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勞動經濟學的理論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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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勞動經濟學的理論前提范文第1篇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比較

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對象上具有共同性，即研究的都是社會經濟現象。然而，兩者在研究的過程中卻走向了兩條不同的方向。以下就從前提假設與研究方法；研究的側重點；建立的理論基石；對價格的認識；對企業的認識；對利潤獲取方式的認識及分配方式七個方面對兩者進行初步的比較。

比較一：前提假設與研究方法不同。

政治經濟學的前提是勞動價值論(勞動二重性理論)。商品是由勞動生產出來的。任何勞動，一方面是與其他勞動不同的具體勞動，另一方面又是與其他勞動相同的抽象勞動。具體勞動創造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創造價值。剩余價值是由雇用工人所創造的新價值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超過勞動力價值以上的部分。資本家通過榨取剩余價值不斷進行資本積累，并不斷提高資本有機構成，并最終導致經濟危機。即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遵循從商品出發，到商品的二重性，到勞動二重性，再到剩余價值理論，直到得出資本主義必將滅亡結論的唯物主義的研究方法。

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前提是經濟人假設(人是利己的，自私自利的，他所作出的選擇是為了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前提是對人性的假設，可見其是建立在唯心主義的基礎之上。

比較二：研究的側重點不同。

政治經濟學側重研究的是社會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研究的是隱藏在經濟問題下的生產關系問題。這是由馬克思揭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產生、發展、滅亡的運動規律這一時代任務決定的，屬于社會制度領域。

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側重點是選擇問題(資源配置問題)。也就是研究人的欲望無窮性與資源稀缺性之間的矛盾問題。稀缺性決定了每一個社會和個人必須做出選擇。欲望有輕重緩急之分，同一種資源又可以滿足不同的欲望。選擇就是用有限的資源去滿足什么欲望的決策。屬于價值選擇問題。

比較三：建立的理論基石不同。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石是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學說。剩余價值學說的創立，完成了政治經濟學的偉大革命，這是馬克思的偉大發現和劃時代的貢獻。在馬克思創立剩余價值價值理論之前，空想社會主義者雖然猛烈抨擊資本主義制度，反對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但是，他們不懂得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和它產生、發展、和滅亡的客觀規律，找不到創造新社會的社會力量和正確道路，而是企圖勸說資產階級放棄剝削，以建立符合人類理想的平等制度，這只能是無法實現的空想。只有在剩余價值學說的基礎上，才能正確認識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對立的經濟根源，并進一步揭示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闡明社會主義必將替代資本主義的客觀必然性。

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基石是價格調節經濟的需求供給理論。供求決定價格，所以，供求的變動也會引起價格的變動。如果需求增加，則均衡價格會上升，均衡數量增加；同理可以推出，需求減少，均衡價格下降，均衡數量減少。如果供給增加，則均衡價格會下降，均衡數量增加。同理可以推出，供給減少，均衡價格上升，均衡數量減少。需求和供給變動所引起的均衡價格和均衡數量的不同變動在經濟學上稱為供求定理。它構成了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比較四：對價格的認識不同。

政治經濟學認為價格是由包含在商品中的勞動量決定的。價格的變動是兩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由金屬貨幣本身的價值量，或紙幣等符號貨幣所代表的價值量。另一方面是由供求關系決定的。

西方經濟學認為價格是由需求決定的。需求供給的變化是價格變化的原因。價格(即均衡價格)是在市場競爭過程中自發形成的。當某種商品的供給大于需求時，生產者為了把東西賣出去會競相降價；當某種商品的供給小于需求時，消費者為了得到東西會競相提價；當供給量與需求量相等時，既不會降價又不會提價，這時的價格就稱為市場上自發決定的均衡價格。

比較五：對企業的認識不同。

政治經濟學認為企業是資本家賺取剩余價值，剝削工人的工具。資本家通過企業運作不斷進行資本積累，并進一步投資以獲取更大的回報。從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看。資本積累來源于剩余價值的資本化，資本積累的規模與剩余價值的量成正比，與勞動者的工資相對量成反比，因此。在剩余價值分為資本和工資的比例一定的條件下，資本積累的數量取決于剩余價值的絕對量。資本家從雇傭勞動者身上榨取的剩余價值越多，資本積累的規模就越大，而資本積累的規模越大，資本家可以獲得的剩余價值就越大，企業的效益也就越好。

西方經濟學認為企業是市場經濟中的基本經濟單位，它購買各種生產要素進行生產向社會提供物品與勞務。企業也是經濟人，它生產的目的是實現自己的利潤最大化。西方經濟學認為產生企業的原因是市場經濟不是個人進行生產，然后進行交換，而是組織為企業進行生產，根本原因還是因為企業生產的效率高于個人。對這種效率的產生有不同的解釋，如企業內部實行專業化分工與團隊協作提高效率；企業的規模之大可以實現規模效益；企業可以更有效的籌集資金，或使用設備等等。

比較六：對利潤獲取方式的認識不同。

政治經濟學認為個別生產者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使自己的個別勞動時間小于平均勞動時間，同時資本家購買了這一特殊商品后，在生產的過程中，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創造了價值量大于勞動力價值的商品，資本家按商品價值出賣商品，不僅收回了資本價值，而且獲得了剩余價值。貨幣轉化為資本的過程，即在流通領域進行(資本家必須在流通領域購買到勞動力這一特殊商品)，又不在流通領域進行(價值增值發生在使用勞動力的生產過程)。全部過程都符合價值規律，即資本家購買或出售商品都是以價值為基礎的。整個過程的關鍵在于勞動力具有特殊的使用價值，他的使用價值創造出大于其自身價值的價值而獲利。

西方經濟學認為企業的利潤是由投入與產出、成本與收益之間的關系決定的。投入是生產中所使用的各種生產要素，包括勞動、資本、土地(自然資源)和企業家才能。產出就是產品或產量。成本是企業用于購買投入的支出，收益是企業出賣所有產出所得到的收人。當實現收益大于成本時就實現了盈利。

比較七：分配方式不同。

政治經濟學認為要按勞分配。這是因為勞動價值論認為，活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生產決定分配，分配反作用于生產。進一步說就是，生產的特定方式決定分配的特定方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決定資本主義分配方式，而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決定社會主義分配方式。社會主義分配方式是按勞分配。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論述自由人的聯合體時，馬克思就提出按勞分配的思想。他說，在這種聯合體中，每個生產者在生產資料中得到的份額，是由他的勞動時間決定的。勞動時間既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勞動中所占份額的尺度，因而也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產品的個人消費部分所占份額的尺度。

西方勞動經濟學的理論前提范文第2篇

我們回顧整個西方經濟思想的發展歷程，從亞當·斯密開辟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先河到西斯蒙第高舉人本主義經濟學的旗幟再到馬克思《資本論》的問世，可以說將人本主義的理念發揮到了極至。也正是基于對人的深切關懷，哲學與經濟之間才結下了某種不解之緣。正如馬克思所強調的那樣，哲學的觀察方法是“從現實的前提出發，而且一刻也不離開這種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種處于幻想的與世隔絕、離群索居狀態下的人，而是處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發展過程中的人。”[1]馬克思全部經濟學遺產，從最早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到其頂峰著作《資本論》，無不蘊涵著對人的尊嚴、自由和權利的執著追求，無不滲透著深切的人文關懷。它們不僅對政治經濟學、哲學、科學社會主義來說具有深刻的意義，而且對一般的經濟學、哲學也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馬克思的學生、后仰者們通過對這一理論體系的繼承、運用和發展，使得其日臻完善與成熟。那么，我們有必要對馬克思的經濟思想作以具體的探討。

1 人本主義和經濟學的統一

馬克思對經濟學的研究始于他對哲學問題的思考，科學的人本主義是他對經濟學研究的根本觀點和方法。自歐洲文藝復興時代以來，一系列重要科學發現和社會成果的取得都是建立在透過人本身來觀察、理解和洞悉人類社會的基礎之上的。馬克思曾高度贊揚這些成就所具有科學性的觀點和方法，稱之為“人本主義”。他批判地繼承歷本文由收集整理史上的人本主義，形成以“實踐”和“勞動”為人的主體活動和本質的唯物辯證的歷史觀和方法論，即科學的人本主義。他一方面從人本身及其勞動來理解一切社會經濟現象及其本質為“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并據此來闡明實際的經濟運動；另一方面從歷史發展著的社會經濟關系來認識人的豐富的現實性，認為“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3]，并以此來衡量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切進步。人本主義的哲學傳統和經濟學的統一，使他對經濟關系的研究和對人的研究達到了完全的統一。也正是基于這種統一性，馬克思在探討社會經濟運動規律的同時，更深入探討了人。

無論是亞當·斯密的本性論抑或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工具主義，基本上都是從孤立的個人出發來解釋一切經濟現象，與此相對立，馬克思經濟學的方法論是從“經濟關系人格化”出發，強調對人的動機和行為作出歷史的具體的解釋。如馬克思所說的：“在社會中進行生產的個人，……因而，這些個人的一定社會性質的生產，自然是出發點。”[4]鑒于方法論的不同，對人的動機、行為及其經濟現象的解釋自然也就產生了根本的差別。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作為社會的個人，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以往歷史的結果。“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5]因此，歷史地具體地分析經濟活動中的人及其動機和行為，便構成了馬克思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內容。相反，西方經濟學則排斥對經濟活動中的人作出歷史的具體的研究，導致了其經濟分析中的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其動機和行為只能由這些經濟范疇所涵蓋的經濟關系來解釋，經濟關系的客觀內容便成了經濟主體的主觀動機。

此外，馬克思從社會的個人出發來考察經濟問題，則必然要考慮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的歷史延續性。與之相悖，西方經濟學則從孤立的個人出發，把自利性和理性作為解釋一切經濟現象的萬能鑰匙，又勢必排斥經濟范疇的歷史性質，把特定的歷史的生產方式當作永恒的自然形式。馬克思認定人與物的關系是物質生產的內容，作為人與人關系的中介是經濟關系的構成部分。但，他更側重于研究物質生產過程中的人與人的關系，來豐富對人的現實性的認識，包括他們所處的社會地位、經濟活動的動機和行為，并通過分析這些動機和行為實現的社會形式，揭示特定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

2 “異化勞動”與經濟學中的人本性質

馬克思并不否定古典經濟學對勞動、資本、地產互相分離以及私有制和物化社會的交換、分工、商品價值等所作的客觀描述，而通過對“異化勞動”的批判，揭示了經濟學以勞動為根據的人本學性質。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系統地闡述了此觀點。在他看來，古典經濟學雖然確立了勞動是財富的主體本質，但它只關心勞動的某種經濟意義，不考慮勞動的屬人性質。它的無批判的前提和非歷史觀的形而上學性質，使國民經濟學從私有財產的事實出發，把社會交往的異化形式，作為本質和最初的形式，作為同人的本性相適應的形式確定下來了，并通過對“社會交往的異化形式”的分析肯定了私有制，從而肯定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掩蓋其非人化后果。因而，古典經濟學所理解的勞動并不是真實的人類勞動，而是異化勞動。它實質上是在勞動的概念上表述了異化勞動的規律。

“異化勞動”概念的提出，成為馬克思批判地研究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成果。它既分析和說明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事實”和經濟關系，又著眼于把人擺在首位和對現存社會進行價值評判。因而，自古典經濟學之后，與西方經濟學抽象掉勞動概念的人本性質，降低勞動范疇在揭示人的本質、人的社會經濟關系乃至社會歷史發展規律中所處的基礎地位不同，馬克思的批判強化了勞動范疇在其經濟學體系中的核心地位，也強化了其經濟學的人本性質。

這種批判首先使反映經驗事實的經濟學范疇得以從人的勞動及其本質來揭示其發生和發展的邏輯。馬克思將經濟學的客觀范疇直接回歸至人的本質活動的根源，把私有財產的起源問題變為異化勞動同人類發展的關系問題，通過異化勞動來解析私有財產及其經濟范疇的本質和起源，并把其理解為發展著的歷史本身產生出來而又加以揚棄的歷史暫時現象，使這些范疇得到合乎歷史主義原則的解釋。馬克思說：“正如我們通過分析從異化的、外化的勞動的概念得出私有財產的概念一樣，我們也可以借助這兩個因素來闡明國民經濟學的一切范疇，而且我們將發現其中每一個范疇，例如商業、競爭、資本、貨幣，不過是這兩個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開了的表現而已。”[6]這條線索開辟了直到《資本論》的全部馬克思經濟學的批判研究的道路。

同時，這種批判還使經濟學得以全面展開關于經濟異化和人的發展的研究。在異化勞動概念上，馬克思深刻分析了勞動產品同勞動者異化、勞動本身同勞動者異化、人同自己的類本質異化、人同人之間相互關系的異化等客觀的經濟異化現象，提出了工人的解放至人類的解放是私有財產和異化勞動的揚棄，而這種揚棄只能是私有財產充分發展的結果。這揭示了私有制條件下財富的積累和勞動者的非人化發展的矛盾，也為當代人思考經濟發展和人的發展的關系提供了基礎和基本結構。

3 馬克思經濟思想人本主義的現實意義

哲學思維的最大特點在于反思，其本身即融合于對（下轉第6頁）（上接第40頁）人類生存問題的深切思考，是對人性在生活領域的深刻反省，是人的生存活動面向理性的逐步展開過程。大自然肯于把自主權交給人類，信賴的也主要是奠基于人性根基的這個理性自我反省的能力。于此，我們應看到經濟活動本身又蘊涵有許多“非人性”的因素，會自然產生一種趨勢——導致人性的扭曲或者說人的異化。功利原則和效率原則是經濟活動的兩條基本原則。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這兩條原則的結合，表現為對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不講功利和效率，人類社會就不可能進步。然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又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各種形式的物本主義，容易使人變得自私和貪婪，這兩者的結合便是人的罪惡之源。如亞當斯密在其《國富論》及《道德情操論》中所總結的那樣，人性中既有“野獸”又有“天使”的一面。前者，人是利己的；后者，則強調人的同情心。如此利己與利他、私欲與道德構成了市場經濟的內在矛盾。人的利己性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人本身的發展還處于“物的依賴性”的社會背景下表現出來的人的行為特征，一個符合人性的社會就應該承認人利己行為的合理性。“物質文明是經濟發展的碩果，人間罪惡也有其經濟根源。”[7]在私有財產存在的條件下，只要有經濟活動，就會有自發產生惡的趨勢。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經濟活動是把雙刃劍。

西方勞動經濟學的理論前提范文第3篇

關鍵詞：經濟； 人性；以人為本； 理性； 反思

中圖分類號：B0322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05－0174－03

我們回顧歷史，就會發現經濟與哲學之間一直潛存著某種若即若離的聯系，盡管這些聯系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間接的；有些是清晰的，有些是模糊的；有些是內在的，有些是外在的，但總體來說，不論是古典經濟學，還是現代經濟學，都蘊涵著某種哲學前提。正是同樣基于對人的深切關懷，哲學與經濟之間才結下了不解之緣。正如馬克思所強調的那樣，哲學的觀察方法是“從現實的前提出發，而且一刻也不離開這種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種處于幻想的與世隔絕、離群索居狀態下的人，而是處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發展過程中的人。”[1]

一、西方經濟思想歷程中的人本理念

人類經濟活動的展開為經濟思想的發展提供了豐富而翔實的理論素材和可追根溯源的活動線索。我們回顧經濟思想的發展歷程，從亞當?斯密開辟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先河到西斯蒙第高舉人本主義經濟學的旗幟再到馬克思《資本論》的問世，將這一人本理念發揮到了極至。從最根本的意義上講，所有人類活動的基礎，或者說出發點，都是人及其個人需要。用亞歷山大?索爾齊尼特辛的話來說：“劃分善惡的界限不是意識形態、哲學觀、階級或國家，而是每個人的心。”[2]

西方主流經濟思想經歷了從亞當?斯密開始，中經馬歇爾直至當今的薩繆爾森這樣一個相互繼承的發展歷程。圍繞個人主義而展開是西方主流經濟思想的邏輯前提。斯密、邊沁、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很早以前就致力于從抽象的永恒經濟人或人性出發來研究經濟和社會問題。亞當?斯密是人性在經濟領域的第一發明者和傳播者。“正是通過斯密的著作，18世紀關于人性的思想才傳到了經濟學家手里。”[3]而斯密構建經濟制度的倫理前提即是人類的“利己心”。目前，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們大都接受英國經濟學家羅賓斯對經濟學的定義，認為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作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間關系的人類行為的科學。為此，他們在基礎理論研究中，拋棄了勞動價值論，建立了邊際效用價值論，用于只研究人與物之間的關系；建立了均衡價格價值理論，用于只研究物與物之間的關系。

與主流經濟學將個人主義的利己心作為永恒最具影響的人性特征相比，19世紀初，西斯蒙第高舉人本主義的旗幟，挑戰傳統經濟思想潮流。他認為，經濟學的目標應當是“人”，這里的“人”不是單個人而是整個人類，財富只有在使“所有公民都能享有財富所代表的快樂時”[4]才是與經濟相關的。他把人的需要及其滿足視為經濟活動的第一（也是唯一的）目標，認為經濟學家的任務就是使人人都有可能過上最佳質量的生活。后經卡萊爾、拉斯金、霍布森以及圣雄甘地直至E.F.舒馬赫的發展，人本主義思想家執著于從社會環境、倫理道德的角度去分析社會制度、提倡社會改良、謀求人類福利，這些我們都可在其著作中窺見一斑，如約翰?霍布森就曾在其著作中花費大量心血，呼吁工作場所的人性化、尋求社會安全、改善社會弱勢群體的命運等。

而以哲學為武器高屋建瓴去解析經濟現象的莫過以馬克思為代表的。馬克思全部經濟學遺產，從最早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到其頂峰著作《資本論》，無不蘊涵著對人的尊嚴、自由和權利的執著追求，無不滲透著深切的人文關懷。它們不僅對政治經濟學、哲學、科學社會主義來說具有深刻的意義，而且對一般的經濟學、哲學也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馬克思的學生、后仰者們通過對這一理論體系的繼承、運用和發展，使得其日臻完善與成熟。那么，我們有必要對馬克思的經濟思想作以具體的探討。

二、馬克思經濟思想中的人本情懷

馬克思對經濟學的研究始于他對哲學問題的思考，科學的人本主義是他對經濟學研究的根本觀點和方法。自歐洲文藝復興時代以來，一系列重要科學發現和社會成果的取得都是建立在透過人本身來觀察、理解和洞悉人類社會的基礎之上的。馬克思曾高度贊揚這些成就所具有的科學性觀點和方法，稱之為“人本主義”。他批判地繼承歷史上的人本主義，形成以“實踐”和“勞動”為人的主體活動和本質的唯物辯證的歷史觀和方法論，即科學的人本主義。他一方面從人本身及其勞動來理解一切社會經濟現象及其本質，認為“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5]并據此來闡明實際的經濟運動；另一方面，從歷史發展著的社會經濟關系來認識人的豐富的現實性，認為“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6]并以此來衡量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切進步。人本主義的哲學傳統和經濟學的統一，使他對經濟關系的研究和對人的研究達到了完全的統一。也正是基于這種統一性，馬克思在探討社會經濟運動規律的同時，更深入地探討了人。具體來看：

首先，從社會歷史范疇具體研究經濟活動中的人。無論是亞當?斯密的本性論抑或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工具主義，基本上都是從孤立的個人出發來解釋一切經濟現象，這也是對古典自由主義所開創的西方經濟學哲學傳統的一脈相承。而與此相對立，馬克思經濟學的方法論是，從“經濟關系人格化”出發，強調對人的動機和行為作出歷史的具體的解釋。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在社會中進行生產的個人……因而，這些個人的一定社會性質的生產，自然是出發點。”[7]鑒于方法論的不同，對人的動機、行為及其經濟現象的解釋自然也就產生了根本的差別。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作為社會的個人，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以往歷史的結果。“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8]因此，歷史地具體地分析經濟活動中的人及其動機和行為，便構成了馬克思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內容。而與之相反，西方經濟學則排斥對經濟活動中的人作出歷史的具體的研究，這樣也就導致了其經濟分析中的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其動機和行為只能由這些經濟范疇所涵蓋的經濟關系來解釋，經濟關系的客觀內容便成了經濟主體的主觀動機。

此外，馬克思從社會的個人出發來考察經濟問題，則必然要考慮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的歷史延續性。而與之相悖，西方經濟學則從孤立的個人出發，把自利性和理性作為解釋一切經濟現象的萬能鑰匙，又勢必排斥經濟范疇的歷史性質，把特定的歷史的生產方式當做永恒的自然形式。馬克思認定人與物的關系是物質生產的內容，作為人與人關系的中介是經濟關系的構成部分，但是，他更側重于研究物質生產過程中的人與人的關系，來豐富對人的現實性的認識，包括他們所處的社會地位、經濟活動的動機和行為，并通過分析這些動機和行為實現的社會形式，揭示特定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

其次，從勞動范疇強化經濟學的人本性質。馬克思并不否定古典經濟學對勞動、資本、地產互相分離以及私有制和物化社會的交換、分工、商品價值等所作的客觀描述，而是通過對“異化勞動”的批判，深刻揭示了經濟學以勞動為根據的人本學性質。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這種觀點。在他看來，古典經濟學雖然確立了勞動是財富的主體本質，但是，它只關心勞動的某種經濟意義，而不考慮勞動的屬人性質。它的無批判的前提和非歷史觀的形而上學性質，使“國民經濟學從私有財產的事實出發，但是，它沒有給我們說明這個事實。”[9]它“把社會交往的異化形式，作為本質和最初的形式，作為同人的本性相適應的形式確定下來了”[10]，并通過對“社會交往的異化形式”的分析肯定了私有制，從而肯定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掩蓋其非人化后果。因而，古典經濟學所理解的勞動并不是真實的人類勞動，而是異化勞動。它實質上是在勞動的概念上表述了異化勞動的規律。

“異化勞動”概念的提出，成為馬克思批判地研究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成果。它既分析和說明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事實”和經濟關系，又著眼于把人擺在首位和對現存社會進行價值評判。因而，自古典經濟學之后，與西方經濟學抽象掉勞動概念的人本性質，降低勞動范疇在揭示人的本質、人的社會經濟關系乃至社會歷史發展規律中所處的基礎地位不同，馬克思的批判強化了勞動范疇在其經濟學體系中的核心地位，也強化了其經濟學的人本性質。

這種批判首先使反映經驗事實的經濟學范疇得以從人的勞動及其本質來揭示其發生和發展的邏輯。馬克思將經濟學的客觀范疇直接回歸至人的本質活動的根源，把私有財產的起源問題變為異化勞動同人類發展的關系問題，通過異化勞動來解析私有財產及其經濟范疇的本質和起源，并把其理解為發展著的歷史本身產生出來而又加以揚棄的歷史暫時現象，使這些范疇得到合乎歷史主義原則的解釋。馬克思說：“正如我們通過分析從異化的、外化的勞動的概念得出私有財產的概念一樣，我們也可以借助這兩個因素來闡明國民經濟學的一切范疇，而且我們將發現其中每一個范疇，例如商業、競爭、資本、貨幣，不過是這兩個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開了的表現而已。”[11]這條線索開辟了直到《資本論》的全部馬克思經濟學的批判研究的道路。

同時，這種批判還使經濟學得以全面展開關于經濟異化和人的發展的研究。在異化勞動概念上，馬克思深刻分析了勞動產品同勞動者異化、勞動本身同勞動者異化、人同自己的類本質異化、人同人之間相互關系的異化等客觀的經濟異化現象，提出了工人的解放從而人類的解放是私有財產和異化勞動的揚棄，而這種揚棄只能是私有財產充分發展的結果。這不僅揭示了私有制條件下財富的積累和勞動者的非人化發展的矛盾，也為當代人思考經濟發展和人的發展的關系提供了基礎和基本結構。

三、論閾開辟與理性反思

我們知道，哲學思維的最大特點在于反思，即黑格爾所稱的“思辨的思維”。而理性對人類切身利益問題的反思決不等同于黑格爾式的反思活動，黑氏的反思僅局限于思維活動自身的清理，不過是使既定的概念及范疇體系化。我們所提倡的“理性反思”作為理性的自我反省，是理性自身的兩重化、理性的自我“超越”。其本身即融合于對人類生存問題的深切關懷，是對經濟發展趨勢的深層剖析，是對人性在生活領域的深刻反省，是人的生存活動面向理性的逐步展開過程。理性反思之所以能夠對理性起到自我監控、自我批判、自我矯正的作用，主要就是基于人類自然和歷史生存的人性根基。大自然肯于把自交給人類，信賴的也主要是奠基于人性根基的這個理性自我反省的能力。鑒于此，我們以理性反思的方式來審視整個經濟活動的發展歷程，其恰恰折射出的是人對自我本性的深刻思考、探索與復歸的運行軌跡。一言以蔽之，經濟發展的關鍵仍然是人。

但我們同時應該看到，經濟活動本身又蘊涵有許多“非人性”的因素，會自然產生一種趨勢――導致人性的扭曲或者說人的異化。功利原則和效率原則是經濟活動的兩條基本原則。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這兩條原則的結合，表現為對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不講功利和效率，人類社會就不可能進步。可是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又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各種形式的物本主義（如主義、拜物教、拜金主義等），容易使人變得自私和貪婪，這兩者的結合便是人的罪惡之源。正如亞當?斯密在其《國富論》及《道德情操論》中所總結的那樣，人性中既有“野獸”的一面，又有“天使”的一面。從前者出發，人是利己的；而從后者出發，人是有同情心的。也正是這種利己與利他、私欲與道德構成了市場經濟的內在矛盾。人的利己性實際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人本身的發展還處于“物的依賴性”的社會背景下所表現出來的人的行為特征，一個符合人性的社會就應該承認人利己行為的合理性。“物質文明是經濟發展的碩果，人間罪惡也有其經濟根源。”[11]在私有財產存在的條件下，只要有經濟活動，就會有自發產生的惡的趨勢。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經濟活動是把雙刃劍。

21世紀經濟發展的趨勢之一，是逐步從物本主義經濟轉向人本主義經濟。當代市場經濟的運行正在發生著革命性的變化，新的經濟倫理已成為經濟發展模式選擇的關鍵，“以人為本”、“以德治商”的普遍推行，傳遞著經濟發展的人性化趨勢的信息。這一趨勢突出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其一，道德理性因素日益內化在生產力中，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有力杠桿，良好的道德和法制環境愈來愈成為投資和消費信心的基石，信譽和品牌愈來愈成為市場的占有和開拓的憑證；其二，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核心促使現代經濟觀念孕育著重大突破，人道的原則日益成為生產關系調整的首要原則，和諧與互信關系取代物質激勵成為主要整合方式，共生互利取代無情競爭成為市場主動力。而無論著眼于哪一方面，長遠的、整體的利益高于眼前的、暫時的、局部的利益，這已是歷史顯現的大趨勢，惟利是圖、認錢不認人的市場理念，正在成為過去。事實表明，在今天，建立在滿意基礎上的顧客忠誠度已成為企業贏利的首要保障，而企業能否做到這一點取決于員工對企業的滿意和忠誠。正是基于這一事實的確認，當代經濟學家們才紛紛指認“市場經濟是道德經濟”，現代大企業才努力塑造“以人為本”的企業文化。

總之，人既有渴望真理和智慧的理性因素，又有趨于塵世幸福的欲望或非理性因素。作為人類與生俱來的非理性，既是與理性相矛盾的生存要素，又是理性的必要補充形式，正是非理性的介入，恰恰激活了理性從而賦予了生存以現實開放性并促成了人類發展的歷史性飛躍。因此，人作為一種總體性的現實存在，只能不斷追求理性、趨于理性。我們以理性反思來洞悉經濟發展的這種人性化趨勢，既是以辯證統一的觀點來分析問題，又是借這種反省評價的方式使得經濟發展的邏輯脈絡日漸清晰地展開，以更有利于現實問題的解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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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勞動經濟學的理論前提范文第4篇

到2030年，中國或將變成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中國的經濟現象會成為最重要的經濟現象。中國經濟繼續向前的轉型發展之路是艱難的，在轉型中，還將存在更多的矛盾沖突。我們要堅持以本土化的研究思想了解中國的發展階段特性，用現在主流的經濟研究方式研究經濟轉型，這樣才能讓中國的偉大復興成為一個真正可以實現的目標。

推動中國經濟學的創新有三個來源：中國的經濟現象、了解作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發展階段特性的不同、用西方主流的范式來研究。

揚棄西天取經

研究中國問題，要有一種長足心態，必須把現有理論拋開，深入研究中國經濟現象背后的條件是什么，決策的目標是什么，應該采取怎樣的措施等。從西天取的經，都是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所提出來的，看似對發展中國家問題解釋得很好，但如果真的應用，結果將與預期相差甚遠。原因在于理論是否適用，決定理論的條件和前提是否存在。

現有的理論不能指導我們更好轉型，發展中國家永遠趕不上發達國家，因為發達國家發展的是先進生產力，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是落后生產力。根據主流理論去轉型，開始可能建立起一些現代化的大產業，但很快經濟會陷入到停滯。要揚棄西天取經，因為西天取的經來自于發達國家，也必然是以發達國家的發展階段、社會制度等為理論前提，中國強行嫁接只會出現“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問題。

要實現中國經濟理論的創新與發展，應該在發展中國家，根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現象，了解其背后成功和失敗的道理，提出新的理。而提出新的理論必須要有繼承與揚棄。這種情況下，中國經濟學界要進行理論創新與發展，就必須深入研究中國的經濟現象。因為新的理論總是來自于新的現象，但中國的現象如何來理解，一個是必須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因為講的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作為發展中國家，研究當然是希望前進，必須從基本道理中尋求認識。一個是以現代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和范疇來進行研究。只有以現代經濟學的研究范式研究出來的成果才能和世界經濟學界進行交流溝通。

引入自生能力

認識到中國問題不能完全用西方主流經濟理論來研究以后，就可以開始對新結構經濟學的研究。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與西方主流研究方式的結合點是在要素稟賦和結構上。一個國家要在產業上、收入水平上趕上發達國家，前提條件是其要素稟賦結構要趕上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勞動力相對豐富，資本相對稀缺，所以應該想方設法增加資本在其稟賦結構中的比例。這就必須利用其現有的要素稟賦結構，按照比較優勢發展最有競爭力的產業，創造最多的剩余和最快的積累，從而提升要素稟賦結構。要素稟賦提升以后，原來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會失掉比較優勢，而新的優勢產業也會涌現，這樣產業升級就變得可能。另外，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有自生能力的企業決定了是有比較優勢的企業，隨著資本積累增多，將成為資本密集型產業。

新經濟結構理論中把企業自生能力引進現代經濟研究領域。引進企業自生能力概念以后，對發展、轉型以及經濟運行都會有很多不同看法。

從發展的角度看，經濟發展的目標是收入水平不斷提高，這就要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需要企業從勞動相對密集的產業向資本相對密集的產業不斷轉型升級。轉型升級的前提條件是，如果是內生，就必須改變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要素稟賦狀況，根據每個發展階段的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來推動經濟發展。從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有競爭優勢就會產生剩余，有剩余才會有更高的積極性進行積累，資本從相對短缺變成相對豐富，然后產業就會不斷升級。

從轉型的角度來看，企業自生能力概念可以對很多轉型現象中的一些矛盾現象提出合理解釋。比如，轉型中的國家開始轉型的時候，認為休克療法是最好的方法，漸進雙軌是最糟糕的方式。但是如果有了企業自生能力這個概念以后，會發現在轉型之前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政府按照休克療法補貼的話，這些產業就會，之后會造成極大的失業，社會不穩定，經濟不發展。任何當局者都不會允許這種狀況發生，無論是把補貼都取消掉還是繼續補貼，效率都是很低。漸進雙軌被認為是最糟的方式，但同時又最務實。漸進雙軌是一方面政府給予企業補貼，另一方面放開比較符合當時發展狀況的企業的準入，不僅準入，而且發揮政府的因勢利導作用，實現經濟穩定和高速增長。

認識階段特征差異

在不同發展階段國家，金融結構、人力資本、貨幣政策是不一樣的，經濟運行理論創新與發展路徑會有所不同。

發達國家資本密集，產業技術升級必須依靠發明，這其中風險很大，所以必須有良好的金融安排。這對發展中國家并不好使，發展中國家有自生能力的企業，一般勞動力較密集，資本需求少，且風險生產的產品成熟。所以發展中國家的風險和資本需求與發達國家是不一樣的。

人力資本非常重要，但由于經濟發展階段不同，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企業不同，所需的人力資本結構是不一樣的。發達國家的產業發展在最前沿，技術都必須自己發明。所以發達國家的人力資本與發展中國家相比是更成熟的。在產業發展中，發展中國家要學習發達國家現有的技術，人力資源資本是不一樣的。

西方勞動經濟學的理論前提范文第5篇

一、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應處理好的六個關系

“政治經濟學必須發展，任何科學的理論都是時代的產物，政治經濟學也不例外”，“科學的理論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夠反映實踐和時代的要求，隨實踐和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只有能夠不斷從實際出發，不斷創新和發展的理論才是能夠指導實踐的理論”。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需要立足于新經濟帶來的現代社會形態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新階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經濟學能夠與時俱進，增強政治經濟學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力，追求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因此，在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六個方面的關系：

(一)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實現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要研究市場經濟問題，但在市場經濟問題的研究中政治經濟學側重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研究，通過人與人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中的關系的考察來解釋經濟的本質問題。而西方經濟學側重于經濟運行分析，研究資源配置及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要以市場經濟為中心，既要研究生產關系，又要研究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重視經濟運行分析。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以經濟學為主體，吸收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份，“借鑒西方經濟學從資源配置角度研究生產方式”，實現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融合互補，提高政治經濟學的學術生命力和對現實問題的解釋能力。

(二)處理好改革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在一定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從經濟改革的角度講，在理論的號召和指導下，可以使人們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識”，增強人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從而推動改革的深入進行。盡管30年來，中國改革的實踐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我國的改革理論仍處于滯后狀態。為促進改革理論的發展，應在對實際應用性問題研究的基礎上，加強理論研究，把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與改革理論的創新結合起來。一是提升改革理論研究水平，不斷加強對基礎理論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論的創新激勵機制，提高人們對基礎理論的研究積極性。二是處理好改革與實踐的關系，一方面要善于從改革的實踐中及時地總結、提升改革理論；另一方面要善于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用理論來指導實踐，并通過實踐驗證和修正理論。

(三)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這兩種方法，它們之間既有區別也有聯系。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應是統一的，相互補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沒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種盲目的、毫無價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定性更加科學、準確，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廣泛而深入的結論。從當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來看，定量分析占據主導地位，忽視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中要處理好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加強政治經濟學的思想創新。

(四)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分支學科的關系。改革開放之前，傳統政治經濟學居于中國經濟學的主導地位。“改革開放以后，由于傳統政治經濟學與改革開放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相脫節，其解釋和預測能力難以滿足實踐的需要，傳統政治經濟學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進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論創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經濟學分支學科的思想。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首先要處理好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借鑒和吸收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分。其次，要處理好與經濟史學的關系，從經濟學說史中吸取養分，繼承政治經濟學說史上的先進成分。同時從經濟史的演化過程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特別是要從中國改革30年的歷史事實中總結提煉經濟思想，以推進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發展。最后，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的關系，通過與經濟社會學、經濟哲學、經濟倫理學等經濟學分支學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經濟學的解釋力。目前經濟學的學科劃分太細，肢解了整體性，在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其他分支學科關系的過程中，要加強與其他分支學科的緊密聯系。

(五)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經濟學與歷史學科之間的關系。經濟學家托賓指出經濟學走到極致，將無限地接近于歷史學，因此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從史學中吸取養分，提高其創新力。二是處理好經濟學與哲學之間的關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需要價值判斷，價值判斷和價值主張對政治經濟學而言顯得尤為重要，而政治經濟學的爭端也往往歸結為價值論的爭論，“任何純理智的作用都不能決定關于最后價值的判斷”，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需要處理好與哲學之間的關系，在與哲學的交叉中獲得正確的價值判斷，建立政治經濟學的倫理基礎。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之間的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有著特殊的親緣關系，心理學與經濟學互涉的歷史發軔于近代英國經驗主義哲學，隨后經歷了一個從相互分離到再度結合的過程。隨著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政治經濟學自身的研究領域逐漸擴張，從而與心理學的研究領域產生了日益增多的交疊。所以在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創新過程中，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心理學的關系。

(六)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學學科的創新過程中，不僅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科學的關系，而且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一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關系。數學是研究現實世界的空間形式與數量關系的科學。其最鮮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嚴密的邏輯性和廣泛的應用性。經濟學與數學之間的結合開始于邊際主義，數理方式是現代經濟學方法論的標志，數理方法的運用不僅為經濟學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過數理的方法還可以發現規律，使經濟學具有科學的形式。保爾·拉法格在《憶馬克思》一文中提到馬克思對數學分析的評價，馬克思認為：“一種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物理學的關系。經濟學很早就從物理學中吸取思想方法，經濟學中所使用的機制、均衡、熵定律都是來自物理學，盡管經濟學不能和物理學一樣進行試驗，但是其研究方法對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中，需要處理好和物理學的關系。三是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在經濟學說史上，經濟學從社會生物學的發展中獲得大量好處，追究經濟學與生物學的相互關聯，就會發現兩者一直都是相互影響的。美國舊制度經濟學家將生物學上的演化引入經濟學，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論。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馬歇爾將生物學上的達爾文進化論引入經濟學，強調經濟的“連續原則”，篤信自然不能飛躍的格言，肯定經濟世界是不斷變化和緩慢成長的。因此，在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過程中，也需要處理好政治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

二、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要突出八個創新

新時期推進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在堅持對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傳承，尤其是對政治經濟學繼承的基礎上，要突出政治經濟學學科建設的八個創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疇體系是區分理論范式的兩個最重要標準，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關鍵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疇體系，需要從現實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將其增補進來，以使政治經濟學具有更強的時代特色。新時期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需要以政治經濟學理論為主體，吸收各種經濟學流派的科學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動政治經濟學學科本身的概念創新。結合變化了的新形勢和時代的新特點，賦予政治經濟學這門學科新的內涵，把它的性質界定為：研究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的學科。“特別是在資本、勞動力、剩余價值、剝削等問題上要有創新發展，從而提高經濟學的科學性”。二是引進新概念。如，“科學發展觀”、“利益和諧”、“現代財富觀”、“民營經濟”、“經濟全球化”、“社會主義新農村”、“幸福指數”、“和諧社會”、“發展方式轉變”、“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等，增強政治經濟學的生命力。

(二)拓寬新范圍。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為主體，吸收各個流派的科學觀點，在時間和空間上擴展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和解釋范圍。從時間看，理論闡述不只是從馬克思理論講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講勞動價值論時，要反映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觀，使人們從歷史演化的角度認識勞動價值論。從空間上來看，在分析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基本理論時，既分析資本主義，又分析社會主義，同時重點結合中國的現實。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探索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態：一是要反映現有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又要反映每一個理論形成的歷史、重大事件，還要闡述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既體現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深刻性，同時又體現歷史的厚重感。二是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新范式。進入21世紀以來，信息化的發展使世界現代化進程進入二次現代化過程，社會也由傳統社會向信息化社會轉型，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需要從變化了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基礎出發建立新范式。

(四)確立新對象。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學術界一致認為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它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而且政治經濟學不能孤立地研究生產關系，它要聯系生產力和上層建筑進行研究。在馬克思關于生產關系論證的基礎上，不僅要研究生產關系，而且要研究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其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中的關系及其運行機制；任務是探討人類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及其關系的一般規律。

(五)明確新主線。公平與效率關系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創新要圍繞調整宏觀經濟的公平與效率關系、實現社會和諧這一主線。圍繞這一主線抓住以下三個核心：一是在宏觀上以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宏觀結構平衡、價值平衡及其調節，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二是在微觀上以處理好企業利潤最大化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為核心，通過強調效率，在微觀上促進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又通過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實現社會的公平。三是在資源配置上以處理好效率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為核心，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相結合。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又實現和諧發展，并實現可持續發展，以促進和諧社會和資源節約型社會的實現。

(六)構建新體系。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正確處理“傳承與創新”的關系，構建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全新體系。在理論體系上，繼承傳統，立足現實，突破蘇聯范式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實現政治經濟學的轉型，建立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新體系。按政治經濟學的邏輯結構和理論的邏輯自洽性，理論體系應分為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生產理論、交換理論、分配理論、消費理論、宏觀經濟理論、經濟全球化理論等。每部分按歷史順序，按照從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邏輯，分為一般理論、資本主義理論與社會主義理論，最后具體到中國的現實。

(七)增加新內容。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堅持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的基礎上，結合變化了的世界經濟新形勢和新的時代特點，在內容上進行創新：一是根據情況變化，在角度上和內容上進行創新，如，將“對外開放理論”改為“經濟全球化理論”，主要研究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二是總結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30年來的經驗，把新理念、新現象和新問題加進去，增強政治經濟學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力。

(八)歸納新觀點。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系統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礎上，歸納出新的觀點。如，市場經濟發展的三個階段、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分類及目標、社會主義市場體系構成、經濟全球化中的兩種趨勢等。既使傳統理論得以繼承，又使各家觀點得以展現。

三、新時期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

政治經濟學學科創新要在其邏輯自洽性的基礎上，緊緊抓住體系創新這一主線，以與時俱進為基本原則，以突破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蘇聯范式和實現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轉型為目標，針對當前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兩分法的局限性，借鑒政治經濟學史上政治經濟學體系的三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以及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優秀傳統，以生產關系的四分法(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為指導，建立由七大部分構成的理論新體系。

(一)生產方式與基本經濟制度。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首先研究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最后研究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經濟制度。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壟斷資本主義到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演變，分析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征；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的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社會主義經濟改革。

(二)生產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生產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生產和社會主義生產。在生產的一般理論中，研究生產要素與生產過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資本、技術，生產的組織以及生產規模與再生產理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面，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貨幣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資本主義的再生產、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在社會主義生產的研究中，研究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社會主義的生產要素、社會主義的生產效益、社會主義的再生產、社會主義生產組織、社會主義企業、社會主義農村的經濟組織與中介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協調發展。

(三)交換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交換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交換和社會主義的交換。在交換的一般理論中，研究分工與交換、商品、貨幣、市場及市場體系和價值規律及其作用；在資本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商品交換、資本主義價值規律、資本主義競爭機制、資本循環與周轉以及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在社會主義的交換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規律以及社會主義市場體系。

(四)分配理論。沿著從一般到具體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和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分配的雙重含義及其相互關系、收入分配及其機制、初次分配及其決定、再分配及其調節、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及其實現；在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資、利潤、利息、地租以及資本主義的其他分配方式)、資本主義收入分配的調節；在社會主義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收入分配的性質與特征、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形式、社會主義再分配及其調節、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

(五)消費理論。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費的一般理論，再研究資本主義的消費和社會主義的消費。在消費的一般理論中，主要研究消費的雙重含義及相互關系、消費及其決定因素、消費結構與模式、消費的變化趨勢、消費與社會福利的增長；在資本主義的消費中，主要研究資本主義消費的性質與特點，資本主義的消費結構與方式、資本主義社會的福利制度；在社會主義的消費中，主要研究社會主義消費的作用與幸福指數、社會主義消費的結構及方式轉變、社會主義的消費模式及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