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新聞傳播學的認識理解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對新聞傳播學的認識理解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對新聞傳播學的認識理解范文第1篇
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介與手機、網絡等新興媒介相互融合，新聞傳播進入了媒介融合時代；隨著個人掌握媒介技術的快捷，自媒體成為了時代的新寵；社會化網絡的迅猛發展，使其成為最具影響的新聞源。這些變革，將新聞傳播推入到大傳播時代。
1.新聞傳播進入媒介融合時代
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媒介發展就呈現出多功能一體化的“融合媒介”趨勢，這種媒介被定義為“印刷的、音頻的、視頻的、互動性數字媒體組織之間的戰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聯盟”。媒介融合是一場基于信息技術創新和社會話語重組的媒介整合，這樣一種整合帶來了新聞業的融合，給新聞傳播帶來了五類變革：一是新聞表述方式的融合，即新聞表達運用了多種媒介和互動技能來完成；二是新聞采集的融合，記者需要運用多媒體技術對新聞進行信息的采集；三是新聞制作流程的融合，主要是對新聞制作模式的改變；四是媒介間融合，指不同媒體之間的合作，包括內容和新聞資源共享；五是所有權融合，指不同類型的媒介如報紙、電臺、電視臺和網站，其所有權可以融合為一家傳媒集團，實現資源共享。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提出“整合新聞媒體資源，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媒介融合成為我國新聞媒體發展的指導方針。這些變革將新聞傳播推入了大傳播時代。
2.新聞傳播進入自媒體時代
自媒體，被稱為“WeMedia”，2003年7月由美國新聞學會提出，指“普通大眾經由數字科技強化、與全球知識體系相連之后，一種開始理解普通大眾如何提供與分享他們本身的事實和新聞的途徑。”硅谷著名的IT專欄作家，《圣何塞水星報》專欄作家丹•吉爾默2004年出版了專著《自媒體》，這本書的副標題就是“草根新聞，源于大眾，為了大眾”，這表明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個人博客、網絡聊天組、郵件和其他工具制作新聞。網絡時代自媒體使新聞傳播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2006年美國《時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就是“你”，是互聯網使用自媒體的“你”。自媒體時代，社會從機構向個人過渡，個人是數字時代民主社會的公民。大新聞媒體已經失去了它的壟斷地位，現在可以實時消息的全球觀眾就是新一代的草根記者，新聞在他們自己的手中。通過配備筆記本電腦、手機、數碼相機,這些從讀者轉變而來的報道者將來自身邊的消息轉換為新聞，這一轉變深刻揭示了我們消費新聞過程的改變。
3.新聞傳播進入社會化時代
網絡的基本特征是連接，而越來越持久和擴大的連接使網絡社會化成為必然。特別是今天的Web2.0時代，互聯網的重心正在轉向社會化媒體。社會化媒體是網絡社會覆蓋面最廣最具代表性的傳播媒介。在社交媒體的傳播平臺上，新聞傳播的主角是用戶，用戶需要是新聞傳播的起點和目標。同時，社會化媒體中的新聞內容生產與社交是相互結合的，社會關系與新聞生產兩者相互融合在一起。社會化媒體平臺上的新聞內容是連結人們關系的紐帶。因此，不難理解，在爭奪用戶的競爭中，從Facebook到Linkedln，各大社交網絡紛紛推出了新聞媒體產品。新聞服務成為保持用戶黏性的競爭焦點。同時，社交網絡也成為了最有影響的新聞源。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發表的報告顯示，美國63%的用戶通過Face-book和Twitter等社會化媒體獲取新聞，成逐年上升趨勢，社交網絡正日益成為有影響力的新聞源，新聞傳播已經進入了社會化時代。
二、新聞傳播學教學理念變革
新聞傳播從“小新聞”進入到“大傳播”時代，隨之帶來的是新聞傳播學科教學理念的變革。新聞傳播學科是一門年輕的學科，同時又是一門發展日新月異的學科，新聞傳播學的教學理念也必須與時俱進。隨著新聞傳播進入“大傳播”時代，新聞傳播學應從新興媒介技術的掌握、增加社會科學課程和新媒體媒介素養三方面變革教學理念。
1.新興媒介技術課程的拓展
媒體融合指的是不同類型的媒體的合作，包括手機和報紙、電視和網絡等各種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的融合。媒體內容的數字化，再加上無處不在的高速寬帶連接和上網設備的擴散，正在改變新聞傳播內容的和流通方式。傳統媒體平臺和產業結構，需要大幅革新才能跟上不斷變化的媒體環境。當今社會的新聞傳播人才不僅需要多種掌握新興媒介技術，還需要培養在新媒體、傳統媒體和社交媒體之間融合貫通的能力，即跨媒介思維的能力。因此，無論是媒介融合時代的新聞傳播，還是自媒體的新聞傳播，抑或通過社交媒體傳播新聞，新興的媒介技術是一道跨不過的門檻。在美國，根據對美國15家頂級新聞學院的調查，結果顯示各家新聞學院近十年來增加了大量的新媒體技術課程以適應新聞業變革，包括計算機編程、社交媒體新聞學、大數據新聞學、數字受眾分析以及新技術（如無人機、谷歌眼鏡）應用等。而我國的新聞傳播學教育中，新媒體技術的教學往往落后于業界實踐。從教學課程的設置中，我國的新聞傳播學科亟需建立較為完整和先進的新媒體技術課程，并且依據各大高校自身的特色培育優勢課程。傳統媒體具有不可替代的專業性、權威性和高質量的新聞內容，而新媒體吸引年輕受眾，有更高層次的互動。新媒體和舊媒體的融合是一種“化學反應”，因此，貫通各種媒介的思維能力非常重要。當新聞發生時，能迅速判斷，選擇多種媒體手段進行報道。并能運用多種媒介手段制作出打動受眾的新聞產品，在社交媒體上傳播并引發關注。新聞傳播學科需要建立跨媒體課程培養這種跨媒介的整合思維。
2.增加社會科學課程
在我國的學科劃分中，新聞學屬于人文科學，而傳播學屬于社會科學。但歸根結底，新聞傳播學與社會學科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特別在新聞傳播與社會聯系日益緊密的今天，新聞傳播學科應該增加社會科學的課程，以應對新聞傳播學的大傳播時代。從歷史的源流來看，傳播學的產生、發展與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有密切的聯系，新聞學的采訪構思等也遵循社會學的調查研究方法。可以說，新聞傳播學發展至今，與社會科學聯系緊密，譬如新聞媒體與其賴以生存的權力和控制力之間保持相互依存的關系，同時還反過來曲解、改變，甚至挑戰這種相互依存的關系。這種新聞傳播與社會的關系在大傳播時代變得日益復雜，數字媒介重構了權力關系和社會秩序。為了厘清媒介如何推進了社會和世界，新聞傳播學科需要增加社會理論的課程與實踐，以廓清這個錯綜復雜、令人困惑的媒介化世界。數字媒介社會中的媒介實踐、網絡化社會、網絡化政治、媒介與資本、媒介與權力、媒介文化、媒介倫理與正義等方面的研究都需要社會理論的支撐。西方主流的新聞傳播學教育早在19世紀20年代就開始重視新聞傳播學科的社會學科課程。威斯康星大學新聞系的新聞本科課程設置中，新聞學的課程只占四分之一，而其余大部分是社會科學的內容，試圖用社會理論課程教學啟發學生發現與考察大眾媒介在社會中的角色和作用。40年代傳播學奠基人施拉姆在愛荷華大學任新聞學院院長時，也增設了社會學、經濟學和政治學等社會科學的課程。60年代，美國主流的新聞教育已經確立了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和新聞專業技能融合的課程結構。而我國的新聞傳播學科發軔于新聞學的創立，一開始是沿襲美國早期的新聞學專業教學模式，重專業技能輕人文社科素養，導致大量的新聞專業學生走上媒體崗位，難以勝任迅速變革的媒體格局。盡管高校的新聞傳播學科已經由新聞學拓展到新聞傳播學，逐漸增加了社會學科的課程，但面對新聞傳播學與社會日益緊密的局面，學科的課程設置還應加大社會理論與新聞傳播實踐結合的課程類別。
3.媒介素養教育的重要性
對新聞傳播學的認識理解范文第2篇
【關鍵詞】新聞學；傳播學；國際新聞傳播；國際傳播
一、國際傳播研究的現實狀況
國際傳播是一個年輕的、正在發展的、充滿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現實性的新興學科。
從國際方面看：國際傳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國。60年代末，國際傳播作為一個學科在美國開始得到了承認。1971年，位于華盛頓的美利堅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率先開設了國際傳播的碩士學位課程。70年代，國際傳播研究走向國際化。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推動下，成立于1957年的聯合國下屬的教科文組織國際大眾傳播協會，于1978年設立了國際傳播分會，作為其12個分會之一。隨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先后組織出版3本報告：《多種聲音，一個世界》（1981）、《世界交流報告》（1989）和《世界傳播概覽——媒體與新技術的挑戰》（1997）。1994年，國際傳播分會開始出版自己的會刊《國際傳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開一次的國際大眾傳播協會的近幾次會議上，國際傳播成為最熱門的論題之一。
與此同時，民間的研究自80年代以來方興未艾。在我們不完全的資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國際傳播的書目就有十數種。如：《組織中的國際傳播》、《國外新聞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與世界傳播：國際關系的新領域》、《二十世紀的國際新聞播報》、《傳播的國際百科全書》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國際傳播中的現實議題》、《全球新聞業：國際傳播的歷程》、《資本主義與傳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經濟》、《超越國家：90年代的國際傳播》、《國際傳播與全球化：批判導論》等（以上見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館藏書目）。①筆者發現，國際傳播的研究以美國領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國。這一點顯然與美國是一個國際傳播大國，掌握了世界傳播信息量中相當大的比重有關。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體集團中，美國就占了5家。②
從國內方面看：在我國，國際傳播的研究可以說剛剛處于起步階段。1982年傳播學才通過著名傳播學者施拉姆介紹到中國。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新聞研究所召開了第1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1985年復旦大學成立了高校第1個傳播學研究機構“文化與傳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黃山召開了第2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進行了第一次社會輿論調查。經過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廈門召開的第3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確定了傳播學本土化的方針，1995年在成都召開的第4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拓開了傳播學更廣闊的研究領域，1997年中國國務院學術委員會對傳統學科體系進行調整，傳播學開始被并入原來的一級學科新聞學，稱新聞傳播學，下設新聞學和傳播學兩個二級學科。在傳播學20年的引進、介紹、研究和本土化、實用化過程中，國際傳播是發展最晚的一個分支領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個高校和研究所成立專門的教學與研究機構。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所、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傳播研究所等幾家為主的格局。在國內傳播學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關國際傳播方面的論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們查到的國內以國際傳播為題的中文書只有3本，一是北京廣播學院院長劉繼南教授主編的《國際傳播論文集》（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院長蔡幗芬教授主編的《國際傳播與對外宣傳》（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譯著，即美國羅伯特·福特納的《國際傳播：全球都市的歷史、沖突及控制》（華夏出版社2000年）。有關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經初步分析，我們發現，這其中，從大的方面講，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的研究集中在國際關系與大眾傳播、對外宣傳與國際關系及對傳播學的譯介方面，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則集中在對策論、國外輿情分析、焦點問題報道等實用化內容方面。該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輿情分析報告并成立了陽光論壇，建立了自己的網站。
筆者認為，剛剛起步的中國國際傳播學研究還存在許多弱點，大致說來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術化。所謂玄化是指在傳播學的介紹、引進過程中偏重引經據典、直譯許多國外名詞而缺乏對文本的中介轉換，造成概念混亂，這種做法顯然不利于這門學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則表現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學科邊界，不限定學科內容；而是把一切現象都往傳播學里面裝，似乎一切人類文化現象都是傳播現象，一切跨越了國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國際傳播，結果使研究目標無法鎖定和深入。空化是我們過去政治化研究傳統的延續，在缺乏實證研究、量化研究、具體研究、微觀研究的基礎上空發議論，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種哲學理論，結果背離了研究的科學精神。術化則集中于對策研究，一切以實用化為目的。當然，如果的的確確搞“術化”，那應該是先基礎（術）、再理論（學）再運用（學術），但實際上這個過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從樂觀一面看，盡管存在許多弱點并且剛剛起步，但國際傳播學仍然是一個充滿希望和前途的新興學科。恩格斯告誡我們，“歷史過程中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③一旦社會上產生了某種需要，那將會比10所大學都更能推進研究的深入。國際傳播發展的兩大背景是人類社會的全球化和民族國家化、以及大眾傳播的興起和傳播分化。這決定了國際傳播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已經而且必將繼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所以對國際傳播學進行深入研究是時代的任務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國際傳播學的學科來源
國際傳播并非無本之木。其學科來源，大約有3個方面。
國際傳播來源之一是傳播學。傳播學是一門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發展的新興學科。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館藏目錄中，有關傳播學的英文著作就達4000多種。從體系上看，傳播學研究包括傳播定義，人類傳播史，傳播符號、過程、結構，傳播方式和媒介，傳播受眾和效果，傳播制度與控制，國際傳播和全球傳播，傳播學流派等內容。傳播學本身就是來源于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新聞學等多種學科的一門新學科，在發展的過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論和信息論等新元素。從理論上看，現在形成了注重研究過程、以實證為特點的美國學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論批判為重點的歐洲學派。傳播學與國際傳播的契合點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學者鶴木真曾把國際傳播定義為“以國家社會為基本單位，以大眾傳播為支柱的國與國之間的傳播”。④另一個日本學者生田正輝更是直截了當地指出“國際傳播的首要特征，是它與政治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它是一種由政治所規定的跨國界傳播”。⑤由此而來，國際傳播研究的重點在于國際傳播內容的價值問題、信息與問題、文化霸權問題、信息全球化及國際信息秩序問題等方面。這些課題對國際傳播中的宏觀問題和理論問題賦予了較大的注意。
新聞學是國際傳播的來源之二。它發韌于報刊出現后的18世紀，在19世紀末新式新聞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紀上半期出現了種種有巨大影響的新聞學理論，20世紀50年代以后又開始融入了大眾傳播學，形成了新聞傳播學。新聞學包括新聞學理論、業務和新聞傳播史三部分。作為應用學科，新聞學的業務部分是一個更龐大的學科分支，大大多于、強于其理論部分。新聞學與國際傳播的結合在于新聞的業務實踐從一開始就包括國際新聞部分。
然而，筆者所見，國內學者包括新聞界對國際新聞的認識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現象。國際新聞似乎是指與國內新聞相對的那部分內容，即屬于“國際方面的消息”那一類。同時，面向國外的新聞報道及其他傳播活動則被看作是對外宣傳。其實，從國際傳播的角度來看，國際新聞應該指跨越了國界的新聞，并不僅僅是來自國外的新聞，也不僅僅是對外宣傳，而是雙向互動的新聞。
從歷史上看，在新聞報道的內容中，國際新聞從一開始就占據了較大的比重。大眾報刊興起后，國內新聞、地方新聞逐漸奪走了國際新聞的地盤。但是即使在新式新聞到達頂峰的19世紀末的美國，國際新聞仍然穩定地占據著相當大的新聞比重。隨著20世紀初世界體系的形成，國際新聞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穩定，當然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有時稍有增減。⑥按照傳播學的觀點，國際新聞，實際上屬于國際傳播范疇；而且可以說，國際新聞是國際傳播的主要組成部分。對國際新聞的認識，是國際傳播學出現的基礎。在新聞史中曾出現過政黨報刊、言論紙向大眾報刊、新聞紙轉變的過程，在國際新聞傳播的歷程中也同樣遵循這樣一條軌跡。在新聞史早期，國外新聞報道主要發生在民間（即傳播者主要為民營辦報人）。進入20世紀后，隨著國際社會的形成與競爭的激化，國家開始成為國際新聞的重要傳播者，國際新聞開始明顯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實用性。這時國際新聞的首要特征就是宣傳。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各國主動認識并開始運用國際新聞進行宣傳的重要時期。一戰以后特別是二戰之中，這種認識和運用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冷戰時期，這一傳統得到了延續。到了20世紀末，國際新聞的宣傳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減弱。
總之，國際新聞是新聞學與國際傳播的結合點，其重要特征表現為政治性和實用性。英國新聞界泰斗北巖勛爵曾任英國一戰時期對德宣傳總監。傳播學的創始人拉斯韋爾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一書。早在1931年出版的關于國際傳播的兩本書《國際傳播：美國的態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國際傳播：語言問題論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對外宣傳問題。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國際傳播》專著的臺灣學者李瞻本人也是一個新聞史學家。由于國際新聞只是新聞中的一個現象，對外宣傳是一個實際操作問題，加之新聞學本身又是一個實用性的學科，所以在新聞學的論著中，鮮有詳論國際傳播者，有的也只是強調其宣傳功能。所以從新聞學演化而來的國際傳播研究，其側重點主要在“術”的研究，即宣傳技巧、效果以及對策研究。但是按現在我國的學科分類，國際傳播要在新聞學和大眾文化事業中去查找，這雖能表明國際傳播與新聞學的淵源關系，但嚴格說來這種學科界定并不科學，也不太符合現實需要。
國際傳播的來源之三是國際關系學。國際關系學最早就是國際政治學。一戰以后政治學由傳統的歷史比較分析轉向現實主義政治，于是國際政治學逐步轉化為國際關系學。20年代后，現實主義政治學占據了主流。二戰后，行為主義政治學開始濫觴，國際關系學也在這個過程中發展起來了。國際關系學包括國際關系史、國際關系現狀及控制、國際關系理論等幾個方面。國際關系學是一門“能夠幫助人們理解、預見、評價乃至控制國家間關系和國際現狀”的學科。⑦它包含兩個研究層面，一是雙邊和多邊層面的國際關系，二是宏觀國際關系體系。國際關系學關注的主要內容包括：國家作為國際基本行為體的利益、力量、外交戰略，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國際關系的體系與結構、動力與控制及演變和預測等。國際傳播在國際關系的微觀和宏觀層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國際關系學者是在60、70年代開始從國際關系角度進入國際傳播領域的。這一時期行為主義在國際關系學中占據了主流地位。行為主義試圖從可觀測、可控制的國家行為出發，建立一種“精確”和“科學”的國際關系學。創造了國際關系學分析模型的美國學者卡爾·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國家外交決策系統和國際一體化的控制系統，其中大眾傳媒和民間輿論傳播的通訊交換和控制在這一模型中占據重要地位。羅伯特·諾斯則在國家間信息傳遞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內容分析和決策心理分析理論（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謂內容分析是總體分析，就是通過對大量的國際信息進行數據化處理和分析，直觀地把握國際體系；所謂決策心理分析則是個體分析。理查德·梅里特著重在國際傳播的過程和內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為體、非政府行為體和文化交流在內的國際傳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⑧后來，一些學者進行了不少媒體與外交、輿論與對外關系的專題研究，創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領域。當然還有一些學者試圖從大眾傳播和國際關系這兩個不同的學科角度來搭建相互關系（如臺灣學者周莉音《國際關系中國際傳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總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論貫通性的感覺。在近年來從國際關系學角度進行的國際傳播的研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在國家行為個體、國家力量及力量顯示方面，有人認為傳統的國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僅僅集中在基本實體、經濟能力、軍事實力和貫徹目標的意志力幾個方面是不夠的；應該而且必須加上國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擴散及控制，因為信息能力也是一種重要的國家力量。二是在國際關系整體及全球化問題方面，有人認為必須加入國際傳播因素。在當代的國際關系體系中，如果缺乏國際傳播體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為國際傳播體系也是國際關系體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從國際關系角度出發研究國際傳播，能為我們從理論和實際、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理解國際傳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幫助。
從以上國際傳播的3個學科來源看，國際傳播是一個交叉性的學科，它與上述3個學科都有淵源關系，又不完全直屬于其中任何一個。其多學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當代社會科學綜合化與學科分化的一般趨勢。
[page_break]
三、深化國際傳播研究的思考
對于深入推進國際傳播學的研究，我們認為至少有4個方面的工作要做：國際傳播的本體論研究、國際傳播史的研究、國際傳播“術”（技巧）的研究及國際傳播學科體系的理論研究。
國際傳播本體論要解決國際傳播是什么的問題，也就是國際傳播的定義問題。我們可以說傳播學研究“社會信息的傳遞和信息系統的運行”，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研究“國際間社會信息的傳遞和系統運行”?我們可以說新聞學研究“對新近變動事實的傳播”，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是“對新近變動的國際事實的傳播”，或者說是“對新近變動的事實的跨國傳播”?我們可以說國際關系學是研究“國際關系體系的運行和演變規律”，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是研究“國際傳播體系的運行和演變規律”?應該說上述說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準確地反映了現實。
在傳播學的體系建立過程中，美國學者拉斯韋爾提出的5個W的體系模式很有創建性，為傳播學界所廣泛接受。但實際上國際傳播在每個W的具體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傳播者方面，有人認為應該主要是指國家或國家的組織，有人認為還應包括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和有影響力的個人，還有像梅里特，則提出了三元模式。在傳播內容方面，有人認為主要是指國際新聞的傳播，有人提出政治、經濟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還有人則認為應該包括一切信息。在傳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認為主要是指大眾媒介，而且重點是電子媒介；有人則認為應包括人際交流的一切方式。在傳播受眾方面與在傳播者方面存在的問題一樣，有人認為應該有特定的傳播對象；有人則認為凡是面向國際社會的傳播都是國際傳播；而所謂國際社會，就是沒有國界的社會。與上述諸方面相比，可以說國際傳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樣在這一方面，“公共領域”理論、制碼解碼理論、“議程”設置理論、“文化霸權”理論都在大行其道。很明顯，只有對上述的分歧和爭論進行梳理和明確化，才能建立對國際傳播的本體論認識。
國際傳播史是對國際傳播進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礎。史學的最大特點就是其綜合性。恩格斯說過，我們只知道一門科學，這就是歷史學。一切現代社會科學都是從歷史學中分離出來的，一切現代學科的建立都離不開對該學科所探討的社會現象的歷史考察。對國際傳播的歷史考察也是我們必須做的工作。而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顯的缺陷。例如關于國際傳播的起源，有人從國際關系學角度出發，認為國際傳播始于16、17世紀近代國家的出現和國際關系的起源，這種說法忽略了傳播業的內在發展。有人從媒介發展的角度看，認為國際傳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訊社的成立和電報的出現（李瞻《國際傳播》1984，福特納《國際傳播：全球都市的歷史、沖突與控制》2000），這種說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報刊的作用。還有人則從國際政治角度考察，認為國際傳播發軔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各國的戰時宣傳，這種看法顯然比較狹窄。在眾多新聞史著作中，有關國際新聞史和國際傳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視，往往被擠在對外宣傳的角落。實際上，考查國際傳播史的起源與發展應考慮其本身內在的規律，并應綜合社會相關因素進行綜合研究。
國際傳播技巧主要研究國際傳播現狀和對策論方面的問題，也是國際傳播學深入研究的重要內容，應該包括世界傳播體系的框架及運行機制、國外重要媒體介紹、媒體信息的分類及量化、輿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與報道技巧、傳播者形象與傳播效果、國際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內容。需要說明的是，在這一方面更需要重視的是觀念的變化，應從政治宣傳的角度轉換到報道和經營的角度，注重對象研究，收聽率、收視率的研究。再好的宣傳沒有聽眾和觀眾只能是空談。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除了經濟技術原因外，經營方式和觀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國際傳播學的理論框架是一項不斷帶有總結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國際傳播能否作為一個綜合性的分支學科或問題研究而生存發展的關鍵。它所包括的內容至少有對國際傳播的本體認識、研究對象和目的、帶有理論抽象性的國際傳播史和現狀分析、國際傳播各種理論介紹、國際傳播體系的運行及控制、國際傳播技巧概述以及國際傳播的未來發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學的理論框架，國際傳播學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臺，從而在眾多的分支學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釋：
①80年代涉及國際傳播的書目原文：
1）Baskin,OtisW,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Organizations,Calif1980
2）Stevenson,Robert,ForeignNewsandNewWorldInformationOrderlowaStateUnivPr1984
3）（Mowlana,Hamid,GlobalinformationandWorldCommunication:NewFrontier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NY1986）
4）Fenby,Tonathan,TheIntermationalNewsServices:aTwentiethCentury,NY1986
5）Bamouw,Erik,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Communications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LesieJohn,CurrentLssuesi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0
2）Merrill,JohnCalhoun,GlobalJoumalism:Journe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1
3）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4）HerbertISchiller,BeyondNationalSovereignty: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the1990sNJ1993
5）AliMohammadi,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ndGlobalization:AcriticalIntroduction,London1997
②洛特非·馬赫茲：《世界傳播概覽—媒體與新技術的挑戰》，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9年，第97頁。
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頁。
④⑤轉引自郭慶光：《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37頁，第238頁。
⑥國際新聞在新聞中的比重問題，是一個需要進行實證性研究的問題。在早期的報刊中，其比例無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國第一份日報《每日新聞》，其創刊號的聲明就明確指出該報是以翻譯荷文、法文消息為主，“迅速、正確而公正地報道國外新聞”（見鄭超然等《外國新聞傳播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63頁）。中國最早的報刊也是以國際新聞為主，有的就以《各國消息》為報名（見白潤生《中國新聞通史綱要》，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26-30頁）。
進入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重要報刊《時代》周刊、《新聞周刊》、《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中用于國外新聞報道的頁數，占其總數的22-24%。（見威廉·哈森《世界新聞多棱鏡》，新華出版社2000年，第77-78頁）。
對新聞傳播學的認識理解范文第3篇
關鍵詞：傳播學；建構主義理論；多重參與；教學改革；教學實踐
《傳播學》課程是新聞學和廣告學本科生的高年級必修課，是面向具有初步新聞史和新聞學理論基礎或廣告學，廣告策劃知識基礎的，對新聞，廣告，尤其是媒介有初步了解的高年級學生的后續學科，因此各高校新聞和傳播專業普遍開設。
一、建構主義理論概要
建構的思想最早由認識發展領域最有影響的瑞士心理學家讓？皮亞杰提出的基于有關兒童心理發展的觀點，認為知識既非來自主體，也非來自客體，而是在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相互作用過程中建構起來的。他把認識看成是連續不斷的建構，即結構的發生與轉換才能解決認識論問題。另外兩個對建構主義思想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的還有杜威和維果斯基。杜威強調教育要植根于真實的經驗之中，教育要基于行動。維果斯基作為心理學家，深入研究了“活動”和“社會交往”在人的高級心理機能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強調社會可以對個體的學習發展起到重要的支持和促進作用。維果斯基還十分重視學生原來的經驗與新知識之間的相互作用，他把學習者的日常經驗稱為“自下而上的知識”，而把他們在學校里學習的知識稱為“自上而下的知識”，自下而上的知識只有與自上而下的知識相聯系，才能獲得成長的基礎[1]。由此可見，建構主義理論各流派都十分強調學習者的認知，學習行為的主動參與性。
二、傳統傳播學教學存在的問題
由于傳播學本身是一門新興的多理論融合的邊緣學科，理論性強，既有傳統社會科學理論發展而來的分析框架，也有著利用自然科學的數學工具分析社會科學的實證主義思維，使這一課程的學習需要多學科的知識鋪墊，令學生感到深奧晦澀，不易理解。教師主導的強制灌輸的教學模式下，面對缺乏自然科學訓練的文科學生，教師又容易產生對牛彈琴，泥牛入海的畏難情緒，最后對教學難點一帶而過，不了了之。傳統傳播學教學存在的問題如下：
（一）缺乏多學科尤其是自然科學，經濟學理論的課時鋪墊，教學效果差。
（二）教材理論性強，觀點凝練，語言晦澀，缺乏鮮活的解釋和例證，學生接受度低。
（三）教師一對多的傳統教學，缺乏互動性，影響教學效果。
（四）閉卷考核為主的考核方式，功能單一。
三、以學生為中心，多重參與，意義建構的教學方法
Ceary的理論認為，學習者在獲取知識的過程中往往根據自己需要、意向、態度、信念和情感對其進行認知加工[2] 。建構主義心理學理論認為，知識，經驗的建構不是一個被動形成的過程，而是學習者主動建構的過程，新的教學改革應以學生為中心，改變以教師為中心強制灌輸的授課方式。同時學生學習也是意義傳遞、消化、內化，并且建立新的知識框架結構的過程，因此，課本理論所要傳達的知識意義是至關重要的，傳遞成功與否，不僅僅是教師表達出來就夠了，關鍵是學生如何接受、解釋。因為傳播學相當一部分內容是在自然科學基礎上發展起來，沿用數學、統計等實證測量方法對社會科學進行分析而得出來的結論，因此教學時還要特別注意對自然科學相關理論的介紹，所以如何對文科學生進行自然學科內容的傳授，這也是傳播學教學上難點中的難點。美國技術史學者平奇（Pinch， T.）和比克（Bijker， W.）提出不同的社會群體對某一特定的人造物（概念，技術，理論等）的意義可以給予不同的解釋，人們可以使用相同的人造物（概念、技術、理論等）以廣泛不同的目的，對這種特定的人造物（概念、技術、理論等）的最終解釋，終止于相關社會群體對它的“修辭學爭論終止”，即通過相關社會群體的爭論導致“問題”最終解決[3]。我們將技術建構論應用到教學中，即特定的新的知識和理論不存在穩定的、預設的發展目的，而且其自身的意義也是不確定的。因此在教學中引入學生參與解釋理論是必要的，有益于學生批判思維的訓練。根據平奇的理論，我們把一個課堂上的不同學生組作為接受知識的相關群體，強調學生以多種形式參與到課程教學里來，教師啟發學生對問題的思考。在問題的牽引下，學生課下主動閱讀增加理解，課上與教師和其他學生進行意義互動，在人際互動中碰撞，交鋒，最終建立自己的知識體系。
在這種互相協作分工之中，培養了學生對傳播學知識的意義理解，在辯論交鋒里，多種意義的解讀，多種路徑的問題解決方案，更容易激發學生的知識探求欲望，學生變的愛學、想學、會學，變被動為主動，課后推動課上，由傳統的教師和學生互動到學生和學生，學生和教師三方互動，共同建構，提高了教學效果。
四、教學實踐
（一）情景教學，引發興趣，彌補缺少自然科學課時的問題
在教學中廣泛運用案例教學法。結合傳媒熱點問題，讓學生積極參與收集整理傳播案例，并在課堂上進行剖析，以加深學生對傳播學理論的理解。針對新聞學專業本科生自然科學理論基礎薄弱的現實，按照課時進度，鼓勵學生做好讀書筆記，作為當次課堂教學內容的鋪墊，在授課之前由學生朗讀分享。根據建構理論的指導，要求讀書筆記拋棄長篇大論的敘述，著重從相關學科發展史上有趣的人物軼事、科學趣聞等入手，把學生帶入學科情景中以了解其主要論點。比如，符號論可以從蘇格拉底的修辭學入手，還原古希臘人辯論的場景，由此引發學生的興趣，增強代入感，彌補自然科學理論基礎的不足。
（二）以傳播學史的介紹為傳播學理論的晦澀解讀做鋪墊
比如通過介紹傳播學集大成者施拉姆之所以關注傳播效果，部分原因是基于治愈童年口吃，表達困難的努力。介紹拉扎斯菲爾德24歲即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就是因為對一戰各國宣傳手段的詳細研究和總結，這些總結至今依然適用于各國戰爭動員等，使書本理論通俗化。
（三）善于使用多媒體教學手段，增強知識的感性體驗
根據教學需要，把教學內容涉及的事物、現象、過程全部再現于課堂，特別是結合新聞傳播、文化傳播和廣告傳播等方面的影像資料，通過多媒體手段動態地表現出來，將師生置身于同一傳播情境之中，由現象到本質逐步地剖析問題，使抽象的教學內容化深為淺、化難為易、化遠為近、化虛為實，更加形象化、簡單化，從而使學生能更加深刻地理解講課的內容[4]。
（四）分組參與，共同討論，分組考核
建構主義理論觀點對于教學和課程設計有重要的實踐意義（Phillips，1995）。最直接的建議是使學生主動參與到他們的學習之中，并提供能挑戰他們的思維、迫使他們重組觀念的經驗。
蘇聯心理學家維果斯基從“文化──歷史”發展理論角度發展建構主義，他認為，人的高級心理機能亦即隨意的心理過程，并不是人自身所固有的，而是在與周圍人的交往過程中產生與發展起來的，是受人類的文化歷史所制約的。其實現的具體機制是通過物質工具，如刀斧、計算機等，以及精神工具，如各種符號、詞和語言等實現的[5]。維果斯基特別強調人的活動和社會交往在人的高級心理機能發展中的突出作用。他認為，高級的心理機能來源于外部動作的內化，這種內化不僅通過教學，也通過日常生活、游戲和勞動等來實現。另一方面，內在的智力動作也外化為實際動作，使主觀見之于客觀。內化和外化的橋梁便是人的活動。這一思想對正確理解教育與人的社會活動之間的關系，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我在教學別強調學生的多重參與，強調激發學生的主動性，變過去單向呆板的試卷考核為引導學生參與的分組學習，競爭討論。將班級分成五組學生，按照傳播學中最重要的五大研究方向進行分類，每一組學生承擔一個研究方向，課下進行信息搜集，背景分析，主流觀點匯聚等工作。因為不同的研究方向看待同一傳播現象的角度不同，這客觀上刺激學生從不同研究角度進行探討，甚至是競爭辯論，教師和其他學生就可為每一組學生的集體表現進行打分。教師提前兩周公布主講課題，課題一般為某一傳媒的新聞，或者當紅娛樂節目，比如“爸爸去哪兒了”等，要求學生利用所學的傳播學理論或新聞學知識，運用文字、聲音、圖片、視頻影像等多媒體手段，采用辯論賽、電視演播室、課堂講解等多樣化方式，來分析教師規定的課題，時長為40-45分鐘。到了講課環節，教師與學生進行了角色互換，教師坐到了學生席位上，講課小組的學生則走上了講臺為其他同學演繹和解釋某傳媒現象或電視節目。這時學生真正成了課堂上的主角，娓娓道來或激烈爭論，學生講課結束后，老師花5-10分鐘時間對講課內容進行補充，并對學生的表現進行現場點評和鼓勵。通過這樣的激勵措施，讓學生主動參與到自己的學習中來，迫使他們為競爭吸收知識，通過競爭遇到阻力進行思考，最后重組自己的觀念，有效達到學習知識的目的。
五、結語
傳播學是新聞學專業和廣告學專業的專業必修課和主干課。在結合新聞學專業特點和我校具體情況（我校沒有設立廣告學專業，新聞學主要招收文科考生）基礎上，本文分析了本課程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新聞學專業中傳播學課程的教學改革及實踐方法。著重從知識意義的建構角度，進行了一系列的教學改革，實踐證明，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參考文獻】
[1]高文.維果茨基心理發展理論與社會建構主義[J].全球教育展望，1999（04）：10-14
[2]戴爾 H.申克（著），何一希等（譯）. Learning Theories： An Educational Perspective[M].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12
[3]Wiebe E. Bijker，Thomas P. Hughes， Trevor Pinch.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Anniversary ed.）[M]. The MIT Press，2012
對新聞傳播學的認識理解范文第4篇
[關鍵詞]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目標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超級秘書網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1]單波.反思新聞教育[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對新聞傳播學的認識理解范文第5篇
一、哲學解釋學概述
顧名思義，解釋學是對理解的理解，可以狹義界定為關于理解的學說。解釋學又叫"詮釋學”。解釋學廣義上是指對于文本的意義的理解和解釋的哲學或理論，它強調忠實客觀地把握作者和文本的原意。解釋學中固然很重視“理解”，而這種“理解”隨著解釋學的不斷演變發展而呈現出越來越廣泛的趨勢，囊括了對自然，社會和文本的理解。解釋學既是方法論問題，也是認識論問題，即通過各種方法弄清楚研究對象的意義，它高度重視文字資料。
回顧解釋學的演變過程，大致可以將它分為：
1, 古典解釋學：解釋學的第一 階段，興起于19世紀，主要代表是施萊爾馬赫和狄爾泰的方法論解釋學。
2, 現代解釋學：解釋學發展的第二 階段，開創于20世紀，代表人物是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他們把對解釋學的研究由認識論和方法論性質上升為本體論性質，并逐漸發展為哲學解釋學。
3, 當代解釋學：解釋學發展的第三階段，代表人物有赫希，利科和艾柯，他們認為應該在全新的基礎之上重構文本的客觀性。
二、解釋學與新聞傳播學的關系探討
1, 解釋學的“文本觀”對新聞傳播的啟示
法國著名哲學家保羅*利科給“文本”下的定義是通過書寫固定下來的任何話語。也就是說，無論形式如何，我們解讀的文本應包§所有書寫來的東西。那么，把文本概念引人到新聞傳播活動中，則是指由特定的符號語言系統組成的供受眾進行觀賞的特定新聞表現形式，它應包括報紙和雜志上的消息，通訊，特寫以及廣播，電視，網絡等等眾多的形式。但是，從這角度理解文本不具有根源性。從根源上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任何理論和學說都是在對一定‘文本’解讀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而人類的生活實踐是一切解讀的最終文本。”由此可以看出，當今社會科技飛速發展，那些廣播中的音頻，電視中的視頻，網絡中的多媒體的新聞作品理應在文本解讀的行列之中。
在新聞傳播活動中.文本選擇至關重要。一文本，是否能夠把新聞事件或新聞事實真實，客觀的呈現出來，決定著它能否最終成為新聞而報道出來。可以說，真實和客觀是衡量文本的重要因素。縱觀某傳播過程，我們不難發現，當一新聞作品問世以后，受眾對這作品的理解要以文本自身為基礎，他們希望自己的解擇與新聞事實的實質內容保持一致。其實，這種“一致”理論上是一無止境的“對話”過程。但是，每一新聞都具有一定的時效性，加之受眾的觀賞時間受限，這樣的“對話”過程在現實中是一有限的過程。
2, 新聞事實與“解釋的事實”
新聞是“新近發生的事實”.這似乎揭示了“新聞=事實”這定理.但是新聞文本的事實雖然是實際發生的事實，但它是傳者最終選擇的事實。也就是說，傳者在事實成為新聞的過程中充當了“把關人”的角色.傳者首先要根據新聞傳播價值衡量現實事實.然后選擇性地對事實加以報道.從而構成新聞文本要傳播的新聞事實。
解釋學認為，偏見產生于理解的歷史性，理解的這種“歷史性”使得原本純正的“客觀性理解”站不住腳。伽達默爾指出，“不是我們的判斷，而是我們的偏見構成了我們的存在。”盡管新聞文本要求真實客觀，但客觀事實是一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新聞報道不可能是全方位的，面面俱到的，所以，最終的新聞報道取決于傳者所看到的新聞點，新聞點的選取在于傳者既定的傳播主體意識中。不同的傳者會有不同的閱歷，在對某1、新聞事件的背景，來龍去脈進行探究和采訪的時候，記者往往會憑借自己固有的知識經驗來推斷某一事件的發展態勢，這樣被報道出的新聞不可能完全沒有“偏見”。
3, 解釋的語言載體與新聞文本的意義生成
眾所周知，一完整的新聞傳播過程包括事實—新聞—傳播者—受眾。那么，新聞文本的生成也就是傳播者先形成思想意義.再編輯信息材料，然后再選擇符號載體。
語言是解擇學重點強調的一載體。解釋學認為，語言在解釋和理解中扮演了橋梁的作用，無論是何種解釋和理解，都是在交流和對話中進行，也就是通過語言來完成的。伽達默爾曾提出“語言游戲說”。他指出，解釋活動的雙方（解釋者與文本）的互動對話就仿佛處在游戲中，表現出一種自由呈現的結構。文本生存于這種結構中，作為游戲的一方，其語句的內涵意義也來自對話的情景。情景不同，意義則不同。
新聞文本的解釋即新聞語言的解釋。人們R有掌握了新聞語言才能準確把握新聞文本本身的內涵。人們通過語言來表現對世界特有的觀點或態度，R有語言才能本真表達人與世界的本質聯系。語言把新聞傳播者與世界，與受眾連接起來，在什么樣語言下.就有什么樣的新聞事實。同一1、信息文本可能就因為語言的差異而產生理解的偏差，因此，對于新聞傳播者來說，正確使用解釋的語言載體，才能更好的詮釋新聞真正的文本意義。
4, 解釋學的“問題視域”對新聞傳播的啟示
“問題視域”是伽達默爾提出的一1、概念。通俗講，視域就是看視的區域，它是指立足某1、點，向這1、點各1、方向所能看到的一切。伽達默爾所說的“問題視域”與我們平時所說的“問題意識”其實是一樣的。在新聞傳播活動中，受眾R有取得一定的問題意識，才有可能真正理解新聞文本的內涵。
實際上，真正還原新聞事件是不可能的，比如：地上有一裝著半瓶酒的酒瓶，樂觀者說：“瞧，還有半瓶酒呢！”悲觀者說：“R剩半瓶酒了！”正如有多少讀者，就可能有多少哈姆雷特一樣，新聞的真實并沒有絕對的標準。受眾在不斷理解新聞文本的循環中，看侍問題的“視域”不斷被擴大或轉移，從而使得他們的“問題意識”也不斷被激發，"問題意識”的符號意義不斷轉換，這種轉換最終又會通過回到真正理解新聞文本中體現出來。
從一方面講，新聞傳播中的受眾作為解釋者，其有無問題意識影響著文本的解釋，所以，新聞傳播中應盡可能激發或引導作為解釋者的受眾的“問題意識”，從而取得更好的傳播效果；另一方面.對新聞事件的解讀又受到文本的制約，新聞報道中出現的各種評論，各種解釋都在調整和更新著讀者的“問題意識”,促使讀者對新聞的解釋不斷深人和變化。因此，在新聞傳播實際活動中，新聞報道應與多數受眾產生“視域重合”，避免“零重八”。
三、結語
解釋學作為一種起源于文本闡釋而又發展為主要是人文學科理解研究的哲學，它與新聞傳播學的研究有很多相通之處。解釋學的許多觀點為我們提供了特有的理論支持，在新聞傳播中也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從解釋學視角來看，新聞傳播實踐應從“文本選擇”和“問題意識”兩方面汲取思維資源，拓寬新聞研究視野，提高新聞從業者的素質，增強新聞文本的客觀性，從而使新聞傳播學如虎添翼般苗壯地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