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倫理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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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倫理的定義范文第1篇

[關鍵詞]可持續發展定義、協同進化、和諧、公正

一、問題的提出

現今能找到的可持續發展定義已超百種。現有定義主要從5個角度描述可持續發展。⑴側重經濟增長。如“在保持自然資源的質量和其所提供服務的前提下，使經濟發展的凈利益增加到最大限度。”[1]⑵強調生態保護。如“在不超出地球生態系統的承載能力的情況下改善人類生活質量。”[2]⑶偏重倫理道德。像“目前的決策不應當損害后代人維持和改善其生活標準的能力。”[3]⑷著眼科技進步。如“可持續發展是趨向更清潔有效的技術，零排放或封閉式的工藝方法，以此減少能源和其他自然資源的消耗。”[4]⑸綜合型定義。例如“可持續發展是一種嘗試，將倫理、經濟、社會與生態統一到一起，使今世和后世的人與其他生物能夠延續。”這些定義中，被公認為最具權威的是布倫特蘭定義。其表述為：“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5]直至目前，只要提到可持續發展，人們最認可最先想到的還是這一定義。

但也有人質疑布氏定義。凱里考特指出：“布倫特蘭定義沒有反映出對環境質量、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健康的呵護。”我國學者王書明也指出：“布倫特蘭定義并沒有從根本上跳出傳統的以經濟增長為中心目標的發展觀”。[6]研究表明，布氏定義有5大難以克服的缺陷。⑴布氏定義在邏輯上有同語反復與循環定義的錯誤，用“發展”解釋發展。⑵布氏定義表述含糊，使人看后仍不知如何去做才能“可持續”。⑶布倫特蘭定義有強烈的人類中心論色彩，不能正確體現人與自然的關系，更不利于建立恰當的可持續發展倫理。⑷該定義在突出代際公正的同時，卻弱化了代內公正。⑸布氏定義1987年提出，落后于時代，其表述上又難于調改。綜上，布倫特蘭定義已不能擔當當代可持續發展定義的表率。

考察現有的可持續發展定義，有的只側重某一方面，有的概念模糊，作為當代可持續發展定義的表率都尚顯不足。另外，當今世界上資源耗竭、環境破壞、貧富更加分化、局部戰爭……此起彼伏；現實迫切需要可持續發展，重新構建一種能反映可持續發展本質的定義勢在必行，這對于推進當代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關系到人類與地球的未來。

二、問題的消解

欲重建可持續發展定義，必須準確揭示可持續發展的內涵，筆者將其概括為5方面。

⑴進步性 可持續發展必須是進步的。只有進步的發展，才能消除貧困、提高生活水平；才能為解決生態危機供應資金、技術等物質基礎；才能最終打破貧困加劇與環境破壞的惡性循環。止步或退步是絕對不可取的。

⑵和諧性 可持續發展的和諧性體現在四個層面：①人與自然和諧。首先要確立人與自然共存共生的生態關系；人類對自然的索取，須按生態規律有所節制，人類社會的發展要與生態系統的涵容能力相適應。②個人身心和諧。這要求個人的生理與心理、機體與精神、主觀與客觀須協調發展。③人與人和諧。提倡拉近人際間的距離，崇尚親情與愛意、理解與信賴、交往與關懷；反對功利化、經濟化與商品化的人際異化；要以誠信與愛心為基礎，構筑和諧的人際關系。④人與社會和諧。強調人與社會的互動關系；人應促進社會的健康、和諧與穩定；社會亦應促進人的全面自由的發展。

⑶公正性 公正原指處理事情不偏袒哪一方面，合情合理。也更多意味著權利與責任義務的對稱。可從兩個層次理解。一、人與自然間須公正。非人存在也是物競天擇的結果，具有系統價值，人應尊重維護它們，給非人類存在合理的地位，善待人類外的自然事物。二、人際間要公正。從兩方面講：①代際公正。強調當代人的發展、消費不應損害后代人發展的能力，應留給后代人同等的發展機會。②代內公正。指同一代內，個體人與一些人的發展不應損壞其他人的利益。

⑷人本性 人本是指將人作為根本，或稱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的著眼點是對自然環境的呵護，而又同等地甚至更加的關懷人能生存得越來越好。可持續發展如不能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那就沒有任何意義。可持續發展的受益者和踐行者都是人；一切為了人，一切依靠人。

⑸協同性 “協”意為協調、各方配合得適當；強調互相之間的均衡、適應、融合與促進。“同”應有兩層涵義：①共同，可持續發展的協調范圍要涵蓋全球各國、各地區；且要兼顧后代的發展。②全面，可持續發展涉及生態環境保護、自然資源利用、經濟、政治、文化、科技、法律、制度、人口、教育與道德等各方面、各領域、各層次，這些方面都在可持續發展整合協調范圍中。可持續發展尋求的正是一條“經濟一定要發展、社會一定要公正、生態一定要平衡”的發展道路。

通過闡發可持續發展的本質，提出新構建的定義。具體為：為了普遍的幸福美好的生活與持久平衡的地球生態，將人類社會的存在作為時間尺度，全球范圍里，自然環境-社會-人和諧地、公正地、永久無限地協同進化的互動統一。

這里的幸福美好的生活，指稱心如意的境況和精神上的愉快。它更多意味著即使并不擁有很多的物質財富卻仍能生活得很豐富。另一點是，協同進化具有生態學內涵；提倡人和社會應仿效生物的生態智慧，按生物與環境之間的客觀規律辦事，使人和社會的發展行動順應地球的自然進化。可見以協同進化為可持續發展作定義十分貼切。

三、結語

新建構的可持續發展定義明確了當代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對象、方式方法及原則，其直觀、簡潔的特點使其更易轉化為現實的可持續發展的具體行動。新建構的可持續發展定義表述清晰、基點明確且理論支撐完備，具有濃厚的生態學與倫理學意蘊；對可持續發展理念重塑及實踐指引具有重要意義，必將對當代可持續發展產生積極影響和推動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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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我們共同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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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倫理的定義范文第2篇

關鍵詞： 生態倫理學;內涵;特征

中圖分類號： B82-058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671 1165(2011)02 0035 04

從遠古時代開始，希臘及亞洲地區的一些哲學家便一直在思索大自然以及人類和大自然的關系等問題，至今已有數千年的歷史。[1]2到了19世紀，英國功利主義哲學家邊沁有擴展人以外的道德共同體（moral community）之議；德國生物學家海克爾（E.H.Haeckel）又提出“生態學”（ecology）的概念（1866），美國博物學者瑪什（G.P.Marsh）的《人與自然》（1864）與英國醫生赫克斯利（T.Huxley）的《進化與倫理學》（1893），均主張在人與自然之間建立某種親和的倫理關系。[1]4

生態倫理學探討的是如何適當關懷、重視，并履行保護自然環境之責的理論與實踐統一的問題。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生態倫理學才從西方哲學中分離出來，自成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但發展很快。目前，決策者、律師、環保專業人士、林務官員、保育生物學家、生態學家、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商人、一般的公民等，所有對于人類如何使用自然環境以及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懷有一份倫理關懷的人，已陸續發表了數以千計的相關作品。[1]28

一、生態倫理學的內涵

生態倫理學應當屬于環境哲學的一個分支，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和哲學與倫理學之間的關系一樣，它最終要解決的不是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問題，而是在自然環境的框架下，研究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環境的關系，它是生態學思維與倫理學思維的契合。[2]

所以，生態倫理學也被業界稱為環境倫理學，它是對人與自然環境之間道德關系的系統性研究。[2]它認為，人們的道德觀和價值觀通過道德規范而制約著人們對自然環境的行為，它要求人們從哲學的高度重新反省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系，認識人類對自然環境以及自然中各種動植物的責任。[3]

西方的生態倫理學者在生態倫理學的定義上大致有兩種說法：一是關系說，一是義務說。當然，定義的差異只是理論敘述的邏輯起點和觀察視角的差異，而不是環境倫理學的理論對象的不同。那么不管從哪一個層面來為生態環境倫理學下定義，無論何種生態倫理學都要對以下基礎性的問題予以回答。

第一，義務的對象問題。人對哪些存在物負有直接的道德義務？與此相關的是，人對人之外的其他存在物是否負有直接的道德義務？如果沒有，理由是什么？如果有，根據又何在？適用于這個倫理領域的美好品格的標準和正確行為的原則是什么？它們與人際倫理原則有何區別？一個存在物獲得道德關懷的根據是什么？

第二，自然存在物的價值問題。自然存在物是否只具有工具價值？它是否擁有內在價值？它們所具有的價值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

第三，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生態倫理學還要權衡人對人的義務與人對自然的義務；如果這兩種義務發生沖突，我們應根據什么原則來化解這種沖突？

第四，解決上面這些問題的哲學上的恰如其分的方法論和世界觀的歷史背景必不可少。

生態倫理學就是試圖回答上述問題的智力探險。只有當我們跟隨生態倫理學的理論大師們一道探討這一領域的重要問題后，我們心中的生態倫理學概念才會變得明晰起來。

德斯•查丁斯和泰勒二人是關系說的代表人物。《環境倫理學：環境哲學導論》是德斯•查丁斯所著的這方面的經典之作，書中他有這樣的觀點：“一般來說，環境倫理學是系統而全面地說明和論證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道德關系的學說。環境倫理學認為，人對自然界的行為是能夠、而且可以用道德規范來調節的。因而，一種環境倫理學理論必須要：說明這些規范是什么；說明人對何人何物負有責任；證明這些責任的合理性。”[4]

泰勒也認為：“生態倫理學關心的是存在于人與自然之間的道德關系。支配著這些關系的倫理原則決定著我們對自然環境和棲息于其中的所有動物和植物的義務、職責和責任。”[5]

關系說看到了人對自然存在物的行為所包含著的倫理意蘊，并“把人與自然的關系確立為生態倫理學的關注對象，這揭示了生態倫理學不同于人際倫理學的一個根本差別所在”[6]。 但是，關系說也存在著不足：首先，它關注的重點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關系，但生態倫理學研究的重點卻是人對大自然所持的倫理態度，以及用來調節人與自然關系的規范和原則；其次，因為人類中心主義否認人與自然二者存在著道德關系，所以關系說不能把人類中心主義納入生態倫理學的領域。[7]因此，這種說法很狹隘。

義務說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羅爾斯頓以及《環境倫理學：分歧與共識》一書的編者阿姆斯特朗和波茲勒。羅爾斯頓認為：“從終極的意義上說，環境倫理學既不是關于資源使用的倫理學，也不是關于利益和代價以及它們的公正分配的倫理學；也不是關于危險、污染程度、權利與侵權、后代的需要以及其他問題――盡管它們在環境倫理學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倫理學。孤立地看，這些問題都屬于那種認為環境從屬于人的利益的倫理學。在這種倫理學看來，環境是工具性的和輔的，盡管它同時也是根本的必要的。只有當人們不只是提出對自然的合理利用、而是提出對它的恰當的尊重和義務問題時，人們才會接近自然主義意義上的原發型（primary）[8]1環境倫理學。”[9]1阿姆斯特朗和波茲勒也認為：“環境倫理學研究的是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倫理責任。它與價值問題有關：大自然是否具有超出其滿足人的需要的明顯功能之外的價值？大自然的某些部分比別的部分更有價值嗎？人對大自然和自然實體負有哪些義務？”[10]

義務說揭示了生態倫理學的“規范性品格”，而且也涵蓋了人類中心主義（因為人類中心主義也承認人負有保護大自然的義務，只不過它認為這種義務只是對人的一種間接義務），但是它容易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人對大自然的義務與人對人的義務毫無聯系，似乎我們可以離開人與人的關系來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6]，[11]294

二、生態倫理學的特征

生態倫理學的主要特點是把道德對象的范圍從人和社會的領域擴展到生命和自然界。但是，這不是傳統倫理概念的簡單擴展，不是簡單地把人際倫理應用到環境事務中去，也不是關于環境保護或資源使用的倫理學。[2]37它是倫理范式的轉變，是一種新的倫理學。

第一，廣延性特征。史上居于主導地位的倫理學探討的關鍵是人與人之間的道德義務，而且主要是生存于同一個時代中的人之間的義務；生態環境倫理學則是把種際義務，也就是對人之外的動植物的倫理義務納入了這一新學科的關注視野，同時使倫理學關注的范圍從同一時代的人與人之間的義務擴大延伸到了歷史縱向演變的一個時代與另一個時代之間的人際道德義務，從兩個不同方向開拓擴展了倫理學的研究視野。

第二，多學科性特征。人和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問題是不少學科都關注的主題。綠色經濟學（生態經濟學）、環境科學、綠色政治學（生態政治學）、生態神學、環境美學、浪漫主義文學等學科都各自從不同的層面對人和自然之間的關系給出了獨樹一幟的看法。這些學科各有自己的特點，有的較為強調理性、邏輯性、客觀性和規律性，有的則較為重視直覺、情感、想象、審美體驗與宗教體驗。這些學科的獨特視角和科學方法都對生態倫理學產生了重要影響，同時，這些學科也把生態倫理學的某些價值取向當作自己的理論前提。生態倫理學與這些學科往往是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的，許多生態倫理學著作都是由不同學科的學者共同撰寫的。需要強調指出的是，生態倫理學所倡導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最終實現，離不開環境科學（包括生態學）的幫助；也只有用環境科學所提供的知識來武裝自己，生態倫理學才能成為一門充滿大智慧的成熟的倫理學學科。[1]31

第三，多元性特征。這主要表現為生態倫理學文化層面與理論層面的多元性。從生態倫理學開始產生的那一刻起，它就成了各種思想和看法相互碰撞交鋒的一個領域。生態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生物中心主義、動物解放/權利論都為環境保護提供了各具特色、且具有一定道德合理性的根據。盡管各個流派的理論基點迥然不同，可是他們在“保護環境是人負有的義務”這一觀點上并無二致，并在環境保護的偉大事業中發揮著自己的獨特功能。保護生態環境是涉及全人類的行動，而不同國家的民族存續于各自的文化傳統中，常常帶有本民族的“精神基因”、文化觀念和生活習慣，生態倫理學要想被各個國家的人們認同，只有和各國的民族文化、傳統觀念結合起來，而要做到這一點，生態倫理學就必須以同情的態度理解這些文化、政治、經濟、哲學和宗教傳統，尋求到一種融合各國本民族特色的表達載體。可見，生態倫理學擁有強大生命力和旺盛活力的基礎無疑是文化視野和理論觀點二者的多元性。

第四，全人類性特征。這一特征與生態倫理學在文化表現形態上的多元性是一致的，隨著政治經濟文化全球化腳步的進一步發展，地球正在逐漸變成一個村落。無論哪一個國家的哪類給他們自己的生活和存在的環境帶來巨大且永久影響的活動，都會給別的國家的人們的生活帶來或善或惡的波及；相反而言，別的國家也必須投入到生態環保的行動中來，若不如此，所有單一的孤立無援的環境保護活動，其成效將微乎其微，或者最終不會取得任何一點成效。整個地球是一個生態系統的整體，像大氣的污染、河流的污染等許多污染都是全球性的，不分國家和民族的。基于這樣的原因，在全球生態保護這一問題上世界各國的人們一定要通力合作，達成一種生態環保普世倫理的共同認識，并把環境保護的普世倫理和本國的國情有機結合起來，尋求到一種適合各國的歷史與現實生態環保辦法。“生態倫理學的全人類性的另一個含義是，生態倫理不是某些人的職業倫理，而是每一個人都應遵守的公共倫理。”[12]自然環境是人類文明的生存根基，每個人每天都要消費一定數量的商品，而這些商品的生產和銷售都是以對自然資源的消耗為前提的，每個人的生存都對環境構成一種壓力，如果我們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能盡量減少那些不必要的消費，自覺選擇那些低消耗的產品，那么，我們每一個人就能減輕自己對環境所構成的壓力。把所有人的這種減輕環境壓力的努力都集合起來，地球就能擁有一個充滿希望的明天，因此，保護環境是每一個人的義務。[1]32

第五，觀念與實踐層面的革命性特征。生態倫理學的革命性，既表現在觀念層面，也表現在實踐層面。在觀念層面，生態倫理學，主要是非人類中心主義，對基礎深厚、不易動搖的以人類為中心的觀點舉起了討伐的檄文，進而把人類道德關懷的目標從我們自身這一物種擴大到了整個大自然和自然中的動植物，即使是現代人類中心主義，也把道德關懷的范圍從當代人擴展到了尚未出生的第二三代人，而無論是人類中心主義還是非人類中心主義，都“超越了傳統那種把本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狹隘的民族主義，而把全人類當作環境道德所關懷的‘基本單位’”[13] ；此外，生態倫理學還猛烈地批評了近代以來形成的那種崇尚奢侈的物質主義、享樂主義和消費主義，倡導一種與大自然協調相處的“綠色生活方式”。在實踐層面，生態倫理學要求改變目前那種以對能源的巨大消耗為前提的經濟安排。有的生態倫理學家對資本主義與環境保護是否相容提出了疑問，比如羅爾斯頓就認為，資本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力量不會自發地促進對環境這類公共善的保護，資本主義“那種一味激發人們欲望的經濟模式……導致的是某種畸形的經濟增長、并提高了人們對環境的消費胃口”[8]264-301。為此，生態倫理學要求建立一種更有利于環境保護的公平的分配模式，在政治領域，生態倫理學要求以完整的生物區系為基礎劃分行政管理的單位和政治共同體，強調全球意識和基層民主，主張以全球利益作為評判國家的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標準，反對軍備競賽，倡導和平；反對那些靠鉆法律的空子謀取“合法利益”的損害環境的行為，鼓勵人們以和平的方式抗議那些違背環境道德的行為。[11]297-299

概而言之，生態倫理學這種嶄新的學科方興未艾，它以一種新的道德觀和價值取向為理論上體現方式，對目前存在的倫理學的基本原則和精神不是簡單地加以應用，而是對傳統的精神資源和倫理基礎采取了“揚棄”的態度，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其更多的是大膽創新。“它處于倫理學的前沿陣地。這是一片尚未開墾的大有作為的處女地。”[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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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倫理的定義范文第3篇

關鍵詞：生態休閑；生態倫理；環境保護

科學技術的進步推動了社會的發展，加快了世界范圍內的工業化進程，信息化及現代化的逐步實現，使各國的經濟迅速發展，縮短了人類生產生活需品的時間，拉長了人類的自由時間。在我國，由于經濟的迅速增長，人們的經濟收入不斷提高，20世紀90年代中期實行5天工作周制及三個節日長假制度，使人們有了更大的經濟能力和更多的自由時間來用于休閑，并且開始發展高品味、高層次、高質量的健康、向上、輕松、從容的生態休閑。對于生態休閑的定義和生態休閑的本質問題，盡管目前也有學者提出，但很少有人從理論和實踐的層面上進行深入地研究。生態休閑是建立在休閑的基礎之上，人與自然和諧共存，融入自然的一種生活狀態和行為方式。或者可以說，在一定的自然環境中，暫時放棄人類特有的、以人類為主體的觀念，接受自然和感受自然環境，使身心處于“無為”或零度心態的狀態。生態休閑的實質是對自然的感悟和對生態環境的體驗，作為休閑的一種特殊形式。

1 生態休閑的倫理屬性

生態休閑所追求的是一種自然休閑、綠色休閑、原生態休閑，同時也是一種高質量休閑。因此，生態休閑應當協調好人與自然的關系，維護自然環境，保護生態平衡，兼顧休閑相關利益群體。倫理屬性是生態休閑的本質屬性，這一屬性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從生態休閑產生的歷史背景來看，生態休閑作為大眾休閑的更高級形式出現，所反映的是對傳統大眾休閑批判反思的結果。人的休閑活動有著多種價值取向，諸如以解除體力上的疲勞為價值取向，以獲得精神上的慰藉為價值取向，以滿足基本需要為價值取向，以追求享樂為價值取向等。但只有建立在使人獲得全面、自由發展的道德價值取向基礎上的休閑才是我們應該追求的生態休閑。杰弗瑞•戈比曾把人獲得自由發展的條件作為“為我們的時代，為我們的社會重新定義休閑”的基本方面。那么，人怎樣才能獲得這種自由發展的條件？保持環境的可持續性、經濟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是關鍵。尤其在環境遭到嚴重破壞，資源消耗，環境的可持續性、經濟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面臨困境的今天，保護環境，維護人與自然界的協調，就越來越成為人們滿足休閑需要，提升休閑質量，并實現自身的全面、自由發展的基本前提。生態倫理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高度揭示了自然環境與人的關系，指出了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在休閑中的道德價值意義。

其次，生態休閑概念很大程度上不是一個描述性的事實如何的概念，而是一個應該如何的倫理概念，這是生態休閑與其他休閑形式如藝術欣賞、聊天談心、旅游、娛樂、購物、園藝、閱讀、健身鍛煉等傳統概念的重要的區別。以生態倫理為基礎的休閑把追求人與自然關系和諧、融為一體的意境提升到一個新的層次。自中國古代，休閑就“崇尚自我心境與天地自然的交流與融合，‘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推崇靜觀、獨處等寧靜的狀態”。但中國古代休閑對人與自然交流與融合的追求，與今天可持續休閑方式對人與自然關系和諧、融為一體的意境追求有著本質的不同。前者是在自然經濟條件下，追求修身養性，“人依木而休，使精神的休整和頤養活動得以充分的進行，使人與自然渾為一體……”。而后者則是社會邁向后工業階段過程中提出的要求，是社會追求可持續發展長遠目標，人們追求高質量生活的自覺要求。

最后，生態休閑是對傳統休閑的道德修復，或者說是休閑者和休閑利益相關者義務和責任的追加。在社會邁向后工業階段的急速變遷中，影響休閑質量的諸因素發生了顯著的結構置換，物質生活條件的不斷改善與自然環境遭到嚴重破壞，使自然環境因素在休閑質量結構中的地位突出。休閑的可持續倫理深刻揭示了人與自然環境的倫理關系，為人們認識休閑質量，確定追求高質量的休閑目標，評價并規范休閑行為，提供了價值標準和行為準則。我們應該承認自然界的內在價值、生態價值、存在性價值，即在維護整體生態系統完整性、物種多樣性與不斷優化中的作用。這種內在價值是自然界經歷漫長的地質年代，在生態系統內部諸要素相互作用過程中，依靠自身創造出來的，它對于維護整個系統的存續、演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正確定位自然界價值的基礎上，可持續倫理進一步要求人們珍惜和愛護地球上的生物，尊重并維護它們在一種自然狀態中持續存在的權利。因此，人類必須從維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協調出發，自覺承擔維護生態平衡，合理利用資源，促進整個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生態道德義務；自覺擔負起保護自然界，以維護生態系統的平衡、和諧的生態責任。

2 生態倫理道德觀為生態休閑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倫理支持

生態倫理的道德觀念體系包含和諧自然觀、可持續發展觀及生態消費觀，生態休閑的可持續發展呼喚著新的生態倫理觀念，而新的生態倫理觀念又將驅動人們走上可持續發展道路，它對重新塑造人與自然的新型關系、培養人類對后代的生態責任感和生態倫理觀有引導作用。因此，生態倫理道德觀對生態休閑的構建及發展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2.1 生態倫理包含的和諧自然觀有利于確立人與自然平等的環境道德觀

生態倫理的和諧自然觀要求人類與自然建立一種良好的和諧關系，人類要在維護生態平衡的基礎上合理地開發自然，把人類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規范在生態系統所能承受的范圍內，倡導在熱愛自然、尊重自然、保護自然和維護生態平衡的基礎上，積極能動地改造和利用自然。破壞大自然，浪費自然資源，就等于破壞了人類賴以生存的家園，也就等于是在慢性自殺。人們秉承一種生態危機意識，才能擔負起保護地球、保衛家園的神圣職責。

生態休閑提倡回歸自然，因為人類的生存從物質到精神都離不開自然，而今天的人離自然越來越遠。在無知和貪婪之下，人拼命掠奪和濫用自然資源，造成資源匱乏，生態退化，環境惡化，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的關系緊張化。大自然中體現生命力的“綠色”正在喪失，環境意識覺醒的人們渴望到原始優雅的自然中，享受生命的綠色之美，綠色化。杰弗瑞•戈比認為，“從美學的角度上看，如果空氣更加清新，樹木不再被砍作木柴，機動車和大貨車不再制造大量的噪音和尾氣，環境不再因為人類的能源消費而發生大的變動，那么社會休閑活動的質量將在這種環境下得到很大的提高。”如今的人們也越來越傾向于在回歸自然、涵詠自然中體悟宇宙之道和人生至境。近年來不斷呈現的農家游、郊區游等生態休閑形式，日益受到人們的青睞。即便是一些現代人造新景觀，也都在不同程度地著意營造人與自然相諧的環境和氛圍。例如上海郊區最大的旅游度假區太陽島，高爾夫球場、室外網球場、田園式度假村等一流的休閑娛樂設施，與鮮花、綠樹、流水達到了完美的融合。因此，休閑者應該以平等的態度對待自然環境，尊重大自然的價值，愛護自然生態環境。確立新的道德準則和規范，充分發揮倫理道德的調節功能，合理協調旅游者與生態環境的關系，使休閑活動符合大自然的規律，進而達到一種“天人合一”的和諧境界。

2.2 生態倫理的可持續發展觀有利于建立生態休閑的可持續發展生態道德觀

可持續發展觀要求我們必須承認自然資源的有限性與生態系統的規律性，摒棄以往那種只顧產出、不顧自然環境承載能力的生產方式，在求得發展以“滿足需求”的同時，要顧及“限制”因素，即“發展”的概念中蘊含著制約因素。最主要的限制因素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即自然資源與環境。不言而喻，人類的存在和活動必然會對自然生態系統進行干預并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要保持社會的持續發展，就必須通過指導使人為干預自覺地控制在自然生態系統維持自身的動態平衡所許可的范圍之內。

生態休閑是可持續發展要求的體現，強調整體和全面的理念，在資源的利用與保護過程中，人們應該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環境倫理思維，即人與人的協調、人與自然的協調、當前與未來的協調。休閑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倫理關注人、關注人的祖輩傳流的歷史文化，也關注人類未來的走向，人們應該增加對休閑所產生的環境影響和經濟影響的理解，加強生態意識和倫理觀念，建立起對休閑賴以生存的環境質量的保護意識。休閑管理者以整個地區協調的區域規劃為基礎，對休閑地區進行針對性的開發，在保護當地厚重的自然遺產和優美的人文景觀的基礎上，適度發展休閑資源，保持休閑地的綠色生機；同時重視生態環境承載力，自覺將游客限制在承載范圍內。因此，管理者所要關心的不僅僅是經濟社會問題，還要關心生態環境問題，即要實現該地區的生態化發展。此外管理者還應注重培養游客的環境意識和環保觀念，愛護大自然，保護生態美，使生態休閑滿足可持續發展的要求。

2.3 生態倫理的生態消費觀有利于樹立生態休閑的生態消費觀

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內，消費問題很少被上升到倫理道德的高度來加以重視。面對自然環境的嚴重惡化，人們充分意識到，正是由于在消費問題上缺少規范和約束，才使得人們對自然環境破壞的規模不斷擴大，因此，提倡合理的、健康的消費是生態休閑環境倫理的重要規范內容。

生態休閑作為一種消費行為，既有物質消費的內容，又有精神文化消費的內容。生態休閑提倡合理、健康的消費，反對奢侈浪費：一是以精神消費為主，適當輔以物質消費活動。在生態休閑中，參與該項活動的人群主要以獲得生態感受、增長知識、陶冶情操、豐富精神境界為目的，因此其消費活動主要把滿足精神需要放在極其重要的地位，但物質生活需要的滿足程度要與滿足精神生活需要的要求相適應；二是生態休閑者在參加生態休閑消費活動時，不應把這種消費僅僅看作是個人的愛好，進而盡情地大肆消費或奢侈浪費，而應遵守“綠色”消費的行為準則，將生態休閑視為自我發展、自我完善的手段，努力使休閑消費行為不破壞生物系統的良性循環，使人類與自然之間真正建立起親密的伙伴關系。

總之，生態休閑必須建立在生態倫理道德的基礎上，才能獲得可持續發展，要求休閑的參與者包括開發者、經營者與休閑者都能在享受環境、認識環境的同時，共同開發其內涵的、豐厚的道德底蘊，為生態休閑的良性健康發展提供了有力的倫理支撐。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馬惠娣.休閑——文化哲學層面的透視［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0，（1）：59-64.

［3］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閑［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環境倫理的定義范文第4篇

[關鍵詞] 構建和諧社會 企業社會責任 為己利他

一、 企業社會責任釋義

學術界和企業界都一直在研究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和內涵。不同學者從不同角度出發，由于側重點不同，對企業社會責任有不同定義。每個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都是有價值的。筆者認為阿奇?卡羅（Archie B Carroll）的企業社會責任定義和模型更有助于明確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因此，特別加以介紹并以此為本文的理論基礎。

企業社會責任意指某一特定時期社會對組織所寄托的經濟、法律、倫理和自由決定（慈善）的期望。

卡羅的社會責任包括四個方面：一是經濟責任。企業首先須承擔經濟責任。企業應該是一個以生產或提供社會需要的商品和服務為目標，并以公平的價格進行銷售的機構。二是法律責任。企業須在社會規則――法律的框架內開展活動。三是倫理責任。包括那些為社會成員所期望或禁止的、尚未形成法律條文的那些活動和做法。消費者、雇員、股東和社區認為公平、正義的，同時也能尊重或保護利益相關者道德權利的，凡能反映如此信義的所有規范、標準、期望都是倫理責任所包括的。四是企業的自愿/自由處理或慈善責任。企業的自愿、自由處理或慈善活動或行為被視為責任是因為它們反映了公眾對企業的新期望。慈善是企業與社會之間契約關系的一個構成部分。倫理責任與慈善責任是有區別的，后者一般不是道德或倫理上的要求。

企業要履行社會責任，就須同時履行經濟、法律、倫理和慈善四方面責任。用更實際更能體現管理目的性的詞語來說，對社會負責的企業應該努力去：盈利；遵守法律；合乎倫理地做事；成為好的企業公民。這個定義對于我們構建和諧社會中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更具指導意義和實踐意義。

二、企業社會責任對和諧社會的貢獻

企業作為多元社會的一個利益群體面臨著十分復雜的社會關系，如何處理好與利益相關者的關系，既是企業的社會責任又是企業與社會的契約。而企業自身由于其特殊的經濟和社會地位，秉承其擁有的社會資源在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中，在平衡協調社會各方面的關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1.企業擁有巨大的經濟與社會影響力

據統計，到1998年底，我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七位，其中23.8萬戶國有企業擁有資產總額13.5萬億元，國有大型企業擁有資產占到56.4%。大企業在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科技進步，提高國家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能力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當然，中小企業的作用也不可忽視。據統計，31999年我國工商注冊登記的中小企業已超過1000萬家，中小企業工業總產值和實現的利稅分別占全國總數的60%和40%左右，中小企業提供了大約75%的就業機會，極大地促進了經濟增長。

2.企業可利用自身資源協調平衡各種關系

企業可發揮自己的資金優勢，為地方籌措社會事業發展資金做出貢獻；為整個社會創造盡可能多的就業機會，為吸納剩余勞動力，實現就業優先的構建和諧社會戰略意圖做出貢獻；為產業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優化提供存量基礎優勢和增量的最大可能，并由此為社會創造更多財富和極大豐富的產品和服務；為最大限度的開發利用和保護資源，實現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發揮作用，并通過企業的技術和資金優勢帶動貧困地區的資源開發利用和保護，縮小地區差距，貧富差距，最終形成資源――產業――市場的良性發展體系。

我們要構建的和諧社會是一個既充滿活力又富于秩序的社會，她需要我們調動一切勞動、知識、管理、資本和技術的活力，發掘一切社會財富的源泉。企業擁有的資源優勢來自于國家所有企業組織的集合規模和優勢。因此，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他們具有其他社會成員所無法比擬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企業社會責任的明確有助于解決就業問題。企業通過增加投資，新增項目，擴大就業，同時通過科學安排勞動力，擴大就業門路，創造不減員而能增效的經驗，盡量避免把人員推向社會。ISO8000是一個旨在解決勞動力問題，保證工人工作條件和工作環境的國際認證體系。這一標準明確規定了企業需保證工作環境干凈衛生，消除安全隱患等，切實保障了工人的切身利益。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努力獲得ISO8000國際認證，不僅可以吸引勞動力資源，激勵他們創造更多的價值，更重要的是通過這種管理可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獲得美譽度和信任度從而實現企業長遠的經營目標。

第二，企業社會責任有助于保護資源和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企業作為社會公民對資源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企業通過技術革新減少生產活動各個環節對環境可能造成的污染，降低能耗，節約資源，降低生產成本，從而使產品價格更具競爭力。此外，通過公益事業與社區共同建設環保設施，凈化環境，保護社區及其他公民的利益，緩解城市經濟發展與環境污染嚴重，人居環境惡化間的矛盾。

第三，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有助于緩解貧富差距，消除社會不安定隱患。一方面企業可集中資本、管理和人力資源優勢對貧困地區資源進行開發，擴展生產經營，獲得新的增長點，同時彌補貧困地區資金的不足，解決當地勞動力和資源閑置的問題，幫助當地脫貧致富；另一方面企業通過公益活動幫助落后地區發展教育、社會保障和醫療衛生事業，既解決當地政府因資金困難而無力投資的問題，又通過公益事業提升企業形象和消費者認可程度。

三、“為己利他”的社會責任

過去很多企業認為履行社會責任是盡義務，就連早期的企業社會責任定義都稱此為“善舉”。若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是不計成本的善舉，則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又能持續多久呢？

筆者認為，應該從更深層次來挖掘切實可行的機理。阿馬蒂亞?森指出，建立在契約協議上的行為可以使囚徒共同選擇最佳策略。因為，為了自己的利益，必須要增進別人的利益，有時也需要犧牲自己的短期利益；甚至只要不損害自己的利益，也應該積極增進別人的利益。程恩富、胡樂明在對羅爾斯均衡進行檢驗時假設：買賣雙方分割1000單位貨幣，買方出價，看賣方是否接受。假設買方出價X，賣方接受，則賣方可得X，買方可得1000―X；若賣方拒絕，則雙方收益均為零。作為一個追求最大化的理性主義者，無論買方提出何種分配方案，賣方的最優策略是“接受”。實驗結果表明，就買方出價而言，500的出價占有最大量的比例，就賣方而言，賣方的拒絕率在7%～23%之間。就買方的收益來說，若他出價是X，被拒絕率為Pi，則他的平均收益是（1―X）（1―Pi）。其平均收益與出價的關系見下圖，它表明，買方出價越接近500，其得到的收益也越大。

買方指定出價的平均收益圖

上圖買方指定出價的平均收益圖實驗結果表明，在信息對稱和公開的情況下，任何一方想要增進自己的收益，都必須要增進對方的收益，至少要在對方能接受的一定區間內開價和還價。而買方的收益分布表明：隨著對讓渡對方的收益的增進，自己的收益也在不斷提高。它證明為已利他可以促進雙方收益改進從而保證持久合作。

綜上，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和主動的。因為只有企業所在的社區、地區、國家的經濟、社會都發展了、進步了，企業的發展才是可持續的，企業也才能實現自己的最大利益目標。

四、企業如何承擔社會責任

首先企業應該履行好經濟責任，為極大豐富人民的物質生活，為國民經濟的快速穩定發展發揮自己應有的作用。最直接的說就是盈利，盡可能擴大銷售，降低成本，正確決策，保證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益。

其次，企業在遵紀守法方面做出表率，包括遵守環境保護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和勞動保護法；完成所有的合同義務，帶頭誠信經營，合法經營，承兌保修允諾；帶動企業的雇員、企業所在的社區等共同遵紀守法，共建法治社會。

第三，倫理責任是社會對企業的期望，企業應努力使社會不遭受自己運營活動、產品及服務的消極影響。加速產業技術升級和產業結構優化，大力發展綠色企業，增大企業吸納就業的能力，為環境保護和社會安定盡職盡責。

最后，企業的慈善責任。現階段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任務是要大力發展社會事業，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事業的發展直接關系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也直接決定著社會安定與否，和諧與否。企業應充分發揮資本優勢，為發展社會事業，為成為一個好的企業公民而對外捐助，支援社區教育、支持健康/人文關懷、文化與藝術、城市建設等項目的發展。幫助社區改善公共環境。自愿為社區工作。

參考文獻:

[1]Carroll & Buchholtz: Business & Society: Ethics and Stakeholder Management, 4e, Stratford Publishing Service, 2000

[2]張大軍白津夫主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理論問題.人民出版社，2002年

[3]盧希悅主編:當代中國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年

環境倫理的定義范文第5篇

一、以人的發展為目標:環境保護直接進人經濟倫理

從經濟學角度看,環境保護是指“人類為解決現實的或潛在的環境問題,維持自身的存在與發展所進行的各種具體實踐活動的總稱”[2K_，它包括人類在解決環境問題時所采用的科學理論、技術手段、公共政策、制度規章、經濟體制和管理方式等各個方面。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具有直接的關系,即它是經濟發展的基本前提。羅爾斯頓說不管人們的商業活動如何改變了自發的自然進程(主要是通過勞作使環境適應人的需要,而不是使人適應環境），但他們都不能逃避凡生物都必須適應其環境這一規律的基本要求。

首先，自然資源是經濟增長的先決條件，環境保護才能保護資源，使經濟增長成為可能。沒有自然資源,不僅經濟增長不可能，人類也會失去生存基礎。但是,正如經濟學家們所宣揚的，自然資源是有限的。不可再生資源如礦產、煤、石油、天然氣等是有限的，消耗一點就會少一點,直至耗盡;可再生資源雖然能不斷更新,但是如果不尊重生態系統運行規律，進行掠奪性開發，持續污染環境,破壞其更新條件，它們也不是無窮無盡的。既然自然資源是有限的，經濟增長同樣也是有限的。1972年,丹尼斯.米都斯等代表羅馬俱樂部發表的《增長的極限》認為’經濟增長是有極限的,因為地球是有限的。米都斯等人發現,全球系統中的五個因子即人口、經濟、糧食、資源、環境是按照不同的方式發展的，其中,人口、經濟按照指數方式發展，是無限制的系統;但糧食、資源和環境是人口、經濟的依賴條件，卻又按照算術方式發展，是有限制的系統。因此,人口規模無限擴大、經濟增長失控，必然引發和加劇糧食短缺、資源枯竭和環境污染等問題,而這些問題反過來又會進一步限制人口和經濟增長。有許多學者特別是環境倫理學家們也認為，因為清潔的空氣、可飲用的水、未污染的土地及地下的礦產等自然資源是有限度的，因而經濟增長是不可能延續下去的。哈佛大學生物學家威爾遜的觀點很有代表性環境保護……將人類視為一種緊密地依存于自然界的生物物種……地球上許多重要的資源正在枯竭,大氣的質量在惡化，世界的人口膨脹到了危險的程度。自然生態系統這一健康環境的源泉正在不可逆轉的退化……每當這個嚴峻的現實及其后果困擾于心的時候，我的困惑就禁不住激進得無以復加：人類是不是要自殺?”所以人們必須采取有效措施阻止這種不可延續的經濟增長，否則人類將不得不自食破壞生態環境的惡果。正因如此，人們提出了環境保護這一新的道德規范，希望通過它，促使人類在經濟活動中節約資源，以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其次，和諧的人與自然的生態關系才能保持生態系統穩定，從而為經濟發展提供良好條件。生態系統是指由空氣、土壤、水、生物體及所有人類創造的物質結構(人工構筑物)所組成的系統，微生物、植物、動物(包括人類)是其中的生物群落。它與由相互作用的知識、人口、技術、資金、社會組織等構成的社會系統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相輔相成?P1>。社會系統以人類活動特別是經濟活動為載體，向生態系統輸人物質、信息、能量，從而影響生態系統;生態系統以服務為載體,向社會系統輸人物質、信息、能量,從而影響社會系統。這兩大系統之間的關系實質上是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而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中,人是積極、主動的因素，因此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否協調，關鍵就在于人的行為活動是否在生態系統許可的范圍內。如果人通過行為活動向生態系統輸人的物質、信息、能量超出了它的許可范圍，那么人與自然的關系就會失去和諧，生態系統就變得不穩定。而生態系統不穩定又會反過來影響人的行為活動,使其受阻。

按照類別來看，社會系統又可看作由經濟系統、政治系統、文化系統等構成的綜合系統，其中經濟系統是基礎。經濟系統是以經濟利益為基礎，由價值觀、生產資料、產品和服務、企業、技術、資金、經濟運行機制如市場機制等，由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環節構成的復雜系統。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是相互影響的:企業通過經濟活動向生態系統攝取資源如土地、水、礦藏、化石燃料等來生產產品,即在影響生態系統;企業從生態系統中攝取物質生產產品后剩下的廢棄物又返還給生態系統。當經濟系統向生態系統攝取的物質超過生態系統的所有，向生態系統排放的廢棄物超過生態系統的消化和承載能力,那么生態系統就會遭到破壞。生態系統被破壞又會反過來影響經濟系統,使其出現問題，甚至崩潰。因此，要使經濟系統得以維系,經濟發展得以可能，就只有保護環境,維持生態系統穩定。

環境保護構成經濟發展的基本前提，但是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則為了人的發展。環境倫理學中有一種觀點,即認為環境保護無關于基本的人類價值,與自由、公正、經濟繁榮等相比,它處于絕對優先的地位。他們力圖將動物和生態系統的利益放在與人類利益同等、甚至更髙的地位上,而拒絕以人的利益和發展為人類一切活動的目標。這種觀點面臨著一個基本的邏輯難題，即“自然價值”到底是相對什么的價值？如果不以人的價值為標準，那么自然價值從何而來？正如柯武剛、史漫飛所言一個人類社會從根本上取決于以人的價值為中心，畢竟這是共同體成員能借以交流其各種意愿的唯一語言。在公共政策中夾帶各種非人類的、外在于人類價值的‘價值’將使社會分崩離析。”所以，與經濟發展的目的一樣，環境保護也是為了人的發展和價值的。同樣，經濟倫理的目的并不是要阻礙經濟發展，而是為了經濟更好地發展,促進人類社會的繁榮,也是以人的發展為目的的。這樣,人的發展目標成為環境保護與經濟倫理統一的橋梁。霍夫曼和摩爾（1M.Hoffman&J.M.Moore)曾說，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環境保護運動的特點是，環境保護工作不可避免地同經濟倫理聯系在一起……環境保護的目的是人的真正的幸福、發展與完善。如此看來，環境保護可以直接進人經濟倫理。

    二、借助可持續倫理、責任倫理、制度倫理:環境保護可以進入經濟倫理。

然而,環境保護與經濟倫理又畢竟屬于兩種不同的倫理，具有不同的機制和目標。所以，兩者之間又有著對立的一面。對此我們要仔細分析并尋求其它倫理的支持,以便經濟倫理可以納入環境保護。

首先必須明確，經濟倫理是在為了把市場經濟合法化的經濟學成為獨立學科后才興起的,因此，嚴格說來，經濟倫理是指市場經濟倫理。也只有市場經濟才有經濟倫理。因為倫理是以人的自由意志為前提的,人只有在自由意志支配下進行選擇才對行為后果負責，才有道德責任。計劃經濟是沒有經濟倫理的,因為這種經濟體制下經濟主體是沒有自由意志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都由政府統包統分,因而經濟主體無須承擔任何責任。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主體都是在市場上從事交易活動的組織和個人，最基本的主體是企業。他們首先必須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經濟實體，既是責、權、利相結合的利益主體,又是自主決定命運的經營主體和投資主體。也就是說,他們的經營行為和決策權等必須是自主決定、自由選擇的，同時對這種行為的結果也是自我負責的。這種在自由意志支配下的行為及其道德責任后果的統一就構成經濟倫理。

市場經濟有三個基本構成要素:一是經濟主體即市場上的供應者和需求者，它們自主決定生產、經營和消費;二是價格和供求變化機制，即亞當?斯密的形象比喻“看不見的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經濟行為都是依靠價格和供求力量來解決，從而使各種資源得到優化配置的;三是一定的行為規范,即“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等正式規則和倫理道德、習慣等非正式規則。市場經濟的這些構成要素決定了經濟倫理有三方面的基本內容或任務:其一,肯定經濟主體的利益動機的倫理正當性;其二，承認倫理道德規范經濟行為的可能性與必要性,從而確定個體利益的合理邊界;其三，認同市場經濟體制和運行過程即“試錯”機制的倫理合理性。

第一，引人可持續倫理:環境保護才能進人經濟倫理。市場經濟是一種能夠使資源得到優化配置的經濟運行機制。但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與環境保護是有差異的，前者僅能進行資源的代內配置,后者則不僅涉及資源的代內配置，還涉及資源的代際配置。

市場經濟強調自由選擇、自主決定,強調個體利益的合理邊界，以平等地考量與顧及不同個體的利益，但這僅僅在代內進行,對后代人的利益則沒有顧及和考量。其原因在于市場經濟中通行費用一效益分析方法。“這種分析方法通常選擇正值貼現率，特別是選擇相當于資本的機會成本(社會貼現率)或實際利率的正值貼現率，以便將發生在不同時期的有關費用和效益換算為現值。”因此，當把正值貼現率僅僅運用于本代人時，它只涉及代內的利益調節,這是有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的。但是，貼現率反映的是人們對未來經濟損益的重視程度,如果貼現率高,說明未來發生的經濟損益不重要，只有眼前的損益才是重要的。如果將貼現率推廣于一般社會領域就是社會貼現率,它反映了人們對未來發生之事的重視程度。社會貼現率越高,意味著人們對未來的責任感越弱。而環境保護恰恰就并非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一個代際利益調節問題。所以，市場配置平、不妥當的。

為了解決市場配置資源在代際公平上的缺失問題,人們引人可持續倫理來予以矯正。可持續倫理來源于可持續發展觀,《我們共同的未來》將其定義為“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這一定義因為涵括了代際公平，較好地彌補了市場配置資源的代際平等缺失而成為國際社會公認的關于環境與發展的倫理準則，從而也成為經濟倫理的重要內容。正因如此，許多經濟學、倫理學者都將環境保護作為經濟倫理的基本準則，如柯武剛、史漫飛就把環境保護解釋為“著眼于當代和未來世代的利益而關心對環境舒適性和自然資源的保護”這一定義就包括了代際公平理念。約里克?施皮格爾提出了10條經濟倫理方針:“(1)滿足基本需要;(2)改善分配;（3)健康;(4)勞動的權力;(5)勞動的人性化;(6)參與和監督;（7)自然資源和環境的保存;(8)適度的增長;(9)禁止揮霍;（10)人的尺度。”其中有4條“以同自然的適度交往為主題,表明了生態學對當代經濟倫理學具有的意義”。由此看來,只有向經濟倫理引人可持續倫理，才能達到環境保護的目的。

第二，導人責任倫理:環境保護才能進人經濟倫理。作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市場經濟獎優汰劣，即市場經濟通過價格機制，讓那些做出正確決策的經濟主體獲利，讓那些做出錯誤決策的經濟主體受損。因此，市場經濟是充滿了風險的經濟。這種風險有以下幾種:一是經濟主體在做決策時有很多不確定性因素，使用價值能否實現為價值，私人勞動能否轉化為社會勞動,即利潤動機能否實現，這些都不可預測;二是通過價格機制配置資源以獎優汰劣的過程中，“一部分資源將因為被錯誤配置而浪費，這不僅對配置它們的經濟主體,而且對全社會都是一種浪費”w(ral9),即由“試錯”機制帶來的資源浪費風險;三是因為科學技術的廣泛而深人地運用，當今市場經濟越來越演變為一個巨系統,成為社會中占主導和支配地位的力量，使整個社會越來越經濟化,市場經濟行為也越來越向全球各個角落伸展，其后果變得越來越不可預測，更難以精確預測，這是市場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經濟風險向社會風險的轉化。

上述風險中有利潤風險、金融風險等經濟風險和其它社會風險，這主要是對于人的風險;但其中也有對于環境的風險，如資源浪費風險、環境污染風險、生態破壞風險:市場經濟特別是資本的日益迅猛的發展趨勢，有可能產生出許多人類目前無法解決的問題，特別是對大自然的干預而產生的各種環境問題。但是，當今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又不能脫離市場經濟及其倫理。這就迫使我們向經濟倫理導入一種新倫理，即責任倫理學大師漢斯?約納斯所揭示的責任倫理。責任倫理有兩種表達式:一是肯定式，即“你的行為必須是行為后果要考慮到承擔起地球上真正的人的生命持續的義務”;二是否定式,即“你的行為必須是行為后果不能破壞地球上人的生命的未來的可能性。”“它要求人類通過對自己力量的‘自愿的駕馭,而阻止人類成為禍害它要求‘我們對自己進行自愿的責任限制,不允許我們已經變得如此巨大的力量最終摧毀我們自己（或者我們的后代）;它要求人類的……經濟……要有一個新的導向;它甚至要求人們對道德觀念從某種意義上重新加以定義:道德行為的根本任務并不在于‘實踐一種最高的善……而在于，阻止一種最大的惡’；并不在于實現人類的幸福、完美與正義,而在于保護、拯救面臨著威脅的受害人。”責任倫理的責任概念不同于傳統的責

任概念，它“是發散性的”，“以許多行為者參與的合作活動”、“以未來要做的事情”為導向，因此，它是在行為事件發生之前因對后果的不可預測而進行的一種事先風險控制，“是一種積極的行為指導”。只有在責任倫理配合下的經濟倫理才能既保護人也保護環境’使人與環境共生共存。

第三，憑借制度倫理:環境保護才能進入經濟倫理。經濟活動是以利益為基礎和前提的。由于經濟主體都要實現利益目的,而資源又有限,因此就需要展開競爭，但這種競爭又必須有序進行，否則就會破壞經濟秩序,使公共利益受損。為了避免競爭中的兩敗俱傷,就需要政府、行業協會等公共權力部門等予以調控。以價格競爭機制為核心的市場和以制度供給機制為核心的政府就是經濟活動必不可少的兩種調控力量。

市場調控經濟活動只能滿足經濟主體的個體利益。因為市場的確立和運行首先就建立在對個體利益的承諾的基礎上，在市場中，“當人們可以自由地交換商品和服務時，當競爭保證了替代機會存在時，當個人尋求其最大的利益時，其結果是愿望的最優滿足。與其他經濟秩序相比，這個過程使更多的人得到了他們想要的東西。但是環境則是一種公共利益，不能通過市場調控來滿足。希望完全通過走市場路線來保護環境注定是失敗的，英國哈丁提出的“公地災難”就是明證。泡爾?坡特尼（PaulPortney)在分析美國環境政策的《美國環境政策的當代論題》中也說如果允許經濟不受限制地自由運作，它就會給環境帶來嚴重的破壞……因而,經濟問題在于立法者是否應決定通過立法保護環境，或者在于是否去改革經濟驅動因素，以影響經濟系統中眾多的決策制定者。”因此,環境保護還需要引人政府的制度供給，使其成為公共政策的倫理目標。“政府和公司能夠制定并執行那些包含著道德因素的政策……那些與環境保護有關的最起碼的行為標準……尤其如此。”因此，要取得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平衡，那么經濟倫理就需要制度倫理的支持。

三、一系列具體要求:環境保護進人經濟倫理的機制

與環境保護相關的經濟倫理就是要提煉、概括一些可以與環境相融合、相適應的經濟倫理價值規范，這些規范是經濟主體對經濟活動進行與環境保護相關的倫理分析工具:經濟活動既是經濟的,能真正反映人的經濟需求的;也是合乎倫理的,能真正反映資源稀缺和環境代價的。此處，經濟倫理與環境保護成為同一的東西。當然,從經濟學角度也能得出環境保護的結論，但是，正如司徒博所言經濟倫理學的特殊之處，恰恰在于倫理學的思考,而不只是重復經濟學家也說過的東西。”一種經濟活動的倫理質量取決于它把環境保護放在什么位置:不利于環境保護的,倫理質量就是低的;有利于環境保護的，就是有一定倫理質量的;為環境保護做貢獻的,倫理質量就是高的。因此，經濟主體都應積極培育、秉持并踐履這種經濟倫理規范。這些規范是環境保護進入經濟倫理的必不可少的橋梁和中介。

第一，尊重自然的限度。經濟倫理須要有要求經濟主體尊重自然的限度這一規范,要求經濟主體在開發自然資源和排放污染物時要謹慎、適度,要求經濟主體的生產經營活動不要肆意放大自己的利潤動機，而要尊重生態系統的基本規律,尊重自然的限度。生態系統的承載能力是有限度的，這不僅表現在資源的有限性，也表現在其對各種污染物的消化能力也是有限的。如果經濟主體對資源進行掠奪性開發，那么有朝一日必定會使資源消耗殆盡;隨意排放各種污染物，那么有朝一日會使其循環更新能力遭到破壞，生態系統也就面臨著毀滅。尊重自然的限度規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實行清潔生產，不污染環境。二是生產經營活動中要節約自然資源。正因為自然資源是有限的，所以就要節約。以往經濟活動既不承認自然資源的經濟價值，更不注重它們的非經濟價值，所以節約在那里沒有身影，這樣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資源和能源,導致資源幾近耗竭，污染也日益嚴重，不僅造成了環境危機’也造成了社會、文化和價值危機。

第二，善待生命。作為一種經濟倫理規范，善待生命主要體現在善待動物。它要求經濟主體在經營動物產品時要防止動物受到身體損傷、病痛折磨，要考慮動物的福祉和安康。這包括兩方面:一是要減輕那些為我們提供食物而還無法避免被宰殺命運的動物如家養動物的痛苦,改善它們的飼養、運輸、屠宰條件;二是不搞受國家保護的野生動物買賣。生產經營者在動物保護方面是有很多工作可做的。如，英國的美體小鋪是一家化妝品制造商與零售商，它被迫改變了對于產品的宣言，從“不在動物身上測試”變為“反對動物測試”，因為它并沒有能力干涉化妝品制作與原材料供應過程中的每一個環節。這種高姿態的轉變,改善了公司在動物測試事件中的形象,同時迫使一些競爭者使用更好的標志和新的資源。同時，美體小鋪克服分店眾多帶來的實施難度，堅持從事許多具　有正面影響的社會活動,諸如保護動物、保護熱帶雨林免遭浩劫等。

第三，走循環經濟之路。循環經濟是環境經濟學的一個概念，是指以生態學規律指導經濟活動，以高效、循環利用資源為核心，以3R即減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環(Recycle)為原則，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特征的生產和再生產范式,其實質是以盡可能少的資源消耗和盡可能小的環境代價實現最大的發展效益。它本身并不是一個倫理學范疇，但因為彰顯了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價值理念和實踐旨歸，而成為經濟倫理的一種實現路徑和倫理機制。

與工業文明時代那種線性經濟截然不同的是，循環經濟是與生態文明時代相適應的非線性經濟。線性經濟的模式是“原料產品--廢棄物”，其結果是高投入、低產出、髙排放，既消耗了大量自然資源，又嚴重污染了環境;非線性經濟即循環經濟的模式是“原料--產品--剩余物--產品……”，其結果是通過原料分層次多級利用實現“生態化”生產，既節約了資源,又與環境友好。顯然，循環經濟模式反映了人類所迫切需要的一種新的經濟價值觀--截然不同于以往那種不承認環境質量和自然資源(因不是人類勞動產品而沒有價值）的價值的經濟價值觀--承認自然資源有價值,其使用需要付費,消耗資源要計人成本[1<KM55>。從經濟倫理角度看’“自然資源有價值”說明經濟主體對自然要尊重，講道德;“誰使用誰付費”、“資源消耗計人成本”實質上反映了“得所當得、失所當失”的公正倫理。只有這樣，經濟主體的生產經營活動才既符合自然規律，合理利用自然資源，保護環境;也才符合倫理規律，使經濟主體與自然之生態關系、與其他經濟主體之社會關系和諧。

第四,追求經濟一環境效益。經濟效益是市場經濟的“一個歷史--結構性的預先規定”，任何經濟主體都不可抗拒，其決策都必須服從于它。同時,經濟倫理也是為經濟效益辯護的,只不過它并不把經濟效益當作惟一目標,而是將其納人倫理的審視之中，力圖形成經濟一社會效益。如果說環境保護是一種倫理，那么,經濟倫理與環境保護的關系落實為具體的規范就是，經濟活動要具有較高的倫理質量，就必須把經濟效益、環境效益緊密結合起來,進行效益的綜合權衡，形成經濟一環境效益。也就是說，經濟效益好、環境效益也好的經濟行為，才是道德的行為;否則，就是值得懷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