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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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重要性范文第1篇
中西部城市歷史文化遺產對城市發展的重要意義
中西部城市依據其所處的區域優勢，經濟結構以礦產等能源產業為主導。進入經濟發展新時期，外部環境發生了快速演變，傳統的工業型經濟發展模式已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新要求。多數城市面臨著開采過度、能源枯竭、產業結構亟待優化升級等一系列實際問題。如何尋找經濟發展新突破，創造經濟發展新增長點，實現城市經濟可持續發展，成為中西部城市目前面臨的首要問題。
中西部城市人文歷史資源豐富，文化底蘊深厚，其數量龐大的歷史文化遺產承載著中華民族五千年源遠流長的燦爛文明。如果能夠對這些遺產加以有效活化再生，完全可以形成文化產業鏈，實現與其他相關產業的聯動發展，無形之中又可解決就業等民生問題。因此，對于中西部城市發展來說，歷史文化遺產的重要性要遠遠地超過其他行業，是城市經濟新的增長點。
彰顯文化，形成城市品牌
中西部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其得天獨厚的歷史文化遺產是打造文化產業聚集區的良好基礎。如果可以深入開發歷史文化遺產，打造系統的歷史文化標識和文化延伸相關產品，必將更好地傳承歷史，形成特色文化，打造形象名片，進而形成城市品牌，對于提升城市形象、提高區域的整體知名度、提升城市核心競爭力具有積極意義。
推動行業聚集
文化產業是最具有聯動性的新興產業，因其往往既是舊文化在新歷史條件下的活化，又是新形勢下新文化的催生過程。以歷史文化遺產為切入點，以文化創新為途徑建立的文化產業集聚區，可以實現歷史文化遺產與現代文化產業的互動發展。其一，城市歷史文化遺產能充分推進現代文化產業聯動發展，實現新舊文化融合，延伸文化產業鏈：其二，現代文化產業的發展可進一步反哺歷史文化遺產，解決其保護資金不足、缺乏定期維護等難題，實現保護為先、合理活化再生的循環模式，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
提升區域影響力
文化產業區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其可持續發展性。因地制宜、結合中西部城市自身歷史文化特色，以文化產業集聚區為開發模式，可顯著提升區域核心競爭力，帶動區域商務、商業與旅游有機結合，促進相關配套產業、關聯產業、衍生產業的發展，形成一套完整的產業鏈，全面推動現代服務業的發展，為地方創造財富，引領城市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中西部城市歷史文化遺產活化再生的成功模式
近年來，中西部城市結合城市發展狀況，以城市自身歷史文化遺產為基礎，以文化產業集聚區形式，打造了一系列文化遺產延伸產品。既不影響遺產的保護，又發揮了其社會、經濟效應，最大程度上解決了城市發展中的產業升級、就業難等問題，探索出一條歷史文化遺產活化與當地經濟發展融合發展的新模式。
西安曲江文化產業園區
西安曲江是盛唐長安文化薈萃之地，是中華優秀文化的瑰寶，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近年來，曲江新城以盛唐文化為品牌，以資源整合為手段，開發建設了一系列以盛唐文化為內涵的項目：大雁塔景區、大唐芙蓉園、曲江池遺址公園、唐城墻遺址公園等。五年時間，成果不菲：實現現代服務業主導經濟發展；古城遺址得到有效保護，避免了“開發性破壞”：拓寬了就業渠道，最大限度上解決了民生問題。不僅為其他城市文化產業發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也為如何合理活化再利用歷史文化遺產、最大限度兌現城市價值提供了范本。
開封宋都古城文化產業園區
作為七大古都之一的開封市，近年來充分利用自身的歷史文化資源優勢，建立起了以繪畫作品為原型的大型仿古主題公園一清明上河園。具體操作為：以宋代文化為拓展點，延伸建設了宋代文化科技館、宋代名人館等文化特色建筑；以民間故事為基礎，創編了“包公巡案”、“梁山好漢劫囚車”等節目定時現場演出。成功打造了宋代文化園區，實現了多個雙贏：文化遺產保護與活化并舉：文化建筑與實景演出并立：文化傳承與經濟發展并重。可以說，活化歷史文化遺產，已成為開封市經濟發展新的增長極。
中西部城市歷史文化遺產活化面臨的問題與困難
雖然在“十一五”期間，文化產業取得了長足進步，但從產業戰略格局整體而言，還處于發展成長階段，仍是當前需要大力培植扶助的新興產業。
作為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文化遺產活化傳承在思想認識、開發模式、創新發展等方面還有待于進一步深化完善。
意識薄弱，活化程度不高
作為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中西部城市擁有其他地區不可比擬的歷史文化資源。這些歷史文化遺產，承載著中華五千年文明發展的脈絡，具有重要的文化價值。而中西部城市活化歷史文化遺產的意識目前還較為薄弱，沒有充分認識到遺產活化對于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一些地方將歷史建筑拆除，然后興建仿古一條街，還停留在將文化遺產作為普通旅游資源開發的層面上，非但沒有保護原有的歷史文化遺產，反而大大降低了其價值。
觀念守舊，思想僵化，機制不活
歷史文化遺產的活化再生，是實現歷史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的雙贏之路，可以有效帶動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如能系統加以合理規劃運作，可以成為城市再生的基礎。然而中西部城市在活化文化遺產、重點打造文化產業園區的過程中，還存在觀念守舊、思想僵化、機制不活等一系列問題，尚未形成文物部門與有關部門的有機合作，使得相當一部分歷史文化遺產活化難以取得實質性進展，勢必影響到歷史文化遺產的推介和活化。
開發模式較為單一，創新不足
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性是其之所以成為“朝陽產業”的主要原因。中西部城市在進行活化歷史文化遺產的過程中，雖然擁有歷史文化遺產數量龐大的優勢，但開發模式整體來說還停留在拆舊建新、淺層次的旅游開發上，導致歷史文化遺產失去其遺存價值，造成了不必要的“破壞性開發”。機制創新上，目前也較少統一規劃，活化運作方式偏于單一，創新性不足，亟待進行專業引導和規劃。
中西部城市歷史文化遺產融入文化產業集聚區建設的幾點思考
解放思想，破除束縛，進一步提高認識，加強引導
中西部城市管理者要打破舊觀念，破除束縛，進一步增強發展意識、創新意識。要充分認識歷史文化遺產對于城市發展的重要性，對于以文化遺產為主導的產業集聚區建設，應從政策上給予大力扶持。要支持和鼓勵文化產業與其他產業融合，引導文化遺產項目落地實施，發揮文化產業對第一、二、三產業的帶動提升作用。
一產上可與古代耕作相關遺址相結合，打造文化旅游，開展相關體驗活動：二產上實現與制造業的結合，形成相關文化延伸產品生產線：三產上與現代服務業有機融合，積極引導相關文化創意、影視等產業入住集聚區，促進優秀文化傳承與延續，實現城市經濟健康發展。
加大投入，創新形式，促進文化產業集聚區協調發展
在轉變觀念的同時，要進一步加大對活化歷史文化遺產的資金投入，從政策上予以傾斜。積極創新產業形式，形成文化遺產相關的產業鏈，把歷史文化遺址保護與舊城改造、旅游發展、文化產業和生態建設有機結合，發揮歷史文化遺產對相關產業、衍生產業的帶動作用，重點打造城市特色文化產業園區。西安、開封目前已取得一定成績，中西部城市可參照其發展模式，結合當地實際，因地制宜，探索實現文化遺產活化與城市經濟互促的新模式。
拓寬渠道，加強對外交流合作，實施“走出去”戰略
發展文化產業，必須加強對外交流合作。要注重學習先進地區成功經驗，建設文化產業載體，構建歷史文化遺產推介平臺，構筑文化發展新優勢。要積極尋求與北京、上海等發達城市的文化對接，為歷史文化遺產的創新發展提供渠道。
上海世博會期間兵馬俑在中國館的陳列展出，就是一種中西部城市利用東部沿海城市平臺積極推介自我的聯動模式。既滿足了東部城市文化資源的需求，又為中西部城市歷史文化遺產對外推廣提供了平臺：寧波徐福文化園的開發建設，從一個民間故事延伸出一條文化產業鏈，充分體現了歷史文化遺產活化切入口小、經濟效益高的特點。這些都是中西部城市可以參考的模式，值得借鑒。
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重要性范文第2篇
論文摘要:闡述了當代中國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現狀，引入文化和符號兩個概念，對歷史文化符號作了論釋，旨在以歷史文化符號保護為基礎，完善歷史文化遺產保護體系，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引言
城市是人類文明的結晶，每個時期的人類都在城市的歷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記。歷史文化遺產便是其中不可磨滅的一筆。但是現在對歷史文化遺產的理解和傳統的概念已經有了天壤之別。在當代的社會意識中，人們將建筑性物證擴大到基地，從而將歷史文化遺產發展到自然和環境遺產化，甚至還包括地方方言、傳統技能、生活方式等等。
歷史文化遺產可以分為物質性遺產(有形遺產)和非物質性遺產(無形遺產)兩大類，而在物質性遺產中又分為不動產(自然和建成的)和動產(藝術品)兩種。西方對歷史文化遺產的理解經歷了一個從物質到非物質的過渡，并且將遺產從精神的需求與現實的生活環境、生活品質相關。
1當代中國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現狀
建國以來，中國的歷史文化遺產保護體系已經經歷了從文物一歷史文化名城一歷史文化保護區的過程，保護范圍擴大，這反映在遺產的數量上。但是登錄制度不完善，在冊的文物保護單位的數量偏少，國家級、省級、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加在一起不足10萬處，歷史風貌保護街區也只有上百處。與中國的歷史年代和國土面積相差數倍的英格蘭，其登錄在冊的歷史建筑有50多萬處，保護區8000多處。在制度方面確立了法律制度的核心地位。
對我國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認識，從中央到地方，從領導到群眾都經歷了一個曲折發展的歷程，實施舊區改造式的大拆大建，破壞歷史文化街區的行為還在繼續，究其保護不力的原因，主要有:1)對于歷史文化遺產不應當作經濟實體看待。2)對歷史文化遺產的文化認識不足—特別是無形(精神)遺產的保護相對有形遺產薄弱。3)現今的工作過多地注重理性思維和工程技術，但是精神的東西是隱性的，無法用效果圖的方式進行表現。
由于城市遺產曾經有過輝煌的歷史，對于其保護的研究則不能僅僅停留在片面的物質性的或技術性的研究上。歷史文化遺產的文化知識價值是其價值的精髓，同時也是城市未來發展的積極因素，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要做到保護工作的成功就要重點把握文化，使其成為保護工作的基礎。所以，該從何種方面去把握則是本文要重點強調的內容。
2兩個概念的解讀
2.1文化
文化廣義上指人類在社會歷史實踐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狹義上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作為意識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隨著民族的產生和發展，文化具有民族性。每一種社會形態都有與其相適應的文化，每一種文化都隨著社會物質生產的發展而發展。社會物質生產發展的連續性，決定文化的發展也具有連續性和歷史繼承性。英文中的文化(culture)一詞原意指對自然界生物的馴化、培育、耕種，進而演變為對人自身以及人與人之間的教化、培養、訓練;中文的文化一詞源自《易經》中的“人文化成”，和西方有所區別，其更偏重倫理道德教導，從而合乎禮儀規范圈。
簡而言之，歷史文化指的是在歷史的某個階段反映當時當地的社會意識形態和社會關系的總和。
對于歷史文化的理解，筆者認為只是將文化的前面加上了歷史時段的范疇而已。但是從存在主義的角度理解，對于成為歷史文化遺產的物質其歷史性已經并不重要了，它已經超越了它原來的含義。所以對于遺產的關注，討論其歷史性并不是很重要，文化才是核心。
文化的構成:david總結文化的要素主要為3個—符號、定義和價值觀。這些是用于解釋現實和確定好與壞，正確與錯誤的標準文化的核心是其符號系統。不難理解，文化需要表達，符號是語言和實物組成的，文化通過符號語言表達出了它的價值和定義。明顯的符號可以很容易感知文化，如各個地方的方言、建筑形式等等。
2.2符號
研究符號學，首先要對符號概念本身有一個正確認識。我國 學者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和探討尚不深人。目前，較為流行的界說來自于雙重意義學派的思想，即把符號看作是“社會信息的物質載體”，并由此概括出符號的3個必備特征:1)符號必須是物質的;2)符號必須傳遞一種本質上不同于載體本身的信息，代表其他東西;3)符號必須傳遞一種社會信息，即社會習慣所約定的，而不是個人賦予的特殊意義。這一觀點把符號的物質性和思想性有機地統一起來，因此得到了大多數學者的認可。另外維基百科中將符號定義為“在一種認知體系中，符號是指代一定意義的意象，可以是圖形圖像、文字組合，也不妨是聲音信號、建筑造型，甚至可以是一種思想文化、一個時事人物”。
由于文化的構中含有符號的因素，符號學便很容易與文化相結合，將更加突出文化符號的作用。
3歷史文化符號的診釋
當符號學與歷史文化相結合時，文化的核心內容便會清晰的表達出來—隱性的意識形態遇到顯性的社會信息的物質載體，便會以載體的形式表達在世人面前，這就是人所感知的文化的內容。由此，歷史文化符號便可以作為歷史文化的載體而反映。事實也確實如此，舉個通俗的例子:大雁塔反映了盛唐和佛教文化，其建筑結構反映了當時的風格;羊肉泡模是生活的反映;陜北民歌是獨特的藝術形式。
從存在主義的角度講，歷史文化符號具有兩種不同的概念:物質存在是表象的反映，是世人最先接收到的信息，雖然具有空間意義，但這僅僅是那時那刻的信息而已，不具有時間意義，其可讀性比較狹窄，內涵也不豐富;物質已表達了原本就在那里的涵義，是時間和空間的統一。而歷史文化符號則確切的表達了已在的涵義。
歷史文化符號的重要性反映在其是超越歷史文化遺產本身的精神存在。物質是一時的，但精神是永恒的。雖然不能說遺留下來的歷史文化符號就反映了遺產的全部信息，但那是精髓的反映。誠然這種符號會在幾千年的歷史變遷中發生改變，如:地方口音。
那么，歷史文化符號在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中則扮演著文化傳承者的角色。
4以歷史文化符號保護為基礎，完善歷史文化遺產保護體系
首先要加強符號學在歷史文化遺產保護中的應用。確立了符號的核心地位才把握了文化。但是不可否認，在現在社會中，對符號的重視會有所偏差，比如為了達到某種利益而有意的作出一個迎合的舉動是司空見慣的，且這種迎合往往伴隨著商業利益的獲得。當開發商把目光轉移到歷史文化符號上的時候，符號就成了不折不扣的賣點—充當了一般等價物而沾滿了銅臭。其次，在護的工作程序中，由于歷史文化符號是歷史文化的核心，在進行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之前，首先進行系統的歷史文化符號的保護工作是非常必要的。歷史文化符號是歷史文化遺產的濃縮和抽象表達，認真解讀并提出合理的措施可以使得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工作在正確的軌道上前行，并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三，以歷史文化符號為基礎也包括了盡快完善歷史文化符號保護的政策措施內容，使其成為隸屬于《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法》的根本子法。眾所周知，法律手段是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核心，其是否完善往往反映著名城保護的效果如何。我國現在只有一部《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法》，各個地方的保護實施除了這部法律外，還有一些相關的政策和規定。這些法規和政策其實形成了一個只有塔尖和塔基，而缺少豐厚的塔身的現狀，換句話說，在保護法下的各種相關子法、專項規定還很少。建立完善的歷史文化符號保護專項規定，既保證了歷史文化符號的價值，又避免了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偏離正確的軌道。最后，歷史文化符號的基礎是否可以托起遺產保護的上層建筑，除了客觀條件如政策措施的完善外，城市規劃從業人員高素質的文化內涵及文脈解讀能力也是做好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前提和建立歷史符號保護系統的重要一環。眾所周知，規劃從業人員的基本職業內容就是進行物質建設，但是，這其中往往太偏重于技術的過程，造成對于歷史文化遺產理解的不到位，從而出現質量較低的規劃成果。
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重要性范文第3篇
1)加大政府保護力度，地處冀南地區的城市要建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安排專業人員負責普查，全面了解和掌握該地區建筑文化遺產資源的類型、數量、分布狀況、生存環境、保護現狀及存在的問題，綜合評估分析建筑遺產的社會價值、文化價值、藝術價值和經濟價值，在此基礎上進行研究和開發等工作;2)要重視文化遺產要素與自然要素的相互作用，擴大保護空間范圍，形成系列遺產及文化旅游線路;3)加大法律保護，依據國家相關法律法規，制定關于文化遺產保護的地方性法規，加大對損毀或破壞文化遺產行為的處罰和制裁力度;4)做好民間宣傳工作，提高民眾的建筑文化遺產保護意識，讓民眾深入了解保護文化遺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清楚若損毀或破壞文化遺產需要承擔的嚴重后果。
2建筑文化遺產景觀化的途徑是科學利用
建筑文化遺產是一個地區重要的景觀資源，如何利用建筑文化遺產，發揮其景觀資源特性是實現其景觀和藝術價值的關鍵。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利用是相互依存的，沒有保護，利用只能是“無源之水”，只保護不利用就失去了保護的目的。前面提到冀南地區建筑文化遺產保護要充分考慮對其進行綜合價值評估，利用亦是如此，根據價值評估，確定該如何保護和利用建筑文化遺產。對于一些民居院落、古城和古村落，可以采取保護性利用。如廣府古城，是戰國時期趙國毛遂的封地，同時也是楊氏太極拳和武氏太極拳的發祥地，有著豐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古城保存著比較完整的明清時期的方形城池格局，護城河環繞四周，古城內外歷史文化遺存眾多，如楊露禪故居、武禹襄故居、楊露禪墓地、黑龍潭、毛遂墓、弘濟橋、隋代運兵洞、甘露寺、廣生寺、趙斌太極園、傅仲文紀念祠等。古城內有大量保存完整的明、清時期的古民居院落，青磚灰瓦保持了傳統民居風貌;街道格局保持了明嘉靖年間的原貌。除此之外，廣府古城周邊有著獨特的濕地風貌和良好的生態環境。永年縣通過制定保護與開發規劃，以古城修復為基礎、以太極文化為龍頭、以生態園區建設為方向，對廣府的明清古城資源、太極文化資源和生態資源進行整合，充分發揮了各種資源的優勢，極大地促進了古城的保護與開發，很好地實現了這些建筑文化遺產的景觀化利用，體現了其擁有的藝術價值、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因此，做好城市的保護與開發規劃，有效保護歷史文化遺產，整合文化遺產景觀資源及周邊環境，是實現建筑文化遺產景觀化的重要途徑。
3建筑文化遺產景觀化的原則是尊重歷史
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重要性范文第4篇
【關鍵詞】新文化地理學；都市文化景觀；錦里；文殊坊
【中圖分類號】G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0139（2013）01—0132-6
目前，錦里和文殊坊作為業已建成的重要歷史文化街區，已經成為了成都重要的文化景觀和文化名片，優雅地代言這個城市的文化形象。二者均是成都市政府統一規劃的重點文化建設項目，各具特色、各有優勢，本該不相上下、評分秋色，但事實上，“錦里”一直保持著一枝獨秀的繁榮，“文殊坊”卻在剛開市的一時風光之后長期陷入門庭冷落的境況。
這一現象很快引起了各界關注。2006年10月30日，《四川日報》記者黃玲在04版經濟新聞中發表了題為《國慶人山人海節后冷冷清清文殊坊緣何不如錦里》的報道，針對文殊坊作為“錦里第二”的趨同性，提出了諸如依托文殊院的素食，打造“素食一條街”以及“現場演奏天竺樂器”等操作性建議；其他重要論文有諸如周楊和樂雪《成都城市RBD錦里與文殊坊的比較分析》（2008）所作的經濟分析、周向頻，唐靜云《歷史街區的商業開發模式及其規劃方法研究——以成都錦里、文殊坊、寬窄巷子為例》（2009）的規劃學分析、崔佳春《基于后發優勢的成都大慈寺歷史街區保護與開發建議》（2011）的后發優勢理論與文化結構功能理論分析等。這些研究從各個角度分析了三者得失成敗的原因，并提出了相應的建議，對正在進行和即將進行的其他歷史文化街區建設都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下面，本文將從新文化地理學的視角出發來分析二者在被作為都市文化景觀而建構的過程中所呈現的差異，以此探索作為都市文化景觀的歷史文化街區建設的優勢路徑。
“歷史文化街區”概念的形成：從“文化景觀”到“文化景觀遺產”
（一）“文化景觀”概念的歷史
20世紀20年代，西方文化地理學形成，其標志是美國文化地理學家索爾（Carl，O.Sauer）《景觀的形態》（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1925）一書的發表。索爾首次將拉采爾等人的“文化景觀”的概念引進美國，并致力于通過“文化景觀”來研究區域人文地理特征。他從綜合角度對文化景觀加以發生學的研究，對景觀的結構做了詳盡剖析。他對文化景觀進行了如下定義：
文化景觀是由一個文化團體在自然景觀基礎上形成的。文化是人，自然區域是媒介，文化景觀是結果[1]。
自此之后，文化景觀成為以美國索爾為代表的伯克利學派文化地理學的中心論題。1962年，該派地理學家瓦格納（Wager）和米克塞爾（Mikesell）進一步指出：
文化景觀是一個特定人類團體之間相互作用形成的綜合化和特征性產物，體現了特定的文化偏好和潛力以及一個特定的自然環境。它是歷代自然演化和人類活動的結果。[2]
（二）“文化景觀遺產”概念的出現
1987年10月，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第8屆全體會議，在華盛頓通過了《保護歷史城鎮與城區》（即《華盛頓》），該指出，“涉及歷史城區，不論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鎮以及歷史中心或居住區，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環境。除了它們的歷史文獻作用之外，這些地區體現著傳統的城市文化的價值”。
1992年12月美國圣菲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遺產委員會（WHC）第16屆會議上，文化景觀被提出并被納入《世界遺產名錄》之中，成為繼自然遺產、文化遺產、自然與文化雙遺產之后的第4種遺產類型。[3]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為，文化景觀是人類社會和聚落隨著時間在自然環境提供的自然限制和機會以及延續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力量（外在的或內在的）影響下的有形證據。它們必須具有杰出的普遍價值并成為某一地理區域、文化特征的代表。[4]美國的國家公園管理署則將文化景觀定義為聯系著一個歷史事件、活動、人物或展示其他的文化或美學價值的一個地理區域。[5]文化景觀遺產概念的提出使得遺產保護從對單一對象的保護擴展為對“場所”的保護，從靜態保護轉變為活態保護，從器物層面的保護擴展到人地關系的保護，這種轉變充分彰顯了文化景觀遺產的時空特性。自此之后，文化景觀遺產的觀念被納入到各國的歷史和文物保護法中。
隨著文化景觀遺產進入世界遺產范疇，對其進行有效管理逐漸引起人們的關注。事實上，經過幾十年的探索，各國將文化遺存的區域保護與國家和地方的文化和生態建設、社會發展等結合起來，帶有預見性地劃定相關文化遺產保護區，為城市規劃、政府管理、土地利用等密切相關的部門預先提供科學決策的依據，以及新的保護和管理思路，為區域整體協調發展戰略提供有力支撐。
我國正式提出歷史街區的保護是在1986年，國務院在公布第二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文件中指出：“對文物古跡比較集中，或能完整地體現出某一歷史時期傳統風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區、建筑群、小鎮村落等也應予以保護，可根據它們的歷史、科學、藝術價值，公布為當地各級歷史文化保護區。”這是保護歷史遺產的重要舉措，從此形成了保護文物古跡、保護歷史文化街區、保護歷史文化名城的分層次的保護體系。2002年，我國新修訂的《文物保護法》把歷史文化街區、村鎮等文化景觀列入文物保護范圍，要求建立起一個從單體文物、歷史文化街區到歷史性城市的全方位文物保護架構，使得有形的文化遺產和無形的文化遺產結合在一起，從而形成獨特的文化景觀，如京杭大運河、長城、茶馬古道、絲綢之路等就是如此。
由此可見，“歷史文化街區”的概念，出現在歷史保護從文物建筑逐步走向歷史文化環境整體保護的過程中，是一種文化地理學意義上的文化景觀類型，因而同時具有建筑、文化、社會、歷史多個維度的價值。
成都歷史文化街區的現狀：從“歷史文化保護區”到“游憩商業區”
（一）成都“歷史文化保護片區”的規劃
歷史街區是城市演進歷程的見證和傳統文化的載體，而城市的快速發展必然會引起傳統與現代的碰撞與融合。在可持續性發展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進行歷史文化街區改造已經成為現代化進程中極其重要的問題。
成都是1982年國務院首批公布的24個歷史名城之一。對于這樣一個歷史悠久、文物眾多的城市，歷史文化街區的保護顯得尤為重要。1984年成都市制定了《成都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劃定了文殊院、大慈寺和寬窄巷子三大歷史文化保護片區。1986年又對該規劃進行了修訂補充。1987年成都市城市科學研究會牽頭召開了“成都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發展研討會”，并向市政府提交了《歷史文化名城成都保護發展建議》。此后成都市有關部門在此基礎上對歷史文化名城進行了系統的保護，即從個別保護到群體保護，從靜止保護到動態保護。[6]
（二）成都RBD現狀
與此同時，成都還必須思考如何在延續舊有文化血脈、保持固有文化特色的基礎上發展經濟的問題。在無數的探索與調研之后，與北京、上海等諸多歷史文化名城一樣，成都最終選擇了游憩商業區（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簡稱RBD）規劃模式，決定將RBD作為城市文物保護和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致力于創造城市文化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機制。
RBD這一概念最早由查爾斯.A.斯坦菲爾德（Charles A.Stansfield，和約翰.E.里克特（John E.Rickert）在1970年研究旅游區的購物問題時首次提出：RBD是中心商務區（center business district，簡稱CBD）和居住功能區（LBD）相融合的產物，是為滿足季節性涌入城市的游客的需要，在城市內某一區域集中布置飯店、娛樂業、新奇物和禮品商店的街區。[7]1982年，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在其《游憩地理學》（Recreation Geography）一書中把新文化地理學的文化景觀理念內置到RBD概念中。[8]
1995年，保繼剛在研究深圳華僑城發展模式時，首次引入了RBD理念。在此之后，許多國內外學者進一步研究發展并實踐了RBD規劃理念，將城市RBD的類型擴展為四類：（1）大型的購物中心型（shopping mall）；（2）特色購物步行街型；（3）舊城歷史文化改造區型；（4）新城文化旅游區型。如北京新東安商城的老北京一條街、上海老街、上海田子坊等就是較為成功的“舊城歷史文化改造區型”RBD案例。
2006年6月8日，成都市政府了《成都市商業網點發展規劃》，提出在2020年以前，成都市將重點把浣花風景區、武侯祠片區、水井坊片區、文殊院片區、北郊風景區、十陵歷史文化區等6個片區建設成旅游休閑商業片區，以此為中心帶動周邊的旅游產業和商業文化的發展的規劃。這六大片區中，除北郊風景區之外，五大片區均分別依托杜甫草堂、武侯祠、水井坊、文殊院和明十陵等重要歷史文化遺產，是典型的“舊城歷史文化改造區型”RBD。
錦里（武侯祠片區）和文殊坊（文殊院片區）相繼建成，并對外開放，二者的基本隋況如下：
1.錦里
錦里是西蜀歷史上最古老、最具有商業氣息的街道--，早在秦漢、三國時期便聞名全國。如今，錦里被改造為一個集中展示巴蜀民風民俗和三國蜀漢文化的民俗風情街區。
它依托成都武侯祠，以秦漢、三國精神為靈魂，明、清風貌作外表，川西民風、民俗作內容，擴大了三國文化的外延。一期工程在這條全長350米的街上，濃縮了成都生活的精華：有茶樓、客棧、酒樓、酒吧、戲臺、風味小吃、工藝品、土特產，充分展現了四川民風民俗的獨特魅力。此外，古戲臺將定期上演川戲的經典劇目，戲臺前會定期放映壩壩電影、以特色小攤的方式舉行民間藝人的展演（如糖畫、捏泥人、剪紙表演、皮影表演、西洋鏡等）；熱鬧非凡的民間小吃集市，讓人們親身體驗川西古鎮“趕場”的熱鬧場景；趣味十足的民間婚禮展示，游人可參與其中，樂在其中，而情侶們甚至還可以將自己的婚禮儀式搬來錦里舉行，體會一種獨特的、傳統的婚慶方式；民間音樂及戲劇表演、民俗服裝秀更是長年不斷，花樣百出。其他諸如夜晚打更、采用花轎和滑竿等傳統交通工具等多種古韻十足的特色項目，讓錦里重現昔日川西古鎮的生活原貌，被稱作“成都版清明上河圖”。
該街采用由武侯祠控股公司化的運作模式，引進經營管理人才進行市場管理。據統計，自2004年11月開放以來，已接待國內外游客800余萬人，實現銷售收入近億元，拉動周邊經濟2億元以上，為社會提供近千個就業崗位，形成了成都民俗旅游休閑文化的一個知名品牌。2004年11月，“錦里”古街被文化部命名為“全國文化產業示范基地”[9]。
2.文殊坊
文殊坊是成都市政府規劃的三大歷史文化保護片區之一、六大旅游休閑商業區之一，是中房集團成都房地產開發總公司傾力打造的以佛禪文化、民俗文化為主題，以川西街院建筑為載體的，充分體現老成都人文歷史精髓的都市文化休閑旅游勝地。它位于市中心人民中路旁，與傳統城市商務中心（CBD）相融合。依托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文殊院（5.73公頃），形成東至北大街、草市街，南至白家塘街、通順橋街，西至人民中路，北至大安西路規模的協調區，總規劃用地面積為33.25公頃。
一期工程包含成都會館和成都廟街兩大部分。成都會館院落總占地面積為7460平方米，項目分兩期進行開發，于2010年完成。二者均為清末時期的木質建筑，通過落架整合修建進行保護后，老院落里破舊的木柱、木梁等已被修復；成都廟街與成都會館一街之隔，同樣為傳統老建筑。開街營業后的成都廟街主要包括旅游精品古玩、旅游民俗用品、文化餐飲休閑、老成都味道四大核心部分。
文殊坊于2006年10月1日開街，依托具有1400年歷史的文殊院，投資22.2億元，將其周邊具有川西民居特色的老院落進行搶救性保護和整修而成，“文化”、“投資”和“規模”都可謂得天獨厚，且有后發優勢。如此偌大的占地規模，每天不到千人的游客量便顯得過于冷清。
歷史文化街區的未來：從“物質文化景觀”到“非物質文化景觀”
（一）英美新文化地理學視野中的新“文化景觀”
1980年代，“新文化地理學”在西方迅速崛起。代表人物是英國文化地理學家彼得·杰克森（Peter Jackson）和丹尼斯·科斯科羅夫（Denis Cosgrove）。杰克森1989年出版的專著《意義的地圖》（Maps of Meaning）一書被視為新文化地理學誕生的標志。
與傳統文化地理學相比，新文化地理學提供了一種景觀研究的新視角：
第一，強調人地關系：從景觀形態研究的研究轉向景觀文化的研究，試圖將景觀的概念與其歷史發展聯系起來。新文化地理學結合社會學與文化理論來解釋和研究景觀，對景觀進行文化研究，關注社會文化和政治過程對景觀的塑造，以及景觀本身在這個過程中的作用，將景觀的討論納入整個后現代主義的爭論當中，顯示出景觀成為社會、文化、政治體系等活生生的人地關系中的重要部分。這樣，景觀就并非只是一個對象性的客觀自然系統（自然景觀）或客觀文化系統（文化景觀），而成為一個文化、社會、歷史的多維存在。這就強調了文化景觀中人地關系史的重要性。
第二，強調文化景觀對于城市集體文化記憶的承載：注重城市象征性景觀的研究、注重分析文化景觀的符號意義。
李凡、朱竑、黃維《從地理學視角看城市歷史文化景觀集體記憶的研究》一文指出，由于集體記憶所體現出的社會性，通過物質的和象征性的城市歷史文化景觀，去探究其集體記憶的認知空間和情感空間更具有現實意義。他們詳細梳理了城市文化景觀對于保存城市集體文化記憶的重要功能。戴維·洛文蘇（David Lowenthal）指出，歷史建筑和城區的保護、象征性復制品的創造、紀念碑和博物館均用于紀念往日的事件或人群。甚至諸如供娛樂的街道設施、公共藝術品和歷史地名等象征性符號都是城市記憶的證據。[10]蒂姆·科瑞斯威爾（Tim Cresswell）指出，“紀念物、博物館、特定建筑物的保存、匾額、碑銘，以及將整個都市鄰里指定為‘史跡地區’，都是將記憶安置于地方的例子。”[11]由此可見，歷史文化街區的保護必須考慮到城市集體文化記憶的傳承。
（二）歷史文化街區內涵的進一步界定：物質文化層面與非物質文化
新文化地理學對文化景觀的重新定義使得歷史文化街區從單純的“歷史古跡保護地”變成了“城市集體文化記憶場”，這促使對歷史文化街區的文化景觀遺產保護從“物質文化層面”進一步深入到“非物質文化層面”。
200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修訂并通過了《實施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指南》明確指出：文化景觀是自然與人類的聯合工程成果，反映了在一系列社會、經濟和文化因素的內外作用下，人類社會和定居地的歷史沿革。[12]同年5月，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行的世界遺產與當代建筑國際會議通過了《保護具有歷史意義的城市景觀備忘錄》，其中提出：歷史性城市景觀的保護和保存，既包括保護區內的單獨古跡，也包括建筑群及其與歷史地貌和地形之間在實體、功能、視覺、材料和聯想等方面的重要關聯和整體效果。
2005年10月，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在中國西安召開第十五屆大會，大會通過的《西安宣言》首次明確指出周邊環境對古跡遺址保護的重要性和獨特貢獻，“古建筑、古遺址和歷史區域的周邊環境指的是緊靠古建筑、古遺址和歷史區域的和延伸的、影響其重要性和獨特性或是其重要性和獨特性組成部分的周圍環境……除了實體和視角方面的含義之外，周邊環境還包括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所有過去和現在的人類社會和精神實踐、習俗、傳統的認知或活動、創造并形成了周邊環境空間中的其他形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以及當前活躍發展的文化、社會、經濟氛圍。”[13]
正如崔佳春所言，“歷史街區是過去一定時期內社會生活的載體，反映著人們的生活習俗、生產能力、價值取向和審美標準，是城市發展的見證，也是城市旅游的重要吸引物。綜合目前各類文獻對歷史街區的定義，我們可以認為：歷史街區，是指保存有一定數量的歷史建筑、構筑物，且能夠完整地反映出某一時期城市的歷史風貌、生活習俗、民俗文化，由城市干道圍合而成的區域。”[14]
（三）錦里與文殊坊的比較：物質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層面
1.錦里：錦里是成都首個以“歷史文化”為主題進行綜合開發的街區。從物質文化遺產層面看，錦里片區街道兩側的所有建筑均屬新建，并不具備歷史遺產價值；但錦里充分利用緊鄰武侯祠的區位優勢，把自己打造成為集中展示三國蜀漢文化和巴蜀民風民俗的民俗風情街區，成為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有機承載。
2.文殊坊：文殊坊的保護與開發采用的則是改造與重建結合的方式。從物質文化遺產層面看，文殊坊片區內的老建筑、老院落得到維護與修繕，其中廟宇建筑的宗教功能、院落建筑的居住功能，均得到了完整的保留，較好地實現了物質層面的建筑文化遺產保護；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層面看，街區設想以佛禪文化、民俗文化為主題，傳統川西街院建筑群為載體，力圖保留老成都人文歷史精髓，并提出了打造以文化休閑旅游為主的城市“游憩商務區”（RBD）的想法。但由于對佛禪文化強調不足，對川西民俗表達不充分，與街區核心文殊院幾乎沒有互動，文殊坊街區成了_一個文化空殼。
結論：新文化地理學文化景觀概念對于成都歷史文化街區建設的意義
首先，新文化地理學文化景觀概念對人地關系的強調促使我們去思考歷史文化的當代呈現問題。
錦里采用“趕場”、壩壩電影、古戲表演、手工織錦、夜晚打更、采用花轎和滑竿等傳統交通工具等多種古韻十足的特色項目，來重現昔日川西古鎮的生活原貌是一種很好的嘗試。但文殊坊對于古代佛禪文化、民俗文化的呈現可以有自己的特色。
其次，新文化地理學文化景觀概念對于集體記憶的強調，促使我們去搜尋各個歷史文化街區各自特殊的文化記憶。
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重要性范文第5篇
《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指出:現代的博物館是征集、保藏、陳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類的實物,并為公眾提供知識、教育和欣賞的文化教育機構。美國博物館協會認為:博物館是收集、保存最能有效地說明自然現象及人類生活的資料,并使之用于增進人們的知識和啟蒙教育的機關。
可以看出,人類不論創造多么輝煌的文明,都無一例外地將被歷史的煙塵所逐漸湮沒,我們需要尋找這些文明蹤跡的途徑,其重要的一個途徑就是博物館。
保護文化遺產 博物館責無旁貸
文化遺產包括有形的文物和無形的工藝、民俗等,是具有公共物品性質的公共資源,它們是獨一無二的歷史文化載體和人類歷史發展的見證,具有時代性、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具有符號和象征作用,與人類的文化感情、群體認知密切相關。國務院公告曾明確指出,文化遺產可以讓中國人找到一種共享的、群體特有的歸屬感,并由此形成代代傳承的對這種身份歸屬的記憶、自豪和自尊。正是這種特定群體的文化認同感,保持了從未中斷的繼承性,讓中國成為沒有失去歷史根源、唯一尚存的最古老的文明之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文化遺產保護事業雖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面臨的形勢也很嚴重,文物被盜,文物古建筑、遺址、歷史街區等傳遞城市文化精髓的靈魂被毀,一些古老的習俗和工藝逐漸消亡,這就使得保護文化遺產的任務日益艱巨。
2008年世界文化遺產日的主題是“保護文化遺產,人人有責”。這充分說明,文化遺產的保護不是某個人和機構單純可以做到的事情,它需要社會最廣泛的人員參與,需要動員全社會的人共同關注,從而達到保護、傳承與弘揚文化遺產的目的。博物館作為宣傳媒介的載體,肩負著神圣的使命。博物館必須通過形式多樣、主題明確的展覽方式讓公眾了解文化遺產保護的意義、目的、作用,提高公眾對保護文化遺產重要性的認識,增強全社會的保護意識,營造全民共同參與保護文化遺產的良好氛圍,從而達到全社會共同參與保護文化遺產的目的。例如,法國設立的“文化遺產日”就極大地推動和促進了歐洲對歷史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目前,全法國已劃定了91個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區,保護區內的歷史文化遺產達四萬多處,有一萬八千萬多個文化協會保護和展示歷史文化遺產。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區的確立并不意味著將其封閉保護,歷史文化遺產是無法藏身于世外桃源的。法國政府采取讓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區敞開大門,使之成為人們了解民族歷史與文化的窗口。“文化遺產日”是法國人的首創,每年9月的第三個周末,所有博物館向公眾敞開大門,公立博物館免門票,像盧浮宮等著名博物館和歷史古跡也在免費開放之列。就連私立博物館門票也都減價,它們可以得到稅收優惠。在法國“文化遺產日”活動的影響下,歐洲文化遺產保護活動也蓬勃地開展起來。1991年,歐洲理事會確立了“歐洲文化遺產日”,同年歐洲其他數十個國家陸續舉辦這項活動,有了第一個“歐洲文化遺產日”。從此,“文化遺產日”成為全歐洲的節日。1999年9月,歐洲委員會推出了主題為“歐洲,共同的遺產”的大規模宣傳活動。2003年,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舉行的“文化遺產國際研討會”上,奧地利總統親臨大會并致辭。現在,四十多個歐洲國家每年都在9月的第三個周末舉辦“文化遺產日”活動。僅此可見,法國設立的“文化遺產日”不僅對法國,而且對整個歐洲社會加強歷史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產生了多么大的影響。
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力度,積極延伸博物館工作內涵
如今,我國的博物館事業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已經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博物館體系,博物館的發展越來越呈現出多樣化的發展態勢。就博物館的發展而言,似乎沒有什么是一成不變的,博物館的定義也在不斷地被賦予新的內容,而物質文化遺產是近年來中國文化領域備受關注的論題,在上海舉行的國際博物館協會第七次亞太地區大會上,已有不少專家專門討論過遺產概念的進化過程。特別是強調文化遺產保護 “已從有形的文化遺產,擴展到無形的文化遺產”。這就使得博物館所涉及的內容越來越廣泛,參與保護利用的任務愈來愈艱巨。
21世紀的博物館是幾千年來人類智慧最燦爛的綻放地,也是人類文化的守護者,它理應處于城市生活的中心而不是邊緣。當下博物館對全球文化的使命,就是推動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對話。現代博物館它們位于大城市,面對極度多樣化的人口,包括新老移民,全球旅游者,因此應該保持更加開放的文化姿態。僵硬的、保守的文化遺產策略只能傷害人類文明。“網絡時代,全球各博物館之間在文物真跡、學術研究、社會教育、文化商品開發上的競爭已成一種態勢”。但如何擴大合作,更好地共享和弘揚人類共同的文化藝術財富,需要博物館管理者們的智慧。對于當代博物館來說,利用網站向公眾展示展品,與世界進行文化交流,正在日益變得重要。但是,在現代化進程迅猛推進的當今,博物館還承擔著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使命。比如,近年來開展的故宮維修工程,顯示出中國對于文化多樣性的尊重。
文化遺產保護的落腳點
――讓公眾享有更多的精神文化產品
文物是文化遺產的載體,保護文化遺產就是保護人類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明。文物是以它本身的價值和對它的研究成果及展示傳播來發揮作用的,博物館就是這樣一個面向大眾的平臺。2001年第國際博物館會議對博物館有如下新的定義:博物館是一個為社會及其發展服務的、非營利的永久性機構,并向大眾開放。它為研究、教育、欣賞之園的征集、保護、研究、傳播并展出人類及人類環境的物證。大會決議明確指出:新世紀博物館面臨兩個挑戰:經濟挑戰和社會挑戰。當今社會對博物館的期望越來越高,博物館要充分利用自身資源,不斷滿足社會大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
隨著時間的流逝,許多舊有的生活用品和生活方式逐步被現代方式所取代,這是社會發展的一種趨勢。而在博物館里,我們依然可以看到古人的巖畫,時至今日依然顯示著先哲智慧的文獻典籍;而一件件民俗用品,更是向觀眾栩栩如生地展示了無論是逐水草而居的馬背民族還是農耕先民的智慧。這些無不讓觀眾在參觀中,在回憶里產生民族自豪感,增強自信心,從而進一步激發愛國熱情。徜徉在歷史的海洋中,無聲的文物讓公眾有種久違的回家感覺,這就是博物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