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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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目的范文第1篇
關鍵詞:積極財政政策財政風險
一、積極財政政策出臺的背景和深層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嚴重打擊和損害了亞洲各國經濟,對我國的經濟也造成了嚴重的外部沖擊。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府采取了對內啟動內需、對外擴大出口的宏觀政策組合,消除外部沖擊可能帶來的各種連鎖反應,積極財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從當時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看,這些政策的出臺還有著更深層次的背景。首先,我國宏觀經濟的態勢已由供給短缺轉化為生產的全面過剩;由通脹轉變為通縮。其次。我國經濟發展的目標已由實現傳統的工業化轉換為實現工業化和信息化的雙重目標;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長為主要標志的經濟增長轉變到追求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全面協調發展;由強調效率優先的市場化改革轉變為同樣重視社會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國已經進入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重視法治和規則,提升國際競爭力和綜合實力,改善經濟增長的效益和質量是新階段提出的新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客觀上就要求我國的財政體制和收支結構進行更大范圍、更深層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實現經濟體制和增長方式的轉變。因此,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能簡單看作是一項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它更是一項結構性的財政政策。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
積極財政政策首先是一項應急措施,是為了化解外部沖擊,擴大內需和支持出口,確保經濟增長的短期擴張性措施:但是,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從一開始,就不僅是一項短期擴張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長期內容;它不僅是一項總量政策,同時又是一項結構性政策。
(一)積極財政政策是擴張性政策和結構性政策的組合
在規范的經濟理論中,有幾點是既定的:一是給定了比較完善規范的市場經濟體制;二是結構和技術問題只在中長期才發生變化。在這些條件下,以解決總有效需求不足為目標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增加財政支出或減稅等,來刺激需求并帶動整個經濟增長。
因此,從中國實際出發來界定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就不能把它簡單看作是規范濟理論中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簡單地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通過擴張或緊縮性財政政策來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財政政策有效,就必須有結構性政策的配合。
(二)積極財政政策包含公共財政的體制改革
在一般意義上,財政職能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一是對宏觀經濟調節的職能。即反周期政策。這種政策只能在短期內使用,而且受財政紀律和政策規則的約束。二是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能,即提供市場不能提供或提供數量不足的公共品和準公共品。三是社會公平職能。通過財政轉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來調節地區和個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勵和引導職能。通過財政支出和稅制激勵調節微觀主體(企業)的行為,從而引導經濟資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積極財政政策的性質和特點
(一)政策的階段性
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在當前我國出現了需求不足,投資、出口和經濟增長乏力。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加劇等特殊情況下,在政策環境允許的限度內,所采取的一種階段性或暫時性的適度擴張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在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完全到位,企業機制轉換也尚未完成。體制性和結構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況下,不宜也不能實行全面擴張的財政政策,而只能實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資、開拓市場、擴大內需,又有利于調整和優化結構,促進體制改革深化的財政政策,即應該實行定向性的財政政策。
(三)政策的復合性
擴大內需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因此,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就其自身而言,沒有局限于擴大財政對基礎設施投資這一個方面,而是以擴大需求為主旨,注重多項政策手段的綜合運用,體現了政策復合性。
四、積極財政政策的財政風險
(一)幾年來積極財政政策導致赤字率和債務率不斷增加。我國幾年來連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導致各項反映財政狀況指標呈現逐漸惡化的趨勢,赤字率(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經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債務率(國債余額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歐盟《馬約》確定的赤字率和債務率標準不是公認的國際警戒線。赤字率和債務率并不是判斷財政風險的唯一標準,要結合具體國情主要是經濟增長和利息支出進行綜合考慮。
(三)中國財政短期內風險不大,但長期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確有財政風險。按照前面的分析,雖然幾年來財政支出迅速增長。赤字率和債務率上升較快,但由于同期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也較快,目前財政風險并不大。但如果從中長期看。中國財政風險有累計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規模增加稅收的條件并不具備,未來財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經濟增長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長期內仍需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結構性職能要求財政支出規模不能減少。支出壓力較大。
(四)中長期財政風險的限度。在中長期內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必須考慮財政風險是否有可持續性的問題,即未來政府能否償還到期債務。如果隨著債務積累。政府既無法利用財政節余償還債務,也無法通過發行新國債償還舊國債,政府只剩下兩個選擇:使國債貨幣化或宣布廢除舊的債務。前者意味著征收了通貨膨脹稅,后者意味著國家信用破產。無論哪種情況出現。都意味著財政風險轉化成為財政危機。
五、積極財政政策下一步調整的方向
無論積極財政政策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它僅僅是一項階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當其初始目標完成后,就應當考慮它的淡出、轉型和調整的問題。
(一)積極財政政策在總量上的投入應逐步由擴張轉為適度調整。從現階段的實際出發。積極財政政策中以反周期為主要目的的擴張功能應當淡出。
(二)積極財政政策應加快向體制性、結構性政策轉型。積極財政政策由擴張性轉為體制性、結構性政策后,為保證政策調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時間保持一定規模的赤字,來達到加快推動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繼續擴大對外開放,促進攻堅階段的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基礎設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積極財政政策在機制上應逐步由應急性決策轉向“規則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資機制。自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人們最關注的是財政風險、國債投資效率以及公共財政的功能性改革等問題。要防范財政風險以及可能引發的金融危機,推進公共財政體制改革,在反周期擴張性財政措施淡出后,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一方面為國家重大戰略實施提供資源引導力的保障:另一方面。應加強財政政策的規則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國債投資進入、退出的標準。保證財政政策的連續性、規范性和公開性,堅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財政資源和國債投資的使用效能。
(四)積極財政政策在投資領域應縮短戰線,并按照貫徹“五個統籌”要求調整投向。積極財政政策的一項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擴大內需的主角讓位于消費和民間投資,公共投資的范圍是不與民爭利,在建立公共財政的體制框架的同時,掃除消費和民間投資增長的相關障礙。因此,適度規模的國債投資只可能有限解決目前最緊迫、最根本的發展問題,而把其他的發展問題留給市場和民間投資。
(五)積極財政政策要進一步強化社會保障職能。社會保障支出是財政的基本職能之一。從中長期看,我國社會保障壓力是由三個因素組成的:一是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進。社保覆蓋面將大大擴展,不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之后應該被納入到社會保障體系中,而且社保范圍也應該延伸到農村:二是企業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就業情況不容樂觀,社保壓力也相應增加;三是我國在人均收入較低,養老保險體系建立時間不長,特別是一部分退休較早的職工沒有交納個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進入老齡化社會,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趨勢。下一步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之一,是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繼續提高社會的保障能力。重點完善相應的保障制度。
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目的范文第2篇
一 問題的提出
財政支出的擴張在中國是一個長期趨勢，如何把握好擴張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面對歐債危機、世界實體經濟衰退和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我國政府在2012年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面對如何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的難題，有必要從全局著眼，從政府政策手段綜合平衡協調的角度去考慮財政支出擴張性。財政支出擴張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考慮貨幣政策手段運用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認識貨幣手段的主觀目標和客觀效應對財政支出擴張的影響程度，并基于此，來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
二 財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應與貨幣政策相互協調配合
由于我國本輪經濟的收縮期與世界經濟的收縮期疊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機的作用導致了收縮的時間延長和幅度加大。使得當前我國面臨的經濟問題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長期性的;既有總量方面的，又有結構方面的。面對現實問題的復雜性及政策傳導機制的局限性，很顯然，只采用一項經濟政策絕不可能實現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項經濟政策都難以獨立承擔起推進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重任。同時，不同的經濟政策，其目標和實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著某些矛盾。在綜合運用各項經濟政策時，需要處理好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項政策之間相互協調，才能夠治理中國經濟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達到既治標又治本，使中國經濟運行實現良性循環的目的。
1.在儲蓄動員方面，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
一個國家的財政支出擴張和貨幣供給擴張是有內在協調性的。財政支出擴張刺激需求，擴張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發債實現儲蓄動員;二是向中央銀行借款，轉而投入實體經濟，增加總需求。貨幣供給擴張刺激需求，擴張也有兩個途徑：一是增發基礎貨幣，二是通過降低利率實現儲蓄動員，增加派生貨幣。顯然，從結構角度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有著此消彼長的關系。特別是在儲蓄動員方面，在儲蓄規模既定的條件下，兩者的效應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實現。同時啟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者都在“爭奪”儲蓄資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礎貨幣供給擴張。在增發貨幣方面，理論上講，兩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問題是誰也無法承受由此引發的通貨膨脹。因此，貨幣供給的擴張會對財政支出擴張客觀上起到限制作用。貸款增長幅度反映的是間接融資的儲蓄動員效應的放大程度。現在我國的儲蓄動員由于股票市場低迷、嚴控企業債券發行，起主導作用且操作簡便的就是銀行信用擴張。對財政來說，貸款增長會壓縮國債發行空間。對高利潤追求的本性使得機構投資者不會過多持有國債，銀行當然也樂于放款。所以，不能認為財政擴張支出時發行國債沒有硬障礙。而且，貨幣供給擴張時，資本市場會被激活，大量資金會流入證券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另外，近年來我國居民消費資金來源結構已發生變化，消費信貸成為居民重大支出的資金來源。從今后趨勢看，房價如果下調，購房者會借低利率之機介入房市，此時，房貸規模自然膨脹。這些因素，實際上都是儲蓄動員，當然會壓縮國債發行的空間，也會抬高國債發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啟動增長上，貨幣政策顯然有作用空間。貨幣政策的切入點是直接刺激市場投資需求，而市場主體積極性的強化是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在貨幣供給擴張過程中，調低利率、放松貸款限制的直接效應是限制財政支出擴張。
2.財政政策具有結構特征，貨幣政策具有總量特征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能對總量和結構進行調節，但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強調資源配置的優化和經濟結構的調整，有結構特征。而貨幣政策的重點是調節社會需求總量，具有總量特征。只有財政和貨幣兩種手段都充分發揮各自優勢，相互協調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資源和市場配置資源結合起來，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時兼顧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目標的實現。
財政政策通過變動收入和支出來調節經濟結構。由于稅負及支出規模的調整涉及面廣，政策性強，直接關系到國家的財政分配關系，并受國家財力的限制。因此，財政赤字或結余都不能太大，這使得財政政策對需求總量調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財政政策對社會供求結構的調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場機制可實現經濟資源的最優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價。為了減少資源浪費，需要政府運用財政政策進行干預。財政政策對經濟結構的調節主要表現在：通過擴大或減少對某行業的財政投入，來“鼓勵”或“抑制”該行業的發展。即使在支出總量不變的條件下，政府也可通過差別稅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對某行業進行“扶持”或“限制”，從而達到優化資源配置和調節經濟結構的效果。
貨幣政策擴張的優勢在于既可充分調動存量貨幣，又可直接增發基礎貨幣，這對投資和消費的擴張具有無可比擬的誘惑性。其本質上是把更多的儲蓄吸收過來注入到實體經濟，反過來又使貨幣供應量按乘數效應增加。從總需求擴張誘導的角度看，利率下調對投資主體和消費主體的吸引力最強。我國現行制度基本不允許實施財政貸款，財政對投資的支持，要么是無償撥款，要么是貼息，但這兩者資金額都比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擴張，因為財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產品供給。貨幣供給擴張恰好打消了人們對財政資金的期望。現在刺激總需求，從引導全社會投資和消費角度看，沖擊力最大的還是貨幣供給擴張。但貨幣政策調節社會供求結構和國民經濟比例關系方面的作用相對有限。中央銀行運用法定準備金率、再貼現率、利率、信貸規模、公開市場業務等各種工具來增加或減少貨幣供應量，從而達到調節社會總需求。可是，因為銀行信貸資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帶動資源配置方面要體現市場原則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貸資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觀調控的目標投入預期收益率低的產業，特別是公共產品產業。如果真有銀行信貸資金做到了這一點，則其背后往往有財政的支持。
為了更好地解決社會經濟結構矛盾和總量矛盾，必須根據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目標的側重點不同，要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財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經濟結構，間接作用于經濟總量;貨幣政策直接作用于經濟總量，間接作用于經濟結構。
從財政政策調節看，對總供給的調節首先反映為社會經濟結構的調節，如財政運用稅收、貼息和投資政策，引導貨幣流向新興產業和瓶頸產業，優化產業結構;對總需求的調節主要通過擴大或縮小財政支出，以結構調節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會總需求。貨幣政策對社會總需求的調節主要是通過中央銀行投放貨幣和再貸款等手段控制基礎貨幣量，通過準備金率和再貼現率等控制基礎貨幣乘數，以有效控制社會總需求。同時，中央銀行在控制社會總需求的基礎上也會對社會經濟結構產生一定的調節作用。
一般來說，運用財政政策啟動經濟較為直接、迅速，對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較為明顯，往往起的立竿見影的效果，適用于公共性和難以取得直接回報的項目。貨幣政策需要通過商業銀行以及整個金融體系間接作用于社會，其效果的顯現通常存在著一定的時滯，適用于那些在比較短時間內能夠得到直接回報的項目。同時，為提高國際競爭力所需的技術改造和為解決就業所需的量大面廣的中小企業的發展， 主要不能靠財政手段，而要更多地依靠信貸手段的支持。基礎設施建設視其回報情況的不同，有的可用財政手段來啟動，有的也可吸收非財政性的資金，包括信貸資金來實施。正因為財政手段與貨幣手段各有長短，所以兩者必須緊密配合，在實現社會供需總量平衡的前提下，加快社會供需結構的優化和升級。這樣才能相互揚長避短，共同促進社會經濟全面協調穩定發展。
三 結論
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目的范文第3篇
關鍵詞：財政協調；歐債危機；財政政策；地方政府
中圖分類號：F811.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16248（2016）02008707
1991年，歐元在歐盟各成員國范圍內開始發行，歐元正式登上了歷史的舞臺；2002年，歐元開始正式流通，標志著歐盟基本實現了貨幣一體化。在歐洲逐步實現貨幣一體化、歐元登上歷史舞臺的過程中，歐盟各成員國不得不放棄自己獨立的貨幣政策，而將貨幣政策的控制權全權交由歐洲中央銀行，歐洲中央銀行成為了歐盟貨幣政策唯一的制定者。作為宏觀調控最重要手段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在歐洲貨幣一體化下呈現出了不可避免的矛盾：貨幣政策由歐洲中央銀行制定，以歐盟整體的經濟社會發展為政策目標，具有統一性；而財政政策則由各成員國制定，以各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為政策目標，具有分散性。要解決這對矛盾，根本上要協調好各成員國的經濟社會發展與歐盟整體的經濟社會發展的矛盾；而從政策的層面上講，則是要在貨幣一體化的條件下做好各成員國之間財政政策的協調。
歐元區各成員國之間財政政策協調的重要性在歐洲經濟與貨幣一體化的過程中一直受到了歐盟的重視，并先后通過了《穩定與增長公約》（以下簡稱《公約》）和《馬斯特利赫特條約》（以下簡稱《馬約》），《公約》和《馬約》對各成員國在財政赤字、國債比重等方面都作出了明確的約束，如《公約》和《馬約》規定各成員國的累計公共債務不應超過其國內生產總值的 60%，年度預算赤字不應超過其國內生產總值的3%。但是《公約》和《馬約》的約束力或者說各成員國對《公約》和《馬約》的執行力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特別是當危機來臨之時，各成員國更多的是從自身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出發，而不顧歐盟的整體利益，出現了“大難臨頭各自飛”的趨勢，要真正發揮《公約》和《馬約》的作用，達到各成員國財政政策的協調與統一，還要有更長的一段路要走。
2009年，希臘債務危機爆發，拉開了歐債危機的序幕，隨后危機持續蔓延，葡萄牙、愛爾蘭、意大利、西班牙等國也相繼爆發債務危機，這種危機氣氛很快也波及到了歐洲的主要核心國，德國、法國，標準普爾、穆迪、惠譽等主要的評級機構先后下調了大部分歐洲國家的信用評級，而歐洲經濟受到危機的影響，一度下滑，失業率攀升。此次歐債危機影響之大、波及范圍之廣、持續時間之長可以說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延續，這次歐債危機也再次警醒我們貨幣一體化條件下各成員國財政政策協調的重要性，也使我們重新研究與分析貨幣一體化條件下各成員國財政政策協調的問題更具有現實意義。
一、文獻研究（一）研究成果回顧
在對歐債危機演化路徑的研究方面，李臘生等在研究歐債危機的演化路徑時，提出了區內國家競爭性財政支出的假設，認為歐債危機主要是由于歐元區國家競爭性的財政支出而導致的[1]。李羨於梳理了歐債危機的演變過程，提出歐元區經濟結構的失衡是本次歐債危機深層次的原因，并提出了加強政府債務管理、控制政府財政支出等建議[2]。
在對歐元區財政政策協調的研究方面，董書慧分析了歐元區國家財政政策協調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并提出了實現財政協調可供選擇的3種路徑：財政聯邦制、財政一體化模式、統一管理與分散自主相結合的財政體系[3]。黃立新梳理了歐元誕生以前歐盟在實現國家財政政策協調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并指出在貨幣一體化后，歐元區內缺乏一個有效的財政政策協調機制，各成員國稅制與社會保障制度不統一、以及各成員國經濟結構、發展程度等方面的差異將是阻礙各成員國財政政策協調的主要因素[4]。蘇蘇等從歐元區各成員國之間財政赤字相關性的角度對歐元區財政政策的協調進行分析，發現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各成員國基本是遵守《馬約》和《公約》的，而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各成員國特別是一些大國不顧《馬約》和《公約》的約束擴大赤字，是歐債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5]。劉力軍認為，政府未能從國家長遠的利益出發制定合理的財政政策，而是從短期利益出發，各國競相擴大財政支出，是本次歐債危機的根源[6]。
從國外的研究成果來看，尼古拉斯?韋龍認為歐元區缺乏統一的財政政策和對銀行的監管，這些制度性因素是歐債危機深層次的原因[7]。彼得?威斯特阿維認為歐元區缺乏統一的機構來制定財政政策，使得各國的財政政策難以做到從歐元區整體利益出發、從國家安全與長遠利益出發，缺乏協調統一，最終導致了歐債危機[8]。
（二）不足與創新
以往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也存在著一些不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對歐債危機的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全方位地對其原因進行探索，多是淺層次的分析，而少有從一個角度來深入分析歐債危機的，更少有從財政政策協調的角度來深層次地論述歐債危機的演化路徑的。第二，在對歐元區財政政策協調的研究方面主要是規范分析，實證分析較少。第三，在對歐元區財政政策協調的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對歐元區本身經濟制度的內在矛盾方面予以理論上的論述，少有結合歐債危機的演化路徑來進行探索的。
本文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做出了以下幾點創新：一是將對歐元區財政政策協調的研究與對歐債危機演化路徑的研究結合起來，對兩個維度的互動進行研究；二是在對歐元區財政協調的研究方面引入了實證分析，從理論與實證兩個角度來分析歐元區的財政協調問題。
二、理論分析（一）歐元區經濟制度的內在矛盾
現代意義上的歐洲一體化開始于二戰之后，至今已超過半個世紀，在這個進程中，歐洲大陸一直在謀求用一個聲音對外說話。當歐元登上歷史舞臺后，歐洲一體化進程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歐元區實現經濟與貨幣的一體化。然而各成員國在政治上的一體化并沒有向經濟與貨幣一體化一樣如此順利，盡管在當前的世界格局中，在某些世界性的重大政治經濟問題上，歐盟對外表現出一定的一致性。但是這種一致性并不能說明歐元區各成員國在政治上的一致性，相反，實際上歐元區各成員國在政治上的一體化是遠遠要落后于他們在經濟和貨幣上的一體化的，而這種制度上的政治一體化跟不上經濟一體化的矛盾在政策層面則表現為貨幣政策的統一性與財政政策的分散性矛盾。
在歐元區，各成員國放棄了自己的貨幣政策，僅保留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由歐洲中央銀行制定，歐洲中央銀行以歐盟整體的經濟社會發展為目標來控制貨幣的發行；財政政策由各成員國制定，各成員國以本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為目標來制定相應的財政政策。因此各成員國在制定財政政策時更多考慮的是如何促進本國的經濟增長、降低本國的失業率、控制本國物價的上漲、維持本國的收支平衡，而少有考慮歐元區整體發展的。在這種制度的安排下，如果各成員國的財政政策缺乏相應的協調與統一，出現危機也就不再意外了。
（二） 歐元區財政協調的“失靈”
盡管歐盟為各成員國財政政策的協調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如通過《馬約》與《公約》建立了各成員國之間財政政策協調的基本制度框架。再比如建立了歐盟統一的財政預算制度，這種預算制度明確規定財政來源主要由自有財源（包含對農產品的進口差價稅、糖稅、按共同關稅稅率征收的關稅）和各成員國上繳的攤派（由各成員國按其GDP的一定比例上繳）構成。此外，還成立了歐洲關稅同盟，確立了歐洲稅收一體化的一些基本原則[8]。
但是由于歐元區各成員國在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等方面的不一致，歐元區各成員國之間仍然缺乏一個有效的財政協調機制，或者說目前歐元區各成員國在財政協調方面所做的努力對歐元區以及各成員國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難以起到有效的調控。相反，各成員國以本國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即各成員國以本國的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收支平衡等綜合效應的最大值為政策目標[9]，都希望以最小的調控成本而獲得最大的“收益”，這種“免費乘車者”的政策思維最終將使歐元區各成員國之間的財政協調“失靈”。這里的財政政策協調“失靈”指的是當歐元區當各成員國的利益與歐元區的整體利益相沖突時，各成員國未能提出既兼顧本國利益又符合歐元區整體利益的財政政策，而是選擇以本國利益最大化為目標而不顧歐元區整體利益來制定本國財政政策的情況，當這種“失靈”開始“泛濫”之時，引發的必將是歐元區經濟社會的停滯不前，甚至倒退，此次歐債危機正是歐元區各成員國之間財政政策協調“失靈”的表現。
（三）財政協調“失靈”與歐債危機演化路徑
盡管簽訂了《馬約》與《公約》，但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歐元區各成員國最終還是打破了《馬約》與《公約》的約束，或者說歐元區各成員國之間財政政策協調“失靈”的弊端最終爆發，并演變成了歐債危機。下面我們將從理論上梳理歐債危機背后財政協調機制是如何“失靈”并最終引發危機的。
1.降低失業率成為主導的調控目標
受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歐元區各成員國面對著經濟乏力、失業率攀升的現象，紛紛采取了一些調控措施。然而由于貨幣政策由歐洲中央銀行控制，各成員國所能實現的只有財政政策，在宏觀調控的四大基本目標――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國際收支平衡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各成員國只能寄希望于歐洲中央銀行，而又由于經濟增長與充分就業之間存在著如奧肯定律中所說的一定的函數關系（即如果失業率降低了，經濟增長率自然也就提高了），因而各成員國調控的主要目標成了充分就業。
2.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成為主導的調控手段
歐元區各成員國普遍經濟較發達，社會福利較好，由于福利和社會保障的剛性作用，再加上為了實現有效的宏觀調控，降低失業率，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便成為了歐元區各成員國最主要的也可以說是唯一的政策選擇。對于歐元區其中的一個成員國來說，為了達到降低失業率的目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成為了最佳的選擇，至于擴張性財政政策帶來的物價上漲、赤字擴張等不良后果，各成員國紛紛選擇了交給歐洲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來處理。
3.從財政協調“失靈”到債務危機
當歐元區各成員國紛紛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時，如果有一個良好的財政協調機制，各成員國的財政政策能配合歐洲中央銀行統一的貨幣政策，歐債危機的避免不是說不可能。然而不幸的是，歐元區缺乏這樣一個有效的財政協調機制，在國家利益最大化面前，財政協調似乎已經“失靈”，歐元區各成員國紛紛選擇了如何使自己國家利益最大化的財政擴張政策。對于擴張性財政政策，無論是增支還是減稅，其結果都是赤字的擴張和債務的增加，隨著《馬約》與《公約》中對國債比重和赤字規模等方面的約束紛紛被突破，一場大規模的歐債危機也就不可避免了。
三、實證分析（一）歐元區各成員國財政赤字（盈余）相關性分析
該部分選取的指標為歐元區各成員國財政赤字（盈余），用來衡量各成員國財政政策的方向與規模。該指標的數據根據中國統計局官方網站上歐元區各成員國國內生產總值和各成員國財政赤字（盈余）占GDP的比重的數據求得。選取的是2009～2014年的時間序列數據，由于塞浦路斯的數據缺失，因此筆者選用的是除塞浦路斯以外的其他16個歐元區國家，分別是比利時、德國、法國、愛爾蘭、意大利、盧森堡、荷蘭、希臘、葡萄牙、西班牙、奧地利、芬蘭、馬耳他、愛沙尼亞、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運用Eviews軟件求得歐元區各成員國財政赤字（盈余）的相關系數矩陣如表1所示。
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目的范文第4篇
關鍵詞：積極財政政策 漸進轉換 方向
一、積極財政政策實施的背景、內容和效果分析
1.積極財政政策實施的背景。1998年開始國際和國內經濟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具體表現在：首先，國內經濟由短缺轉變為有效需求不足。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經濟從總體上講基本上是供不應求的局面，宏觀調控的基本任務就是壓縮總需求，增加總供給，防止出現通貨膨脹。但是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國民經濟成功實現“軟著陸”以后的1997———1998年，市場出現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國內需求不旺，企業產品庫存總量不斷增加，1998年已達4萬億元，約相當于gdp的40%以上。買方市場的形成，意味著需求已成為影響和制約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其次，亞洲金融危機導致出口需求不足。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在1998年逐漸顯現，1998年上半年外貿的出口額為869.8億美元，同比增長7.6%，與1997年同期的26.2%的增長速度相比，增幅明顯放慢，并于1998年5月出現負增長，這種形勢客觀上為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創造了條件。再有，貨幣政策效果不佳。在中國經濟“軟著陸”過程中，盡管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銀根、刺激需求的貨幣政策，中央銀行先后多次降低存、貸款利率，并取消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限額控制，降低準備金率，頒布積極實行貸款支持的指導意見等等，以擴大企業貸款需求刺激投資。但從實際效果來看，以調整貨幣政策來拉動需求，進而促進經濟增長的目的并未完全實現。
2.積極財政政策實施的主要內容。一是發行長期建設國債，擴大投資需求；二是調整收入分配政策，培育和擴大消費需求；三是調整稅收政策和財政支出結構，鼓勵和擴大投資、消費與出口。這對于擴大內需、推動地區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3.積極財政政策實施效果分析。（1）gdp穩定增長，國民經濟進入新一輪快速增長期。據統計，1998至2003年各年的gdp增長率分別為7.8%、7.1%、8.0%、7.3%、8.0%和9.1%.無論是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還是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都是比較高的。尤其是進入2003年，我國的經濟增長又進入了又一輪快速增長期。大部分經濟指標增勢強勁，初步實現了速度與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的發展勢頭，經濟運行質量進一步提高。（2）投資規模逐年擴大，民間投資成長成為主要增長動力。1998年到2003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規模不僅總量上逐年增加，增長率也在1999年探底后穩步攀升，2003年實現了26.7%的高位增長。如果對全社會固定資產的構成進行分析，會發現集體經濟和城鄉居民個人投資保持著快速的增長，已成為我國投資規模擴大的主要動力，通過國債投資啟動民間投資來促進經濟發展的目的已實現。（3）居民收入水平持續上升，購買能力穩步提高。自1998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尤其是2000年后，城鎮和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都有明顯的上升。尤其是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率自2001年開始就和gdp的增長速度不相上下。其中，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一直穩步提高。由于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也逐年上升，2000年后一直保持9%左右的增長率。
二、調整與轉換積極財政政策的必要性
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實施是根據當時特定的經濟形勢來決定的，在經濟形勢好轉變化之后，就應當適時調整和轉換。一是經濟資源的有限性決定了財政擴張只能是短期政策；二是中央政府債務負擔過重將最終導致財政政策失效；三是政府投資的擠出效應會影響經濟效率；四是財政政策的時滯與擴張的貨幣政策相結合可能引發“滯脹”；五是規模巨大的國債負擔將有可能引起未來的債務償付危機。因此，調整與轉換積極財政政策是完全必要的。
三、積極財政政策的漸進轉換方向
為了減輕財政政策負面影響，充分發揮財政政策的拉動效應，我國應該對財政政策方式進行調整，主要從以下方向入手：
1.財政政策由擴張性轉向中性。積極財政政策在抑制通貨緊縮、擴大內需、控制供需平衡、促進經濟發展等方面取得了明顯成效，但同時也伴隨著一些負面效應，尤其是不斷攀升的財政赤字，引起社會各界對積極財政政策是否應該“淡出”提出質疑。就目前宏觀經濟環境而言，積極財政政策還不容“淡出”，然而，由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向中性甚至緊縮性財政政策的轉型卻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考慮到經濟增長每年大約有1.8個百分點來源于積極財政政策的支撐，再加上國債部分前期投資項目尚未完工，也還需要后續資金加以確保，因而積極財政政策由擴張向中性的轉化應該有一個過程，是在保持長期建設國債一定規模的前提下，對其絕對量作審時度勢的酌情調減。同時，西方國家的調控經驗表明：在經濟蕭條時，積極的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為有效；而經濟復蘇后，總量控制就應讓位于貨幣政策。因此，在財政政策轉型的同時應有寬松的貨幣政策來加大對經濟的支持力度，以減輕財政政策轉型對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此外，通過對我國的供求矛盾加以分析可以看出，既有總量上需求不足的問題，也存在結構上供給不能適應需求的問題。而且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收入的增加及技術的進步，供給有可能發展成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財政政策應由單一的需求管理轉向兼顧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以取得更好的調控效果。
2.財政政策由單一的國債投資手段轉向多元手段調節經濟。在貨幣政策效果不明顯，社會資源閑置的背景下，推行以國債投資為主要手段的積極財政政策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長期依靠單一的手段來調節經濟，其弊端便逐漸顯現，如：財政赤字不斷擴大、國民經濟對國債投資產生嚴重依賴、妨礙市場化改革進程、投資效益低下等。考慮到當前我國總量矛盾已不很突出的現實，實現政策手段多元化，通過公債、投資、稅收、補貼、支出、預算等手段的搭配組合以實現調節目標，就不失為一種理性選擇。
（1）稅收手段的運用。稅收是我國財政收入的最主要來源，也是國家用以加強宏觀調控的重要經濟杠桿，運用稅收杠桿調節經濟已發展成為財政政策進行戰略性調整的必然選擇。主要要從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完善增值稅。我國現行的增值稅屬于“生產型”增值稅，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企業設備投資和技改投資的積極性，遏止了市場對投資的需求，同時還阻礙了企業設備更新和技術進步。因此，應將“生產型”增值稅改為“消費型”增值稅，以增強企業的活力。二是改革消費稅。消費稅是我國現行稅制中對消費調節效應最強的稅種之一。在1994年實施該稅種的主要目的是限制某些應稅消費品的消費。與1994年相比，目前我國的經濟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有必要進行適當調整，重點可放在降低稅率和調整征稅范圍兩個方面。三是深化企業所得稅改革。要進一步規范稅制，盡快實現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統一，減少各種優惠，形成公平稅負，激發國內企業的投資熱情，促進內外資企業的平等競爭，以適應我國加入wto的新形勢。另外，為適應目前世界各國降低企業所得稅稅率趨勢的新變化，我國也應考慮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適當降低企業所得稅稅率。
（2）財政支出手段的運用。首先，為適應財政政策由擴張性政策轉向中性政策，從支出的總量上應按照量入為出和量出為入相結合的原則安排支出規模，實現支出目標從積極拉動需求轉向維護社會經濟穩定，既從橫向優化資源在私人經濟部門和公共經濟部門之間的宏觀配置比例，又從縱向保持總供求的均衡。其次，在支出規模優化的前提下，按照優化供求結構、產業結構、地區結構和所有制結構的要求確定支出重點，統籌兼顧合理安排，以形成合理的財政支出結構，使不同類別的支出能夠給社會帶來相同的邊際收益。此外，要選擇合適的確定支出項目的方法，進一步完善政府采購和國庫集中收付制度，提高財政支出的使用效益。
（3）財政補貼手段的運用。財政補貼是政府彌補市場失靈的手段，主要糾正相對價格的不合理，通過影響相對價格結構進而改變資源配置結構和供求結構。出于漸進式改革的考慮，我國的財政補貼一度被作為保護既得利益和保持社會穩定的手段，規模偏大、結構復雜而且剛性明顯，不利于發揮補貼的調節作用。隨著目前價格的逐步理順，首先補貼的范圍應嚴格界定在市場不能有效作用的領域，主要解決外部效應問題、農業等基礎產業的發展問題、公平收入分配問題以及準公共產品的生產和提供問題等，重在發揮結構調節作用。其次，補貼的規模要加以控制，補貼的標準要適合，補貼的結構也要相應調整，應增加貨幣補貼，減少實物補貼；增加明補，減少暗補；增加對生產消費領域的補貼，減少對流通領域的補貼。
（4）預算手段的運用。投資、公債、稅收、支出和補貼等調節手段要發揮作用，必然要在政府預算中得到體現，預算手段是各種財政調節手段的綜合運用，為了更好地發揮政策手段的調節作用，預算手段的運用首先要根據社會經濟狀況確定合適的調節目標，并考慮不同政策手段的功能特點，確定不同政策手段在實現目標過程中所處的地位以及運作方式。其次，提高預算自身的技術水平也至關重要，應完善公共預算、國有資本預算和社會保障預算的編制；采用零基預算法確定收支指標，以避免各種收支指標剛性增長；并縮短預算調整的審批期限，從而縮短政策時滯。
3.財政政策由側重調節總量轉向側重調節結構。從“十五”計劃的醞釀過程至今，人們已清楚無誤地看到，影響國民經濟增長和需求擴張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結構性矛盾突出，“十五”計劃明確提出“結構調整是主線”，因此，為促進經濟的穩定增長，我國的財政政策應當努力實現以下方面的調節：
（1）供求結構的調節。財政應增加自身的社會消費性支出，如增加教育、醫療衛生、科技等事業發展支出，增加對社會保障制度的投入，從而降低學費和醫療費的收費標準，確保社會保險和社會救助制度的有效運作。這樣既可以直接擴張消費需求，又可以改善社會成員對未來的預期，從而增加個人消費支出，改善供求結構。同時，由于中低收入者和農民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因而，設法增加他們的收入也會對解決消費需求不足問題極有幫助。政府應通過取消農業稅，增加對農業的投入，構建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等措施，增加農民收入；大力發展消費信貸，允許消費信貸利息支出抵扣個人所得稅；同時，采取一些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措施，抑制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現象也是必要的。
（2）產業結構的調節。在結構調整與升級的過程中，增量投入所能起到的作用總是極其有限的，關鍵是要依靠存量資源在產業間的流動。市場經濟下，存量資源的跨產業流動是資本重新優化配置的結果。但中國缺乏市場化的系統支持資本退出，資本無法從原有配置領域順暢退出，也就無法重新優化配置，結構調整就難以奏效。對此，財政政策應當在資本退出的補償援助上發揮更大的作用。具體而言，就是政府以一定價格出錢收購、封存或淘汰過剩生產能力，讓那些過剩領域的資本能夠全部或部分地得到補償，避免“市場失效”下的過度競爭。
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目的范文第5篇
摘 要：轉型期財政政策應是一個多目標的政策體系：轉型期財政政策必須推動體制轉型的進程；必須推動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同時必須維持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包括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體制轉型對財政政策選擇的意義在于，一方面推動體制轉型是轉型時期財政政策的目標之一；另一方面轉型中的經濟體制構成了影響財政政策作用發揮的持續變化的體制約束。
關鍵詞：宏觀調控，財經政策，體制轉型
轉型期財政政策應是一個多目標的政策體系：轉型期財政政策必須推動體制轉型的進程；必須推動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同時必須維持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包括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體制轉型對財政政策選擇的意義在于，一方面推動體制轉型是轉型時期財政政策的目標之一；另一方面轉型中的經濟體制構成了影響財政政策作用發揮的持續變化的體制約束。
一、轉型期調節經濟穩定的財政政策選擇
體制轉型的順利展開需要穩定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我國轉型時期宏觀經濟波動的成因是復雜的，不能僅由成熟市場經濟背景下的周期性波動解釋。轉型時期的宏觀經濟波動與經濟體制的改革及其進程有關，并且與經濟發展的水平相關，呈現出階段性。因此，我國轉型時期宏觀調控財政政策的選擇也更為復雜。
一般而言，轉型初期的經濟波動，主要是經濟衰退，與體制轉變的進程有密切的聯系。對激進轉型而言，轉型初期的經濟大幅衰退幾乎不可避免，這種大幅衰退是由經濟體制的真空造成的。由于激進轉型是經濟體制（甚至包括政治體制）在短期內完全徹底重建，因此在利益結構和經濟關系不確定的情況下，個體參與社會分工和資源分配的活動處于停滯狀態。財政政策對此無能為力，因為財政關系本身也處在重建過程中。對于漸進轉型而言，轉型衰退或者可以避免，或者其程度有限，并且可以通過財政政策有效調節以恢復增長。針對這種衰退，財政政策應著眼于消除利益沖突，加速推進體制轉變進程。在經歷了轉型初期的經濟波動，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建立但仍在進一步發展轉變的情況下，因經濟周期性波動而產生的經濟衰退或經濟過熱開始成為財政政策作用的重點。在此情況下財政政策的調控目標是為體制轉型的進一步推進以及經濟持續發展提供良好的宏觀環境。
（一）經濟發展水平及體制轉型進程對財政政策的制約
中國面臨雙重轉型，經濟發展水平和體制轉型進程同時對財政政策形成制約。以擴張性財政政策抑制經濟衰退為例進行分析。總的來說，轉型過程中財政政策的調控作用受到制約；在中長期，推進體制轉型的財政政策比直接以經濟總量為調控對象的財政政策在抑制衰退或過熱方面可以發揮更為顯著的作用。
1、經濟發展水平對財政調控政策的制約。擴張財政政策抑制經濟衰退的機制在于以政府支出調動企業投資和個人消費。但在經濟發展水平低，企業和個人缺少實現擴張投資和消費必要的剩余資源（儲蓄）的情況下，擴張財政只會引起近乎完全的擠出，不能達到擴張總需求的目的。同時，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區間結構失衡和城鄉結構失衡造成對擴張財政抑制衰退作用的另一重限制。在經濟不發達條件下，開放投資引進外資的政策比擴張財政在抑制衰退方面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經濟發展水平對財政調控政策的制約使宏觀經濟波動和調控政策作用的發揮體現出階段性這一分析也適用于國家內部的各個地方政府，部分解釋了改革開放過程中我國地方政府熱衷于招商引資的原因。
2、體制轉型進程對財政調控政策的制約。擴張財政對國民經濟整體的擴張效應還取決于消費傾向。體制轉型進程可能在兩方面抑制消費傾向從而制約財政政策的擴張效應。第一，在所得財產稅收體制和社會保障體制不完備的情況下，社會整體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且個體預期教育、醫療、養老、住房開支規模較大，從而在社會整體以及個體兩個層次上抑制了消費。第二，地區間和城鄉間體制轉型進程不均衡，發達地區和城市因體制轉型先進而獲得較大的體制收益，落后地區和農村因體制轉型不充分而經濟效率低下、收入水平低，形成收入和財富分配的另一種結構化差異，從而也降低了社會整體的消費傾向。因此推進制度化公平分配和減輕體制轉型失衡的財政政策可以通過推進轉型進程來增強擴張財政的調控作用。
（二）轉型期抑制經濟衰退的財政政策選擇
轉型期抑制經濟衰退財政政策的作用重點是：發揮財政投資對民間投資和消費的有效帶動作用，實現內部推動式經濟增長。財政政策對消費的調控和對投資的調控都應該是結構性的；政策除了在短期內實現總量調控的目標之外，客觀上在長期可以實現國民經濟總供給和總需求的結構性調整。
1、財政政策對消費的調控。總體看，我國國民經濟總需求結構不均衡，國內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不足，擴大消費是財政調控在長期內必須堅持的目標。擴大消費應從兩方面著手：一是提高社會整體的邊際消費傾向，二是擴大邊際消費向較高階層的可支配收入。我國社會較高的儲蓄傾向是由較大規模的預期保障性支出以及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所決定的，因此提高消費傾向的最主要措施是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和收入再分配體制，包括在制度上消除城鄉、地區間收入差距。
2、財政政策對投資的調控。按照體制轉型進一步發展方向的要求，應相對壓縮財政投資規模并調整投資結構，以經濟總量為調控目標的財政支出擴張應當盡可能通過市場機制對企業、個人的投資和消費進行誘導，而不應該再以財政收支增量的直接經濟增長效應為主要目標。
財政政策對企業投資的誘導作用取決于財政投資的領域及配套政策。從總體上講，政府對成熟市場或發達地區的基礎設施進行投資所引致的企業投資規模非常有限，并且很可能造成顯著的擠出效應。政府應當以潛在高成長產業的初始投資或者以潛在高成長地區的基礎設施為主要投資領域，并配套以稅收優惠、貼息、政府采購等產業或地區支持政策，帶動企業資本跟隨財政資金進行大規模投資。潛在高成長產業或地區存在投資門檻較高、市場難以預測或者技術風險較大等顯著風險，其高成長性僅僅是企業投資獲得的風險溢價，導致企業自發投資規模較小、在該產業或地區的資源配置不足。所以政府的初始投資實際是對企業投資的風險補貼，能夠使企業在高成長產業或地區的投資獲得超額回報，從而政府投資可以形成顯著的誘導效應。
（三）轉型期控制通貨膨脹的財政政策選擇
轉型期我國面臨的通脹壓力主要有兩種成因：一是經濟過熱、投資需求過剩引起的通脹壓力；二是原材料、能源價格上漲引起的成本推動型通脹壓力。在貨幣政策之外，必須非常重視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的結構化財政政策以達到控制通脹壓力的目標。
投資需求過剩來自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內部投資過剩由地方政府的基本建設投資和內資企業的過剩投資造成，其顯著特征是低水平重復建設，投資效率低下。外部投資過剩在近期主要由我國資本市場繁榮、人民幣升值預期等因素引起熱錢流入導致流動性過剩引起。對于后者目前主要由貨幣政策加以調控，對于前者則必須區別投資主體采取不同的財政調控政策。近期地方政府基本建設投資的相關收支可以概括為土地財政，必須通過公共財政體制的規范完善加以約束，包括在預算管理體制方面將土地財政納入地方預算管理，嚴格執行收支兩條線規則，規范土地出讓金支出范圍，同時提高各級財政公共服務的支出強度，壓縮經濟建設支出。針對內資企業低水平重復建設的過剩投資行為，則應當以政府投資、稅收優惠、貼息以及財政補貼等手段分產業進行結構性引導，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以及培育新興支柱產業部門。
高能耗和高資源消耗的經濟結構決定了在全球能源和資源短缺、價格持續上升的背景下，我國面臨持續的成本推進的通脹壓力。同時由于長期的石油價格補貼，使原油和成品油價格倒掛，成品油價格沒有充分反映能源的稀缺性，從而成品油價沒有形成對高能耗產業的抑制，也沒有形成對節能及新能源技術開發和應用的有力推動。在近期全球市場高油價和礦產資源價格持續上升的情況下，必須進一步推動國內能源和礦產資源的市場化定價以抑制高能耗、高資源消耗產業的進一步發展，同時以結構化政策推動產業升級來降低能源和資源消耗水平，減輕成本推進型通脹壓力。
三、推進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財政政策選擇
我國體制轉型的復雜性在于同時對經濟發展目標的追求，即在體制轉型和經濟總量穩定增長的基礎上，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轉變，在全球化分工體系中占據穩固而有競爭力的地位，實現經濟社會長期可持續發展。
（一）財政政策應以推進根本性經濟結構轉變為重點
實現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實現若干根本性的經濟結構轉變，而這也決定了財政政策的重點。首先，必須轉變經濟增長的供給結構；必須增強科技創新、生產率提高以及人力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幅提高全社會科技研發投入的總量和在國民經濟中占有的比重，并形成以企業為主體的科技創新體系。其次，必須實現產業結構的現代化；使金融、技術等現代服務業以及技術含量較高的制造業和新興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成為支柱產業，并在全球產業鏈中穩固地占據高端環節。再次，必須調整經濟增長的需求結構，使國內消費、投資和凈出口三者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更為均衡；在現有基礎上必須顯著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第四，必須促成不同地區之間和城鄉之間的經濟更為均衡地發展，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和顯著的地區差異。第五，必須保證經濟社會發展與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相協調，實現可持續發展。最后，必須在效率基礎上，通過制度化的再分配調節，實現收入財富分配的相對公正，使社會公眾共享經濟發展的福利。
（二）推進結構調整的財政政策選擇及其原則
1、市場化進程不斷深入、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發展完善本身就可以推動上述經濟社會結構的有利調整。從根本上講，上述主要經濟社會結構調整的完成其實質是一個資源再配置的過程。市場機制決定了資源將優先配置于能夠產生較高回報的經濟活動領域。那么市場化進程本身就是一個不斷完善的、對于資源在不同經濟活動領域所能產生的回報進行更為準確評估并按照這種評估不斷調整其配置的過程。而這正是運用財政政策對資源配置進行調節所要實現的目標。
比如在確認環境產權的基礎上展開污染物排放權交易，使污染行為形成成本而被排污企業內部化，從而推動經濟發展與自然環境的協調。再比如，進一步放開農產品價格，鼓勵農戶展開資本合作以實現農業企業化經營，增強農民的市場地位和議價能力，就可以增強農業基礎、增加農民收入，有助于縮小城鄉經濟發展的差距。因此推動體制轉型進程的財政政策可以間接地推動上述經濟社會結構的調整。
2、推動結構調整的財政政策不應該是總量型的，僅采取單一政策手段，而應該是結構化的，采取綜合政策手段。在市場機制基礎上以結構調整為目標的財政政策，其作用的發揮是通過相對改變資源在不同經濟活動領域配置所能產生的回報來實現的。總量型的財政政策是在同一方向上普遍改變了資源配置于各個經濟活動領域的回報水平，其結構調整效應是通過不同領域回報率受影響的差異來實現的，結構調整效應的強度相對較弱。而結構化的、綜合性的財政政策是推動資源在不同經濟活動領域配置的回報率產生不同方向上的變化（有的提高、有的降低），并且可以有意識地調節不同領域資源配置回報率變化的幅度，所以其結構調整效應的強度要顯著強于總量型財政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