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農經濟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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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農經濟的意義范文第1篇
一
中國地主制經濟的主要特征是實物地租、土地買賣和小農經營。它的形成是以農業生產力和商品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為前提的。在地主制經濟下，一家一戶的小農，是社會的基本生產單位。農民既從事糧食生產，又種植蔬果，飼養禽畜，還養蠶織帛，種麻棉織布，通過耕以自食，織以自衣，即通常所說的“男耕女織”，以滿足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但是，由于小塊土地經營和家庭勞動的局限，任何一個農民家庭都不可能滿足自己全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需要。小農經濟在生產上的這種局限，迫使他們從事商品生產，與其他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產品，取得自己不能生產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以維持再生產，從而維持自己家庭的溫飽。因此，農民家庭生產與消費的平衡，不僅有實物平衡，而且有價值平衡。其再生產所需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除自己以實物形態滿足一部分之外，其余部分就要通過市場進行價值補償和實物替換。農民家庭并不單純是一個自我完成再生產的經濟單位，而是一個包含—定程度的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的經濟單位。針對這種情況，我曾經提出，中國封建社會農民的生產，是“農業和手工業、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雙重結合”的概念。以后又指出，“這種雙重結合，是小農經濟在生產上的基本特征”，它“已經成為農民生產的內在結構”[1] 。這是說，農業和手工業，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在農民生產中緊密聯系而不可分割地結合為一個整體，通過它們的各自運動，又互相依存、互相補充所形成的綜合效應，既有利于農民家庭生產與消費平衡的實現，又有利于整個小農經濟的穩定和發展。
中國封建社會農民的這種生產模式，經歷了一個長期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在封建社會初期，農業生產力和商品經濟水平都比較低下，《管子》說，“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當時農民的生產就自然地主要是解決吃與穿的自給自足問題，逐漸形成農業與手工業結合的所謂“男耕女織”的生產結構。如以戰國時代的情況為例，《孟子梁惠王》所記載的，“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管子禁藏》所說，民“率三十畝而足于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當十石，糠秕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奇利，未在其中”。這都反映了這種“男耕女織”的情況。正是由于農民主要是生產糧食與布帛，封建國家遂有“粟米之征”、“布帛之征”。這種實物賦稅反過來更加強了這種耕與織的結合。
中國農耕發達，人民的食物結構歷來是以糧食為主。糧食生產在農民的整個生產中，占有最為重要的地位。據李悝在《盡地力之教》中說，“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農民全家一年的口糧，占其糧食生產量的五分之三。戰國時的耕地百畝，折合現在的市畝大約為三十一畝二分。當時五口之家的農民，就要用將近二十市畝土地生產的糧食，才能做到自給口糧，盡管上述數據的準確性與代表性都難以判定，但仍可以說明口糧生產在農民生產中的地位。
當時農民與農民之間、農民與手工業者之間的產品交換，已經普遍存在。從《孟子滕文公》所記載的情況看，農民要用糧食與從事“陶冶”的手工業者交換“釜甑”和鐵農具，要與“梓匠輪輿”之類的木工交換糧食與布帛，還要用糧食與手工業者交換“冠”。甚至有些農民還要與其他農民交換布帛。李悝在上述著作中就說過，有些農民是“衣，人率用錢三百”，靠賣掉糧食來買衣服。盡管當時農民用于交換的糧食與布帛，主要是自用有余和交納封建賦稅以后的剩余生產品，但已不是“偶然留下的剩余物”[2] ，而是具有一定數量的經常存在的剩余生產品。這種建立在“男有余粟，女有余布”基礎上的交換，正是在當時生產力條件下，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結合的一種原始的簡單的表現形式。由于當時農民能夠用于交換的生產品還不多，商品性生產還很不發展，農民主要是靠自給性的“男耕女織”來實現家庭生產與消費的平衡，所以當時上述生產雙重結構的重心，是在自給性的農業與手工業的結合，具有比較強烈的自然經濟色彩。
隨著農業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農民生產的這種模式也在不斷地發展。在中國封建社會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男耕女織”始終是農民生產的主要組成部分，但商品性生產在逐漸增加，具有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相結合的農民在逐漸增多。到宋代，“河朔山東養蠶之利，逾于稼穡”[3] 。福建建寧一帶山區的農民，“又多費良田以種瓜植蔗”[4] 。太湖“地方共幾百里，多種柑桔桑麻”[5] 。這些記載都反映了這種情況。到明代中葉，封建政權取消絲棉布帛的實物賦稅之后，這種“男耕女織”的生產結構，就開始發生變化。在一些自然條件不適宜養蠶織帛、或不適宜種棉織布的地區，許多農民已不從事絲和棉的紡織。特別是到清代前期，棉花雖已在全國范圍內取代絲麻成為主要的衣著材料，在一些自然條件不適宜種棉的地區，從事棉紡織的農民仍然很少。織布又有一定技術要求，也使許多地區的農民植棉而不織布，或者紡紗而不織布。加以棉花產區和非棉花產區從事棉紡織的經濟效益大不相同，遂使農民自給性的棉紡織逐漸向商品性的棉紡織轉移，棉花產區的商品性棉紡織日益發展，并形成了許多棉布集中產區。這就導致了農民以自給性“男耕女織”為內容的農業和手工業的結合逐漸削弱和分解。這種發展變化，在清代前期日益顯著。全國各地從北方到南方，都出現了這種情況。文獻資料中記載的這類事例很多，如在山東，據康熙《鄒縣志》說，“婦女不勤紡織，坐而待哺”。如在山西，據乾隆《五臺縣志》說，“地不產棉，婦女不知紡織，雖尺布亦取給于市肆”。在江蘇，乾隆《山陰縣志》說，“淮人寸絲尺布皆資于市，桑不知栽，繭不知織，棉不知種，葛不知采”。在江西，同治《瑞金縣志》說，“瑞邑既無蠶桑之利，又不獲紡織之助，民間婦女皆安坐而仰食于其夫”。
據鄭昌淦教授對清代地方志的記載考察，全國直隸等十八個行省中，沒有棉紡織的州縣約在五百四十個以上，約占全部州縣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農村棉紡織很少的奉天、廣西、云南，貴州，甘肅等省的部分州縣(因方志缺少)尚未包括在內。否則，沒有棉紡織的州縣還會更多一些[6] 。
又據劉秀生教授對清代中后期產棉地區一千零五十九個縣的文獻資料考察，其中生產棉布的縣為六百八十五個，不生產棉布的縣為三百七十四個。這是說，就是在產棉地區，不產棉布的縣就占達全部縣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他又對棉紡織比較發達的直隸，江蘇，山東、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等八個省五百二十九個縣地方志的記載考察，其中產棉布的縣有四百二十三個，不產棉布的縣為一百零六個。后者約占全部縣總數的五分之一[7] 。
又據吳承明教授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二卷中估算，十九世紀前期為我國農民家庭棉紡織發展最盛的時期，由于前后的資料過少，按1860年計，農村棉紡織戶則約占全國農戶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五，非棉紡織戶則約占百分之五十五。其中棉紡織發達的江蘇省，非棉紡織戶也占達全省農戶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五，棉紡織不發達的福建和廣東兩省，非棉紡織戶則約占達兩省農戶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五[8] 。
上述這些研究，為文獻資料的缺乏和記載的不夠詳明所局限，其數據當然不會是很準確的。但也可以看出，清代前期，農民自給性的棉紡織，特別是紡紗而不織布，雖然還廣泛地存在，但是不從事棉紡織的農戶卻已大量出現。加以農民的商業性農產品生產和包括棉紡織在內的商業性手工業生產，都獲得了很大發展。農民生產雙重結合的重心，就自然地從自給性的農業和手工業的結合，轉向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的結合，使后者成為廣大農民家庭實現生產與消費平衡的主要途徑。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經提出過“生產方式的堅固性和內部結構”的問題，并且指出這在中國表現為“小農業與家庭工業的統一形成了生產方式的廣闊基礎”[9] 。到了清代前期，這種情況已經有了變化。
但是，自給性的糧食生產仍然在農民的生產中保持著自己的重要地位。在當時農業生產力水平下，農民也還需要用相當多的耕地來作到口糧自給。如在江南地區，包世臣在《安吳四種》中說，“蘇民精于農事，畝常收米三石，麥一石二斗。以中歲計之，畝米二石，麥七斗，抵米五斗”。這是說， 在正常年景，一畝田夏秋兩季可收米二石五斗。他又說，農民的口糧，“合女口小口牽算，每人歲食米三石”。按照他的說法，如果是“四口之家”的農民，則約需種田四畝多，才能自給全家的口糧，如果是“五口之家”的農民，則約需種田六畝，才能自給全家的口糧。據教授在《江村經濟》一書中說，民國年間，江蘇吳江縣，一個四口之家的農產，必須有五畝半土地，才足以解決口糧自給。這也可資佐證。江南地區種植糧食的農民，一般是“一夫耕不過十畝”。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這些農民需要將糧食收獲量的一半以上作為口糧。江南地區的糧食畝產量，從全國來看是比較高的，其他地區農民的口糧生產，應當還會高于這個比例。盡管商品性生產在農民生產中的地位已日漸重要，但是，基于糧食生產對于商品生產具有基礎作用的普遍原則，從每個農戶來說，自給性的糧食生產仍然是他的商品性生產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與前提。
清代前期，農民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相結合的模式，已獲得了普遍而充分的發展。當時，不論南方和北方，許多地方官在“勸農”的時候，都總是按照這種模式來為農民設計生產。乾隆間，河南嵩縣知縣康基淵就提出，農民應當生產“谷米布帛”以“務本”，而又應當種植經濟作物進行“調劑”，以“兼權錢幣”。他要求農民的耕地在收“麥后，八分種粟，二分蒔藍。以十畝計，可獲粟二十四石，收藍易價，藍后種蔬二畝，所出亦可獲緡錢二十四千文，利反倍多也”[10] 。這是北方的一例。從南方來看，康熙間，湖南長沙縣知縣朱前詒在《勸民開塘示》中說，農民種田，“大率三十畝，以二十畝栽禾，以八畝種豆，留二畝以種果芋蔬菜等項，按時播種，早晚灌溉，便可取利養家”[11] 。湖南農民的主食是米谷，從明代起，豆類的“功用已全入蔬餌膏饌之中”，可見他是把豆作為經濟作物提出來的。
不但官方的規劃是這樣，民間的規劃也是這樣。清初，浙江桐鄉縣張履祥的友人鄔行素病歿，“遺田十畝，池一方，屋數楹”。家有老母、寡妻、長子、稚子與侄。張為其家所規劃的生產是：由于“瘠田十畝，自耕僅可足一家之食”，加以家庭人口老弱多，“力不任耕”，難以種稻，遂安排種豆三畝，豆起種麥。種桑三畝，種竹二畝，種果二畝，池畜魚，還養羊五六頭，以其糞畜桑養蠶。這樣，“豆麥登，計可足二人之食”。絲綿可以易衣，竹、筍、果與魚、羊，“俱可易米”。“如勤力而節用，佐以女工，養生送死，可以無缺”[12] 。這里農村商品生產比較發達，商品性生產項目就安排得多一些。前述官方和民間為農民生產設計的模式，與前引《孟子》、《管子》中所記載的模式，無疑是顯然不同的。
順治《麟游縣志》還指出，該縣“核桃最佳，于地尤宜”。農民遂“以谷為本，以此為末，本末相權，庶谷不致于竭，而兇年亦可無虞矣”。作者用“本末相權”來概括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在農民家庭生產與消費平衡中相輔相成的作用，是非常精辟的。這種“本末柑權”，與《孟子》所說的“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的交換，無論是質和量上都大有差別。所有這些記述都正是農民的這種生產模式，在現實生活中已得到普遍發展的反映。
注釋
[1] 參閱拙作《清代前期小農經濟的再生產》，《歷史研究》1984年第5期；《清代前期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1期；《價值規律在封建社會農民生產中的作用》，同上刊，1991年第2期。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61頁。
[3] 莊季裕：《雞肋編》卷中。
[4] 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卷一八。
[5] 莊季裕：《雞肋編》卷中。
[6] 參閱鄭昌淦：《明清農村商品經濟》第2章。
[7] 《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2期。
[8] 該書第308頁。
[9] 《資本論》第3卷第371、373頁。
[10] 乾隆《嵩縣志》卷一五。
小農經濟的意義范文第2篇
關鍵詞：推廣生物農藥；意義；有效途徑
中圖分類號：S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432（2010）-09-0071-2
幾十年來，化學農藥對防治植物病蟲害、抑制雜草繁衍、促進農業生產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人類的食品安全供應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是，在化學農藥大量使用的同時，環境污染問題也隨之而來。隨著我國加人世界貿易組織，同世界經濟越來越融為一體，對于蔬菜、水果這些勞動密集型產品來說，在出口過程中常因農藥殘留超標，而遭遇“綠色壁壘”，成為制約我國農產品出口的瓶頸問題。為幫助農民走上致富路，大力推廣生物農藥勢在必行。
1 長期使用化學農藥的弊端
1.1 農藥殘留污染環境嚴重
農藥的使用，一方面造福于人類，另一方面也給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帶來危害，據文獻報道，農藥利用率一般為10%，約90%的殘留在環境中，大量散失的農藥揮發到空氣中，流入水體中，沉降聚集在土壤中，對環境造成污染。
1.2 對人體產生危害
被環境污染和被農藥直接污染的農畜漁果產品，通過食物鏈的逐步富集，最后進入人體，引起慢性中毒，產生危害。高效劇毒的農藥，毒性大，且在環境中殘留的時間長，當人畜食用了含有殘留農藥的食物時，就會造成積累性中毒。
1.3 害蟲容易產生抗藥性
經常使用農藥，使害蟲產生了抗藥性，導致用藥次數和用藥量的增加，進一步加大了對環境的污染和對生態的破壞，由此形成濫用農藥的惡性循環。
1.4 殺死有益天敵，破壞生態平衡
大量使用農藥，在殺死害蟲的同時，也會殺死其它捕食害蟲的益鳥、益獸，使捕食害蟲的益鳥、益獸大大減少，從而破壞了生態平衡。
1.5 “綠色壁壘”
成為制約我國農產品出口創匯的瓶頸。
2 推廣生物農藥的意義
2.1 無污染、節約能源
生物防治技術具有不污染環境、對人和其他生物安全、防治作用持久、產品無殘留、對病蟲的殺傷特異性強。易于同其他植物保護措施協調配合并能節約能源等優點，必將在有害生物綜合防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2.2 生物農藥因其不含殘留進而生產出綠色無公害食品
尤其是我國農業由短缺進入相對過剩之后，人們追求純天然、無污染、安全、健康的食品已成為一種渴望和時尚，有機、綠色無公害農產品在各大超市倍受青睞，成為人們日常消費的首選。
2.3 隨著對保護環境意識的不斷增強
尤其我省正在實施生態省建設和農業可持續發展、農村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我市以把玉米經濟、花生、綠色無公害產品等三大支柱產業，作為今后農業發展的重點，這就為病蟲害的生物防治創造了極好的發展機遇和外部環境，它必將有力地推進我市生防事業的發展。
2.4 低碳環保、清潔綠色
生物農藥不僅對保證農產品質量安全和生態環境安全、提高人民生活質量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同時生物農藥的發展契合了目前全球化學工業發展的幾大主要理念――低碳經濟理念、循環經濟理念、清潔綠色化經濟理念。
2.5 利于結構調整
生物防治不僅利于食品安全、環境保護，同時也利于農業結構調整、農產品出口和增加農民收入。
3 推廣生物農藥的有效途徑
3.1 要正確認識生物農藥
3.1.1 生物農藥 生物農藥包括微生物農藥、植物農藥、生物化學農藥、轉基因農藥和天敵生物農藥。我國使用較多的殺蟲劑如蘇得利、高效Bt、蘇阿維、必殺螟等，它們對治蟲殺卵滅螨有特效，使用最多的還有生物菌毒殺星，它是作物病毒病害、真菌病害、細菌病害“三害合一、齊防共治”的復合型多功能生物農藥。它除防治病害以外，還可使作物增產、抗低溫、抗倒伏、促早熟。
3.1.2 生物農藥開發現狀 我國是在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對生物農藥進行研究，至今發展了50多年。現在我國生物農藥的發展已初步形成了30余家研究機構，大約有200家生物農藥生產企業，約占全國所有農藥生產企業的10%，年產量約12萬噸，銷售額占農藥銷售總額的5%左右。目前，國內生物農藥登記的品種80多個，產品2500多個，在品種和規模上與發達國家地區差距不大。主要品種有Bt殺蟲劑、農用抗生素、植物源農藥、轉基因植物、病毒類農藥、真菌類農藥、植物生長調節類農藥。
3.1.3 生物農藥和化學農藥的關系 現在是化學合成農藥、生物農藥、轉基因農藥相輔相促的時代。雖然化學農藥在一定時期內仍將占主導地位，但隨著環保意識的增強，國民素質的提高和現代高新技術在農業生產應用領域及農藥開發研究領域的滲透、應用，生物農藥的開發和利用必須得到高速發展，生物農藥的推廣和應用將會使本世紀的農業生產水平得到快速提高，從而適應和保證農業可持續發展和全人類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全面實施。
3.2 多方扶持生物農藥
3.2.1 政府支持 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啟動“綠箱”政策，通過價格杠桿調節，給予補貼，鼓勵農民應用生物農藥，如江蘇無錫市為了減少太湖污染，實行購買生物農藥補貼50%的方式，大力推廣甲維鹽、阿維菌素、井岡霉素等生物農藥，2008-2009年太湖地區生物農藥應用率達15%左右，極大地促進了該區域生態農業發展和環境保護。當然，我省屬于經濟比較落后的地區，不可能依照無錫市的做法，但是可以首先在有機蔬菜、果樹等作物及城市園林等經濟效益較好的產業中實施生物農藥應用的補貼，再逐漸向生態農業產業區推廣，從而促進我省生物農藥應用提速。
小農經濟的意義范文第3篇
基層農業循環經濟在實踐的過程中對農村資源短缺、生態環境惡化的局面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三農”問題依然存在，若要徹底解決，并成功將科學發展的觀念貫徹到基層農業經濟發展中，必須要重視其中存在的問題。
1思想認識不足
基層農業循環經濟發展過程中，依然有不正確的認識存在，主要體現在：一是，沒有將優化產業結構、調整產品結構當作提高生產效率的主要手段，尤其是沒有與循環經濟3R原則產生直接的關系；二是，沒有認識到該怎樣推進循環農業經濟建設，實際過程中，一味的追求速度，而沒有重視質量；三是，大部分基層農業還是以傳統的耕作方式為主要生產手段；四是，基層農業相關工作部門為了最求經濟增長的指標，沒有正確、有效地引導循環農業建設，甚至成為人為障礙；五是，基層農民整體素質不高，當前還無法真正成為循環農業經濟建設的主要團隊；六是，沒有積極宣傳循環農業經濟的優勢，或者說宣傳力度不夠，沒有形成濃厚的輿論氛圍。
2技術研究滯后
基層循環農業經濟發展必須要有先進的農業科學技術作為支撐。循環經濟中的主要技術，如污染治理技術、廢物利用技術與清潔生產技術等，目前研究不夠深入，甚至無法在基層全面推廣。這些關鍵技術的開發，通常以大企業為主，由于單兵作戰，無法形成聯合攻關的力量，而且大部分企業工藝、技術裝備落后，尤其是對資源綜合利用相關技術的研究水平不高，沒有真正形成促進基層農業循環經濟發展的支撐體系。
3資金缺乏
基層農業由于相關財政支持力度不夠，無法真正構建多元化投資體系。一是，財政補貼制度設計過程中不夠合理。當前執行的政策中考慮環節保護與資源綜合利用的補貼項目僅僅限于少數幾項間的補貼，沒有一定的制度來支持基層農業循環經濟發展；二是，相關優惠政策存在缺陷。當前優惠政策主要是稅收方面，但是還沒有體現循環經濟理念，而且還延續了最終治理的傳統意識。另外，鼓勵循環農業經濟發展的措施不夠完善，比較單一，相關優惠政策不配套，涉及到的各項政策相互沖突的現象依然存在。三是，政府投資有限。循環農業發展涉及到的主要群體是資金缺乏的農民，僅僅靠個人力量或者小群體力量是無法滿足循環經濟發展資金需求的。
二、發展基層農業循環經濟的主要措施
循環農業經濟的發展，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是一項長期而又艱巨的任務。要真正意義上取得成功，必須要有對應的措施。筆者結合自身多年實踐經驗，認為當前應該加強這些方面的工作：
1加強循環農業立法進程的推進，并出臺與之有關的補貼性政策與限制性法規
對基層農業進行深入調查，充分明確政府、企業與農戶在循環經濟建設中的義務與責任，并將構建農業生態補償與技術補貼機制當作出發點，對經濟發展體系進行完善，進而建立政府推動、市場驅動與工作行動三者相互結合的長效機制。
2構建基層農村物業管理體系，打造循環農業經濟發展的長期有效機制
物業化管理是當前基層農村對廢棄物處理再利用的一種新型管理模式。加強基層農村物業化管理能將基礎設置投資效益充分發揮出來，尤其是能有效改善基層農村生態環境建設方式，對于推進基層農村廢棄物處理資源優化利用、培育具有一定的戰略意義。
3加強循環農業技術創新力度
只有農業科學技術不斷的創新，才能提升循環農業經濟發展的支撐能力。重視培養農業科技人才，當前一線農業科技人才水平不高，這是制約循環農業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從技術角度來分析，要堅持圍繞水體凈化、生物質能源、廢棄物質化利用、農地養護等等關鍵領域，要重視纖維素轉化利用技術、生態修復技術、生物質能源技術等等技術的研究與開發，進而形成比較全面的循環農業技術體系。在基層農業加大這方面人才的培養是推廣循環經濟的主要手段，在有限的時間內盡快培養出能適應循環經濟發展的才人。
4提升政府資金投資力度
小農經濟的意義范文第4篇
一、要圍繞市場轉變觀念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這對于建國后實行長期的計劃農業來說；對于長期形成的自給自足的自然農業來說；對于和商品分離封閉式的農業來說，不是一下子就能順理成章的事情，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特別是思想觀念的轉變得需要一段歷史過程。
思想觀念的轉變，對于提高農業經濟效益至關重大，我縣沿江鄉哈達彥村兩戶農民不同做法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其中一農民承包村里160畝低洼田，在糧食價格下降的狀況下，及時轉舵，改成養魚池，利用靠江的自然條件用江水養魚，每年中秋節前后上市，年收入在10萬元左右。相反另一村民，墨守常規，最后負債累累。事實說明，觀念的轉變是實現農業經濟的效益前提，市場作用為調節支配農副產品生產銷售的“雙刃”性作用，表現的十分突出，產銷對路，得到市場認可和需求，是正面的利刃，產銷不對路，得不到市場認可和需求，是負面的利刃。
教育和引導農民轉化思想觀念，必須扎扎實實的做好下述幾方面的工作：一是要積極引導農民以市場經濟為導向，改革單一的種植業觀念，變單一的農業經濟為多元商品經濟。二是要用典型引路，促動農民積極走向市場。我縣沿江滿達鄉結合本鄉實際，樹立十個種植業轉化深加工的典型，用他們在市場經濟中不怕風險，敢于競爭的精神來教育農民，收到了顯著的效果。三是要大力普及科學文化知識，不斷提高農民的自身素質，除了大力宣傳農業科技知識和市場知識，辦好農民學習專業知識培訓班外，利用冬閑期間舉辦農村黨支部書記、村長培訓班，也是一個重要的途徑，思想的轉變是行動轉變的先導，農民走進市場的思想觀念明確了，那么農民走進市場的行動也就自覺了。
二、要圍繞市場調整結構
我縣的農業經濟主體產業在一段時間內，甚至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依然是以麥豆為主的種植業。長期單一種植影響了農村經濟發展，部分種植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又是什么呢？
特色經濟就是根據本地自然條件和地域環境所形成的經濟，特色經濟具有市場緊缺、銷售快、效益高的特點，由于受市場經濟驅動的支配，我縣的特色經濟最近幾年有長足的發展，并且從無序往有序發展，逐步形成系列化生產。有的鄉從本地無霜期短，適合馬鈴薯種植的特點，加大了馬鈴薯種植面積，所加工的粉條又細又白，南銷山東、北銷俄羅斯，在市場上有一定的影響力和銷售能力；有的鄉利用靠黑龍江的優勢，充分利用江邊的沼澤溝泡養魚，在市場銷售上一直看好；有的鄉利用靠山的優勢條件，利用速生豐產林前期整地和冬季采伐的剩余物培育木耳，取得了顯著的經濟效益；有的鄉利用草原優勢大力發展畜牧業很快占領市場。全縣特色經濟基本上形成一鄉一業，一處一品的產業局面。我縣地域基本是處于山區，采集山野菜也具有得天獨后的優勢，春秋兩季數以千人在采集山產品，尤以蕨菜和蘑菇為主，并成為綠色食品的主導產業，經濟效益越采越顯著，每年吸引大批國內外客商來我縣洽談業務，從綠色食品的市場需求和發展趨向看，全縣綠色食品發展的前景非常廣闊，途徑也越展越寬。由于縣、鄉、村各級領導注重圍繞市場需求調整產業結構和種植結構，有力促進了農產品經濟效益的提高。
三、要圍繞市場組織生產
小農經濟的意義范文第5篇
關鍵詞：農村公路 社會經濟 效益
一、農村公路特性
在我國的農村區域需要建設大量的公路，其建設初衷是為了滿足當地經濟發展進步及運輸業的需求，所以，農村公路的本質是為群眾服務的集體性產業。因為農村公路的建設目的之一就是促進運輸業的發展，所以它和其它的運輸方法是有一定的區別的，它還具有自身的一些鮮明特征，一般體現在下述幾點：
（一）公共物品特性
農村公路的最鮮明特征之一便是服務性強，通常情況下，群眾都是免費使用農村公路的，不會以盈利為目的，它隸屬政府的公共性基礎設施。農村公路的服務對象一般是各鄉、各縣的群眾，它可以為他們的生產、出行提供便利，所以是該地區的公共物品。綜上所述，農村公路是有著全國性的公共物品。
（二）較強的外溢性
各個鄉鎮、農村之間都是靠農村公路進行連接的，它是城市和鄉村溝通的橋梁，不僅能促進農村地區經濟的發展，還可以擴大農村對外招商引資的程度。此外，農村公路的收入、服務、拉動就業等對于農村居民提高生活水平也是有著非常積極的作用的。
（三）農村公路的主要構成
農村公路一方面是農產品向外流通的起點，另一方面又要為農村的產品輸入服務，所以它不僅要發揮基本的運輸作用，還要體現其橋梁作用。農村公路的結構分布通常都是從一根主干開始的，然后將周邊的各個村鎮連接起來便產生枝葉，然后慢慢完善各聯絡線，“樹葉”日益茂盛，由最初的樹狀轉變成為網狀。
二、對于農村公路建設的重要意義
進行農村公路的建設時往往會遭遇很多難題，較普遍的一個便是資金不足。農村周邊的基礎設施并不十分健全，因此無法僅從經濟方面來展開探究，也無法僅從經濟效益的角度出發開展建設工作。鑒于農村公路的建設有著顯著的公共性特征，因此一定要由政府機構來注資，但是農村公路建設需注入大額資金，并且建設期間也會存在浪費。并且現今的社會狀況中，政府對于財政撥款有著明確的規定，這就導致農村公路的建設資金一直處于短缺狀態，這就需要由各方部門進行融資建設，所以我們把農村設施是看作為公共物品。它在社會效益當中發揮的作用是非常獨特的，雖然收益較少，但是會帶動巨大的社會效益，有著一定的發展前景，因此，推動農村經濟發展，就必須要用科學的發展觀，社會影響，從而促使城鄉建設的大力發展。
三、農村公路對社會經濟效益的影響
農村公路在地區經濟進步過程中的積極意義體現在下列幾點：
（一）保證農村資源利用的最大化，提高農村經濟水平
建設農村公路能夠促進運輸業的發展進步，縮減車輛運輸需要的費用，將資源的成本優勢體現的淋漓盡致，將之前一些無法運輸出去的農副產品運輸出去，還能促進其它資源的開發，比如：土地資源的增值、林業資源、漁業資源、旅游資源等資源的開發。使農村地區的產業布局更加科學合理，使農村的運輸業能夠得到長足發展。建設農村公路可以給該地區的經濟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使鄉鎮經濟水平迅速提高，建設農村公路可以促進農村經濟向多元化的方向轉變，并從根源上改變其原先的農業結構。農村地區的運輸業要想發展，就必須建設好農村公路，只有公路得到了發展才能夠真正提高農村經濟的發展水平。農村公路網的不斷健全，將會使農村的客貨運輸能力得到提高，特別是城鄉客運，所以要將農村公路滲透入每一個小鄉村內部。
（二）農村公路的建設有利于城鄉一體化的發展
建設農村公路網，可以促進各種資源的優化整合，提高市、鎮、鄉的經濟發展水平，并且還能以先富帶動后富，不斷優化農村地區的整體結構布局，使各個農村小城鎮都能得到發展。
（三）建設農村公路有利于擴大招商引資，為該地居民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農村公路能夠使當地的交通運輸不斷完善，為投資者的注資提供便利，并充分挖掘該地的發展潛力，還可以增大對外貿易程度。運輸狀況的日益完善，也能夠使原本交通較閉塞的農村山區獲得更多對外交流的可能，不僅可以吸引本地區的投資商，甚至還可以吸引國外的投資企業。建設農村公路的另一個十分重要的作用是能夠使當地居民獲得更多的就業可能，這可以提高當地居民的物質生活條件。農村交通業的發展影響著當地的人口流動狀況、人口增長速度以及人口的分布結構，除此之外，農村公路的發展可以更好的溝通各鄉鎮間的物質、文化信息，這有利于地區的協調發展，還可以為當地人員提供多樣化的就業途徑，能夠去鄰近城市尋找就業機會，這對于農村和城市的經濟發展都是極為有利的。
（四）促進農村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
建設農村公路能夠使先進地區和落后地區的溝通更加便捷，為這些地區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充分挖掘當地的發展潛力。建設農村公路還能方便勞動力的輸出，很好的體現農村地區的各種優勢。建設農村公路有利于發揮基礎性設施的積極作用，轉變其落后的發展結構，并為周邊區域的發展進步注入活力，并在該地區產生一個蓬勃的增長極，以此為中心呈圓周狀向外放射，帶動整個地區的發展。農村公路可以有效的聯系城市和鄉村，為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提供便利條件，避免產生地方保護現象。也正是因為這一點，能夠使城鄉的經濟發展方向不斷協調，為國民經濟的發展進步作出貢獻。
四、結束語
農村地區的經濟要想取得穩步發展，就必須有發達的公路網來提供支持，這是當地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筆者使用定性分析的方式，探究了農村公路在地區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研究結果表明，農村公路建設對于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是十分顯著的，所以中央部門和當地政府一定要重視農村公路的發展，這樣才能為農村地區的發展注入活力。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