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模經濟思想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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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經濟思想的核心范文第1篇

關鍵詞：規模經濟；規模效率；非參數法；擬凹DEA；Translog生產函數

中圖分類號：F832.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07(06)-0029-08

一、引 言

從實踐的角度來講，對企業資源的合理配置是管理的核心內容之一。而對銀行規模的重視則意味著要相機做出擴大或者縮減銀行規模的決策，擴張或者收縮業務發展以及增加或者取消營業網點的決定等等。并且隨著商業銀行廣泛地深入證券和保險的領域，并購戰略的實施又為規模經濟評價提出新的課題。于是對銀行進行的規模經濟評價將不得不包括：對銀行規模有效性的判斷(又包括整體規模有效性和局部規模有效性)、對銀行規模收益狀態的判斷以及各項投入的產出彈性的判斷等等。管理決策者往往需要參考這些評價結果做出判斷，以確定或調整銀行的經營戰略。

雖然Berger、Humphrey(1994)和De Young(2001)等人的研究試圖證明規模或范圍不經濟導致的低效率成本不超過總成本的5％，然而正如產業組織理論所揭示的那樣，隨著組織規模的擴張，最終將導致協調、監督和管理的更加艱難。也就是科斯所說的交易費用增加了，從而使得經營管理效率降低。

另外，即使Berger、Humphrey和De Young的研究沒有低估這種因規模或范圍不經濟所導致的成本增加，也不能因此證明對規模經濟的研究缺乏經濟意義。因為，5％的成本節省實際上意味著一個無成本獲利的機會，沒有哪個立足發展的企業會愿意忽視它。

規模經濟思想的核心范文第2篇

關鍵詞:新興古典經濟學;古典經濟學;研究范式

以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和亞當斯密(Adam Smith)為代表的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核心，是關于分工和專業化對經濟發展的意義。此后，隨著經濟學新古典框架的構建，以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部分內容共同組織起了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新古典微觀經濟學關注的重心是價格制度對于資源分配的決定作用而非價格制度協調專業化和分工的功能，這使得經濟研究的重點由經濟組織問題轉到了對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不能解釋諸如經濟發展、貿易和經濟增長等現象，也無法闡釋交易成本和產權的經濟含義，因此，在它之后，人們又分別發展了發展經濟學、貿易理論、增長理論以及產權經濟學、交易成本經濟學和新企業理論等多個經濟學學科的分支理論，以填補以上空白。這使得建立起來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各分支學科，存在理論核心的內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決這些經濟理論內在矛盾和沖突的經濟學家們經過努力，在20世紀80年代，通過采用非線性規劃(超邊際分析)工具，將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思想變成了決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獨立的、相對完備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分析焦點集中在人們的專業化水平決定的社會分工水平對生產效率和經濟發展的意義上。通過對分工與專業化的研究，新古典經濟學中所有互相獨立的分支理論都能很自然地解釋為新興古典框架中分工發展的不同側面，分工和專業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為理論的內在核心，并成功復興了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經濟學主流地位的確定

綜觀經濟學的發展歷程，以威廉配第和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主流經濟學的核心，是關于分工對經濟發展的意義。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場的大小”。楊格(AllynYoung)又將其發展為楊格定理，即不僅分工依賴于市場的大小，而且市場的大小也同樣依賴分工的水平。這種因果循環揭示了分工的網絡效應，分工網絡效應是基于個體網絡決策的，而對個體網絡決策的研究則需要采用所謂的“超邊際分析方法”。當馬歇爾在19世紀末試圖用數學框架將古典經濟學形式化時，受到當時數學發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個純消費者決策和純廠商決策截然兩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點解①和相關的超邊際分析。馬歇爾對需求與供給的邊際分析，使他在取得對資源分配問題形式化的成功時，同時也遺憾地導致了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經濟學這一主流學派中地位的逐漸喪失。通過歷史，可以看出這一過程。

1890年，馬歇爾出版了《經濟學原理》一書，這標志著新古典經濟學的成形。這本著名教科書的內容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洞見，即古典的經濟組織問題;另一部分則是關于資源配置問題的價格理論。由于當時還缺少處理角點解的數學工具，馬歇爾不能用一個數學框架將他對分工與專業化問題的洞見數學化;而以邊際分析為基礎的供求分析，在對資源配置問題進行數學處理時則非常得心應手，這使得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一書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極大的成功。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對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數學化，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種科學，更接近一代代經濟學家所追求的目標，因而關于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經濟學的主流。而作為古典經濟學理論之核心的專業化和分工這一深刻的經濟思想卻被淡忘了。

到1948年，薩繆爾森出版了他的《經濟學》教科書，這是經濟學發展的又一個分界點。他的這本教科書內容分為兩個部分，微觀經濟學部分就是馬歇爾對供求的邊際分析，宏觀經濟學部分則是凱恩斯經濟學。在這本被無數大學用做標準教科書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對分工和專業化問題表示象征性重視的文字了。這樣，在薩繆爾森之后，關于個人選擇專業化模式的決策及其對分工網絡決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對市場協調分工職能的研究，在主流經濟學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經濟學存在針對不同的經濟問題和經濟現象，需要不同的經濟學分支理論來給予解釋。例如，發展經濟學、貿易理論、比較經濟學、增長理論以及產權與交易成本經濟學、新企業理論等的產生，正是對新古典經濟學學科分支之間，理論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沒有一個內在統一的理論內核成為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不可調和的矛盾。

二、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興起

一些經濟學家質疑并致力于解決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下的內在矛盾和沖突。新興古典經濟學正是這樣一支最新發展起來的經濟學流派，它從傳統經濟學的困境入手，采用超邊際分析方法，深入展開了對古典經濟學分工演進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內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義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它有三個特點:(1)采用邊際分析方法來研究需求和供給，并以純消費者和廠商的絕對分離為基礎。因此，社會的分工結構是外生給定的，市場的存在及市場的大小也是外生給定的;(2)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中，廠商的生產條件主要由廠商的生產函數代表，而生產函數是產出和投入的關系，生產力與廠商規模有關，而與個人的專業化水平及全社會的分工水平無關;(3)新古典經濟學中的邊際分析方法是假定最優決策不可能是角點解，而進行的一種對內點解②的分析。這些研究前提和內容與我們的現實經濟生活存在較大差異而遭到質疑。細想這些研究特點的產生，在分工與市場互為前提的條件下，個體網絡決策決定分工的網絡效應，因此，對個體網絡決策的研究就顯得特別重要。但由于受當時個體網絡決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純消費者和廠商的絕對分離為前提的理論假定，導致了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存在著內在的缺陷，這也導致了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對分工研究的淡棄。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邊際分析的概念，超邊際分析方法為個體網絡決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體說來，超邊際分析方法的運用，首先是對個人選擇專業化模式的決策所產生的角點解進行邊際分析，然后在不同角點之間進行總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終決定市場的均衡結構。由此產生的所有關于超邊際決策(或任意一對參與者是否相聯通)的信息稱為“組織的拓撲性質”，而所有關于資源分配邊際決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關，它被稱為“組織的非拓撲性質”。20世紀50年代以來，經濟學家開始將超邊際分析應用于各種決策問題。但是，很多經濟學家仍然遵循馬歇爾關于純消費者和廠商截然兩分的假定。在這個假定下，角點解是一個例外，而內點解則是一個通例;并且，經濟組織的均衡拓撲性質不能嚴格定義。

直到20世紀末，由張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證明，才極大地推動了對分工網絡效應的研究。張五常和文玫等人證明:如果采用一個斯密框架，則內點解就決不可能是最優均衡，而角點解則成為一個通例，其結果正好與外生給定的純消費者與廠商截然兩分前提條件下的結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對于揭示分工網絡效應的含義，邊際分析就不夠了，超邊際分析成為必需。到20世紀80年代，在此基礎上，以羅森(Rosen)、貝克爾(Becker)、楊小凱、博蘭(Borland)和黃有光(Ng)等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遵循以上思路，從內生個人選擇專業化水平的決策入手，采用超邊際分析方法來分析市場和價格制度如何決定全社會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將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與專業化的思想變成決策和均衡模型。這些前沿經濟學家以超邊際分析方法對古典經濟學分工演進所展開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獨立的、相對完備的理論體系，被稱為新興古典經濟學。這一理論學派所解決的問題是:資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場和價格制度將在不同個體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下發展全社會分工水平，從而不斷改進資源的稀缺程度。而隨著分工的演進，生產集中程度、貿易多樣化程度、個人的專業化水平、每人的生產率、每人的貿易依存度、社會結構的多樣化程度、社會的商品化程度、市場個數都將隨著分工的演進而演進。此后，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和完善。這一理論對分工與專業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經濟學的靈魂得以在具有新數學模型的現代軀體中復活。

三、新興古典經濟學對古典經濟學的復興

任何一門學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謂范式，按照科學哲學家庫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種“科學共同體”的“共同信念”。這種共同信念規定了該科學共同體共有的基本觀點、基本理論、基本方法，為共同體成員提供了共有的理論模型和解決問題的基本框架，并成為規定相應學科發展方向的共同傳統。庫恩給出了范式的一般內涵，在此基礎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學研究綱領，用于范式內部的基本結構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綱領或范式是一個多層次的結構體系，包括內核和保護帶兩部分。對某種特定的范式而言，保護帶是外圍，由種種輔假說構成，是不穩定的、可變的;內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論構成，是穩定的，不容改變的。

深入領會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難發現，分工和專業化思想是古典經濟學的靈魂。古典范式的內核是:分工是經濟增長的源泉。按照亞當斯密的闡釋，其內容是:(1)國民財富增長，源于勞動分工;(2)勞動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勞動生產率;(3)分工雖能提高勞動生產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場范圍。但不幸的是，古典經濟學的系統理論沒有一個好的數學框架來組織，隨后的一場致力于將經濟學發展成為精密科學的邊際革命，則將這一核心問題逐漸擠出了主流經濟學的視野。經濟學關注的核心問題，也就由經濟組織問題逐漸轉向資源配置問題。

分析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框架，其帶來的結果是:(1)經濟研究的重點從專業化和經濟組織問題，轉向給定組織結構下的資源分配問題。經濟組織為什么會從自給自足變得越來越專業化，企業和市場為什么會出現并變得越來越復雜等現象，新古典經濟學無從解釋;(2)由于純消費者與企業的絕對分離假定，使得專業化經濟概念變得沒有意義。因此，專業化經濟概念被規模經濟概念所替代。事實上，專業化和企業規模是相關但不盡相同的兩個概念:專業化的增加與活動范圍的縮減有關，而并不一定意味著企業規模的增加。專業化與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經濟相對應，而不同于規模經濟;(3)在以邊際分析為基礎的理論框架中，資源的帕累托最優配置和均衡總是同外生給定的最高總產量邊界聯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總合生產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這個框架不能用來解釋古典的經濟發展問題:為什么在生產函數和資源稟賦不變的情況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卻能提高總合生產力?看不見的手是如何協調分工從而促進經濟進步的?還有很多經濟現象也都無法用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來解釋，比如:城市的出現、貨幣的出現、市場的擴大、生產力的提高、比較優勢和貿易依存度的變化等等。

其實，馬歇爾也曾注意到供給和需求邊際分析的弱點，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規模經濟的概念來解釋社會分工的經濟效果。但是，美國經濟學家楊格(1928)指出，遞增報酬并不是由工廠或產業部門的規模產生，而是由專業化和分工產生的。楊格的學生弗蘭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規模經濟的概念犯了一個邏輯的錯誤，因為對所有企業都是外部性的規模經濟，不過是一個毫無內容的空殼而已。但是，楊格也無法將他的思想數學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過主流經濟學教科書流傳下來。

直到20世紀50年代，數學家發展了線性規劃和非線性規劃等方法，為處理分工和專業化問題涉及的角點解提供了有力的解決武器。一批經濟學家采用超邊際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復興了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新興古典經濟學用內生個人選擇專業化水平的決策及個人決策如何交互作用決定全社會分工水平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經濟的發展歷程。遵循這一思想，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為:資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場和價格制度將通過不同個人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來促進全社會分工水平的發展，從而不斷地改進資源的稀缺程度。對于一個給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資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這種給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優只是一種局部均衡，而整體帕累托最優包括了最優資源配置和最優分工結構兩部分內容，它被稱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個。新古典經濟學的帕累托最優是與生產可能性邊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時意味著生產力最大化。但在新興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著分工好處與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時，帕累托最優不會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當交易效率改進時，帕累托最優和市場均衡才會越來越接近生產可能性邊界。這意味著，交易效率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一種推動力量，流通效率決定著生產力水平。當交易效率改進時，它通過提高生產力，減少資源的稀缺性從而促進經濟的增長和經濟發展。市場決定最優分工水平和結構的功能更主要表現在通過不同個人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最終決定的參與市場行為的組織效率上，所謂組織效率，是指給定產品的相對生產和消費量的情況下，分工水平和結構達到最優。而資源配置效率則只是在給定分工結構下(生產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時)對相對生產量和消費量的最優折衷。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模型，歸納起來有以下三個特征:(1)每個決策者都是一個消費者——生產者，他們用邊際分析對每個貿易模式計算資源分配，然后用總成本——收益分析法來從眾多的角點解中選擇最優的貿易模式和專業化水平。這兩步決策程序，就被稱為超邊際分析。最優決策總是一個角點解而非內點解;(2)生產函數是對每個消費者——生產者設定的，且代表每個人對所有可能的生產活動邊干邊學的能力。企業制度是隨著在當個體決定去選擇一個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勞動市場來協調最終產品和中間產品之間的分工時才會出現。同時，作為個體生產函數組合的企業生產函數也在事后出現。整個行業呈現為一個相互關聯的分工網絡，使得一般遞增報酬和分工的網絡效果同一個競爭性的市場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經濟和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帕累托最優效用邊界可能不同于生產可能性邊界。同樣，在競爭性均衡中，邊際成本定價法不再成立。這一特征使它區別于所有有規模經濟的模型;(3)交易費用對均衡的分工網絡大小有著重要的含義。隨著交易費用系數下降，均衡的分工網絡規模擴大，總合生產力和社會福利會提高，而總交易費用也會提高。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研究內生了市場結構和分工水平，從而推動微觀經濟學的研究從關注資源配置問題向經濟組織問題的研究轉換。在新興古典分析框架內，它逐步解釋了分工的發展是如何引起市場的出現、企業和貨幣的產生以及失業和景氣循環交替的原因，它解釋了新產品、新行業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產部門的加深而出現，保險業如何為解決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問題而產生，分層金字塔交易組織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為提高交易效率而產生和不斷演進……這些不但擴展經濟學的解釋能力和范圍，而且重新將在新古典經濟學中互相孤立的經濟學分支，包括交易費用經濟學、產權經濟學、新貿易理論、新內生增長理論、演化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對策論等，用一個內在一致的核心理論統一起來，所有互相獨立的個別理論都能很自然地解釋為新興古典經濟學中分工發展的不同側面。一旦用超邊際分析方法內生個人選擇專業化水平的決策，然后來分析市場和價格制度如何決定全社會的分工水平，則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的缺點就可以被徹底克服。

四、對新興古典經濟學研究框架的總結

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以專業化經濟范疇取代規模經濟范疇，以內生交易費用取代外生交易費用，以超邊際分析方法取代了傳統的邊際分析方法，以角點均衡基礎上的全部均衡取代傳統經濟學的全部均衡，將經濟研究的核心從新古典經濟學關注的資源配置問題重新轉回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焦點——經濟組織問題上來。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恢復了專業化和分工問題在主流經濟學核心中的應有地位，同時，它以“分工和專業化對經濟發展的意義”為其理論內核，形成了一個各學派都可以共享的統一的經濟學分析框架，從而實現了對古典經濟學研究范式的復興。

注釋:

① 角點解是指當一個決策變量的最優值取其最大值或最小值(為0)時的點解。

② 內點解是指當決策變量最優值的取值均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不為0)之間時的點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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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經濟思想的核心范文第3篇

按照傳統的新古典經濟理論，在一個規模報酬不變的世界，比較利益決定國際貿易模式，而人口增長等外部因素則決定經濟的增長水平。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國際貿易和長期經濟增長的現實表現展示出一個與新古典理論所預測的相當不同的經濟圖景。標準國際貿易理論主要以新古典經濟學所假設的世界為基礎，即標準化的靜態均衡模型、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這對以不完全競爭、規模報酬遞增和歷史積累作用為基礎的聚集經濟沒有任何理論上的解釋空間。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在解釋行業內貿易、專業化和無限增長方面獲得長足進展，對傳統貿易與增長理論做出了具有重大意義的補充。新貿易理論所揭示的專業化與貿易機制及新增長理論所闡明的“無限增長”原理與傳統經濟地理研究中的集聚現象的相似性，一下子拉近了這三方面理論之間的距離。以不完全競爭和報酬遞增理念為基礎的新的方法開始表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特別是在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將張伯倫壟斷競爭形式化之后，催生了新貿易理論與廠商的區位選擇論。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建立了一個規模經濟和多樣化消費之間的兩難沖突模型(Dixit-Stiglitz，簡稱D-S模型）。在該模型中，運輸成本以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1952)的“冰山”①形式內生。對于消費者而言，他喜歡多樣化的消費，而對于生產者而言，由于產品生產的規模越大成本越低，因此產品的品種越少越好。為了實現足夠的規模經濟，每個企業都想使自己的產品獨占一國的消費市場，為使運輸成本最小化，他便傾向于將區位選擇在市場需求大的地方，但大的市場需求又取決于所有其他企業的區位選擇。由此，該模型的邏輯結論是，一個統一的規模擴大的市場更能發揮規模經濟的優勢，從而使這一兩難沖突的解決空間增大。D-S模型的基本思路是消費者對多樣化消費的偏好意味著消費品種類越多越好，效用水平越高；由于存在生產上的規模經濟，廠商應該盡可能把一種產品的規模做大，但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把一種產品規模做大，意味著消費品種類減少，或者說增加消費品種類，意味著產品生產規模的縮小，規模經濟和多樣化消費之間就存在兩難沖突；如何解決這種兩難沖突，辦法是使人口規模和（或）資源增加，而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正具有這種功效。這一模型講述了一個規模經濟與多樣化消費之間兩難沖突的故事，他們發現即使兩國的稟賦條件相同，也沒有李嘉圖的技術比較優勢，但如果存在規模經濟，則兩國也可以選擇生產不同的專業，開展分工和國際貿易。D—S模型為解決復雜的經濟地理問題提供了一個不可多得的分析框架。克魯格曼曾說“天賜神物或來自真實世界的神物很驚喜地在經濟地理和國際貿易理論這個獨特的領域中被發現。”

自20世紀 90年代以來，新經濟地理學借助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壟斷競爭模型 (D—S模型)和新貿易、新增長理論研究的三次波濤的強大推動，作為經濟學領域報酬遞增理論革命的第四波迅速成長。如果說，赫爾普曼(Helpman.E.)與克魯格曼(1985)關于不完全競爭和國際貿易的著作《市場結構和對外貿易——報酬遞增、不完全競爭和國際貿易》和格羅斯曼(Grossman)與赫爾普曼(1991)關于內生增長的著作《全球經濟中的創新和增長》促成了這一新的研究領域的形成并為其發展指明了方向，那么，克魯格曼(1991)在《政治經濟學雜志》上發表的《報酬遞增和經濟地理》和藤田(Fujita M.1988)在《區域科學和城市經濟學》上發表的《空間集聚的壟斷競爭模型：細分產品方法》，則完成了對D—S模型空間意義的解釋，可被視為新經濟地理學研究的開山之作。經濟學中的新經濟地理學，源于20世紀80年代對新國際貿易理論和競爭優勢經濟學的研究。這種“新經濟地理學”吸收了城市經濟學、區域科學和經濟區位論等有關空間經濟的傳統思想，結合產業組織理論有關不完全競爭和收益遞增模型的最新進展，試圖構建“空間經濟”的理論體系。它比較注重國際經濟學與地理區位及運輸費用（貿易壁壘）的關聯，強調規范的模型分析方法，提出了一系列復雜的空間經濟模型，以模擬產業集聚的向心力和離心力的相互作用，尋求產業集聚持續發展和多重均衡實現及被打破的條件，強調收益遞增、不完全競爭、歷史和偶然事件、路徑依賴等在產業集聚和區域發展中的作用。從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成果來看，它與傳統（或新古典學派）的經濟學相比較，最大的特點是吸收了經濟區位論關于空間集聚以及運輸費用的理論，在此基礎上它強調由規模經濟和運費的相互作用產生的內在集聚力，以及由于某些生產要素的不可移動性等帶來的與集聚力相反的作用力（分散力）二者對空間經濟活動的影響（見表1）；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基礎主要是報酬遞增思想、復雜科學所強調的路徑依賴和“鎖定”等概念以及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壟斷競爭模型（D-S模型）。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主題主要有兩個，即經濟活動和經濟增長的“空間集聚”和“區域集聚”。研究方法主要是采用數學定量分析，將現實中的現象高度抽象化、模型化，建立了大量的數學模型，這些模型包括：中心—外圍模型、國際專業化模型、全球和產業擴散模型、區域專業化模型及歷史和期望對區域發展影響的模型等。

二、克魯格曼對產業集群的有關論述

規模經濟思想的核心范文第4篇

二、經濟發展的一般機制：從古典經濟學到新興古典經濟學

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機制是經濟學特別是發展經濟學需要回答的一個基本問題。古典經濟學和現代新貿易理論、新增長理論、新制度經濟學以及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發展歷程、研究成果及各學派之間的交叉互補深刻地揭示了專業化、分工與經濟發展的相互作用和一般機制。在薩克斯和楊小凱(SachsandYang,2〇01)看來，經濟發展或者說貿易產生與發展的基本驅動力(drivingforce)主要有兩種：一是不同經濟主體間的外生比較優勢，二是內生絕對優勢。2這正是古典貿易理論的兩個基本組成部分。斯密認為，天生相同的人可以通過后天選擇不同的專業而產生不同產品生產率的差異，貿易產生的根源即在于這種不同勞動分工基礎上的絕對優勢。李嘉圖則認為這種“絕對優勢”并不是產生貿易好處所必要的，他強調了外生比較優勢與分工的關系。在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興起之前，人們普遍認為絕對優勢是比較優勢的一個特例，因此更關注李嘉圖的貿易理論。隨著經濟理論和貿易實踐的發展，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開始引起人們的重新思考。一是在國際貿易中，發達國家之間以及相同或相近工業部門之間的貿易量要遠大于發達國與不發達國之間的貿易量，即“林達爾”(Linda)貿易模式，這一現象對李嘉圖理論提出了挑戰;二是在李嘉圖貿易理論中，人們只能利用外生給定的比較優勢，這一優勢本身不能被內生地決定和發展演進，而且李嘉圖模型中只有一種投入要素，其邊際的和平均的生產率都是不變常數，不存在報酬遞增，這使其難以解釋一些新的發展現象;三是李嘉圖理論雖然被當作貿易理論的基石，但在現代主流經濟學發展中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地位和關注，突出表現在比較優勢理論很少被納入到正式的數學模型中去，因為李嘉圖理論在模型化中會涉及角點解，3而傳統的邊際分析不能用于這類模型。

針對李嘉圖模型上述缺陷的理論思考推動了現代經濟學在不同層面和方向上的發展。在強調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的古典經濟學之后，馬歇爾將“規模經濟”概念引入了新古典經濟理論。當一個企業的生產力隨著企業規模的提高而提高時，就稱存在著內部規模經濟，而外部規模經濟則是指一個企業的生產力隨著整體經濟或一個部門規模的提高而提高，而不是由單個企業或部門的規模擴大而產生的。作為無法對古典經濟學中分工思想進行形式化處理的一個替代物，4馬歇爾建議使用外部規模經濟這一新的概念.事實上，這一概念所包含的經濟現象很接近于當代在專業化和分工基礎上所產生的網絡效應。

在新古典經濟學中，規模經濟被當作經濟增長最主要的驅動力量，經濟學家利用規模經濟尤其是內部規模經濟來解釋經濟增長與發展。在迪克斯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tiglitz，1977)模型中，有一個規模經濟和多樣化消費之間的兩難沖突，一方面規模經濟要求生產產品的種類越少，每種產品的產量越大越好，另一方面消費的多樣化偏好又要求較多的產品種類數。市場會折衷這一兩難沖突形成一種壟斷競爭的均衡，內生地決定市場上的產品種類數。容易看到，經濟規模、市場容量以及人口規模的擴大都會有利于折衷上述沖突，從而有利于經濟的發展，而前提是要求統一大市場的形成.D-S模型的獨特方法和有趣結果推動了當代貿易和增長理論的發展.例如在D-S模型中，交易雙方并沒有先天的比較優勢，但卻產生了后天的絕對優勢.而克魯格曼(Knigman，1979)正是利用這一方法，用規模經濟解釋了國際貿易為何主要發生在先天條件相近的發達國家之間，而不是比較優勢較多的發達國與欠發達國之間的所謂“林達爾”貿易模式。人們發現，利用規模經濟概念可以將規模報酬遞增引入模型，改變新古典生產函數中單一要素邊際收益遞減、總體規模報酬不變的基本假定，從而能夠解釋一些新的發展現象并將某些重要的經濟增長變量內生化。埃蒂爾(Ethier,l979)就利用規模經濟與機器種類多樣化的兩難沖突將機器種類數、貿易依存度等變量內生。機器種類的增加與技術進步密切相關，受到這一點的啟發，盧卡斯(Lucas)和羅默(Romer)將外生規模經濟引入模型而內生技術進步，來解釋沒有外生技術進步條件下的經濟增長以及人力資本、知識等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與運用規模經濟概念的方法不同，以楊格、I克爾(Becker)、楊小凱等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從專業化的角度來研究報酬遞增和內生經濟增長，因為按斯密的理論，勞動分工提高生產率是基于專業化能提高生產率這一原理的。可見，對于現代經濟學來講，一個十分基本和必須回答的問題是：遞增報酬實現的源泉是什么?是規模經濟還是專業化與分工?把生產函數從新古典的不變規模報酬假定修改為報酬遞增時有兩種途徑：一是從規模經濟角度;二是從專業化和分工角度。到底哪一種更為科學和根本，兩者的關系如何?

楊格(1928)從三個方面論述了這個問題，即“分工和專業化是遞增報酬的實現機制”，“不僅市場大小決定分工，而且分工也決定市場的大小”，“供給和需求是一個銅板的兩個反面”。楊格定理的突出特點是注重從經濟網絡和一般均衡的角度看待問題。遞增報酬的實現機制應當從累進的分工和專業化的角度來觀察，將產業的運作視為一個相互聯系的整體，遞增報酬來源于專業化程度不斷加深，分工鏈條不斷加長，不同專業化分工之間相互協調所帶來的最終產品生產效率的提高。遞增報酬是專業化分工的經濟網絡的基本特征。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規模經濟只有在專業化分工的基礎上才能出現，不進行專業分工，而只有生產要素投入的擴大并不會帶來生產率的提高。規模經濟可能伴隨在經濟增長和發展過程之中，卻不是經濟增長與發展的根源。進一步地看，專業化生產意味著生產者對供給其生產的產品而對其他產品的產生需求，從而產生交易，需求和供給都源于專業化分工。分工的發展會帶來市場交易的增加進而促進市場范圍的擴大，而市場范圍的擴大又會推進專業化分工的發展。經濟中的遞增報酬正是源于分工水平提高與市場范圍擴大之間的正反饋效應，或者說分工的網絡效應。專業化分工才是遞增報酬與經濟增長的根源。

與分工和專業化緊密相連的是不同經濟主體之間的交易行為。交易起著不同專業化分工之間聯系紐帶的作用，從而使整個社會經濟形成一個龐大的經濟網絡.但是交易行為本身是需要費用的，是有成本的。這樣，一方面分工與專業化的發展會帶來經濟主體之間更多的交易行為，進一步拓展經濟網絡;另一方面分工與專業化的發展會受到交易費用的制約，過高的交易費用會阻礙分工與專業化的發展，減少人們之間的交易行為。而交易費用的降低會促進人們之間通過交易獲得來自專業化和分工的好處，加速市場化進程，加快社會經濟發展。專業化分工與交易行為構成了人類經濟社會的基本概貌，而專業化分工與交易費用之間此消彼長的兩難沖突(tradeoff)及其有效折衷則成為貫穿社會經濟發展過程的一條主線。將專業化分工與交易費用相結合的新興古典框架正體現了古典經濟發展理論與新制度經濟學的融合，可能更科學地揭示了經濟發展的一般機制，同時對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諸如地方貿易保護等一系列問題的分析更有解釋力。

當我們審視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時，應當從上述發展的一般機制出發。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是一個孤立的經濟現象，而是由其所處的經濟網絡的分工水平所決定的，一個地區分工的形成及其演進就是其融入一個更大的經濟網絡的過程，而網絡的規模是同市場規模同步發展的，在現實經濟中表現為市場容量的擴大和統一大市場的逐步形成。

三、地區分工與經濟發展：一個分析框架

上文已經談到，現代經濟學對專業化和分工問題的模型化研究涉及到角點解，而這是以邊際分析為特征的新古典經濟學所難以解決的。幸運的是，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超邊際分析成功地解決了對角點解的處理問題，使我們能夠拋開新古典經濟學中消費者與生產者相分離的分析框架，而將經濟主體看作一個生產與消費的統一體，來研究其可能做出的生產和消費決策。顯然，這樣的假設更符合現實，從而大大增強了超邊際分析對地區間貿易行為的解釋能力程文利、薩克斯和楊小凱(ChenS，SachsandYanS，200°)、薩克斯和楊小凱(2001)以及張定勝(1999)對引入交易費用的李嘉圖模型的超邊際分析為研究我國的地方貿易保護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借鑒和分析工具。本文中我們就利用一個簡單的引入交易費用的李嘉圖模型的超邊際分析研究地區分工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和地方貿易保護問題。

規模經濟思想的核心范文第5篇

比較優勢理論近年來的發展主要是基于對外生比較優勢這一主流理論的完善和挑戰。在近年來關于比較優勢的諸多研究中，一個比較突出的現象是，以克魯格曼、赫爾普曼和格羅斯曼為代表，在引入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等概念體系批評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基礎上形成了所謂的新主流(Helpman and Krugman，1985；Grossman and Helpman，1989，1990)，而其他學者們又在批評這一新主流的基礎上，從專業化、技術差異、制度、博弈以及演化等不同的角度對比較優勢理論進行了拓展。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引入規模經濟來分析比較優勢(Helpman and Krugman，1985)。他們發展了一個壟斷競爭模型，該模型基于自由進入和平均成本定價，將產品多樣性的數目視為由規模報酬和市場規模之間的相互作用內生決定。在自給自足情況下，一個國家的產品多樣性數目很小，而貿易豐富了消費者的選擇。同時如果貿易增加了消費者的需求彈性，那么單個廠商的規模效率也能改進。這樣，單個廠商通過規模經濟作用確立了在國際市場中的優勢。實際上，克魯格曼更早時候(Krugman，1980)就提出國內市場規模會影響一國在國際上的比較優勢。他論述了在幾種背景下具有大的本國市場的廠商更能有效利用規模經濟從而在國際上更有競爭力。許多實證研究也表明出口商通常比內銷的廠商規模更大，廠商和產業的規模與出口量之間具有正相關關系。

沿著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的思路，梯伯特(James R.Tybout，1993)進一步總結并集中論述了遞增性內部規模收益(increasing internal returns to scale)作為比較優勢的源泉。他認為具有遞增性內部規模收益的模型在三方面優于傳統的比較優勢學說：一是該模型建立了一個從專業化中獲取收益的新基礎，即使貿易伙伴們具有相同的技術和要素比例這種專業化也存在。第二，該模型認為具有大的國內市場的廠商在世界市場中有競爭優勢。第三，該模型有助于理解貿易、生產率和增長之間可能的聯系。

但也有的學者認為規模經濟并不是對比較優勢的充分解釋。多勒爾(Dollar and Wolff，1993)等提醒我們，用規模經濟來解釋比較優勢主要是針對近年來具有相似要素稟賦的發達國家之間日益增加的產業內貿易。這些國家的貿易模式體現了很高的專業化程度。但是，他們認為，生產過程中的規模經濟可以部分解釋這種專業化，但不是全部。在大多數產業中，一些不同的公司共同貢獻了一個國家的出口成績，并且每個公司又有很多工廠，因此公司或工廠的規模經濟不能解釋全部的國家專業化。他認為技術差異是對發達國家專業化程度日益深化的合理解釋(Dollar，1993)。日本、德國和美國的許多出口品之所以被看做是高技術產品，是因為在這些產品的生產中研發所占的比例很高，以及員工中科學家和工程師占很大比例。但是，多勒爾也認為，盡管技術差異能很好地解釋比較優勢，但這種解釋只是針對短期有效，對長期比較優勢的解釋并不能令人滿意。

因為任何一門專有技術最終會變成國際性的公共產品。那么，什么才能成為高技術產業長期比較優勢的源泉呢?多勒爾認為是在現有基礎上產生新技術和訓練補充性技術勞動力的制度。

對于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的研究思路，有的學者從另外的角度提出了質疑(Hummels and Levinsohn，1993)。質疑從赫爾普曼(Helpman，1987)的論文《不完全競爭與國際貿易》入手。赫爾普曼在該文中發展了一個簡單的產業內貿易模型，用以說明國家規模與產業內貿易的關系。該文最重要的理論洞見是指出了，當每一種產品僅僅在一國內生產時，國家的規模是世界GDP構成的惟一決定因素。并且赫爾普曼在OECD的資料基礎上分析并得出，當國家的規模越來越相似時，貿易群體之間的貿易量也不斷增加。該文中模型的假設是：每一種產品只在一國生產；所有的貿易是產業內貿易；所有國家的偏好一致。對此，哈邁斯和萊文森認為這一假設過于苛刻，該模型不適用于每年的每對貿易國。他們認為，距離會增加差別化產品貿易的摩擦成本。距離相近的國家從事產業內貿易是因為喜好多樣化。遠距離國家中的消費者愿意消費國外的多樣化產品，但高運輸成本將限制這種貿易。此外像邊界貿易、季節性貿易、貿易限制以及語言文化因素都會影響產業內貿易。而且他們還進一步用OECD和非 OECD(14個國家)的資料作對比，通過回歸分析得出產業內貿易占總貿易量的比例在OECD國家為25.3%，而在非OECD國家僅為0.5%。他們認為這一實證結果也說明產品差別、規模經濟對產業內貿易的影響進而對比較優勢的影響并不充分，可能有別的更重要的因素。

格羅斯曼和赫而普曼從研究與開發(R&D)的角度推進了比較優勢理論(Grossman and Helpman，1989，1990)。他們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將原來盛行的對比較優勢的靜態分析擴展到動態分析。他們發展了一個產品創新與國際貿易的多國動態一般均衡模型來研究通過R&D產生的比較優勢和世界貿易的跨期演進。在他們的模型中，公司引進新產品會發生資源成本。前瞻性的生產者引導R&D進入具有獲利機會的市場。新產品不完全代替老產品，并且當更多的商品可買到時，價格、利率和貿易模式會跨期演進。貿易有產業內的和產業之間的，前者受制于R&D支出，后者受制于資源稟賦。國際資本流動用來為R&D融資，在一些情況下跨國公司會出現。格羅斯曼和赫而普曼的動態分析盡管是建立在許多原有的靜態分析的基礎上，如克魯格曼(Kmgman，1979a)與狄克西特和諾曼(DixitandNorman，1980)，但同先前的文獻相比較又有很大不同。他們不僅推進了比較優勢的動態分析，而且就動態分析而言，他們的方法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早些時候對具有產品創新的貿易的動態研究。這些研究(Kru~nan，1979b；Dollar，1986等)對貿易均衡(當產品由北方最初開發后來被南方模仿)的穩態性質提供了有用的洞見，但由于沒有考慮到所有一般均衡的相互影響和驅動產品創新率的經濟因素，從而使分析不夠完全。而格羅斯曼和赫而普曼的框架很明確地處理了對私人投資R&D的激勵和R&D活動的資源要求。資源通過分配到R&D部門，會導致差異化產品和同質產品的生產，然后就會形成沿著貿易均衡動態路徑的赫克歇爾—俄林貿易模式。這種貿易模式，會導致比較優勢的發展。

楊小凱和博蘭(Yangand Borland，1991)在批評新古典主流理論的基礎上，從專業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對內生比較優勢的分析。他們認為，內生比較優勢會隨著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由于分工提高了每個人的專業化水平，從而加速了個人

人力資本的積累。這樣，對于一個即使沒有先天的或者說外生比較優勢的個人，通過參與分工，提高自己的專業化水平，也能獲得內生比較優勢。他們關于內生比較優勢的分析被置于一個將交易成本和分工演進相互作用的理論框架之中。按照這一框架，經濟增長并不單是一個資源配置問題，而是經濟組織演進的問題，市場發育、技術進步只是組織演進的后果。該框架分析了經濟由自給自足向高水平分工演進的動態均衡過程，并闡釋了斯密和揚格(Anyn Young)的思想：經濟增長源于勞動分工的演進。在經濟發展初期，由于專業化帶來的收益流的貼現值低于由專業化引起交易成本增加所導致的現期效用的損失，因此專業化水平將很低；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產的熟能生巧效應將使專業化帶來的收益逐漸增加，因此將會出現一個較高的專業化水平，內生比較優勢隨之不斷增強。應當強調的是，他們的框架不同于標準的新古典框架，后者對比較優勢的分析主要基于規模經濟，而他們的框架將專業化和分工置于分析的核心，并且嚴格區分了規模經濟和專業化經濟，從而發揚了斯密關于分工和內生比較優勢的核心思想。

此外，格羅斯曼和麥吉，(Grossman and Maggi，2000)還從人力資本配置的角度分析了國際間的比較優勢。他們發展了一個具有相似要素稟賦的國家間貿易競爭模型，分析了人力資本的分配對比較優勢和貿易的影響。他們發現，具有相對同質人力資本的國家，出口產品所使用的生產技術以人力資本之間的互補性為特征。在這種情況下，當所有的任務被相當好地完成時，要比一部分任務被極好地完成而另一部分任務完成得很差時的有效產出更大。高效率的生產組織要求具有相似才能的人力資本匹配，這在有同質人力資本的國家更容易實現。另一方面，對于具有異質人力資本的國家，其出口產品所使用的生產技術以人力資本之間的替代性為特征。在這種情況下，具有相對杰出人物的公司完成一些任務，而另一些任務由才能相對較低的人組成的公司來完成。那么，對于具有異質人力資本特征的國家，如果杰出人物有更大的比例，將會在對杰出人物敏感的產業中占有比較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