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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學的基本問題和派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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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學的基本問題和派別范文第1篇

      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首次明確提出“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1]以此為依據,我國現行教科書將恩格斯關于哲學基本問題的具體內容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思維和存在、精神和物質何者是本原,何者是第一性的問題――對這一問題的不同回答是劃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大哲學派別的根本標準;另一方面是思維和存在有無同一性問題――對這一問題的不同回答是劃分可知論與不可知論的標準。可見,在哲學的理論體系中,哲學基本問題具有硬性的規范性作用,它是劃分哲學派別的重要標準,影響著哲學其他問題的解決方向和方法。鑒于如此重要的地位,哲學基本問題一直是我國哲學界爭論的重要問題。

      一、關于哲學基本問題的爭論及其理由

      哲學不是教條,需要不斷的豐富和完善,所以對哲學要采取既堅持又發展的態度。但是。改革和發展哲學絕不是將其正確的、本質的東西拋棄,而是在結合實踐的基礎上辨明是非、修正錯誤、不斷完善。

      近年來,我國關于哲學基本問題出現了不少爭論,大致有以下幾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是關于哲學基本問題的內容有幾個方面的問題。傳統觀點認為哲學基本問題的內容包含兩個方面,即思維與存在何者為第一性問題和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問題。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哲學界對傳統僵化的教科書體系批判的深入,有些學者認為原有哲學基本問題兩個方面的內容沒有充分的反映哲學能動性和革命性特點。因此。哲學基本問題的這兩個方面不夠全面,還應包含其他方面的內容。例如有學者提出“思維對存在的反作用問題”是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三個方面[2]其理由是:其一,如果哲學基本問題中不加上思維對存在的反作用,只堅持存在對思維的制約作用,不承認人在客觀世界面前的能動作用,也就是只堅持人能認識客觀世界,而不承認人在認識的指導下,通過實踐能動的改造世界,這就使哲學基本問題無法體現辯證法思想,必然陷入形而上學唯物主義;其二,哲學基本問題的兩個方面本體論、認識論講的都是怎樣認識世界的問題,都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因此,原有的兩個方面沒有強調改造世界,突出實踐的作用;其三,將思維對存在的反作用,即實踐論方面,作為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三個方面能為認識提供手段,從而提高主體的認識能力和思維能力,使我們能更好的認識世界。在此基礎上,有人提出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關系問題是哲學基本問題的內容之一。

      第二種觀點是思維與存在是哲學的基本問題,但其具體形式會不斷變化。面對恩格斯哲學基本問題受到越來越多的人的質疑,有學者提出“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是全部哲學的基本問題”。[3]因為,哲學作為一門學科所具有的“唯一性”是由它的對象決定的,哲學是理論化、系統化的世界觀。哲學存在于多種多樣的具體理論中,但這些具體的哲學理論是在“統一性”基礎上表現出“多樣性”。哲學的對象決定了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是全部哲學的基本問題,哲學不是“超越”、“批判”了哲學基本問題,而是合理的解決了這一問題;也有學者提出,要用“歷史的觀點”[4]對待恩格斯哲學基本問題,即在總體上肯定思維與存在的關系是“全部哲學史的基本問題”,但在不同歷史時期這一問題有著不同的表現形態,即在遠古時代表現為靈魂與肉體的關系問題、在古代哲學中表現為一般和個別的關系問題、在中世紀表現為神與世界的關系問題、在近代哲學中表現為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

      第三種觀點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不是永恒的哲學基本問題,只是近代哲學的基本問題。因為哲學從屬于現代哲學,因此,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不是哲學的基本問題。例如,有學者提出哲學的基本問題是“實踐問題”。[5]認為我們必須把哲學與哲學的具體類型區分開來,哲學是唯一的,與它對應的問題是哲學的元問題,即什么是哲學的問題。哲學有許許多多的具體類型,所謂“哲學基本問題”不是對應哲學而言的,而是對應于具體的哲學類型而言,有一種哲學類型,就有一個哲學基本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只是以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笛卡兒、黑格爾等為代表的知識論哲學類型的基本問題,現代哲學從根本上超越了知識論哲學傳統,馬克思哲學從屬于現代西方哲學,是實踐唯物主義哲學,所以它的哲學基本問題不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而是實踐問題。此外,也有些學者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將“實踐與存在的關系問題”、“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問題”、“合規律性與和目的性的關系問題”、“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和“人與世界的關系問題”作為哲學的基本問題。

      第四種觀點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作為哲學的基本問題已經過時了。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隨著馬克思實現哲學的偉大變革和哲學的產生,哲學基本問題被終結了或被超越了,馬克思哲學不再是什么思維存在何為第一性,有無同一性、主客體之間的改造和被改造的關系。例如有學者提出“人的實踐和人道評價的關系問題或實踐和人道的雙向批判的關系問題”是馬克思哲學的基本問題。[6]

      可見,上述關于哲學基本問題的這些觀點大多是針對恩格斯哲學基本問題、針對教科書中傳統的解釋模式以或明或暗的方式提出。筆者認為對待哲學基本問題,不僅要結合新的實踐不斷發展它,而且要回到哲學的創始人馬克思那里,去挖掘馬克思本人關于哲學基本問題的一些思想,特別是其思考哲學基本問題時的思維方式,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繼承和發展哲學基本問題的思想。

      二、我國哲學界在解決哲學基本問題時思維方式的缺失

      哲學是從總體上研究人與世界的關系,而人與世界最本質的關系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因此,思維與存在的關系作為哲學的基本問題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它存在于一切時代的哲學之中。因為,人作為實踐的存在物,一方面,面對的是外在客觀的世界,這就促使人從自己的需要出發,按照某種思維方式認識客觀世界及其規律。另一方面人有把自己的精神屬性賦予客觀世界以改變世界,這就必然發生思維與存在的關系。所以正確的回答兩者的關系是人在處理人與世界的實踐活動中必須面對的問題,它不是任何哲學家臆造出來的,也不是任何哲學家可以回避和否定的。所 以,思維與存在的關系是貫穿全部哲學史的一條線,它規定和制約著解決其他一切哲學問題的基本方向。雖然,有人認為哲學研究不能采取帖標簽的方式,不能把對哲學基本問題的回答即哲學陣營的劃分問題作為哲學研究的唯一活動內容,但是我們不能否認面對如此繁雜的古今中外的哲學思想,抓住哲學基本問題這條線索有利于考察其發展軌跡和脈絡。

      馬克思能夠實現哲學的偉大變革,并不在于它超越或終結了哲學基本問題.而是從實踐出發科學的、合理的解決了這一問題。在傳統觀點看來,哲學基本問題的兩個方面來看,一是思維與存在何者是世界本原的問題,二是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問題。但僅有這兩個方面還不足于體現馬克思實踐唯物主義哲學的特性。因為馬克思的哲學不是要去引導人們從事抽象的理論研究,而是要以改造世界為己任,“哲學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7]因此,思維對存在的反作用應該成為哲學基本問題內容的第三個方面。此外,將思維對存在的反作用作為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三個方面,還能夠揭示思維與存在的作用與反作用的關系,即它們的辯證關系,這就科學的回答了世界是怎樣存在的問題。因此,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關系問題也是哲學基本問題的內容之一。但是,哲學基本問題要體現馬克思哲學的實踐本性,就不能將視野僅僅局限在抽象的層面來探討思維與存在的一般關系及其所包含的內容。因為,馬克思哲學的出發點是現實的人類實踐活動,隨著人類實踐活動在廣度和深度上的發展及哲學研究的深入,我們還可以在抽象的層面上揭示出思維與存在的關系所包含的更多的內容,會出現哲學基本問題內容的第四個方面,第五個方面甚至更多,這就會使我們在抽象層面上就哲學基本問題一般的關系及其內容陷入無休止的爭論之中,不能真正的引導人們改變世界。因此,我們不應該將視野局限在思維與存在的關系的一般層面上來探討哲學基本問題的內容包含多少方面,而是應該由抽象上升到具體,返回到馬克思哲學形成的社會歷史背景之中去,依據馬克思哲學的內在規定,去尋找哲學基本問題在馬克思哲學中的具體的存在形式或表現形態。

      隨著近年來我國哲學界對現代西方哲學了解和研究的深入,有些人從現代西方哲學的視角來重新闡釋哲學基本問題,認為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只是近代哲學的基本問題,不再是馬克思哲學的基本問題,似乎這樣哲學基本問題就不會“過時”或“落伍”。實質上,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是哲學基本問題的是恩格斯在總結全部哲學史的基礎上提出.它只是一般的結果。這也就是說思維與存在的關系作為哲學基本問題具有永恒性,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表現為不同的形態或形式。在這不同的具體形態或形式下面。思維與存在關系的一般性仍然保持著。在當前的一些學者看來,恩格斯或傳統教科書體系中的哲學基本問題不能夠體現馬克思哲學的革命性、批判性,忽視現實的、具體的人,進而從現代西方哲學的視角出發,在早期的馬克思哲學著作中尋找理論支撐來建立哲學基本問題的新形態或形式。我認為這一做法值得商榷,因為,馬克思能夠實現哲學的偉大變革。在于科學合理的解決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更重要的在于他也實現了哲學思維方式的重大變革。因此,把握馬克思的哲學思維方式是我們全面合理的理解哲學基本問題的重要前提。

      三、馬克思以實踐的思維方式來思考哲學基本問題

      首先應當明確,馬克思在論哲學基本問題時,是以實踐的思維方式來人思的。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明確的指出:“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義相反,能動的方面卻被唯心主義抽象地發展了,當然,唯心主義是不知道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費爾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體確實不同的感性客體:但是他沒有把人的活動本身理解為對象性的活動。”[8]

      從馬克思的上述論述中可以看出,以往的哲學家特別是德國古典哲學家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在解決思維與存在關系問題上的不同缺點。黑格爾強調思維對存在的能動性、主觀對客觀的改造。以此強調思維與存在的辨證關系。但是“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他稱為觀念而甚至把它變成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世界的創造主,而現實事物只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9]從對思維內容的理解上看,馬克思和黑格爾正好相反,在馬克思看來思維內容是移人人的頭腦而被改造過的感性的東西,即物質的東西。所以馬克思說他只是“抽象的發展了”思維的能動性。費爾巴哈反對黑格爾抽象的思辨,推崇感性直觀,反映在哲學基本問題中也就是強調思維要通過“直觀”的方式認識存在,但是“在對感性世界的直觀中,他不可避免的碰到與他的意識和他的感覺相矛盾的東西,這些東西擾亂了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諧,特別是人與自然界的和諧”。其原因就在于費爾巴哈僅將理論活動看作實踐活動,將真正的人的活動,即物質實踐活動,看作是“卑污的猶太人活動”,所以費爾巴哈“沒有看到,他周圍的感性世界絕不是某種開天辟地以來就直接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11]他不了解“‘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的意義”。因此,單純的通過依靠感覺的直觀方式雖然突出了“存在”的感性特征,即客觀現實性,但卻抹煞了思維的能動性。可見,以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為代表的德國哲學的問題在于思維與存在的能動性與感性基礎統一不起來。在此問題根源在于,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在處理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時所采取的思維方式就是從思維和存在的兩極對立出發,用一極去統一另一極的思維方式,沒能很好的解決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

      哲學的基本問題和派別范文第2篇

      關鍵詞:哲學 中國傳統哲學 兼容性

      每一種文化都各有其特色,作為文化精髓的哲學也就自有其個性。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既異且同,構成了某種程度的互補。哲學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但它沒有也不可能提出每一個民族的具體特點和發展道路。就中國而言,必須把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而要做到這一點,又必須使及其哲學取得民族形式,同時就是把及其哲學同中國傳統文化、傳統哲學相結合的過程,就是及其哲學中國化的過程。

      從理論上講,哲學之所以能夠中國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哲學是辨證唯物主義,而中國哲學中存在著悠久的樸素唯物主義和樸素辨證法傳統;更重要的是,這種樸素唯物主義和樸素辨證法達到了統一,形成了一種樸素的辨證唯物主義。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傳統哲學與哲學具有著一致性。

      一、中國傳統哲學在本體論上與哲學基本問題的相通

      哲學回答哲學基本問題,因為它是貫穿各類哲學問題之中,決定著整個哲學體系的性質,并對解決各類哲學問題具有支配作用。哲學對哲學基本問題不是抽象地、直觀地理解,而是建立在實踐基礎之上。恩格斯在概括和總結哲學發展史上哲學基本問題的演化過程中,提出哲學基本問題這一著名論段:“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圍繞這一哲學基本問題,不僅存在著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可知論和不可知論的斗爭和對立,而且也存在著辨證法和型而上學的矛盾。

      中國傳統哲學中的樸素唯物主義也是在回答哲學基本問題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盡管中國傳統哲學有其思考的特殊問題,但以“究天人之際,同古今之變”為己任的中國傳統哲學,也必須要探討思維和存在的關系這一哲學基本問題,它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討論的是不同的問題,按其歷史進程來說,主要問題是:先秦兩漢的天人之辯和名實之辯;魏晉至隋唐的有無之辯和形神之辯;宋元至明清的理氣之辯和心物之辯。這六個主要問題實際上就是哲學基本問題在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特殊表現形式。正是在探討這些基本問題的過程中,中國傳統哲學也產生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個基本派別,形成了獨特的樸素辨證唯物主義。

      最早出現于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圍繞“天人”“名學”之辯來探討哲學基本問題。管子以“水”為萬物之本原,荀子認為“氣”是一切“有生”“有知”“有義”的事物賴以生存的基本或本原等,先秦至兩漢的唯物主義把世界的本原歸結為“原初物質”。魏晉之后,裴顧主張“崇有”論,認為萬物都是“自生”“自生而必體有”,這就是說,“自生”的萬物以“有”即客觀存在為本體。王安石以自然之氣為“本”“體”,以形器之沖氣為“未”“用”,認為“道有體有用,體者,元氣之不動,用者,沖氣運行于天地之間。”張載提出“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即:“太虛”,“無形”的“氣”是“有形”之氣的“本體”。換言之,客觀存在是世界的本體。王夫之則概括出“實有”這個哲學最普遍、最基本的范疇。認為“實有”即客觀實在,是宇宙萬物共同具有的本原、本質。宋元至明清時期的理氣之辯和心物之辯,這些論辯幾乎涉及哲學的各個方面,如:本體論、方法論、發展觀、歷史觀等以及哲學的各個分支領域,具有非常豐富的內容,其中都蘊含著對哲學基本問題的回答和討論。當然,中國傳統哲學在這些論辯中對于哲學基本問題的回答無論是使用概念還是表達方式都與西方哲學有所不同,表現了中華民族特有的思想傳統和理論創造。

      雖然在中國哲學史上,哲學家并非每個人對哲學基本問題在主觀上都那么明確,也并非每個人都曾使用“物質”,“意識”這樣的概念,但這并不表明他們回避這個問題,只不過是以不同的的形式表現出來而已。而且我們也可以看到,哲學基本問題在中國傳統哲學上主要問題的討論中越來越完全地被揭示出來。因此可以說,中國傳統哲學在不同時期思考與討論的基本問題與哲學的基本問題的概念大致是相同的,這是馬克思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結合的契合點。

      二、中國傳統哲學中唯物主義同辯證法密切統一

      作為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從內容上看,哲學實現了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有機統一,這種統一是自覺的,是建立在科學實踐的基礎之上,是經過科學的概括和論證的,這種統一是內在、有機的統一,這種統一貫穿于馬克思哲學的每一個原理、每一個命題之中。的唯物主義是辨證的唯物主義,是徹底的唯物主義,的辨證法是唯物主義的辯證法,是徹底的辯證法。

      縱觀中國哲學史,可以看到中國傳統哲學有著悠久的樸素唯物主義和樸素辯證法的統一。中國傳統哲學關于變易發展、對立統一、相反相成、整體聯系、生化日新等問題,都有相當精彩的論述,形成了較為發達的辨證思想。這種樸素辯證法和樸素唯物主義在荀子、張載和王夫之那里達到了統一,形成中國哲學的樸素的辨證唯物主義的傳統。

      中國傳統哲學一向重視“和而不同”,西周末年史伯就提出“和”的觀點,并區別了“和”與“同”,后被儒家發展為“中和”的思想,這里“中”是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和”則是使不同、差別、對立相結合,使之合乎節度。這無疑包含著辯證法的智慧,它同時表明,同西方辯證法相比中國傳統哲學中的辯證法更為關注中庸和諧、有機整體,充分肯定宇宙是一個和諧有序相關的整體。

      中國傳統中學的辯證法關注生生不已、變化日新,認為變化的本質就是創新,宇宙是一個不斷創新進化的過程。《易經》就已經精湛地接觸到對立面的統一是事物發展規律的思想。認為“生生之謂易”,“一陰一陽之謂道”。荀子對先秦哲學作了總結,不僅認為“天“是客觀存在的自然界,而且認為世界上的一切現象都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因此,只有遵循自然規律,才能事在人為。同時,只有通過人的作為,才能“制天命而用之”,樸素唯物主義和樸素辯證法在荀子這里達到了統一。韓非也是一位擁有樸素辯證法思想的哲學家,他認為“道”“是萬物之所然、萬理之所稷”。其樸素辯證法思想明顯地表現在“矛盾之說”上。一方面,他肯定了斗爭在摧毀舊事物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對矛盾雙方的同一性并非完全否定,并明確提出了矛盾雙方轉化的條件性。漢代的王充創造性地發展了先秦以來的“元氣”學說和“天道自然無為”的學說,堅持唯物主義的宇宙觀,提出了物鐘之間的聯系呈現出“同氣相成,殊氣相革”的普遍規律。宋代的張載系統地闡述了“太虛即氣”的唯物主義本體論,在辯證法方面特別提出了“一物兩體”的命題,認為氣是一種連續的物質,內部包含著陰陽兩個對立面。正是由于這種本性,氣具有不斷產生出天地萬物并形成了萬物運動的規律性。按照張載的觀點,“兩不立則不可見,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就是說,凡觀物要察其一中之兩,以及兩體之一,于一觀其兩,于兩觀其一。可以看出,這種思維方式把差異和矛盾當作統一體的固有內容來把握,無疑是一種辨證的思維方式。王夫之總結并綜合了中國傳統哲學的樸素唯物主義和樸素辯證法思想,不僅辨證地分析了理與氣、道于器、無與有、動與靜、知與行以及“合二為一”與“分一為二”等等的關系。而且探討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關系,不論自然還是社會陰陽對立統一是事物中普遍存在的規律。而各類事物各有自己特殊的規律,人們只有認識了這些特殊的規律,才能知道如何處理各類事物,即:一般存在于特殊之中。王夫之的辯證法思想是豐富而深遂的,他完成了樸素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相統一的氣一元論體系,把中國傳統哲學中的樸素辨證唯物主義發展到了頂峰。

      三、中國傳統哲學的天人合一與主、客體辨證關系的契合

      哲學關注的是人與世界的關系,注目于現實的人極其發展,探究人極其活動與世界的關系,以此啟迪,教導人們用更高的智慧、更好地處理人與世界的關系。在西方思想史上,最早提出并探討“人類同自然界的和解”以及“合理調節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問題的,當推馬克思和恩格斯。哲學并不主張“對自然的崇拜”,而是主張征服自然。但哲學同時認為,人們并不是在自然之外,而是在自然之中去征服自然,這種征服意味著在更高階段上回歸人與自然的統一。所以,應在最識合人類本性的條件下進行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更換。恩格斯警告人們不要過分陶醉于對自然界的勝利之中,因為“對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應該說,這一問題的提出本身就是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超前性,更何況哲學為解決這一歷史問題指出了必由之路,即:按照自然規律和人的內在需要這兩種尺度去改造世界。

      與哲學相似,中國傳統哲學在“究天地之際”時,更為關注人與自然的統一。認為“天道”與“人道”不是兩個道,而是一個道,認識世界與認識人本身具有一致性。孟子的“天人相通”、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張載、王夫之的“天人一氣”都具有唯物主義的傾向和辯證法的色彩。因此,“天人合一”成為中國傳統哲學的共識和主導原則,雖然帶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但它包含著合理因素。它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一致,注重價值理性的特點,對于糾正那種把人與自然截然對立起來,片面強調征服自然的觀點,無疑具有啟示和制衡的作用。

      中國傳統哲學把認識世界同認識人本身統一起來的哲學思維方式與哲學有相通處。哲學的主體與客體的關系是辨證統一的關系,人類對自身的認識是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逐步加深的,反過來說,人類對自身認識的不斷加深又促使其認識世界、改造世界能力的提高。

      總之,從理論上看,哲學之所以能在中國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同中國哲學中的樸素的辨證唯物主義傳統密切相關。正因為如此,中國早期的者在引介哲學的時候,就注意的發掘中國傳統哲學中的樸素辨證唯物主義。中國傳統哲學中的樸素辨證唯物主義既構成了哲學得以產生的重要的歷史文化基礎,又構成了中國人接受哲學以及哲學中國化便利的思想橋梁。

      參考文獻:

      [1]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史》,人民出版社,1979。

      [2]楊 耕、陳志良、馬俊峰著:《哲學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3]郅 錦:《與儒學關系的思考》,《天水行政學院學報》,2006.2。

      [4]黃琳慶:《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的理論契合點》,《賀州學院學報》,2007.3。

      哲學的基本問題和派別范文第3篇

      [關鍵詞]:《基本原理概論》 自學考試應試方法

      一、圖表關鍵詞記憶法

      圖表關鍵詞記憶法主要針對答案條目清晰的簡答題,通過摘取每一條目的關鍵詞,組合成圖表的方法,對該簡答題給予串聯記憶。以題目“的理論特征”為例,該題目的答案為“的根本理論特征是以實踐為基礎的科學性和革命性的統一。第一,的革命性,集中表現為它的徹底的批判精神。第二,的革命性,還表現在它具有鮮明的政治立場上。第三,的科學性,首先表現在它不帶任何偏見,其次還在于它的理論是深刻的,再次不僅在于它提示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而且還在于它經受了實踐的檢驗并隨著實踐的發展而不斷發展。”經過總結與提煉,該題目的關鍵詞分別為“實踐、科學性、革命性”,其中“科學性”又包含“客^性”、“深刻性”和“發展性”;“革命性”又包含“批判性”和“政治性”。用圖表可表示為:

      二、諧音記憶法

      諧音記憶法主要是通過尋找題目答案中的關鍵詞,通過諧音的方法把關鍵詞編成一個完整的、容易記憶的句子,從而使得自考學生能夠較快、較長時間的實現對題目的良好記憶。以“學習的目的”一題為例,該題目的答案是“第一,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第二,掌握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偉大工具;第三,全面提高人的素質;第四,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從四條答案中提煉出關鍵詞,分別是:“觀、工具、素質、實踐”,然后采取諧音記憶“關(觀念)公(工具)素(素質)來使(實踐)大刀”。

      三、類比記憶法

      類比記憶法是通過在課本內容的理解上,對知識點加以對比,以加深對抽象詞語的理解與記憶。以“哲學的基本問題”為例,該題目的答案是“哲學的基本問題是物質與意識和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教師在講解時,對這個抽象的詞語必須加以通俗化的講述,然后上升為理論知識。從主客觀的角度,我們可以把世界分為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用哲學的語言表述,主觀世界即思維或意識,客觀世界即存在或物質。哲學作為一門人類對世界展開思考的科學,它是從人類自身的存在和發展這個基本點出發去認識客觀世界的,所以主客觀世界的關系問題即思維和存在或意識和物質的關系問題是哲學的基本問題,是自古至今任何哲學派別都無法回避的問題。

      四、反義詞記憶法

      反義詞記憶法主要是針對考試中比較類題目的解答,通過比較,記憶反義詞的方法,達到對題目的深刻理解與記憶。以“唯物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區別”為例,哲學的基本問題(思維和存在或物質與意識的關系問題)主要回答的是世界的本質是什么以及世界可不可以認識的問題。與之相關的還有世界是什么樣的問題,即世界是以怎么樣的狀態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對于這一問題的回答,同樣有兩個相反的答案,一是辯證法,二是形而上學。辯證法認為世界上的萬事萬物是聯系的、發展的,事物發展的原因是事物的內部矛盾,形而上學認為世界上的萬事萬物是孤立的、靜止的,事物發展的原因不是事物的內部矛盾。

      五、聯系實際記憶法

      聯系實際記憶法主要是把抽象的理論表述轉化為實際生活中常見的活動,通過實際場景記憶抽象理論知識點。以“實踐的含義及其特點為例”,實踐是一種人類特有的活動。從實踐的構成要素看,首先必須有實踐活動的主體,也就是處于一定社會關系中從事實踐活動的人;其次必須有實踐活動的客體,也就是實踐活動所指向的對象;最后主體客體之間必須發生了聯系,也就是改造和探索的活動。從實踐活動的特性看,首先實踐活動是人類活動,帶有人類的主觀目的,所以它是自覺能動的;其次實踐的主體、客體、工具都是客觀的,所以它具有客觀性;最后人類活動是以社會為單位展開的,是一代一代人不斷積累的過程,所以它具有社會歷史性。以“考試”這項實踐活動為例,進行理解記憶。考生是實踐的主體,考卷是實踐的客體,考生埋頭思考答卷是改造和探索的過程。考生在考試前進行了大量的艱苦的準備工作,這是實踐的自覺能動性;考生、考卷、考試用的筆都是客觀的,這是實踐活動客觀性;考試是經過各級部門的組織進行的,考的是前人的理論總結,這是實踐活動的社會歷史性。

      六、時間次序記憶法

      哲學的基本問題和派別范文第4篇

      【關鍵詞】語言學轉向 發展 文學研究

      20世紀以來,知識信息的生產和傳播,無論在規模和效率方面都達到了空前的、令人驚異的高度。“信息”成為人類生存、發展的基本條件之一。人類社會進入了名副其實的信息社會。而信息的運行和交流無論采用何種傳播手段,都主要是以語言的形態呈現和存在的,因而又稱這個時代為“語言的時代”。

      一、產生

      哲學在20世紀初發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轉向,語言取代認識論成為哲學研究的中心課題,這是哲學史上所謂的“語言學轉向”。語言本身的一種理性知識提升到哲學基本問題的地位,哲學關注的主要對象由主客體關系或意識與存在的關系轉向語言與世界的關系,語言問題成為哲學的基本問題。

      語言學轉向的出現帶有濃厚的科學主義思潮的色彩,是在20世紀初期西方盛行的科學主義思潮的影響下產生的。作為20世紀主要思潮的科學主義的特點是要求排除不可實證的形而上學,追求研究的客觀性、精確性和可靠性,尤其強調以數學和邏輯作為研究的基礎與規范。

      二、發展

      從語言學轉向的發展來看,有兩個對西方當代思想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的人物值得我們注意:一個是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另一個則是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

      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被稱為西方語言學中的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他把語言學看成是一門科學,即結構語言學,并希望在此基礎上創建符號學。他提出,符號(能指)與事物(所指)之間的關系是人為的、隨意的(約定俗成),意義是由符號之間的關系來決定的。按照索緒爾的語言理論,語言是一種“先在”,是受語言符號的規則系統支配的,規則系統決定了所表達的意義。

      可以說,結構主義的整個思想都植根于語言學中。其代表人物列維·斯特勞斯、羅蘭·巴爾特、a.j.格雷馬斯、茨維坦·托多洛夫等認為,語言不僅是文學的媒介,而且是文學的生命,作家的寫作相當于進行語言研究。不僅如此,他們還不把文學看成一個類似語言的有著自身結構的封閉的符號系統,把研究的目標從個別文本轉向文學作品的構成因素、符號象征意義等。結構主義文藝學可以說是和語言學和文藝學結合最密切的產物。如拉康的精神分析藜蘆,巴赫金的“復調小說”理論,都因吸收現代語言學的成果而有利于它們克服自己的一些弊病。

      與此同時,過分地看重了語言因素機械地搬用語言學模式,這種做法也帶來了很多弊病。由于它幾乎在文學和語言學之間劃了等號,在研究中直接套用語言學模式來分析文學現象,不顧文學的審美特性,把生動的文學作品及其創作過程化成了干巴巴的規則;把文學封閉成孤立的自足的現象,就語言本身來尋找其發生發展的動力,切斷了它與現實作家和讀者的聯系,這就等于切斷了文學的源泉和生產線,使他們無法克服自己的片面性。

      海德格爾關于語言與存在密不可分的觀點,在西方哲學的語言學轉向的發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產生了很大影響。他后期的哲學探索主要集中在語言問題上,力圖把語言同存在聯系起來。與索緒爾所不同的是,海德格爾思想中所包含的人本主義思想的成分,使得語言學轉向朝著人本主義的思潮靠近,因而比受科學主義思潮影響的語言學轉向理論在更大的范圍內引起了反響。海德格爾的語言論所標明的方向,在以科學主義為主的語言學轉向中使人看到了一線人本主義思想的亮光,對20世紀西方的人本主義思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三、轉折

      1966年,德里達在一次國際會議上宣讀了他那篇引起轟動的《人文科學話語的結構、符號和游戲》,標志著結構主義在其走向之后開始走向瓦解。德里達破壞了能指和所指之間的一一對應關系,激烈地否定結構主義者苦苦追尋的元語言結構的存在,開創了全新的否定思維方式,他不僅將語言逐出了世界的中心,而且完全消解了中心的存在。解構主義的顛覆策略在知識界掀起根本性的思想方式革命,原先在結構主義陣營內徘徊的大師們一夕之間紛紛倒戈,羅蘭·巴爾特就是典型的例子。

      20世紀60年代末至今被成為“后‘語言論轉向’時期”。當代文學研究在后“語言論轉向”時期出現了四個特點:語言學模式、解構思維、跨學科實踐和政治化傾向。解構主義思維方式成為各種批判性文學研究方法實踐的思想基礎,尤其是形成后現代主義文化不可缺少的因子,而解構方法在批判過程中的顯著效果又使各理論批評派別對它情有獨鐘,受現代語言學革命的影響,廣大人文學科紛紛用語言學研究模式來構建自己的新研究方法,探尋新的研究范圍,均取得了巨大成果。以語言學為橋梁,各學科間的融合成為可能。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中,在一個交往對話的時代,文學研究日益要求擴展其視野,打破學科間的壟斷狀態,廣泛借鑒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其他人文科學的研究成果。

      四、階段性

      關于“語言論轉向”,多數論者是從西方哲學的整個發展過程來解釋的,認為從古希臘開始的西方哲學史可劃分為三個時期,其間經歷了兩次轉向。三個時期為:從古希臘到近代的本體論時期,從近代到現代的認識論時期,從現代開始的語言論時期。兩次轉向為:近代的從本體論向認識論的轉向和現代的從認識論向語言論的轉向。笛卡爾的懷疑論哲學揭開了第一次轉向的序幕,現代分析哲學揭開了第二次轉向的序幕。從第一次轉向到第二次轉向具有邏輯的必然性,因為從歷史發生的角度看,先有世界,后有能思想、會講話的人,與這個順序相應的哲學過程就是本體論——認識論——語言論。

      可“語言論轉向”為什么偏偏在20世紀發生了? 20世紀的哲學之所以由認識論轉向語言論,歸根結底,還是因為這個時代是一個語言的時代,語言問題成為這個時代最突出的、最急迫的問題。從這個角度看,“語言論轉向”體現了20世紀哲學對“語言”這個時代課題的積極的回應和主動的承擔,標志著哲學在現時代的重大進展,盡管要解決的問題至今還遠遠沒有解決。

      既然在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中出現了一個語言的時代,既然在這個時代里,語言學以其劃時代的空前進展而成為領先的學科,哲學中也發生了“語言論轉向”,那么,受這一切的影響,在文藝學、美學領域里出現了對語言的前所未有的濃厚興趣,當然也就出現了文學語言的研究熱潮。

      參考文獻:

      [1]萬婕.后“語言論轉向”中的文學研究趨勢[j].經濟與社會發展,2006,(1).

      [2]董希文.文學文本理論與語言學轉向[j].遼寧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3).

      [3]趙奎英.當代文藝學研究趨向與“語言學轉向”的關系[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6).

      [4]王汶成.西方20世紀文論中的文學語言研究述評[j].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2).

      哲學的基本問題和派別范文第5篇

      一、在教學設計中增強哲學學習的主動性和趣味性

      在教學實踐中,我們應注重引發學生的內在興趣,通過精心設計教學過程、方式、材料等,增強學生學習的內部動力。在教學過程中,盡量少使用懲罰、獎勵、競爭等方式,目的就是減少外部壓力來督促學生學習。試想,如果學生過分擔心受處罰或批評,過分渴望獎勵和表揚,就會影響內心的自由,從而阻礙創造性的發展,忽視哲學學習過程本身所蘊含的智慧。

      在教授生活與哲學第二課《百舸爭流的思想》前,筆者就先布置學生搜集查閱王陽明的學術觀點,并動手寫出有自己鮮明觀點的論文。在講授哲學史上的兩大主要流派(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時,讓學生把自己的觀點表達出來,并引導學生辯證地看待這兩種哲學思想。學生經過了大量的查閱資料的過程,形成了自己的哲學思維,在課堂上能自信地表達自己的觀點,甚至碰撞出了許多思維的火花。整個課堂充滿活力,學生的語言非常精彩,他們的創造力得到彰顯,活力競相迸發,這正是哲學教學所期盼的。

      二、在教學過程中加強思辨性教學活動

      哲學思維方式的特性是思辨性。哲學的思辨性是哲學對無限事物本質的辯證理解,它是一切哲學派別的本質共性。哲學的思辨性是與實踐性相統一的科學的思辨性。加強哲學思辨性的教學活動,能增強學生學習哲學的內在原動力。

      在講授《哲學的基本問題》時,關于思維和存在有沒有同一性的問題是一個難點,生搬硬套對學生沒有任何幫助。為此,筆者在教學中增加了一個環節,請學生辯論歷史上著名的“濠梁之辯”。莊子和朋友惠施在濠水的一座橋梁上散步。莊子看著水里的蒼條魚說:“蒼條魚在水里悠然自得,這是魚的快樂啊。”惠子說:“你不是魚,怎么知道魚的快樂呢?”莊子說:“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魚的快樂呢?”惠子說:“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你不是魚,無疑也沒法兒知道魚是不是快樂。”莊子說:“請回到我們開頭的話題。你問‘你怎么知道魚快樂’這句話,就表明你已經肯定了我知道魚的快樂了。”他們的辯論究竟誰是誰非,誰輸誰贏,歷來智者見智,仁者見仁。通過開展這樣一個辯論環節,增強了學生的思辨能力,提高了學習哲學的內部動力。

      同樣是和莊子有關的典故,講到這里還可以引申講解“莊周夢蝶”:“昔者莊周夢為胡(蝴)蝶,栩栩然胡(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蝴)蝶與?胡(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莊子以此說明物我為一,萬物齊等的思想,從而進一步論證思維和存在具有同一性,摒棄消極避世、回避矛盾的思想。

      三、在教學實踐中聯系中學生實際生活,教會學生學以致用

      現實生活中蘊涵了豐富的哲學道理,同時哲學道理也無處不在地影響著我們的生活。我們不僅要積極學習哲學,更要懂得學以致用,只有這樣才能增強學習哲學的內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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