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農經濟分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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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農經濟分散性范文第1篇
【關鍵詞】小農經濟；官文化；傳統文化
一、小農經濟的產生
劉永佶教授在《官文化批判》一書中指出“官文化的力量來自民眾的不覺悟，來自民眾對它的認可與適應，即形成了普遍的小農意識。這是官文化統治的結果，也是繼續統治的條件。”中國封建社會是在沒有外族入侵的情況下，由奴隸社會逐步發展變化而來的。中國奴隸社會實行的是土地國有制度，國家的土地全部都屬于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所謂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描述的正是這一歷史時期。春秋以后，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原有的土地制度遭到了破壞，新興的封建勢力在奪取政權后，相^實行變法改革，確立了土地私有制度，允許“民得買賣土地”。從這時起，土地私有制度，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土地私有制度的產生，一方面存在小土地私有制。同時也必然導致土地兼并的現象出現，即“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情況，從而形成了大土地私有制的形式，自唐以后又以租佃的形式剝削在兼并中失去土地的個體農民。因此，中國封建社會的農民一直是由占有少量土地和生產資料的自耕農和依附于地主階級的佃農兩種人物構成。但無論是哪一種農民，都是一家一戶，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
中國封建社會的土地私有制度，不管是小土地私有制形式還是大土地私有制形式，都不是純粹的私有制形式，而是在國家最高所有權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這既是因為中國奴隸社會土地國有制的傳統影響，也是因為戰國時期各國在變法中都是以國家名義確認土地私有制度。因此，奴隸社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神圣原則在封建社會得以繼承，并以新的形式與土地私有制度結合起來。
這種建立在國家最高所有權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基礎上的小農經濟，一方面使個體農戶具有較多的自由，即使是佃農也是如此。他們除了受地主階級的剝削以外，人身并不受其支配；另一方面，他們又不得不受國家權力的支配，這與西歐封建社會領主制的莊園經濟和農奴制有很大的不同。
官文化作為兩千余年來的集權官僚的統治文化，其作用包括鞏固集權官僚制，協調官僚地主階級內部關系，還有就是控制其統治對象的意識和行為，同時這也是鞏固集權官僚制的重要方面。小農經濟便是中國在集權官僚體制的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說其“小”，是從生產單位和生產方式而言，它是以“家”為單位，以個人體力勞動為基礎的生產方式；“農”則是所從事的職業，或者說是主要的謀生手段。自秦漢以來，中國在農業上是相當發達的，農業技術和生產力都領先于世界，而其根據就在于當時的集權官僚體制影響下，土地分散且地少人多，一家一戶的耕作方式成為了農民的重要生產方式。
二、小農經濟的特點
小農經濟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類型，以個體為單位，以精耕細作、男耕女織為方式，以自給自足為生產的目的。因此其特點包括有分散性、封閉性、自給自足性等。分散性是指它以獨立的家庭為單位進行生產；封閉性指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自給自足性指生產的主要目的是滿足自己家庭的各項生活需要。在封建社會時期的社會經濟情況就是小農經濟占主導，現在在偏遠的農村，也存在有這樣的經濟現象。
在小農經濟下，農民掌握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生產的積極性得到提高。農民經營規模很小，他們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努力提高耕作技術，為我國農業的精耕細作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但是，在封建地主階級的沉重壓迫與剝削下，農民承擔了沉重的徭役，小農經濟變得十分脆弱，每遇旱澇瘟疫，多數農民家庭就會失去土地或者破產流亡，陷入貧困的境地。從此可以得出小農經濟的弊端：農民經營規模小，缺乏必要的積累和儲備能力；自給自足，生產經營模式老舊，技術難以突破固有模式，難以得到革新；抵御天災人禍的能力薄弱。
三、小農經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中國傳統文化，就是中國歷史上形成的并且流傳下來的，由思想家提煉出的理論化和非理論化進而影響整個社會的，具有穩定結構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倫理觀念等精神成果的綜合。正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以農耕經濟為主體的中國農業自然經濟其延續力最為持久，悠久昌盛的中國文化正是創造、繁衍、植根于這一經濟土壤之上的，在歷經數千年的文化變遷中，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導致中國文化以血緣關系為紐帶，以宗法制度為特征，以家國同構的政治結構為基礎，強調仁義禮智信等倫理思想。
（一）從思維方式來看，農業經濟是中國傳統經濟的主干，它的最顯著特點是“靠天吃飯”。農業生產對天地自然的依賴性是顯而易見的。適宜的光熱、降水量以及土壤、環境是農業耕作的必備條件，對自然及土地的依賴，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人們活動空間相對狹小，交流、交往較多的局限于以血緣和姻親為紐帶的關系之間，重“和”、重“仁”的人際交往準則，培養了人們的“中庸”性格，養成農人注重實際的認識原則，中國古代圣賢一向倡導君子“務實”，久而久之，形成了中國人樸實無華，立身行事，講究腳踏實地，實實在在，鄙視華而不實的做派，這些都表現了中國文化精神中的注重實際的優秀一面，同時也由于對于自然的依賴，培養了中國人安于天命的性格，即“日求三餐，夜求一宿”，反映到現實生活中，則表現出對平安、寧靜的生活的向往。從政治社會的角度來說，小農意識有利于社會的穩定，這也是社會得以穩國的基礎。在各種條件的約束下，農民既勤奮耕作，又安于天命，總是在不抵抗的自然環境中，循環往復的耕耘著，生活封閉而又單調。
（二）從國民品行來看，我國人民性格中最明顯的特性便是重天命，輕人力，聽天由命、逆來順受。農業是靠天吃飯，儒家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這種注重天時、地利、人和，尤其是人對農業生產的巨大作用的思想，導致中國人民形成了自強不息、寬厚包容的心理品格和道德原則。《周易》中提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一方面，要求自己具有奮發有為，自強不息的精神，另一方面，對待他人，對待他物，又要有寬厚包容的精神。二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是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雖經歷天災人禍、內憂外患而能屹立于世界東方，并不斷為人類的文明發展做出貢獻的精神支柱。道家則從相反的方向提出“不敢為天下先”、“木秀于林，風必摧之”等格言，導致國人重天命，輕人力，無創新，怕變動。中國的政治格局中，下場最難看的一般都是改革家，所以一般官員信奉的是，不求無功，但求無過。中國農民穩重實在的一面，也是農業生產決定的。小農思想中，能精心伺候那一畝三分地，是極大的美德。但是農業生產要求四時更替，對時間的精確性不作要求，從而導致中國人不計劃時間，不重視效率。小農與官僚是一把利劍的兩面，相互對立存在。小農的理想是溫飽問題，那么民主與自由，就永遠不是小農們最切實的目標。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出中國封建社會體制為什么在我國根深蒂固。
（三）從整個社會的組織結構來看，以小農經濟為主導的農業經濟狀況要求有相應的社會組織結構，中國古代社會組織的主要特點在于其血緣宗法制度。血緣結合是人類歷史上最古老、最自然的結合方式，中國的社會組織關系是以血緣關系為基礎，在父子、夫婦、君臣之間的宗法原則指導下建立起來的。社會組織中樞則由部族、宗族向家族下移，政治與倫理的承擔單位在逐漸地縮小，對小農家庭作為經濟與社會基礎的功能不斷強化，使得中國文化傳統的輻射力在不斷增大，以族立國階段的小農社會已經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秦國在與六國競逐中脫穎而出，更是較好地利用了小農經濟與社會基礎；漢代的奠基更是強化了面向小農的無為而治；北魏以租庸調制對在漢末亂世中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斷變換的政權所破壞的小農社會進行了修復，為隋唐大帝國的興起奠定了基礎；一直到近代帝國主義和商業資本主義開始入侵和干預之前，盡管代有損益，中國社會與文化在本質上從來沒有離開過小農這個根基。另一方面，這種國、家、個人三位一體的政治結構，使每一個人都將自身同國家緊密聯系在了一起，每個人的修養最終都落腳到對國家利益的維護，培養了中華民族“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愛國精神。
小農經濟影響下的中國傳統文化發展傳承至今，的確存在有一些喪失掉其合理性的部分，而面對外來多元文化的沖擊，我們不得不認真地學習中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傳承和發揚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賦予新的內涵，注入時代精神，讓中國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參考文獻：
[1]劉永佶.官文化批判[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1（1）
小農經濟分散性范文第2篇
關鍵詞：組長；村治改革；制度變遷；熟人社會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2004年湖南省裁減了將近10萬名“村官”，一年節支大約3億元。①筆者看到報道為老百姓感到高興，這將大大減輕農民負擔。但是筆者通過對湖南省洞庭湖區的部分鄉村的調查，發現了其中的蹊蹺。原來所謂的“十萬大裁官”竟然有一部分是裁減了村民組長。此外，筆者還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組長“撤而不退”，很多地方是撤銷后又恢復，恢復后又撤銷，如此反復多次，卻始終沒有能夠讓組長“消失”。村民組長為何屢撤不“消”呢？
一、撤銷組長弊大于利
湖南省部分地方撤銷組長，主要目的是消債減赤，平衡村級財政預算，提高工作效率。但是改革實踐表明并沒有達到預期目的，不僅沒有減少財政支出，反而誘致許多意想不到的問題。
1、機會成本比較高
制度安排是否合理最重要的標準是制度收益要大于制度成本和機會成本。調查發現湖南部分鄉村在推行撤銷組長的改革中，增加了制度運行成本，特別是撤銷組長的機會成本比較大。漢壽縣烏珠湖村一位退休村干部曾給筆者算了一筆“帳”。從村組干部的工資支出來看，若把村民組長撤銷，則至少需要6名村干部（包括1名會計）才能夠比較好的管理本村事務。每一位村干部的工資平均為3500元/年，那么6名村干部的工資總支出則為21000元/年。老同志還告訴筆者，在撤銷村民組長的情況下，因各農戶農田用水時缺乏監督而產生的水資源浪費大約為15000元/年（該地區普遍實行集體灌溉，每畝地每年需交水費20元）。把村干部的總工資和浪費的水資源價值這兩項加總，總成本為36000元/年。
如果設立村民組長成本反而還要低。烏珠湖村如果每個組都設立組長，只需要3名村干部管理本村事務就綽綽有余。假設每名組長每年按1000元的報酬計算（1000元還是高估了），村里的人頭經費需要23500元（13名村民組長的總工資與3名村干部的總工資之和）。與撤銷組長相比，可以節約近12500元。由此可見，撤銷組長是“好心辦了壞事”，不僅沒有減少村里的支出，反而加重了村級財務負擔。
2、管理難度增加
管理要講求管理幅度與管理效率。一個組一般有30戶左右，150至200人；管理范圍山區一般較大，平湖區一般較小，但是即使是較小的組也有將百畝地。從企業的角度來看，要提高管理效率，100至200人也需要一個“工頭”。雖然農村實施家庭承包責任制，但是一個組就是一個大集體。組內公共產品的管理、維護、維修需要一個牽頭人，家庭之間或者家庭內部的矛盾需要有權威的人調解，本組與其他組的交往、本組與鄉村之間協調等都需要一個專人來處理。但是一旦取消組長，村干部管理幅度過大，必須面臨更多的農民直接打交道，管理難以到位；村干部不是本組人，安排和抽調勞動力進行公共產品管理和維護難度比較大；如果村干部不是本組人，難以取得農民的認同和擁戴，反而會引起村民的抵制。烏珠湖村的村秘書感嘆到“撤銷組長以前，我們村委會就這么幾個人，工作起來難度比較大。撤銷組長以后，還是這么幾個人，根本難以管到位”。
3、利益表達渠道中斷
農民利益表達是農民群體爭取和維護自身利益的前提。在特定的語境下，它不僅是農民致富與農村發展的重要條件，同時還是農村社會的一種“穩定劑”。對于教育文化程度普遍較低的農民來說，具有一定“代言”功能的村民組長（上傳下達，反映農民的心聲和需要）長期以來成了農民寄托希望之處。撤銷村民組長，也即等于中斷了農民的利益表達渠道。此時，農民只有通過上訪等非正常化的手段（但卻可能是合法的途徑）來爭取和維護自身利益。長此以往，必將造成社會關系日益緊張，威脅農村乃至整個社會的穩定。有人認為，撤銷村民組長以后，農民仍然可以向村干部們反映意見和問題，其利益表達渠道仍然暢通無阻。而筆者卻不以為然，因為：一方面，撤銷村民組長之后，村委會干部必須直接面對眾多農戶，再加上農村工作本身的繁重性和復雜性，村干部根本就不可能有多少精力和時間去處理農民的意見和訴求；另一方面，村委會雖然不是政府，村干部雖然不是官員，但是許多村干部的“官僚化”傾向卻比較嚴重，對村民愛理不理。因此，當村民向村干部反映意見時，很可能如某位村民所說“光靠村干部是不行的，他們才懶得管”。
4、組內凝聚力量下降
鄉村社會在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個個或大或小的聚落（也即是我們常說的自然村）。我國的村民小組大多依自然村落而建。在很多鄉村地區，一個自然村往往就是一個村民小組。在一個村民小組或自然村落之中，村民們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這就決定了村民小組事實上不僅僅是一個行政建制，而且是一個真正的熟人社會。在這個熟人社會里，血緣和地緣把村民們“捆綁”在一起，他們共享一種村落文化，共同參與人情往來，由此獲得一種相互認同感和歸依感。同時，村民們世世代代共同生活起居，由此產生了共同的聚落意識和文化觀念（我們可稱之為村莊的本土資源）。這種聚落意識和文化觀念在鄉村社會的生活和穩定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村民小組合并之后，村民往往難以適應由“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的轉變，村民之間的相互認同感被大幅度削弱，村民之間的交往成本也就隨之增加。此外，把各個村民小組合并到一起，由地域、空間上的變動導致了村莊原有的和諧秩序遭到破壞。破壞了本就比較稀缺的村莊本土資源，擾亂了其固有的和諧秩序。②最終將導致村莊內部失去了主心骨，使村民心中產生無依無靠之感。其結果將不利于農村的穩定與發展。
二、組長為何屢撤不“消”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村委會和村民小組制度在中國廣大農村社會普遍建立。湖南省許多地方為了減輕村級財政負擔，裁撤組長，但都是屢撤不“消”，撤而不絕。原因何在？筆者認為，它有內在的歷史邏輯和現實需求。
1、組長制有其歷史邏輯
保甲制度產生于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是利用家族制度和倫理觀念建立基層行政機構，進行統治的一種社會管理制度。它的本質特征是以“戶”即家庭為社會組織的基本單位，以一定的戶數組成甲，再由甲組成保。雖然各個朝代、各個時期的保甲制度不盡相同，但其結構與組織形式大體相當。自宋朝以后，歷代封建統治階級都利用保甲制度來維護和強化其對地方基層的控制。但是筆者認為，保甲制也有其內在經濟根源和政治需求。首先只要是小農經濟保甲制就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分散性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基本特征。在一個個分散的經濟體之中，人們世世代代共同生產，共同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為能夠自給自足，他們很少甚至從來不和外界交往，由此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自然村落。正是這些分散的自然村落為保甲制度的實施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眾多地方，保甲制度正是基于這些分散的經濟體而建立的。其次保甲制也是甲內村級的政治需求。從政治上看，保甲制度的推行是為了滿足統治階級穩定社會、鞏固政權的需要。統治者在基層社會設立保甲，將國家的觸角伸到基層，在社會最基層形成一道嚴密的監視網，有利于“察言觀色”，掌握民情，并隨時應付社會動亂，從而達到“可為增進地方行政體系整肅之方，故其目的，將使無一家無一人不得其治焉。”③所以，在經濟和政治這兩方面的因素的作用下，保甲制的產生也就有其必然性了。此外，保甲制度雖然主要是靠行政權力強制設置的，但統治者在設立保甲時也往往要考慮地緣、聚落因素。
2、組長制有著現實需求
村民組長制度作為我國農村基層的一種制度安排，其初衷就是為了滿足農民需要和農村社會發展需求的。長期以來，村民組長在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扮演者重要角色：落實黨和國家在農村的各項方針政策；向上級反映農民的意見和需要；增強農民合作能力，發展農村公共事業；為農戶提供生產服務及濟貧扶困等等。概括地說，村民小組長充擔了農民和農村的技術推廣員、政策宣傳員、鄰里關系協調員、對上、對外交往的聯絡員、村內公共產品的管理員、組內利益的代言人。實踐已經充分證明：農民不僅需要村民組長，而且迫切期待著組長在鄉村治理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如若撤銷村民組長，將會產生這樣的疑問：原來由村民組長提供的村莊服務將由誰來取而代之？村莊里面是否還存在能與村民組長相媲美的服務供給者？若上述條件無法滿足，則村民們的現實需求又該如何著落？如何解決制度變遷與基層農民需求的矛盾？
3、制度安排的路徑依賴和鎖定
制度經濟學理論指出，一個具有正反饋機制的體系，一旦在外部偶然性影響下被系統所吸納，就會產生一種“路徑依賴”。在制度環境沒有發生足夠變動、相關配套措施沒有出臺之時，該制度安排就會沿著其固有路徑發展下去，而很難被新的乃至更優的制度安排所取代。我國村民組長制度有著幾千年的歷史淵源和將近三十年的實踐基礎，已經深深地扎根在我國廣大的鄉土社會之中。而在目前乃至較長的時期內，我國的鄉村社會性質仍將不可能發生“質”的飛躍。在客觀環境發生根本性變遷之前，村民組長制度將依其“慣性”繼續運作下去。任何不合時宜、強加于其上的外力都將對農村社會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所以，在我國鄉村社會環境發生質變、鄉村治理模式得以轉型之前，為了節約區區村民組長的報酬而試圖撤銷村民組長的行為，必將是徒勞無功的。
4、組長制有著深厚經濟基礎
如前所述，小農經濟是我國封建社會保甲制度產生的經濟根源。而目前，較大范圍的小農經濟仍然構成了我國村組制度的經濟基礎。雖然我國疆域廣闊，但大多為山區和丘陵地帶，只有部分適合現代化、規模化農業大生產的平原地區。這樣的自然地理條件使得我國廣大地區（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小農經濟狀況將長期持續。即使在某些農耕區已經使用插秧機、收割機等現代農業生產工具，但這種使用大多僅限于小范圍、小規模的使用，無法形成規模效應。小農經濟的分散性并沒有得到較大的改觀。而將長期持續的小農經濟狀況為組長制提供了穩固的現實土壤，并從根本上決定了村民組長制也將長期延續。
三、村治改革：組長的未來走向
村民組長制度深厚的歷史淵源及其穩固的現實基礎，決定了它在當代中國的鄉村社會仍然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在中國村治變革的大潮中，村民組長制度的未來走向值得我們深入思索。筆者認為，對于村治改革，我們要有前瞻性、宏觀性、與戰略性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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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村治改革的總體方向
金星村治改革，首先必須確立改革的總體方向。筆者認為，當前中國的村治改革應該以“合村莊、裁村干、留組長”為總體方向。稅費改革及農業稅取消之后，一方面是減輕了農民負擔，另一方面也使鄉村財政收入大為減少。此時，如何進行制度變革以節約財政支出成為擺在村級組織面前的一個難題。目前，一些地方的做法是，既合村又并組。筆者認為，在稅費改革滯后，村干部免去了許多征收稅費的任務，工作難度有所下降。因而，在條件允許的地方，可以試行合村，并酌情減少村干部的數量。而村民小組作為一個自然村，作為一個“熟人社會”，其內在的聯結紐帶比較牢固，則不宜進行合并。
需要解釋的是，這里所講的“合村”并不是為了“弱村”。恰恰相反，它是在對鄉村資源進行重新組合及優化配置的基礎上，達到“強村”的目的。而且，大多數行政村作為一個“半熟人社會”，對其進行合并較之對村民小組進行合并，所必需的“磨合期”要短得多。當然，在“合村”時也必須慎之又慎，要妥善處理好村級財產、債務等問題。
2、組長廢立的時機選擇
經濟學中的邊際分析原理告訴我們，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是衡量經濟行為能否實現效用最大化的基本變量。若額外進行某一經濟行為的邊際收益大于所需耗費的邊際成本，則進行該額外的經濟行為就是劃算的，否則就不劃算了。雖然這一理論產生于經濟學并主要應用于經濟學分析之中，但我們同樣可以利用這一原理來分析村民組長的廢立問題。如下圖所示：X軸表示村民組長制存在的時間，曲線OA表示實行村民組長制所耗費的成本，曲線CD表示實行村民組長制所帶來的收益。隨著客觀環境的變化，實行村民組長制的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都在不斷的變化。到某一特定時期，兩者將相交于B點。從圖中可知，在B點之前，由于實行村民組長制的收益大于成本，所以設立村民組長是劃算的。而在B點之后，因所獲收益小于所耗成本，故再設立村民組長就不劃算了。
當然，實行村民組長制的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的衡量是相當復雜的，需要我們綜合考慮多方面的因素。設立村民組長的收益包括前面所提到的組長提供的各項服務，如上傳下達、生產指導和組織村民集體行動等等。其成本則包括組長的工資報酬及相關的管理成本。在對村民組長制進行成本收益分析時，這些因素都必須列入考慮范圍之內。
由上可知，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客觀環境的變遷，組長制也必然要相應的發生變革，甚至在某個時候被廢棄。但村民組長的廢立并不是一件簡單的“拍腦袋”之事，需要我們審慎為之。
3、村治改革的具體措施
在筆者看來，當前我國村組制度主要存在著兩個問題:一是許多村民尤其是年輕人不愿當組長，使村民組長制度陷入“朝中無人”的困境；二是村民組長隊伍整體素質（主要指文化水平）仍然較低。解決這些問題，健全村民組長制度，可以采取以下三大措施。
（1）重新審視組長人選
有人認為，只有讓那些年富力強、有知識、由文化的年輕農民擔任組長，才能順應市場經濟發展的潮流，才能更快地帶領農民脫貧致富。而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初衷可佳。農村也確實需要有知識、有才干的年輕農民來當“領頭羊”。但是，放眼當今農村，中青年農民的大量外流已經使農村極大地損失了草根階層的潛在的領導力量。于此情形，又會有多少有知識、有才干的年輕農民愿意留在農村，愿意為那區區“五斗米”而折腰呢？所以，從目前來看，此種觀點只能是“異想天開”。
如此看來，在村民組長年輕化之路“荊棘滿叢”的情況下，我們只得另覓他途了。筆者認為，在村民小組這一熟人社會中，當眾多年輕人不愿當組長的時候，我們也可以適當地考慮讓那些富有公益心、有威望而又身體健康的年長者來擔任組長。其依據在于：從歷史上來看，在中國古代社會，那些年長、有學識而又有威望的族長、士紳在本族乃至本村之中有著重要的影響力。他們能夠有效的聚集本族、本村的民眾，妥善處理族里和村里的公共事務；從現實來看，歷史發展到今天，雖然宗族勢力在很多地方都有所削弱，但自然村落的整體架構仍然保持比較完整，鄉鄰、家族觀念等“小傳統”的影響依然根深蒂固。依此觀之，村民組長的“傳統化”之路并非不可取。當然，傳統并不意味著保守，也絕非意味著“復古”。我們的目標在于適當借鑒傳統，賦予組長以道德權威，讓組長在鄉村建設與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2）構建適當的激勵機制
許多村民不愿意當組長，固然有農村工作不好做，難度較大這一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村民組長工作所產生的正外部性太大，也就是說村民組長自身收益大大小于它的工作所帶來的社會收益。所以，破解村民組長“朝中無人”難題的關鍵在于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勵機制。而這套激勵機制發揮作用的前提在于讓村民組長獲得比較適當的自身收益，讓其自身收益與社會受益達到一定程度的均衡。讓村民組長獲得適當的自身收益，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經濟收益入工資報酬等等，應該達到當地社會平均利潤水平；二是政治收益，如入黨、向上級鄉村政權升遷等等（當然其主要考核標準仍然是自身政治覺悟與素質）。
值得一提的是，建立該激勵機制時應該充分考慮當地的社會經濟生活水平，切忌盲目攀比、脫離實際，以免導致設立村民組長的成本過高。同時，更應該杜絕村民組長權力過大、出現“一手遮天”、“山頭主義”等現象。
（3）加大鄉村財政支持力度
如前所述，稅費改革及農業稅取消大大減少了鄉村財政收入，給鄉村財政增加了很大的壓力。在眾多村級組織本來就債臺高筑的情況下，若國家再不加大對鄉村財政的支持力度，則很可能使鄉村財政進一步陷入“借債—還債—借債”的惡性循環。而且，稅費改革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依靠國家自上而下的行政壓力推行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部分鄉村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很可能又會以各種名目向農民征收稅費，使農民負擔再度反彈，從而難以走出稅費改革的“黃宗羲定律”。④
加大對鄉村財政的支持，應該堅持中央與地方政府分級負擔的原則。中央政府應該負責其中較大一部分（可為50%），省級和縣級政府各負擔30%和20%。對于上級政府用于鄉村建設所投入的財政資金，應該堅持落實到位，堅決杜絕截留、貪污和挪用等現象。
綜上所述，部分鄉村為減少村級財政支出而實施撤銷村民組長的制度安排是不切實際、不夠理性的。在目前的制度環境下，實施撤銷村民組長這一強制性制度變遷的條件尚未具備。村民組長制在當代中國仍然具有頑強的生命力。目前的關鍵問題在于采取相關措施，不斷地完善村民組長制度，使之在我國鄉村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注釋：
①董 偉. 湖南村官大減員 村官減少10萬一年節支3億元[N].中國青年報 2004.5.31
②賀雪峰. 合村并組一定要慎重[J]. 中國農村研究網. 2003.4
小農經濟分散性范文第3篇
［關鍵詞］現代農業；家庭承包；適度規模
［中圖分類號］F320．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2426（2008）11－0048－03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現在已經進入“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工業化中期階段。在此背景下，如何對我國農村家庭經營制度予以科學定位，分析我國農村家庭經營制度的現存問題，尋找農村家庭經營適度規模的擴張路徑，推進我國現代農業的持續發展，成為亟待解決的重大理論和實踐課題。
一、家庭農場是世界現代農業的經營基礎
在農業生產領域，土地是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土地制度是農業經營制度的核心。長期以來，包括在內的經典理論一直認為家庭經營是小生產方式，是與現代社會化大生產相矛盾的，隨著市場經濟和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家庭經營遲早要被資本主義的工廠化大農場或社會主義的集體化大生產所取代。然而，20世紀農業土地經營制度的發展并沒有印證人們的預言。從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來看，發達國家在農業生產力很高的條件下，大部分農業生產仍以家庭為基本經營單位。無論是人多地少的日本，還是人少地多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家庭農場都占據了絕大多數。從社會主義陣營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亞洲和歐洲的社會主義國家包括我國在內，在農業經營上都采用了高度集權的集體化經營體制，但這種農業集體化生產效果也不理想，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這些國家先后掀起了反集體化的浪潮，農業生產合作社紛紛解散，轉為農戶家庭經營。［1］但是，從世界現代農業的發展趨勢看，土地家庭經營的終極發展并非停留在單家獨戶的分散家庭經營上，而是有一定規模的家庭農場。
家庭農場與農戶經營相比明顯不同：在生產目的上，家庭農場主要是為市場生產，為賣而產；農戶經營主要是為了自給自足，商品率很低。在生產規模上，家庭農場規模較大，投入產出效益較好，農戶經營則效益低下。發達國家的家庭農場的經營規模一般都比較大，美國的家庭農場一般在3000－4000畝之間，英國一般在2500畝左右，法國、德國500畝上下，即使荷蘭、日本、以色列這些土地資源奇缺國家的家庭農場規模也能夠達到200畝以上。［2］在生產模式上，家庭農場是專業化生產，而農戶經營大多是“小而全”的分散性生產。
現代農業為什么要以家庭農場為經營基礎？
首先，是由農業自身的特殊規律決定的。農業是通過動植物的自然生產過程來生產產品的，是自然再生產過程和經濟再生產過程的有機統一體。農業生產過程具有自然性、季節性、連續性、空間性的特征。這些特征一方面要求農業經營者必須具有高度自覺性，隨時準確地把握動植物本身的生長變化，及時作出有利于生產的決策，另一方面使得經營者對農業勞動效率質量的計量和監督變得非常困難。解決這兩方面問題的唯一出路就是實行家庭經營。通過家庭經營，把生產者付出的勞動與他的最終收益直接聯系起來，使他形成強烈的主人意識，獨立地對整個生產過程負責，自覺承擔土地投入風險，充分利用自己的剩余勞動時間，這樣才能最終解決問題。
其次，家庭經營與現代農業技術發展不相沖突。現代農業是用現代工業力量和現代科學技術武裝的、以現代管理理論和方法經營的、生產效率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的農業。現代農業建設強調利用現代科技、現代管理和工業手段，但并沒有對其經營主體有什么特別要求。農業在現代化過程中采用的農業技術和工業技術明顯不同，大多數農業技術運用可由單人操作，特別是用于種植業的機械，它的作業不僅要服從于農作物的生長規律，要在分布很廣泛的地面上分散流動作業，還要在植物間穿行，這些特點決定了農業機械不可能像工業機械那樣形成大型化的流水線，不需要大規模的分工與合作，這就使得機械化以后的農業生產仍然具有機械化以前的單干性質，因而家庭生產的組織形式完全可以適應農業生產的現代技術。盡管由于機器的使用推動了農場的經營規模的擴張，但由于農業機器設備的個人化操作特征，擴大的農場仍然是家庭經營形式。即使有的農業技術要求有最低的作業規模，但是通過社會化服務體系也能把它與經營規模分離開來，由合作社或私人公司提供的農業機械進行作業服務，一臺機器就可以在不同的農場中使用。這樣，先進的農業技術得到推廣，而家庭農場依然是農業生產的組織形式。
再次，在家庭經營框架內可以完成對小農經濟的社會化改造。改造小農經濟是現代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農業本身的發展規律之一。但是，小農經濟的改造并不像經典作家所預言的那樣，從家庭經營過渡到工廠化生產（雇工農場和集體農場），而是從農業的專業化分工、商品交換、工農業聯系和城鄉協作等方面開始，并不改變家庭經營的獨立性。隨著農業生產分工和專業化的加強，逐漸使各個農業生產者之間的分工越來越細，以致農業生產總過程從過去由一個農業生產者獨立地完成，變為只能在社會聯結中才能夠完成，由此形成農業的產前、產中和產后的區分，出現了專門為農業的生產過程服務的社會機構。每個農業生產者都必須依賴工業部門提供的農機具、化肥、農藥等農用生產資料，農產品要由工業部門加工，由商業部門銷售，每個農戶在農業生產過程中要接受農業技術部門的指導，某些環節要由專業的生產服務部門來完成。在發達國家，農業社會化服務的主體是公司和合作社，通過合同制把家庭經營和社會化服務聯系起來。［3］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是家庭經營與先進農業技術、發達的市場經濟相聯系的中間環節，也是家庭經營能夠在社會化生產條件下延續下來的關鍵因素。它使家庭經營和工業、商業聯系起來，和世界市場聯系起來，改變了小農經濟的孤立性和自給自足狀態。通過社會化服務體系，解決了單家獨戶難以解決的問題，解決了農業技術的推廣、農業機械作業面積的超小規模限制問題，改變了小農經濟的技術落后狀態，是可以克服家庭小規模局限性的。
在我國，家庭經營具有特別的政治意義。由于我國人多地少，農村剩余勞動力眾多，中國農村土地具有雙重功能：一方面土地是農業最基本的生產要素，另一方面又是農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在這個大前提下，農村土地不能以明晰產權的形式促成市場化，否則將會因大量失地農民沒有社會保障而使農村社會失控，必須長期穩定現行的家庭土地承包經營制度。只有穩定農村的土地承包關系，讓農民有幾畝承包地作保障，才能調動農民對土地追加投入的積極性，才能使農民在分工分業的過程中進退有路，而不會出現社會性的破產農民。
二、我國農村家庭經營制度存在高昂的制度成本
1．家庭經營規模太小，農業土地經營細碎化。我國的基本國情是人多地少，資源短缺，不僅每個農戶所承包的耕地太少，目前我國農民人均耕地面積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美國的1／230，加拿大的1／376，而且各家各戶的有限土地被割得七零八落。據國家土地部門統計，全國農戶的耕地平均分割為9．7塊，平均每塊地僅為0．86畝。［4］這不能激勵農民對土地進行投入，不利于集約經營，導致農戶生產成本過高，進入市場困難，產業效益低下。
2．集體經濟空殼化，“統”的層次太薄弱。我國的農村家庭經營是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制度，土地所有權歸農民集體所有，農民個人只有使用權和經營權。村鄉集體經濟組織是雙層經營體制的“統”的層次，主要是解決分散經營農戶解決不了的問題。但是，長期以來大部分農村集體經濟都是空殼，只剩下農戶家庭經營這一個層次。一些地方的農村有點集體經濟，主要是為數不多的機動地或廠房等資產，但這點集體資產不是集中在為農戶經營提前、產中、產后的服務領域，而是由少數人承包經營，以此作為集體的主要收入來源。農村雙層經營體制沒有真正形成，村集體經濟組織無力來為農戶家庭經營發展服務。這種情況又反過來強化了小農意識，農民的集體觀念、民主意識、公共意識、長遠意識越發淡薄。
3．土地制度設計混亂，土地矛盾糾紛不斷。土地集體所有、家庭承包經營制度設計和安排中有兩大矛盾無法解決：一個矛盾是在集體內部，成員邊界不穩定，而且新增成員具有“天賦資源權”，因此“土地承包關系穩定”與“承包土地關系變更”的矛盾始終存在。現代化過程實際上也是農業資源轉移的過程，與農地、農民增減變化相伴隨，必然不斷改變人地關系，“穩定”與“變更”之間的沖突始終不可避免。另一個矛盾表現為集體成員“共同共有”無法屏蔽其他利益主體的侵害，給一些地方政府無度征用土地和鄉村干部乘機攫取土地資源配置權留下了空擋。我國《憲法》一方面規定農村的土地屬于農村集體所有，其他的屬于國家所有，另一方面又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而法律法規又未對 “公共利益”作出明確界定，實際上就允許各地政府以“國家公共利益的需要”的名義，通過國家征地的方式強制性轉為國有土地，再由政府以劃撥批租方式轉讓使用權，作為所有者主體的農村集體卻沒有最終的處分權，而且被征用“價格”（征地補償費和安置費）也不能由所有者主體根據市場價格而定，所謂的“國家公眾利益”更多地是考慮地方政府、官員和開發商的利益而已。近年來因土地問題引發的多數由此而來。
三、現代農業條件下農村家庭經營規模的擴張路徑
通過對我國農業現行家庭經營體制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的農業家庭經營目前正面臨著兩難選擇：一方面從社會穩定考慮要堅持土地均包制，另一方面從生產效益出發又要求適度地擴大家庭土地經營規模。從長遠看，解決家庭經營規模問題的根本出路在農村之外，需要通過推進城市化進程，促使農民離開土地，促進土地流轉，實現規模經營，提高農地的經濟效率。然而，由于資源及國際市場的限制，在相當長歷史時期內大部分中國農民不可能轉移到城市，必須通過鄉村建設，讓農民在農村體面地生存下去，逐步實現城鄉協調發展。
1．在穩定農業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前提下，創新農村土地流轉機制，從家庭經營體制內部擴充經營規模。這條對策的基點是穩定，即肯定農業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堅持家庭承包經營制度30年不變，以法律的形式賦予農戶長期的、穩定的土地承包權。［5］同時，針對現代農業發展對農業規模經營的要求，隨著農村家庭人口的變化和農民就業方式的改變，在有條件的地方，因地制宜地實施土地承包權的自由流轉，其形式包括轉包、出租、互換、轉讓等。但無論采取什么樣的流轉形式，都必須以家庭承包為基礎，都必須遵循依法、自愿、有償的原則。具體要求是：土地承包人是土地經營權流轉的主體，土地承包人有權決定其承包的土地是否流轉和采取何種形式流轉，流轉費用由當事人雙方協商確定，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強迫承包人實行土地流轉；流轉的期限不能超過剩余承包期限，不得改變土地所有權性質和土地的農業用途，必須履行必要的手續；土地經營權流轉的收益要歸承包人所有，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擅自截留、扣繳，依法賦予家庭承包者以獨立的主體地位；自愿是家庭承包者的自主選擇，有償流轉是對家庭承包者的補償。
2．加快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建設，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通過經營主體的自主聯合擴大家庭經營規模。即在不影響家庭財產權的前提下，讓農民自己通過建立各種形式的經濟合作組織，把一家一戶的小規模生產組織起來，實現規模種植、專業化生產，以組織的形式去共同闖市場，化解分散經營帶來的市場風險，擺脫市場交易中的被動地位，更好地維護自己的經濟政治權益。必須明確，這種合作制度是一種新型的農民合作，與我們過去的“合作化”、“”是完全不同的。它是以家庭經營為基礎的，由農戶自發、自愿組織起來的；它是以勞動和資本等生產要素進行分配，不是過去“大鍋飯”式的“平均主義”分配制度；它不是過去的高度集中生產經營和管理，而是圍繞農民需要而構建的多種合作組織體系；它不侵犯農民的私有財產權、自主經營權和土地承包權。
3．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建立產供銷一體化利益機制，通過完善農業再生產產業鏈擴大家庭經營規模。農業產業化經營是發達國家在發展現代農業的過程中創立并總結出來的，我國在發展市場農業后逐漸接受并廣泛推行這一新的經營模式。這種經營方式的核心是在農業的生產、加工、銷售之間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形成完善的社會化服務體系，把農業生產的產前、產中，產后諸環節有機地結合起來，實行貿工農一體化經營。既把千千萬萬的“小農戶”、“小生產”和復雜紛繁的“大市場”、“大需求”聯系起來，又將城市和鄉村、現代工業和落后農業聯結起來，從而帶動區域化布局、專業化生產、企業化管理、社會化服務、規模化經營等一系列變革，有效地解決小農戶效益低和進入市場困難的問題。
4．把握現代農業發展特征，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項目，通過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擴展農村家庭經營規模。現代農業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發展起來的，市場化、專業化、特色化、多功能化成為現代農業結構演進的大趨勢。針對我國人多地少、農村土地資源相對稀缺、勞動力資源特別豐富的實際情況，必須利用現代農業的發展特征，以提高市場效益和發揮地域優勢為導向，積極發展勞動力密集型農業產業項目。諸如開發產業鏈條相對較長、勞動力密集度較高、產業內部規模容易擴張的畜牧業、蔬菜業、水產業、設施農業、園藝農業等產業項目。通過科學調整農業產業結構，既發揮小規模農戶人力成本優勢，又利于實施農牧業產業化經營，從而有效化解農村人多地少的矛盾。
5．提高農村信息化水平，完善農村市場體系建設，利用現代市場流通體系穩定和完善農村家庭規模經營。我國現階段農村家庭經營的首要問題是農戶進入市場困難，這與農戶經營規模過小難以承擔市場風險有一定關系，但更主要的原因則是我國農村市場體系不健全，農戶接受的市場信息不對稱，導致進入市場困難。其實在當代農業科學技術微型化、多元化的今天，將鮮活的、高檔次的農產品直接進入市場，是最為有利的產業化經營方式。為此，國家應當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和信息產業迅猛發展的有利條件，將現代信息技術廣泛應用在農業的產前、產中、產后各個環節，在建立“多網合一”的農村信息服務體系基礎上，構建多種所有制的農產品批發市場、多功能消費市場、配送中心、連鎖超市，形成布局合理、設施先進、功能完備、機制健全、運行規范的農產品市場流通網絡，實現農業生產與市場的直接對接。這是穩定和完善農村家庭規模經營的必要保證。
參考文獻：
［1］蓋文學．三農對策新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2］白躍世．中國農業現代化路徑選擇分析［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3］溫鐵軍．三農問題的世紀反思［M］．上海：三聯書店，2005．
小農經濟分散性范文第4篇
關鍵詞：農村經濟；科技；組織化經營；專業合作組織
中圖分類號：F3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33-0034-02
中國的農村經濟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歷經三十年的改革與發展，農業、農村、農民經濟狀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農業和農村經濟穩定發展為中國成功應對國內外各種困難奠定了堅實基礎。縱向來看，與農村改革開放之前相比，中國農村正在逐步進行著由小農經濟向現代農業、新農業的轉變；橫向來看，與廣泛應用高科技、規模經營的西方國家農業和精耕細作的日本農業相比，中國農業這三十年來的增長多體現在總量的增長上，發展方式仍以粗放式為主。
一、科技和組織化經營是農村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生動力
追溯這三十年來農村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國內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以及糧食國際貿易帶來的廣闊市場空間，這構成了農村經濟增長的外生力量。另一方面農村經濟內部的不斷改革與調整，新的農村經濟增長力量的引入與組織形式的不斷創新，構成了農村經濟增長的內生力量。
現階段，農業經濟的發展存在著諸多方面的問題，使得上述增長力量面臨著可持續性考驗。依靠擴大市場促進增長的發展方式不再可行，低質量增長使得農村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階段性的瓶頸。改變這種局面的根本途徑，是繼續深化農村經濟發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由增加科技投入來提高單位產能，解決資源、環境、糧食安全及食品安全問題；由建設農民合作組織來實現適度規模經營、落實科學技術的應用環節，并且使農民充分參與到市場競爭中來，這是轉變農村經濟增長方式的兩個關鍵的內生著力點。
二、依托科技實現農村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科技興農一直以來都是轉變農村經濟發展方式、建設現代農業的重要戰略之一。在新的歷史時期，農業面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挑戰，而國家對農業的投入在數量和質量上仍然存在較大缺口，使得中國對農業科技的研究與應用需要有新的認識與新的工作方法。
1.繼續建設農業科技研發與創新體系。農業科技研發與創新是科技興農的源頭，是連接著科技需求與現實生產力的關鍵環節。若要加大農業科技研發與創新力度，需要對體系中的關鍵要素進行分析，提高農業科技研發的效率與效益。
第一，要持續加大農業科研投入，形成長期的、持續的農業科研投入機制。中國農業科技投入的嚴重不足，造成許多科研單位只能保持科技隊伍穩定，難以集中經費進行研究。同時，公益性的農業科技一般自身經濟效益較差，需要公共資金的支持。所以，農業科技進步必須以穩定的農業科技投入增長為前提。中國可以成立專項的農業發展基金，來保證資金投入的持續性。同時，要對各類科研單位分工進行合理規劃，減少科研項目低水平重復現象，避免科研投入的浪費[1]。
第二，需要整合國家科研資源的投入結構，提高科研資源投入的效率。公益性科技創新項目應由國家主導，特別是基礎研究和高新技術研究。基礎研究中要重點研究貧困人口賴以生存的農業作物和農產品，提高此類農產品的單位產量、營養成分、食品安全、獲取和種植的方便性，保證低收入群體的身體健康和生活質量，實現農業建設的社會宗旨——解決全體人民的吃飯問題，這關系到擁有眾多貧困人口的中國社會的國計民生。高新技術研究中包括綠色和生態農業技術研究，這類項目的研發涉及交叉學科，研究的成果社會共享，而且需要大量資金投入，所以政府的投資方向應側重此類農業投資項目，并承擔優化科技資源配置和農業技術結構調整的責任。地方科研單位應根據地方自然優勢和區域規劃，發展有地方特色的區域研究中心。同時，還應通過各種激勵措施，鼓勵企業和其他民間農業組織進行市場化的技術創新，扶植大型農業科技企業的發展。
第三，改革農業科研體制，加強創新主體之間的網絡建設，改變布局和資源分散的局面。現代農業需要多學科、多專業的交叉融合，對研發人員的密集性和互補性要求很高，而農業科研單位的層級結構割裂了創新主體間的橫向聯系和協調，導致研究力量分散[2] 。2011年11月8日，農業部啟動“十二五”農業部重點實驗室建設，按照學科群部署農業重點實驗室，圍繞糧食和主要農產品產業發展的基礎性、前瞻性、應用性、應急性和長期技術問題而設計統籌，形成了綜合性重點實驗室、專業性和區域性重點實驗室和科學觀測站三者結合的一體化布局，制約中國農業科技進步的聯合協作問題有望得到解決。
2.強化科研成果轉化與推廣，提高農業科技投資回報率。中國農業分散化及小規模生產的特點決定了農業科技推廣在科技應用上的重要地位。如何有效利用農業推廣體系，實現從技術到現實生產力的轉換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第一，要重視基層農業科技推廣組織的建設。由于農村整體經濟實力較差，所以很多農村的農技部門處于閑置狀態，國家需要解決基層農技服務組織的經費問題，使其正常開展農業科技的推廣工作。同時要促成基層農業科技推廣組織和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的密切合作，縮短技術擴散的距離、減小技術傳播過程的分散性。還應放活競爭性的農業科技推廣與培訓機制，鼓勵農科企業與農戶緊密結合的新型農業技術推廣模式。
第二，以建設農業科技園區來促進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與農業產業化進程。農業科技園區是實行現代化管理的現代農業組織形式，是聚集農業科研、教育和技術推廣的重要基地，也是農業技術成果試驗示范和集成輻射的重要場所 [3]。產業化經營模式有利于大規模地集中推廣科研成果。所以應加快農業科技園區經營，以產業化帶動農業科技成果轉化，實現更快、更有效率的集約式推廣。
第三，提高農民的綜合能力，創造條件增強農民對新技術的接受能力。可行的方法包括：加大對農民的教育與培訓投入；調整與新技術相關的投入品和社會服務體系，使新技術更易于被農民接受；創建完善的風險防范體系以提高農民的抗風險能力，可以建立農業風險基金，用來補償技術應用失敗的損失；積極開展農業科技信息化建設，進一步提高農業科技推廣服務，發展現代農業 [4]。
三、促進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發展，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
農民合作組織誕生初始，旨在解決小農經濟與大市場連接的問題。近幾年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的數量快速增長，及時研究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總結經驗教訓，從而進一步完善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以合并促進規模化。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組織規模較小，一般多局限于村級，沒有形成跨地區性行業合作社，難以發揮合作經營的規模經濟優勢。一方面，要加強對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的推廣宣傳，增強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的服務能力和水平，惠及農民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真正有效擴大農民合作組織的覆蓋面。另一方面，以聯合、兼并等手段擴大規模，自下而上建立多層次的聯盟體系。具體做法是，重點支持各地區內規范成熟的大型專業合作組織，由大型專業合作組織為點，輻射周邊同類中小專業合作組織，再進一步達到聯合。最終形成以區域規劃或者產品技術聯合為基礎的跨地區專業合作組織。
2．提高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成員綜合素質。現有的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存在著服務內容限于基本的市場信息和技術服務，影響了新品種、新技術的推廣應用；農民合作組織成員利益聯接不緊密，風險難共擔，利益發生矛盾時多是農民受損。這些問題說明農民必須依靠自身的力量，建立以資產入股為基礎，利益緊密聯合的專業合作組織。目前農民合作組織合作層次低的根本原因在于農民合作組織的管理層的綜合素質低于現實發展的需要，缺乏為農民服務的意識，缺乏合作組織的知識和管理經驗，缺乏協調指導和市場營銷能力，難以運營專業化、非盈利性的專業合作組織。而大多數農戶的市場意識、合作意識不強，觀望心理較濃，難以組織起來。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是引進綜合素質高的管理人才，實行合理有效的激勵機制，同時加強農民教育，從提高人力資本的角度提高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合作層次[5]。
3.充分發揮政府對農民合作組織的支持和引導作用。合作組織發展缺乏必要的財政資金等多方面的支持，使農村經濟合作組織難以正規順利地發展。財政支持農村經濟合作組織是國際通行做法，2012年中央計劃將用于扶植農業綜合開發產業化項目的資金中的40%，即約12億元的財政補助用于重點扶持農民專業合作社，加大了對農業合作組織的資金比例。除財政補貼之外，還要對其經營活動采取稅收減免措施和土地使用優惠政策，同時金融部門加大信貸支持，并成立政策性農業保險公司，降低專業合作組織的經營風險。各級政府還應加強信息平臺建設，向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傳遞生產經營等市場信息，提供更充分的技術、人才服務。
參考文獻：
[1] 張世煌.關于中國農業科技創新體系建設幾個問題的思考[J].作物雜志，2012，（2）：1-4.
[2] 聞海燕.長三角區域農業科技創新體系評估[R].創新長三角，2007：201-212.
[3] 宋橋生，等.基于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農業科技創新模式[J].湖北農業科學，2011，（19）.
小農經濟分散性范文第5篇
關鍵詞： 落后地區；土特產品；物流特點及瓶頸分析
中圖分類號：U652.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2）06-0007-02
1 中國落后地區物流發展狀況
1.1 “落后地區”定義 目前我國一些具有優質旅游、物質資源的地區經濟仍然較為落后，這些交通較為落后、經濟結構單一、經濟沒充分發展起來的地區可以定義為落后地區。
目前，全國人均收入530元以下的貧困人口有6500萬，主要分布在592個貧困縣，其中，老區縣105個，少數民族縣201個，這些地區絕大多數處在西北、西南的深山區、石山區、荒漠區、高原區。落后地區區，不僅僅指西部，還包括在東、中部較發達的環境下，經濟沒有及時跟上區域經濟發展速度的地區。這些地區大都處于環境閉塞的山區，區位偏遠，可達性較差，與外界信息、物質流通較少，因而也保留了比較原始的生活狀態，原始的自然風貌。這些原始的生態與文化一方面構成了環境的基本因素，另一方面，又充分表現了這些地區環境的脆弱性和經濟的單一性。因此，經濟落后地區以土特產品為帶動，對解決區域經濟問題有重要意義。
1.2 落后地區的物流瓶頸 從宏觀經濟層面看，物流發展受地區經濟發展程度局限；政府物流政策缺位、調控不到位、科研管理水平落后；落后地區區產業結構不合理，生產模式粗放，管理體制不完善。從物流發展的軟硬件設施來看,交通基礎設施不完善；物流投入不足，設備裝備差。從物流產業發展來看,物流產業結構不合理，運輸、倉儲、裝卸搬運、包裝、流通加工、配送和物流信息等物流要素質量低，發展不平衡，整合困難；流通加工程度低；物流專業化、網絡化、社會化水平低，規模經營難于發揮作用；現代物流業不發達；物流企業“低、小、散”特征明顯；傳統儲運管理落后、現代化配送體系不完善；物流信息化程度低。從觀念和物流人才結構來看，一方面，落后地區區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造成這些地區物流觀念淡薄；另一方面，物流從業人員素質偏低、專業人才短缺、缺乏專業管理人才。
2 土特產品定義、特點及分類
2.1 土特產品定義 我們這里研究的是落后地企業或機構在產品功能、包裝、制作工藝以及銷售渠道上所采取的具有鮮明特點的、與眾不同的方法制作出來的帶有地域特色的產品。
2.2 土特產品的特點 ①落后地區土特產品供應具有分散性。②土特產品的經營方式和一般商品有所不同。除了本地居民消費外，主要是游客外帶，因此受游客流量大小、旅游市場波動影響大，供給需求波動大。③土特產品具有使用性、經濟性，有些還是當地手工藝人制作的藝術品，具有民族性、地方性、藝術性和紀念性。④土特產品銷售網點大多布局在游客活動區域，如旅游景點區、風景名勝附近、賓館飯店及商業繁華的地帶或大的商業中心。⑤消費者對土特產品認識模糊，離特產地越遠，認識越模糊，導致消費者往往只看重地域品牌，不太看重企業品牌。⑥土特產品用途和購買習慣存在多樣性。
2.3 土特產品的物流分類 我們根據物流模式把土特產品分為以下幾類：①易于包裝、運輸的土特產品。例如黔南地區的干貨系列、各種名茶。②對包裝、運輸有特殊要求的土特產品。需要對該類產品進行冷鏈運輸，或在其他比較特殊的條件下進行運輸儲存的產品。③易腐敗的土特產品。例如黔南地區著名的荔波米片、老干媽火鍋底料、貴州的特色臘味。
3 落后地區土特產品物流特點
根據落后地區物流發展狀況以及土特產品的特點我們得出了土特產品的物流特點：
3.1 供應零散，集貨成本高 許多土特產品的供應商為零散的手工作坊甚至是家庭作坊，他們生產的產品很有地方特色，但是供應零散，搜集貨源困難，產品質量也參差不齊。
3.2 需求零散，季節波動大 由于土特產品主要銷售對象是游客，游客回到住地后將分散在全國各個角落，外界對土特產品的需求非常零散。土特產品旅游旺季淡季本地需求波動很大，導致對外界的供應能力也相應的波動。
3.3 整合運輸困難 由于供應商零散，客戶需求零散，無論是收貨還是送貨，整合運輸，降低成本都很困難。
3.4 包裝要求高 首先，土特產品的需求既有實用性也有禮品、紀念品性質，對商業包裝要求高，要凸顯商品檔次、地域特色和文化內涵。其次，由于外界消費者分散在不同地區，運輸距離較長，裝卸搬運條件不一，對運輸包裝要求也很高。
3.5 配送難度大 土特產品品種多、購買批量小、批次多、分布地域廣，整合訂單、分揀、發貨調度、送貨上門難度較大，要求效率高，能快速響應。
3.6 倉儲運輸要求靈活 由于土特產品種類繁多，為了適應不同產品倉儲運輸的要求，物流條件和運作也要足夠靈活。
3.7 需要進一步標準化、品牌化 零散供應商質量控制難、打造地區品牌觀念薄弱、缺少標準化流通加工流程。需要在長期穩定質量、標準化加工流程，打造地區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