漁業資源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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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資源的概念范文第1篇
1.1全球共同利益原則
漁業資源是人類從海洋獲得的最主要的水產品，占人類捕撈的水產品的90%，也是海洋最主要的生物資源，與海洋生態環境甚至整個地球生態系統都有緊密聯系。對于漁業資源的國際法關注也早就突破了單純海洋法的范圍，國際環境法的視角的強化更強調對海洋漁業資源的養護。為實現漁業資源的可持續發展，人類活動應恪守義務約束；且活動關注的中心也應從人類利益轉向人類與生物共享的全球利益。可以預見的將來，對漁業資源的國際法規制必定是更多地吸收國際環境法的先進理念并通過具體的制度予以落實，這也意味著漁業資源國際法規制終將歸位于全球利益原則和義務重心。
1.2極限理論
漁業資源枯竭的現狀說明漁業資源的總存量是有限的，漁業資源的再生和自我更新能力也是有極限邊界的；人類的過度捕撈活動一旦超越了這一邊界就會產生漁業資源衰竭的問題。二十世紀80至90年代聯合國對公海“大型遠洋流網捕魚”作業的系列決議就是漁業資源“極限”問題的實證。海洋資源分配所體現的基本精神義務，它為人們占有、開發海洋資源的行動設置限制，它要求各國占有、開發海洋資源的行動服從全球海洋資源持續利用的總體安排。作為最主要的海洋生物資源，要以有限的漁業資源滿足人類不斷增長的需求自然也應服從這種以義務為重心的分配，而這種分配的義務重心則不僅要求漁業資源法律制度以限制人類行為為主，更重要的是為各項制度安排明確的義務主體并建立完整的責任體系。因此，對海洋漁業資源的國際法規制最終仍應落實和以推進國際合作國家責任為方向發展。全球共同利益原則和極限理論說明：一切作為人類共同財產的資源，其一定是將義務置于權利之上的，即將義務作為重心。且這種義務本身也是為了實現義務承擔者的長遠利益。國際海洋漁業資源法律制度正應以“全球共同利益原則”和義務重心的基本思想為指導原則，任何可能背離這兩點基本法理的嘗試都是危險的。實際上，國際漁業資源法律制度的發展已經表明其義務重心，《公約》和后公約時代的各項制度都通過義務主體的安排，對漁業活動予以了越來越具體的限制，且越來越強調通過國際合作履行義務。
2專屬經濟區內漁業資源管理
2.1專屬經濟區的概念
所有的沿海國都享有一種領海權利，即沿海國有權把沿海捕魚權完全保留給本國國民，禁止或限制其他國家的國民在其管轄海域內從事捕魚活動，這種權利被稱為漁業管轄權。二十世紀40年代起，以拉丁美洲沿海國家為首，提出了一種新的主張，在沿海二百海里海洋區域內建立經濟專屬區。自此，很多海洋國家開始紛紛效仿，專屬經濟區的概念也就被提到各種海洋大會議題。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專屬經濟區是領海以外并鄰接領海的一個實行特定法律制度的區域，該區域的最大寬度從測算領海寬度的基線起不應超過200海里。
2.2專屬經濟區的權利和義務
之所以要制定專屬經濟區內漁業資源相關法律，其目的就是明確海洋漁業資源管理的主體，并規范沿海國在享受海洋權益的同時，承擔該海域的養護任務。沿海國享有是權利主要包括：①自行決定該海域內海洋生物的可捕量，分為不同時期對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個別國家對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個別船只對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②限定其他國家對該海域的可捕量，因享有專屬經濟區的沿海國有促進該海域內生物資源得到適度利用的義務，因此，在這個前提下，他們可以限定其他國家對該海域生物資源的利用；③其他國家的國民在共享海洋資源的同時，必須遵守沿海國的相關法律法規，這也是確保沿海國能確實有效的保護海洋資源可持續利用的前提。而沿海國同時也要承擔防止該海域內漁業資源的過度開發，并承擔養護的義務。
3公海漁業資源管理
3.1公海漁業資源管理的歷程
格勞修斯在1609年的時候曾發表了《海洋自由論》，自此，一種“公海捕魚自由”的觀點逐漸被大家追捧。而隨著沿海國對海洋漁業資源的捍衛以及海上霸權的爭奪，以及后來《公約》的形成，開始對“公海捕魚自由”進行限制，許多國家紛紛加入了該《公約》，公海捕魚的限制逐漸被廣大沿海國所接收。根據《公約》的規定，所有的締約國均有義務要求本國國民或自行，或與其他國家合作采取養護公海生物資源的必要措施。事實證明，不管是漁業資源的有效開發利用，還是漁業資源的養護與管理都離不開國際間的合作。同時，國際間的合作也是彌補海域劃界所導致的管轄權爭議，銜接各海域漁業制度的有效方式。除了《公約》對各個國家規定的義務外，《促進公海漁船遵守國際養護與管理措施的協定》也規定了公海漁業信息的交流與合作制度，這在很大程度便利了國家間在公海信息的廣泛交流。《遵守協定》強調船旗國之間應互相交流有關漁船的資料，以協助彼此查明懸掛其旗幟、從事有損國際保護和管理措施的違法漁船。另外，《遵守協定》還設定了締約國間通過糧農組織開展的合作。
3.220世紀90年代早期開始出現的船舶改掛旗幟現象，成為對漁業管理措施最具破壞力的因素之一，引起了全球的關注。
所謂的船舶改掛旗幟，是指船舶撤銷其在一個國家的注冊后又在另一個國家重新注冊，其通常是為了達到降低運行成本和優惠的繳稅條件等經濟目的，從而規避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規則的約束。漁船改掛船旗規避管理措施的行為，不僅嚴重危及了區域性漁業組織的管理主體地位，還直接影響了國際社會和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所采取的養護和管理漁業資源措施的效果。針對公海漁船改掛船旗，一系列國際法律文件都試圖以強化船旗國義務為問題解決的突破口。
4洄游魚類種群資源管理
針對洄游魚類種群，國際法首先突出對此類魚類種群的特殊關注，在進一步分類的基礎上，就不同特點的洄游魚類予以不同的制度規制，并特別強調國際合作，突出區域性漁業組織的主體地位，此外，針對洄游魚類嚴峻的生存狀態，引入預警原則。預警原則的基本概念最早出現于1992年6月通過的《里約宣言》，“為了保護環境，各國應根據資金的能力廣泛適用預警方法。如果存在嚴重不可逆轉的損害，缺少完全的科學確定性的危險不應當作為拖延采取代價昂貴的措施防止環境損害的借口。”《公約》主要強調國際合作義務，以期各國間通過協商或通過國際組織實現漁業養護與管理的協調與配合。但是實踐中各國立場沖突使得存在對《公約》條款解讀的不一致，同時沿海國管轄權的明顯擴張意圖共同導致對這兩種魚類保護的不力。鑒于國際法沒有高于國家的統一的執行機構，洄游魚類種群漁業資源的國際法規制的執行主體仍要落實到各國。國際海洋漁業資源制度的執行一方面需要國家的對執行規定的遵守；另一方面，也需要國家就規定執行應具備的相應能力。但是，國家的執行意愿與執行能力往往難以平衡。
5結語
漁業資源的概念范文第2篇
【關鍵詞】海洋；漁業資源；過度；原因；分析
中圖分類號：K928.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一、前言
我國的海洋資源十分豐富，有著廣闊的海岸線。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全球氣候的變遷，特別是不合理的過度利用海洋資源，造成了海洋資源的枯竭。特別是海洋漁業資源的過度利用更是造成了不可逆轉的危害，因此，明確海洋漁業資源過度利用的原因，成為了當務之急
二、海洋漁業資源及其基本屬性
1、海洋漁業資源的基本特性
自然資源通常被分為儲存性資源和可更新資源兩類，其中魚類屬于“臨界帶”可更新資源，這意味著漁業捕撈行為超過一定界限，就會使漁業資源的可獲得性發生不可逆轉的變化，即使漁業有一定的再生能力。漁業資源不僅是自然資源、生物資源，也是一般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漁業資源有一般資源的共性，但又不同于一般資源而具有其獨有的特性:
（1）整體系統性。漁業自然資源是多因素、多層次、多結構、多功能結合的自然綜合體，是一個由多元系統組合的自然生態系統。組成漁業自然資源的各要素、各子系統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約的整體。其中一個因素、一個局部的急劇變動，就會“牽一發而動全身”，引起相關因子和整體的相應變化。
（2）地域差異性。由于地球與太陽的位置及其運動的特點和漁業生產是在一定的空間上進行的，各種漁業自然資源的分布和組合都具有地域性，從而形成多種資源生態環境，使得各種資源的性質、數量及其組合特征都具有明顯的地域差異。
（3）動態平衡性。各種漁業自然資源及其組合都是不斷發展演變的，不可能靜止在一定的狀態，保持固有的數量、質量和位置。漁業生產系統也是在動態中取得平衡，由舊的平衡到打破平衡再到新的平衡不斷演替發展的。
三、海洋漁業資源的公共資源特性
海洋漁業公共資源受到自然形態、生產力基礎、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通常
認為存在地理空間上的公共性和生物資源的公共性。前者表現在共有空間上的漁
業資源，這類空間不受任何國家支配的法律屬性和地位的約束;后者表現為
涸游性漁業公共資源，這類漁業資源具有泅游性，在跨國、跨界、跨地域、跨權
屬所有人或管理者領域的情形下，表現出生物資源的特點。從物品屬性來看，海
洋漁業資源的公共資源特性主要有：
1、具有海洋漁業資源系統的共享性
漁場和海洋都是資源系統，因為資源系統是一個儲存變量，如果在合理的利用條件下能使流量最大化并且又不損害儲存量或資源系統本身。流量是資源系統產生的資源單位，一般用資源提取率來表示，那么資源單位是個人從資源系統占用或者使用的量，比如從漁場捕獲的魚的噸數。
2、具有海洋漁業資源單位的可分性
海洋漁業資源單位是個人從海洋漁業資源系統中占用和使用的量，資源單位卻不能共同使用或占用，一條船捕獲的魚不能同時為其他人所捕獲。公共資源不僅具有消費競爭性，而且資源單位是可分的。正是資源單位的可分，導致對個人擁有資源單位的激勵，因此擁擠和過度使用的問題一直困擾著海洋漁業資源系統。
四、外部性與信息不對稱
1、外部性與海洋漁業資源的過度利用
海洋漁業資源的外部性具有雙向、交互和轉移外部性的特點。
(1)雙向外部性是指雙方相互的既對另一方產生外部性，同時又是對方產生的外部性的承受者。漁民為了獲得盡可能多的漁業資源單位而采用競爭性捕撈，由于漁業資源存量的減少，每個漁民獲得的資源單位流量也相應減少，從而導致漁民采取新一輪的投資新式捕撈工具，加重了捕撈成本的負擔，進而加速漁業資源的枯竭，每個漁民最后成為對方外部不經濟行為的犧牲者。
(2)海洋漁業資源中的外部性是交互的外部性，存在相互依存效應。愛倫·斯密德將這類外部性進一步的分為三種類型:技術性的外部性、金錢性的外部性和政治性的外部性。其中，由于規則的變化從而引起不同人的原有機會的改變或者原有的責任和自由的形式的改變被認為是政治性外部性。產權及其他制度安排的改變，都會產生政治性的外部性。一個自由入漁的公共漁場突然轉變成限制準入的具有中央集權的漁場，其所帶來的制度與政策的轉變都會影響漁民的行為。
(3)海洋漁業資源中外部性具有轉移外部性的特點，每個資源單位的使用者都想把一個經濟單位的代價強加在同一資源的其他使用者身上。于是過度捕撈成為常態，兼捕和低值漁獲物的丟棄是轉移外部性的表現，每個漁民的捕魚活動就減少其他漁民所能獲得的捕獲量。而隨著時間的流逝不斷枯竭的資源利用又引起代際間的外部性轉移，從而影響后代人的福利分配。
2、信息不對稱性與海洋漁業資源的過度利用
信息問題是影響漁民行為的重要因素，按照信息經濟學的觀點，“非對稱信息指的是某些參與人擁有另一些參與人不擁有的信息。”從兩個角度劃分信息的非對稱性，從非對稱發生的時間看，信息不對稱可能發生在當事人簽約之前，也可能發生在簽約之后，前者稱為事前非對稱，通常發生逆向選擇問題，后者稱為事后非對稱，會出現隱藏行動或信息的道德風險問題。事前非對稱的表現被人們觀察為事實不確定，比如全球漁業的現有生物狀態就反映了生態系統的不確定性，當人們不具有全部信息時，增大當前的利用程度或者采取多樣化的措施做一個風險規避者符合他們的利益。
五、我國漁業資源利用存在的問題
1、近海漁業資源過度利用，捕撈強度超過資源再生能力
在各個海區普遍存在漁船船隊規模過大，捕撈力量過剩、捕撈強度過大以及酷漁濫捕屢禁不止等問題。1989一2002年的14年間，海洋機動漁船總功率由6292899kw增加到2002年的13402425kw，增長了112.98%，年均增長5.99%;海水產品捕撈產量由5036394t增加到14334934t，增長了184.63%，年均增長8.38%。據估計，1959一1960我國黃海和東海海區的小黃魚資源可捕撈量達12萬t，到20世紀80年代末急劇降為只有2.5萬t。1999年南海區海洋捕撈產量達到334萬t，但根據專家的估算，南海北部的可捕撈量只220一240萬t，超強的捕撈使許多漁類資源正在或已經絕跡。
2、漁具選擇隨意性大，導致捕撈結構失調，秩序混亂
隨著人造纖維網具和冷凍設備的發展，大大提高了捕撈手段，加大了捕撈強度。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盲目增加船、網的數量，提高產量，進行掠奪性生產，必然促使近內海漁業資源日趨枯竭。
3、違規漁船數盆增加，船舶趨于小型化
2001年全國共有海洋捕撈漁船28.28萬艘，其中“三無”漁船7.7藝萬艘，占捕撈漁船總數的27.3%;三證不齊漁船5.88萬艘，占捕撈漁船數的20.8%。兩者相加幾乎占了我國海洋捕撈力量的一半。
六、我國漁業管理的滯后
漁業管理滯后主要體現在:一是體制不合理。《漁業法》規定，我國漁業管理實行“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原則，但有的地方過多地強調分級管理，而忽視了統一領導。“重生產，輕管理”、“重局部，輕全局”、“重產量，輕效益”等傳統觀念依然存在，使農業部提出的海洋捕撈零增長目標很難實現。二是漁業法規制度尚未完善。近幾年來，國家在漁業立法方面雖然作了大量的工作，但漁業法規仍未完善，如漁船的淘汰、買賣、更新、改造、檢驗、登記以及漁業行政主管部門內部監督機制等方面，缺乏完整系統的管理辦法，可操作性也不強。三是漁業執法隊伍建設不能適應當前漁業管理的需要，主要表現在執法人員素質參差不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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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資源的概念范文第3篇
一、關于海洋油污中長期損失賠償的司法原則目前海事審判實踐中，關于油污損害賠償范圍的爭議主要集中于油污損害的中長期損失的請求是否應予以支持。早在廣東湛江1997年“海成”輪油污損害賠償糾紛案的審理過程中就出現分歧，一審采納專家意見，認為中長期損失不屬于《1969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規定的賠償范圍，駁回了原告對中長期損失的請求。二審認為，上述公約沒有表明對中長期損失是否賠償的態度，油污以及清除油污造成的二次污染破壞了海洋原先的生態環境，從而造成漁業資源種類、數量及組成的改變，導致漁業資源長期逐漸衰退，這種影響在海洋環境中可持續數年甚至十幾年，即漏油影響漁業生態環境和漁業資源的時間是較長的。該損失是持續的，屬于《1969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所規定的滅失和損害。因此應按照恢復原狀所需費用來折價賠償，即賠償的金額應大體相當于使受損水域恢復到原來的生態狀況所需的費用，因此，該中長期損失應予賠償。在以后的油污損害賠償糾紛案 中，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也繼續對中長期損失的請求予以支持。
主張中長期損失不應列入油污損害賠償范圍的主要理由有：（1）中長期損失數額巨大，一般為資源損失，索賠的權利主體為國家。而近期損失及其他直接損失數額小，索賠主體多為單位或個人，這類損失的賠償直接關系到有關單位和個人的生產與生活，涉及面廣，社會影響大。如果允許對中長期損失賠償，數額巨大的中長期損失將與數額較小的近期損失一起平等參與油污責任限制基金的分配，結果眾多的近期損失的索賠主體只能得到很少的補償，從而導致事實上不公平；（2）中長期損失多是將來的預計損失，而不是現時的、客觀的、已發生的損失；（3）特別是目前油污損害賠償糾紛案中當事人或有關部門對中長期損失的調查預測方法、手段不科學，調查結果不準確，中長期損失索賠的事實依據不足。
筆者認為，在目前法律沒有作限制性規定的情況下，原則上中長期損失作為油污損失的一種形態，法院應當判決責任人予以賠償。理由是：（1）完全賠償是民事賠償的基本原則，《民法通則》、《環境保護法》、《海洋環境保護法》、我國加入的《1969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均沒有特別限制污染造成中長期損失的賠償。我國《環境保護法》第四十一條第一款只是規定，污染責任人“對直接受到損害的單位或者個人賠償損失。” 《1969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將“油污損害賠償”限定為“由于船舶逸出或排放油類后，在運油船舶本身以外因污染而產生的滅失或損害，并包括預防措施的費用以及由于采取預防措施而造成的進一步滅失或損害。”該定義并沒有排除中長期損失賠償之意，中長期損失與近期損失相比，不能說是直接與間接之分，而是損失表現的時間長短。（2）我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四條列舉的承擔民事責任的十種形式中，適用于環境污染的有五種，即：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恢復原狀、賠償損失。這里不論及其他責任形式，只談恢復原狀。恢復原狀是指將損害的財產或權利基本上回復到被侵害前的狀態。環境被污染后恢復原狀是必要的，是可能的，符合民事責任制度的宗旨。由于環境污染具有潛在性與漸進性，有的污染損害短時間內不可能立即發現，或不能短時間內立即恢復，一般來講，油污污染的中長期損害是客觀存在的，污染責任人有義務將受污染的環境恢復到污染前的狀態，包括補償并消除中長期損害。如果法院判令污染責任人恢復受污染環境的原狀（主要是治理中長期損害），一方面，如果責任人不具體履行恢復原狀的義務，法院難以具體強制責任人履行，但法院可責令責任人支付治理費用，補償損失；另一方面，責任人往往不愿曠日持久地治理受污環境的中長期損害，受害人又多傾向于直接索賠經濟損失。我國的環境污染防治法律、法規中沒有規定恢復原狀這一責任形式。因此，從恢復環境的角度出發，只要中長期損失存在，責任人就應當賠償中長期損失。（3）至于說如果將中長期損失納入索賠范圍，則眾多的近期損失索賠主體將只能得到很少的補償，由此推斷出中長期損失不應列入索賠范圍的結論，這似乎既不符合法律，又不符合邏輯。無論是中長期損失，還是近期損失，無論是數額大的損失，還是數額小的損失，作為損失存在的形態，均應當得到賠償。我們不能為了使某些損失得到更多的受償，而去限制或甚至否定其他可能更大損失的索賠，否則我們將陷于一種離奇的心理狀態，同樣是損失，“相煎何太急”？在現代法制“由契約到身份”的運動中，為了對某些群體或權利予以特別保護以達到社會的實質正義，法律可以規定某些權利優先受償，或限制對方權利，少有以剝奪同類權利予以平衡的現象。從政策導向上考慮，如果需要對眾多的小額近期損失索賠給予特別保護，在立法上或司法解釋中可以對中長期損失的索賠在數額上作適當的限制，而一概否定是不合適的。但目前沒有出臺限制性規定前，在審判實務中，對中長期損失的索賠應予以支持。（4）中長期損失多是將來的預期損失，而不是現時的、已發生的損失，這也不能成為不支持中長期損失索賠的理由。如果索賠的損失是可合理預見必將發生的損害，也應當屬于損害賠償的范圍。這在法律與司法實踐中有眾多的實例，如對傷殘者日后定期更換假肢的賠償等，未必要待必將發生的損失實際發生后才能給予賠償。作為國際上建設性的意見，1994年《國際海事委員會油污損害指南》第十一條規定：“環境損害的賠償（除利潤損失外），應限于已實際或行將采取恢復原狀的合理措施的費用。在對根據理論模式計算出來的損害作出抽象定量的基礎上所提出的索賠，不予賠償。”（5）中長期損失的調查報告不準確屬于事實問題、個案問題，不應上升成為法律上一概不支持中長期損失請求的理由。基于調查報告不準確與基于法律上的否定態度而駁回中長期損失的請求，分屬于事實依據不足與沒有法律依據兩類不同性質的原因，不能混淆。當然我們可以綜合環保部門的各種意見探討調查、預測中長期損失的科學方法，從而正確確定調查報告的采信標準。
綜上，筆者認為，在目前法律沒有明確限制性規定的情況下，在審判實務中，支持中長期損失的請求從我國現行法律的文意及內在的邏輯看是順理成章的，而不支持中長期損失的請求卻顯得理據不足。理論上不贊成支持中長期損失的立場在沒有被法律或司法解釋吸納前，支持中長期損失請求的司法立場應繼續堅持。至于中長期損失的調查報告不準確問題，當務之急是研究預測中長期損失的科學方法，確定中長期損失的采信標準。
二、關于船東強化反證油污中長期損失的建議在油污事故發生后，海事局作為海上交通安全主管部門首先赴現場進行船舶溢油事故調查，勘查油污事故現場，在當地政府的領導下組織清污，出具海事調查報告，分析事故原因。而海洋與漁業局作為漁業資源的主管部門，委托或者指派海洋與漁業資源環境檢測中心（以下簡稱監測中心）赴油污現場對漁業資源損失進行調查取證。而事后這兩個部門對油污損害程度描述時常存在較大差異。海事局稱：由于積極組織清污，油污得到了控制，污染不大。而海洋與漁業局稱：經檢測，污染面積大，漁業資源受到嚴重破壞。前者的工作人員指責后者夸大了損失；后者的工作人員指責前者夸大清污效果，孰是孰非，莫衷一是，這也給油污損害賠償糾紛的各方當事人埋下了一個爭議的伏筆。
監測中心一般對漁業資源損失進行如下調查：1、污染源調查；2、地理環境調查（污染區域及面積）；3、海況調查；4、水質監測，在調查海域設置若干采樣站，根據國家《海洋監測規范》、《漁業水質標準》采集海水樣品，測定海水石油類濃度，確定海水石油濃度超標（《漁業水質標準》的限定值）區域面積（如超標10倍、20倍以上水域面積）；5、漁業資源損失調查，在調查海域設置若干調查站，用監測船現場拖網調查游泳生物資源，對比近年來該區域漁業資源監測數據，分析調查水域漁業資源的變化情況，計算污染水域平均每小時漁獲率下降幅度，考慮游泳生物的回避效應，估算溢油事故造成游泳生物資源的損失率；經統一計量單位計算得出污染前的游泳生物資源的密度；以受污染面積 X 游泳生物資源損失率 X 污染前游泳生物密度，得出游泳生物損失量。以當地水產品的平均價格 X 游泳生物損失量，得出游泳生物直接經濟損失。目前一般采用專家評估法計算漁業資源損失，根據農業部《水域污染事故漁業損失計算方法規定》，天然漁業資源（中長期漁業資源損失）經濟損失額的計算，不應低于直接經濟損失中水產品損失額的3倍。據此，監測中心一般以預計污染水域漁業資源恢復原正常水平至少需 3年以上時間，并按照農業部的上述規定，以直接經濟損失的3倍計算得出污染水域天然漁業資源經濟中長期損失的數額。
海洋與漁業局代表國家向肇事船東提起漁業資源損失的索賠，首先委托監測中心調查取證，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資料（直接證據），并按照農業部《水域污染事故漁業損失計算方法規定》中的計算辦法計算出漁業資源損失，作出漁業資源損失的監測報告。而船東一般只是在訴訟中對監測報告提出種種異議，特別是對于監測中心按照農業部的上述規定以直接經濟損失的3倍計算污染水域天然漁業資源中長期經濟損失的數額，船東一直持有異議和疑慮，但并不能提出有力的反證，在舉證上處于消極、被動、防御的狀態。而根據民事訴訟證據規則，如果海洋與漁業局提供監測中心的監測報告，該監測中心具有鑒定資質，其監測方法又符合法規的規定，由此作出的鑒定結論應具備證據效力。而船東僅對鑒定結論提出異議，卻不能提供相應的反證予以支持，就不能推翻鑒定結論。監測報告中關于漁業資源損失的鑒定結論就應作為確定漁業資源中長期損失的依據。
船東收集證據上遲緩與消極，導致其在訴訟中處于不利地位，往往叫苦連天，甚至懷疑法院裁判的公正性，卻不懷疑自己的舉證能力。油污損害賠償的雙方當事人在訴訟中的信息不對稱，舉證能力失衡，法院依法裁判固然符合法律公平，但可能存在事實上的不公平，留下不和諧的社會隱患。為此，筆者建議：船東方面應建立健全油污事故調查預案，提高反應能力，在油污事故發生后，應立即組織清污，回收污油，減少入海油量，并委托鑒定機構計算實際回收的純油量，核實船舶當航次開始時的載油量、航次中的油耗、船舶發生溢油事故經封艙堵漏之后的剩余油量，從而準確計算實際入海油量，作為日后訴訟的一個有力反證。同時，應注意委托有資質的機構，最好申請法院證據保全，由法院委托有資質的監測機構，監測污染水域面積、污染水質、漁業資源損失率，并對污染水域的水質及漁業資源恢復狀況跟蹤監測1－3年。法院可考慮先中止審理該類案件，待跟蹤監測完畢后，結合各方的監測數據，認定漁業資源直接損失及中長期損失。如果跟蹤監測表明漁業資源短期內已恢復到原來的狀況，或損失幅度不大，則天然漁業資源中長期損失的計算就應相應調整。只有通過跟蹤監測，農業部規定的上述計算方法才能在實踐中得到進一步的驗證，切實消除船東的疑慮。
目前幾乎沒有船東能采取上述措施積極收集反證，而面對數千萬元甚至更高的漁業資源損失索賠，抱怨多而作為少。因此，船東舉證推翻監測中心關于漁業資源損失鑒定的案例很少。船東只有在船舶發生溢油事故后迅速反應，及時全面收集證據，積極準備反證，由“防御”轉為“反攻”，才能改變其在舉證上的弱勢地位。只有賠償糾紛的雙方當事人在訴訟中均充分舉證和對抗，法院居中認定的事實才能接近客觀事實，實現法律真實與客觀真實、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
三、關于研究制定油污損害賠償范圍與標準的設想。
海洋油污具有社會性、利益性、復雜性、間接性、長期性等特點，可能造成一系列的損害，包括：清污費用、采取預防措施的費用、調查費用等油污應急防治費用；漁船、漁具等海上及沿岸設施受污染的清洗修復更新費用；海水水產養殖損失；漁民因不能正常捕魚而遭受的漁業捕撈損失；海濱旅游、飲食服務業營業損失；其他用海的工業生產損失；漁業資源的短期、中長期損失；其他生態損失。生態環境具有很強的公共物品的特性，生態環境的所有權代表是國家，但國家并沒有對生態環境進行資產化管理。生態環境的價值是一種生態服務，而生態服務的價值難以貨幣化，且絕大多數生態服務的價值并未進入市場，而是免費提供的。生態的功能是綜合的，生態無價，漁業資源中長期損失也難以準確量化。但是，任何難以量化，乃至無價的權益進入民事賠償領域，最終須依據一定的標準予以量化定價。對海洋環境污染損害的貨幣化確定是認定損害賠償數額的關鍵，其困難重重，我們又不能回避，必須著力解決，出路就在于制度創新和各部門協力。
由于油污損害賠償除小部分物質損害外，大部分屬純經濟損失。純經濟損失賠償無論在世界各國的法律規定中，還是我國國內法中，均是一個正在歷經變革的難題，共識與分歧并存。我們進行制度創新解決這一難題（重點是針對漁業資源中長期損失等純經濟損失范圍與數額的認定），需要在正確解釋法律一般條款和補充法律漏洞的基礎上，進行比較法分析和類型化研究，尋求一種順應時代要求和滿足社會現實的合理方案。
（一）對法律一般條款的解釋法律的一般條款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和開放性，以高度的抽象涵蓋各種法律問題。對于新出現的法律問題，缺乏明確具體的可操作性規范時，只能借助于對一般條款的解釋。我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二款關于一般侵權的規定使用了“財產”一詞，第一百二十四條關于環境污染侵權無過錯責任的規定使用了“損害”一詞；我國《環境保護法》第四十一條規定：“造成環境污染危害的，有責任排除危險并對直接受到損害的單位和個人賠償損失。”《海洋環境保護法》第九十條規定：“造成海洋環境污染損害的責任者，應當排除危害，并賠償損失；……”。上述法條使用的“財產”、“損害”、“損失”等寬泛的概念，從字面上看應當包括油污中長期損失等純經濟損失；從社會經濟的發展看，也應當作這種解釋（見下述比較法分析和類型化研究），只是《環境保護法》使用了“直接”一詞，從損失發生的因果關系上對損害賠償的范圍進行了限定 .直接性至多只能作為控制污染損害賠償范圍的標準，而不是一概否定純經濟損失賠償的理由。
我國加入的《1969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第1條第6項對“污染損害”下定義為：是指由于船舶溢出或排放油類（不論這種溢出或排放發生在何處），在運油船本身以外因污染而產生的滅失或損害，并包括采取預防措施的費用以及由于采取預防措施而造成的進一步滅失或損害。我們首先應明確，該定義條款是對公約所調整的“污染損害”的限定，而不是對油污責任人損害賠償責任的限定。如果油污受害人遭受了除公約定義的“污染損害”外，還遭受了其他污染損失，受害人仍有可能依據其他法律向責任人索賠，公約的定義并無排除其他損失索賠的功能。而且公約在定義中同樣使用了“滅失”、“損害”一般性術語。對這些語義的解釋，仍應由法官依據國內法的一般觀念進行解釋。按照上述分析，公約定義的“污染損害”也是一個寬泛的術語，應解釋其包括漁業中長期損失等純經濟損失。至于英國等其他國家以及國際油污損害賠償基金組織不支持油污中長期損失的做法，其中肯定有法律與事實上的種種原因，我們在沒有查明原因前，不能僅參照其處理結果而盲目跟風，國外的一些實踐至多僅作為我們解釋公約的參考，不含有我們必然采納的邏輯。
（二）比較法分析油污損害同電纜毀損、航道阻塞船舶受困案件、不實陳述、產品責任、第三人侵害債權、侵犯知識產權等案例類型一樣均是純經濟損失的典型案例。純經濟損失索賠的法律保護是侵權行為法上最困難的課題，在損失范圍上具有不確定性，而且還有各種利益衡量。隨著世界經濟交往的頻繁和眾多國家市場化程度的提高，純經濟損失糾紛將經常大量發生，各國在兼顧自己法律傳統的同時，努力在法律理念和法律技術上演進，試圖妥善處理好日益增多的純經濟損失糾紛，以適應日新月異的社會。在對各國法律進行比較分析時，還在整個純經濟損失的范疇中進行案例類型比較，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各國規范純經濟損失賠償的立場和方法，我們也許能從中找到我國解決海洋油污損害賠償糾紛的因應之道。
純經濟損失是被害人所直接遭受的經濟上的不利益或金錢上的損失，它并非是因被害人的人身或有形財產遭受損害而間接引起的，或者說，它并非是被害人所享有的人身權或物權遭到侵犯而間接引起的。純經濟損失是英美法上的常見概念，英國早期判例確立了原告索賠因第三人財產受損而遭受的純經濟損失不予支持的排除性規則；但英國法官Lord Atkin在1932年發生的Donoghue v. Stevenson 一案中提出了著名的“鄰人原則” ，允許原告向違反注意義務的人提出純經濟損失索賠，弱化了排除性規則的適用；以后隨著純經濟損失案例增多，英國法官在處理上存在反復和不確定性，總體上仍然采取消極限制的態度。美國也存在因過失引起的純經濟損失不能獲得賠償的排除性規則，但又表現出開明的態度，傾向采用“鄰人原則”，由此衍生出許多因過失引起的純經濟損失索賠的案例，并在立法上開始對某類純經濟損失賠償進行規定，如1990年8月頒布了有關在可航水域或鄰近海岸傾倒油污的責任的聯邦法規，規定責任人要負責賠償清污費用和其他一切損失，尤其是，利潤損失或因不動產、動產、或自然資源的損害、破壞或喪失而造成的謀生能力的削弱均可獲得賠償。在該油污責任下，受污染海域鄰近的旅館、餐廳所受純經濟損失等都可獲得賠償。該油污責任有最高限額，根據溢油船舶噸位最高可達一千萬美元，聯邦基金也可提供部分額外補償。
漁業資源的概念范文第4篇
關鍵詞：休閑漁業；現狀；思考；宜秀區
中圖分類號 F326.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7731（2016）02-110-02
休閑漁業是利用漁業資源和生產條件，發展觀光、休閑、旅游的一種新型漁業生產經營形態，也是調整漁業結構，改善漁業環境，深度開發挖掘漁業資源潛力，增加農民收入的新途徑。也就是集漁業與垂釣、餐飲、觀光為一體，與現代旅游業相結合的一種新型產業。從2013年開始，宜秀區成功地舉辦了“安慶（宜秀）.雙山湖河蟹節”，拉開了發展休閑漁業的序幕，隨著休閑漁業的不斷發展也給宜秀漁業經濟發展提供了新的增長點，為當前宜秀漁業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休閑漁業是以漁業活動為基礎，集漁業與垂釣、餐飲、觀光為一體，與現代旅游業相結合的一種新型產業。一方面可以充分挖掘開發漁業旅游資源，調整、優化漁業結構，拓寬漁業功能，延伸水產產業鏈，發展漁業休閑服務業；另一方面可以提高農民素質，挖掘、保護和傳承漁業文化，進一步發展和提升漁村文化，增加農民收入。
1 宜秀區休閑漁業現狀
安慶市宜秀區地處長江中下游北岸，濱江臨湖，區內湖泊、池塘、水庫、河溝星羅棋布，水產資源豐富，水質清新，自然條件優越，交通十分便利，距主城區不足15kg，206國道、安樅公路、新安北線貫穿其中。養殖水域面積0.93萬hm2，其中精養魚池0.12萬hm2，湖泊0.78萬hm2，水庫、河溝0.03萬hm2。湖泊面積占水域總面積的85%，水庫面積占內陸水域總面積的1.3%，池塘面積占水域總面積的13%。常見重要經濟價值的魚類有20余種。湖泊、水庫周圍風景秀麗為發展休閑漁業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以魚為主的餐飲、垂釣、娛樂、觀賞經營體逐年增加，涌現出了一批像石塘湖、安慶水產養殖有限公司等省級休閑漁業基地，截至2015年底全區環湖靠山“漁家樂”、休閑漁業基地已達385個，垂釣覆蓋面積0.27萬hm2，休閑漁業產值8 800多萬元，利潤超3 200多萬元。而真正地實現宜秀“吃、玩、購、住”一條龍服務的漁業休閑處于剛剛起步階段。
2 發展休閑漁業過程中存在的難點與不足
2.1 思想認識不足 全區未形成統一認識，大多數從業者的思想素質較低，對休閑漁業認識不足，理解不透徹，簡單地認為釣釣魚、吃吃飯就算是休閑漁業，不能正確地把握休閑漁業概念；同時對安慶市出臺的各項促進現代農業（休閑漁業）發展的政策沒有充分理解，政策把握不準，存在著某些疑慮。
2.2 資金短缺，投入不足 資金短缺問題一直是制約宜秀休閑漁業發展的一大重要因素。休閑漁業的發展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發展休閑漁業的資金都是靠從業者自身積累的利潤來滾動發展。國家政策性投入少，銀行融資十分困難。
2.3 從事休閑漁業的勞動者素質偏低 經過幾年的發展，我們了解到宜秀從事休閑漁業的勞動者大多數素質偏低。一些非專業的農民，接受專業文化教育程度較低，缺乏一定的知識和技能及專業技能培訓。同時由于他們思想比較保守，滿足于簡單經營，離現代休閑漁業的要求相差較大，因而服務意識淡薄，影響了休閑漁業的質量水平。
2.4 缺乏統一規劃，經營類型單一 宜秀區休閑漁業沒有形成統一的規劃。全區雖有漁業中長期規劃，但對休閑漁業這塊尚無具體目標和措施，沒有指導性計劃指導群眾發展休閑漁業。當前，宜秀休閑漁業的類型仍然是以垂釣型和生產經營型為主。綜合開發水資源的觀光型和集科普教育、觀賞娛樂為一體的展示教育型休閑漁業現在還很缺乏，集觀賞、垂釣（捕撈）、住宿、餐飲、娛樂、度假于一體的大規模休閑場所建設目前還剛剛起步，尚未形成規模。
3 發展休閑漁業的建議
宜秀區在新的一輪發展休閑漁業過程中，要統一思想，不斷完善市場管理機制，提高執業人員的素質水平，統籌規劃，合理布局，促進休閑漁業在宜秀快速健康發展。針對以上思路，在發展休閑漁業的過程中，要著重把握好以下幾個方面工作。
3.1 漁業部門要統一思想，科學規劃 針對宜秀區“宜游宜秀”建設的發展定位，充分把握漁業與旅游關系，漁業部門要統一思想，提高發展休閑漁業的認識，結合宜秀區漁業“十三五”規劃的編制，合理地規劃休閑漁業發展，做到科學規劃、合理引導、能發展的則大力發展，堅決杜絕盲目發展和惡性競爭，創新理念，以特色漁業為主題，充分融入觀賞、科普、餐飲、體驗、節慶等形式的多元文化休閑漁業。
3.2 發揮漁業資源優勢，突出特色，形成品牌 要充分利用宜秀區的漁業資源優勢，在經營上打破單一生產、單一垂釣的簡單模式，打破行業界限，集中人力、財力、物力創建品牌，如“皖江”、“石塘湖”等系列水產品牌。目前在龍山風景區、石塘湖畔、鮑沖湖等地，從事垂釣、餐飲休閑漁業的已經發展到385個。雖然還處于起步階段，隨著日趨興旺的“漁家樂”游，勢頭良好，前景廣闊。在特色上做文章，在規模上下功夫，在效益上求突破。石塘湖是全國首批農業旅游示范點，要運用好這塊牌子，唱響休閑漁業大戲，建立好高效漁業養殖，集游覽觀光、休閑垂釣、農家娛樂于一體的生態漁業文化旅游勝地。
3.3 政府加大支持力度，增加漁業資金投入 發展休閑漁業，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憑借漁（農）民自己的積蓄是遠遠不夠的，結合“宜游宜秀”建設，積極爭取政府對從事休閑漁業的養殖場、漁民給與一定補助，鼓勵發展休閑漁業。同時要加強招商引資工作力度，引進一批具有一定經濟實力的企業，利用他們的經濟和技術優勢來促進宜秀區休閑漁業發展。
3.4 加強技術培訓，不斷提高漁業勞動者從業素質 休閑漁業是一項新興的產業，也是一種新的旅游資源，同其他任何產業一樣，休閑漁業需要具有一定知識技能的、較高水平的工作人員。我們要結合實施宜秀區農民專業技術培訓項目，加大對休閑漁業從業人員的培訓。要進行漁業知識、法律常識、衛生知識、旅游知識、安全防范意識的培訓，不斷提高休閑漁業從業者的素質。
3.5 堅持環境保護與休閑漁業開發協調發展 休閑漁業是以生態環境為依托的產業。在開發中必須依托生態環境進行，堅持生態平衡、環境的保護與休閑漁業開發協調一致的原則，把生態文化、生態養魚、生態捕撈等融入休閑漁業開發的全過程，實現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統一。因此要搞好總體規劃，分步開發，健康發展。
漁業資源的概念范文第5篇
關鍵詞國際法海洋漁業法律制度
作者簡介：陳麟，北京隆安（貴陽）律師事務所，西南政法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國際法。
中圖分類號：D920.4文獻標識碼：A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12.068
2020年10月10日，馬來西亞海事執法機構（MMEA）在柔佛附近水域扣押6艘漁船，逮捕船上的60名中國漁民。馬來西亞海事執法局稱，該案件正處在調查過程中，并稱違反馬來西亞法律規定的中國船員將面臨高額罰金及監禁的處罰。海洋漁業所包含的漁民、漁船、捕撈行為、捕撈權及海洋生態環境的管理和養護等要素在發展中面臨的保護問題顯得至關重要。如不能完善相關制度加以合理有序的保護，必然會阻礙海洋漁業的可持續發展。
一、我國海洋漁業的法律制度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海洋漁業國內立法及存在的問題
1.我國海洋漁業國內立法現狀。我國海洋漁業國內立法中比較明確的是圍繞海洋漁業涉及的法律關系的調整。關于海洋漁業的概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雖未作出明確的規定，但根據其第一章之第二條之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水、灘涂、領海、專屬經濟區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的一切其他海域從事養殖和捕撈水生動物、水生植物等漁業生產活動，都必須遵守本法”，明確可知：海洋漁業是指捕撈和養殖海洋漁類及其他海洋經濟動植物以獲得水產品的生產活動。一般來說，海洋漁業因離海岸的遠近不同，可分為近海、外海、遠洋漁業。顯然，針對海洋漁業的種類也作出了劃分。
總體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的主要內容根據調整客體的不同大體分為四個部分：養殖業、捕撈業、漁業資源的增值和保護、法律責任。其中大部分內容主要圍繞海洋漁業的行政監管主體、監管方式、監管措施、監管客體以及需承擔的法律責任。
2.我國海洋漁業國內立法存在的問題。我國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雖然規定對海洋漁業在我國管轄范圍內進行行政監管，但是缺少對涉外海洋漁業的相關規定，導致執法力度差。例如：若發生他國海事執法局扣留我國漁船、漁民的事件，國內立法缺少專門的應對措施、司法程序。同時，我國海洋漁業國內立法也缺少對新領域的探索，與海洋漁業發展的新領域切合度較差，籠統且可操作性差。
（二）我國參與的海洋漁業國際公約及存在的問題
1.國際法上沒有關于海洋漁業所有權的法律制度，我國因此容易在立法上陷入難以明確海洋漁業資源的基礎法律地位的盲區。我國陸續加入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等多個關于發展海洋漁業的國際公約和協定，上述公約及多邊協定中確立了漁業法律框架。例如，《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二條、第四十九條、第五十六條第一款（a）項、第六十二條第二款、第七十七條……中針對各海洋區域中的海洋資源的法律地位作出了明確的約定。與之相對應的我國國內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中對漁業中的養殖業、捕撈業的監管部門、漁業的增值保護以及法律責任作出了規定，但缺乏對于海洋漁業在各海洋區域發展的規制制度。在國際法中沒有關于海洋漁業資源的所有權制度的情況下，我國陷入因國內法無法明確海洋漁業資源的基礎法律地位而導致不可避免的漁業糾紛。
2.我國加入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關于海洋漁業的規定與實踐互相矛盾。目前全世界范圍內普遍存在海洋漁業發展的理論在實踐中存在分歧，有待通過進一步實踐彌補條約法的不足。例如，《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六十二條第二款、第三款之規定：“專屬經濟區若存在剩余漁業資源，沿海國在沒有捕撈全部可捕量的情況下，應準許其他國家捕撈可捕撈的剩余部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六十二條第二款、第六十九條、第七十條之規定，強調內陸國和地理不利國對沿海國剩余漁業資源的開發權利；然而，實踐中沿海國往往基于本國的利益考慮，不僅有著廣泛的自由裁量權，且會依據本國的自由裁量權設置規則，在該規則項下制定一系列的保全措施以保證規則的有效實施，這些規則包括但不限于登臨、檢查、逮捕等，同時配置了一整套的司法程序，甚至對于違規進行海洋漁業作業的漁船、漁民建立了嚴格的懲罰機制[1]。例如，馬來西亞《漁業法》和1952年《商船條例》規定，違反馬來西亞法律規定的船員有可能面臨最高60萬林吉特或最高兩年監禁，或兩者兼施的處罰，而針對船長的處罰金額更高，達到600萬林吉特。綜上所述，實踐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強調的捕撈剩余量之間存在矛盾，有待積累更多的實踐經驗，彌補條約的不完善之處。
3.《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難以應對海洋漁業不斷出現的新領域，在新興領域問題上爭議較大。在海洋資源的開發中不斷出現新的領域，對持續發展海洋漁業有著重要的意義，但國際海洋漁業的法律制度難免在應對新的發展領域時存在缺失、滯后，甚至在新興領域問題上一直處于爭議之中。例如，20世紀70年代，人們開始發現“區域”上存在海洋生物資源。參見《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一條第一款，“區域”是指國家管轄范圍以外的海床和洋底及其底土。“區域”內的定居物，也就是大量有研究和利用價值的微生物資源，由于沒有達到一定的捕撈數量，無法形成漁業活動，但是未來的發展前景無可估量，所以有討論的必要性。目前針對“區域”內的定居物，存在兩種分歧的觀點：一種是發達國家主張適用公海制度，該主張明顯定性“定居物”的法律屬性為共有物；一種是發展中國家主張“人類共同繼承財產”的觀點，根據此觀點從而必然引發《海洋法公約》的修法問題，涉及到由哪個組織代“人類”進行管理、是否成立新的組織或擴大國際海底管理局的職能、收益分配問題等。顯然，適用哪一種觀點創新制度，有待進一步的實踐最終得出合理結論。
二、如何完善我國海洋漁業保護的法律制度
（一）我國應當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積極參與、探討國際海洋漁業法律制度，加強我國海洋漁業國內立法
我國應該在全面適應新的國際海洋秩序的基礎上推動構建公正合理的國際海洋秩序，制定完善的漁業發展的法律法規。在一些周邊國家與我國的海洋劃界和權益爭奪問題上，加強國際外交、積極參與區域漁業管理組織事務和與多邊談判，推進漁業合作，進一步明確劃界、主權歸屬問題以及各海洋區域中的海洋資源的基礎法律地位，避免給漁民開展海洋漁業活動的具體可控區域造成混淆，最終導致不可逆的漁業糾紛。[2]同時，我國需積極參與到國際海洋漁業事務中，與大范圍內的世界各國積極探討各自的權利、義務、懲罰機制、司法程序等，達成多邊協議，特別著重改進爭端解決機制。在此基礎上，加強保護我國海洋漁業發展的國內立法。
（二）全面考量海洋漁業的涉外因素，改善我國漁業立法不完備、籠統的狀況
在此所談及到的海洋漁業發展中包含涉外因素也要全面考量，涉外因素包括主體、法律關系及客體的涉外，而其中涵蓋漁業捕撈、漁業生產、漁政護漁、漁政合作等不同的方面，因此海洋漁業的保護問題的法律制度需要針對不同的因素，在結合不同方面的發展所觸及到的問題都制定具體和詳細的規定。在出現漁業摩擦和漁業糾紛的事前、事中，可以防范和減少漁業摩擦、力避沖突升級。
（三）加大政府監管、執法力度，制定和完善在對外海洋漁業監管、維權、執法管理和應急處置的法律法規
1.加強政府對內監管、執法管理國內立法。加大政府的政策扶持的力度，同時提高漁民海洋作業的準入門檻，加強對漁業生產和漁民的法制教育，規范漁民的海洋捕撈活動，繼續以“零容忍”的態度依法查處違規漁業、捕撈違禁魚類、過度捕撈等行為，完善海洋漁業“黑名單”，堅決打擊“IUU”，對于違法進入他國敏感海域和管轄海域的作業漁民加大懲罰的力度，將違法作業的行為在國內予以遏制。[3]
2.制定和完善政府對外維權、應急處置國內立法。完善漁政巡航方式，在對外海洋漁業監管、維權、執法管理和應急處置方面完善和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因海洋漁業作業的開展有時可能會觸及到他國海上利益的發展而應當建立溝通協商機制和相應的法律制度，明確駐外使館的應急措施、處理后續事宜的具體工作；同時，整合海上執法力量，加強漁政和海警能力建設，對內形成相關部門和省區的聯動機制，以便控制事態。
（四）積極參與國際海洋漁業實踐中，探索海洋漁業新領域的法律制度，實現理論與實踐的有機統一
我國海洋權益摩擦日益凸顯，而海洋漁業發展涉及多方面、多因素，總體而言錯綜復雜，而我國的海洋漁業制度尚不完善，海上維權和執法管理能力相對薄弱。與其他國家深入探討妥善開展周邊漁業協定的談判與執行，做好漁業水域管理，參與到漁業管理事務中，積極加入應對不斷出現的新興領域，同時不斷積累經驗，為完善我國海洋漁業制度打下堅實的實踐基礎，不斷積累經驗，達到實踐與理論的有機統一，以實現對海洋漁業問題的制度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