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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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影響范文第1篇
關鍵詞：財政赤字 擴張性財政 經濟刺激
隨著歷年來我國政府不斷實施刺激性的財政政策，有效地依靠政府投資帶動了我國GDP的增長，但與此同時我國政府的財政赤字規模也不斷增大，如圖1所示，2010年我國政府財政赤字規模已達6772.65億元，雖然較2009年有所回落，但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經達到2.8%，財政赤字規模較大，因而研究我國政府財政赤字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對于未來我國財政政策的制定具有較為重要的意義。
我國財政赤字與經濟發展相關要素關聯度分析
政府財政支出的大幅增長可以通過帶動投資進而促進經濟增長，同時也會通過作用于社會產品產出、消費價格水平和國民可支配收入來影響社會的總體供求關系，并對整個社會的經濟增長量、通貨膨脹水平等指標產生影響。
本文以1985年以來我國年度國家統計年鑒的數據為基礎，通過對1985年以來我國政府財政赤字與該年度的經濟發展變量之間的相關分析，如表1所示，可以發現，我國政府的財政赤字規模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全體居民消費水平、平均貨幣工資水平、國內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存在明顯的相關關系，財政赤字的增加對這些經濟要素的變化有顯著的相關影響，此外，財政赤字規模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雖存在一定的相關關系，但是關系并不明顯，而政府財政赤字規模與城鎮登記失業率和進出口狀況的關聯度較小，無法通過顯著性檢驗。基于此，本文認為：
（一）財政赤字擴張政策促進了我國宏觀經濟的增長
我國財政赤字規模擴大與國內生產總值的相關關系均顯著為正，其中與第一、第二、第三產業GDP的相關關系為0.682、
0.675、0.698，伴隨著我國財政赤字規模的擴大，各個產業的生產總值也穩步提升。同時通過相關性分析可以發現，我國財政赤字規模的擴大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增加，政府主導的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無疑是促進我國宏觀經濟逆勢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政府財政赤字規模的擴大也伴隨著我國居民平均貨幣工資的增長，這種增長增加了我國居民的消費能力從而促進了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長，有效地拉動了內需，從而抵消了出口形勢低迷給我國經濟增長帶來的負面影響。從我國財政赤字規模與進出口差額之間無明顯的相關關系可以發現，我國財政政策的實施對于進出口貿易的影響較小，因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主要通過拉動投資和內需來促進我國經濟的增長。
（二）我國財政赤字擴張刺激通貨膨脹水平
基于相關性分析結果可以發現我國政府財政赤字規模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成負相關關系，當財政赤字規模較低時，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升高，但是升高幅度較小，二者相關系數僅為0.439，并且其顯著性較差，因此本文認為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相較于貨幣政策對于經濟整體通貨膨脹狀況的影響程度較小，其對于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影響方向也有待驗證。
（三）我國財政赤字擴張政策對提升就業作用有限
國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制定目標往往集中在三個方面：促增長、穩通脹和保就業。通過相關性分析可以發現我國財政赤字規模的增長與城鎮失業率之間的相關關系并不顯著，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雖然有效拉動了投資和內需，但對于居民就業率的提升并不存在顯著的影響效果，因而可以認為我國財政赤字擴張政策對提升就業的作用效果較為有限。
財政赤字對宏觀經濟增長影響機制分析
我國財政赤字擴展政策可以有效地拉動內需和固定資產投資，從而保障我國宏觀經濟在出口疲軟、外部環境惡化的情況下依然穩步增長，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我國財政赤字擴張政策對于我國宏觀經濟增長的具體影響，本文在上述相關性分析基礎上，從固定資產投資和居民消費兩大方面對我國財政赤字擴張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具體影響機制進行分析，從而了解我國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具體作用機制，為我國政府制定相關的財政政策提供科學的建議。
（一）我國財政赤字對固定資產投資拉動效應分析
我國通過擴大財政支出來帶動經濟增長，最直接的途徑便是通過政府引導的固定資產投資來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刺激原材料產品的需求，創造新的就業機會等，因此作為財政赤字政策最主要的刺激途徑，本文通過分析我國財政赤字政策與各個固定資產投資細分分支指標之間的相關關系來了解我國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對于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具體拉動作用，如表2所示。
我國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在加大財政赤字的同時，其對于固定資產投資的拉動作用主要體現在基本建設投資和更新改造投資上，在我國政府加大財政開支以刺激經濟的政策貫徹過程中，各地地方政府主要通過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更新和改造以往的基礎設施來實現GDP的增長，從而提高自身經濟增長速度，而對于其他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的著力較小，特別是對于房地產開發投資的投入力度較低，由此可見在各地政府的財政支出中，用于建設保障性住房等房地產開發投資的資金支出占其總體財政安排的比例較小，各級地方政府對于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運用存在偏離民生所需項目，主要投資于更能凸顯政績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傾向。
同時，目前我國財政赤字擴張政策所帶動的固定資產投資主要依靠國家預算資金投入，其所帶動的其他相關資金投資較少，尤其是外資參與投資的資金比例較小，大量國家新增固定資產投資主要由國家財政撥款的現實也說明目前我國利用擴張性財政政策來提振經濟的措施給國家財政帶來了較大的壓力，在未來的發展中我國各地政府應當適當調整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的資金來源構成，通過引導其他資金投入固定資產投資項目來適當豐富其投資項目的資金來源，從而降低財政負擔，同時也轉移項目成本和風險。
最后，我國政府的財政赤字規模與企業主導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的增長相關性不顯著，說明我國擴張性的財政支出所投資的固定資產項目并未帶動企業主導的固定資產項目的投資，由于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經營往往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考慮目標，因此在目前經濟形勢較為悲觀的情況下，大多數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活動往往有所減少，而另一方面，我國各級政府的固定資產投資項目往往與企業的經營運作相關性較低，因此企業對于參與這些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的興趣較小，使得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與財政赤字規模之間的相關程度下降，進而降低了二者之間相關關系的顯著性。
綜上可知，我國財政赤字規模的擴大雖然有效地拉動了經濟增長，促進了我國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的擴大，但是各級政府的財政支出項目具有較為明顯的政府導向型，投資項目的資金構成單一，投資項目的經濟效益水平較差，企業的參與程度低，因而是一種較為不可持續的增長趨勢，所以我國政府在未來使用擴張性財政政策來刺激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時應當更注意與市場接軌，豐富投資項目的投資模式，調動相關企業的積極性，從而形成一種可持續增長的財政支出刺激模式。
（二）我國財政赤字對居民社會消費拉動效應分析
我國財政赤字規模的擴大也有效地拉動了我國居民的整體消費水平，對拉動內需有著積極的作用，但是對其拉動內需的具體機理依然有待進一步分析。本文通過我國財政赤字規模與居民消費相關的經濟參數的相關分析來了解我國財政赤字擴張政策對居民社會消費的具體拉動效應，如表3所示。
我國政府的財政赤字政策有效地刺激了城鎮和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財政赤字規模越大，居民的消費水平提高程度越大。同時，從上文的相關性分析結果也可以看出我國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中財政赤字規模越大，城鎮和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越低，即居民的生活水平隨之提高，因而從居民消費的角度來說，我國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對于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和消費需求的擴展具有有效的拉動效應。
但是，從供給面上，我國政府的財政赤字擴展政策并未能有效提振國內消費領域的供給方信心，各個居民消費相關行業的景氣指數并未因為我國政府刺激性的財政支出政策而產生對應的變化，因此本文認為雖然我國政府所實施的財政支出刺激政策在短期內通過家電下鄉補貼、購車補貼等方式刺激了居民的消費熱情，但是在企業界和市場的供給端，由于國家財政刺激政策具有短期性并且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狹隘性，如產品補貼范圍有限，產品指定供應商限制等，市場對于我國政府所實施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反應并不熱烈，我國政府的財政赤字政策雖然對于居民社會消費具有打動效應，但并未起到促進長期國內消費的預期效果，是一種短期的，不可持續的財政刺激政策。
因此，在未來我國政府制定財政赤字政策時，應當注意改變刺激性財政政策在居民消費相關政策細節上的刺激模式，從僅提高居民的消費熱情這一短期目標中解放出來，以提高市場對于居民消費的供給熱情以及居民消費體系的長期健康發展為主要目標對我國居民消費體系進行長遠的規劃，例如采用稅收優惠政策來引導企業產能，提高企業生產熱情；通過減少物流運輸費用來促進居民消費商品流通；通過減少交易環節費用征收來促進居民商品交換效率等。
我國財政赤字擴張政策改進建議
基于本文對我國政府近年來的財政赤字擴張政策的分析可以發現目前我國政府在經濟危機過后所采取的刺激性財政政策對保證我國經濟在危機時期的穩步增長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同時也可以看出我國財政赤字擴張政策對于我國經濟的提升作用主要體現在固定資產投資和居民消費提升效應上。
通過對我國財政赤字擴張政策的具體刺激效應的分析可以發現目前我國各級政府的財政刺激政策依然停留在政府主導的短期刺激性投資上，對于市場的主體——企業的積極性的調動十分欠缺，大多數財政支出政策僅僅著眼于短期內提高政府經濟政績，并提高居民的消費熱情，卻未對企業界的需求和關注做出對應的應對政策，從而使得目前我國的財政刺激政策所帶來的經濟增長缺乏有效的持續性。
因此，在未來我國財政政策的制定中，政府決策者應當從長遠的經濟發展目標出發，通過制定符合企業界發展目標和利益訴求的財政刺激政策來提高企業參與經濟刺激計劃的熱情，從而使我國政府的財政刺激政策真正具有長期的經濟提升效應，促進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
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影響范文第2篇
淡化經濟政策色彩，強化財政政策的社會政策功能，2011年財政政策步入歷史性的功能轉型。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11年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一時各方意見紛紜。
這看似與2010年的財政政策一樣，實際上并不是簡單地延續2009年以來實行的以公共投資擴張為主要特征的財政政策，而是在總結前兩年經驗的基礎上，以積極主動的姿態，使財政作用更寬廣、更有效、更長遠。從政策的連續性來看，主要表現在財政手段的運用上依然是積極主動的，而不是淡出，更不是退卻。而從積極財政政策的內容、重點、措施來看，不會“濤聲依舊”。
2011年積極財政政策將在四個方面發揮作用，即穩定增長、改善結構、調整分配、促進和諧。顯而易見，與前兩年的積極財政政策相比，其政策目標已主要不是保經濟增長，而是從上述后三個方面來重點發揮影響力。因為2011年的經濟增長已經不需要財政來“保駕”。
由此可看出，2011年的積極財政政策預期將有四大轉變：
一是從以總量擴張為主轉變到以結構調整為主。2009年、2010年全國財政赤字分別達到9500億元、10500億元，與2008年1800億元財政赤字相比實行了跳躍性的財政擴張。顯然，2011年按照8%的經濟增長速度預期目標，不用財政擴張投資需求即可實現。2011年財政重點轉向結構調整，即通過財政收入結構、支出結構的調整來促進和推動產業結構、分配結構、需求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等各方面結構的合理化。
二是從以公共投資擴張為主轉變到以公共消費擴張為主。前兩年實行4萬億元的投資刺激計劃表明，財政政策的著力點主要是投資。例如2009年中央政府公共投資支出達到9243億元，比2008年預算增加5038億元。2011年公共投資新開工項目嚴格控制，顯然投資不再是主要的著力點。不言而喻，公共消費成為明年的財政政策主要著力點，即通過擴大各項社會性消費支出來提供更多的公共消費，改善私人消費預期，帶動居民消費，提升國民消費率，為宏觀經濟平衡、內生性增長的形成創造條件。
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影響范文第3篇
關 鍵 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宏觀經濟；融合效應
中圖分類號：F830.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3544（2013）03-0040-05
一、引言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實施宏觀調控的主要工具，政府支出能夠影響貨幣政策的微觀基礎， 進而改變貨幣政策效率。中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實施了大規模的政府支出計劃，短期內巨大的政府支出增量形成了較強的財政支出沖擊，對貨幣供應量的波動影響巨大。2010年以來，宏觀經濟政策更加強調連續性和穩定性，也更加注意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相互配合與協調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證了中國經濟的穩定增長。但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從而影響了兩種政策的獨立性。因此，在復雜的經濟形勢下，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維持經濟增長、穩定物價等方面是否有效，兩種政策如何配合以達到宏觀調控的目標等成為亟需探討的問題。特別是在我國市場經濟基礎較弱、金融體制尚未完善的背景下，財政政策相較于貨幣政策發揮了更大的作用， 其對貨幣政策的影響也更為顯著，而貨幣政策對于財政政策的影響并不為人們所關注，甚至被忽略。本文試圖通過建立一個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動態隨機均衡模型來考察中國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經濟波動以及兩種政策間的相互影響，并就如何加強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性、完善宏觀經濟調控的穩定性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二、文獻綜述
國內外學者對政府支出對貨幣政策的影響渠道和實際沖擊進行了大量研究。一般認為，政府支出主要通過兩條渠道影響貨幣政策。一是直接渠道：如果家庭部門和企業根據短期情況決定自己的支出水平，那么當前稅收就會影響總需求，從而影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還會形成投資性支出，改變貨幣供應量，進而影響貨幣政策有效性。二是間接渠道：財政政策會影響利率變動，從而間接影響貨幣政策效率。Alonso（1996）等通過研究歐盟國家財政政策對貨幣供給的影響，發現財政支出擴張和赤字增加對貨幣供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財政赤字越大，貨幣供給量也越多，貨幣政策目標和有效性將受到沖擊。Dixit & Lambertini（2001）分析了財政部門和中央銀行之間的關系，發現中央銀行只能部分地影響通貨膨脹，財政部門對通貨膨脹的作用不可忽視。在均衡狀態下，兩項政策應當互相補充。Eusepi，S. & Preston，B.（2008）通過研究美國的經濟數據發現，如果貨幣政策的實施缺乏財政政策的配合，那么單純的泰勒規則型貨幣政策難以奏效，在公共預期的作用下，會形成預期驅動的經濟波動。
另外，部分研究顯示，政府支出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是有條件的。Buti，Roeger and in’t Veld（2001）認為，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影響機制是不確定的，這取決于實際經濟沖擊的類型：如果是供給沖擊，那么兩項政策是相互沖突的；如果是需求沖擊，那么兩項政策就會存在互補關系。Evans，G.W & Honkapohjs，S（2002）認為，物價水平并不惟一地由貨幣政策決定，在特定的公共預期形成機制下，政府支出決定了物價水平進而影響貨幣政策效果，短期內財政赤字與貨幣需求正相關。
國內學者普遍在中國經濟背景條件下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波動的影響以及兩種政策的配合效應。趙麗芬、李玉山（2006）對中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作用及其動態性進行的實證分析表明，中國不存在簡單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互補或替代關系，而是存在一種非對稱性的關系，即擴張的貨幣政策伴隨著收縮或穩健的財政政策，而擴張的財政政策導致被動擴張的貨幣政策，表現形式取決于具體宏觀經濟環境和經濟沖擊形式。張龍、白永秀（2010）通過建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應分析的聯立方程模型發現，財政政策對消費的影響遠大于貨幣政策的影響，財政政策有可能通過影響消費、投資進而影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王彬（2010）建立了一個包含金融加速器的新凱恩斯主義壟斷競爭框架，指出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具有明顯的正向沖擊，而貨幣政策對財政政策的影響相比于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的沖擊，其效果非常有限。張志棟、靳玉英（2011）基于價格決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作用視角，利用MS-VAR模型檢驗了中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價格決定中的作用機制，結果顯示，物價水平的決定因素是不確定的，當物價由財政政策決定時，貨幣政策有效性將受到很大影響。而當物價由貨幣政策決定時，僅僅調整貨幣供應量等工具即可進行調控，財政政策作用有限。
已有文獻研究基本上探討的是封閉經濟體系，對于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貨幣政策的相互作用研究尚有較大空間。本文試圖在現有研究基礎上， 應用動態隨機一般均衡（DSGE）模型，對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貨幣政策相互作用及其與經濟波動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
三、模型分析
根據Jesus Fernandez-Villaverde所構建的DSGE模型，在傳統的實際經濟周期模型包含的技術沖擊基礎上，加上政府支出沖擊和國際貿易沖擊，本文構建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包含家庭、廠商、外國和政府等四個部門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來研究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影響。
1. 家庭部門
家庭部門的典型行為是向廠商提供勞動，以獲得工資進行消費。效用和消費正相關，和勞動負相關，隨著消費的增加，邊際效用遞減。因此，家庭部門的決策行為是決定勞動與消費的組合，進而實現效用最大化。家庭部門的效用函數：
■E0■？茁t-1[log（ct）+？鬃·log（1-lt）] （1）
其中，ct為消費，lt為標準化處理后的勞動供給，滿足0
家庭部門所擁有的資源是有限的，其可支配資源包括當期收入和新增貨幣供給，二者之和應當等于消費、投資、政府支出以及凈出口之和。因此，預算約束為：
yt+mst-mst-1=ct+it+gt+ext （2）
其中，yt，ct，it，gt以及ext分別表示收入、消費、投資和凈出口，mst表示貨幣供應。（2）式說明在總收入和貨幣供給穩定或者按照穩定路徑增長的情況下，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對投資和消費的擠出效應將會非常明顯。
2. 廠商
假設廠商的生產函數為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 如果廠商存在規模經濟，為了降低生產成本，廠商必然擴大生產規模，直到規模經濟消失。因此，我們假設在均衡狀態下，廠商不存在規模經濟。廠商生產函數為：
yt=k■■·（e■·lt）1-a （3）
其中，zt表示技術進步。資本積累方程為：
kt+1=it+（1-？啄）·kt （4）
其中，？啄表示資本折舊率。（4）式反映了資本和投資之間的動態關系，投資越多、折舊越少，資本積累就越快。投資it由自主投資和實際利率決定的部分組成，具體形式為：
it=i0 ·t-d·rt （5）
其中，i0 ·t，rt分別表示自主性投資和實際利率，d為投資對實際利率的敏感系數，且d>0。
根據實際經濟周期模型，模型中引入廠商面臨的技術沖擊，假設技術進步服從一階自回歸過程：
zt= ？籽·zt-1+et （6）
其中， ？籽為技術進步的自相關系數，et為技術沖擊，且et～N（0，？滓■■）。（6）式說明在某一時期技術進步具有自相關性，并且受技術沖擊決定，技術沖擊可能來源于企業的創新或者其他重大的科技進步。
3. 政府部門
政府部門的支出包括為維持政府部門正常運行的一般性支出，以及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和向國有企業注資的投資性支出。如果政府沒有調節財政政策，政府支出將維持穩定，與上一年的支出存在自相關關系。如果政府調整財政政策，政府支出將發生預期外的變動，即出現政府支出沖擊。同時，對于貨幣政策沖擊，政府支出有可能做出相應變動，因此本文假定政府支出由上年支出和政府支出沖擊共同決定，并受貨幣政策沖擊的影響，其過程為：
gt=v·gt-1+p·emst+egt （7）
其中，v表示本期與上期政府支出的相關系數，egt為政府支出沖擊，且egt～N（0，？滓■■）。egt可視為政府支出對均衡路徑的偏離。p為政府支出對貨幣沖擊的反應系數。
4. 貨幣市場
由于中國市場經濟尚未完善，金融體制尚不成熟，因此貨幣政策不能完全獨立，貨幣政策的實施及其效果受政府支出的影響較大。同時受制于現行外匯制度，貨幣政策尚無完全獨立的操作空間，貿易順差對貨幣供給具有較大影響，因此實際貨幣供給過程為：
mst=b·mst-1+u·egt+w·eft+emst （8）
其中，b，u，w分別為本期貨幣供應對上期貨幣供應量、政府支出沖擊、國際貿易沖擊的敏感系數，emst為貨幣政策調整引起的貨幣供應沖擊。（8）式表明貨幣政策同時受到財政政策和國際貿易變動的影響，u可反映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的影響程度。
根據凱恩斯貨幣需求理論，貨幣需求可表示為：
mdt=q·yt-n·rt （9）
其中，q，n分別表示貨幣需求對收入和實際利率的敏感系數。貨幣市場均衡條件為：
mst=mdt （10）
5. 國外部門
中國對國際資本的流動實行一定的限制，在資本不完全流動的情況下， 假設國際經濟波動僅僅通過貿易渠道傳導，即國外部門行為僅僅表現在進口和出口。在不考慮外部沖擊的情況下，國際貿易規模受國家競爭力影響，而國家競爭力具有一定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因此，進出口行為可由預期部分和沖擊部分構成，凈出口可表示為：
ext=s·ext-1+f·eft （11）
其中f為凈出口對外部沖擊的敏感系數，eft為凈出口沖擊，且eft～N（0，？滓■■）。
6. 經濟系統均衡
由最優化條件，我們可以從（1）式和（2）式得出消費者效用最大化的跨期歐拉條件：
■=？茁·Et■·？琢·■+1- ？啄 （12）
同時，勞動力市場均衡條件為：
？鬃·■=（1-？琢）·e■·k■■·l■■ （13）
（3）式～（13）式構成了完整的經濟系統。通過計算均衡解，我們可以得到各變量的穩態值和實際值，并進而估計模型。
四、數據選取與模型參數估計
1. 估計方法與數據選取說明
對DSGE模型的估計有校準法和估計法兩種，本文采用Bayesian估計方法。 估計法的優勢在于所估計的參數可以根據實際經濟情況和模型參數的特點施加相關約束條件，可以通過脈沖響應函數分析參數不確定性問題，而且利用歷史數據所估計得到的參數值更能反映經濟的實際情況。
由于中國貨幣政策真正發揮作用的時間是在1998年之后，因此我們選取了1999年1月至2012年7月中國的消費品零售總額、貨幣供應量、進出口數據作為輸入數據，以此研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影響。數據先期處理過程為先對變量進行去勢處理，利用X12方法對上述四個變量進行季節調整，然后使用H-P濾波得到變量的波動部分，最后對波動項求差分。
2. 參數設定
首先對參數的分布情況進行事先界定，再利用事先界定參數運用Bayesian方法估計實際的參數值。隨著樣本容量的增加，估計結果會最終收斂于實際值，因此設定值并不影響模型估計的可靠性。
我們參照國內學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對參數進行事先設定。其中，資本對產出的貢獻度？琢設為0.355（李浩等，2007），貼現因子？籽設定為0.988，資本折舊率？啄為0.05（吳利學，2009）。閑暇對效用的貢獻度？鬃設定為2.2，反映了居民對當前消費的重視。技術進步的自相關系數？籽設定為0.95，即本期與上期技術進步存在高度正自相關關系。貨幣供應量、政府支出和國際貿易的自相關系數（b，v，s）分別為0.98， 0.68，0.67，將貨幣供應對政府支出沖擊和國際貿易沖擊的敏感度設為0.8和2。
3. 參數估計結果
表1顯示了運用Bayesian方法進行估計所得到的模型參數值。
表1中，政府支出沖擊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系數為0.7221，說明政府支出沖擊1%的正向變動將會引起貨幣供應量增長0.7221%，對貨幣政策的影響非常明顯。此外，國際貿易沖擊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系數為1.9471，說明以美元計的國際貿易規模增長1個百分點，以人民幣計的貨幣供應量將增長近2個百分點。在財政支出保持擴張性預算和赤字規模持續擴大的條件下，貨幣政策的作用必然受其影響，其政策走勢必然走向擴張，形成配合財政政策的形勢。而在國際貿易順差和收支盈余持續擴大的條件下，貨幣供給的被動和受支配的特性十分明顯，這對于貨幣政策的緊縮以及反通脹政策具有相當的抵消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國內學者的研究，國際貿易正向沖擊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程度出現了一定的下降，這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機后中國出口增幅放緩，貿易順差下降所致。此外，貨幣沖擊對財政政策的影響系數僅為0.0011，影響程度很小，這反映了當今中國支配性財政體制下，貨幣政策的從屬地位。
4. 脈沖響應與方差分解分析
圖1顯示了政府支出沖擊對主要經濟變量的脈沖響應。政府支出沖擊對消費和投資都具有負向影響，在政府支出沖擊后的一段時期內，投資和消費都下降，政府支出具有一定的擠出效應，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對消費并沒有起到明顯的刺激作用。但是政府支出對產出的拉動作用非常明顯，但影響時間較短，7個月后即回歸均衡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支出沖擊對投資的長期影響：政府支出沖擊13個月之后，其對投資產生正向影響，這是由于盡管政府支出主要通過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擴張完成，初期對民間投資產生較大的擠出效應，但長期內，國有企業的擴張效應傳導到私有企業，從而對民間投資產生了間接的帶動作用。財政政策擴張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是明顯的，短期內使得貨幣供應量增加0.15%，這是由于政府支出中包含的巨額投資性支出產生了較強的貨幣擴張效應，并且這種影響力度較大，由圖1可知其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期限延伸至40個月。
圖2反映了各變量對貨幣政策沖擊的脈沖反應。一個單位的貨幣政策沖擊對消費和投資產生了一定的正向影響，二者分別增加了0.05%和0.5%。在對產出的影響方面，由于貨幣政策具有的時滯性，因此其對產出的影響相對政府支出要緩慢，并且影響程度也較小，但其影響期限要比政府支出長，直至40個月后仍然具有較為明顯的影響。可見我國財政政策的短期效應比貨幣政策強，但貨幣政策的影響更為長遠。從圖2可以看出貨幣政策沖擊對政府支出的影響較小，遠不如政府支出沖擊對貨幣政策的影響。這進一步反映了我國支配性財政體制下，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的基本特征。
表2為各經濟變量在政府支出沖擊、貨幣政策沖擊、國際貿易沖擊和技術沖擊下的方差分解結果。可以看出政府支出沖擊對產出、消費和資本積累的影響要遠大于貨幣政策。國際貿易沖擊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巨大，在特定外匯制度下， 大量的國際收支順差使中央銀行不斷被動購入外匯，投放人民幣基礎貨幣，直接形成了大量的貨幣供應。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作用方面，政府支出沖擊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達到貨幣政策本身影響的60%，顯示了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的影響較強；反觀政府支出對貨幣政策的反應，則非常微弱，表明是現有條件下貨幣政策在調整宏觀經濟方面獨立性較弱。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目前在我國宏觀調控體系中，財政政策發揮著主要的作用， 貨幣政策作為配合政策出現。在經濟出現下滑態勢時，財政政策能夠在短期內增加產出，帶動經濟增長，但同時應該看到的是，由于政府支出多用于國有企業，其對民間投資和消費的擠出效應是很明顯的，因此單純依靠政府支出并不能帶來經濟持續長期的增長，經濟的長期增長主要依靠民間投資增長以及消費的增加。上述分析同樣表明， 貨幣政策能夠在較長的時期內帶動產出的增加，同時寬松的貨幣政策帶來的利率下降，能夠有效刺激民間投資的增長。因此，宏觀調控應該更加注重兩種政策的協調配合。
在現有的經濟體制下，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具有非常明顯的影響，相應的，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獨立性都大大降低；相反，貨幣政策變動對財政政策的影響則相對微弱得多。這既反映了我國財政支配體制的主要特征，也同時表明增強貨幣政策獨立性已非常必要。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構建了一個包含家庭、廠商、政府、貨幣當局以及國外部門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模型中包含了影響我國宏觀經濟波動的四種主要沖擊，即技術沖擊、政府支出沖擊、貨幣政策沖擊和國際貿易沖擊。采用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析重點分析了其中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沖擊對我國產出、消費、投資等方面的影響程度，以及兩種宏觀經濟政策的相互影響，模型揭示了財政、貨幣政策對于穩定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后危機時代，在國際經濟形勢普遍低迷、我國外貿出口受阻的大背景下，加強貨幣政策有效性、提高貨幣政策獨立操作空間以及加強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顯得尤為關鍵。
通過模型和數據分析，我們認為從中長期以及經濟結構調整的角度看，要保證我國宏觀經濟增長的持久性，僅僅依靠政府主導行為顯然是不夠的。雖然擴大政府支出是短期內避免經濟下滑的必然選擇，但這種短期內強力拉動經濟增長的政策具有不可持續性。 而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進一步發展，金融體制的不斷完善，貨幣政策在影響總需求方面的作用日益明顯，并且金融國際化步伐加快、國際貿易和國際資金進出規模增長迅速，也要求我國必須重新審視貨幣政策的地位和作用，以適應新的國際經濟環境和中國經濟面臨的全球化問題。
為此，我國一方面要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從政策制定、實施等方面入手，提高貨幣政策獨立性，減輕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的影響。應當創造一個穩定的金融環境，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加快利率的市場化改革步伐，避免為追求短期利益而犧牲貨幣政策獨立性的行為，達到穩定物價水平，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穩定增長的最終目標。應當從體制上完善貨幣政策體系，消除事實上存在的外匯占款、財政直接投資行為對貨幣供給的倒逼機制，降低貨幣供給的內生性，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另一方面，貨幣當局必須重視政策協調，充分估計到財政政策對主要經濟變量的影響，合理制定貨幣政策，維持經濟穩定增長。在當前條件下，如果忽視財政政策的影響，貨幣當局就難以調節貨幣供應量，無法實現貨幣政策目標。應當適時、適度地提高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彈性，阻隔國際貿易順差對我國貨幣供應量的影響，提高貨幣政策獨立運作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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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影響范文第4篇
1997年7月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嚴重打擊和損害了亞洲各國經濟，對我國的經濟也造成了嚴重的外部沖擊。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府采取了對內啟動內需、對外擴大出口的宏觀政策組合，消除外部沖擊可能帶來的各種連鎖反應，積極財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從當時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看，這些政策的出臺還有著更深層次的背景。首先，我國宏觀經濟的態勢已由供給短缺轉化為生產的全面過剩；由通脹轉變為通縮。其次。我國經濟發展的目標已由實現傳統的工業化轉換為實現工業化和信息化的雙重目標；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長為主要標志的經濟增長轉變到追求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全面協調發展；由強調效率優先的市場化改革轉變為同樣重視社會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國已經進入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重視法治和規則，提升國際競爭力和綜合實力，改善經濟增長的效益和質量是新階段提出的新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客觀上就要求我國的財政體制和收支結構進行更大范圍、更深層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實現經濟體制和增長方式的轉變。因此，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能簡單看作是一項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它更是一項結構性的財政政策。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
積極財政政策首先是一項應急措施，是為了化解外部沖擊，擴大內需和支持出口，確保經濟增長的短期擴張性措施：但是，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從一開始，就不僅是一項短期擴張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長期內容；它不僅是一項總量政策，同時又是一項結構性政策。
(一)積極財政政策是擴張性政策和結構性政策的組合
在規范的經濟理論中，有幾點是既定的：一是給定了比較完善規范的市場經濟體制；二是結構和技術問題只在中長期才發生變化。在這些條件下，以解決總有效需求不足為目標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增加財政支出或減稅等，來刺激需求并帶動整個經濟增長。
因此，從中國實際出發來界定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就不能把它簡單看作是規范濟理論中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簡單地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通過擴張或緊縮性財政政策來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財政政策有效，就必須有結構性政策的配合。
(二)積極財政政策包含公共財政的體制改革
在一般意義上，財政職能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一是對宏觀經濟調節的職能。即反周期政策。這種政策只能在短期內使用，而且受財政紀律和政策規則的約束。二是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能，即提供市場不能提供或提供數量不足的公共品和準公共品。三是社會公平職能。通過財政轉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來調節地區和個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勵和引導職能。通過財政支出和稅制激勵調節微觀主體(企業)的行為，從而引導經濟資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積極財政政策的性質和特點
(一)政策的階段性
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在當前我國出現了需求不足，投資、出口和經濟增長乏力。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加劇等特殊情況下，在政策環境允許的限度內，所采取的一種階段性或暫時性的適度擴張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在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完全到位，企業機制轉換也尚未完成。體制性和結構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況下，不宜也不能實行全面擴張的財政政策，而只能實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資、開拓市場、擴大內需，又有利于調整和優化結構，促進體制改革深化的財政政策，即應該實行定向性的財政政策。
(三)政策的復合性
擴大內需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因此，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就其自身而言，沒有局限于擴大財政對基礎設施投資這一個方面，而是以擴大需求為主旨，注重多項政策手段的綜合運用，體現了政策復合性。
四、積極財政政策的財政風險
(一)幾年來積極財政政策導致赤字率和債務率不斷增加。我國幾年來連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導致各項反映財政狀況指標呈現逐漸惡化的趨勢，赤字率(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經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債務率(國債余額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歐盟《馬約》確定的赤字率和債務率標準不是公認的國際警戒線。赤字率和債務率并不是判斷財政風險的唯一標準，要結合具體國情主要是經濟增長和利息支出進行綜合考慮。
(三)中國財政短期內風險不大，但長期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確有財政風險。按照前面的分析，雖然幾年來財政支出迅速增長。赤字率和債務率上升較快，但由于同期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也較快，目前財政風險并不大。但如果從中長期看。中國財政風險有累計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規模增加稅收的條件并不具備，未來財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經濟增長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長期內仍需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結構性職能要求財政支出規模不能減少。支出壓力較大。
(四)中長期財政風險的限度。在中長期內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必須考慮財政風險是否有可持續性的問題，即未來政府能否償還到期債務。如果隨著債務積累。政府既無法利用財政節余償還債務，也無法通過發行新國債償還舊國債，政府只剩下兩個選擇：使國債貨幣化或宣布廢除舊的債務。前者意味著征收了通貨膨脹稅，后者意味著國家信用破產。無論哪種情況出現。都意味著財政風險轉化成為財政危機。
五、積極財政政策下一步調整的方向
無論積極財政政策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它僅僅是一項階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當其初始目標完成后，就應當考慮它的淡出、轉型和調整的問題。
(一)積極財政政策在總量上的投入應逐步由擴張轉為適度調整。從現階段的實際出發。積極財政政策中以反周期為主要目的的擴張功能應當淡出。
(二)積極財政政策應加快向體制性、結構性政策轉型。積極財政政策由擴張性轉為體制性、結構性政策后，為保證政策調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時間保持一定規模的赤字，來達到加快推動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繼續擴大對外開放，促進攻堅階段的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基礎設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積極財政政策在機制上應逐步由應急性決策轉向“規則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資機制。自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人們最關注的是財政風險、國債投資效率以及公共財政的功能性改革等問題。要防范財政風險以及可能引發的金融危機，推進公共財政體制改革，在反周期擴張性財政措施淡出后，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一方面為國家重大戰略實施提供資源引導力的保障：另一方面。應加強財政政策的規則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國債投資進入、退出的標準。保證財政政策的連續性、規范性和公開性，堅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財政資源和國債投資的使用效能。
(四)積極財政政策在投資領域應縮短戰線，并按照貫徹“五個統籌”要求調整投向。積極財政政策的一項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擴大內需的主角讓位于消費和民間投資，公共投資的范圍是不與民爭利，在建立公共財政的體制框架的同時，掃除消費和民間投資增長的相關障礙。因此，適度規模的國債投資只可能有限解決目前最緊迫、最根本的發展問題，而把其他的發展問題留給市場和民間投資。
(五)積極財政政策要進一步強化社會保障職能。社會保障支出是財政的基本職能之一。從中長期看，我國社會保障壓力是由三個因素組成的：一是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進。社保覆蓋面將大大擴展，不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之后應該被納入到社會保障體系中，而且社保范圍也應該延伸到農村：二是企業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就業情況不容樂觀，社保壓力也相應增加；三是我國在人均收入較低，養老保險體系建立時間不長，特別是一部分退休較早的職工沒有交納個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進入老齡化社會，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趨勢。下一步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之一，是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繼續提高社會的保障能力。重點完善相應的保障制度。
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影響范文第5篇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政策協調
文章編號：1003-4625(2011)06-0035-04 中圖分類號：F822.0 文獻標識碼：A
為有效應對金融危機，我國迅速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有效地刺激了經濟的回暖。但在后危機時期，我們將面對更為復雜的環境。怎樣科學退出刺激政策以及我國的財政、貨幣政策又應怎樣協調?這些是我們急需解決的問題。
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的理論基礎
(一)財政、貨幣政策協調的必要性研究
目前，經濟學主流觀點認為：盡管財政政策在長期內會影響經濟增長，但從短期來看，相機抉擇的“反周期”財政政策無助于經濟穩定；貨幣政策更適合于作為宏觀調控的工具。因此，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無須協調配合。然而，一些經濟學家并不認同上述觀點。薩金特和華萊士(sargent和Wallace，1981)在他們的經典論文中闡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可能完全獨立，因為兩者共同受到一個統一跨時政府預算方程約束。如果財政政策導致財政赤字無法持續，最終勢必迫使中央銀行通過發行貨幣為財政赤字融資。諾德豪斯(1994)運用博弈模型開創性地證明：中央銀行和財政部的不合作對宏觀經濟穩定的損害相當之大，中央銀行和財政部政策目標是不一致的。財政部的目標側重于增加產出和提高就業，傾向于擴張的財政政策；而以穩定物價為目標的中央銀行預料到這一點后就會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并且提高利率，以圖消除或者緩解因財政擴張造成的通貨膨脹壓力。這時納什(Nash)解的特征是很高的財政赤字和很高的利率并存，高利率抑制了民間投資，結果財政赤字并沒有降低失業率和提高產出。Luca Lambertini和Rieeeardo Rovelli(2004)考察了在宏觀經濟穩定條件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的關系。他們的分析表明，如果財政政策考慮到產出和通脹福利函數(通脹福利函數與中央銀行定義的相一致)，那么，兩個當局都會從合作中獲利。
總之，大部分研究表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應該協調配合，否則會損害經濟效益。
(二)財政、貨幣政策協調的分析框架
凱恩斯從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場機制無法使經濟達到充分就業均衡的論斷，提出以需求管理為主，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干預和調節。當一國經濟處于非均衡狀態，出現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時，只有采取相機抉擇的經濟政策，才能使之趨向于物價穩定或充分就業水平。在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時期，財政政策的效用不明顯，要通過緊縮性貨幣政策抑制通貨膨脹；在嚴重的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時，貨幣政策的效用不明顯，要通過擴大政府支出、減稅、增發國債等來應對通貨緊縮，拉動經濟復蘇。同時，凱恩斯理論認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作用機制和效用不相同：財政政策作為政府的收支政策，主要作用于產品市場，進行結構調整，而貨幣政策的調節功能主要作用于貨幣市場，適合總量調節；財政政策調整有法定的程序和規范的審批手續，時滯性長，貨幣政策相比則更為靈活和富有時效性。因此，在具體運用以上兩種政策時，要根據宏觀經濟的不同目標適當選擇，合理搭配，以便起到理想的宏觀調控效果。
英國經濟學家希克斯在凱恩斯基本模型之上建立了IS-LM模型，它描述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同時均衡時，利率與收入的決定，分析揭示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變化可以影響經濟中總產出水平的條件，使得政府能夠通過IS-LM框架(以某種精致的數字化形式包含在一國經濟的大型計量經濟模型中)來選擇能使政府實現特定產出目標的宏觀經濟政策。
(三)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重點
一是宏觀調控目標的配合。我們知道，無論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其最終目標都必須符合國家宏觀調控目標的要求；而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包括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等。貨幣政策可以增加貨幣供給量來促進經濟增長，可以通過穩定幣值創造良好的經濟增長環境，中央銀行可以用靈活多樣的政策工具對經濟進行有效的微調；而財政政策具有強有力的稅收政策杠桿，能夠調節企業利潤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能夠保證一國的就業和經濟增長水平。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能夠達到既可以掌控經濟增長總量、又能夠優化經濟結構的目的。而在經濟發展的特殊階段，兩者就一定有所分工、有所側重。在經濟過熱時期，要更多地通過緊縮貨幣政策使經濟迅速降溫；而在經濟不景氣的蕭條時期，則要更多地倚重于積極寬松的財政政策的強刺激作用來拉動經濟的增長。
二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配合。貨幣政策通過對信貸資金流向和流量的引導和控制，能夠促進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財政政策通過直接投資、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等舉措，不僅能夠直接影響產業結構，而且可以引導金融部門和民間的資金流向，進而影響整體經濟結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既有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又有利于新的經濟增長點的形成，以保障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但是，一般情況下，在結構調整方面，財政政策的功效往往高于貨幣政策而且見效更快、更直接。
三是政策操作機制的配合。政策操作機制的配合，主要包括政策工具、政策時滯和政策功能的配合。政策工具的配合，涉及財政投資項目中的銀行配套貸款、國債發行與央行公開市場的反向操作結合等；政策時滯的配合，是指貨幣政策的長時滯與財政政策短時滯的相互搭配；政策功能的配合，主要指貨幣政策具有抑制經濟過熱、控制通貨膨脹并與財政政策相互配合和協調迅速啟動投資、拉動經濟增長。
二、擴張性宏觀調控背景下我國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配合中存在的問題
(一)政策功能定位不準確，影響了宏觀調控目標實現
從兩大政策的長期目標來看，我國財政政策的基本目標主要有：經濟穩定和增長目標，財政收入目標，公平分配目標，總量平衡目標和結構調整目標。貨幣政策的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但回顧我國宏觀調控的歷史，實際上兩大政策一直發揮著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職能。長久以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目標都定位于經濟增長，而經濟增長目標只是側重于總量調控。在兩種政策的實際配合中，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都沒有發揮結構調節的作用，兩大政策在經濟結構調整中缺乏明確的目標界定和分工，使得整個宏觀調控目標的實現缺乏體制上的依托，導致內需結構失衡及調整緩慢，成為困擾我國經濟發展的突出問題。在我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過程
中，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也再次被運用，促進了經濟的短期增長，但結構的矛盾進一步加劇，影響了宏觀調控目標實現。
(二)政策職能混淆，導致了貨幣的財政內生供給
長期以來，兩大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缺乏明確的目標界定和分工，形成財政政策的貨幣化。如我國的銀行絕大多數都是國有獨資或國有控股的，銀行信貸的行政色彩比較濃厚，逐漸形成了財政資金和信貸資金配合的財政模式，造成了貨幣的內生供給。亞洲金融危機后，我國累計發行長期建設國債9100億元，而國債項目的銀行配套貸款達1.32億元，為國債投資的2倍。美國次貸危機后，我國實行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雙擴張”，并安排4萬億元的財政刺激政策，但是如此龐大的支出并不完全由中央政府直接出資，而是由財政資金配套信貸資金的模式實現，由此產生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融資模式。2010年6月末地方融資平臺貸款余額為7.66萬億元。由此可見，我國財政擴張導致了信貸擴張，而信貸擴張導致了貨幣擴張。因此，財政擴張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著貨幣擴張。
(三)政策傳導機制欠佳，量化效應明顯
一是兩大政策調控的量化效應明顯，機制效應欠佳。財政政策無論收縮與擴張，都是超經濟增長；貨幣政策無論收縮與擴張，僅顯著促進貨幣供應量的增減，疏于虛實經濟協調和調節。
二是傳導渠道不暢。如國家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以增強流動性，但企業資金緊張而股市過度膨脹，形成“流動性誤導”。
三是財政、貨幣乘數的變異。隨著改革的深化，我國逐步形成分層式財政收支分配，并且逐漸深化金融創新，這樣一來財政分配乘數與貨幣乘數都在發生著深刻變化，在儲蓄不斷提高的作用下，我國近年的邊際消費傾向逐年下滑，財政、貨幣政策乘數逐漸降低，不維持較高的貨幣供應量及市場流動性，經濟難以啟動，始終難以擺脫“一收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
(四)政策工具操作不規范，加大宏觀調控難度
以常用的兩大政策協調配合工具財政存款、國債為例。
1.財政存款。一是部分財政存款游離于財政存款繳存體系之外對全社會流動性影響較大。據調查，近年來財政部門有相當多的現金并未存放國庫，而是通過企業定期存款形式存于商業銀行。部分地區抽樣調查顯示，近幾年來這樣的財政存款占全部存款的比例在10％至14％之間波動，數額較大，這部分財政存款向金融體系注入巨量流動性，增加了中央銀行在公開市場進行對沖操作的壓力。二是財政存款數額的季節性波動明顯對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帶來一定的影響。近年來，財政存款數額季節性波動明顯。以月為周期衡量，財政存款庫存波動率平均達到10％，以季度為周期衡量，庫存波動率平均達到20％左右，以年度為周期衡量，庫存波動率平均達到30％左右。這使得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時還必須根據財政存款的季節性變化特點，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貨幣政策調控的復雜性和難度。
2.國債。在西方國家，公開市場操作的主要工具是短期國債。然而，國債在我國的貨幣市場上只擔當著次要角色，原因在于財政部發行的短期國債有限，1年期及1年期以下的國債因為其特有的靈活性，是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的主要工具，但在我國短期國債所占比重較小，中長期國債所占比重較大，致使中央銀行持有的短期國庫券數量偏少；而且，商業銀行將持有的大量國債視為優質資產，不愿出售。所有這些，導致市場交易不旺、國債二級市場運行不暢，使公開市場業務缺乏交易的基礎，嚴重影響了中央銀行進行公開市場操作的政策效果。
三、后金融危機財政、貨幣政策選擇及協調策略
在后危機時期，我國宏觀經濟受輸入性通脹、結構性矛盾以及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影響，已經進入長期高速增長路徑下的短期波動下行區間。因此經濟調控政策的正確選擇是，保持政策的連續性，減弱政策擴張力度，促進經濟增長，管理通脹預期；以財政政策為主體推進結構調整，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改善供給；大力推進市場化改革，靈活運用政策工具提高協調效率，保證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一)明確政策協調的目標：調節經濟總量平衡，促進經濟增長，管理通脹預期
后危機時代恰逢我國的工業化、城市化的攻堅階段，集于“高儲蓄、高失業及高產能”的現狀，極易引發通縮和速度抑制型就業。因此，該階段必須依靠一定的速度、一定的通脹才能支撐發展與就業，同時在發展的過程中防止資產泡沫。因此兩大政策要保持一定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并要在以下方面進行重點配合：
一是配套促進經濟以穩定的態勢均衡增長。兩大政策要合力調節經濟增速、增量與增質，以發展化解需求不足、就業等矛盾。以內需逐步增長為退出起點，協調實施財政、貨幣政策，財政上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但支出的投向應適度調整，貨幣政策退出已是大勢所趨，但退出不宜過急。根據發展適時選擇速度克制性配套(緊縮貨幣政策、適度擴張財政政策)、通脹允諾型配套(適度緊縮財政、貨幣政策)和通縮抑制型配套(同時擴張財政、貨幣政策)，提高政策調節的靈活性與準確度。
二是以貨幣政策為主，控制資產價格膨脹，管理通脹預期。中央銀行應采取適當的“緊縮”措施，合理地控制貨幣信貸增長，進而控制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的過快增長；同時，要加快貨幣供給制度改革，積極引入貨幣政策規則。財政政策要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實現收入的合理化和均等化，縮小貧富差距，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等方面擴大有效需求，從而實現物價穩定目標的實現。
(二)突出政策協調的核心：以積極財政政策體系為主，改善供給管理，推進結構調整
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對于各國應對金融危機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后危機時代，面對緩慢的經濟復蘇及全球經濟再平衡，單純依賴需求管理的總量擴張會帶來滯脹的風險。因此要通過供給面的管理進行結構調整(賈康，2008)，特別是供給面的結構與效率。一是優化投資結構，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堅持淘汰落后產能。二是加快推進資源要素價格改革，使經濟增長客觀反映資源環境成本。三是加快環境保護力度，增設環境稅，堅持“誰污染，誰治理”，實施全民環保計劃。四是更加注重推進自主創新，有效提高產出效率的財政政策安排。五是加大金融支持結構調整的支持力度，落實有保有控的信貸政策。積極支持民營經濟發展，改善儲蓄結構和發展消費信貸。
(三)完善政策協調的機制：健全體制基礎，深化財政金融改革
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完善和成熟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充分協調配合、充分發揮效用的基礎。并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還伴隨著金融體系、財政體制、國有企業制度等一系列的改革。
一是要深化財政改革提高財政政策調節能力。在健全財政體制方面，在合理界定事權基礎上，按照
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要求，進一步理順各級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調整財政分配結構，強化均衡服務，提高民生支出占比，建立健全社會保障網；建立健全稅收分配格局，推進結構性增支，加強初次分配與再分配調節，加強資源性、財產性分配調節，建立分層分級的稅收、公債、財政體制與預算調節體系；健全統一規范透明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提高轉移支付資金使用效益。
二是要深化金融改革提高貨幣政策調節能力。健全中央銀行調控機制；加速推進金融市場化，也即資產價格市場化、業務經營自由化、市場準入市場化和資本流動自由化；建立健全金融監管機制；穩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合理調整匯率水平；加強資本市場建設，提升資本市場的效率和規模。
(四)靈活運用政策協調的工具：系統協調總量、速率與結構手段
提高協調效率的基礎在于手段的協調。一是總量手段的協調。注重財政收支規模、債務率與赤字的控制，注重金融借貸差、貨幣流動性的控制，共同構筑總量增速、總量增效調節體系。二是速度調節手段的協調。注重財政收支增長速度、貨幣供應量與國民收入遞增速度的協調。三是結構調節手段的協調。注重發揮財政性稅收、補貼、公債、金融性利率、匯率的結構調節的協調，協作調節使經濟、產業、區域乃至階層的國民收入結構進一步優化。逐步將兩大政策的經濟增長貢獻率提高到50％以上，使其成為宏觀調節最有力的手段。
(五)加強逆周期風險、預期的調節：超前防范、超前導向
進入后危機時代后，風險與導向性調節將成為兩大協調的另一重點。風險調節的重點在于防范債務風險、停漲風險及國際貿易失衡風險；而導向性調節的重點，則在于根據政策的時滯，建立財政、貨幣政策預期系統，涉及總量、結構及預期導向指標等，實施窗口導向，使其成為國民經濟較為靈敏的導向標。
(六)把握財政貨幣政策協調的背景：要與當前世界和我國的經濟形勢相適應
隨著全球經濟的初步復蘇，我國的財政、貨幣政策的實施要把握好度，要考慮到中國經濟趨勢變化對世界的影響，同時還要考慮到世界經濟變化趨勢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因此，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組合不僅要視中國經濟狀況而定，還要根據國際金融、經濟的發展形勢而定，要保持實時地檢測與變更，以期達到政策協調配合的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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