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紅利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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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紅利帶來的影響范文第1篇

隨著中國老齡化時代的到來,支持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人口紅利慢慢弱化。勞動力減少對經濟的未來影響之大不言而喻。接受這一事實,并積極做好準備,迎接人口紅利徹底消失的那一刻,才是我們應當做的。

中國人口紅利漸弱之時,印度將迎來可以享受人口紅利的最美好時光。這一對人口大國之間的競爭,是否會因此步入新的階段?本期《財經大勢》,從人口紅利的角度探討中印兩國的未來。

此外,《財經大勢》長期關注“國進民退”現象,本期推出劉軍寧、何偉、曹遠征對這一話題的看法。其中,劉軍寧特別闡述了一場不涉及所有制性質變化的整合風暴――央進地退――事實上它來得更猛烈,更持久。

兩百多年前,一位默默無聞的英國教區牧師出版了一本小書,他相信人口不能超出相應的農業發展水平,并由此描繪了英倫三島人口膨脹后,必定會出現戰爭、瘟疫等等災難,以消滅人口的可怕前景。牧師名叫馬爾薩斯,那本書便是后來聲名遠揚但飽受爭議的《人口原理》。如今的世界,早已逃離了馬爾薩斯鼓吹的“高出生、高死亡”宿命,卻滑向了與馬爾薩斯反向的陷阱――老齡化。

消失的“人口紅利”

從人口統計來說,進入21世紀,中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西方國家比中國更早的受到這個問題困擾。但是正如《經濟學人》所說:“人們為中國焦慮還有著額外的理由:工業化尚未完成,便已面臨‘未富先老’的尷尬。”

中國經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有賴于“年輕的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大,社會撫養負擔較輕。憑借充沛的勞動力資源優勢,中國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推動了國民經濟高速增長,即產生了“人口紅利”。撫養比(非勞動年齡人口和勞動年齡人口之比)是顯示人口紅利的指標。研究顯示:人口撫養比每下降一個百分點,人均GDP的增長率就增加0.115個百分點。改革開放以來,撫養比下降對中國儲蓄率的貢獻率大約在7.5%左右,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在1/4強,人均GDP的增長有27%是人口撫養比下降帶來的。這些都是“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的貢獻。

隨著人口老齡化和計劃生育政策的持續執行,關于“人口紅利”消失,轉而成為“人口負債”的警告不絕于耳。近日的“民工荒”、“保姆荒”更是加深了人們對“人口紅利”拐點提前到來的擔憂。

一般看來,人口紅利消失所帶來的風險主要在于以下三方面:其一,降低勞動力成本低廉的比較優勢,使得中國依賴出口的“增長發動機”大受影響;其二,降低儲蓄率,影響到中國的資本形成,進而降低經濟增長;其三,人口老齡化會給社會保障帶來巨大挑戰。

故事的另一面

然而,人口紅利的消失也可能是中國經濟走向更健康、更持久增長的契機。事實上,要想真正實現可持續的、環境友好型經濟發展,就必須要克服“人口紅利”帶來的惰性。

首先,如果人口紅利消失,充分就業時代就會真正到來。如果勞動力無限供給不改變,賣出上億的襯衫和牛仔褲來進口一架空客飛機,這種低附加值的“比較優勢陷阱”可能還會延續下去。勞動力成本的適當提高,可以促進節約勞動力的技術進步,提升人力資本投資的價值。而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投資是新經濟增長理論的要義所在,這對于扭轉中國粗放式生產有著關鍵意義。

其次,老齡化迫使我們建立一個更合理、可持續的社會保障體系,需要把農村轉移勞動力納入新的保障體系,提高當前保障基金的繳費水平。政策模擬表明,養老保障的轉變將使社會養老負擔率下降大約19個百分點。這無疑為政策變遷提供了激勵。

第二次機會

“我一直在強調,中國還有另一半人口紅利?！痹谥袊鐣茖W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表示。他認為,由于一些制度因素,我國并沒能充分發掘人口紅利,而只是打了折扣地利用已有的人口紅利。

人口紅利的一個具體體現是農民工進城打工,他們從生產率比較低的務農轉向生產率比較高的非農產業,提高了生產率,對經濟增長做出了貢獻。但是,這種職業的轉換是不徹底的,由于沒有城市居民身份,不能完全擺脫土地的束縛,他們都還存在一個回去的預期,因此他們的勞動力供給是殘缺的和割裂的,他們也不會進行城市化的消費行為,對內需的貢獻也沒有充分反映。

另外,中西部和沿海地區差異極大。因此,當沿海地區勞動力短缺,成本上升,勞動力即將喪失比較優勢的時候,中西部地區還有機會。

這些,都是第一次人口紅利的另一半。

“我說還有一半人口紅利沒有充分發掘出來,是針對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主要是由人口年輕帶來的,我把它叫作第一次人口紅利。”蔡說,“雖然未來,老年人占的比重比較大了,但其實還可以發掘出新的人口紅利。也就是發掘第二次人口紅利。”

人是會審時度勢的。老齡化以后,人們自己就會未雨綢繆,為退休以后的生活做好準備。如果社會保障制度安全,改變現在“我交的社會保險是馬上支付給今天退休的人”的狀況,真正成為積累型,而不是立付型的養老保障,未來仍然可以保持較高的儲蓄率。

此外,人的壽命延長可以給勞動力供給帶來重要補充。現在發達國家的公民多在65歲以上才退休,而中國的法定退休年齡還低于60歲,實際退休年齡很可能小于55歲。如果把實際退休年齡提高到65歲,勞動力供給會大幅度增加,養老的負擔也會明顯減輕。但目前的問題還在于,中國接近退休年齡的勞動者,大部分教育水平比較低,不能適應今天的需要。所以現在就必須深化教育,對工作中的勞動者進行培訓,為將來延長退休年齡做好準備。

不能押寶在生育政策調整上

大多數學者都認為計劃生育政策終究還是要調整的。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始于1980年,人們把這種政策歸納為“一代人政策”,就是相信我國會在恰當的時機調整它。上海也已經悄悄的以“二胎”政策替換嚴格的獨生子女政策。

“的確,解決老齡化是要從人口上來解決,但是我不太愿意去提調整人口生育政策。”蔡表示,“也不能把寶都押在人口政策的調整上?！?/p>

人口的轉變有一個過程,不管是不是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的階段必然會到來。實際上,世界上大部分國家,沒有實行過計劃生育政策,也都走了這條路。這意味著,即使我國調整人口政策,還是會必然處于“三低”的人口轉變階段,不太可能扭轉人口老齡化的趨勢。

人口紅利帶來的影響范文第2篇

關鍵詞：老齡化；人口紅利；經濟增長；新紅利空間；制度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07-0235-05

引言

人口是綜合多種社會關系、經濟關系的社會實體。1798年馬爾薩斯《人口原理》的問世標志著人口理論的正式產生，也引發了學界對人口轉變（Demographic transition）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熱烈爭論。“人口紅利”最早由Mason（1997）在研究東亞經濟奇跡時提出，它是由人口年齡結構變動進而引發生產與消費變動產生的（Mason，2001；Bloom，2001）。人口轉變的三個階段會相應形成“人口負債（少兒型）―人口紅利―人口負債（老年型）”的紅利區間，在轉變的第二階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少年人口數保持高位但逐漸降低，老年人口緩慢消減，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都較低，此時總人口呈“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年齡結構的變化導致有限時期內高儲蓄率與投資率、高勞動參與率、高人力資本、低社會負擔，從而實現各個增長要素的充分利用，由此帶來的額外的經濟增長就是“人口紅利”（于學軍，2003；蔡，2004；陳友華，2005）。

自建國以來，中國的人口問題一直受到重視與深入研究。（1957）立足1955年上海、浙江地區人口調查數據，結合當時中國人口增長快、資金積累少、糧食匱乏、工業化水低的國情，得出中國人口“非控制不可”的論斷。其理論在20世紀80年代得以實施，從1981年至今，計劃生育政策在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自然變遷的基礎上持續施加行政力量，干預了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轉變，加速了人口紅利期的到來。中國在低收入條件下進入總人口呈“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狀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持續上升的階段，這種人口結構變遷對中國的經濟增長起到了促進作用。但是，隨著老齡人口比重快速上升，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開始下降，社會撫養比逐年升高，中國未來經濟增長面臨新挑戰。老齡化新背景下，中國人口紅利能否繼續推動經濟增長？我們又如何實現對存續紅利的挖掘和兌現？這是亟待我們思考和回答的新課題。

一、中國傳統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正如Sala-i-Martin（1996）所分析的，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的實現，是由初始條件、人力資本狀況、制度環境、資源稟賦、開放程度、歷史機遇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對于中國來說，20世紀80年代強有力的計劃生育政策加速了人口紅利期的到來，而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公共衛生事業的進步、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及提高儲蓄水平的經濟政策成為了中國利用人口機會窗口的前提條件。

過去三十多年，人口紅利拉動了中國1/4以上的人均GDP增長（蔡，2006）。在部分具備人口紅利發揮作用條件的前提下，中國人口紅利主要通過要素供給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可歸結為三條路徑：一是豐富的人力資本及人力資源構成勞動力要素稟賦；二是勞動人口增加以及人口撫養比降低提高了全社會儲蓄率，利于資本形成；三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成為重要的非有形生產要素部分。

（一）人口紅利對勞動力供給的影響

人口紅利帶來的最直接效應是適齡勞動人口增加和人口撫養比降低，它通過該路徑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不僅在于數量方面，還在于衍生出的人力資本提升與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率提高。具體包括：（1）提高勞動參與率。從數量上看，人口紅利期存在大量適齡勞動人口，使得中國勞動參與率在1990―2009年一直保持在73.8%～80%的國際較高水平（郭琳、車士義，2011），這是中國人口年齡優勢得以充分發揮的重要條件（都陽，2007）。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4）分析世界115個國家和地區40年（1960―2000）的數據，也得出了中國人均GDP與勞動適齡人口數量變化呈正相關的結論。（2）增加人力資本投入。人口是勞動力的源泉，人口增長既影響勞動力的數量，又影響勞動力的質量（李通屏，2002）。生產性年齡階段人口數量的增加，能通過競爭以及傳遞效應提高整個社會吸收新知識和新觀念的速度，提升人力資本，從而提高社會產出水平。（3）提高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率。針對中國城鄉二元結構，蔡（2008）認為勞動力從農村流向城市延緩了物質資本報酬遞減，從而維持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農村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中國人口紅利的大部分）流動到城市，向高生產率部門轉移，創造出了巨大生產力（汪小勤，2007）。而社會撫養負擔降低使更多勞動力從家庭非生產性活動轉移到生產性活動中，提高了社會總產出（Lindh and Malmberg，1999）。

實證研究的結果很好的支持了上述觀點。蔡、王德文（1999）通過對1978―1998年間中國經濟增長因素的分解分析發現，在此期間實現的年平均9.5%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中，勞動力數量增長的貢獻份額為24%，人力資本因素的貢獻份額為24%，勞動力部門轉移，即勞動力從生產率低的部門（農業）向生產率高的部門（非農產業）流動過程對增長的貢獻率為21%。世界銀行（1998）的一項類似研究表明，物質資本對中國改革期間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37%，勞動力數量的貢獻份額為17%，勞動力轉移貢獻了16%。

（二）人口紅利對儲蓄率的影響

人口紅利提高儲蓄率的理論源于“生命周期假說”，在消費者理性選擇下，儲蓄在個人及家庭生命周期中呈“倒U型”趨勢，人在處于勞動年齡階段時儲蓄能力最強。如果一個社會少兒和老年人比例增大，儲蓄傾向會降低，而適齡勞動力比例較大時，社會儲蓄率較高。國內外學者普遍認為人口紅利是儲蓄率上升的重要原因，而人口老齡化對儲蓄有著較強的消極影響。Leff（1969）通過對1964年74個國家（27個發達國家與47個欠發達國家）數據的截面估計發現總儲蓄率與非勞動年齡人口數成反比；Higgins和Willianmson（1997）分析亞洲國家數據得出了相同的結論。李克平（2006）認為由于中國家庭戶均勞動力比重高，老年和少兒撫養負擔較輕，因而出現高達16%的家庭儲蓄率。汪小勤（2007）則通過基本的哈羅德―多馬模型和新經濟增長理論模型從理論層面證明了儲蓄率上升對經濟增長的重大作用。在兩者數量關系的具體測度上，Loayza et al.（2000）運用面板分析發現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的上升將導致儲蓄率分別減少1%和2%。王德文等（2004）利用Leff的模型得出中國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比對儲蓄率回歸系數顯著為負的實證結果。然而，也有學者對上述觀點持異議：Mason和 Lee（2004）指出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人口數量減少以及老齡化）會帶來人均資本增加以及個人養老儲蓄動機增強，同樣會有力促進經濟增長。保羅?舒爾茨（2005）對Higgins和Willianmson（1997）的研究擴展后發人口年齡結構并不顯著影響儲蓄率。袁志剛和宋錚（2000）構建迭代模型發現發現，人口老齡化一般說來會激勵居民增加儲蓄，這是造成中國城鎮居民儲蓄傾向上升的一個重要因素。

基于既有的共識與分歧，我們首先要肯定人口紅利通過提升儲蓄率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繼而一方面繼續利用現有人口紅利帶來的較多儲蓄，進行適度合理投資；另一方面關注和慎重考量老齡化時代儲蓄率變化情況，注重第二次人口紅利的實現，通過經濟增長提高人均收入，通過制度設計促使人們保持足夠儲蓄率，同時疏通投資渠道，利用好每一單位資本。

（三）人口紅利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

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與生產要素單純的量的擴大沒有關系，而取決于GDP增長率中不能用勞動和資本投入增加來解釋的那部分剩余，實際上是一種余值增長。蔡（2012）認為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對在人口紅利消散背景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具有重要作用，現階段第二次人口紅利能夠在人力資本積累、技術進步和體制改革的共同作用下，實現后人口紅利時代全要素生產率的的改進，并提出應通過提高人力資本、積極應對老齡化、調整生育政策來改善這一生產率來源。車士義等（2011）利用全要素生產函數分解了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得出人口紅利每年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約為3%的結論，并提出了相似政策建議。

在以全要素生產率為角度展開的研究中，人口紅利并非單純被作為勞動力要素的貢獻者，而是作為對國民經濟增長的一種隱含著生產功能的投入，這樣的考量較全面完整地囊括了人口紅利的作用。這也提醒我們在老齡化時代更應注重人口結構轉變對人力資本開發、物質資本利用、技術進步帶來的作用，而非專注于勞動力數量的增減，以期更好地挖掘人口紅利并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

二、老齡化時代中國人口紅利面臨的挑戰與對策

從人口年齡結構演化規律以及其他國家經驗來看，人口老齡化是中國在21世紀繞不開的重大挑戰，也將是中國新時期人口紅利繼續發揮作用的一大掣肘。

（一）來自老齡化時代的挑戰

2010年中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總人口13.4億，其中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13.26%，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8.87%。根據“60歲及以上人口比重達到10%，或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達到7%的人口結構為老齡化”的國際慣例，中國已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進入了老齡化時代。據于學軍（2003）、陳友華（2006）的預測，中國人口紅利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可發揮四十年的作用，延續至21世紀30年代結束。而王德文、蔡、張學輝（2004）得出了更不容樂觀的結論，他們經過模型分析，認為2015年將是中國人口撫養比最低點（達39.4%）以及人口紅利轉折點，此后隨著老齡化進程加速，中國將進入人口負債階段。

曾毅（2005）認為中國老齡化具有老化速度快、高齡老人比例增長更快、老年人數量龐大、老年撫養比與總撫養比大幅度增高、獨居老人比例大幅度增加、城鄉與東中西部地區差異大等六大特征。此外，“未富先老”也是中國老齡化的一大特點。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恰與人口紅利的促進路徑相反，盡管經濟增長是個復雜的過程，但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是不容置疑的：勞動力資源的收縮和勞動力年齡結構的老化導致勞動力供給的下降；儲蓄率的降低和資本的國際流動將導致人口老齡化較嚴重地區資本形成的減少；老年勞動力比重的提高將損害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不利于全要素生產力的提高（齊傳鈞，2010）。

除了促進經濟增長的直接動力不足外，值得特別關注的還有老齡化帶給社會的沉重養老負擔以及間接制約：

1.老齡化加重國家財政負擔。在財政包攬傳統下，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人員工資支出規模不斷擴大；此外，企業職工、城鄉居民養老保險補貼以及老齡人口醫療補貼等都在快速老齡化趨勢下壓力大增（高淑紅，2011）。據《化解國家資產負債中長期風險》（2012）預測，到2013年中國養老金的缺口將達到18.3萬億元，養老金缺口將成為未來中國財政的最大風險。

2.老齡化降低消費傾向，引領消極消費結構。王金營、付秀彬（2006）通過分析中國1978年以來的時序數據，認為老齡化會使人均收入提高所帶來的消費水平的提高速度減小，長期將會降低未來的消費水平和消費比率。王森（2010）完善了王金營采取的計量方法，得出人口老齡化目前對居民消費呈現正負交錯的影響效應，但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后將會對人均消費產生負面影響的結論。在消費結構方面，老齡化增大社會撫養比，使國民收入中用于非生產性消費（養老、護理、醫療等）支出增加，減少了個人儲蓄和生產性投資，會降低社會總產出水平（鐘水映、李魁，2009）。此外，老齡化還會導致農村收入和消費的不平等，盡管目前該影響并不顯著，但確實保有增長趨勢（曲兆鵬、趙忠，2008）。

3.老齡化牽制勞動適齡人口生產率?！梆B兒防老”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觀念和客觀現實，當下中國第一代獨生子女正開始承擔“四二一家庭”養老重擔。根據國家統計局1994年10月1日的人口變動情況抽樣數據分析，在中國老年人主要經濟來源的排序中，57.1%的老年人主要依靠子女或其他親戚提供幫助，占最大比重。除過物質上的投入，子女還承擔著老人大部分的生活照料內容。① 而中國農村老年人口數量尤為龐大（占全國老年人口的60%以上），其中95%沒有養老金，只能靠家庭養老。如此一來，不得不考慮到老齡化時代適齡勞動人口在供養較多老人時投入的機會成本和對經濟造成的拖累效應。

（二）老齡化時代繼續發揮人口紅利的應對之策

基于中國實際情況，戶籍制度、城鄉二元經濟體制等制度性客觀約束致使中國傳統的人口紅利并未得到充分開發，仍有挖掘的潛力；與此同時，老齡化的人口結構也并不意味著人口紅利的徹底消失，在帶來挑戰的同時，它也賦予我們開發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新機遇。新背景下如何繼續挖掘與合理利用人口紅利是我們的探究方向。

1.實現勞動力充分就業。劉元春、孫立（2009）指出特定的人口年齡結構只是反映了潛在的勞動力資源數量，只有勞動參與率保持比較高的水平，同時失業率能夠維持在較低的水平，才能充分地發揮人口年齡結構所帶來的優勢。學者們普遍認為充分就業是實現人口紅利最大化的關鍵（于學軍，2003；蔡，2004；都陽，2007等）。如果勞動力人口不能充分就業，勞動力人口與未成年人口、老年人口就沒有區別，同樣是人口負擔。郭琳、車士義（2011）通過對1990―2009 年的時序數據的分析發現，中國勞動參與率在20世紀90 年代以來一直趨于下降，降低了人口紅利的作用力度。另外，車士義（2009）還提出個人參與工作的意愿也對勞動力資源是否充分利用起作用，由于退休年齡的規定和某些福利制度的刺激，導致目前相當一部分勞動適齡人口不愿參加工作。雖然中國目前勞動力市場還未表現出明顯而全面的供不應求，但在老齡化時代勞動力資源稟賦逐漸弱化的新背景下，只有保證較高的勞動參與率，實現勞動人口比例上的提升，才能彌補其總量上的降低，為經濟增長奠定基礎。

2.實現勞動力自由流動。中國存在明顯的城鄉二元經濟體制，東、中、西部發展也很不平衡。在此背景下，勞動力特別是龐大的農村勞動力自由流動是人口紅利兌現的重要條件。據 Francis （1997）的研究，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年均9.2%的GDP增長率中含有勞動力流動方面16.3%的貢獻。中國當下城市化、工業化進程不斷推進，與老齡化構成并生共存、相互影響的態勢。此背景下實現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方法可總結為兩個方面：（1）城市化、對外開放進程自然誘發勞動力流動。毛新雅、彭希哲（2012）認為城市化與對外開放政策為人口年齡結構優勢轉化為經濟增長優勢提供了政策制度保障，是引發勞動力流動、獲取人口紅利的重要條件。而通過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和均等公共服務，又可以從城市化領域繼續開發第一次人口紅利的另一半（蔡，2010）。（2）用一元戶籍制度、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制度支持勞動力流動。沈麗君（2005）提出只有通過建設城鄉間統一公平的勞動力市場、破除限制流動和轉移就業的政策制度障礙，將農村的勞動力稟賦與城鎮的經濟機會結合，從而延長農村人口紅利期、延緩城鎮老齡化，才能打通兌現人口紅利的渠道。車士義（2009）從中國現實出發，提出只有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才能使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得到充分發展，起到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而這需要通過戶籍制度的逐漸松動與大幅放開來實現。

3.實現勞動力結構優化升級。人口結構優勢能否轉化為經濟增長動力，要看勞動力結構是否適應中國的產業結構、工作崗位需求。在老齡化背景下，我們更要量體裁衣，實現有限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發揮其促增長的作用。根據中國實情，不斷提高勞動力素質、將人力資源發展為人力資本是我們應迅速展開并長期堅持的重大策略。郭振威、齊險峰（2008）指出人力資本快速積累，不僅可以補償人口數量紅利的消失，而且可以為未來經濟增長提供持久的動力源泉。車士義（2009）提出勞動力素質應該適應新的產業結構，中國目前仍然存在大量的結構性失業，尤其是廣大農村勞動力，雖然大量存在，卻無法適應社會對農業以外勞動力的需求。在具體實施方面，依賴于對教育、公共衛生及健康、就業及培訓等公共投資（胡鞍鋼，2011）。

4.改革與完善養老保險體制。盡管中國已經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新型養老保險制度模式，但實際實行的是混賬管理的辦法，① 個人賬戶空賬運行多年且規模劇增，不僅造成巨大養老金缺口，而且對人口紅利的發揮造成束縛。蔡（2010）提出要建立起一個具有積累功能，而不是主要依靠家庭養老功能或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障制度，可以利用勞動者的養老期望來增強儲蓄動機，以及資本市場的增值來保持高儲蓄率。在具體的實施方面，學者研究了以下途徑：（1）全面構建積累制的養老金。楊娟（2012）提出以EET 延期納稅模式鼓勵積累制養老金計劃發展，以信托模式構建積累制養老金計劃的安全運營機制，參考英國SERPS 計劃的退出選擇（contract out）機制，構建與收入相關聯的強制型個人賬戶養老金計劃。（2）實現養老保險基金的保值、增值。袁志剛（2004）提出達到養老金增值目的首先要規范資本市場，現階段可讓社會保障基金通過委托國際性基金公司走向國際資本市場，得到盡可能高的資本回報。王怡等（2012）提出應借鑒英國經驗，由政府設立專門投資運營養老保險基金的部門，來統一運營養老保險基金；并降低銀行存款及國債投資比例，適當放開股票市場。而唐均（2012）呼吁“投資不等于入市”，反對證券投資，認為既有國情下仍應通過中央專管機構給予有保障的利率（譬如設立社會保險銀行，保證比CPI 高1個百分點）以實現養老金增值。

雖然中國目前正在邁入高速老齡化階段，但短期內勞動力資源的優勢并不會消失殆盡。鑒于中國城市化雖然經歷了超常規增長，但仍然有著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人口城市化滯后于土地城市化等方面的非典型特征（蔡，2010），傳統人口紅利仍有很大的挖掘空間。

結語

過去三十多年里，人口紅利作為中國最為典型的要素稟賦，通過勞動力供給、儲蓄率、全要素生產率三條路徑促進了中國經濟騰飛，而其作用的順利發揮是以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建立、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等相應制度的建立為前提的。充足的勞動力供給與有所改觀但不甚完善的制度激勵相容，從而對中國三十多年來的經濟增長起到了顯著的積極作用。

面臨老齡化時代的新挑戰，一些不完善的經濟、行政制度，以及長期存在的不良經濟結構已經喪失了過去勞動力要素稟賦對其的替代和彌補作用（戶籍制度束縛勞動力自由流動；養老保險體系面臨日益增大的資金壓力；不健全的市場經濟環境造成勞動力市場低效率等）。當老齡化打破了中國經濟增長原有的穩態時，其對中國人口紅利的繼續兌現和進一步挖掘產生了客觀的阻礙。而為了保持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我們一方面要在給定人口資源約束條件下，糾偏人口要素的錯配，提高既有紅利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要通過制度設計，開發第二次人口紅利。這些設想的實施需要落實在養老保障體制、金融體制的完善，城鄉二元經濟體制、戶籍制度的打破，以及一系列經濟增長要素的聯動之中。

可以說，能否兌現既有人口紅利以及創造人口紅利新空間，就在于靈活貫通的勞動力市場、完善的教育體系、合理健康的產業結構等一系列良好外部環境能否建立起來，其關鍵還是得依靠相關政策制度的改革與完善，這也是新的資源約束條件下提升經濟效率的最優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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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紅利帶來的影響范文第3篇

人口紅利概念是在特定的階段，主要是一個國家在人口轉變的過程當中，其勞動年齡人口在總人口中占據的比重比較大，但相反它的撫養率卻比較低，這種情況下不但給其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人口條件，還使得整個國家的經濟局面因此得到開放，使其投資力度大、儲蓄能力高和增長速度高。隨著我國經濟快速的可持續發展，現階段我國就在人口紅利期，就是人口的撫養比例越來越低而勞動力卻是越來越高，在我國的經濟快速增長中人口紅利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經過進一步的研究，將人口紅利概念一分為二，即第一人口紅利和第二人口紅利。第一人口紅利是造成勞動年齡人口比例的提高的原因是因為出生率越來越低，還有在推動經濟增長的關鍵階段，因為人口的總體負擔逐漸降低而發生轉變；第二人口紅利是對于人口年齡的結構變化，人們提前預料到了并隨之做出了相應的個人調整，通過提高勞動資本對應的比率，做出了對資本儲蓄消費的決策，就是為了可以更好地推動經濟的快速增長。 

人口在轉變的過程中經濟增長受到人口結構動態變化的影響?？傊绊懡洕鲩L的三個重要途徑是促進儲蓄和刺激人力資本的形成，有利的人口年齡結構。 

2.人口紅利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我國經濟快速的持續發展中人口紅利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現為： 

2.1人口紅利促進儲蓄與投資 

在人口紅利期，人口年齡結構總體都比較年輕，勞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相對較大，在保證能夠實現充分的就業條件下，勞動人口基本上不會有什么經濟負擔，而對于勞動年齡人口的撫養比重也沒有太大的負擔，這樣家庭支出也不是很多，使得家庭儲蓄的比例大幅度提高。倘若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增加，那就可以增加其帶來的儲蓄，將儲蓄轉化為投資，也可以有效地促進經濟的增長。家庭的規模在不斷的減小，在養老方面也不會過多的依賴家庭，這樣大大地促使了在年老之后更早的做好儲蓄投資工作。 

2.2人口紅利增加勞動力供給 

實現經濟增長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勞動力，充分的勞動力供給，勞動力人口年齡結構相對年輕化，這樣在國際上勞動密集型就有一定的價格優勢和非常強的競爭力，而勞動撫養比例的下降也間接地促進增加了勞動力供給。為了能夠從家庭中把勞動力解放出來，更好地參與其經濟發展，少兒撫養比例的降低，使家庭當中撫養下一代的人口數量有效的減少。 

人口紅利期的人口結構的變化直接影響著勞動的供給，它包括兩點：一是嬰兒潮時期出生人口不斷的進入到勞動力市場中。而這個出生列隊的人口已經進入到了勞動高峰期，勞動年齡人口不斷的增加大大地降低了人口的撫養比例，這種影響已到達了一個巔峰階段。倘若對于這些新增加的勞動人口勞動力市場可以吸收，那人均收入肯定也會隨著提升；二是目前家庭規模也在不斷的縮小，女性也就增加了接受教育的機會，女性的勞動生產率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使其家庭規模有了明顯的減少。人口負擔降低了其勞動的參與率就提升了，這讓有更多勞動力的家庭慢慢地從非生產性的活動向生產性的經濟活動中轉移。人口年齡結構的有利變動使得其勞動的投入時間大幅度的增加，有效地促進了經濟的增長。勞動力的充分供給，再加上充分就業，而且勞動力人口的年齡結構也比較年輕，價格又不是很高，這樣就能夠更好地創造出社會財富。 

3.其政策意見 

伴隨著人口年齡的結構變化，人口紅利期持續的時間并不是很長，慢慢的人口紅利就會成為人口負債。我們做了一個簡單的預測，到2050年，我國老年人口會到達4.8億，占了全球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這意味著人口年齡結構的紅利期即將結束，勞動力的供給也會隨之減少，這影響了我國經濟的發展。為了能夠使我國經濟可以健康穩定的發展，有以下幾點意見： 

3.1調整人口生育政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實施計劃生育政策，我國勞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在逐年的提升，少兒的撫養比例在逐年下降，人口紅利給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在不斷的發生變化，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國漸漸進入到老齡化社會。 

3.2退休年齡的延長 

我國人口越來越老齡化，社會的贍養負擔也越來越嚴重。還有我國在醫療衛生水平方面也在不斷的提升，人口的平均壽命也在不斷提升，歐盟委員已然計劃把其退休年齡調至70歲，這樣退休的年齡延長了，勞動力的供給也就大大的增加了，本來應該成為贍養人群的就變成了勞動力人群，又能夠繼續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一份勞動力，為社會創造出更多的財富。 

3.3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目前，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在不斷的變化，我國已經提前進入到老齡化社會，人口紅利在漸漸的減少，勞動力的優勢也在漸漸的減少，像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將慢慢地失去市場，所以經濟增長的方式必須轉變。我國勞動力不能長期依靠低成本的優勢來維持，需要我們對自主創新能力不間斷地進行提升，對勞動力優勢進行轉化，努力向勞動力技術優勢靠攏，有效地對系統集成和關鍵的技術創新進行推進，早日將勞動密集型轉變成技術密集型，技術實現跨越式的發展，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競爭力才可以不斷的提升。 

3.4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 

現如今，我國是一個人力資源的大國，但在教育水平方面和發達國家之間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們要不斷加強人才的培養、加大教育力度提升其勞動生產的效率。未來的經濟發展不能再單單的依靠勞動力、資源和資金，必須要發展人才，慢慢將人口紅利轉變成為人才紅利，從中彌補人口紅利的消失，同時，還可以提供持久動力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 

人口紅利帶來的影響范文第4篇

人口機會窗口開啟

20世紀70年代初是我國人口轉變過程的重要分界線，主要表現為此前的高出生水平和在全國范圍內實行計劃生育以后人口過快增長趨勢的扭轉，形成了以少兒人口比重穩步下降、老年人口比重開始上升、勞動適齡人口供應充足為主要特征的人口年齡結構轉變。

有利的人口年齡結構為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提供了優越的人口環境。當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和較低的社會撫養壓力所形成的高儲蓄率成為經濟增長的源泉并由此獲得超出穩態經濟增長之外的額外經濟成果，“人口紅利”也就產生了，這一階段也被稱之為人口機會窗口開啟的時期。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亞洲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如新加坡，韓國，香港，臺灣等）成功地把握了人口轉變的機遇，收獲了“人口紅利”，取得了經濟的迅速增長。

2005年1%全國人口抽樣調查數據表明，我國目前0―14歲少兒人口占總人口的20.27%，60歲以上人口占11.03%，15―59歲勞動適齡人口占68.7%,社會總撫養比為45.56%。這一趨勢還將持續一段時間，并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速而結束。我國目前正處于人口機會窗口開啟的時期。計劃生育的成功為我國帶來了40多年的 “人口紅利”期。

人口機會窗口的開啟是一個階段性的現象。有利的人口年齡結構主要是由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而產生的，人口轉變過程必然會導致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速。隨著老齡化的進程，社會撫養負擔會不斷增大，并最終關閉人口機會窗口，形成人口負擔。

城鄉互動，充分收獲“人口紅利”

人口機會窗口的開啟只是收獲“人口紅利”的必要條件，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和有效的政策措施來兌現收獲“人口紅利”就顯得非常緊迫和必要。有利的人口年齡結構并不會自動地導致更快的經濟增長，而只是為經濟的迅速發展提供了一個成功的機會?！叭丝诩t利”的收獲不僅需要有一個相對年輕和豐富的勞動力人口，而且需要為這樣一個勞動力大軍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

目前，越來越高比例的勞動適齡人口沒有實現充分就業，成為社會被撫養人口，失業問題日益成為困擾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重大問題。

城鄉和地區間人口轉變進程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使得這兩類地區都常常面臨無法同時滿足收獲“人口紅利”所需要的各種條件的困境。農村地區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和有利的人口年齡結構，但由于缺乏足夠的就業機會而無法兌現“人口紅利”。城市地區由于老齡化的加速正在迅速地接近“人口紅利”機會窗口關閉的時刻。

人口的合理流動遷移可以有效地促進城鄉地區人口機會窗口開啟條件的實現，構建了上述兩類地區都能收獲“人口紅利”的橋梁，為城鄉地區帶來了雙贏的局面。在城市地區，來自農村的年輕勞動力人口的流入，顯著地延緩了老齡化的進程，延長了收獲“人口紅利”的機會窗口開啟的時間。就農村地區而言，大量的富余勞動力人口與城市的就業機會相結合，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獲得了收入，提高了技能，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轉化成真正的勞動生產力，城市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為農村“人口紅利”的兌現提供了經濟機會。

在我國目前的城鄉二元經濟體制下，有序的人口流動將在整個國家層面上將人口機會和經濟增長機會結合，解決城鄉勞動力供需矛盾和充分就業的問題，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創造有利的人口環境。在這個意義上，城鄉人口轉變態勢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以及由此形成的巨大的人口遷移流動，可能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人口紅利”的基本特征之一。而就具體的地區而言，利用各地老齡化程度的差異，采取相應的錯位發展的策略，有可能使得各地區都能延長人口機會窗口的開啟時期，最大限度地收獲“人口紅利”。

各種預測表明，我國人口機會窗口將在2025年前后關閉，城市和東部沿海地區會關閉得更早。也就是說我們應當采取適當的社會政策，最大限度地利用我們以巨大的代價所取得的人口控制的成功所帶來的好處，及時順利地收獲“人口紅利”，將有利的人口年齡結構充分轉化為推動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源泉。

合理投資，善用“人口紅利”

人口老齡化是人口轉變的一個必然結果，我國在2000年已經全面進入老齡化社會。從國家總體而言，人口老齡化正在改變隨著生育率下降而形成的有利的人口年齡結構，人口機會窗口的關閉是必然發生的，只是時間的問題，今天的優勢在不久的將來會轉化為沉重的老年負擔或“人口負債”。

我們正面臨著一種風險，即我們在還沒有充分收獲因生育率的快速下降而形成的“人口紅利”，還未就應對人口老齡化做好必要的準備就迎來了老齡化加速的時期,我國人口控制取得成功的長期效益將由此而大大縮水。

人口紅利帶來的影響范文第5篇

關鍵詞：后“人口紅利”時代，城市化進程；經濟發展

過去30年，中國人均GDP從400美元躍升到現在的4000美元，從低收入國家進入到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充足的勞動力供給為經濟發展提供了主要的增長動力。

一、“人口紅利”是我國過去30年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

一國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齡化加速的同時，少兒撫養比例迅速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將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撫養負擔輕、于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人口經濟學家稱之為“人口紅利”。由于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中國在相當早的階段就開始了人口的轉型，隨著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的上升，和少兒撫養率的下降，導致了勞動力的充足供給和儲蓄率的提高，帶來了我國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時代。

過去30年，中國有兩個階段經歷了少兒撫養率的較大幅度下降，分別為上世紀80年代初和2001年至2008年。人口撫養比的下降造就了更具生產性的人口結構，即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和高儲蓄率，為經濟增長提供了額外的源泉，從而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比較豐富，對經濟社會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后一個周期少兒撫養率的下降，是2001年以來中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并維持高順差的重要原因。統計數據顯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逐年上升，少年兒童人口比重下降，人口總撫養比從1982年的62.6％下降到2007年的38.0％。2005年后，人口總撫養比一直保持在40％以下。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的研究表明，中國總撫養比每降低1個百分點，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提高0.115個百分點。1982年至2007年間，總撫養比下降推動人均GDP增長速度上升2.4個百分點，大約對同期人均GDP增長貢獻了25％-30％左右。

國際經驗也表明，所有的先行國家和地區，都曾經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或多或少地得益于“人口紅利”。被美國蘭德公司相關研究稱之為東亞奇跡和新大陸國家奇跡的是，1970年到1995年間，在東亞諸國超出常規的高增長率中，由勞動年齡人口高比重所做出的GDP貢獻比例高達1／3至1／2。北美新大陸開發之初，人均GDP增長率比舊大陸高出的部分中，90％至100％可以歸于富有生產性的人口結構優勢。

二、“用工荒”凸顯我國“人口紅利”時代趨于結束

“用工荒”、“招工難”現在已經不是東部沿海地區的局部性問題，而是全國普遍出現的全局性問題。其中有西部制造業的崛起，民工回流的原因，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中國適齡勞動力人口增長率下降，“人口紅利”趨于結束。在調研中發現，民工荒從2004年開始蔓延全國，隨之而來的是農民132資水平普遍上漲；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調研結果也顯示，中國目前已經轉移出2.3億農村剩余勞動力，僅剩下2481萬人，而且基本為難以轉出的老弱病殘。發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民工荒”并未引起我們的警覺，而在專家眼里，卻隱藏著一個重大問題：那就是中國人口紅利的危機。“從經濟學角度講，當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逐步轉移直至枯竭的那一刻，就是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折點?！边@就是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劉易斯提出的“劉易斯拐點”。“劉易斯拐點”的出現，往往是人口紅利消失的前兆。其間，初級工人薪資水平和勞動成本會成倍提高，中國吸引外資的優勢將逐漸減弱，對各行業發展影響很大，且趨勢難以在短期內被扭轉。

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凹t利”，在很多情況下與“債務”相對應。根據中國社科院“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人口與發展研究”課題的研究結論，2009年，我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比例達到72.35％的峰值，而后總量開始下降，預計2030年或下降到67.42％。據聯合國預測，2010年以后，中國的少兒撫養率將基本停止下降，而老年撫養率將開始顯著上升，總撫養率在2013年到達最低點之后開始上升。勞動年齡人口在2015年以后將進入零增長和下降。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社會學系主任、復旦大學講座教授王豐分析認為，這意味著中國人口紅利的獲利期即將結束，取而代之的是老年人口負擔呈累進式加重趨勢的人口負債期。據民政部門統計，截至2010年底，全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增至1.69億，占總人口的12.79％，并正以年均近1000萬的增幅“跑步前進”。人口老齡化將帶來社會撫養比不斷提高，加大消費性人口比例、降低生產性人口比例，嚴重影響勞動生產率。屆時，人口紅利將徹底消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活力。

從人口學角度講，工作壓力大、不婚比例有所增加、生育子女費用和撫養教育費用大幅提高、人們樂于新生活方式等因素，導致當前我國育齡婦女的生育意愿持續下降，使我國在低生育率的背景下出現了人口負增長慣性。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教授說，這使得勞動年齡人口在向老年人口轉變的過程中，由于缺少人口補充而造成人口紅利的消失。無論從經濟理論還是人口理論上分析，人口紅利并非某些人認為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坐享人口紅利的時代即將逝去，盡快著手應對人口紅利轉變為人口負債以保持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迫在眉睫。

三、加快城市化和經濟轉型實現中國經濟持續增長

未來20年，如果中國經濟能保持6％左右的增長速度，中國就將步入現代化發達國家的行列，人口紅利優勢帶來的增長動力已經難以為繼，要想保持這樣的增長速度，必須加快城市化進程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城市化推進帶來的農村勞動力向現代化制造業和服務業部門轉移，將導致中國的有效勞動力供給不會因為總勞動數量下降而下降。城市化發展將改善目前2億多流動勞動力的生產和生活條件，使他們融入城市生活的主流，并且有意愿有能力為下一代的人力資本而投資，從而有利于提高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動力。

目前我國的城市化率大約是50％，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率大部在80％以上，我國城市化進程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但是近年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卻出現了土地城市化快于人的城市化的現象。城市行政區的條塊分割，戶籍制度改革的滯后，越來越高的城市生活成本，很多農民工根本無法融入城市生活。人的城市化遠遠落后于城市土地城市化，中國需要更有效率和更具包容性的城市化過程。當前中國以廉價勞動力、房地產和基礎設施建設為增長點的粗放式經濟發展模式，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口紅利趨于結束，將難以為繼。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淘汰落后生產力，勞動力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創造出適合中國國情的新產品、新服務和新的經濟發展方式。

四、結語

有效推進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大力提高城市化率，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調整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人口計劃生育政策，未雨綢繆迎接后“人口紅利”時代的到來，將對我國未來30年的經濟持續增長，實現經濟強國夢想意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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