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張性的財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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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范文第1篇
【關鍵字】宏觀經濟，財政政策，貨幣政策
對一個國家來講，它的宏觀經濟目標包括促進經濟增長，維持物價穩定，降低失業率和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政府在宏觀經濟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無論是出于協調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還是出于穩定物價、擴大就業的需要以及參與國際競爭、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需要，政府干預經濟或參與經濟在世界大多數國家早已成為現實。
一、政府在宏觀經濟中的作用
市場經濟自發性、盲目性與滯后性的天然缺陷使市場失靈在所難免。高效的政府調控是市場正常運作的必要保障。因而，現代市場經濟應該是市場調節與政府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
政府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其宏觀政策的選擇與應用上。宏觀經濟政策是指國家或政府為了增進整個社會的經濟福利、改進國民經濟的運行狀況、達到一定的政策目標，而有意識、有計劃地運用一定的政策工具來制定解決經濟問題的指導原則和措施。宏觀經濟政策包括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和對外經濟政策等。
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一）財政政策
1.財政政策的含義
財政政策是政府為了達到一定的宏觀調控目標，對稅收、政府購買、政府轉移支付進行調整以影響總需求，進而影響國民收入和產出的政策措施。財政政策包括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緊縮性的財政政策。簡單地說，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是增支減收，緊縮性的財政政策是增收減支。
2.財政政策的傳導機制
以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為例，它發揮作用的傳導過程是：當政府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時，可以通過減稅，增加政府支出（如增加政府購買或增加轉移支付），以及增加投資津貼來實現。假設增加政府購買，政府購買作為總支出的一部分，增加了總支出（Y = C+I+G+X-M， G，Y）；而當產品市場均衡時，總收入應該等于總支出，由此，總收入也增加。因此，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可以引起國民收入增加。而政策實施同時也會產生反作用：當國民收入增加時，人們對貨幣的交易預防需求隨之增加，在貨幣市場均衡的條件下，投機需求就必須減少，而投機需求與利率是負相關的關系，因此利率上升；利率作為投資的成本，導致私人投資下降；而私人投資作為總支出的一部分，帶動總支出的減少，從而引起國民收入的下降（G， L=k*Y-h*i， Y， L，i，I，Y）。政府購買增加導致私人投資減少的作用，在經濟學中被稱為“擠出效應”。同理，政府運用另外兩個工具，即稅收和轉移支付，其變化會引起個人可支配收入的變化，從而影響消費，而消費作為總支出的一部分又影響了整個支出與收入。當然它們在實施的過程中同樣具有一定的反作用，而反作用程度的大小直接影響財政政策的實施效果。
3.財政政策的決定因素與實施效果
財政政策的決定因素與IS和LM線密切相關。在IS線斜率不變的情況下，LM線越平緩，財政政策越明顯；反之，LM線越陡峭，財政政策越不明顯。在LM線斜率不變的情況下，IS線越平緩，財政政策越不明顯；反之，IS線越陡峭，財政政策越明顯。而在特殊情況下，在古典主義極端情形下（長期，LM線為豎直的直線時），財政政策完全無效；在凱恩斯主義極端情形下（短期，LM線為水平的直線時），財政政策完全有效。
擠出效應也是影響財政政策的因素之一。當擠出效應效果大時，貨幣政策不明顯；擠出效應小，則效果明顯。擠出效應體現在圖形上就是IS與LM線的斜率，IS線平緩，LM線陡峭，代表著較為顯著的擠出效應。因而擠出效應對財政政策效果的影響在本質上仍可歸結為IS和LM線的問題。
（二）貨幣政策
1.貨幣政策的含義。貨幣政策是政府為達到一定的宏觀調控目標，通過中央銀行對貨幣供給量進行調整來改變利率，進而影響國民收入與產出的政策措施。貨幣政策也分為兩種：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簡單地說，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是增加貨幣供給量（放松銀根），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是減少貨幣供給量（緊縮銀根）。具體實施時，央行可以通過調整（再）貼現率，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以及公開市場操作來實現。
2.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以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為例，貨幣政策對國民收入的傳導作用是：當央行擴大貨幣供給量，利率就會隨之下降，以利率為成本的投資便會增長，從而拉動總支出，使總收入增加（Ms，i，I，Y）。與財政政策相似，貨幣政策的實施同樣具有反作用：貨幣供給量的增加導致人們手中的錢增多，從而交易預防需求增加，交易預防需求與收入是正相關的，因此貨幣需求也增加，貨幣需求的增加，又使得利率上升，利率的上升導致私人投資下降，私人投資作為總支出的一部分，帶動總之出的減少，從而引起國民收入的下降（L= k*Y-h*i，L，i，I，Y）。
3.貨幣政策的決定因素與實施效果
貨幣政策的決定因素同樣取決于IS與LM線。在IS線斜率不變的情況下，LM線越平緩，貨幣政策越不明顯；反之，LM線越陡峭，貨幣政策越明顯。在LM線斜率不變的情況下，IS線越平緩，貨幣政策越明顯；反之，IS線越陡峭，貨幣政策越不明顯。而在特殊情況下，在古典主義極端情形下（長期，IS線為水平的直線時），貨幣政策完全有效；在凱恩斯主義極端情形下（短期，IS線為豎直的直線時），貨幣政策完全無效。
綜上，從直觀角度講，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實施的效果與IS線及LM線的斜率密切相關。一般情況下，若一國IS曲線比較陡峭，而LM曲線比較平坦，則財政政策效果好；若IS曲線平坦，而LM曲線陡峭，則貨幣政策效果好。
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執行過程中產生的一些實踐性的問題
總的來說，我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實施在宏觀經濟的調控中取得了較好的效果，然而在執行過程中還是存在一些實踐性問題：
1.執行政策的時機問題。從理論上講，執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應該“逆經濟風向行事”，即在經濟低迷時一般執行擴張性的政策，在經濟過熱時實施緊縮性的政策。而實際執行過程中，即前面所述的傳導過程，在實際經濟中真正發揮作用是需要時間的。也就是說，從政府意識到經濟中存在的問題到制定政策再到實施政策及政策發揮效果，其間存在時滯。每個國家都有經濟低谷與高峰交替的經濟周期現象，如果在經濟低谷時執行了擴張性的政策，而政策時滯時間長，經濟已經向高峰邁進的時候才充分發揮作用，那么擴張性的政策將推動經濟的過熱，這違背了政策實施的初衷。因此，準確地預測好時滯，把握好政策實行的時機，非常重要。
2.執行政策的綜合運用問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綜合運用往往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然而在實際操作中，不可避免的會出現過度使用其中一種而忽略另一種的作用。如片面強調財政政策，通過過多的政府支出來調節經濟，忽視相應的貨幣政策的運用，往往會造成人為的經濟失衡。
3.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實施的微觀基礎不夠健全。經濟結構不合理，導致政策的傳導機制的作用發揮緩慢，政策的不確定性比較大。
4.金融市場不夠健全，利率機制的調節作用有限。由于金融市場的不完善，監管水平低，政策的實施效果有時會大打折扣。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其他因素影響政策的實施效果，如貨幣政策效果會因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化而變化，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難以避免等。
四、提高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效果的建議
1.政府盡可能的提高決策的效率，減少各環節占用的時間，盡量減少時滯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負面影響，提高經濟調控的效果。
2.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有機結合起來。這樣更有助于發揮政府對宏觀經濟調控的有效性，僅依靠其中之一是不全面的。比如，在一般蕭條的時候，政府會使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如增加政府購買或減稅來增加國民可支配收入，拉動經濟，同時會采取較為溫和的貨幣政策甚至是緊縮的貨幣政策來防止政府拉動經濟可能帶來的通脹。
3.改善微觀基礎。健康的微觀經濟主體能夠減少政策實施的不確定性，使政策效果更為充分地發揮。因此，要提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果，就必須重視和充分發揮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建立起與市場經濟體制相容的微觀運行機制，強化它作為市場主體的性質和功能。同時要優化經濟結構，無論對于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而言，其效應的形成機理都是在一定經濟結構內，通過最初政策變量的改變與其他變量的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如果經濟結構不合理，即使是適當的財政、貨幣政策也不能發揮應有的效果。因此，要促進傳統部門的產品升級換代，促進新興產業部門的發展，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4. 完善金融市場。金融市場是貨幣政策以及政策傳導和發生作用的重要條件，培育健全的金融市場，是實施有效地財政、貨幣政策的前提和內容之一。在前面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實施的傳導機制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貨幣市場上諸多因素如利率等對于政策實施效果有著顯著影響。完善金融市場，逐步實現市場化的利率機制，讓利率真正成為資金的“價格”，充分發揮調節作用，對于財政和貨幣政策的有效實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時，要注重開發金融產品，鼓勵和引導各種金融機構進行產品創新和有利市場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創新，提高金融市場監管水平，使金融市場向著完善、穩定的方向發展，保障政策實施的健康環境。
5. 提高、刺激消費的有效性。財政政策的實施中，消費作為總支出的一部分拉動國民收入的作用不容小覷，要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就要使刺激消費的作用更加充分。而人們最終是否會增加消費，取決于消費能力和消費傾向。因此，要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來增加他們的消費能力，高收入階層的消費傾向，這些是加強消費刺激作用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要健全社會保障制度。當前，城鎮居民消費傾向偏低，儲蓄傾向偏高，與我國教育、醫療、養老、失業扶助、貧困救濟以及住房制度改革都有密切關系。人們緊縮即期消費，為未來儲蓄，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滯后造成的結果。必須加快建設社會保障制度，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框架，建立和完善公共教育、公共衛生醫療、就業扶助、貧困救濟和養老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提高政府對這些方面的支持力度，擴大城鄉居民的受益范圍，消除消費者的后顧之憂，這樣才會有更多的資金流入消費領域。
總之，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之中，人類選擇了市場，但市場機制的發展必然以高效的政府管理為依托。政府在宏觀經濟中的作用是舉足輕重的，必須要引起各國的高度重視與思考。
參考文獻：
[1]曼昆，《經濟學原理》第三版，機械工業出版社，2003年版。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范文第2篇
1997年7月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嚴重打擊和損害了亞洲各國經濟，對我國的經濟也造成了嚴重的外部沖擊。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府采取了對內啟動內需、對外擴大出口的宏觀政策組合，消除外部沖擊可能帶來的各種連鎖反應，積極財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從當時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看，這些政策的出臺還有著更深層次的背景。首先，我國宏觀經濟的態勢已由供給短缺轉化為生產的全面過剩；由通脹轉變為通縮。其次。我國經濟發展的目標已由實現傳統的工業化轉換為實現工業化和信息化的雙重目標；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長為主要標志的經濟增長轉變到追求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全面協調發展；由強調效率優先的市場化改革轉變為同樣重視社會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國已經進入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重視法治和規則，提升國際競爭力和綜合實力，改善經濟增長的效益和質量是新階段提出的新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客觀上就要求我國的財政體制和收支結構進行更大范圍、更深層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實現經濟體制和增長方式的轉變。因此，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能簡單看作是一項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它更是一項結構性的財政政策。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
積極財政政策首先是一項應急措施，是為了化解外部沖擊，擴大內需和支持出口，確保經濟增長的短期擴張性措施：但是，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從一開始，就不僅是一項短期擴張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長期內容；它不僅是一項總量政策，同時又是一項結構性政策。
(一)積極財政政策是擴張性政策和結構性政策的組合
在規范的經濟理論中，有幾點是既定的：一是給定了比較完善規范的市場經濟體制；二是結構和技術問題只在中長期才發生變化。在這些條件下，以解決總有效需求不足為目標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增加財政支出或減稅等，來刺激需求并帶動整個經濟增長。
因此，從中國實際出發來界定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就不能把它簡單看作是規范濟理論中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簡單地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通過擴張或緊縮性財政政策來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財政政策有效，就必須有結構性政策的配合。
(二)積極財政政策包含公共財政的體制改革
在一般意義上，財政職能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一是對宏觀經濟調節的職能。即反周期政策。這種政策只能在短期內使用，而且受財政紀律和政策規則的約束。二是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能，即提供市場不能提供或提供數量不足的公共品和準公共品。三是社會公平職能。通過財政轉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來調節地區和個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勵和引導職能。通過財政支出和稅制激勵調節微觀主體(企業)的行為，從而引導經濟資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積極財政政策的性質和特點
(一)政策的階段性
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在當前我國出現了需求不足，投資、出口和經濟增長乏力。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加劇等特殊情況下，在政策環境允許的限度內，所采取的一種階段性或暫時性的適度擴張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在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完全到位，企業機制轉換也尚未完成。體制性和結構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況下，不宜也不能實行全面擴張的財政政策，而只能實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資、開拓市場、擴大內需，又有利于調整和優化結構，促進體制改革深化的財政政策，即應該實行定向性的財政政策。
(三)政策的復合性
擴大內需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因此，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就其自身而言，沒有局限于擴大財政對基礎設施投資這一個方面，而是以擴大需求為主旨，注重多項政策手段的綜合運用，體現了政策復合性。
四、積極財政政策的財政風險
(一)幾年來積極財政政策導致赤字率和債務率不斷增加。我國幾年來連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導致各項反映財政狀況指標呈現逐漸惡化的趨勢，赤字率(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經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債務率(國債余額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歐盟《馬約》確定的赤字率和債務率標準不是公認的國際警戒線。赤字率和債務率并不是判斷財政風險的唯一標準，要結合具體國情主要是經濟增長和利息支出進行綜合考慮。
(三)中國財政短期內風險不大，但長期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確有財政風險。按照前面的分析，雖然幾年來財政支出迅速增長。赤字率和債務率上升較快，但由于同期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也較快，目前財政風險并不大。但如果從中長期看。中國財政風險有累計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規模增加稅收的條件并不具備，未來財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經濟增長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長期內仍需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結構性職能要求財政支出規模不能減少。支出壓力較大。
(四)中長期財政風險的限度。在中長期內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必須考慮財政風險是否有可持續性的問題，即未來政府能否償還到期債務。如果隨著債務積累。政府既無法利用財政節余償還債務，也無法通過發行新國債償還舊國債，政府只剩下兩個選擇：使國債貨幣化或宣布廢除舊的債務。前者意味著征收了通貨膨脹稅，后者意味著國家信用破產。無論哪種情況出現。都意味著財政風險轉化成為財政危機。
五、積極財政政策下一步調整的方向
無論積極財政政策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它僅僅是一項階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當其初始目標完成后，就應當考慮它的淡出、轉型和調整的問題。
(一)積極財政政策在總量上的投入應逐步由擴張轉為適度調整。從現階段的實際出發。積極財政政策中以反周期為主要目的的擴張功能應當淡出。
(二)積極財政政策應加快向體制性、結構性政策轉型。積極財政政策由擴張性轉為體制性、結構性政策后，為保證政策調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時間保持一定規模的赤字，來達到加快推動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繼續擴大對外開放，促進攻堅階段的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基礎設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積極財政政策在機制上應逐步由應急性決策轉向“規則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資機制。自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人們最關注的是財政風險、國債投資效率以及公共財政的功能性改革等問題。要防范財政風險以及可能引發的金融危機，推進公共財政體制改革，在反周期擴張性財政措施淡出后，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一方面為國家重大戰略實施提供資源引導力的保障：另一方面。應加強財政政策的規則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國債投資進入、退出的標準。保證財政政策的連續性、規范性和公開性，堅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財政資源和國債投資的使用效能。
(四)積極財政政策在投資領域應縮短戰線，并按照貫徹“五個統籌”要求調整投向。積極財政政策的一項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擴大內需的主角讓位于消費和民間投資，公共投資的范圍是不與民爭利，在建立公共財政的體制框架的同時，掃除消費和民間投資增長的相關障礙。因此，適度規模的國債投資只可能有限解決目前最緊迫、最根本的發展問題，而把其他的發展問題留給市場和民間投資。
(五)積極財政政策要進一步強化社會保障職能。社會保障支出是財政的基本職能之一。從中長期看，我國社會保障壓力是由三個因素組成的：一是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進。社保覆蓋面將大大擴展，不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之后應該被納入到社會保障體系中，而且社保范圍也應該延伸到農村：二是企業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就業情況不容樂觀，社保壓力也相應增加；三是我國在人均收入較低，養老保險體系建立時間不長，特別是一部分退休較早的職工沒有交納個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進入老齡化社會，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趨勢。下一步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之一，是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繼續提高社會的保障能力。重點完善相應的保障制度。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范文第3篇
關鍵詞：財政政策；財政支出；擴張；協調配合
中圖分類號：F812.4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08-0097-02
一、問題的提出
面對歐債危機、世界實體經濟衰退和國內經濟下行的壓力，我國政府在2012年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政策工具的運用主要表現在收入與支出兩個方面。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我國雖然出臺了一系列的稅收優惠政策，但當時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總的調控手段是增支不減稅。而在本輪積極財政政策實施中，我國不僅提出擴大支出，還以大幅度的減稅相配合。實行以增值稅轉型改革為代表的減稅措施，豐富了財政調控手段，更為明顯地加大了調控力度，讓積極財政政策成為名副其實的擴張型財政政策。實行減稅增支擴張型財政政策的結果是既減少財政收入又增加財政支出，這必然帶來財政赤字和債務的膨脹，成為引發財政風險的隱患。為此，有必要探討如何把握好財政支出擴張的“度”。
二、財政政策不是萬能的，不能無邊際地擴大財政支出
積極財政政策是凱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理論在現實經濟管理中的運用和發展。凱恩斯主義認為，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引起消費不足、資本邊際效率遞減與心理上的流動偏好引起投資不足，共同造成了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會造成過剩性生產危機與失業嚴重，這就需要國家干預，主要是運用財政政策擴大政府支出來增加有效需求，減輕和避免經濟波動。在有效需求不足、經濟增長乏力的情況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有利于拉動內需，刺激消費和投資需求，促進經濟增長。
財政政策的直接政策效應是政府購買商品和勞務的變化、轉移支付的變化或稅收的變化。這些變化都分別影響總需求，政府購買直接增加需求，轉移支付和稅收則使收入發生變化。積極財政政策的直接政策效應是政府購買的增加、轉移支付的增加或是稅收的減少。雖然政府與市場誰更會走向失靈，在理論界及發達國家的實踐中始終沒有統一答案，但是，鑒于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傳統和現實困難，政府通過制定經濟政策對經濟運行加以調控，卻是十分必要的。
我國現行積極財政政策帶有加大、加速擴張支出、打破單純追求財政收支短期平衡的理財觀，樹立周期性平衡理財觀的含義，通過主動擴張支出來增加總需求，進而反推供給擴張。但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并不是萬能的。財政支出大幅度擴張在中國是一個長期趨勢，如何把握好擴張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過度擴大政府財政支出，對拉動經濟增長也會產生一定的制約。
首先，累積和擴大了政府債務。我國政府債務的內容較為復雜，大致分為四類。第一類是直接顯性債務，以國債為主。第二類是直接隱性債務，主要是社會保障資金缺口所形成的債務。第三類是或有顯性債務，如國債投資項目的配套資金。第四類是在地方上存在的大量或有隱性債務。這些債務都是必須由財政來償還和“兜底”的。就目前宣布的政府一攬子計劃而言，大幅度擴張財政支出是必然的，但難點在于如何擴張。財政支出的擴張有三個途徑：一是提高宏觀稅費負擔；二是發債；三是直接向中央銀行借款，增發貨幣。在增支減收的背景下，提高宏觀稅費負擔肯定是行不通的，可選擇的是后兩個途徑。為刺激經濟增長，大部分國家政府都要增發國債。事實上，一些經濟發達國家，如美國、日本、德國，由于公共福利支出壓力不斷增加，早就走上了發債度日的道路，當前這些國家最大的麻煩就是面臨經濟衰退還要再增發公債，新舊債務疊加難尋出路。
其次，財政投資拉動民間投資的成效不大。這體現在四個方面：第一，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投資主要由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和對宏觀經濟的干預程度來決定，社會投資則主要受市場利潤所驅使，按照市場動向辦事。財政投資的領域主要集中在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的生產和提供，產生的經濟效益較低。社會投資受到規模、實力和利潤的局限，不會隨之大規模地跟進，所帶動的關聯行業有限，不可能遍及社會上的多數行業，不能明顯改善企業的生產經營環境和狀況。跟進快的只是國有企業，其中電網、鐵路、通信等壟斷部門表現最為突出，但這些企業的投資一部分又來自于國家預算。第二，政府增支，特別是國債投資，偏重于政府計劃調節，投資項目由各級政府申報和審批，增加了資源配置中的計劃行政色彩。財政投資用于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承建者基本上是國有企業，在缺乏強有力的約束機制與激勵機制的情況下，財政投資的效率難以保證。第三，基礎建設投資帶動的往往是一次性需求，而不是長期的、持續性的需求，與住宅、汽車等產業相比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帶動系數較小，乘數效應較差。第四，政府增發國債和擴大支出勢必減少公共儲蓄，由此造成的貨幣需求壓力會迫使利率上升，從而減少私人部門的投資，這就產生了積極財政政策對于私人部門投資需求的“擠出效應”。
最后，增加了體制風險。如同市場機制中存在市場失靈一樣，政府行為也存在政府失靈。體制風險在我國主要體現為三點：一是在財政支出項目上缺少科學論證和長遠規劃，從而出現決策失誤，造成盲目投資和重復投資。由于政府投資在一定時期是一個常量，不能滿足所有地區、企業的投資要求，于是出現各地、各企業爭項目、爭投資的“跑步錢進”的怪現象。二是在財政支出過程中，缺乏有效的監督管理，造成執行走樣。財政資金被挪用、貪污的現象時有發生，很多“豆腐渣”工程極大地浪費了有限的社會資源。三是很多地方借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之機，趁機擴大了對市場的干預，擾亂了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
顯然，財政政策不是萬能的，無限擴張的財政政策會導致一系列經濟問題，不能認為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就可以無邊際地擴大支出。片面依賴行政方法刺激經濟增長，有可能適得其反。
從純理論上分析，在資源總量既定的條件下，假定不存在資源閑置，那么資源不是被市場支配，就是被政府支配，因此政府財政支出增加額就是市場支配資源的減少額。這樣要保證資源配置的效率，就必須要求政府財政支出增加額所產生的邊際收益大于市場支配資源減少所產生的邊際損失。如果財政支出增加所產生的邊際收益小于市場支配資源減少所產生的邊際損失，財政支出增加就是得不償失。根據邊際收益遞減規律和邊際成本遞增規律，隨著財政支出的不斷增加，財政支出增加所產生的邊際收益會不斷下降，而財政支出增加所產生的邊際成本卻不斷上升。當財政支出達到一定規模時，財政支出所產生的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達到一致，這一規模從理論上說，即是最優財政支出規模。
如果能夠從理論上求出財政支出的邊際收益和邊際成本函數，那么也就能夠求出最優財政支出規模。若能如此，財政支出規模控制就變得十分簡單了。然而從實證角度看，財政支出的邊際收益和邊際成本的影響因素很多，邊際收益和邊際成本十分復雜，使得真實的邊際收益曲線和邊際成本曲線無法得到，最優財政支出規模也就無法得到。但是上面純理論上的分析也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它表明財政支出規模實際上是有一定的客觀限度的，只有保持財政支出規模的合理限度才能實現全社會資源在公共商品和私人商品提供之間的合理配置，也才能夠提高社會公眾的福利水平。這樣，雖然我們無法從理論上得出最優財政支出規模，但是我們卻可以建立合理的公共財政支出控制制度，優化制度安排，從而將實際的財政支出規模控制在適度的合理限度內。
三、財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應與貨幣政策相互協調配合
由于我國本輪經濟的收縮期與世界經濟的收縮期疊加在一起，并且由于歐債危機的作用導致了收縮的時間延長和幅度加大。當前我國面臨的經濟問題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長期性的；既有總量方面的，又有結構方面的。面對現實問題的復雜性及政策傳導機制的局限性，很顯然，只采用一項經濟政策絕不可能實現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項經濟政策都難以獨立承擔起推進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重任。同時，不同的經濟政策，其目標和實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是存在著某些矛盾的。在綜合運用各項經濟政策時，需要處理好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項政策之間相互協調，才能夠治理中國經濟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達到既治標又治本，使中國經濟運行實現良性循環的目的。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當前我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自然連帶出兩個手段如何相互呼應問題。面對如何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的難題，有必要從全局著眼，從政府政策手段綜合平衡協調的角度去考慮財政支出擴張性。財政支出擴張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考慮貨幣政策手段運用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認識貨幣手段的主觀目標和客觀效應對財政支出擴張的影響程度。可以把握的原則是讓財政政策在貨幣政策作用不足的領域內發揮獨特作用，并基于此，來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
結語
財政支出的擴張在中國是一個長期趨勢，如何把握好擴張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財政政策不是萬能的，過度擴大政府財政支出，對拉動經濟增長會產生一定的制約；同時，財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我們應注意避免財政政策在作用的發揮上與貨幣政策發生沖突、相互抵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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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彭開勤. 論財政支出的控制與監督[J].當代經濟，2011，（17）.
[3] 錢津. 論新形勢下我國財政支出重點的調整[J].創新，2011，（5）.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范文第4篇
半個多世紀的宏觀經濟理論的爭論和發展，主要圍繞著政府是否應對經濟進行干預、干預的有效性以及如何干預的問題展開的。眾所周知，凱恩斯主義主張政府對經濟的積極干預，并主要實施需求管理，突出了政府赤字支出對總需求的擴張作用，認為在總需求不足，即經濟陷入產出水平遠遠低于潛在產出水平的狀況下，如果政府增加其購買量，總需求就會增加。古典主義、新古典主義和貨幣主義強調市場的作用，一般強調長期經濟增長，主張放棄穩定商業周期的政策，尤其是貨幣主義明確主張政府應實行固定規則，政府對經濟不宜實施相機抉擇的政策。供給學派承認并強調財政政策在決定經濟增長和供給方面的刺激作用，認為政府過多地運用稅收政策增加收入或刺激需求，而忽視了稅收負擔對企業和個人的激勵影響，高稅收會使得人們減少勞動和資本供給，從而影響經濟的中長期增長，因此主張政府應更多地通過減稅政策，實行供給管理。
目前我國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屬于典型的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對于這種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和有限性至今還缺乏深入而有說服力的研究。從以下的分析中，將提出支持前面判斷的論據。
二、從政策出臺的背景認識和理解積極財政政策
許多文章認為，積極財政政策出臺的背景是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形成沖擊之后，為了防止國內經濟衰退而采取的政策措施。這個論點是正確無疑的，但是需要進一步的細化分析。眾所周知的事實是，80年代中期到1998年這一期間我國支撐經濟增長的因素中，除去對外貿易因素外，主要是金融業的間接和直接投資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社會財力的80％左右集中在金融領域，政府財政預算內資金只占gdp比重的10％多一點，財政對經濟的影響和控制力已弱化到極點。在啟動積極財政政策之前，政府主要以貨幣政策為主，財政政策為輔來調控經濟。在1993—1995年間，政府主要實施適度從緊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來抑制通貨膨脹。在經濟成功地實現“軟著陸”以后，從1996—1998年初，銀行連續7次降息，事實上貨幣政策已經由“適度從緊”轉變為“適度從松”。但此時的財政依然實行以壓縮財政赤字為主要特征的“適度從緊”政策。在連續降息之后，受到亞洲金融危機沖擊的中國經濟，仍然呈現下滑趨勢，“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必須進行調整的建議被提出。
更為重要的事實是，在受到亞洲金融危機沖擊后，我國銀行的不良資產狀況受到高度關注，在防范金融危機、化解金融風險為主要任務的情況下，貨幣政策的發揮受到了金融業自身不健康和外部金融危機沖機的約束，在經濟運行中難以發揮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作用，財政政策不得不但當起對經濟穩定增長的主要重任。從這個意義上講，積極財政政策的表述，是含有財政政策更為主動和主要發揮對經濟增長的調控作用含義的。
三、從宏觀政策戰略思路上認識和理解積極財政政策
從“穩定、安全”的宏觀政策戰略思路考慮，積極財政政策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保障金融的安全。一些比較典型的例子是，財政發行2700億元特別國債補充國有銀行資本金；地方政府財政采取措施解決農村基金會的清算問題；財政撥款100億元啟動和支持“債轉股”，以剝離國有企業在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化解銀行風險等等。積極財政政策的另一個重要作用，就是“穩定”和發展經濟的作用，如國債建設資金進行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利用國債貼息進行企業的技術改造，這些已廣為宣傳，為人所知。
從宏觀政策的總體組合和搭配上看，“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的搭配，包括的總體政策含義是，在主要保證金融穩定和安全的同時，相對更多地發揮財政政策在擴大內需、支持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當然也要發揮貨幣政策支持經濟增長的作用。
從上述分析看，對積極財政政策僅從“松”“緊”角度和層次上考慮，可能難以描述其政策的更高或更深的含義。
四、從實際操作措施來認識和理解積極財政政策
完整理解財政政策措施，要對收入和支出以及收支平衡、赤字狀況進行全面分析。
1．從收入政策來看，1988年以來我國沒有采取減稅的政策。官方認為，我國現階段不宜通過減稅刺激經濟，而應適時適度地擴大財政舉債規模和財政支出，增加投資，刺激消費，擴大出口，通過改革克服制約有效需求的體制和政策因素，促進國民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在收入政策取向上，也沒有明確提出增稅政策。在實際操作的措施中，既有增稅的措施，例如恢復開征利息稅，清理和停止到期的稅收優惠政策，加強稅收征管等。也有減稅措施，如恢復或提高出口退稅率，逐漸降低銀行業的營業稅稅率，減輕農民的稅費負擔，對西部地區和某些高科技行業實行稅收優惠政策等。從上述情況看，我們似乎難以判定財政收入政策的特點。
從1998年以來財政收入增長情況看，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大大高于經濟增長幅度，財政收入的彈性系數之比達到1：1．5—1：2以上(見圖1)。由于gdp是按照可比價格計算，而財政收入是按照當年價格計算，兩者之間仍存在不可比因素，如果將gdp也按照當年價格計算，那么財政收入的彈性更高(安體富，2002年)。實際執行的情況表明，財政收入執行結果是明顯的增稅政策。
2．從支出政策來看，財政支出規模基本上呈現持續擴張的態勢。支出的增長速度高于 gdp的增長，1998—2000三年也高于財政收入的增長，但在2001年有所不同，財政收入增長高于支出增長(見圖1)。對于2001年財政收入增長高于財政支出增長應做何種解釋，在下文中將結合其他內容進行判斷。
3.對財政赤字進行考察和分析。1998年一2000年赤字的絕對量逐年擴大，2001年赤字比2000年有所縮小。考慮到2000年開始，對赤字的口徑做了調整，即把當年國債的付息額列入經常性預算支出，并體現為當年財政赤字。按照同比口徑，2001年的赤字則比上年的赤字有較大幅度的減少。從當年赤字與上年赤字比較的變化率來看，赤字擴大的速度明顯降低，由1999年的89．1％降低到2001年的負增長4.8％，如果按照同比口徑，2001年財政赤字的增長率為負9．2％。
4．對國債規模進行考察和分析。與赤字的走勢有所不同，1998—2001年國債的絕對規模逐年擴大，債務擴張的速度也明顯提高。1999年為3．2％，2000年為9．1％，2001年為19．7％(見圖2)。
2001年以來，出現了這樣一種觀點，認為 2001年的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有所控制或減弱，主要論據是，財政在中央銀行的凈債權數額比較以前年度有明顯增加(李揚，2001年)，政府發行的長期建設國債規模控制在1500億元，國債投資力度沒有增加(張立群，2001年)。這種觀點有一定道理，但仍需要做進一步的分析和研究。值得說明的是，從2002年的財政預算案來看，積極財政政策的擴張力度又有明顯的加大。
以上的實證分析表明，財政支出表現出明顯的擴張性政策特征；而從財政收入政策看，按照目前的宏觀經濟理論，并不具有擴張性政策的特征，反而具有一定“緊”的政策特征。因此直接對表象的描述應為：積極財政政策是赤字和國債規模的擴張性支出政策與緊的收入政策的共同組合。有些經濟學家將其形象地比喻為：一腳踩油門，一腳踩剎車。但要作出更為確切的判斷，關鍵問題在于對這樣兩種政策的作用合力需要進行比較分析。
現有的宏觀經濟經濟理論認為，政府支出的擴張(即赤字和國債的擴大)會對社會總投資需求產生兩方面的效應。一方面是，當國債主要用于建設投資時，會產生擴大社會總投資的作用；另一方面，赤字的擴大，也即政府部門的國債投資又會在一定程度上擠出私人部門的投資。在我們受本文主題的限制，不可能對這兩方面效應進行量化的分析時，我們暫時推論這兩種效應對社會總投資量的影響是持平的。更為重要的是需要考慮財政收入政策——實際的增稅效應。增稅也會產生對私人部門投資的擠出效應，那么增加的稅收收入會用于抵補政府的財政支出，這樣對社會總需求的影響就取決于，對私人部門的擠出數量與政府赤字規模的大小。如果擠出數量大于政府赤字，那么增稅的效應就是相對縮小了社會總需求；反之，政府赤字大于擠出數量，增稅的效應可能就是擴大了社會總需求。這樣看來，赤字成為了一個擴張與收縮的“閘口”。
總地來看，在總需求中，國債和增稅都對私人部門的投資和消費是在做“減法”，政府的國債投資和消費支出，是在做“加法”。從總量上觀察“加”和“減”的結果，粗略的量化分析是，對政府資金投入資源配置的凈增量(投資的增加)和政府從微觀企業資源配置中取得的收入增量(資金轉移到政府手中，從而使企業資金減少)進行比較，這可以大致推斷兩者對總的加減結果。從1998—2001年政府投入的支出增量來看，債務增量總額約為9248億元，同期的財政收入增量總額約為7062億元，兩者相比的結果是，政府的投入量大致為2186億元。結論基本上是加數大于減數。
如果上述分析是成立的，我們對積極財政政策的基本判斷是，它總體上(中期內)具有擴張政策的特性。但是政府根據短期經濟形勢變化，通過對財政支出與稅收增量的控制，適時在調整擴張的力度。
如果我們再考慮到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由于支出乘數大于稅收乘數，在擴張性支出政策與稅收增收政策的相互作用之下，支出擴張的乘數可能大于稅收增收的乘數，所以更可以支持以上作出的積極財政政策在總體和本質上是擴張性的結論。綜合考慮到存在著收入的從緊對支出擴張的緩沖，所以準確的概括是，積極財政政策是一種適度擴張性的政策。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范文第5篇
關鍵詞:宏觀調控,財經政策,體制轉型
轉型期財政政策應是一個多目標的政策體系:轉型期財政政策必須推動體制轉型的進程;必須推動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同時必須維持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包括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體制轉型對財政政策選擇的意義在于,一方面推動體制轉型是轉型時期財政政策的目標之一;另一方面轉型中的經濟體制構成了影響財政政策作用發揮的持續變化的體制約束。
一、轉型期調節經濟穩定的財政政策選擇
體制轉型的順利展開需要穩定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我國轉型時期宏觀經濟波動的成因是復雜的,不能僅由成熟市場經濟背景下的周期性波動解釋。轉型時期的宏觀經濟波動與經濟體制的改革及其進程有關,并且與經濟發展的水平相關,呈現出階段性。因此,我國轉型時期宏觀調控財政政策的選擇也更為復雜。
一般而言,轉型初期的經濟波動,主要是經濟衰退,與體制轉變的進程有密切的聯系。對激進轉型而言,轉型初期的經濟大幅衰退幾乎不可避免,這種大幅衰退是由經濟體制的真空造成的。由于激進轉型是經濟體制(甚至包括政治體制)在短期內完全徹底重建,因此在利益結構和經濟關系不確定的情況下,個體參與社會分工和資源分配的活動處于停滯狀態。財政政策對此無能為力,因為財政關系本身也處在重建過程中。對于漸進轉型而言,轉型衰退或者可以避免,或者其程度有限,并且可以通過財政政策有效調節以恢復增長。針對這種衰退,財政政策應著眼于消除利益沖突,加速推進體制轉變進程。在經歷了轉型初期的經濟波動,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建立但仍在進一步發展轉變的情況下,因經濟周期性波動而產生的經濟衰退或經濟過熱開始成為財政政策作用的重點。在此情況下財政政策的調控目標是為體制轉型的進一步推進以及經濟持續發展提供良好的宏觀環境。
(一)經濟發展水平及體制轉型進程對財政政策的制約
中國面臨雙重轉型,經濟發展水平和體制轉型進程同時對財政政策形成制約。以擴張性財政政策抑制經濟衰退為例進行分析。總的來說,轉型過程中財政政策的調控作用受到制約;在中長期,推進體制轉型的財政政策比直接以經濟總量為調控對象的財政政策在抑制衰退或過熱方面可以發揮更為顯著的作用。
1、經濟發展水平對財政調控政策的制約。擴張財政政策抑制經濟衰退的機制在于以政府支出調動企業投資和個人消費。但在經濟發展水平低,企業和個人缺少實現擴張投資和消費必要的剩余資源(儲蓄)的情況下,擴張財政只會引起近乎完全的擠出,不能達到擴張總需求的目的。同時,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區間結構失衡和城鄉結構失衡造成對擴張財政抑制衰退作用的另一重限制。在經濟不發達條件下,開放投資引進外資的政策比擴張財政在抑制衰退方面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經濟發展水平對財政調控政策的制約使宏觀經濟波動和調控政策作用的發揮體現出階段性這一分析也適用于國家內部的各個地方政府,部分解釋了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國地方政府熱衷于招商引資的原因。
2、體制轉型進程對財政調控政策的制約。擴張財政對國民經濟整體的擴張效應還取決于消費傾向。體制轉型進程可能在兩方面抑制消費傾向從而制約財政政策的擴張效應。第一,在所得財產稅收體制和社會保障體制不完備的情況下,社會整體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且個體預期教育、醫療、養老、住房開支規模較大,從而在社會整體以及個體兩個層次上抑制了消費。第二,地區間和城鄉間體制轉型進程不均衡,發達地區和城市因體制轉型先進而獲得較大的體制收益,落后地區和農村因體制轉型不充分而經濟效率低下、收入水平低,形成收入和財富分配的另一種結構化差異,從而也降低了社會整體的消費傾向。因此推進制度化公平分配和減輕體制轉型失衡的財政政策可以通過推進轉型進程來增強擴張財政的調控作用。
(二)轉型期抑制經濟衰退的財政政策選擇
轉型期抑制經濟衰退財政政策的作用重點是:發揮財政投資對民間投資和消費的有效帶動作用,實現內部推動式經濟增長。財政政策對消費的調控和對投資的調控都應該是結構性的;政策除了在短期內實現總量調控的目標之外,客觀上在長期可以實現國民經濟總供給和總需求的結構性調整。
1、財政政策對消費的調控。總體看,我國國民經濟總需求結構不均衡,國內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不足,擴大消費是財政調控在長期內必須堅持的目標。擴大消費應從兩方面著手:一是提高社會整體的邊際消費傾向,二是擴大邊際消費向較高階層的可支配收入。我國社會較高的儲蓄傾向是由較大規模的預期保障性支出以及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所決定的,因此提高消費傾向的最主要措施是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和收入再分配體制,包括在制度上消除城鄉、地區間收入差距。
2、財政政策對投資的調控。按照體制轉型進一步發展方向的要求,應相對壓縮財政投資規模并調整投資結構,以經濟總量為調控目標的財政支出擴張應當盡可能通過市場機制對企業、個人的投資和消費進行誘導,而不應該再以財政收支增量的直接經濟增長效應為主要目標。
財政政策對企業投資的誘導作用取決于財政投資的領域及配套政策。從總體上講,政府對成熟市場或發達地區的基礎設施進行投資所引致的企業投資規模非常有限,并且很可能造成顯著的擠出效應。政府應當以潛在高成長產業的初始投資或者以潛在高成長地區的基礎設施為主要投資領域,并配套以稅收優惠、貼息、政府采購等產業或地區支持政策,帶動企業資本跟隨財政資金進行大規模投資。潛在高成長產業或地區存在投資門檻較高、市場難以預測或者技術風險較大等顯著風險,其高成長性僅僅是企業投資獲得的風險溢價,導致企業自發投資規模較小、在該產業或地區的資源配置不足。所以政府的初始投資實際是對企業投資的風險補貼,能夠使企業在高成長產業或地區的投資獲得超額回報,從而政府投資可以形成顯著的誘導效應。
(三)轉型期控制通貨膨脹的財政政策選擇
轉型期我國面臨的通脹壓力主要有兩種成因:一是經濟過熱、投資需求過剩引起的通脹壓力;二是原材料、能源價格上漲引起的成本推動型通脹壓力。在貨幣政策之外,必須非常重視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的結構化財政政策以達到控制通脹壓力的目標。
投資需求過剩來自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內部投資過剩由地方政府的基本建設投資和內資企業的過剩投資造成,其顯著特征是低水平重復建設,投資效率低下。外部投資過剩在近期主要由我國資本市場繁榮、人民幣升值預期等因素引起熱錢流入導致流動性過剩引起。對于后者目前主要由貨幣政策加以調控,對于前者則必須區別投資主體采取不同的財政調控政策。近期地方政府基本建設投資的相關收支可以概括為土地財政,必須通過公共財政體制的規范完善加以約束,包括在預算管理體制方面將土地財政納入地方預算管理,嚴格執行收支兩條線規則,規范土地出讓金支出范圍,同時提高各級財政公共服務的支出強度,壓縮經濟建設支出。針對內資企業低水平重復建設的過剩投資行為,則應當以政府投資、稅收優惠、貼息以及財政補貼等手段分產業進行結構性引導,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以及培育新興支柱產業部門。
高能耗和高資源消耗的經濟結構決定了在全球能源和資源短缺、價格持續上升的背景下,我國面臨持續的成本推進的通脹壓力。同時由于長期的石油價格補貼,使原油和成品油價格倒掛,成品油價格沒有充分反映能源的稀缺性,從而成品油價沒有形成對高能耗產業的抑制,也沒有形成對節能及新能源技術開發和應用的有力推動。在近期全球市場高油價和礦產資源價格持續上升的情況下,必須進一步推動國內能源和礦產資源的市場化定價以抑制高能耗、高資源消耗產業的進一步發展,同時以結構化政策推動產業升級來降低能源和資源消耗水平,減輕成本推進型通脹壓力。
三、推進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財政政策選擇
我國體制轉型的復雜性在于同時對經濟發展目標的追求,即在體制轉型和經濟總量穩定增長的基礎上,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轉變,在全球化分工體系中占據穩固而有競爭力的地位,實現經濟社會長期可持續發展。
(一)財政政策應以推進根本性經濟結構轉變為重點
實現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實現若干根本性的經濟結構轉變,而這也決定了財政政策的重點。首先,必須轉變經濟增長的供給結構;必須增強科技創新、生產率提高以及人力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幅提高全社會科技研發投入的總量和在國民經濟中占有的比重,并形成以企業為主體的科技創新體系。其次,必須實現產業結構的現代化;使金融、技術等現代服務業以及技術含量較高的制造業和新興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成為支柱產業,并在全球產業鏈中穩固地占據高端環節。再次,必須調整經濟增長的需求結構,使國內消費、投資和凈出口三者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更為均衡;在現有基礎上必須顯著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第四,必須促成不同地區之間和城鄉之間的經濟更為均衡地發展,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和顯著的地區差異。第五,必須保證經濟社會發展與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相協調,實現可持續發展。最后,必須在效率基礎上,通過制度化的再分配調節,實現收入財富分配的相對公正,使社會公眾共享經濟發展的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