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與市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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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與市值管理范文第1篇

［關鍵詞］ 風險管理 市值管理 指標體系構建

風險是指未來事件預期和實際結果發生偏離的可能性，是對未來結果的不確定狀態。風險的不確定性暗含雙重含義，既包括可能發生的損失，也包括預期可能獲得的收益。風險管理是以一定的成本，通過資源優化配置使企業預期損失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管理方法。現實企業經營管理中，我們往往只能夠通過歷史信息對已經發生的事項進行管理，這顯然無法保持企業長期穩定的持續發展，因此需要建立高效準確及時的風險管理預警體系來應對可能發生的經營風險。

股改的推進使我國資本市場逐漸進入股票全流通的新局面，上市公司經營管理的目標由利潤最大化轉變為股東價值最大化，市場價值已逐漸取代資產成為衡量公司價值的新標桿，這也為上市公司的風險管理預警體系帶來了新方向。市值管理是上市公司基于公司市值信號，綜合運用多種價值經營方法手段，達到公司價值創造最大化、價值實現最大化和價值經營最優化的戰略管理行為。其中心內容是價值創造、價值經營和價值實現。上市公司風險管理需要在原有指標的基礎上，參照市值管理三個中心內容全新觀念對預警指標進行改進和創新，以公司價值最大化為目標，建立起適應資本市場現階段發展的預警體系。

一、價值創造維度預警指標體系構建

價值創造是價值實現和價值經營的基礎，上市公司須著眼于內在價值的創造，使公司真正具有核心競爭力，為內在價值在資本市場充分體現打下堅實基礎。價值創造績效衡量上市公司當期盈利能力和未來成長能力，是由基礎價值及成長價值兩項指標綜合評價，基礎價值反應上市公司當期盈利能力，成長價值評價上市公司相對上一報告期盈利水平變動。在市值管理中，基礎價值績效由凈資產收益率（ROE）、主營業務利潤率（ROM）、總資產收益率（ROA）和每股凈收益（EPS）等傳統指標以及為彌補傳統指標的不足而新引入的經濟增加值（EVA）和資本效率（EVA率）兩項現代指標來評價。而成長價值績效由基礎價值績效指標的增長率來評價。相應的，我們也應從基礎價值績效和成長價值績效兩方面來構建價值創造維度的預警指標體系。

二、價值實現維度預警指標體系構建

最大化創造公司內在價值，并不是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全部內容，還應將這份價值在資本市場上得以充分體現，需要把內在價值轉化為相符合的市值，這樣才能夠最終實現公司價值和股東價值最大化。因此價值實現是市值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步，但上市公司往往只關注到價值創造的步驟，忽略了價值實現的關鍵性。其結果表現為市值低于內在價值，沒能將價值創造很好體現，或者表現為市值高于內在價值造成投資風險，這是阻礙公司長期穩定持續發展的風險所在。衡量價值實現績效的指標可以從規模、成長和效率三方面度量，分別由總市值、總市值增長率以及托賓Q三個二級指標實現。

三、價值經營手段降低經營風險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了解到，中國是新興加轉軌的弱式有效市場，上市公司的市值往往與內在價值出現或高或低的偏差，價值創造與價值實現的關聯度始終不高。這加大了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難度，同時也增大了公司以長期穩定持續發展為目標的經營風險。因此為降低公司的經營風險，巧妙運用財務方法及公司治理手段進行價值經營管理顯得尤為重要。

當市值被明顯高估時，上市公司可以通過增發股票或發行可轉換債券以及換股并購整合主業的手段使面臨的經營風險最小化，相對提高公司價值。增發股票和可轉換債券是上市公司再融資主要途徑，不僅可以擴大公司股本規模，稀釋公司股權降低公司股票價格，還可將所獲得的資金支持公司的業務發展戰略，進一步加強公司的核心競爭力，提高公司內部價值，降低價值偏離風險。另一方面，公司可以充分利用股價被高估的契機與業務相關企業進行換股并購，從而不動用公司資金便可以順利實現業務擴張。

當市值被明顯低估時，上市公司趁機以低價進行股份回購以達到減資或調整股本結構的目的，不失為降低資本運營成本的好方法，這有利于規范和改善股本結構，提高股東投資回報，降低公司經營風險和維護公司的長遠發展。

參考文獻：

[1]施光耀 劉國芳:市值管理理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11

上市公司與市值管理范文第2篇

關鍵詞：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動機；治理

中圖分類號：F279.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4-00-01

一、盈余管理的定義

在會計理論和會計實務研究中，盈余管理問題一直受到人們廣泛的關注。盈余管理通常來說是公司管理層出于自身利益，選擇性的采用有利于自身規劃的財務及非財務手段，改變財務報告的真實性，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已經呈現出多樣化、復雜化趨勢。隨著近年來我國監管機構對市公司信息披露工規范性不斷增強，以及廣大投資者對上市公司財務報告使用程度不斷提高，使得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重要性日益顯現。根據上市公司所處的不同時期，盈余管理的動機也是不同的。

二、我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動機

(一) IPO上市的動機

在目前階段下，公司融資活動偏好于股權性融資，為了滿足自身發展所需資金的需要，大多數公司把IPO作為解決資金問題的第一選擇。按照《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并上市管理辦法》的相關規定，在主板上市的上市公司盈利標準為：最近3個會計年度凈利潤均為正數且累計超過人民幣3000萬元，最近三個會計年度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累計超過人民幣5000萬元，或者最近三個會計年度營業收入累計超過人民幣3億元。按照《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并在創業板上市管理暫行辦法》的相關規定，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盈利標準為：最近兩年連續盈利，凈利潤累計不少于1000萬元且持續增長；或者最近一年盈利，且凈利潤不少于500萬元，最近一年營業收入不少于5000萬元，最近兩年營業收入增長率均不低于30%。中國證監會根據申請在主板市場和創業板市場的公司規模及行業性質不同，對盈利性及成長性分別提出了要求。但無論是在主板還是在創業板上市，公司能否上市及募集資金規模的大小，獲利能力均是最關鍵的因素之一。企業進行IPO申報時，需要提供最近三個會計年度的基本財務資料。因此，為了獲得上市資格，特別是申請在創業板上市的中小型企業，在盈余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尤為突出。經過粉飾的盈余不僅有助于公司獲得股票發行上市的資格，還可以提升企業的股票定價水平，以最大限度從證券市場籌集到資金。

(二)避免被實行退市風險提示和暫停上市

按照《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的規定：上市公司最近兩年連續虧損(以當年經審計凈利潤為依據)其股票交易實行退市風險警示，在股票名稱之前加*ST符號。如果最近三年連續虧損將暫停其股票上市，如在期限內未消除虧損狀況，則終止其股票上市退出證券市場。上市公司被處以退市風險提示后，不僅會受到管理層更加嚴格的監管，還會加大籌資難度，增高籌資成本，同時影響其股票投資價值。為避免最近兩個會計年度連續虧損，被特別處理避免的情況發生，一些業績較差的上市公司就會采取調整對不同會計年度之間的盈余進行管理。因此，我國證券市場出現了“第一年巨虧第二年扭虧”避免被實行退市風險提示和“連續兩年巨虧第三年扭虧第四第五年又虧”避免被終止上市的現象。這種操作帶來的結果，是許多本該暫停上市或退市的公司能在證券市場長期存在。并且為實施盈余管理所采用債務重組、資產重組及各種會計手段和處理，造成對公司基本面有重大改變，產生巨大的想象空間。在信息披露不透明、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二級市場上投資者盲目跟風，帶來了巨大的投資風險。

(三)上市公司進行股權融資的需要

上市公司股權融資的手段包括：公開發行、非公開發行和配股三種手段。按照《上市公司證券發行管理辦法》的相關規定：公開發行要求最近三個會計年度連續盈利并且最近三個會計年度加權平均凈資產收益率平均不低于6%，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后的凈利潤與扣除前的凈利潤相比，以低者作為加權平均凈資產收益率的計算依據。非公開發行雖然對盈利性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是在審核結果來看，對公司業績情況、行業影響、持續經營能力等也重點關注。并且參與非公開發行得投資者特定為不超過10名(包括上市公司大股東在內)，設定一或三年的鎖定期。因此一般來說，敢于提出非公開發行計劃、并且已經被特定投資者所接受的上市公司，通常會有較好的成長性，公司基本面、盈利能力及股票二級市場價格在未來將會發生質的飛躍。通常，上市公司控股股東持股比例越高，上市公司在股權融資過程中的盈余管理程度就越高。

(四)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要求

在資本市場中，投資者較普遍使用上市公司會計信息對股票進行估價，公司的盈利情況作為對公司基本面有重大利好事件，在二級市場上得到了投資者的廣泛認同，這使得管理當局產生利用盈余管理來影響公司股票價格表現的動機。當前我國的股權分置改革已經基本完成，限售股解禁與減持行為也在不斷加速進行之中，中國資本市場的全流通時代已經到來。在大小非減持過程中，容易產生新的基于上市公司控股股東為了實現其市值管理的需要而進行的盈余管理行為，損害中小投資者的利益。

(五)委托目標的實現及管理層股權激勵的需要

上市公司與市值管理范文第3篇

關鍵詞：高管層股權激勵 股權激勵分布結構 公司價值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股權激勵問題便成為所有上市公司關注的焦點，目前股權激勵制度的法規障礙得以逐一被解除，特別是2005年和2006年《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試行）等規章、2008年《股權激勵有關事項備忘錄》等規范性文件的出臺，對股權激勵作了明確細致的規定，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從而使上市公司實施股權激勵有了統一明確的準繩。我國股權激勵起步晚，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問題，因此國內外的專家學者對股權激勵的實施做了許多方面的研究。目前國內研究股權激勵還主要集中在研究股權激勵絕對數量與公司價值關系上，很少有涉及到研究股權激勵在激勵對象間的分布形成的分布結構與公司價值的關系上。在我國現階段高管層股權激勵與公司價值關系到底如何？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主要問題。

一、文獻綜述

（一）國外文獻 Jensen和Meckling （1976）從理論方面考慮認為管理人員的持股能夠很好地使股東與管理人員的利益趨同，從而他們認為公司的價值與管理人員的持股比例是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然而另一部分研究結論卻是認為股權激勵對公司價值并不是直線相關，而是曲線相關。如Morck和Shldifer（1980）對371家上市公司進行實證分析后得出結論，公司價值與管理層持股比例呈現出曲線相關性，當管理層持股比例在0-5%之間時，為正相關關系，在5%-25%之間時為負相關關系，在大于25%時又表現為正相關關系。然而Loder和Martin（1997）通過分析，結果卻發現公司價值與管理人員持股比例呈現出負相關關系。

（二）國內文獻 周璐（2006）對近五年來上市公司的股權激勵情況進行分析，結果發現上市公司高管層持股現象不普遍，其持股比例很低。公司價值與高管層持股比例均表現為正相關。李冬梅和陶萍（2011）以2007年至2009年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為樣本，實證檢驗得出公司高管持股比例對公司業績影響很小，管理層持股起不到很好的激勵效果。程隆云和岳春苗（2008）以2000年至2005年間實施股權激勵的A股上市公司的數據為樣本，實證研究發現上市公司股權激勵從總體上看是無效的，但將管理層持股比例區間劃分后發現，管理層持股比例與公司價值在管理層持股比例小于0.01和大于1的兩區間上不存在線性關系；而在區間[0.01，1]上， 公司的價值與管理人員的持股比例是正相關關系，但相關性較弱。黃蕾（2011）以我國滬、深股市發行的2006年至2009年的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并以高管現金薪酬與公司績效為研究對象，通過實證分析發現公司高管人員的現金薪酬與股票期權激勵為正相關關系，并且股票期權激勵與公司業績的交互項與高管現金薪酬呈負相關關系。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 委托理論是高管實施股權激勵的重要理論基礎，高管人員股權激勵的核心就是讓高層管理者對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轉變為對公司價值最大化地追求，即它們兩者追求的方向應該一致，使公司價值的增長成為經營者個人利益的增函數。管理者由于擁有股權，會獲得除基本薪酬以外的股票收益，同時也承擔了一定的風險，因而會更加積極努力工作，努力提高公司股票價值，從而也提高了公司價值。管理者擁有的股票越多，公司的價值也會越高。因此提出假設：

假設1：上市公司高管層持股比例與其公司價值呈正相關關系

股權激勵對公司的價值到底能否起到激勵作用，如果有，起到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則要看具體的情況。經濟社會經常提到效率優先的原則，如果公司股權激勵是按照高管人員自身的職位高低，或者按照其對公司的貢獻程度，又或者是按照工作年限來分配，即按照不均勻的股權激勵分布結構來進行分配，那么得到股權激勵少的高管會為了能夠得到與其它高管人員同樣的股權激勵而努力，他們會更加努力的工作，提高自身對公司的價值，這樣，公司價值也會越來越高。相反，如果公司采用均勻的股權激勵分布結構，即不管高管人員的職位高低，也不管高管人員對公司的貢獻程度，都按照統一的標準分配激勵股權。那么，本來努力工作、對公司貢獻程度比較高的高管會因為獲得與對公司貢獻程度低、又沒有努力工作的高管同樣的激勵股權，而內心產生不平，致使其在下一年度，也會和其他高管人員一樣，不努力工作，因為努力與不努力所得到的結果都是一樣。而本來貢獻程度低、又沒有努力工作的高管會因為獲得與其他努力工作、對公司貢獻程度高的高管同樣的股權激勵而也不努力工作來提升公司的價值。這樣的股權激勵對公司的高管并沒有起到激勵的作用，相反還產生了一些負面的影響，公司價值也就不會得到提高。因此提出假設：

假設2：不均勻的股權激勵分布結構與上市公司價值呈正相關關系

（二）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 本文利用2010年在深圳和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公司為初始樣本，剔除無法完整獲取相關數據的23家公司，最終得到有效樣本112家。樣本公司的數據來自國泰安數據庫，數據處理采用的是Eviews3.1軟件。

（三）變量定義和模型建立 本文對解釋變量，被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的定義見表（1）。（1）解釋變量。為了反映股權激勵在激勵對象間形成的分布結構，本文利用何凡（2008）所設計的變量，高管總體股權激勵絕對差距（ZHJCJ）和高管總體股權激勵相對差距（ZHXCJ）。把高管層按照其所獲得的股權激勵數量從小到大的順序排列，則高管股權激勵絕對差距（ZHJCJ）=獲股權激勵第一的激勵對象的股權激勵絕對數量-其余的激勵對象的激勵股權絕對數量的平均數；高管股權激勵相對差距（ZHXCJ）=獲股權激勵第一的激勵對象的股權激勵絕對數量/其余的激勵對象的激勵股權絕對數量的平均數。高管持股比例（MSR）。即公司高管人員的持股總數和占公司總股本的比例。（2）被解釋變量。選擇托賓Q值作為公司價值指標。國內文獻中，常常采用每股收益、凈資產收益率作為衡量公司價值的指標，但是由于它們受到人為操控的可能性大，不能全面準確地反映上市公司的真實情況，所以本文采用托賓Q值作為公司價值的衡量指標。（3）控制變量。根據何凡（2008）、李金玲、張瑞軍（2009）和李冬梅、陶萍（2011）等文章，公司價值與其規模和資產負債率有密切的聯系，因此本文選取了公司規模（Lnsize），資產負債率（Flv）作為控制變量。

本文構建如下模型：Q=α0+β1MSR+β2Lnsize+β3Flv+ε （1）；Q=α0+β1ZHXCJ+β2Lnsize+β3Flv+ε （2）；Q=α0+β1ZHJCJ+β2Lnsize+β3Flv+ε （3）

三、實證檢驗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是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顯示高管持股比例較低，平均值僅為0.11，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0.68，說明不同公司高管的持股比例有著很大的差別。高管股權激勵絕對差距和高管股權激勵相對差距這兩個變量則反映的是股權激勵在所有高管之間形成的分布結構，高管股權激勵分布絕對差距的最大值是9483333，最小值是0，這表明不同公司在實施股權激勵時股權激勵數量的差別很大。從高管股權激勵數量的相對差距來看，最大值為15.71，這說明，獲得股權激勵第一的激勵對象其所獲得的股權激勵數量是其他激勵對象所獲得股權激勵數量平均數的15.71倍，最小值為0，表明某些公司所有的激勵對象所獲得的股權激勵數量都是相等的。均值為2.39，說明大多數公司還是選擇均勻的股權激勵分布結構。

（二）回歸分析 從表（3）可以看出，高管持股比例與公司價值指標的相關系數為-2.83，T統計量為-2.86，說明高管持股比例與公司價值呈負相關關系，并且P值為0.005，通過了顯著性水平的檢驗。回歸結果表明，高管持股比例與公司價值具有顯著的負相關關系。結論與假設1相反，可能是多方面因素引起的。

從表（4）可以看出，高管股權激勵相對差距與公司價值指標的相關系數為0.22，T統計量為2.67，說明高管股權激勵相對差距與公司價值呈正相關關系，P值為0.0091，通過了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高管股權激勵相對差距與公司價值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假設2成立。模型（2）的回歸結果說明，獲得股權激勵第一的激勵對象比其他激勵對象獲得激勵數量的平均值的倍數越大，其公司價值越大，也即公司越是采用不均勻的股權激勵分布結構，公司的價值越大。

從表（5）可以看出，高管股權激勵絕對差距與公司價值指標的相關系數為0.0001，T統計量為0.96，說明高管股權激勵相對差距與公司價值呈正相關的關系，但是P值為0.338，未能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也就是說高管股權激勵絕對差距與公司價值的正相關關系并不顯著。為了更好地了解高管股權激勵絕對差距與公司價值的關系，本文以ZHJCJ的均值為標準，將樣本分為差距大和差距小兩組樣本，將絕對差距值大于均值的樣本，歸為一組，等于或小于均值時，歸為差距小的一組。最后得出，差距大的一組樣本數為23家，差距小的一組樣本數為89家。這說明我國大多數實施股權激勵的上市公司更傾向于選擇較均勻的股權激勵分布結構。

從表（6）可以看出，高管股權激勵絕對差距與公司價值指標的相關系數為0.0001，T統計量為2.84，說明高管股權激勵絕對差距與公司價值呈正相關關系，P值為0.006，通過了顯著性水平檢驗，這表明，在ZHJCJ小于或等于均值時，高管股權激勵絕對差距與公司價值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即高管股權激勵絕對差距越大，公司的價值就會越高。從表（7）可以看出，高管股權激勵絕對差距與公司價值指標相關系數為負，T統計量為-1.12，說明高管股權激勵絕對差距與公司價值呈負相關關系，但P但為0.275，未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這說明高管股權激勵絕對差距與公司價值的負相關關系并不顯著。綜合表（6）和表（7）的結果，假設2在ZHJCJ小于或者等于平均值時得到了很好的驗證。公司高管股權激勵相對差距與公司價值在總體的情況下表現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當ZHJCJ在小于或等于均值時，高管股權激勵絕對差距與公司價值表現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而當ZHJCJ大于均值時，高管股權激勵絕對差距與公司價值則不是正相關關系。形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可以用物極必反的道理來解釋，事物發展到極端，會向相反的方向轉化。高管人員之間適當的股權激勵差距，能讓他們互相比較，認識到自己對公司貢獻程度與別人的差距，從而激勵他們努力工作，提高公司價值。然而，如果高管人員之間股權激勵差距過大，這會讓獲得低股權激勵的人員看不到自己的希望，同時，也會在公司內部員工之間引起不滿，影響公司的團結，這樣股權激勵不僅起不到應有的積極作用，相反，還會產生消極影響。

四、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文研究得出如下結論：（1）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例與其公司價值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即公司高管持股比例越大，公司的價值越低。（2）在一定的范圍內，不均勻的股權激勵分布結構與公司價值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即在一定范圍內，公司內部，各激勵對象之間所獲得股權激勵數量差距越大，公司的價值越高。

（二）政策建議 本文提出如下建議：（1）完善與股權激勵相關的法律法規。應該不斷完善有關股權激勵方面的法律法規，將股權激勵募集資金納入上市公司募集資金管理的范疇；修訂《證券法》和《證券發行管理辦法》關于股權激勵發行及股份來源方面的相關規定，使其與《股權激勵管理辦法》在股權激勵發行及股份來源方面的相關規定相一致；完善會計制度、稅收制度等方面的相關規定，對股權激勵的公允價值的確定，等待期如何界定及分攤給予明確的規范和解釋。（2）處理好各激勵對象間所獲激勵數量的關系。在充分了解公司自身特點的條件下，應該根據實際情況制定切實符合本公司的激勵方案，以提高公司經營者的工作熱情，提高公司的價值。（3）制定切實符合本公司實際的股權激勵方案。根據公司的實際情況，適當地擴大股權激勵在總股本中的比例，提高股權激勵在公司中的影響力；選擇其他的激勵方式或者多個方式的組合，讓股權激勵起到更好的作用；適當地增加股權激勵的人數，讓公司的其他高管、監事、核心技術業務骨干人員和有特殊貢獻人員都能得到股權激勵，以此來提高工作熱情，更好地發揮股權激勵的作用。

參考文獻：

[1]程隆云、岳春苗：《上市公司高管層股權激勵績效的實證分析》，《經濟與管理研究》2008年第6期。

[2]何凡：《高管層激勵股權分布結構及其成因——中國上市公司實證分析》，《當代經濟科學》2008年第6期。

[3]黃蕾：《公司高管人員現金薪酬的實證分析——基于股權激勵、市場風險與股權性質的影響》，《蘭州學刊》2011年第5期。

[4]李冬梅、陶萍：《房地產上市公司股權激勵對績效影響的實證分析》，《工程管理報》2011年第3期。

[5]李維安、李漢軍：《股權結構、高管持股與公司績效——來自民營上市公司的證據》，《南開管理評論》2006年第5期。

[6]游春：《股權激勵、董事會、TMT 團隊與經營績效——基于中國上市公司的實證分析》，《管理評論》2010年第9期。

[7]周璐：《高管人員股權激勵與公司業績的實證分析》，《知識經濟》2006年第5期。

[8]Jensen ，Michael C. and William H.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6.

[9]Loder and Martin. Executive Stock Ownership and Performance： Tracking Faint Tranc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7.

上市公司與市值管理范文第4篇

【關鍵詞】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現狀，對策

一、我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現狀

（一）我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動因

1.企業高層管理人員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企業管理當局除有固定的薪金外，還會得到獎金甚至股權與期權，這些利益獲得的多少和企業經營的好壞有很大關系，而股東來判斷企業經營的好壞，主要是根據管理當局所提供的會計信息，所以管理當局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會進行盈余管理行為。

2.上市公司籌資的需要。公司上市主要目的是是通過向社會發行股票籌集大量資金。《公司法》規定，公司首次發行股票，必須在近三年內連續盈利，為了達到上市目的，公司便會進行盈余管理，從而提高盈利指標，最終獲得上市資格。同時公司上市后為了獲得配股資格，往往通過關聯交易等盈余管理行為來調整凈資產收益率，這樣才能使公司凈資產收益率連續三年超過10%，從而達到配股的目的。

3.節約稅收等費用。所得稅是企業進行盈余管理的一個比較明顯的動因。稅收優惠較多，同時公司管理人員對會計政策和會計方法使用上具有一定的選擇權，如折舊計算方法——年限平均法與加速折舊法的選擇，這就為公司進行盈余管理提供了條件。企業為了“合理避稅”，通常會進行盈余管理，降低報告凈收益。

4.債務安排方面的考慮。債權人會在簽訂貸款合同時會在貸款合同中制訂一些對自己有利的條款，如速動比率、流動比率、資產負債率等方面的限制。企業管理人員通常會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會計政策，這樣才能避免產生違約行為。此外，如果使用某種會計方法很可能會發生違約行為，企業管理當局就可能會變更會計方法，以避免違約行為的發生。

5.降低政治成本。政治成本是指當企業的盈利能力較強時，就會受到更多的關注和宣傳，如煙草行業，石油行業等壟斷性公司，其財務報告顯示盈利水平較高時，就會引起消費者或媒體的注意。政府部門就可能會對起征收更多的稅收或施加更為嚴格的管制，使其面臨更大的政治成本。為了避免發生政治成本，企業管理人員往往會盡量降低報告盈余，以“非暴利”的良好形象出現在社會公眾面前。

6.規避經營風險。由于人們對風險存在恐懼和厭惡心理，如果企業盈余不穩定，變化較大，會給人一種不穩健的感覺，這種類型的企業在資本市場上就會缺乏競爭力和吸引力。而企業管理人員為了讓投資者相信企業經營很穩健，就會進行盈余管理，使企業利潤變得平穩。

（二）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手段

1.利用減值準備調節盈余。通常情況下，部分上市公司在業績較差時少提準備可以“潤色”業績，有的則在經營較好時多提準備，以便為隨后的會計期間做好“業績儲備”，致使八項計提以其“靈活性”和“隨意性”成為許多上市公司隨心所欲的盈余管理手段。當然新的會計準則規定，減值損失一經確定，在以后會計期間不得轉回。通過計提巨額資產減值使本年度一次虧足，為今后年度的巨額沖回打下基礎，以達到保牌、摘帽、實現盈利的目的。年報顯示，盡管多數此類公司實現盈利，但主要業務和財務狀況出現根本好轉的為數不多，大多數公司是利用資產減值準備的計提與轉回來操縱利潤，嚴重影響了會計信息的質量。

2.會計政策、方法的選擇與變更。會計方法一經選定，不得隨意變更，這是會計準則一致性的要求。而我國的實際情況是，許多上市公司經常通過會計政策、方法的選擇與變更獲得額外會計收益，原因是其選擇、變更成本太低，變更程序太容易。這不僅會助長企業在選擇會計政策方法上的隨意性，客觀上還會鼓勵其將會計政策的 選擇與變更作為盈余管理的手段。

3、利用非經常性損益。非經常性損益是由于某種偶然的原因而獲得的，因而具有短暫性和臨時性，對一個正常生產經營的企業而言，它在利潤總額中所占的比例應該較小。但在我國的上市公司中，有很多公司主營業務盈利甚微出現巨額虧損，卻依靠一些偶發性的非經常性損益擺脫了虧損的困境，這得益于非經常性損益的功勞。目前，我國上市公司利用非經常性損益進行盈余管理的手段主要有：出售資產、轉讓股權、資產置換、稅收減免、資產重組、利息減免、政府補貼等。

4、利用合并報表范圍。上市公司通過改變合并報表范圍來達到盈余管理的目的，主要有三種形式：一是將原來列在合并報表范圍的子公司，通過整體出售或者減持股份的方式，排除在當年度合并報表范圍外；二是將原來不屬于合并報表范圍的子公司，采用增加股權投資比例的方式納入當年度合并報表范圍；三是當年度收購一家新企業使其成為子公司，將其納入合并報表范圍。

二、規范盈余管理的對策

（一）完善會計準則、會計制度

第一，需要完善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會計事項的處理需要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而對于同一會計事項，不同的人會選擇不同的會計處理方法，而企業管理當局為了自身利益，往往會授意會計人員選擇某些方法，因此，要減少會計方法的可選擇范圍。

第二，加快制定新的會計準則及會計制度。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情況下，企業會出現許多新的業務，而會計核算就會出現與現實規范不適應的情況。因此，需要加快制定新的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以適應新情況。

（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目前，我國的信息披露制度還不完善，上市公司進行利潤操縱行為之所以比較普遍，主要是因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沒有完全放在公眾的監督之下，投資者、監管部門及社會大眾不易發現上市公司的利潤操縱行為。為了準確及時監管上市公司的動態，我們應該建立相應電子信息披露系統，縮短信息披露時間，同時，應加強對上市公司信息監管，對提供虛假信息的公司要嚴厲處罰。

（三）加強管理當局的職業道德建設

上市公司與市值管理范文第5篇

關鍵詞：公司治理 資本結構 企業價值最大化

資本結構是企業各種資本的構成及其比例關系。即：資本結構既包括債務資本和股權資本之間的比例關系，還包括兩種資本的內部結構和構成，即股權資本結構和債務資本結構；公司治理指，為了提高公司價值、為了最大化創造和分享剩余收入，為了在公司全體利益相關者之間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而通過各種方式、渠道形成的互相制衡控制或影響企業重大決策的一系列的契約安排。

一、上市公司資本結構與治理結構的關系

資本結構與公司治理結構是企業理論中的兩個重要問題，二者之間存在著有機聯系。資本結構決策是企業融資決策的核心問題，它直接決定企業融資方式的選擇及各種融資方式所占比例，從而影響股東、債權人、經理人等相關利益主體對企業控制的程度。當引入信息不對稱后，不同的資本結構設計影響了公司的治理成本，導致不同的公司業績。因此，可以通過資本結構的調整與變動，來控制經理人對公司利益的侵占，控制大股東對中小股東和債權人利益的侵占。所以，有什么樣的資本結構就有什么樣的公司治理機制，資本結構的合理確定是公司有效治理的基礎，資本結構、融資策略決定治理結構的模式。

在選擇資本結構時，必須事先考慮某種特定的資本結構對企業權力分配的影響是怎么樣的。換言之,從決策機制上看,我們往往是根據設定所需要的權力分配結構,反過來考察這樣的權力分配結構應建立在什么樣的資本結構上。因為不同的公司治理結構的安排會造成不同的資本結構選擇。如果股權適當分散，董事會與高管人員分離且各行其職，監事會真正起到監督約束的作用，那么公司就能選擇恰當的融資策略，在不增加破產危機的前提下，很好地運用財務杠桿，使包括股權成本、債務成本在內的總成本最小，為公司創造更多的利潤。

二、按照企業價值最大化目標調整資本結構

客觀上講，上市公司存在一個最佳的資本結構，管理者需要對股權融資與債權融資比例進行調整，使之達到資本成本與風險的最優或次優配置，從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公司的價值。財務管理理論告訴我們，只要公司總資產收益率大于銀行貸款利率或債券利率，充分發揮財務杠桿效應，就能使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大大提高，從而提高公司價值。

我國上市公司整體上的債務負擔很輕，上市公司進行負債經營的空間比較大。而且由于我國上市公司的資信普遍較高，能夠以相對較低的成本向銀行和債券市場進行融資，同時，目前銀行的貸款利率和債券市場的債券發行利率都較低，上市公司應充分利用這個機遇，加大從銀行貸款和發行公司債券的力度。提高企業財務杠桿，從而提高企業價值。

1、優化股權結構。由于大多上市公司的股權集中在監控動力和效率較為低下的國有股股東手中，所以優化股權結構迫切需要解決的是提高國有股股東監控效率問題。在眾多方案中，國有股減持的方案呼聲較高。

國有股比重與公司治理效率以及企業負債水平是負相關的，同時流通股比例與公司負債水平及公司績效也呈負相關的關系。因此，如果簡單地將國有股全部轉化為流通股，單純為減持而減持，不但造成國有資產非理性的流失，更是沒有達到其減持的目的。而我國上市公司的社會法人股同公司治理績效呈正向關系，因此可以將國有股部分股權轉化成為社會法人股。國有法人股轉為社會法人股，這是目前和以后國有股減持最大的方向。

2、優化債權結構。債權的集中度不僅決定了債權人參與公司治理機制的有效性和效率，而且決定了債權人參與公司治理的具體形式和結果。債權集中度是指企業債權融資的數量及分布狀況，即債權人的數量以及各個債權人持有的債權份額。債權的集中度決定了債權人集體行動的效率。

我國上市公司債務結構負債比例過高，由于短期負債的債權人參與公司治理的積極性不高，造成債權人治理機制的缺失。為了讓債權人積極有效地參與到公司治理中來，上市公司必須合理安排流動負債和長期負債的比例，目前的措施之一就是鼓勵企業相對提高長期負債的使用比例。

三、完善外部公司治理

1、加強資本市場建設。我國資本市場的不完善是公司治理不規范的制度性因素。完善的資本市場為股東和債權人提供了選擇的多樣性。這樣，就形成了投資者之間的相互制衡關系，完成投資者之間的控制權適當分配和剩余索取權的配置，形成投資者之間共同的利益目標。

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的協調發展是企業多渠道、低成本籌集資金的市場基礎，也是平衡債權約束和股權約束，形成有效公司治理結構的必要條件。本文認為完善資本市場特別是促進公司債券市場的發展，建立通暢的融資渠道和合理的融資機制，是改善公司治理最根本的措施之一。應大力發展公司債券市場，適時發行可轉換債券，以債務硬約束替代股權軟約束，從而減輕“內部人控制”，提高上市公司的價值；另外，要降低企業債券的上市標準，適當降低投資企業債券的稅收和市場交易成本，鼓勵企業使用債券融資。

2、完善經理人市場。對上市公司高管人員不僅要進行有效激勵，同時也要進行必要的約束、監督。經理人市場發達就意味著有更多優秀的職業經理人參與競爭，這將給上市公司管理層造成壓力，對企業經理人形成強有力的行為約束，促使其更好、更努力、更規范地工作。因而應大力發展經理人市場，通過市場對經理人形成有效的約束和壓力，形成股東和經理人之間、股東與股東之間相互制衡的利益關系，最終完成在投資者和經理人之間的控制權與剩余索取權的合理配置，使經理人真正關注企業業績和股東權益，促進企業價值最大化，而不只是“在其職，謀其利”。

四、完善相關法規，切實保護中小股東利益

中小股東權益保護的措施與規定從總體上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事前預防手段與措施，如股東大會召集權、提案權、知情權等；二類是事后救濟手段與措施；三類是在《公司法》、《證券法》等法律中規定的相關制度，這些制度不是專為保護中小股東權益而設，但也可以為中小股東權益提供相應的保護 。我國需要建立健全以下兩種較為重要的關于中小股東權益保護的制度措施。

在董事、監事的選舉過程中，應積極推行累積投票制度。累積投票制度是指在股東大會選舉兩名以上的董事或監事時，股東可以選擇把其持有的投票權集中選舉一個或分散選舉數人，其優點是更有利于中小股東將代表其利益的人選選入董事會或監事會。在第一大控股股東擁有絕對控股權時，這種制度有利于保護中小股東利益。另外一種需要完善的制度是股東表決權排除制度，這是指當某一股東與股東大會討論的決議事項有特別的利害關系時，該股東不得就該事項行使表決權的制度。這一制度有利于防止大股東濫用表決權與公司進行關聯交易損害公司利益，從而為中小股東的權益提供保護。

五、加強信息披露管理

要盡快地制定科學、規范的會計準則體系，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制度，規范中介行為，要求上市公司依照法律和有關的規定以相關的方式準確、及時、有效地向投資者公開與證券有關的各種信息。

一是要有科學可靠的信息披露制度。公司治理結構框架應當保證及時準確地披露與公司有關的任何重大問題，包括公司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成果、公司目標、主要股份的所有權和投票權、董事和主要執行官員以及他們的報酬、重要可預見的風險因素、與雇員及其它利害人員有關的重要問題、治理結構政策等。

二是應根據高質量會計標準來制定上市企業披露及審計標準。提高會計準則質量，限制公司盈余管理空間的同時，推進有關的制度建設。年度審計應由獨立審計師進行，信息傳播渠道應當使全部投資者公正、及時、費用合理地獲得有關信息。

參考文獻

1、王克寰，《資本結構對公司治理影響的分析》，南京理工大學，200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