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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鄉土元素的概念及意義
隨著社會進程的發展,鄉土元素的概念已經得到延伸,主要是指質樸的、傳統的、本地的人物和事物等,其界限劃分不明確,狹義上指鄉村土生土長的自然元素,指反應鄉村地域性文化體系特征的文化元素。鄉土元素的意義主要包括2個方面:一是自然意義,其指自然元素構成的鄉村景色、池塘小路、田野山林以及相關本土建筑共同構成的自然景觀現象的體現;二是文化意義,其指人們在某個地區,經過上百年生活遺留下來的,對其生活具有重要影響的無形的意識反映。鄉土元素主要提倡和諧自然、綠色低碳生活方式,其在園林景觀設計中具有重要的意義。
2 鄉土元素在園林景觀設計中的作用
2.1 節約成本,提高園林景觀建設資源利用率
由于鄉土元素是在自然條件中成長起來的,已經完全適應了當地的氣候,是當地的原生態產物,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因此具有廣泛的持久性。其次,鄉土元素可以輕易獲得,不需要復雜的加工處理,可以直接運用在設計中,不僅提高了資源的利用率,而且節省了建設成本。同時,鄉土元素是伴隨著勞動人民的生產生活而產生和發展的,在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國家和地區,使用鄉土元素來營造景觀更具有可取性,并且營造出的景觀效果更具有代表性。
2.2 接近原生態,提高園林景觀的生態效益
在現在的園林設計中,設計者往往片面追求景觀效果,盲目地利用新技術,忽略了對鄉土元素的運用,結果不僅造成設計出的景觀都大同小異,而且也破壞了生態平衡。其實鄉土元素的運用保存和延續了原生態景觀,通過對原生態景觀的藝術化處理,使鄉土景觀和現代城市環境相互呼應,共生共榮,即有助于提高環境質量,又可以保持生態環境的和諧發展。
2.3 增強景觀標志性,保持園林景觀的地方特色
鄉土元素是當地自然環境的產物,也是當地勞動人民在進行生產勞動時的產物,代表著這一地區的文化、民間風俗和人們的生活習慣。運用鄉土元素進行園林景觀設計,不僅使人們更加深入地了解地方文化特色,而且增強了景觀的可識別性。
2.4 體現景觀價值,挖掘、保護和恢復傳統鄉土文化
傳統的鄉土元素作為鄉土文化的遺產,包括相對完整和獨立的地方實物、文化和事件,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珍貴的物質和精神財富。同時,鄉土元素也是對特定社會歷史階段的鄉土人情、風貌的直接反映,是現代社會認識歷史發展過程,形成價值判斷的窗口。在進行園林設計時,應當充分地挖掘和提煉當地的文化特色、鄉土人情、民風民俗,并加以利用,這樣不僅體現了景觀利用的價值,推動了鄉土文化的恢復和保護工作,并且為再創性設計提供可靠保證。
3 鄉土元素在園林景觀設計中的應用方法
3.1 挖掘鄉土元素
不過可以按其形態的不同,可以挖掘的鄉土元素包括3種:一是實體元素,主要包括鄉土的材料、建筑、器具、色彩、工藝、植被等眾多實體元素;二是事件元素,主要包括傳統的民俗節日、民間工藝等;三是意境元素,主要包括鄉土中蘊含的鄉土意境、地方精神和地方情節等可供感知的文化意境元素。
3.2 通過鄉土元素形象塑造地方性景觀
鄉土元素形象的地方性塑造了地方性的鄉土景觀,通過植物為例,不同的植被造就了不同的地方特色。熱帶地區的鄉土植物是棕櫚等植物,樹干挺拔,姿態優美;南方地區的鄉土植物是以常綠落葉植物,枝葉繁茂,四季常綠;以針葉林和落葉闊葉林為主的北方,構成了四季分明的闊葉林景觀。在設計時一定要全局考慮,做好植物的搭配,使植物的觀賞特性得到充分體現。
3.3 運用鄉土元素創造文化意境
人們在欣賞園林景觀時,常常賦予景物以人格化或者個體美,很多鄉土元素被人們賦予獨特的含義。梅代表品質高潔、傲雪獨霜、不屈不撓的品格;松被視為堅貞有節、遇雪不凋的君子等,這些都體現了鄉土元素景觀的意境美。因此,在園林景觀設計中可以將植物景觀和植物文化進行有效結合,創造出富有意境的景觀。
4 結語
在園林規劃設計中,應該更多的關注原汁原味的鄉土元素。景觀研究發展過程中,人們對現代園林設計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未來景觀研究發展的方向。將鄉土元素更好地運用在園林規劃設計中還有很多技術難題沒有破解,需要更進一步的研究和探討,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會有更大的發展。
參考文獻
關鍵詞:體育社會學;農村體育研究;本土視角
中圖分類號:G80-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7116(2010)06-0025-05
Local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rural sports
LUO Xiang-li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12,China)
Abstract: Today’s study of rural sports focuses more on subject contents, but lacks in study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By analyzing the contradictive relation between “near experiences” and “future experiences” in rural sports, the author probed into the necessity of local perspective in today’s study by comparing the realistic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magination of “future experiences” and “near experiences”, explained its feasibility by analyzing today’s achievements in local study of rural sports, considered that we should,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contemplate and control rural sports, maintain a local perspective besides referring to western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theories and holding to the ground of modern sports, and therefore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for localized study of rural sports: firmly root to the local ground; rely more on local study methods.
Key words: sport society;study of rural sports;local perspective
當前政府對農村問題的關切,促成了學術界對農村體育研究的關注,并取得了不少學術和實踐方面的研究成果,如對農村體育的調查與對策研究等,這有助于指導農村體育的開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沒有差別地看待農村體育,尤其是各地域的農村本土現實,完全以現代體育的視角審視,以城市的標準來規范農村體育,缺少農村體育運動區域特征及發展模式的深入探索,研究及實踐指導也偏離了現實基礎。對此,張萬秋[1]的《我國“農村體育”研究現狀與展望――從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體系出發》一文,進行了反思。由對農村體育問題進行問卷調查的缺陷分析,區分了社會研究中的實證主義方法論和人文主義方法論。強調在研究方式上,應該多采取作為人文主義方法論的定性研究。為此,提出以村落社區為研究單位,以田野調查的方法進行定性研究,以實現研究視角和方法上的突破。研究認為要全面地審視與把握農村體育,參照西方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秉持現代體育的立場之外,還應該具有本土的視角。
1農村體育研究本土化取向的學理
所謂本土化,是指要建立符合中國本土情況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中國的社會實際。只有這樣,研究出來的東西才符合中國的現實,才有價值[2]。用格爾茲的話來說,“本土意識”所代表的問題就是“近經驗”與“遠經驗”之間的矛盾。所謂近經驗指的就是文化中人們的生活常識與社會觀念,它是一種本土的觀念;遠經驗指的就是學者們用來分析、概括被研究者的知識和生活狀況的模式和概念。它是一種異土的、社會界限外部的觀念[3]。從這樣的認識角度,可以看出農村體育本土意識的認識論支撐,也就是“遠經驗”無法解釋本土的體育活動的現實,只有“近經驗”才能提煉出具有鄉土特點的問題與解釋模式。
只有站在中國農村的基本國情及各地農民自在的體育立場,才能真正了解各種地方性的體育娛樂活動,獲得促進農村體育發展的原動力。譬如,農村體育有其草根社會的質樸與豐富性。在活動內容上,諸多鄉土體育融入民眾的日常生活,成為農村民眾自在自發的活動,卻不符合現代體育規范;在組織上,因農村更為習慣的是首屬關系群體,而陌生于次屬群體,便不同于建立在次屬關系上的城市體育組織。故以現代體育的視角,則難以理解農村體育的問題,以及難以指導農村體育的開展。如依賴本土的首屬關系群體,依賴鄉土精英,以鄉土體育活動的開展形成農村體育,反而比現代體育更具活力與效率。
社會中存在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和矛盾是社會研究的原動力,問題與矛盾促使人們思考,促使人們去尋求解決方案,并最終導致了研究形態的規范和發展。農村體育研究,要扎根于中國鄉土社會的體育實踐,也應該有自己的問題意識。但這個問題不是學者建構的,而是農民眼里的困境,他們的“近經驗”,才是農村體育的真問題,真正的認識和決策應該開始于我們對農村體育“近經驗”的研究。如此,就不是將農村體育的問題去圖解現代體育的“遠經驗”,而是要推行一種本土化的研究視角,如此才能真正解決中國農村體育的問題。
而當前不少研究立足的視角,多借用現代體育的模式,以此審視農村體育的一切,由此“遠經驗”掩蓋了農村體育現實中的真問題。其主要的研究誤區不僅在于方法上,即農民的體育需求多停留于問卷調查,借助于西方現代社會科學理念來建構“中國農村體育結構”,并且參照“現代城市體育”。而且在內容上又停留于政府的政策解讀,著眼于現代體育的發展,忽略民間鄉土體育的“近經驗”。以西方的社會學視角,切割農村體育的實際問題,將現代體育的需求硬塞入農村社會。由此對農村體育的把握總是隔靴搔癢,難得要領。
正如翟學偉[4]所認為:研究的本土立場即不直接通過西方學科中的概念、理論和方法來發現現象和問題,而是從本土的現象和問題出發,來尋求相應解決問題的途徑、方法和應對工具,建立本土的學術概念、理論和分析框架。因此本文所強調的“本土視角”,就是以農村當地文化生活中自在的“近經驗”為事實對象,從當地農民的需求和條件出發,而擺脫學術概念等“遠經驗”對農村體育的僵化認識,由此持有的一種研究立場,因而提出農村體育的研究應該強調與復歸于“本土立場”,就具有現實針對性和理論探究意義。
2農村體育研究的現狀及本土化嘗試
社會學研究的本土化思潮首先體現在社會心理學領域。英國心理學家希勒斯在1981年首次提出了本土心理學的概念[5]。1982年臺灣學者楊國樞提出“本土性契合”標準的理論,認為“當地之研究者的思想觀念與當地之被研究者的心理行為之間的密切配合、貼合、接合或契合,可以稱為‘本土性契合’。”[6]20世紀90年代大陸學術界的“社會科學本土化”的聲音則是對中國社會科學主體性的直接訴求,反映了一些有志向的中國學者不滿足于80 年代對西方理論和思想的一般和簡單地搬用,在他們看來,不能僅滿足于以西方的理論框架、概念、范疇和命題來研究中國,因為這樣存在著把中國人的經驗裝進西方的概念體系,從而把對中國問題的研究變成一種文化殖民工具的危險。但社會科學本土化的研究傾向并沒有在體育學術界得到回應。這不僅是因為體育研究還在借鑒、追隨現代西方社會科學研究的規范,自覺提升研究的規范和科學性;而且也因為體育學術界傾向于競技體育、學校體育等現代事物的研究,輕車熟路地遵循于現代西方研究范式就能夠從容解決問題;而農村體育研究處于研究邊緣,沒有投入更多力量進行開拓性的本土研究。因此,農村體育需要進一步深入挖掘與探究,尤其在本土化方面,尚存在著較大的拓展空間。
2.1農村體育的研究狀況
1)研究立場。在研究立場上,以現代西方體育較為成熟模式來檢驗中國的農村體育,以理所當然的城市社區體育模式作為標桿,來審視農村體育的發展階段和不足,已經成為眾多研究者不自覺的共識與前提,并造成一種假想的農村體育的荒蕪與落后。因為把農村體育簡單地認為是城市社區體育的翻版或延伸,就局限于現代體育的普及,而漠視內生性的鄉土體育的活力,這種研究缺少對中國農村體育本身內容的考察。在這種研究視野中,現代體育似乎是超越時空的,是不需要具體場景,且與農村本身的狀況沒有關系的。因此農村只是現代體育推廣的對象而已,鄉土體育的特色被當成被改造的對象,農民的真切需求被當成無關宏旨的背景。這種忽視農村體育特色與條件的研究傾向,正是當前中國農村體育研究存在偏誤的一個原因。
2)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以“遠經驗”的研究模式作為裁定“近經驗”的手段,就多以概念推導評判農村體育,以問卷等定量研究方法為探求農村體育狀況的基本手段,但對農村體育的解釋度并不強。如以學術界普遍采用的問卷調查為例,問卷的設計、實施都較少考慮到農村居民的實際情況。這些問卷,因與農村民眾的認識與習性不符,而難以獲得其“近經驗”的確切結果。譬如不少學者以體育人口的基本理念考察農村體育活動,以星期為時間段調查農民的體育活動方式,就與農村集市節律和農事安排有出入;對于學者來說是看不到真切的農民體育,對農民來說是不理解體育何為;而在問卷實施時,還較少考慮到農村人口的文化水平低下,甚至有眾多文盲的現狀,以及地方方言的障礙,使得問卷調查難以調查清楚農村體育真正的現實。而對于切入農村實際的田野調查,以及其他質性的研究方法,卻在農村體育的研究中較少應用。由此,農村體育研究變成了單面向“遠經驗”的解釋文本,而失掉了鄉土體育之“近經驗”的另一面。
3)研究內容。在研究內容上,以“遠經驗”的理想規范“近經驗”的現實,即多以現代體育為目標,將城市社區體育的基本內容套用于農村社區,由此形成農村體育的運作策略。而對鄉土體育內容卻視而不見,這種脫離鄉土社會背景的體育活動在農民看來無關自己的需求,在管理者看來又太遙遠;那么,這樣的農村體育研究,就難以全面揭示出農村體育的豐富性,也難以獲得農民的真正認同,難以構建出可以兼顧現代體育的發展要求和農村體育的特色成果。譬如以農村體育活動開展為例,如以“遠經驗”的規范來運行,采用現代組織化管理形式,組織農民參加體育活動或比賽,則活動的組織成本較高,由此給體育管理及組織造成負擔;而如果以農民的“近經驗”來審視,農民自組織開展的鄉土體育活動,利用鄉土民間的關系資源,以及其他非正式的組織資源,就將活動搞得風風火火。那么哪種組織形式更具現實優勢呢?現代體育在農村的開展需要資金、場地,如許多示范村建設的籃球場地,但使用效果不大;而鄉土體育活動大都是因地制宜,適于當地環境的娛樂活動。從人與環境的和諧方面來看,鄉土體育活動或許更具優勢,但被我們“遠經驗”的想象忽略了。
2.2農村體育研究本土化的探索
現代體育肇起于西方發達國家,而廣布全球。因此我們看待所有的體育活動,自覺或不自覺以西方現代體育的視角評判它們,形成了一種既定的立場。這樣一種思潮對于促成現代體育的普及和提高,確實有其重要意義,但對于農村社會的一些鄉土體育活動來說,則導致了不少問題,出現了解釋的困惑。對于這些與西方現代體育不在同一個文化體系下的鄉土體育來說,如果研究視角遵循于城市體育模式,以現有的概念為出發點,那么鄉土的現實就被虛擱,就難以落實到事實層面上,即使是以問題為出發點,也是虛構出來的假問題。因此,對于農村體育的探討,就要有意識地警惕以“遠經驗”的理想替代“近經驗”的現實,而強調立足于本土視角;雖然這一方面的研究較為單薄,但還是有些研究在農村體育的本土傾向方面進行了有益的嘗試。
1)研究立場的本土傾向。
當前農村體育研究立足于本土的研究還不多,但也有不少有益嘗試。我們曾以村民的視角,探索農村體育問題,由此歸納出“村落體育”的本土概念,用來解釋農村體育的基本特點和形態,獲得了鄉土體育解釋的力度[7]。在該研究中,認為“村落體育”即在農村村落環境下,以村民為主體,以自在的或融合著娛樂消閑、健體的目的,所進行的非生產性的身體運動的統稱。即以農民的眼光來看待農村的體育活動,而表現出鄉土體育與習俗整合為一體,與生產生活混在一起的特點。這樣,不同于城市社區體育的組織制度化。農村鄉土體育主要是以非制度性的機制運行。其活動的形態特征是混沌的,它囊括了融入日常起居、歲時節氣、婚喪習俗,甚至相關的迷信活動中的娛樂休閑等非生產性的身體活動;其主導的理念特征是自在的,它與現代社會中的明確的體育理念不同,功能并不很清晰。因為就村落文化意識而言,是非自覺的或是混沌、朦朧的,所有的村落文化諸如體育文化、節日文化、巫文化等都是模糊在一起的,具有萌芽的意義。如此來認識農村體育,就能夠比較貼近農村體育的“近經驗”。
2)研究方法的本土傾向。
在研究方法方面,也有一些研究者有意識地緊貼農村現實而采取參與式的個案研究方法等。如胡慶山等[8]的《新農村建設中農民體育發展的文化審視――以湖北省大洲村為個案》,作者在大洲村村民家中走訪發現,許多農戶家里仍保留著祭神的神龕,每天他(她)們都對著神佛行朝拜夕叩之禮,于是解釋為大洲村的農民體育文化地位已經淪喪,讓位于傳統的封建文化和現代的低俗文化了,由此引發作者的文化反思。還有如梅茂榮[9]的《關于蘇北鄉鎮節日體育活動項目及其變遷的社會學調查――以響水縣鄉鎮體育開展狀況為例》,作者通過1990、2000和2006年的3個傳統節日活動的比較,審視了節日中人們所從事的體育活動,如武術、秧歌、踩高蹺、騎竹馬、民俗舞、劃旱船、拔河、秋千、燈會、廟會、舞龍、舞獅等;由本土經驗而辨析出隨著經濟的發展,城鎮化進程不斷推進,社會生活水平的提高,閑暇時間的增多,人們對于新興體育活動的接受度逐漸增加,而傳統的活動卻逐漸消退。這些研究都揭開了農村體育各具特色的一角,引人深思。
3農村體育研究的本土走向及建議
體育社會學在近2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不僅在理論上走向成熟,而且在方法上也獲得了長足的進展。許多經典教材及理論成果提供了社會體育研究的依據,其研究的方法也為社會體育的研究提供了技術保障。但要認識中國農村的鄉土體育,還應該考慮到扎根于本土社會的特殊性。如在村民的觀念里,體育僅僅是電視中的幾個競技比賽項目;如果以規范的現代體育審視整個農村體育,就忽略了當地的傳統體育與游藝活動;這構成了理念上的偏差。而在實踐方面,在農村僵化地推廣現代體育,就存在活動方式與主體需求的難以對接等問題。由此現代體育的推廣出現了這種弊端:既忽視了農民的需求,又浪費了體育的資源。
所以楊國樞[10]深有感觸地說:“西化心理學采用西方探討的課題、運用的理論、界定的變項、制作的測量工具,其無助于當地人之心理與行為的理解,無助于當地人之心理生活的改善,更無助于當地人之社會問題的預防或解決。”農村體育研究的本土化取向,就在于擺脫了研究者可能為西方社會科學的視野所迷惑的局限,樹立起鄉土體育與草根組織問題的主位意識和相關研究方法,從而獲得對中國農村體育的行為及組織運作具有確切解釋力和指導性的研究成果。由此開啟一個打破現有觀念界限,尋求對農村體育問題進行全面、有效解釋,從“概念中心”邁向“問題中心”的更加務實的研究走向。使我們將大眾體育的目光從城市轉向農村,從書本轉向行動,從理想轉向現實,從理論轉向實踐,因而它也必然會促使學者開始關注農村體育的問題,關注草根的鄉土體育問題。
3.1扎根于本土的立場
這里本土立場的含義,不僅只是相對于現代體育的中國特色,而且也是相對于城市體育的農村鄉土特色;不僅是利用現代的成熟理論解讀農村體育現狀及組織特征,而且要根源于草根階層的認識把握鄉土體育資源與自組織關系,為當地農村體育發展服務。農村體育研究缺乏對農民“近經驗”的足夠強調,其突出表現有二,一是將農村體育當作可以分割的碎片,忽視了農村體育活動本身的完整性;二是戴著過于厚重的現代體育眼鏡去看待鄉土活動,缺少對民眾經驗本身的足夠尊重。
因此,主要策略是增強本土化意識,以問題為中心,而不是以方法論為中心。即先生在晚年談到“文化自覺”[11],就是圍繞著中國的社會變遷,而腳踏實地從事本土定向研究。在中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非均衡的背景下,農村地區間的體育文化發展狀態十分不同,沒有廣泛而深入的本土調查經驗,不可能對全國農村體育發展狀況有真切的判斷。隨著西方現代化的擴張和文化觀的傳播,“規范/不規范”成為衡量體育文化先進、落后的標準,就成為了描述區域體育發展差異的尺度。在這個評價框架內,農村的、基層的、民間的、鄉土的體育文化就被一些人看成是落后的文化,天然地被置于下風,當地人也會逐漸認為鄉土體育文化是低俗、落后的。多樣性的體育生態被單一性所壓倒,鄉土體育活動的豐富性趨于消失。這時,更需要研究者扎根本土立場,重建農民日常生活中的體育文化,農民的體育需求可能更多集中在精神娛樂方面,那么鄉土體育活動就應該占據農村體育的重要地位而復歸于民眾的真實需求。
所以,增強農村體育研究者的本土化意識,逐步擴大本土化研究隊伍,從團隊上保障本土化運動深入、持續開展,是當前農村體育研究應該加強的方面。
3.2倚重本土研究的方法
研究不僅要有審視問題的本土視角,而且要有認識問題的本土方法。對于農村體育的研究,主要是扎根于具體問題的引向,而采取的針對性方法。因此,在農村體育的調研實踐中,我們應該更多采用人類學的參與研究法、文化詮釋法等,主要可從兩個方面著手研究,一是深入的個案調查,以理清農村體育運作的內在邏輯;二是區域比較,以形成包含了具體的對中國農村體育整體的認識。
對于個案調查,可以為調查者獲得第一手的直觀資料,走出書齋和既有文字理論的框架,從活生生的農村體育活動中獲取體驗[12],獲得靈感源泉。個案調查還有可能將鄉土體育文本構建成關于農村體育發展的全面文本,挖掘出農村體育發展困境和優勢背后的原因和動力。而區域比較則可以積累不同地區廣泛而深入的個案資料,以期建立完整、真實可靠的農村體育形貌及與體育發展密切相關的經濟社會景象。其次可以將農村體育的特點與農村的社會發展狀況結合起來理解農村體育,并將農村體育置于中國國情中來發展。
我國農村體育的研究,已經從邊緣課題轉變成一門顯學,并且取得了不少階段性的成果。但要在此基礎上取得更進一步的理論成果,在推廣現代體育的同時,還需要加強農村體育研究的本土意識,維護好農村體育的本土文化生態,為農村體育實踐做出切實的指導與貢獻。本土意識下的研究,將開拓出農村體育研究原創性的新天地。如通過深入的個案調查、區域對比,挖掘其中的地方性問題;然后在農村體育內在發展的邏輯中歸納出獨特經驗與運行特色:當前農村的鄉土體育與現代體育如何對接與融合?不同區域和不同類型的農民需要或者適合什么式樣的體育活動?怎樣組織和引導更適合農民當下的性情和行為方式的體育活動?這都需要切實以本土的視角、農民的眼光來研討農村體育問題。當然,本土化視角實際上只關注到了以農村為代表的地方性知識這一層次;所以并不排斥現代體育的研究視角。農村體育問題的真正解決,需要不同視角下的眾多研究相互支撐與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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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鄉土社會 禮治 儀治 法治
在《禮治秩序》一文中根據維持社會秩序力量的不同,提出了鄉土社會是“禮治社會”的看法。在他看來,鄉土社會維持秩序的方法還不同于現代社會。鄉土社會并不是沒有秩序的社會,假如我們把法律限于以國家權力所維持的規則,我們可以說這是個“無法”的社會,但是“無法”并不影響這社會的秩序,因為鄉土社會是“禮治”的社會。由于這里“禮”的概念有些模糊,我們需要從“禮”的起源、發展入手來對“禮”的含義做出明確界定,進而對的相關思想做出進一步分析。
一、古代之“禮”
在中國古代典籍中,“禮”字包含著多種意義,概括說來,體現于行為活動或儀容態度的多稱為“禮儀”,體現于名物制度或者典章條文的多稱為“禮制”,體現于理性活動或思想觀念的多稱為“禮義”。所以中國古代的“禮”就常被區分為行為之禮,制度之禮和觀念之禮三個方面。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說,禮起源于宗教。在早期的人類生活中,對于神靈的畏懼和崇拜主要體現于對神靈的祭祀,一方面希望和所謂的神靈取得溝通,獲得神靈的保佑,另一方面也希望獲得神靈的賜福,無論是精神還是物質方面的獲得都是先民希望神靈給予的好處,由此產生了愈發虔誠的精神和愈發繁瑣的宗教的禮數,先民借此來確立信仰神靈的原則,以信仰產生的恐懼和敬畏來規范和約束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確立人和自然相互協調的法則,用以維系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系。殷商時期,禮是帶有宗教性質的祭祀神靈、祖先的儀式,有其神圣性;到了西周,禮雖然還有祭祀的一面,但人們把更多的對禮的應用轉向了人事,因此,禮的宗教性和神圣性逐漸淡化,人文性日益彰顯。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孔子在維護周禮的努力中對禮之深層的精神內核進行挖掘和創新,使之成為衡量人的道德行為與人倫關系的價值標準。從而使禮成為倫理關系的理想模式,進而發展成中國傳統文化中最為重要的倫理范疇之一。由此往后,隨著社會化進程的不斷向前,借前人以宗教形式確立下來的這種現成的秩序沿襲下來并遵守的行動逐漸被培養成體現于道德的要求,無論是集團還是個人的行動均以遵守其為前提,對與遵守秩序的要求變成了道德化的要求,社會秩序的維系方式更加有了道德的成份。在這樣一個公認道德已經成為維持社會秩序的背景中,公認的道德倫理被確立為法律,律法在社會中客觀承擔了“他律”的作用。
在禮的發展過程中,禮的概念和意義是不斷內化的。隨著禮的規范化,人們逐漸地自覺地遵從著這種沿襲下來的秩序,最終內化成人的道德理性。宗教形式和道德要求被考慮入維持秩序的法律,這個過程中,“禮”日益清晰地體現出其宗教、道德和法律三方面的屬性。
二、禮是社會公認合式的行為規范
在的《禮治秩序》中認為:“禮是社會公認合式的行為規范,合于禮的就是說這些行為是做的對的,對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單從行為規范這一點說,本和法律無異,法律也是一種行為規范。”在這里,禮是判斷行為規范是否合式的標準,甚至其本身就可以被認為是一種行為規范,這種規范是維持禮這種規范的是傳統,即社會所積累的經驗。約束人們的信念是“禮”,指導人們行動的是“傳統”。于是,禮和傳統的關系便成為了鄉土社會行為規范的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兩個方面,在這兩個方面的協同作用下,鄉土社會的行為規范得以認可和執行,鄉土社會的秩序因此得以保證。
宏觀上,“禮”是存在于人的觀念中的看不見的手,微觀上,這個“禮”存在于鄉土生活的時時刻刻,甚至方方面面都約束著這個鄉土社會的行為和心思。在行為方面,“在這種不分秦漢,代代如是的環境里,個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經驗,而且同樣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經驗。一個人在鄉土社會里種田的老農所遇著的只是四季的轉換,而不是時代的變更。一年一度,周而復始。前人用來解決生活問題的方案,盡可抄襲來作自己生活的指南。”這些看似亙古不變的行動真理就是由祖輩沿襲下來的“傳統行為”,更是具體的做法,也是對于合適而平穩的生活的追求,“照做”并“合式”固然是最好的做法,然而這更符合“儀”最初的含義。在清代段玉裁『f文解字注中對“儀”的含義進行了以下的注解:
度也。度,法制也。毛髟弧x,善也。又曰。x,宜也。又曰。x,匹也。
儀在這里,是標準,是符合時宜的行為,是匹配合適的行為。這恰恰是傳統行為的要求,內在符合其社會環境的結構秩序,甚至利于國家,行動中又符合了當下生活的需求,符合時宜,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傳統行為都是“匹配合適”的。在這里,“儀”確立了“禮”的合法性,人們遵循的傳統行為,便可以理解為是踐行“儀”的行為,“禮治”的形而下層面的意義,便可以理解為“儀治”。因此,在“禮治秩序”一文中的禮治的形而下可以認為是“儀治”:由一套公認的行為方式來主導其生活,這一套方式涵蓋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既是能夠滿足克服生活困難所需傳統的經驗,也維持著人與人之間的心理秩序,更契合了鄉土社會的對于秩序的追求。儀治可以表達的意義不僅僅是“按照儀式”來做,它也表達出一種對所做行為是“合式”“符合時宜”的肯定的感情,這種感情恰好配合了“靈驗”的心理活動:不知名的魔力在規定著這套行為,而這套行為又“符合”了魔力的預期,給予鄉土社會中的人以迷信式,卻又有著確定性的安全感。
作為鄉土社會的行為規范,在形而上的方面,“禮”在這里起到的作用是使人有了“對于規定的方法帶著不這樣做就會有不幸的信念”,“從教化中養成了個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在形而下方面,則是“儀”,是“傳統的行欏彼給予人的具體的做事方法。它不但解決了鄉土生活中實際遇到的問題,也強化了“服于儀”在人心中的地位,“服于儀”的這套行為是成了普通所謂的“儀式”,而“禮是按照儀式做的意思”。在這樣的遇到問題――服于儀――強化認知的系統在鄉土生活中一次又一次地解決了現實問題,并使人免于不幸,“禮”的形而上的地位就被逐漸鞏固了。在這里,合式的概念被不斷強化。
三、禮治與法治的區別
確立“禮”在維持鄉土社會秩序的形而上意義上的地位之后,強調,人治和法治的區別并不在于字面意義,而是在維持秩序時所用的力量,以及所根據規范的性質。鄉土社會之所以是“禮治”的社會的原因也盡在對于其形而上意x的肯定之中。因為在鄉土社會中,維持秩序的力量是“禮”,“禮”在自古以來便是為了維持秩序的觀念分散在宗教、道德和法律中,集中體現在政治中,如果沒有了維持秩序這個重要的目標,“禮”的眾多觀念和學說也不會得以發展。而在維持秩序這個特定的條件之下,“禮”也充分發揮了其希望被賦予的作用,從最初的具體的祭祀活動,逐漸擁有了道德、法律等的文化內涵,具有了文化的內涵,是“禮”內化于人心而維持“無法”的社會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君子慎獨”便是內化的文化對于人的約束的典型例子。
在文中關于“服禮”的討論中,人們服從或者遵循也很值得探究。“禮”在這里具有了法律的屬性,盡管人們執行的是傳統而來的行為,但是正如“體”和“用”的關系一般,“禮”的法律屬性和存于人心中的法律效力才是維持著鄉土社會秩序的關鍵的“體”,這也是“禮治”如何成為可能的根本原因。而“儀”就是鄉土生活中的“用”,按照古老的路子生存,繁衍,連這種行為本身,也充滿了“好古”的味道。也因其好古的特點,“禮治”和“儀治”才能在形而上和形而下兩方面維持著千百年來鄉土社會的秩序,在心中的對“禮”的遵從和在手中對“儀”的應用確保了鄉土生活有條不紊地進行。
在鄉土社會之外,法律是與“人主動服禮”不同的約束方式,是與“禮治”和“儀治”相對的路子。與法律強調從外對人的限制,告訴人們“不該”怎樣做不同,禮告訴人們“應該”怎樣做,但他們又同時效力于一個目標:維持社會秩序。在客觀上,這種和法律“無異”的本質的特征起到了維持鄉土社會的秩序,宏觀上起到了安定鄉土社會的作用。在鄉土社會還沒有發生劇變時,持有法律意識的權杖的人顯然是鄉土社會的局外人,因此對“人治”的理解產生字面上的誤解,這不僅是文化的差異,而是因為沒有置身于鄉土社會所產生的不了解。
四、結語
《禮治秩序》距今也已近百年,“法治”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這也確實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利器。但我們無法否認的是,傳統社會的行為方式并不可能完全顛覆或者徹底消失。現代人的行動,所講的禮治社會中的人心秩序,仍然在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悄然發揮著自己的作用。在進行社會治理的過程中,我們必須要充分考慮到這一點。
參考文獻:
1..鄉土中國[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85
2.王銘銘. 從“禮治秩序”看法律人類學及其問題.[J].西北民族研究,2009,(1).
【關鍵詞】浙江省;鄉土文化;根植
一、鄉土的意義與鄉土根植性的研究
1.1 鄉土的含義
什么是鄉土呢?所謂的鄉土就是指每一個人生活的故鄉本土。這是一個廣義的空間概念,這個廣義的空間里面,包含了個體的存在已包含了個體的整個生存空間的存在。鄉土的意義不會脫離每一個人生存的故鄉本土,想吐的意義里總是會有許多地方是歸屬于個人的,這是一個個人的實現價值與整體環境所帶來的價值的融合。兩者密切相關并且難以分開,更加準確的說,是與每一個人童年甚至少年時的生活經歷和自身的成長過程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1]。每一個人從最開始畜生道這個世界上的時候就會接觸到自己所在的土地,從自己所在的土地上去了解這個世界,感受認知著他所生存的這個世界。他們不可避免的通過自我的認知去了解了自己生存的環境,并且自然而然的給自己生存的環境取名為鄉土,這就是鄉土的含義。
1.2 鄉土文化對人產生的影響
鄉土是孕育著每一個人的土地,在鄉土之上人們才慢慢的開始去感受到整個世界,世界最初的原型就是建立在人們對于鄉土的感知上面的。鄉土的文化對于一個人的成長也是至關重要的,每一個人世界觀的雛形就是在自己早年生活的鄉土之中獲得的經驗與體悟。這對于他以后的成年的生活有著很大的影響。如果一個人小的時候一直在一個相對來說比較偏僻的地方生活的話,那么他個人的成長性格也會相對的孤僻,個人的眼界也會十分的狹窄。反之,如果一個人從小就到處的搬家,四海為家的感覺已經讓他逐漸的磨練了自己開朗愛說話的性格,但是這樣四處居無定所的感覺就會給他帶來性格上的不穩定因素。由此可見鄉土的文化不同或者自身成長的環境不同會給一個人帶來很深的影響[2]。
鄉土文化沒有將好的一面根植到在這片鄉土上成長的人們的話,那么在這個地區的人們普遍不會有好的性格和好的發展途徑。就像魯迅對于鄉土的態度一樣,魯迅作為為紹興新臺門周家的長孫,他在年少的時候生活環境十分不錯,這使得他對于自己的鄉村生活一直都是充滿這熱愛和享受的,鄉土的文化也趁著此時悄然在魯迅心中留下好的印象,者得以在魯迅日后的作品中體現出來,但是隨著中年的時候家庭突發變故,魯迅的作品便開始了轉向對于自己生活的這片土地上的劣性現象的批判,從此便對鄉土中人尤其是鄉土社會中的士紳、市民和游民作為國民性批判的標本。可見,童年時期和少年時期兩種不同的鄉土生活經驗對于魯迅的文學創作具有多么大的影響[3]。
二、浙江省鄉土文化的宣傳與根植工作
2.1 浙江省鄉土文化發展現狀
浙江省近日開展了“我的家鄉中國夢”的有關鄉土文化的活動,該活動致力于將鄉土文化傳播到千家萬戶之中。在這個活動中“草根”文體骨干格外引人注目,他們的表演才是符合本土文化的表演,這樣的表演活動更能得到當地人的支持,同時也更能讓人們子啊欣賞文化表演的同時享受到鄉土氣息的美麗。
近年來,浙江省著重開展“千鎮萬村種文化”的活動,這種通過政府組織領導宣傳將自身本土的文化特色傳遍千家萬戶的做法已經得到了廣泛的好評,而且借著鄉土文化的東風,浙江省又開展了許許多多相關的節目“百姓好聲音大賽”“百團鬧春”“群文大舞臺”等活動將在各地陸續舉辦,許多村還要辦“農民春晚”――浙江基層群眾,樂享文化盛宴[4]。
2.2 浙江省鄉土文化根植工作的進展
通過對于鄉土文化的宣傳,廣袤的浙江省農村的土地成為了滋養鄉土文化種子的樂土。通過政府對于種文化工作的大力宣傳,浙江大地上已經遍布了文化的花朵。“種文化”這一簡短有力的詞匯已經在浙江百姓的口中口口相傳。但是種文化的主體方向正在如火如荼的向前發展,可是有些種文化的細節方面還是有一些不盡人意的地方。就想在種文化過程中,所要用的設施不完善,文化骨干缺失,沒有領頭人對于種文化進行長期有效的宣傳,這些許許多多外在的因素也制約了鄉土文化傳播的速度。愛寫愛畫、愛唱愛跳的“土藝人”也無處施展[5]。
為了解決制鄉土文化內向發展的問題,浙江省加大“種文化”的力度,同時向全省人民種文化的倡議,讓全省六十多個縣一同工作,使得文化的種植得以大力的發展。但是農村藝人的普遍素質受到自身發展的限制,這也是制約了鄉土文化傳播的一個棘手的問題,這就需要政府通過培訓班、講座、研討等形式,提升農民群眾的文化組織參與能力和鑒賞表演水平。為了做到供需相稱,浙江因需制宜開展培訓輔導,根據各地上報的文化培訓需求,大力發展種植鄉土文化的活動[6]。
三、根植鄉土文化的必要性
根植鄉土文化首先會給本地人們帶來一次愛國主義的教育,這份教育對于目前缺少文化自信的孩子們來說是最真切的需求。在歐洲或者東南亞的一些國家中,國家和民族就是一個想象中的共同體,但是在中國,這個概念卻不盡如人意,人們沒有在自己本身的鄉土中產生出一種五千年大河流淌的文化大國之感。相反,對于外界文化的侵襲已經很難做到理性對待的地步了。所以根植鄉土文化的對于中國國民來說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文化大計。
根植文化可以使得我們沒有身份的焦慮,這樣的擁有歸屬感的一生是與自己身份的認可無法分離的。國家和民族建設最后應該落實在哪里?應該就像歌里唱的,在小黃鸝的歌聲里,在小朋友的笑容里。把鄉土的文化留給我們的后人,把我們對鄉土的熱愛留給他們,他們才能真正的體會到什么是愛,什么是真正屬于他們自己的幸福生活。
參考文獻:
[1]費瑟斯通,邁克.消費文化與后現代主義[M].劉精明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188.
[2]羅伯森?羅蘭.全球化――社會理論和全球文化[M].梁光嚴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98,63.
[3]奧爾蘭多?帕特森.認真對待文化:框架及非洲裔美國人實例[A]. 塞繆爾?亨廷頓, 勞倫斯?哈里森. 文化的重要性―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C].程克雄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299.
[4]張岱年,程宜山.中文化與文化爭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28.
1.鄉村少年“離土”教育
“離土”源于上世紀40年代對鄉土中國的擔憂,意指鄉民離土、鄉村離地、文化離根。在城市化進程推進的過程中,大量鄉土在“企業房產”等推土機前不斷流失,消費文化將人與人的關系功利化,人情冷漠,鄉情淡泊,越來越多的人寧愿背井離鄉,也不愿留守故土。“當他們逃離土地,遠走他鄉,就走上了永遠的‘心靈不歸路’……一旦從養育自己的泥土中拔出,人就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基本依據,成為‘無根’的人。”那么,什么是“離土”的鄉村教育?鄉村教育是指促進鄉村少年在鄉村社會中活潑、健康、全面、自由地發展,并啟迪、發展他們的健全人格,培養其精神成人的教育。在經濟為先和快速城鎮化的背景下,鄉村教育的話語權和決策權逐漸被剝奪,加上長期奉行的單一化思維模式,“城市取向”成為當前教育的主要特征,鄉土世界在教育中被邊緣化。教學內容上,高樓大廈代替了風吹麥浪;教學語言上,官方話語代替了本土方言;教育理念上,“他人世界”代替了“鄉土世界”;教育價值上,離鄉代替了愛土。“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上,這都是一種文化偏向,即城市生活的價值偏向”,鄉村教育實際上就是“逃離鄉土”的教育設計。總之,鄉村少年的“離土”教育是指鄉村少年所受到的脫離鄉土文化語境的以城市為導向的教育。
2.文化回應教育學
“離土”概念在西方語境中同樣可以找到驚人的回應,蓋尹(Gay,2010)率先提出“uprootedness”的概念,并將其界定為:“教學中對少數族裔學生本土文化、地理和心理情感因素的忽視,導致的學習與文化背景的斷裂。”不同的是,國外學者更多的是用文化回應教育學分析這一問題,這也為國內“離土”問題的研究提供了可驗證的新視角。上世紀70年代,人們意識到種族的多元化問題已經蔓延到課堂,少數族裔的學生由于文化、語言、信仰等異于主流白人群體而逐漸被邊緣化。在多元文化教育理論的基礎上,一些學者將視角轉向課堂教學,提出文化回應教育學,比靈斯(Billings,1991)將其定義為“一種通過賦文化于知識、技能和態度,提高學生學業水平、社會性、情感表達和政治性的教育學”。蓋尹將這一概念進一步具體化,提出“:它是指一種鼓勵種族多樣化學生利用其文化知識、先前經驗、思維結構和表達風格使學習與自己更具相關性,并提高學習有效性的教育學。”前者是以整個社會為背景的廣義界定,后者則是從學習行為出發的狹義發現,本文更傾向于后者。此外,比靈斯(Billings,1995)為文化回應教育學設定了三個標準。首先,體驗學業成功。任何階級特權均無法剝奪學生獲得學業成功的機會和體驗的權力,同時社會和教育組織中的所有力量要努力促其實現。其次,發展并保持文化能力。學生在多元文化環境中,努力構建以本土文化為基礎的“文化整體性”并獲得“文化尊嚴”。最后,挑戰現實不平的批判意識。對于主流文化的先在合理性,教學能提供一套公正、客觀的評價體系,學生結合自身的文化經歷批判性地反思周圍環境的存在。這三條標準的設立是相對于文化回應的三種無力(學業失敗、文化失真、反思失效)提出的,而鄉村少年的成長過程同樣表現出文化回應的無力,它更多的是從鄉村少年過程經驗和主觀意識發出的成長煩惱。
二、“離土”教育的無奈:鄉村少年的成長煩惱
1.“讀書價值”的煩惱
傳統鄉村社會一直以來都以讀書為最優越的價值追求“,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為鄉村少年勾畫出了美好的物質生活,“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滿足了其立業報國的精神追求。為了實現“魚躍龍門”的壯舉,鄉村少年不問農事,不知農業,只讀“圣賢書”,家人更是傾其所有予以資助。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力度逐漸加大,城市的地域優勢和政策優勢為其積累了大量的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一方面,在經濟資本的作用下,城市規模增長迅速,鄉鎮城市化,城市都市化,其必然產生勞動力的需求,同時城市經濟資本的充裕也為吸引大量勞動力提供了更大的籌碼(工資)。另一方面,文化資本為城市創造了現代化的生活方式,例如豐富的娛樂活動等。在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的雙重誘惑下,越來越多的鄉村少年不愿用十幾年的苦讀去爭取一個城市生活的機會,而是選擇最簡單的方式,放棄讀書到城市打工,直接體驗城市生活。大學畢業生就業率低是鄉村少年放棄讀書的另一個原因。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數據顯示,2008年大學生失業率為9.1%,2010年為12%,2011年為17.5%,大學生未畢業先失業已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面對繼續讀書而帶來的失業風險,很大一部分鄉村少年不愿意繼續學業,而采用直接就業來避免將來失業的尷尬。另外,目前大學生的工資水平和農民工相差無幾,甚至可能要低于后者,也對鄉村少年的選擇產生較大的沖擊。同時,鄉村少年經過資本投入與產出的對比分析后認為,將繼續讀書的時間資本和經濟資本投入到就業,其所產出的經驗資本、收入資本和避免失業資本將遠遠優于前者。以上兩種原因導致了鄉村少年對“讀書價值”的懷疑,從而導致“讀書無用論”甚囂塵上。據教育部統計,2013年全國小學階段未參加繼續升學的比例為1.7%,初中為11.6%,高中為13%,需要補充的是,鄉村地區的比例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2.鄉土身份的煩惱
文化不僅是賦予身份的權杖,同時它本身就是一種身份的符號。鄉村文化的邊緣化導致了鄉村少年對鄉土文化的冷漠,越來越多的人對鄉村身份感到自卑甚至厭棄,處在一種“生活在別處”的漂泊感。這種身份的自卑又體現為現實和未來兩個向度。現實向度上,鄉村少年對鄉土身份的煩惱處在懵懂的狀態,通常情況下未被激活,當他們經歷城市文化的外在沖擊(來自他人)和內在洗禮(來自自己)時,對城市生活的艷羨就會與對鄉土生活的自卑形成強烈的反差,尤其當這種刺激來自持有“外在沖擊”身份的教師和課本,以及“內在洗禮”的自我學習。這種情況在鄉村學校中經常發生,例如老師用“離開這窮鄉僻壤”鼓勵學生、學生以“坐飛機”“看高樓”等為目標的自我鞭策。未來向度指鄉村少年對未來身份的預設選擇,這種選擇在學科化之后通過理想職業來體現,少有學生愿意將理想設計為“農民”,更多的是城市生活中的各種身份,例如科學家、明星、軍人等等。當人對現有身份表示出一種厭棄,其不可避免地會失去自尊和自信,迷失在對自己和未來自己的恐懼當中,如果未成年人長期處于這種狀態,對其心理發展將是極大的傷害。這就是為什么許多鄉村少年在進入城市之后表現出寡言、自卑、放縱、自暴自棄等狀態。學業上,他們認為城市兒童更聰明,掌握更多才藝,學習更出色,而自己無法與其競爭,甚至對城市兒童表現出一種盲目的崇拜或憎惡。例如,許多鄉村少年之所以選擇高中輟學是認為其無法與城市學生競爭高考。鄉村少年迷失身份后的另一個影響就是喪失歸屬感。一方面,他們極度否認或排斥自己所屬的農村社會,努力使自己與其隔離,聲明不再屬于這里;另一方面,他們又無法建立與城市的聯系,獲得城市身份。這就容易導致鄉村少年處在兩種文化的邊緣,既不愿意接受鄉村身份,卻又無法獲得城市身份,從而使這一群體永遠無法找到合適自己的位置,最終產生被遺棄感而選擇破壞現行規則。這也解釋了為什么鄉村少年的犯罪率持續升高。
3.教學文本的煩惱
當前,教學文本的設計權掌握在國家與省(市)兩級。從話語權來看,擁有參編資格的人主要包括教育專家和教學專家,而這兩類群體主要集中在城市中的高校和優秀中小學當中。一方面,國家單一化的政策制定理念要求各省(市)在保持一致性的前提下,適度增加多樣化和地方化的內容,在當前以發展為首要任務的環境下,一致性更傾向于城市導向的現展觀。另外,預留可調整的空間并不能足夠支持地方性內容的進入,而且鄉村內容只是地方性文本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掌握話語權的專家缺少對鄉村少年學習與生活環境的了解,同時他們更缺乏鄉土情結,未能有針對性地立足于鄉土,開發環境與身份相適切的文本。教育專家關注的是文本在人的某種發展維度上的意義和效果(德智體美勞),教學專家則更關注文本的表達和組合方式(教學方法),然而,兩者對教學對象的生存環境卻鮮有涉及。在這一現實下,鄉村少年對教學文本漸漸產生陌生感和疏離感,因為字里行間描述的世界不是“我的世界”,而是“別人的世界”。從內容上看,它包括兩種沖突,文本內容與生活現實的沖突和鄉村倫理與城市文明之間的沖突。首先,教學文本的設計是以城市為導向的,鄉村并未獲得獨立的編制權,其所采用的是與城市相同的教學文本。這就導致鄉村少年對教學文本中描寫的內容未形成直接經驗,甚至聞所未聞,無法在頭腦中形成完整的認知圖式,例如“微博“”天然氣”“數字電視”等概念。此外,兩種文明的沖突同樣會在教學文本中產生,例如教學文本中對直接結果的追求與鄉村少年含蓄的表達方式之間的沖突;教學文本對結果唯一性的苛求與鄉民“只求耕蕓,不論收獲”的豁達之間的沖突;教學文本對環境保護的呼吁與鄉村少年對環境問題的未意識之間的沖突等等。由此可見,不同的世界及其所塑造的世界觀的沖突使得鄉村少年難以判斷何為真假、何為好惡,對教學文本的煩惱,極易產生對學習與生活本身的懷疑。
4.教學方式的煩惱
教學方式的煩惱主要體現在教學方法、教學評價和教師三個方面。教學方法上,鄉村教學資源的缺乏和教學條件的有限使現代化的教學手段難以實現,只能轉而依賴教室、書本、講臺和桌椅組成的傳統教學,加上缺乏先進的教學理念,于是鄉村少年長期被困在“老師講,學生聽”的課堂。鄉土的自然環境和生產生活方式所創造的天然課堂強調“參與性”、“動手性”,與傳統課程中的“靜坐”“苦讀”形成鮮明的反差,鄉村少年在兩種截然不同的環境中反復受到思想的碰撞,要么逃離,要么屈服。例如,一些快樂的鄉村少年進入課堂后變得沉默寡言;還有些學生在課堂上表現出色,生活中卻五谷不分。在傳統教學方式的影響下,教學評價形成了與之相契合的以“分數”為導向的考評模式,強調競爭性的等級劃分,其“比”的關注又被鄉村少年的樸實天性放大。這就是為什么鄉村學生比城市學生更看重分數和成績排名。教學中要求的競爭與鄉土文化鼓勵的“講信修睦”產生的分歧對鄉村少年的人際交往也會產生影響,因為他們無法確定彼此之間究竟是怎樣的關系。鄉村少年最大的困惑來自于教師,一方面從年齡結構上看,鄉村教師主要以中老年為主,他們的教學理念保持著一貫的保守性,包括對分數的苛刻,對走出鄉土的熱衷,對講授教學的執著等。另一方面從配置上看,鄉村教師人數和資質都存在嚴重問題,整體上影響了鄉村教學的水平和鄉村少年的成長。綜上所述,鄉村“離土”教育面對的鄉村少年的成長煩惱既是認知和行為上的心理不適,也是價值訴求上的人生觀沖突,更重要的是根源于文化離土的生無所依。究竟怎樣實現鄉村少年的文化復歸?
三、從“離土”到“歸根”:文化回應教育學的解答
面對美國課堂中存在的“離土”問題,蓋伊(Gay,2010)從文化回應教育學的角度提出四種回應方式:1)認可學生承載的不同文化的合理性;2)針對不同的學習風格設計相應的教學方式;3)引導學生了解并欣賞本土文化;4)學科課程和技能訓練中,增加多元文化信息和資源。本文將根據蓋伊給出的解答,結合鄉村少年“離土”教育的中國語境,嘗試設計一條從“離土”走向“歸根”的文化回應路徑。
1.文化合理性的回應:教學身份的“歸根”
教學身份包括教的身份和學的身份,學的身份是核心,從社會學的角度分析,教是以賦予學生獲得某一種文化身份為訴求的。身份的接受前提是對其所扮演角色的認可與接受,鄉土身份承擔著對“那山那水那人”厚重的情感。為了引導鄉村少年獲得鄉土身份,教師要在對鄉土文化理解的基礎上認可其存在的價值,同時對鄉村少年在學習和生活中表現出的文化特征,保持開放的文化包容性,謹慎地引導學生發現鄉土文化中的利弊,理性取舍。鄉土文化的語境同樣塑造了鄉村教師的身份,然而面對大眾媒體對教師特征文學性的渲染(貧窮、專業性低、土氣、憨厚等),他們已習慣成為“沉默中的大多數”,不作抗辯。我們不能用城市文化中的功利性價值去評判鄉土文化中的行為,鄉土賦予他們的文化責任要求其在增強專業性的同時彰顯鄉土身份的自信:土氣是一種鄉土氣質,憨厚是一種文化性格,貧窮則是一種道德操守。學的身份也是一種主動的獲得,它需要鄉村少年認可自身存在的價值,保持自我成長中的文化能量,培養批判思維能力。鄉村少年在成長的過程中會接受大量的外界信息,虛實難辨,因此他們必須養成一種反思理性,在綜合考量多種信息的基礎上形成自我認知,不盲從,不自我。
2.文化價值的回應:教學目標的“歸根”
當前,教學目標的設計是以“城市”為導向的,鄉村少年的學習目的也是以加入并融入城市生活為價值訴求,這種一維的排他價值是以“致富”為誘惑對鄉村價值的冷落。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立足鄉土,從三個層級尋求自我價值,還權于鄉村少年。第一個層級,了解鄉土,解答鄉村少年“我是誰”的煩惱。鄉村教學為鄉村少年走近其生存的文化空間創設專業平臺,一方面將其生活中所積累的文化碎片系統化,另一方面帶其走入鄉土的文化根脈。第二個層級,熱愛鄉土,解答鄉村少年“我在哪”的煩惱。愛是一種大的情懷,教育正是要致力于對愛的培養,家齊方可國治、天下平,只有對家鄉故土的愛才能養育懷有仁愛之心的鄉村少年。越來越多的鄉村少年舍土離家反映了他們愛的淡泊,而教學正是要重新燃起他們心中的愛,實現由愛己到愛家、愛人的價值訴求。第三個層級,文化包容,解答鄉村少年“我去哪”的煩惱。鄉土的“回歸”并不是對一元性的價值選擇,它需要培養一種和而不同的心態和美美與共的胸懷。鄉土文化與城市文化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兩者相互補充,相互借鑒,在“并行之道”中而“不相害”。
3.文化內涵的回應:教學內容的“歸根”
教學內容的“歸根”主要通過鄉土教材開發和鄉村教師培養兩方面來實現。課程編制上,一方面教學文本中亟待增加屬于鄉土特色的內容和設計,使普遍性知識和地方性知識有效接軌鄉村。另一方面,課程編制權繼續下放,以鄉村為主的地區獲準立足本土文化,針對特定文化身份的學習者設計地方特色課程。校本課程開發上,鄉村學校需要培養具備課程資源開發能力的教師,同時更需要校本課程開發的勇氣和決心,擺脫習慣性的對已有資源的依賴,厚重的鄉土本身就是取之不盡的課程資源。鄉村教師培養的“歸根”應該從兩方面入手。第一,對于鄉村教師短缺的問題,保證現有教師隊伍的穩定性,確保優秀教師不再繼續流失,同時鼓勵并吸引師范畢業生走入鄉土,從內部維穩和外部補充兩方面增加鄉土師資的生命力。第二,對于鄉村教師教學質量的問題,提高現有教師水平和補充高質量的教學人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前者可以從完善在職培訓體制,拓展在職培訓平臺,增加在職培訓投入以及豐富繼續教育手段等四方面進行,后者主要通過鼓勵優秀教師鄉村支教和吸引優秀畢業生鄉村從教兩方面實現。
4.文化風格的回應:教學方式的“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