陷于停頓，純邏輯研究幾乎沒有了，更談不上如西方那樣發展到近現代邏輯，如概率邏輯、模態邏輯、模糊邏輯、語言邏輯等。
由于疏于邏輯推理，中國自先秦以來一直強調“實用精神”，而缺乏“理性精神”。這可以從內容與形式兩方面加以分析說明。從內容上看，中國傳統思維藝術十分重視“經世致用”，重現實，重人倫，強調理論必須維護倫理綱紀，必須有益于政治，認為探究理論的目的是為了眼前的實用。而西方學者往往并不注重學術理論與人們實際利益的直接關聯，亞里士多德就說過，希臘人“探索哲理只是為想脫出愚蠢，顯然，他們為求知而從事學術，并無任何實用的目的。” [11]西方很多學者都是為了純粹的求知去探求客觀世界的奧秘。這種學術傳統使很多著名的理論體系得以誕生。而中國學術史上，這方面卻是個弱點。從形式上看，中國傳統思維不重視宏觀、系統的理論表達方式，而是采用“設象喻理”、“微言大義”、“語錄體”等表達方式。“語錄”需作詳細注釋、發揮，“微言大義”之義蘊何處也不很明確。因此，中國有一門獨特的學問，稱之為經學，即訓解或闡述儒家經典之學。形式是由內容所決定的，理論體系的貧乏導致表現形式上的這種狀況。
西方的邏輯思維傳統發端于古希臘。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作為傳統形式邏輯的奠基人，提出了完整的邏輯理論體系。現代形式邏輯的許多重要內容，在兩千多年前的亞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基本面貌。由亞里士多德開創的邏輯學，在西方思維藝術的發展中產生了深遠影響。到近代以后，英國培根對邏輯學又作出了重大發展，他針對亞里士多德邏輯重演繹、輕歸納的特點，第一個系統地制定了經驗的歸納法。他的歸納邏輯運用了“三表（本質和存在表、差異表、比較表）法”，并以此豐富和發展了亞里士多德邏輯中的簡單枚舉歸納法。到19世紀，英國哲學家穆勒把“三表法”推廣為契合法、差異法和共變法，同時還創立剩余法，發展了歸納邏輯。邏輯思維發達與否的重要標志在于是否達到公理化、形式化水平。在西方，早在17世紀末，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就曾試圖建立形式的演繹邏輯，并在邏輯的符號化方面作了一些努力，成為數理邏輯的先驅。19世紀中葉，英國數學家布爾創建了以他命名的邏輯代數系統，使邏輯形式化有了重要發展。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德國邏輯學家弗雷格第一次表述了具有現代化形式的數理邏輯命題演算體系，即構成了最早的命題邏輯的公理系統。到2O世紀30年代，現代邏輯又取得了幾項輝煌的成就。
西方現代邏輯向公理化、形式化的迅速發展，充分說明了重視邏輯思維的傳統在西方思維藝術中所占的主導地位和所起的重要作用。拿這種思維傳統與中國思維傳統相比較，就會看到，在中國，邏輯學的發展是極其緩慢的，現代邏輯的所有成果，幾乎全是從西方引進的。從中也可清楚地看出中國思維傳統和西方思維傳統的明顯差別。
西方思維除強調邏輯思維外，還非常重視理論的體系化。西方人在探索自然界奧秘的過程中以“求知”、“愛智”為目標，追求理性的享受，著重發展知識論。各種理論體系象一個個螺旋上升的圓圈，綿延在西方思想史的長河中。亞里士多德以博學著稱，他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理論體系，其著作包括邏輯學、自然哲學、認識論和心理學等各個方面。他不僅把各個領域的知識匯合成一個龐大的體系，而且每一領域的知識也自成體系。在他之前，柏拉圖的唯心主義理論體系是人們所熟知的。到中世紀，正統經院哲學系統化，形成了托馬斯的神學唯心主義體系。再往后，近代西方則是理論體系層出不窮的時代。法國笛卡爾不僅建立了物理學和數學的體系，而且還論證了他的“形而上學”世界觀體系，以及以幾何學為標本的理性演繹方法體系。英國洛克在巨著《人類理智論》中建立了龐大的唯物主義經驗論的理論體系。德國人更不愧是構造理論體系的好手。康德的“三大批判”構成了著名的先驗論。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體系，包括邏輯學、自然哲學、精神哲學三個有機組成部分，其中每一部分又都是一個完整的體系。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理論體系也是人們所熟知的。現代西方思想家也非常重視知識論理論體系，理論自然科學的發達和哲學派流派的蜂起說明了這一點。
2.西方思維藝術差異的文化背景
中西方思維傳統的差異為何如此之大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多層次的，其中經濟文化背景尤為突出。任何一種類型的思維藝術，都是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由人們思想活動的逐步演變和長期積淀而形成的。就是說，思維藝術的起源和演變是時代精神變遷的產物，其最深厚的基礎固然如馬克思所說是“塵世間的粗糙的物質生產”，而生產關系、政治法律制度、思想意識等，則是這種精神同經濟基礎之間的不同層次的中間環節。分析中西方思維藝術差異的背景，我們既要從經濟基礎出發，在整個社會系統中探究思維藝術產生和存在的根源，又要從思維藝術所依附的社會子系統著眼，透視社會文明狀態對思維藝術的影響。
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產生于這樣的條件：第一，半封閉的大陸型社會地理環境。這種地理環境，與歐洲一些國家的開放性的海洋環境不同，其特點是交通阻隔，信息封閉。自然的隔離帶來與外部社會的隔離。第二，既不同于游牧經濟，也不同于工商業經濟的農業型自然經濟。這種農業經濟使中國社會文化心理（包括思維）具有很強的農業社會特征。第三，家國一體的宗法社會。這種社會結構使人們注重血緣，膜拜祖先，推崇傳統。另外，中國古代自然科學的發展狀況，對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形成也有重要影響。正是在上述諸條件下形成了與西方思維藝術迥異的中國傳統思維藝術。
在幾千年的西方文明史上，思維藝術的發展進程呈現出多樣化，即使在同一時期內，西方各民族、各國的思維藝術也不盡相同，甚至相差很大。我們分析西方思維藝術的產生條件，只能根據有比較代表性的社會環境對思維藝術的影響，論其大略。第一，西方文明就地域而言，主要是地中海沿岸地區，這里氣候溫暖濕潤，海上交通發達，從而大大促進了農業、工商業和航海業的發展。自然的開放帶來向外部社會的開放。第二，在歐洲，從古希臘開始，就以工商經濟為主。農業經濟雖然存在，但對社會歷史和文明的發展影響不大。這種經濟類型，特別是商業活動，以其純粹的謀利性質和流動的生活方式，構成了足以摧毀家族社會的血親溫情和世系組織的強大沖擊。第三，在整個歐洲沒有形成象古代中國那樣的統一的社會群體;而是小國林立，各個城邦國家可以結成同盟，但它們從來沒有取消自己的國界而混為一體，整個社會可以說是一個松散的個體的組合。相應地，整個歐洲世界觀的核心就是個體性。對歐洲人來說，凡是不能支配自己和由人擺布的人都是奴隸。所以，不依附于他人才被當作人的最高品格提到首位。廣而言之，西方民族，是以個體為本位。第四，西方自然科學的發展成就，也是西方思維藝術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前提。所有這些，都是與中國歷史相異的。正是在此背景下形成了與中國傳統不同的思維藝術。
三、中西方思維藝術發展的互補融匯趨勢
1.中西方思維藝術融匯發展的條件
古代，居住在地球上各個不同地域的人們在思維藝術上有著奇妙的巧合：古代中國人和古代希臘人都產生過整體的、模糊的、直觀的思維藝術，都把世界看成一個混沌的整體，把某種具體的物（或現象）看成世界的始基;都有樸素的關于事物發展、變化的思想。在此之后，中西方思維藝術逐漸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出現了明顯的差異。人類進入到現代社會，思維藝術發展的軌跡似乎又開始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歷史階段，中西方思維藝術互相吸引，互相滲透，互相補充，形成了一種融匯合流、協同發展的趨勢。
中西方思維藝術的融匯發展，是以現代科學革命和現代技術革命為背景的，是在當今世界開放與發展的形勢下形成的。由于現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尤其是電子傳播媒介使空間距離的縮短，以及廣泛的世界文化交流，促進了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中西方思維藝術的迅速接近和共同發展有了現實的可能。換言之，現代科學技術及其成果為中西方思維藝術的溝通和共同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而在開放的國際環境中，世界性的廣泛、頻繁的文化交流，使中西方在發展自身文化的過程中有了更多的參照系，因而有可能更自覺地反省自身，博采對方之長，吸收、消化外來文化。
如果說，現代科學技術和社會開放、文化交流是當代人類思維藝術融匯發展的外部條件的話，那么，思維藝術本身的發展規律、它對自身不斷完善的要求，則是當代人類思維藝術融匯發展的內在機制。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中國和西方形成了兩種迥然不同的思維藝術，分別沿著兩個方向發展，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各執一端。在認識和把握世界過程中，這兩種思維藝術都有其獨特的長處，發揮著各自獨特的作用，在很多時候是不可取代的。但是，它們各自的缺陷也是很明顯的。如果不克服這些缺陷，思維就不能充分地、科學地把握外部世界，思維自身也就停止了發展。可是我們知道，正如人類的實踐發展是不會停止一樣，人類思維的發展也是不會停止的。思維具有至上性，至上性的本質是綜合思維的空間跨度和時間跨度，使人類思維在無限的歷史長河中不斷接近絕對真理。這是一個思維由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各種不同思維藝術的互相取長補短、融匯發展是不可避免的。而當代科學的高速發展和社會的高速發展則加速了這一進程。
2.西方思維藝術融匯發展的內容
中西方思維發展的互補融匯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人文與科學并重。中國思維傳統重人文，以人道、倫常為視覺焦點;西方思維傳統重科學，以自然規律為視覺焦點;這是人類認識外部世界的兩個側面、缺一不可。隨著人類認識水平的不斷提高和社會的不斷發展，人文和科學互相滲透，關系越來越密切，以致不可分離。即：人文領域中不可避免地涉及自然因素和運用科學分析方法，科學領域中則擺脫不了情感因素和價值評判。現代西方哲學的兩大思潮，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思潮，是并駕齊驅的，同時也互相對話，互相吸收和互相補充，愈來愈顯示出匯融的趨勢。注重科學傳統的西方哲學家和科學家，對社會與人的問題也愈益表現出強烈的關注，如關心人類的和平與發展問題，研究人和人的價值，人的本質和自由等。在中國，對民族坎坷歷程的深刻反思強化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觀念，大膽的開放政策使現代先進科學技術跨進國門，科學主義盛行起來。中國傳統思維藝術一向重視人倫綱常，但在科學主義的影響下，開始發生了深刻變化。人們在思考某種理論時，不僅要問：它的社會意義和倫理價值如何？而且還要問：它是不是科學的？它有沒有嚴格精確的論據？
正如中國思維藝術中不能說完全沒有科學主義傳統一樣，西方思維藝術中也不能說完全沒有人文主義傳統。但是，歐洲的人文主義注重個體的人格，從個體去看社會，認為社會應以個體為單元和基礎;而中國的人文主義注重社會的人格，把個體看作是社會和群體的分子，從關系中去體驗一切。前者強調人的自然屬性，最后把人歸于自然性;后者強調人的社會本性，進而把自然也人化為具有倫理本質的東西。這兩種人文主義，在當代也有融匯的趨勢：西方人逐漸重視人的社會性和社會關系，而中國人則開始強調個體人格。
其二，模糊與精確并重。一般認為，模糊性是古代思維的特征，精確性是近代思維的特征。實際上，模糊性和精確性都是思維的固有特性，無論在古代、近代、現代思維中都是存在的。在古代，思維的模糊性是樸素的、粗淺的，抑或說是不得已的，當時的人們囿于生產力發展水平和智力水平，不可能對世界總畫面的細節作出精確的說明，因而把世界看成是混沌的整體。不僅思維的對象是模糊的，思維本身也是模糊的。這個時代可以說是想精確而不成的時代。現代思維的模糊性則不同，它建立在對外部世界的精確的基礎上，同時客觀地反映了外部世界發展的某些模糊過程和環節。這個時代可以說是為精確而模糊的時代。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模糊性特征，是思維本性的一種表現，它經過長期的延續而得到豐富和發展。但它不象西方思維藝術那樣在近代受到過精確的揚棄，因而直到今天，中國思維藝術中的模糊性仍帶有古代樸素的色彩。
人類思維的本性要求精確地準確地把握外部世界，以便于在實踐中改造外部世界。人類世世代代都在追求精確性，試圖使認識盡可能真實地接近客觀事物本身。沒有精確性也就沒有科學的認識，因此精確性是現代思維藝術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但另一方面，在客觀世界中真實地存在許多模糊性，如在程度、真值、關系等方面，很多時候不可能有精確的結論。這種模糊性表現了事物兩極對立的不充分性，或差異的中介過渡性。反映在思維中，就必然會產生思維的模糊性。模糊數學和模糊邏輯就是現代模糊思維的兩種形式。傳統數學竭力追求精確性，排除模糊性，結果遇到很多不可解決的難題。2 O世紀60年代模糊數學誕生，使數學獲得重大發展。模糊數學精確地描述了事物本身的模糊性，為人們提供了重要的思維手段，而這一點是傳統的精確數學所做不到的。模糊邏輯是對傳統邏輯的揚棄，它也為我們提供了現代思維手段。傳統邏輯是二值邏輯，它的基本規律是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它要求對任何命題都作非真即假的判斷，不考慮第三值或更多值。而在現實世界中，有很多問題的界限是不清晰的甚至是很模糊的，在人們的思維活動中也存在著多值的模糊的判斷。因此模糊邏輯便應運而生。
總之，西方人有精確思維的傳統，同時又創立了模糊數學和模糊邏輯，開創了現代模糊思維的新階段;中國人擅長于模糊思維，同時又刻意吸收消化西方人的精確思維藝術。這說明，模糊性和精確性作為人類思維的兩種特性，在現代社會得到長足的發展并互相靠攏。
其三，歸納與演繹并重。在西方哲學史上，歸納的傳統和演繹的傳統都是存在的。近代歐洲發生的經驗論和唯理論之爭其焦點之一就是思維方法的問題。以培根、洛克為代表的經驗主義把歸納法作為根本方法，反對演繹法;而以笛卡爾、萊布尼茨為代表的理性主義則把演繹法作為根本方法，認為歸納法得出的知識是偶然的，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尖銳對立的兩派哲學家由于各自方法的片面性而陷入窘境。但即使在當時，歸納法與演繹法也有互相接近、互相吸收的傾向。洛克把理性演繹隸屬于經驗歸納之下，對演繹法作出了經驗主義的解釋。萊布尼茨多少看出演繹法的一些局限性，因而拋棄了“理性直觀”的絕對性，容納了經驗歸納法的某些內容。這段歷史事實證明，歸納和演繹是辯證統一的，它們既不可相互替代，也不可彼此分離。歸納法的缺陷在于，從個別的單稱陳述推出一般的全稱陳述并無邏輯必然性。演繹法的缺陷在于，它得出的結論的普遍性程度總是超不過演繹前的普遍性程度，而且演繹的前提從何而來是演繹法本身無法證明的。因此歸納法和演繹法必須互相補充，同時并重，才能獲得科學的認識。
中國傳統思維藝術是重演繹輕歸納的。中國哲學史上的“天”、“道”、“氣”、“神”、“有無”、“道器”、“陰陽”、“和同”、“動靜”、“常變”、“體用”、“本未”、“一兩”、“理氣”、“心物”、“所能”、“知行”等，都是進行理性演繹的概念范疇。當然，中國傳統演繹法與西方有所不同，意會、領悟的成分比較多，不象西方那樣重邏輯、形式和公理。因此，中國傳統思維藝術在歸納和演繹問題上有兩點不足：一是輕歸納法的作用;二是在演繹方面缺乏形式化公理化系統。
歷史和現實都表明，在思維領域中，片面地偏重歸納或演繹都違背思維規律，現代思維發展的趨勢必然是使兩者共同深化和互相融匯。
其四，橫向和縱向并重。思維本身具有時間跨度和空間跨度。從時間跨度來說，它的視野向過去和未來兩個方向無限延伸，宇宙和人類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思維的對象，這是思維的縱向性;從空間跨度來說，它的視野遍布宇宙，宏觀和微觀，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每個領域，都可能成為思維客體，這是思維的橫向性。
對于任何思維對象，縱向把握和橫向把握都是不可缺少的。事物有產生、發展的不同階段，有前因后果，人們必須從過程中即從時間跨度上把握它;一事物與他事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有各種參照系列，人們又必須從橫向對比中即從空間跨度上把握它。縱向思維把思維者提升到歷史的高度，能鳥瞰事物運動的全過程，有利于把握事物的歷史性特點;橫向思維則使思維者具有寬闊的視野，能洞察事物之間的異同，有利于把握事物的歷史性特點;橫向思維則使思維者具有寬闊的視野，能洞察事物之間的異同，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共時性差異。
在西方，社會開放和文化交流有著悠久的歷史，并形成了傳統，因此很少有思維的地域性屏障。在這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下，西方人思維的橫向性特征比較明顯。在中國，由于半封閉的大陸型地理環境和長期閉關鎖國的社會環境，人們的思維視野局限在本土之內，因此偏向縱向思維。橫向思維和縱向思維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現代思維正將兩者結合，成為綜合的、全面的、科學的思維。
其五，直覺與邏輯并重。直覺思維與邏輯思維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藝術。直覺思維是人通過知覺對事物進行瞬時的、直接的選擇和判斷，從而認識事物的性質、聯系和關系。邏輯思維則是借助概念、判斷、推理等思維形式以及各種邏輯思維方法，在理論推演中認識事物的性質、聯系和關系。直覺思維與邏輯思維都是人類思維藝術的必要環節。就直覺而言，有古代直覺和現代直覺之分。古代直覺是一種樸素的、原始的直覺，帶有濃厚的神秘主義色彩。而現代直覺則建立在敏銳的知覺能力、明確的思維定勢和豐富的經驗知識基礎之上，現代心理學的成果也說明了直覺的科學性。
在現代思維藝術的發展中，直覺與邏輯的作用彼此不可代替，又具有互相補充的趨勢。直覺思維可以在瞬間“恍然大悟”而體驗到事物的本質及其規律，省去了很多中間環節，高效率地解決問題，它的缺陷是偶然性太強，效果難以保證。邏輯思維可以對事物進行嚴格科學的推理，能有把握地認識事物的本質和規律，結論可靠，其缺陷是中間環節太多，不可能得到瞬時效果。直覺思維的長處正好是邏輯思維的短處，直覺思維的短處正好是邏輯思維的長處，兩者結合起來，則成為比較完整的思維。
在現代思維中，直覺和邏輯互相滲透、互相促進。邏輯思維的發展，使直覺思維有了更多的直觀形式和渠道，更為完善化。在很多情況下，由于邏輯推理過程高度簡化、形式化、自動化，經過反復練習，人們憑直覺就能把握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同時，直覺思維進一步完善，不再具有神秘的色彩，它的規律也逐漸被人們所揭示，并被人們作為一種邏輯方法運用到科學發現和生產實踐中去。
其六，形式化趨勢。在人類思維發展史上，形式化是晚期出現的成果，它是現代思維藝術的重要標準。所謂形式化，就是用人工語言（表意符號）代替自然語言，描述事物的結構及其規律，并暫時撇開符號代表的意義而僅著眼于形式，把對事物的研究轉換為對符號的研究。形式化是思維藝術發展到高級階段的產物。形式化必須有幾個基本前提：首先，人們對于思維規律有比較透徹的把握，能用簡潔的符號表達它的復雜的本質聯系;其次，有高度完善的公理系統，使形式化及形式系統有運演的邏輯基礎;再次，有嚴整的演繹理論體系，以適應推理方法與符號公式之間的轉換，最后，有高水平的語言學研究成果。
思維的形式化過程，是思維的抽象、概括、一般化的過程，也是思維的分解和深化的過程。現代科學要求語言無歧義地表達概念，用最簡明的方式表達事物內部和事物之間的聯系，而形式化則滿足了這一要求，它用符號準確無誤地表達某個概念，用符號化的公理系統清晰地揭示事物內部及事物之間的聯系，越過了自然語言的障礙，使思維更加精確化、客觀化。現代形式化思維的一個重大成果是數理邏輯的誕生，它為人類思維藝術的發展開拓了一個新的領域。
形式化思維藝術由于舍棄了符號所代表的意義，而只著眼于形式，又由于它概括了思維的一般形式，因此能被全世界所接受，從而成為人類的共同財富。同時，形式化思維藝術在科學理論的研究甚至科學理論的發現中有重大作用，因此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成為現代思維藝術發展的主要趨勢之一。
形式化思維還有力地推動了人工智能的發展。思維元素用符號表示，思維過程用形式化的公理系統代替，這樣便能輸入電子計算機，使電子計算機成為能夠“思維”的智能機。人工智能的出現，標志著人類思維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人類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自覺地改造和完善自身的思維藝術。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科學的發展，思維的社會機制和生理、心理機制被日益清晰地揭示出來，以至于能通過腦電圖破譯思維語言，能通過射線攝影透視人腦思維的活動過程。人類思維藝術正處于大變革的前夜。我們相信，思維藝術在不斷完善的過程中必然會展現出新的前景
轉貼于 注 釋：
[1]《愛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574頁。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頁。
[3][4] 皮亞杰：《發生認識論原理》，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52頁。
[5] 《希臘數學史》第1卷，牛津1921年版，第129頁。
[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頁。
[7]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3卷，科學出版社，1975年版，第337頁。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31頁。
[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26頁。
近代自然科學的特點范文第4篇
關鍵詞：數學；自然觀；科技觀；科學技術方法論
中圖分類號： G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1069（2016）29-109-2
0 引言
自然辯證法是研究自然界和科學技術發展一般規律以及人類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一般方法的學科。數學作為一門自然科學， 其研究和學習過程中處處都蘊含著自然辯證法的思想。本文分別討論了數學與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數學與辯證唯物主義科技觀以及數學與科學技術方法論之間的關系，進而幫助人們更好的理解數學與自然辯證法之間的密切聯系，使人們進一步明確數學中的自然觀，增強哲學素養，把握科技發展規律，拓展科技創新視野，熟悉科學方法特點。
1 數學與“兩觀一論”
1.1 數學與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
首先，數學理論的產生和發展符合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特點。數學是一個系統辯證的自然科學。不同的數學知識之間是相互聯系的，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系統的數學學科。數學作為方法運用于自然科學， 不斷加深人們對自然界各個細節的了解， 特別是對力學規律的把握， 進而形成對自然界的總體認識。另外數學在科學發展過程中也具有指導科研的作用。數學以自然科學為中介， 對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豐富和發展表現在多方面。數學的各種理論常常為物理學等學科的理論突破提供絕佳的語言工具，例如微積分是牛頓力學的基礎；偏微分方程對麥克斯韋的電磁學理論的指導；隨機數學是量子力學的基礎。總之，數學中充滿了辯證法的內容。
其次，數學理論的產生和發展豐富和發展了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進一步推動了科學的發展，對人與自然的認識有了新的觀點。16-18世紀的科學技術革命和機械唯物主義的自然觀，數學是近代自然科學發展最充分的科學之一。笛卡爾開辟了“解析幾何”的全新領域。我們所熟悉的x，y來自笛卡爾，正是這種代數對幾何的應用鋪平了微積分發展的道路。解析幾何成了物理學與自然科學研究方法中的常用利器。由此可見數學與自然辯證法是緊密聯系、相互促進的。隨后，牛頓和萊布尼茨各自獨立地創立了微積分，耐普爾發明了對數，歐拉等人致力研究了微分方程、微分幾何、變分法、無窮級數、復變函數等。這些數學成就進一步推動了近代科學的發展。
通過上述數學與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之間的關系，我們應該明確數學中的自然觀，培養人文精神，增強哲學素養。
1.2 數學與辯證唯物主義科技觀
數學是科學中非常重要、不可缺少的工具，正因為此，數學才能在科學技術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反過來，在科學技術發展的推動下，又加速了數學和其他學科的相互滲透、相互影響，促進了數學自身的發展和進步。科學技術發展的內在動力是科學理論內部的邏輯矛盾。科學技術在建構假說和理論的過程中，往往需要進行邏輯證明和數學推導。科學理論內部的邏輯矛盾是自然科學發展的內在動力之一，悖論和佯謬就是科學內部矛盾的具體表現。
在數學發展史中，悖論曾引發了三次大的危機，從而極大地促進了數學的發展。數學第一次危機是古希臘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希帕索斯悖論，希帕索斯發現了數學史上第一個無理數■，導致了無理數的引入，從而使數的概念發生了深刻的變革。數學的第二次危機是微積分的發現，17世紀，牛頓、萊布尼茨各自獨立發現微積分，許多的疑難問題運用這一工具后變得簡單。牛頓和萊布尼茨所創立的微積分理論都建立在無窮小分析之上，這一問題的提出導致了第二次數學危機的產生。第三次數學危機是1902年羅素的理發師悖論，1902年，羅素發現了一個悖論，它除了涉及集合概念本身外不涉及別的概念。羅素悖論曾被以多種形式通俗化，比如涉及某村理發師的困境。為此，數學家們展開了長期而激烈的爭論，并使數學在更加嚴密的基礎上得到迅猛的發展。
從20世紀世界數學發展的態勢看，首先辯證唯物主義科技觀要以數學等自然科學為基礎，它加速了科學與技術的轉化，為人們分析和理解世界上的各種現象提供了強有力的定量分析和計算方法。其次， 數學是一門基礎學科，主要的作用還是為其他應用科學提供理論和運算工具。第三，由于數學具有集創造力與想象力于一身的特點，它提供了大量富有創造性并卓有成效的思想，為科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反過來， 數學等自然科學要以辯證唯物主義科技觀為指導，科學是數學的解釋和模型，是構筑當代物質文明的最底層的基石。由此可見數學等自然科學與辯證唯物主義科
技觀，二者是在互相影響、互相滲透中不斷地向前發展，因此，要加速科學技術的發展，還必須千方百計把數學研究搞上去。
1.3 數學與科學技術方法論
數學方法是創立科學理論的基本思維方法之一。馬克思認為，一種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數學方法在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中已經成為一種必不可少的認識手段，它的作用主要表現在：第一，為科學技術研究提供簡潔精確的形式化語言。在科學技術研究中，借助數學的方法、觀點和語言，有助明確概念的含義，揭示隱含的內容，能夠確保把復雜的結構轉化為較為簡單的邏輯。數學方法的運用把某種精確性帶給了科學和技術，沒有各種數學方法的運用，科學研究工作將寸步難行。數學在現代科學技術發展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第二，為科學技術研究提供定量分析和計算的方法。要進行數量分析和計算，就離不開數學方法。數學可以使科學技術更精準，更有效率，更值得人們相信。很明顯，數學為科學研究提供了保障，數學是科學的后盾。數學推理為科學技術暫時沒有認識到的內容――科學猜想，提供了研究可能。數學和科學技術方法論二者形成合力，相互促進，為人類提供更多的知識，為改善人類的生產和生活及智力提供更多的發明及發現。因此我們必須熟悉數學方法的特點，這樣才能夠將數學方法應用自如。
在當代，隨著生態價值觀的興起和“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提出，數學在現代科學技術發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們必須熟悉數學方法的特點，這樣才能夠將數學方法應用自如。數學方法具有以下特點：第一，高度的抽象性。第二，嚴密的邏輯性。第三，應用的普適性。熟悉了這些特點，我們才能在數學的基礎上把握科技發展規律，拓展科技創新視野。
2 總結
首先人們要想在數學上取得成功，必須自覺地學習和運用自然辯證法這一思想武器，堅持唯物主義的理論。自然辯證法是人類認識發展的最高度的概括，可以確保數學研究方向的正確性，進而獲得促進人類進步和幸福的數學成果。其次，數學科學的發展，可以加深對自然辯證法基本規律的理解，豐富哲學內容，為科學思想方法帶來重大變革。總之，自然辯證法為數學提供世界觀和方法論， 數學的研究和學習有利于自然辯證法的發展。
參 考 文 獻
[1] 教育部社會科學研究與思想工作司組編.自然辯證法概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4.
[2] 胡春風主編.自然辯證法導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近代自然科學的特點范文第5篇
摘要本文從方法論、學科內外等方面論述了著名美學家周來祥“美是和諧自由”的觀點,同時與主觀說、客觀說、主客觀統一說以及生命說和自由說做了比較,突出了和諧自由論美學體系的合理之處,指出和諧自由論美學體系是一個動態開放與發展的體系。
關鍵詞:周來祥 和諧自由 美學 體系
中圖分類號:J01 文獻標識碼:A
體系的建構,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要建立體系,首先必須找到代表自己的東西,同時要有宏闊的視野,辯證邏輯的思維,稍有不遜,難免會顧全不周。我國著名美學家、文藝學家周來祥通過對中外美學史的研究,闡述了自己的觀點,提出“和諧美學”的思想,建立了以審美關系為軸心,以辯證邏輯結構為基礎,史論結合的和諧自由論美學體系。綜觀周來祥的美學體系,應當說大體走過了以下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0世紀60年代初以前,和諧美學觀點由探索到形成;第二個階段是80年代中葉以前,和諧美學逐步形成體系;第三個階段是90年代末以前,和諧體系進一步豐富和發展;進入21世紀,也就是第四階段,周來祥進一步把研究成果系統化和完善化,同時開拓創新,面對新的情況,尋求新的理論創造。50多年來,周來祥從各方面對其和諧自由論美學體系進行了闡述和延伸,形成了主客體統一的整體美學范式,和諧自由論美學體系逐步得到完善。
美是和諧自由體系的軸心是審美關系:周來祥根據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關于“對象怎樣變成就要取決于對象的性質與對象性質相適應的(人的)本質的性質;因為正是根據這二者之間的關系的具體(特定)性質才可以作出特殊的具體的肯定方式”的思想提出了把握美的本質,不能僅從主體入手,也不能僅從客體入手,而必須從主客體之間所形成的特定關系入手。以此為基礎,周來祥從古今中外的大量美學史料中歸納總結出了美是和諧自由的思想,并形成了體系。筆者認為,美是和諧自由的體系應該包含以下幾層含義。
一 方法論上的和諧:辯證邏輯思維方法與自然科學思維方法的和諧統一
思維方式是由知識、觀念、習慣等要素逐漸遞進,不斷沉積而形成的主體反映和思考問題的定型化的思維模式,表現為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人們思考問題的程序和方法。人類的思維是個逐步發展演化的過程,縱觀哲學發展的歷史,哲學思維方式經過了古代對象性思維方式、近代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和現代辯證邏輯思維方式三個階段。
在美是和諧自由論體系中,周來祥吸收并改造了辯證邏輯的思維方法,把辯證邏輯思維方法的兩個方面應用到其和諧美學之中:首先是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方法,“這個統一包括從實踐到理論,從理論又回到實踐;從個別上升到一般,又從一般回到個別;從具體到抽象,再從抽象上升到具體這樣一個完整的過程。”其次是邏輯與歷史的統一的方法,同樣包含著兩個主要方面的內容:“其一,邏輯和辯證法是一致的,邏輯與客觀的歷史是一致的;另一方面邏輯和認識論是一致的,與認識史是一致的,與美學思想史是一致的。”
與此同時,周來祥還把現代自然科學的方法融會于辯證邏輯思維之中:現代自然科學的方法是面對自然界的,20世紀自然科學自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開始,以現代物理學為重點,獲得了飛躍的發展。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的提出,模糊數學、統計數學、分子生物學、量子化學、遺傳工程學等的興起,深化了人們對客觀世界互相聯系、互相轉化、不斷運動的認識。現代自然科學方法不能代替辯證思維方法,但的辯證思維方法是發展的,它對其它方法都采取吸收改造的態度,使其有利于自身的發展,對現代自然科學方法也是一樣,它可以融合現代自然科學方法的一切優點,內化為自身的特點,豐富和發展的辯證邏輯思維,使辯證思維進一步科學化、精密化、現代化。為此,周來祥把現代自然科學方法與辯證思維的方法結合起來,把自然科學方法應用到了美學方面,為美學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視角。
二 學科外的和諧:美是真與善的和諧統一
人類和自然在社會實踐的基礎上,形成了理智、意志與審美三種關系,從而產生了研究真、善、美三種不同類型的科學:真是以概念的、普遍的形式把握客觀世界的本質和規律的結果,其形式是抽象的,具有普遍性。真要把握的是客觀世界的普遍內容,追求客觀性。它雖以感性的客觀世界為基礎,但這只是提供了一個前提,最終目的是從感性實踐中經過綜合分析,得出普遍的規律,用以指導今后的實踐。同時,在主觀方面,真不容許狹帶個人的情感。我們平時所說的憤怒出詩人,只是對于文學而言,對科學卻有害。善是主體與客體之間形成的一種意愿、欲望、目的的結果。善是帶有個人情感性的,個人的意志要求在客觀世界中得到實現,使自己的本質力量對象化,在客觀物質世界中肯定自己的意義。就主觀方面來說,善在沒有實現之前存在于個人頭腦中,是主觀的。善也具有客觀方面,它要求傾向于用一種物質的力量作用于客觀世界。善的活動以符合客觀規律為基礎,具有普遍性。美則是真與善的統一,真講求概念、普遍性,善要求情感性、普遍性,美無關概念,卻也要求普遍性,更強調情感,這樣就把二者結合起來了。當然,這種結合是排異求同的結合,相對于理智的概念性而言,審美的概念是不確定的。就審美與善而言,善講求的是對社會的作用與影響,審美同樣沒有直接關聯這些,但總是會闡明一種觀點,這種觀點總會與社會人生相關,美是無目的而合目的性的,這樣就與善也結合起來。從審美心理方面來說,審美要求的是主體的心理愉悅,審美心理包括感知、想象、理解與情感四個方面的因素。這四個方面既有主體的情感方面,也包含理性的理解,只是在審美中,沒有在真與善之中那么片面地被強調,四者已經融合為一體。
總之,美是真與善的和諧統一,美的和諧自由是以情感為主,不以概念為中介又趨向一種不確定的概念、無目的而又合目的的和諧。
三 學科內的和諧:橫向與縱向的和諧內涵
周來祥認為美是和諧自由,是人和自然,主體與客體、理性與感性、自由和必然、實踐活動的合目的性和客觀世界的規律性的和諧統一,包括橫向與縱向兩個方面的和諧。從橫向來看,周來祥先生的美是和諧具體包含以下五個方面:形式的和諧、內容的和諧、內容與形式的和諧統一、人的全面和諧的發展。從縱向來說,周來祥提出美是和諧包含三個階段:其一、古典和諧美,是指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由于封閉的自然經濟、當時社會斗爭的特征、素樸的辯證思維方式等多種因素的制約,美的主題表現為和諧,美的類型包含優美或壯美。無論在東方古代社會還是西方的古希臘與古羅馬,都強調以和諧為美學特征。其二、近代對立的崇高(廣義的美),對立的崇高就是把構成美的各種元素對立地、無序地、動蕩地、不和諧地組合為一個矛盾復雜體。對立的崇高在中西方的表現是不一樣的。由于西方社會由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經壟斷資本主義走向后工業社會,哲學上的形而上學思維、否定的辯證法及悖論思想的影響。大致來說,這種分裂與對立又形成了近代崇高的三個部分:崇高、丑、荒誕。而在中國,由于國情與社會歷史的原因,并沒有形成以荒誕為主的美學主潮,而是經由崇高與丑直接進入了辯證和諧的現代美學。其三、現代辯證和諧美,是人類美和藝術發展的最新階段,把近代的對立和古代的和諧予以辯證地綜合和發展,成為既追求對立又追求和諧的新型的美。它既有近代的無序、動蕩、不平衡、不穩定,又有古代的有序、穩定、平衡和寧靜。當然,盡管古典和諧美、近代對立的崇高、現代辯證和諧美三個階段的和諧美的思想各有其特征,但這也是相對的。就是說古代的和諧美學中亦存在近代的崇高,近代的崇高中也蘊涵古典和諧式的美,現代的辯證和諧美學中,也同樣交集著古典與近代的美學思想。三者各為其主流,但又相互交叉、并存。
四 和諧美學的創新:與主觀說、客觀說、主客觀統一說的不同,以及與生命說與自由說的區別
主觀說強調美是主觀的感覺,主體認為美就美,沒有道理和標準可言;客觀說則認為美在具體典型的現象和事物當中,與人的主觀感受沒有任何關系,二者都有其片面性。美的社會性和客觀性統一說,同樣存在不足:強調突出了社會主體的作用,忽略了審美對象的自然屬性,忽略了個人主體的作用,沒有看到社會主體與個人主體的辯證統一關系;強調了美的社會、普遍、抽象的方面,忽略了個性的、具體的、現實的審美關系的形成。自由說在這里指的是實踐美學,認為“美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是“自然人化”的結果。這種觀點指出了美是社會實踐的結果,強調了美是在客觀對象上烙下主體的痕跡。但這只能說具備了審美的前提,因為真與善同樣是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的結果。生命美學指的是后實踐美學這一類,后實踐美學以存在論哲學和當代西方美學為思想資源,他們認為美的本質在于個體對生命的超越。這種觀點突出了主體,忽略了審美客體。
周來祥指出,所有這些美學派別,在思維方式上仍停留在對象性思維或實體性思維的階段,它們都把美歸結為單純的客觀存在,或者是主體的物質實踐,或者是主體的生物性存在。
為此,他提出了以審美關系為軸心的和諧美學以彌補上述提法的不足。審美關系強調的是由于對象的美是相對于主體的情感而言的,所以我們不能僅從對象的性質或僅從審美主體來判定美的本質,而是必須在主客體形成的具體的、歷史的、特定的關系中來把握美的本質。
可以看出,周來祥的和諧美學對美的本質的探討往前推動了一大步,認為作為美的根源來說,它是人類實踐活動的產物,作為現實的美的對象來說,它是由審美對象和審美主體相互對應而形成的審美關系決定的。在這個意義上,沒有審美對象,就沒有審美主體;沒有審美主體,也就沒有審美對象。以審美關系為基礎的和諧美學的提出,彌補了主觀派與客觀派的片面性,讓人們不再單純地在主體或客體中找尋美的本質。而是把主客體聯系起來考慮;對實踐美學也有所深化,實踐美學廣義的自然的人化的問題,并不就是美的本質,科學認識與意志實踐同樣是屬于自然的人化現象,自然的人化現象只是事物美的前提條件。總之,周來祥這種以實踐美學為基礎,以主客體關系為本體的思想深化了實踐美學“美是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問題,把美的本質縮小在審美關系之中,為后人對美的本質的探詢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概而言之,周來祥和諧自由論美學體系內涵的突出特色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他用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辯證邏輯思維方法作為其方法論,用中國儒家的中和思想作為其核心內容,真正實現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其次,他的和諧美學的觀念內核是和諧自由,由人自身的和諧到與他人的和諧,再到人與自然的和諧,一步步擴大;第三,其和諧美學體系中的和諧是對立統一的和諧,沒有矛盾沒有對立就達不到和諧;第四,美的和諧不能脫離社會的和諧,他把人的理想與社會的理想統一起來,使它的和諧美學具備深刻的理論意義與現實意義;第五,和諧自由美學體系是一個系統的整體,是在運動中展現的,丑、荒誕只是和諧的一個階段,未來的美學將是一個多元協商、多元共生、沖突的體系,而最后又必將形成一個統一的和諧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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