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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企業污染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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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企業污染治理范文第1篇

      【關鍵詞】工業;工業廢氣;污染;治理

      當前工業廢氣污染已經成為大氣污染的主要來源,其對環境造成了嚴重的傷害。當前國家加大了對環境污染的治理力度,而治理工業廢氣污染成為當前環境保護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工業廢氣污染治理技術經過多年的發展,形成了一系列的相對成熟的治理技術。本文筆者分析了當前工業廢氣污染存在的危害性,并對工業廢氣污染治理技術應用和發展的意義進行探討,同時結合多年的工作經驗,對近年來在治理工業廢氣污染方面所采用的技術進行研究。

      一、工業廢氣污染的危害

      1、工業廢氣污染對人體造成傷害。工業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氣不經過處理,直接排放到大氣中,會對人體造成嚴重的傷害。其中最主要的體現是,人體吸入工業廢氣會造成呼吸道疾病與生理性能停滯,甚至會出現致癌或者眼睛失明等現象。

      2、工業廢氣污染對植物造成危害。工業廢氣中含有大量污染物,尤其是尤其是二氧化硫、氟化物等,這些會對植物的危害是十分嚴重的。不僅會造成植物葉枝脫落,還會造成植物尤其的農作物的減產。此外,會影響到植物進行光合作用,也間接影響到人類的生存環境。

      3、工業廢氣污染會對全球氣候環境造成影響。工業廢氣污染作為大氣污染的一個主要來源,它對大氣環境的污染已經超越了國界,危害已經遍及全球。工業廢氣污染對全球環境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加速全球臭氧層的破壞;二是工業廢氣污染會形成酸雨,造成農作物減產,建筑物等腐蝕;三是工業廢氣污染會使全球氣候變暖,兩極冰雪融化等,嚴重破壞生態環境。

      二、研究工業廢氣污染治理技術的應用和發展的意義。

      由于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工業生產活動中排放的廢氣越來越多,已經給人類的生存環境帶來了嚴重的污染。研究工業廢氣污染治理技術的應用和發展,一方面可以為人類的生存環境的改善提供幫助,更好地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另一方面可以增強企業自身的環保意識,降低企業的能耗和環保投入資金,實現政府、社會以及企業之間多贏的局面。

      三、當前工業廢氣污染治理技術探討

      工業廢氣一般分為固體顆粒粉塵污染物和氣體污染物,因而工業廢氣污染治理技術也要針對污染物的不同而不同。當前比較成熟的工業廢氣污染治理技術主要有以下幾種:

      1、吸附法。吸附法主要是利用某些具有較強吸附能力的固體吸附劑(譬如活性炭、分子篩、硅膠等)吸附工業廢氣中的有害成分而達到消除有害污染的目的。這種方法具有設備簡單、應用范圍廣、凈化效率高的特點,是一種傳統的廢氣治理技術,也是目前應用最廣的治理技術,但是該技術存在投資后運行費用較高且有產生二次污染的缺陷。

      2、吸收法。吸收法是利用某種特定的化學液體來對工業廢氣進行吸收,再利用有機分子和吸收劑物理性質的差異進行分離的廢氣污染物控制技術。但是該方法具有較大的局限性,主要適用于濃度較高、溫度較低和壓力較高情況下廢氣污染物的處理。同時這種方法的回收率太低,由于前期投資及運行成本都很高,導致經濟效益不明顯。

      3、催化燃燒法。催化燃燒法主要是借助某種催化劑來分解或者使工業廢氣燃燒后變成無害氣體。這種方法使用設備簡單,投資少,見效快,基本上不會造成二次污染。缺點是不能對廢氣中的有機物質進行回收,只有投入,而不產生任何經濟效益。

      4、生物法。生物法起初主要應用于脫臭。近年來隨著對工業廢氣污染治理技術研究的不斷深入,該法也逐步應用于有機廢氣污染物治理。這種方法與先前的常規治理技術相比,具有設備簡單,投資運行費用低,無二次污染等優點,但是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該方法只能在處理低濃度、易生物降解的有機廢氣污染物時才具其經濟性,也就是說此方法不具有普遍適用性。

      5、光分解法。光分解法主要是在光照環境下,借助催化劑(如TiO2)介質材料產生正負電子荷,將空氣分解為氫氧根離子,從而產生分解還原作用.因此可以將各種有害化學物質、惡臭物質分解或無害化處理達到凈化空氣、抗污除臭的作用。光分解廢氣的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用特定波長的光直接照射,使廢氣直接分解;另一種是在光照條件下,借助催化劑的作用對氣體進行分解。這種方法主要是一些技術比較先進的國家研究效果比較突出,而我國在這方面的研究還有待進一步的開拓。

      四、工業廢氣污染治理技術展望。

      工業廢氣污染治理在環保治理工程領域開展時間不是很長,目前雖然各種治理技術復雜多樣,但是由于某些工藝還不夠成熟,或多或少都會存在一定的缺陷。隨著環保技術的不斷發展,工業廢氣污染治理技術將會朝著多樣化、低成本、低能耗、管理維護簡單等方向發展。

      五、結語

      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工業生產活動產生的廢氣污染日益嚴峻,雖然國家近年來加大了環境治理力度,采用了一些廢氣污染治理技術,但是由于我國工業廢氣治理、凈化技術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技術效率、規模效率不高,持續研究開發能力有待進一步提高。因此,為了進一步提高我國工業廢氣治理水平,我們要加快工業廢氣污染治理技術的研發、創新及應用水平,促進新技術、新工藝、新裝備快速市場化。

      參考文獻

      [1]徐磊,黃學敏,曹曉強.生物法在處理有機廢氣中的研究現狀及展望[J].山西建筑,2007,33(11):364-365.

      [2]賀文力.試論工業廢氣的危害及其主要防治方法[J].科技與創新,2014年11期.

      [3]韓明遠.試析治理工業廢氣污染技術的有效應用[J].民營科技,2015年08期.

      [4]祝洪芬.工業廢氣污染治理的相關技術[J].中國科技信息,2015年02期.

      工業企業污染治理范文第2篇

      關鍵詞:大氣污染;環保制度;污染治理;綠色產業

      中圖分類號:X5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5913/j.cnki.kjycx.2015.10.035

      隨著社會各界對大氣污染治理問題關注度的逐漸提高,針對我國大氣污染情況的特點,例如霧霾天氣出現頻率過高且持續時間不斷延長、污染范圍持續擴大并開始向全國范圍蔓延、大氣污染不斷加深加重、污染物排放量持續大量增加,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為大氣污染問題籠罩下的重點治理區域。大氣污染問題不僅阻礙了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還嚴重危害著人們的健康,導致各種疾病反復出現,因此,治理大氣污染已迫在眉睫。

      1 工業與城鎮化發展下的大氣污染問題

      1.1 大氣污染問題的原因分析

      1.1.1 城鎮化發展失衡導致人口過度膨脹

      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不斷加快,城鎮化建設的速度也明顯加快。交通擁堵、大氣污染等問題也隨之而來。一味追求城市規模的擴張,過于片面的城市規劃導致城市結構體系發展不均衡。中心城市無序地持續擴張,導致大城市的城市功能過于集中,從而導致人口過于密集,使得城市趨于飽和,資源消耗速度過快,廢氣排放量巨增。大城市產業的發展并未抵消交通擁堵等“大城市病”,管理水平未能跟上大城市發展擴張的速度。而此種現象并不是大城市應存在的普遍現象。據調查,與其他國家大城市的大氣污染程度相比較,我國大城市的污染程度明顯過高。

      1.1.2 環保制度不健全,污染治理效率低

      持續惡化的大氣污染治理問題需要健全的環保制度調動各方主體,形成合力對大氣污染問題進行有效治理。在當前嚴峻的環保形勢下,積極調動各方主體共同治理大氣污染問題迫在眉睫,但由于當前我國對大氣污染問題制定的相關制度還不完善,現有法律保障制度體系也未能完全覆蓋,導致現行環保法在執行過程中效率較低,嚴重影響了大氣污染的治理水平。加強對企業排污行為的制約,積極提升企業自主節能減排的內在動力,并幫助企業完善自主節能減排的經濟手段。

      1.2 某地大氣污染問題治理的分析

      某地因大氣中的二氧化硫、粉塵和一氧化碳含量超過環境負荷引發了霧霾事件,當地人意識到了霧霾的嚴重性,開始從各個方面研究如何治理大氣污染。

      1.2.1 國家立法治理廢氣排放

      國家立法是治理大氣污染的基本方略。在某地霧霾事件發生之前,當地政府就已經頒布《工業發展環境法》與《制堿法》,其中包含了一些需要嚴格監管的行業,這些行業在生產過程中均會產生各種有毒氣體。同時,這也是法案中第一次規定了氯化氫的最高排放量。20世紀50年代某地煙霧事件后,當地政府頒布了《清潔空氣法案》。此法案中著重提出了無煙區的設立,并且無煙區中的居民必須改造自己的鍋爐、燃料,并使用集中供暖的方式。經過多年的努力之后,有毒霧霾終于從當地消失不見。而當地政府繼續頒布了《污染防止法》,這個法案對大氣、河流、海洋、土地各方面都有了全面、系統和有針對性的條款。

      1.2.2 控制重點變為機動車尾氣排放

      某地的機動車數量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迅速增加。當年的監測報告中顯示,某地主要的大氣污染物已成為機動車尾氣排放,其占大氣污染物含量的比例也在持續增加。于是,當地對大氣污染的控制重心向治理機動車尾氣排放開始轉變。政府還是推出各項政策,比如宣傳公共交通、自行車等無油耗、無污染的出行方式;改變城市交通系統的發展方向,降低對私家車的依賴;改進機動車燃油機的基礎設計和燃油結構;建設自行車道路系統等。

      2 對大氣污染進行標本兼治的治理研究

      2.1 實行城鎮化發展均衡化策略

      在城鎮化發展進程中,應實行均衡化的發展策略。一方面,為了解決中小城市在基礎設施建設及公共服務過程中的資金問題,通過完善創業扶持政策和職業技能培訓等工作,達到使流動人口在中小城市充分就業的效果。并在依托縣城的基礎上帶動發展一批有實力前景的中小城市,通過利用現有的地方產業基礎和基礎設施吸引更多人實現就地城鎮化,使得人口聚集起來,共同發展中小城市。另一方面,合理利用大城市的凝聚力和擴散效應,形成協調發展的現代化、合理化的城市群,將中小城市融入城市發展體系內。

      2.2 加快建立綠色產業體系步伐

      構建綠色現代產業體系,調整不均衡的產業結構,轉變粗放型的工業化發展模式,通過積極地控制產量并調整存量的方式提升產業健康發展的水平。在產量增加問題方面,在進一步提高化工、石油、鋼鐵等耗能量、排放量較高和產能過剩等行業的基礎上,建立差別化的產業準入機制,有區別地對待和要求不同產業,以達到調整過于偏重的產業結構的目的。在積極、有效遏制地方企業擴張規模的基礎上,提高市場準入制度的要求,對于大氣污染較為嚴重的地區,實行嚴禁批準高耗能、高排放新增產能項目的核準和備案。

      3 結束語

      在工業與城鎮化發展背景之下,大氣污染的治理研究工作應從提升中小城市吸引力及其與城市群協調發展著手,積極優化城市結構體系,在科學分析的基礎上構建有效長久的治理機制,以提升整個城市群的發展和城市功能全面完善為目標,以建立均衡化的城鎮化發展體系。為走上均衡的城鎮化發展道路,必須避免人口過于集中在大城市,應當積極調節人口比例,使之與大氣承載能力相協調,解決大城市中人口膨脹所引起的大氣污染問題,在工業與城鎮化發展走上健康發展道路的同時,有效治理大氣污染問題。

      參考文獻

      工業企業污染治理范文第3篇

      1、 目前的環境管理體系及農技推廣體系難以應對污染問題。

      我國的農村現代化進程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工業優先增長和依托工業的現代化農業快速發展,二是居民在空間分布上迅速集中。

      這使農村的產業結構從自然和諧型轉變成自然危害型,農村原有的具有強大環境自凈能力的自然循環被破壞,原本可以自然消納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環境自凈能力成害。

      不僅如此,農村的各類環境污染也呈現出與城市污染迥異的特點。農業生產導致的面源污染具有排放主體分散、隱蔽,排污隨機、不確定、不易監測。這使得對面源污染的管理存在成本過高,因此存在著只能對受害地監測,很難監控排污源的現狀。

      我國的環境管理體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點源污染防治上的,對農村污染及其特點重視不夠,加之農村環境治理體系的發展滯后于農村現代化進程,導致其在解決農村環境問題上不僅力量薄弱而且適用性不強。

      目前,我國的農村環境管理體系呈現以下特點:環境立法缺位、農村環境管理機構匱乏、環境保護職責權限分割并與污染的性質不匹配、基本沒有形成環境監測和統計工作體系。我國目前的諸多環境法規,如《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對農村環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體困難考慮不夠。例如,目前對污染物排放實行的總量控制制度只對點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對解決面源污染問題的意義不大;對諸多小型企業的污染監控,也由于成本過高而難以實現。而未建立農業和農村自然資源核算制度。資源家底不清,對自然這樣的利用動態缺乏真實的了解,不能不是我國生態環境趨于惡化的一個基本原因。

      另外,農業技術的選擇缺乏環境政策制約機制,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幾乎失效: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農業技術服務體系改革是以減少農技推廣經費和鼓勵自我創收為特點的。由于得不到足夠的財政撥款,農技推廣系統不得不從事與業務無關的經營活動以獲取收入,包括賣化肥和農藥等。由于激勵不相容,導致一些推廣人員對指導農民提高農藥和化肥使用效率缺乏積極性,以致化肥、農藥不合理施用情況一直在加劇。

      2、 財政渠道的資金來源不夠,導致污染治理不力。

      城鄉分治戰略使城市和農村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現象。具體到環保領域,主要指城鄉地區在獲取資源、利益與承擔環保責任上嚴重不協調。長期以來,中國污染防治投資幾乎全部投到工業和城市。城市環境污染向農村擴散,而農村從財政渠道卻幾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環境管理能力建設資金,也難以申請到用于專項治理的排污費。

      由于農村土地等資源產權關系不明晰,致使農村的環境資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屬性”,造成幾乎沒有有效的經濟手段,對農業生產中社會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給予一定補償,對社會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費用,實際上鼓勵了農村居民采用掠奪式生產方式。2003年后執行的新的排污費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沒有考慮農村污染的治理。

      由于環境保護尤其農村環境保護本身是一項公共事業,屬于責任主體難以判別或責任主體太多、公益性很強、沒有投資回報或投資回報率較小的領域,對社會資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必須發揮主導投資作用。盡管國際上各種市場化的實踐很活躍,但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不發揮主導投資責任和作用。

      另外,目前我國在實施農業和農村環境保護建設項目上,還存在著資金分散、重復建設和“自上而下”的決策等現象。例如,面源污染的治理資金分散到農業、水利、環保等部門,導致一個需要環環相扣才可能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變成各部門步調不一致的局部行動,自然效果不佳;由于采用“自上而下”的決策機制,在政治目標最大化的激勵下,對于能增加政績的公共服務,呈現出一種較高的供給熱情。而人居環境基礎設施這樣沒有進入地方官員政績考核體系的公共服務,即便農民已經有了需求,也很難提到地方政府的操作層面上來。

      3、 扶持措施不力,導致農村污染治理的市場化機制難以建立。

      我國對城市和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污染治理,制定了許多優惠政策:如排污費返還使用,城市污水處理廠建設時征地低價或無償、運行中免稅免排污費,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污染治理設施建設還可以申請用財政資金對貸款貼息等。而對農村各類環境污染治理,卻沒有類似政策。由于農村污染治理的資金本來就匱乏,建立收費機制困難,又缺少扶持政策,導致農村污染治理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的市場機制難以建立。

      4、 治理模式不適,導致農村污染治理效率不高。

      農村的三類環境污染,套用解決城市污染和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污染的主要手段——末端治理——都存在技術、經濟障礙。除了面源污染難以收集污染物外,其它類污染用末端治理常會出現既治不起,也治不凈的情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污染治理由于其污染排放的集中性、污染物相對的單一性和企業經營相對的大規模等特點,末端治理方法在多數情況下是適用的甚至惟一的。而農村的生活污染、鄉鎮企業污染以及集約化畜禽養殖場污染,采用末端治理則會因為污染治理設施建設和運行的最小經濟規模限制以及高折舊率限制而不可行。

      農村的三類環境污染問題

      農村環境作為城市生態系統的支持者一直是城市污染的消納方。近年來,我國在城市環境日益改善的同時,農村污染問題卻越來越嚴重,在工業化、城鎮化程度較高的東部發達地區的農村尤為突出。各種污染不僅威脅到了數億農村人口的健康,甚至通過水、大氣污染和食品污染等渠道最終影響到城市人口。本文重點分析東部發達地區現代化進程中的典型污染問題并提出未來在全國層面上的對策。

      ——編者

      1、 現代化農業生產造成的各類污染。

      我國人多地少,土地資源的開發已接近極限,化肥、農藥的施用成為提高土地產出水平的重要途徑,加之化肥、農藥使用量大的蔬菜生產發展迅猛,使得我國已成為世界上使用化肥、農藥數量最大的國家。

      化肥年使用量4637萬噸,按播種面積計算,化肥使用量達40t/km2,遠遠超過發達國家為防止化肥對土壤和水體造成危害而設置的22.5t/km2的安全上限。而且,在化肥施用中還存在各種肥之間結構不合理等現象。化肥利用率低、流失率高,不僅導致農田土壤污染,還通過農田徑流造成了對水體的有機污染、富營養化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和空氣污染。目前,東部已有許多地區面源污染占污染負荷比例超過工業污染。

      農藥年使用量約130萬噸,只有約1/3能被作物吸收利用,大部分進入了水體、土壤及農產品中,使全國9.3萬km2耕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并直接威脅到人群健康。2002年對16個省會城市蔬菜批發市場的監測表明,農藥總檢出率為20%~60%,總超標率為20%~45%,遠遠超出發達國家的相應檢出率。這兩類污染在很多地區還直接破壞農業伴隨型生態系統,對魚類、兩棲類、水禽、獸類的生存造成巨大的威脅。化肥和農藥已經使我國東部地區的水環境污染從常規的點源污染物轉向面源與點源結合的復合污染。

      由于大棚農業的普及,地膜污染也在加劇。近20年來,我國的地膜用量和覆蓋面積已居世界首位。2003年地膜用量超過60萬噸,在發達地區尤甚。據浙江省環保局的調查,被調查區地膜平均殘留量為3.78t/km2,造成減產損失達到產值的1/5左右。

      2、由于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管理滯后產生的生活污染。

      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的生活污染物因為基礎設施和管制的缺失一般直接排入周邊環境中,造成嚴重的“臟亂差”現象:每年產生的約為1.2億噸的農村生活垃圾幾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產生的超過2500萬噸的農村生活污水幾乎全部直排,使農村聚居點周圍的環境質量嚴重惡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國農村現代化進程較快的地區,這種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管理落后于經濟和城鎮化發展水平的現象并沒有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而改善,其對人群健康的威脅在與日俱增。

      3、鄉鎮企業布局不當、治理不夠產生的工業污染。

      受鄉村自然經濟的深刻影響,農村工業化實際上是一種以低技術含量的粗放經營為特征、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反積聚效應的工業化,村村點火、戶戶冒煙,不僅造成污染治理困難,還導致污染危害直接。目前,我國鄉鎮企業廢水COD和固體廢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業污染物排放總量的50%以上,而且鄉鎮企業布局不合理,污染物處理率也顯著低于工業污染物平均處理率。

      近些年來,在人口密集地區尤其發達地區,集約化畜禽養殖蓬勃發展。這些地區可資利用的環境容量小(沒有足夠的耕地消納畜禽糞便,生產地點離人的聚居點近或者處于同一個水資源循環體系中),加之其規模和布局沒有得到有效控制,沒有注意避開人口聚居區和生態功能區,造成畜禽糞便還田的比例低、危害直接。同時,在污染排放強度上并不低于工業企業的集約化養殖場,其污染危害更加嚴重:不僅會帶來地表水的有機污染和富營養化污染以及大氣的惡臭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畜禽糞便中所含病原體也對人群健康造成了極大威脅。

      工業企業污染治理范文第4篇

      農村現代化進程中的三類環境污染問題

      根據近10年來的全國的環境統計年報、農業部環境監測中心農業環境質量監測數據庫資料及有關普查,可以將農村現代化進程中的污染問題總結為以下三類:

      首先是現代化農業生產造成的各類污染

      我國人多地少,土地資源的開發已接近極限,化肥、農藥的施用成為提高土地產出水平的重要途徑,加之化肥、農藥使用量大的蔬菜生產發展迅猛,使得我國已成為世界上使用化肥、農藥數量最大的國家。化肥年使用量4637萬噸,按播種面積計算,化肥使用量達40噸/平方公里,遠遠超過發達國家為防止化肥對土壤和水體造成危害而設置的22.5噸/平方公里的安全上限。而且,在化肥施用中還存在各種肥之間結構不合理等現象。化肥利用率低、流失率高,不僅導致農田土壤污染,還通過農田徑流造成了對水體的有機污染、富營養化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和空氣污染。目前,東部已有許多地區面源污染占污染負荷比例超過工業污染,對太湖、杭州灣富營養化的成因分析表明,造成水體富營養化的污染源主要來自生活污水和農田的氮、磷流失。其中太湖面源污染物對TN的貢獻率已超過1/3,對TP的貢獻率接近1/3。農藥年使用量約130萬噸,只有約1/3能被作物吸收利用,大部分進入了水體、土壤及農產品中,使全國9.3萬平方公里耕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并直接威脅到人群健康。2002年對16個省會城市蔬菜批發市場的監測表明,農藥總檢出率為20%~60%,總超標率為20%~45%,遠遠超出發達國家的相應檢出率。這兩類污染在很多地區還直接破壞農業伴隨型生態系統,對魚類、兩棲類、水禽、獸類的生存造成巨大的威脅。化肥和農藥已經使我國東部地區的水環境污染從常規的點源污染物轉向面源與點源結合的復合污染。

      因為大棚農業的普及,地膜污染也在加劇。近20年來,我國的地膜用量和覆蓋面積已居世界首位。2003年地膜用量超過60萬噸,在發達地區尤甚。據浙江省環保局的調查,被調查區地膜平均殘留量為3.78噸/平方公里,造成減產損失達到產值的1/5左右。隨著中西部農業現代化的進展,這類污染也在中西部糧食主產區普遍出現。

      其次是由于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管理滯后產生的生活污染

      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規模迅速擴大。但在“新鎮、新村、新房”建設中,規劃和配套基礎設施建設普遍未能跟上:大部分城鎮只重視編制城鎮總體建設規劃,忽視了與土地、環境、產業發展等規劃的有機聯系,規劃之間缺位或不協調,農村聚居點則缺少規劃,使城鎮和農村聚居點或者沿公路發展,形成馬路和帶狀集鎮,或者與工業區混雜。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的生活污染物則因為基礎設施和管制的缺失一般直接排入周邊環境中,造成嚴重的“臟亂差”現象。例如,每年產生量約為1.2億噸的農村生活垃圾幾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產生量超過2500萬噸的農村生活污水幾乎全部直排,使農村聚居點周圍的環境質量嚴重惡化。浙江省環保局2002年進行的調查表明,農村聚居點的環境質量除了大氣污染指標外,其余已經顯著劣于城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國農村現代化進程較快的地區,這種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管理落后于經濟和城鎮化發展水平的現象并沒有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而改善,其對人群健康的威脅在與日俱增。

      第三是鄉鎮企業布局不當、治理不夠產生的工業污染

      農村工業化是中國改革開放20年間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在縣域經濟發達的浙江、江蘇等東部地區表現得尤為明顯。受鄉村自然經濟的深刻影響,這種工業化實際上是一種以低技術含量的粗放經營為特征、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反積聚效應的工業化,村村點火、戶戶冒煙,不僅造成污染治理困難,還導致污染危害直接。目前,我國鄉鎮企業廢水COD和固體廢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業污染物排放總量的50%以上,而且鄉鎮企業布局不合理,污染物處理率也顯著低于工業污染物平均處理率。

      與鄉鎮企業存在類似污染問題的是近些年來在人口密集地區尤其發達地區蓬勃發展起來的集約化畜禽養殖。居民消費能力強和農牧業的發展空間受到限制而必須提高單位土地面積的產出率,使集約化畜禽養殖場快速發展。如對環境影響比較大的大中型集約化畜禽養殖場有80%分布在人口比較集中、水系較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和諸多大城市周圍,而整個西部地區僅占總量的1%左右,據國家環保總局2002年對全國23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進行的規模化畜禽養殖業污染情況調查。因為這些地區可資利用的環境容量小(沒有足夠的耕地消納畜禽糞便,生產地點離人的聚居點近或者處于同一個水資源循環體系中),加之其規模和布局沒有得到有效控制,沒有注意避開人口聚居區和生態功能區,造成畜禽糞便還田的比例低、危害直接。同時,在污染排放強度上并不低于工業企業的集約化養殖場,其污染危害更加嚴重:不僅會帶來地表水的有機污染和富營養化污染以及大氣的惡臭污染甚至地下水污染,畜禽糞便中所含病原體也對人群健康造成了極大威脅。另外,農村由于污水灌溉和堆置固體廢棄物,大量承受了工業污染的轉移,導致了土壤的重金屬污染以及延伸的食品污染。

      由于我國農村污染治理體系尚未建立,環境污染不僅將迅速“小污”變“大污”,而且已經“小污”成“大害”,給作為弱勢產業的農業和弱勢群體的農民帶來了顯著的負面影響:中國農村有3億多人喝不上干凈的水,其中超過60%是由于非自然因素導致的飲用水源水質不達標;中國農村人口中與環境污染密切相關的惡性腫瘤死亡率逐步上升,從1988年的0.0952‰上升到2000年的0.1126%。對于基本排除在醫療保障制度之外的農民,這是極大的威脅。

      總之,在農村現代化進程加快的今天,對農村環境污染,如果沒有及時采取相應對策,將嚴重阻礙農村的社會發展和農民的福利改善。

      農村環境污染問題的本質和成因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農村現代化進程中的環境問題是中國社會長期存在的二元社會結構的產物。所謂“二元社會結構”,是指在整個社會結構體系里,明顯并存著比較現代化的和相對非現代化的兩種社會形態,這是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一般特征。在中國,由于長期存在的分割城鄉的戶籍制度以及“剪刀差”經濟發展戰略,二元社會結構的表現更為突出。在二元社會結構下,農村的環境保護長期受到忽視,環保政策、環保機構、環保人員以及環保基礎設施均供給不足。現代化進程中污染問題的加重,一方面是由于發展方式不當:過于注重經濟目標,因此在農業集約化生產、鄉鎮企業發展之初基本不考慮環境約束;另一方面是由于經濟與社會未能協調發展:社會發展落后于經濟增長,而農村包括基礎設施、管理體系等在內的公共服務供給不足、供給制度缺失,導致農村極易“小污成大污”和“小污成大害”。

      具體來說,可以將農村環境污染問題的成因總結為以下四方面。

      由于重視程度不夠,加之農村現代化的特點以及農村環境污染的特點,導致目前的環境管理體系及農技推廣體系難以應對污染問題。

      我國的農村現代化進程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工業優先增長和依托工業的現代化農業快速發展,二是居民在空間分布上迅速集中。

      工業優先增長和依托工業的現代化農業快速發展,使農村的產業結構從自然和諧型轉變成自然危害型,農村原有的具有強大環境自凈能力的自然循環被破壞;居民集中使得原本可以自然消納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環境自凈能力成害。

      不僅如此,農村的各類環境污染也呈現出與城市污染迥異的特點。以農業生產導致的面源污染為例,其具有三個明顯的特點:一是排放主體的分散性和隱蔽性。與點源污染的集中性相反,面源污染具有分散性的特征,它隨流域內土地利用狀況、地形地貌、水文特征、氣候、天氣等的不同而具有空間異質性和時間上的不均勻性。二是隨機性和不確定性。例如,農作物的生產會受到自然的影響(天氣等),因為降雨量的大小和密度、溫度、濕度的變化會直接影響化學制品(農藥、化肥等)對水體的污染情況。三是不易監測性。這是指對面源污染的管理存在成本過高,只能對受害地監測,很難監控排污源等情況。

      我國的環境管理體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點源污染防治上的,對農村污染及其特點重視不夠,加之農村環境治理體系的發展滯后于農村現代化進程,導致其在解決農村環境問題上不僅力量薄弱而且適用性不強。目前,我國的農村環境管理體系呈現以下特點:環境立法缺位、農村環境管理機構匱乏、環境保護職責權限分割并與污染的性質不匹配、基本沒有形成環境監測和統計工作體系。我國目前的諸多環境法規,如《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對農村環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體困難考慮不夠。例如,目前對污染物排放實行的總量控制制度只對點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對解決面源污染問題的意義不大;對諸多小型企業的污染監控,也由于成本過高而難以實現。而未建立農業和農村自然資源核算制度。資源家底不清,對自然這樣的利用動態缺乏真實的了解,不能不是我國生態環境趨于惡化的一個基本原因。

      另外,農業技術的選擇缺乏環境政策制約機制,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幾乎失效: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農業技術服務體系改革是以減少農技推廣經費和鼓勵自我創收為特點的。由于得不到足夠的財政撥款,農技推廣系統不得不從事與業務無關的經營活動以獲取收入,包括賣化肥和農藥等。由于激勵不相容,導致一些推廣人員對指導農民提高農藥和化肥使用效率缺乏積極性,以致化肥、農藥不合理施用情況一直在加劇。

      財政渠道的資金來源不夠,導致污染治理不力。

      必須注意到,城鄉分治戰略使城市和農村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現象。具體到環保領域,主要指城鄉地區在獲取資源、利益與承擔環保責任上嚴重不協調。長期以來,中國污染防治投資幾乎全部投到工業和城市。城市環境污染向農村擴散,而農村從財政渠道卻幾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環境管理能力建設資金,也難以申請到用于專項治理的排污費。由于農村土地等資源產權關系不明晰,致使農村的環境資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屬性”,造成幾乎沒有有效的經濟手段,對農業生產中社會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給予一定補償,對社會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費用,實際上鼓勵了農村居民采用掠奪式生產方式。2003年后執行的新的排污費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沒有考慮農村污染的治理。

      由于環境保護尤其農村環境保護本身是一項公共事業,屬于責任主體難以判別或責任主體太多、公益性很強、沒有投資回報或投資回報率較小的領域,對社會資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必須發揮主導投資作用。盡管國際上各種市場化的實踐很活躍,但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不發揮主導投資責任和作用。由于政府缺位,導致在農村聚居點的污染治理設施建設上存在一種悖論:根據亞當·斯密的“市場大小決定分工”理論,可以推出“市場大小決定具有公共物品屬性的基礎設施市場化建設和運營的最小規模”。農村聚居點和小城鎮由于單體市場規模小,其基礎設施建設和運行難以進行市場化運作,因而必須依賴財政資金。而鄉鎮和村一級行政組織普遍財源不夠,連應付生產性基礎設施建設都不夠,更難以估計污染治理基礎設施。這種悖論造成了農村聚居點污染日趨嚴重并將繼續嚴重。

      扶持措施不力,導致農村污染治理的市場化機制難以建立。

      我國對城市和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污染治理,制定了許多優惠政策:如排污費返還使用,城市污水處理廠建設時征地低價或無償、運行中免稅免排污費,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污染治理設施建設還可以申請用財政資金對貸款貼息等。而對農村各類環境污染治理,卻沒有類似政策。由于農村污染治理的資金本來就匱乏,建立收費機制困難,又缺少扶持政策,導致農村污染治理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的市場機制難以建立。

      工業企業污染治理范文第5篇

      一、現代化的農業生產造成了各類污染。

      我國人多地少,土地資源的開發程度深,化肥、農藥的施用成為提高土地產出的重要途徑,加之化肥、農藥使用量大的蔬菜生產發展迅猛,使得我國已成為世界上使用化肥、農藥數量最大的國家。這兩類污染在很多地區還直接破壞農業相關生態系統,對魚類、兩棲類、水禽、獸類的生存造成巨大的威脅。

      二、由于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管理滯后產生的生活污染。

      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的生活污染物因為基礎設施的不完善以及具體管制的不健全,一般直接排入周邊環境中,造成嚴重的“臟亂差”現象:每年產生的約為1.5億噸的農村生活垃圾幾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產生的超過3000萬噸的農村生活污水幾乎全部直排,使農村聚居點周圍的環境質量嚴重惡化。然而,在我國農村現代化進程發展較快的地區,這種基礎設施建設不完善和環境管理落后于經濟和城鎮化發展水平的現象并沒有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改善,其對人群健康的威脅卻在與日俱增。

      三、鄉鎮企業布局不當、治理不夠產生的工業污染。

      受農村自然經濟的深刻影響,農村工業化實際上是一種以低技術含量的粗放經營為特征、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工業化,村村點火、戶戶冒煙,不僅造成環境污染,加大了治理的困難,還導致污染危害直接影響到周邊的自然生態環境。目前,我國鄉鎮企業廢水和固體廢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業污染物排放總量的一半以上,而且鄉鎮企業布局不合理,污染物處理率也顯著低于工業污染物平均處理率。

      由于我國農村污染治理體系尚未建立,環境污染不僅將迅速“小污”變“大污”,而且已經“小污”成“大害”,給作為弱勢產業的農業和弱勢群體的農民帶來了顯著的負面影響。為此,我們應當采取如下措施:

      1、加強環境立法,建立健全農村環境管理機構,明確環境保護職責權限,形成環境監測和統計工作體系。我國目前的諸多環境法規,如《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對農村環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體困難考慮不夠。

      2、政府要加大財政資金的支持力度。城鄉分治使城市和農村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現象。主要指城鄉地區在獲取資源、利益與承擔環保責任上嚴重不協調。長期以來,國家把污染防治投資幾乎全部投到工業和城市。城市環境污染向農村擴散,而農村從財政渠道卻幾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環境管理能力建設資金,也難以申請到用于專項治理的排污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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