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政策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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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的意義范文第1篇

【關鍵詞】免費師范生政策 重大意義 完善

【中圖分類號】G6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9682（2011）06－0104－02

2007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在6所教育部直屬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大學、華中師范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東北師范大學、西南大學和陜西師范大學）實行師范生免費教育。免費師范生政策對促進教育發展和教育公平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同時也有一些需要改進的地方。

一、免費師范生教育政策的重大現實意義

第一，免費師范生教育政策有利于吸引更多有志青年從事教育工作，提高整個教師隊伍的素質。國家對有志于從事教育工作的青年從進入大學開始就實現免費教育，對其志愿和追求是一種精神及物質上的肯定和鼓勵，可以使他們在校期間解除后顧之憂，集中精力學習，全身心投入實踐，為將來成為一名優秀教師打下良好的基礎。

第二，免費師范生教育政策有利于教育均衡發展和教育公平，降低了貧困生入學的門檻，解決弱勢群體子女上大學的問題。實施該政策，一部分優秀學生特別是成績好但家庭經濟狀況差的弱勢群體的子女吸引到師范院校來，不僅可以幫助弱勢群體子女減輕經濟負擔，完成學業，同時因為子女畢業后有了穩定的經濟收入，弱勢群體家庭的經濟狀況也會得到逐步改善。

第三，免費師范生教育政策有利于面向農村合理配置優質教育資源。該政策實施后，從國家層面對師范院校給予支持，穩定、優化農村師資隊伍，使各地區教育實現均衡發展。為改變落后地區的教育，最大地實現教育公平，促進和諧社會建設提供了可能。

第四，免費師范生教育政策有助于引導師范院校準確定位、突出特色，堅定正確的辦學方向，找準教學改革的著力點，提高教育教學質量。也有利于改善師范院校的生源質量，實現總理“把最優秀的學生吸引到師范院校來，把最有才華的學生培養成人民教師”的愿望。

二、免費師范生教育政策的有待改進之處

1．受益人數過少，部屬師范院校師范生教育免費，可能會帶來非部屬師范院校的不公平。

目前僅教育部六所直屬師范大學實行師范生免費教育，免費師范生的比例偏小，難以滿足中西部農村的教師缺口，更難以從根本上解決我國農村師資短缺、整體水平不高的難題。國家如果只是在某些師范院校搞試點，勢必會對其他師范院校產生沖擊，影響他們的生源，造成新的對其他非部屬師范院校的不公平。

2．對免費師范生從教的約束制度有待完善

免費師范生教育政策規定，免費師范生承諾畢業后從事中小學教育十年以上。如果學生違反這個規定，就要賠償全部免費教育經費并繳納50%的違約金。但是，這對于一個重點大學的畢業生而言并不是一個很高的數額，學生在畢業后這一資金約束力將更弱。

3．免費師范生政策可能導致學生學習動力不足，進而影響師范教育質量。

對絕大部分免費師范生來講，他們會珍惜難得的學習機會，但免費師范生由于緩解了過多的經濟壓力和就業壓力，很容易導致學習動力不足，這樣，無論素質高低的免費師范畢業生都去任教，將可能降低教師隊伍的整體素質。

4．免費師范生的畢業分配和就業去向問題堪憂

免費師范畢業生一般回生源地中小學任教，可能無法全部實現。從往年畢業生流向來看，由于部屬師范大學畢業生整體素質較高，他們更多去東部經濟發達地區，留在中西部的也主要是在大中城市，至少是縣城或是經濟較為發達的鎮級學校，很難到最需要教師的鄉村中小學校。

三、保障和完善師范生免費教育政策有效實施的建議

1．有步驟地推廣師范生免費教育政策到普通師范院校

我們必須認識到，能夠服務基層教育事業的，多數還是地方師范院校的畢業生。這些普通師范院校培養的中小學、幼兒教師支撐著廣大“老少邊窮”地區的基礎教育。所以，只有盡快有步驟地使師范生免費教育政策惠及這些學校的師范類學生，才能大面積解決弱勢群體子女上大學的問題，才能使“老少邊窮”地區的師資隊伍從根本上得到改善。

2．建立一整套誠信機制，以保證政策的約束性。

為了保障師范生免費教育政策順利、有效地實施，對師范生建立一套誠信機制必不可少。首先，要把誠信教育加入到非思想品德修養課程中；其次，要建立信用評判指標體系；再次，建立誠信電子檔案，這是大學生誠信教育的有效途徑。

3．建立激勵淘汰機制，以利于師范生約束自我、提高學習動力。

為保障教育質量，學校按照優秀教師、教育家的目標有針對性地培養師資。為防止少數師范生有進入保險箱的感覺，需要學校制定激勵淘汰機制，保證學生珍惜學習機會，以優秀教師標準要求自己。在就業時實行雙向選擇，在校期間的學習表現是選擇所向往崗位的重要依據。另外，學校按照“學為人師、行為世范”的要求，加強師范生師德教育，通過師德教育，使學生樹立先進的教育理念，熱愛教育事業，具有長期從教的崇高理想，為將來成為優秀教師和教育專家打下牢固的基礎。

4．出臺配套政策，落實、提高“老少邊窮”地區教師的待遇。

要真正實現“讓教育成為全社會最受尊重的事業”的目標，政策上的保障和教師待遇的提高必不可少。為了實現師范生免費教育政策的初衷，相關部門應盡快出臺相應的配套政策，落實免費師范生工作，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廣大“老少邊窮”地區教育落后的現狀，實現教育公平和教育的均衡發展。

國家有關師范教育的政策也有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在政策設計時一定要允許免費和非免費師范專業的共存，這既是給不同考生以公平選擇，也更符合我國的國情和師范教育長遠發展的需要。今后師范教育免費制度可嘗試多種有效形式，在實施過程中不斷發展和完善，這樣才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優秀青年投身教育事業，才能最終實現免費教育的培養目標――產生優秀教師和教育家。

參考文獻

1 蘇麗娜.試論師范生免費教育政策回歸的意義現存問題及前景期待［J］.長沙師范專科學校校報，2009（6）

教育政策的意義范文第2篇

一、我國地方政府教育券政策轉移的基本概況

著名經濟學家諾斯曾經說過：“歷史總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僅僅在于我們可以向過去取經，而且還因為現在和未來是通過一個社會制度的連續性與過去連接起來。今天和明天的選擇是由過去決定的。”通過對我國教育券制度實施歷史的梳理，可以發現我國教育券實施中各地教育券產生的動力機制以及當前我國教育券制度實施的阻滯因素。從深層次而言，教育券作為嵌入我國地方政府教育管理體制的制度由于其不同的實施目標而獲得了多樣性的功能，從而使得我國教育券制度的實施因此獲得了生命力。具體而言，本文將以“時間”與“空間”兩個維度去審視教育券制度實施的歷史。簡而言之，本文將考察浙江長興縣從2001年到2012年這11年里教育券制度發展存在的問題并提供相關政策建議。

關于教育券的討論最早見于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著作。弗里德曼提出，“把公共教育經費以券（Vouchers）的形式發放給學生家長，以此支付擇校的學費。”[1]一般認為，教育券是指政府把原來直接投入公立學校的教育經費按照生均單位成本折算以后，以面額固定的有價證券（即教育券）的形式直接發放給家庭或學生，學生憑教育券自由選擇政府所認可的學校（公立學校或私立學校）就讀，不再受學區的限制，教育券可以沖抵全部或部分學費，學校憑收到的教育券到政府部門兌換教育經費，用于支付辦學經費。研究顯示，美國教育券的實施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教育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提高了學生尤其是貧困家庭兒童的學業成績與學校效能。2001年9月，浙江長興縣教育局把一個舶來品——“教育券”成功本土化，并且順利發放到學生手中。這是實踐教育公平理想的全新嘗試。隨后，長興縣周邊其他地區紛紛學習長興縣教育券的經驗，開始實施教育券制度。利用CNKI數據庫，獲得有關各地區教育券制度實施的基本概況，通過對二手資料的整理，按照教育券的實施時間、實施的目的以及主要對象，形成我國教育券實施狀況的概覽（如表1所示）。

如表1所示，當前我國教育券政策的實施空間已經得到了廣泛的拓展。政策實施空間主要包括：地理空間、政策對象的范圍、政策類型等內容。政策實施的地理空間從最初的浙江省長興縣等東部沿海地區到湖北監利、山西左權、云南大理等中部乃至西部地區；政策對象的范圍從最初義務教育、高中教育到職業教育、農民工職業培訓拓展到農民工子女教育、幼兒教育乃至高等教育領域；政策類型已經形成了助校型、助學型或者排富型與非排富型以及發展型與應急型等按照不同劃分標準所形成的多種教育券類型。然而，在具體研究中發現，一些教育券制度由于地方財政經費預算、政策實施的效果欠佳、政策設計缺乏規范性以及民間的認可度不高、文化或觀念的沖突等因素而導致政策實施經歷一段時間后而“夭折”。當然，關于教育券制度轉移的分析僅僅從制度轉移的動力機制或原因進行分析還是遠遠不夠的，需要通過政策轉移理論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審視教育券制度跨區域政策轉移的全面狀況。

政策轉移研究的倡導者道洛維茨（David P.Dolowitz）和馬什（David Marsh）提出了政策轉移需要考察的六個問題[2]：為什么參與者參與政策轉移？在政策轉移過程中誰是關鍵的參與者？轉移什么？從哪里汲取教訓？什么是不同程度的轉移？是什么限制或推動政策轉移過程？第六個問題是一個新提出的問題，這個問題是關于政策轉移的效果，該問題并非政策轉移的變量，它主要關注政策轉移過程中如何與政策“成功”或政策“失敗”相聯系。因此，一個完整的政策轉移分析框架應該包括：參與者、轉移內容、轉移原因、轉移來源、轉移程度、轉移成效等問題維度。所以本文主要考察地方政府之間教育政策轉移的動力機制、類型界定、價值旨歸及行動策略等內容。

二、政府間教育政策轉移的動力機制與類型界定

道洛維茨和馬什認為，根據政策轉移的動機可以將政策轉移分為自愿性與強制性。當政策轉移主體出于完全自愿理性的決定而轉移另一時空下的政策或項目時就發生了自愿性政策轉移。與此相反，如果一個或更多的政治系統或國際組織將某一項政策、項目或制度改革強加給另一政治系統，則發生了純粹的強制性政策轉移。道洛維茨與馬什進一步提出政策轉移應該是一個連續統，這個連續統的一端是教訓吸取，另一端是被強制轉移某一項目、政策或制度安排[3]。顯然，道洛維茨與馬什關于政策轉移的觀點更多基于理性的主動學習和強制或規范的被動接受這兩個機制的分析，更加符合國際政策轉移即跨國家邊界政策轉移的實際狀況。“貝里夫婦（F.Berry &W.Berry）以此提出競爭模型、學習模型、強制與規范模型及公民壓力模型的政策擴散動力模型，并發展出若干關于地區政策創新擴散與傳播的模型，主要包括全國互動、區域傳播、領導-跟進與垂直影響等。”[4]美國學者迪馬奇奧與鮑威爾提出了制度性同構的三種變遷機制。他們提出“三種機制的區別在于不同的先行條件：（1）源于政治影響與合法性問題的強制性同構；（2）源于對不確定性作出標準反映的模仿性同構；（3）與職業化相連的規范性同構”[5]。羅斯（Rose）認為，“轉移導源于政府探求對問題的補救。補救可能包括將適當的資金用于一個現存的項目，借鑒歷史上國家處理這類問題的經驗，或者尋求別處如何處理這個問題的方法”[6]。

國內學者有關政策轉移、政策擴散的研究也主要汲取了國外研究的成果，以國內的案例驗證或部分驗證了國外學者關于政策轉移或政策擴散的理論。在組織社會學的影響下，有研究者提出政策擴散可以分為學習型政策擴散、強制型政策擴散以及直接模仿型政策擴散；也有研究者通過對當前有關政策擴散理論的梳理與回顧，結合具體政策擴散的案例分析，總結出三種政策擴散的機制與路徑即道義型政策擴散、強制型政策擴散與學習型政策擴散；還有研究者結合全球教育政策轉移的歷史與現實進程來看，主要有“學習-問題解決”、“競爭-創新”與“強制-規范”等幾種可能的動力模式[4]。綜合以上研究，對于政策轉移類型的研究主要從政策轉移的動力機制出發，從主動與被動的視域進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我國各地域之間教育券政策轉移的動力機制。

楊啟光關于教育政策轉移動力模式的劃分可以部分解釋我國各地區移植教育券制度的動力模式或驅動機制。例如，由于政績效應而導致的各地區政府為了獲得政績而學習長興縣教育券制度。這種類型的教育政策轉移，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競爭-創新”模式；以“學習-問題解決”為代表的教育政策轉移，如有些地區則可能由于教育發展的困境而引入該項制度從而為解決當地教育發展的問題提供一種思路或機制。湖北省監利縣基于面臨的嚴重財政困難和問題，采取的一些突破現行體制和法律政策的措施，如改革義務教育的投入體制、實行所有權與辦學權分離及引入市場機制與義務教育卡制度等措施。而我們看到湖北監利的教育券制度較之浙江長興縣的教育券制度走得更遠，由于其教育經費的匱乏與地方經濟發展的相對滯后，“窮則變”的倒逼改革迫使其制度變革與當前我國的教育體制中義務教育發展的“公益性”相悖。從這方面也可以發現，制度創新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關系并非都是正向相關的，一項政策轉移很可能是由外部壓力所引致。強制-規范型的政策轉移主要以2011年安徽省實施的《安徽省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電子教育券實施方案》為代表，該項政策方案的出臺將推動安徽省全省實現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在流入地義務教育階段的平等受教育權，促進教育公平。

我國教育政策轉移應該結合我國本土化的一些特殊情形進行進一步細致的劃分。例如，我國的政策創新很大程度上需要獲得上級領導的認可才能夠得以推廣，上級領導的指示往往對一項政策創新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而這是國外政策轉移的類型劃分所不能涵蓋的。我國地方政府官員之間的“政治錦標賽”模式[8]則促進了我國各地區教育行政部門為了謀求政績而推進創新，這樣的創新可以歸結為政績驅動型。我國地區間教育政策的轉移不同于以往國際政策轉移的一般范式，也不同于其他類型政策轉移，例如環保政策、房地產政策等政策的跨區域政策轉移，它具有自身的特性。這種特性一方面是由我國特殊的政治體制與文化傳統決定的，另一方面是由教育的公益性決定的。我們深刻地認識到由于教育的公益性而導致教育券制度政策轉移過程中受到一定的質疑，以“效率為導向”的監利教育券制度由于其一定程度上與以往的教育體制尤其是教育的“公共性”價值相悖而引發人們的爭論。因此，教育政策的區域間轉移模式可以劃分為問題驅動型、主動學習型、政績驅動型、強制規范型這四種模式，我國各地區教育券制度的實施主要以問題驅動型為主。當然，各類教育政策轉移類型之間并不完全割裂，彼此之間可以相互交疊。有些地區由于教育券制度的多樣化而使得其政策轉移的類型涵蓋以上四種模式。而根據不同的動機所劃分的四種類型的政策轉移模式也必然影響教育政策轉移的內容、程度乃至政策的實施效果等。

道洛維茨與馬什認為，政策轉移的程度可分為5個類型：復制、模仿、混合、合成、啟發[8]。通過我國各地區政府教育券制度實施的文本分析，可以發現，各地區教育券制度由于政策轉移的動機呈現出“政績驅動”導向與“轄區利益”導向[3]，這使得政策轉移更多只是簡單的模仿甚至復制，而無法形成真正的“政策創新”。由于我國地方政府教育政策的轉移存在“移非所需”、“政策移植價值偏失”、“片面化政策移植”、“移植政策存在缺陷”、“外來政策難以嵌入”等問題，最終導致政策轉移的失靈[3]。進而言之，由于公共政策是一個以價值為基礎的系統，政策價值影響著政策的具體內容與政策過程。也就是說，政策價值與政策動機共同影響著政策轉移的內容、程度、方式、過程以及結果。這有別于道洛維茨和馬什在《向外部學習：政策轉移在當代決策中的作用》一書中所提出的影響政策轉移失敗的三個因素：“有關轉移的政策或制度的信息不充分，特別是關于政策或制度如何運作方面的信息比較缺乏；支撐政策或制度成功的核心內容沒有轉移過來；在政策轉移過程中，沒有充分關注到該國與‘東道國’之間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方面的差異。”[8]一方面，這是由政府間政策轉移與國家之間政策轉移的區別所造成的；另一方面，道洛維茨與馬什的分析更多地是一種“技術主義”的分析范式，更多涉及的是政策轉移策略的問題，而忽視了政策轉移背后的“價值”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公共政策轉移失敗的根源在于政策價值導向的偏差。而教育政策的核心價值在于其“公共性”，唯有堅持“公共性”的價值導向才能夠保障教育政策轉移的成功。

三、地方政府教育券制度轉移與實施的行動策略與價值厘清

基于以上對于教育政策轉移類型的劃分，我們可以發現很多教育政策的轉移缺乏客觀依據，往往是當地教育行政部門“拍腦袋決定”。這種決策模式往往缺乏民意基礎與客觀依據，從而缺乏合理性甚至合法性，進一步導致政策轉移的失敗。教育券制度轉移失敗的原因除了政策轉移理論所提出的政策轉移信息不足、政策轉移技巧不足以及對差異性的不當估計（David P.Dolowitz&David Marsh，2000）等，還應該包括政策轉移缺乏前瞻性評估、政策轉移配套制度建設缺失、政策轉移缺乏民意支撐、政策轉移缺乏上級領導認可、政策轉移存在“文化沖突”[9]從而引發格蘭洛維特意義上的“嵌入性”困境等一系列因素。

地方政府教育券制度的轉移與實施需要充分考慮本地的特殊情況，因地制宜地制定相關教育政策。通過加強政策轉移的前瞻性評估[10]，加強政策實施的民意調查，選擇恰當的政策轉移時機，組織深入調查研究獲取相關政策的充足信息，加強自身政策知識的積累，構建學習型政府等一系列舉措，保障政策轉移的效果。

地方政府教育券制度的政策轉移需要立足于本地教育發展實際，堅持教育的“公共性”價值，真正通過教育券制度的政策轉移與實施保障弱勢群體的利益，實現教育公平。以“效率為導向”的教育券模式和以“公平為導向”的教育券模式[11]以及有學者所提出的“排富性模式”與“非排富性模式”[12]都需要實現公平與質量的融合，尋求二者之間的融合點，既提升教育質量，促進教育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又能夠促進教育公平。因此，筆者認為，具體的政策操作本身是技術問題，而技術背后滲透的則是利益的博弈與平衡問題。教育政策轉移與其他類型政策轉移最大的差異就在于教育自身的“公共性”價值，它關涉千家萬戶的希望與未來，教育政策如果不能實現公平則往往會引致“貧困的遺傳”，導致代際不公平甚至引發社會不穩定，滋生社會動蕩。

從當前教育券實施的趨勢可以發現，關于學前教育、特殊教育、農民工子女教育以及農民工培訓的教育券使用正在成為我國教育券制度的主流。這表明教育券制度的生命周期從根本上有賴于政策是否切實保障了公民的權益，彰顯了公平的價值。進而言之，筆者認為，教育政策轉移的根本行動策略在于厘清其價值訴求。當然，一項政策的實施必須有資源，因此政策的實施僅僅靠理想的支撐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通過政策宣傳與籌資模式的多元化等措施，獲得政策推進的資源，而這對于貧困地區實施教育券制度往往顯得更為重要。

進而言之，教育政策轉移應該涵蓋三個層面的分析，包含政策轉移價值分析、政策轉移的環境分析、政策轉移的行動策略分析。價值分析主要是指政策轉移的意義、價值以及觀念基礎，這構成教育政策轉移的思想基礎，也是政策轉移成功與否以及是否需要進行政策轉移的前提；環境分析主要考察政策轉移的國際環境以及國內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地理等宏觀環境以及具體的制度環境或政策網絡等；行動策略分析則是微觀層次的分析，它建立在政策轉移價值分析與環境分析的基礎上，是具體政策轉移策略的設計。它可以包括政策轉移的信息搜集、輿情分析、技術學習、時機確定、溝通機制、評估機制等一系列技術與制度的內容，這也亟待各地區教育行政部門加強教育研究，增強教育政策轉移的能力。可以說價值分析與環境分析涉及宏觀與中觀層面的分析，而行動策略則涉及微觀層面的考量。整個教育政策轉移應該形成一個立體的系統，價值分析、環境分析以及行動分析成為構筑該系統的三大維度或構成要素。

四、結論

政策轉移作為知識的流動，涉及不同知識、觀念乃至文化信仰的沖突與滌蕩。濫觴于美國的教育券制度在我國不同的地區生根發芽，其發展亟待實現教育券制度與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教育管理體制以及文化傳統的“耦合”，賦予教育券制度以“地方性知識”，增強其文化適應性，從而保障教育券制度能夠與當前我國的制度網絡相適應。例如，教育券制度的實行有可能與我國就近入學的教育制度相違背，也可能對我國相關法律所規定的教育的公益性相沖突。因此，推進教育券制度必須實現制度轉換，推動配套政策的持續跟進。當然，我們也可以認為，教育券制度的推進在很大程度上是當前我國教育改革與創新精神的體現，這項制度的變革將市場機制引入教育發展，從而激發了教育事業發展的活力。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從當前我國民辦高校的發展看到“商業性市民社會”[13]正在中國興起，而這無疑是促進教育變革的新興力量。盡管，教育券的實施至今還有所爭議，中央政府也未對地方政府實施的教育券制度進行明確的表態，相關法律更未給予教育券制度明確的法律地位。不可爭辯的是，從2001年教育券在浙江省長興縣誕生至今的11年時間里，教育券制度所彰顯的價值以及實際效應，傳遞給我們的則是推進教育改革與創新、促進教育公平的價值理想[14]，而地方政府關于教育政策創新所形成的“地方性知識”也必將給我國未來的教育事業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從政府教育決策的角度而言，需要加強教育政策轉移的研究，形成契合中國特色的研究理路。教育政策轉移分析可以嘗試從價值分析、環境分析以及行動分析這三個維度進行考察，通過具體政策轉移理論與經驗的學習以及我國政策轉移積累的經驗形成我國教育政策轉移信息庫以保障教育政策轉移實現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平衡與融合，更大程度上促進教育公平，增進公共教育利益，推進地方政府教育治理創新。

參考文獻

[1] Milton Friedman.Capitalism and Freedo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3.

[2] DOLOWITZ D，MARSH D.Who Learns What from Whom：A eview of the Plolicy Transfer Literature.Political Sdudies，1996，44（2）.

[3] 向玉瓊.中國轉型期地方政府政策移植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4] 楊啟光.全球教育政策轉移的動力模式.教育發展研究，2012（11）.

[5] 何俊志等.新制度主義政治學譯文精選.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6] 魏淑艷.中國公共政策轉移研究.沈陽：東北大學出版社，2006.

[7] 周黎安.轉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員激勵與治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8] 米.公共政策擴散、政策轉移與政策網絡——整合性分析框架的構建.國外社會科學，2007（5）.

[9] 魏淑艷.政策轉移中的文化沖突及規避策略.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9（5）.

[10] Karen Mossberger，Harold Wolman.Policy Transfer as a Form of Prospective Policy Evaluation：Challenges and Recommendations.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03，63（4）.

[11] 王敏.中國教育券改革的兩種模式及其比較.重慶社會科學，2007（1）.

[12] 馮曉霞.努力促進幼兒教育的民主化——世界幼兒教育改革與發展的重要趨勢.學前教育研究，2002（2）.

教育政策的意義范文第3篇

“免費”政策

政策認知

農戶作為農村義務教育政策的被動接受者，其對政策的認知水平是中央政府制定、矯正和完善農村義務教育投入政策的參考依據，同時也直接影響到對地方政府和學校收費行為的監督力度和監督效果。因此，農戶對農村義務教育投入政策的認知狀況是該項政策不斷完善和順利推行的重要影響變量。本文以廣東惠州市為例，通過對該市171個樣本農戶的調查，實證分析了現階段農戶對涉及切身利益的農村義務教育“一費制”政策、“免費”政策和“兩免一補”政策的認知狀況及其影響因素。此次調查采用直接入戶訪問的方式對戶主進行訪談并現場填寫調查問卷，由經過專門培訓的在校大學生利用2006年暑期完成。共發放問卷200份，收回174份，回收率87％，其中有效問卷171份，有效率98.3％，覆蓋惠城、惠陽兩區和博羅、惠東兩縣，涉及31個（鄉）鎮，91個行政村，171個農戶。樣本農戶由大學生在家鄉所在地根據隨機抽樣原則選取，調查結果具有較強代表性。

一、農戶對農村義務教育投入政策的認知狀況

一、關于“一費制”政策

1.農戶對“一費制”政策內容及實施效果的認知程度偏低

自2002年7月以來，惠州市中小學校全面開始實行“一費制”收費辦法。這一政策旨在遏制各種亂收費行為，減輕中小學生家庭教育負擔。農戶作為這一政策的受益者，理應給予較多關注。但在問卷調查中，當問及“您對教育收費‘一費制’是否了解”時，樣本農戶中回答“了解”的僅占9.4％，“了解一些，但并不很清楚”的占34.5％，“不了解”的比例高達56.1％。農戶對這一與個人利益直接相關的收費政策認知程度總體偏低。

低水平的政策認知使得相當部分樣本農戶對于“一費制”政策的實施效果難以準確判斷，認為“效果顯著”的占20.5％，認為“效果一般”或“沒有效果”的占29.8％，“不知道”或“說不清楚”的比例高達49.7％。

2.農戶對收費項目的合法性認識不足

多數農戶由于對“一費制”政策的認知程度較低，在既定的政策框架下，難以分清學校的收費項目是否合法，是否該交。這一點可以從樣本農戶對以下問題的回答中佐證，當問及“對于學校的收費項目，您是否知道哪些該交，哪些不該交”時，回答“知道”的占23.4％，“有些知道，有些不知道”的占21.0％，“不知道”的比例高達55.6％。

按照國家規定，“一費制”是指在嚴格核定雜費、課本費（包括教科書、作業本費）的基礎上，一次性統一向學生收取費用，收費項目包括雜費、課本費和作業本費。雜費包括學生家長或個人應分擔的極少部分辦學公用經費，還包括部分信息技術教育、北方地區冬季取暖的補充性費用。雜費標準應按照學生在校學習期間必須開支的公用經費（學校用于開展教學及其輔助活動的費用）的一定比例確定。由于政策對雜費的界定比較模糊，對某些收費（特別是服務性收費）缺乏明確政策規制，致使農村中小學校的收費項目遠遠超出了“一費制”的范疇。調查中樣本農戶反映的收費項目包括：學雜費（70.2％），書本費（93.0％），補課費（40.9％），資料費（48.5％），試卷費、作業本費（52.6％），校服費（79.5％），保險費（29.2％），建校費（11.1％），住宿費（35.1％），其他（包括擇校費、體檢費等）（9.9％）。多數農戶無形中承擔了不少額外費用。

3.農戶對違法收費項目的態度比較復雜

總體來看，“一費制”的政策效果并不理想。這一結果產生的原因固然有多種，多數農戶對這一政策的認知程度過低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它使得農戶難以準確判斷收費項目的合法性，進而也就失去了對亂收費行為進行監督和舉報的前提，在一定程度上縱容了各種不規范收費的滋生和蔓延。但農戶的政策認知水平提高是否一定能夠提高“一費制”政策的效果？對此，我們設計了如下問題：如果發現學校有些收費項目不合法，您是否會向有關部門反映？回答“會”的農戶僅占19.9％，回答“不會”占38％，回答“不一定”的占38.6％，未作回答的占3.5％。統計結果有些令人費解，當問及“為何不向有關部門反映”時，回答“不知道向哪些部門反映”的占16.0％，“浪費時間和精力，不值得”的占19.8％，“即使反映了也難以得到解決”的占45.8％，“擔心向有關部門反映后會受到不好影響”的占8.4％。這一方面說明農戶的意見反饋與表達渠道不夠暢通，另一方面也說明不少農戶對政府的依法執政能力并不看好，同時心存其他后顧之憂。因此，單靠提高農戶對政策的認知程度未必能夠提高其對收費行為的監督力度，還必須采取相關配套措施。

（二）關于“免費”政策

1.農戶對 “免費”政策目標能否實現觀點不一，但總體不夠樂觀

中央政府已經決定在2007年全面實行農村免費義務教育，免除農村中小學生的學雜費，并對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作出具體部署，這是我國農村義務教育發展史上一個新的里程碑。廣東省自2006年秋季開始全面免收學雜費，實行真正意義的義務教育。雖然這一政策的實效有待實踐檢驗，但83.6％的樣本農戶表示，實行免費義務教育后，他們會增加對子女教育方面的投入，這說明傳統的義務教育投入模式對農戶的教育投資產生了“擠出”效應，“免費”義務教育將有利于引導家長優化對子女教育的投資結構。

不過，對于免費義務教育的預期目標能否實現，樣本農戶內部觀點分歧較大。49.1％的農戶認為能夠實現，14％的農戶認為不可能實現，35.7％的農戶表示很難判斷，1.2％的農戶未作回答。盡管不小比例的農戶對免費義務教育的前景表示樂觀，但仍有相當比例的農戶心存疑慮，當問及他們為什么認為義務教育難以實現時，28.2％的農戶認為“政府沒有足夠的財力”，38.8％的農戶認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40.0％的農戶認為“說不清楚，感覺會這樣”。對于農戶上述認識的成因，我們認為可能的解釋包括下述三個方面：一是農戶與基層政府（主要是鄉鎮政府）接觸較為直接，了解程度相對較高，現階段基層財政困難已是不爭的事實，誘發了農戶對政府財力的擔憂；二是過去國家出臺的許多政策在實際執行中走了樣，基層政府往往傾向于有選擇性地執行上級政策，甚至變相地抵制上級政策，致使部分農戶對基層政府的政策執行力產生了不信任感；三是多數農戶的文化水平較低，對新生事物的認知、分析能力不高，有些判斷傾向于建立在直覺的基礎上。

2.農戶對“免費”義務教育期望值總體不高

免費義務教育直接減輕了農戶負擔，廣大農戶理應高度認同。但當我們問及“您怎樣看待中小學的收費行為”時，僅有40.9％的農戶認為“不應該收費，應該實行義務教育”，57.3％的農戶認為“應該適當收取一定費用，但需要規范”，1.8％的農戶未作回答。從表面看，多數農戶似乎有些不夠理性，沒有作出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策選擇。究其原因，部分農戶認為，子女接受義務教育本質上是向政府購買一種勞務，政府提供這種勞務需要各種各樣的支出，因此收取適當費用是合理的，問題的關鍵在于收費不夠規范，收費種類過多，標準不夠明確，“一費制”政策的執行效果印證了這一點。

事實上，基于公共產品理論分析，農村義務教育并非純公共產品，而是一種接近純公共產品的準公共產品。從資源配置效率角度看，義務教育經費的籌資模式應為“農戶交費＋政府補助”，按照國際慣例，政府補助應占絕對主導地位。顯然，農戶在既有的文化素質下不可能基于上述理論作出判斷，但他們并沒有期望政府完全免費，只是期望收費能夠更加規范一些，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農戶的易滿足性及其善良與通情達理的一面。

（三）關于“兩免一補”政策

免費義務教育免除的僅僅是學雜費，而“兩免一補”政策除免除學雜費外，還免除課本費，并對住宿學生補助住宿生活費。2005年，國家提出了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兩免一補”政策，首先在全國592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開始實施，對象是農村地區義務教育階段貧困家庭學生，同時還有城市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家庭的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生。從對樣本農戶的調查情況看，“享受過”這一政策的占6.4％，“聽說過但沒享受過”的占36.9％，“根本沒有聽說過”的占56.7％。總體來看，樣本農戶對“兩免一補”政策的認知程度同樣不高。

“兩免一補”政策是對“免費”政策的延伸和提升，對于減輕農戶義務教育負擔意義更為重大。現階段，農戶承擔的費用項目呈現多樣化特點，但不同費用所占比例差異較大。在被調查的171個樣本農戶中，39.2％的農戶反映學雜費的比例最高，這部分農戶應是“免費”政策的最大受益者。21.6％的農戶認為書本費所占比例最高，10.5％的農戶認為住宿費所占比例最高，這兩大群體應是“兩免一補”政策的最大受益者。除此之外，8.2％的農戶認為補課費所占比例最高，7.6％的農戶反映校服費所占比例最高，12.9％的農戶認為其他收費（如擇校費、建校費等）比例最高。這說明，實行“兩免一補”政策后，絕大部分農戶的義務教育負擔將明顯減輕，但由于農村義務教育階段的許多收費隱蔽性較強，“兩免一補”政策在某些情況下也鞭長莫及。以校服費為例，某些農村中小學校考慮到學生成長的需要，竟然要求學生每個學年定做4套校服，僅此一項支出就高達200元左右，并且購買校服名義上遵循自愿原則，但多數學校基于校容校貌、便于管理等方面考慮，往往強制性地要求學生購買，農戶對此意見較大。

二、農戶對農村義務教育投入政策認知水平的制約因素分析

上述涉及的四項政策中，除農村教育集資外，農戶對其他三項政策的認知程度總體不高，我們擬從從農戶的政策認知能力、政策關注程度及政策認知渠道三個視角對此加以闡釋。

（一）農戶的政策認知能力有限

農村義務教育投入政策涉及面廣，內容比較復雜，需要農戶具備較高的文化水平和認知能力。但現實是，多數農戶的文化素質難以達到相應要求。從惠州市樣本農戶情況看，戶主的職業以農為主，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戶主比例高達76.6％，他們大多數時間居住在農村地區，與外界交流偏少，信息相對閉塞，難以及時、準確地獲得相關政策信息。部分農戶即便聽說過，也因自身能力所限難以消化吸收。

（二）農戶的政策關注程度不高

一方面，現階段多數農戶收入水平較低（惠州市家庭年人均純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樣本農戶比例高達54.4％），他們的主要精力往往集中于如何增加收入，相應淡化了對國家相關政策的關注程度。

另一方面，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人的需求存在顯著的層次性，如同一座金字塔，只有在低層次需求得以滿足后才可能引發更高層次的需求。現階段，不少農戶仍處于這一金字塔的底層，需求主要集中于生存和安全兩個層面。盡管農村義務教育投入政策在執行中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它并不會對農戶的生存和安全帶來威脅。調查發現，74.3％的樣本農戶對目前的學校收費表示“基本滿意”，77.2％的樣本農戶對目前中小學生的教育支出負擔表示“可以接受”。在此條件下，他們往往缺乏足夠的激勵去關注農村義務教育投入的相關政策。

（三）農戶的政策認知渠道不暢

當問及了解農村義務教育投入政策的渠道時，樣本農戶回答情況如表1所示。

表1

農戶了解農村義務教育投入政策的渠道

認知渠道

樣本個數

比例（％）

報刊雜志 23 13.5

政府宣傳 26 15.2

學校宣傳

60 35.1

電視、廣播等 89 52.0

道聽途說 17 9.9

說明：因該問題為多項選擇，故比例累計超過100％

不難看出，電視、廣播等媒體宣傳成為多數農戶了解政策的主渠道。但它存在明顯弊端：一方面電視或廣播相關內容的播出具有隨機性，農戶往往容易錯過，另一方面由于節目播放速度比較快，農戶很難完整、準確地理解。報刊雜志雖然持續時間長，但農戶在既有的收入水平下，多數很難培養起定期購買和閱讀報紙的習慣（戶主為教師、公務員的農戶可能例外）。也有部分農戶了解政策的途徑是依靠道聽途說，但由于信息傳遞中噪音的影響，信息失真的可能性較大。學校是投入政策的終端執行者，對政策的認知程度較高，但其主業在于教書育人，沒有向農戶宣傳相關政策的法定義務。因此，上述渠道均難以有效提高農戶對投入政策的認知程度。

從理論上講，政府存在的義理基礎是向公民提供公共產品。政策宣傳即是公共產品的內容之一，因此，宣傳政策的責任主體在于政府。農村義務教育投入政策是農村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考慮到降低政策宣傳費用的需要，其宣傳主體應當定位于基層政府（主要是鄉鎮政府）。但從現實看，政府的這一職責未能得以很好履行，僅有15.2％的樣本農戶曾經從政府了解到義務教育的投入政策。

三、結論

農戶對農村義務教育投入政策的認知狀況對于政策制定與執行具有不容忽視的影響。但實證研究發現，現階段農戶對義務教育投入的相關政策認知水平總體較低。“一費制”政策框架下，多數農戶對這一政策的內容及效果認知程度不高，對于收費項目的合法性缺乏清晰認識，相當部分農戶對于違法的收費項目態度比較冷淡，原因并非在于他們對個人利益的漠視，而是缺乏暢通的意見反饋和表達機制，對政府依法行政的能力不夠樂觀，同時心存其他后顧之憂。“免費”義務教育是中央政府從戰略高度推出的一項公共政策，廣大農戶是直接受益者，但不小比例的農戶對義務教育能否順利實現預期目標并不樂觀，事實上，他們對政府的期望并不高，對政府的收費行為并不反對，只是希望收費能夠做到合法化和規范化。“兩免一補”政策是對“免費”政策的延伸和提升，如能得以普及，將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減輕絕大多數農戶的教育負擔。但由于現階段農村義務教育階段的收費項目多，隱蔽性較強，“兩免一補”政策在某些方面也有些力不從心。農戶的政策認知水平總體偏低主要受制于他們政策認知能力有限、政策關注程度不高和政策認知渠道不暢三個方面。2007年，中央政府已經決定繼續加大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并在全國范圍內免除學雜費，實施真正意義上的義務教育。與此同時，各級政府應綜合采取相應措施，提高農戶的政策認知水平，這是落實農村義務教育投入政策的重要舉措。

參考文獻

[1]蘇明：《中國農村基礎教育的財政支持政策研究》，經濟研究參考，2002年第2期

[2]李成貴：《農村義務教育投入：主體確認與增長機制研究》，中國農村經濟，2003年第11期

[3]“完善農村義務教育財政保障機制”課題組：《正確分析當前農村義務教育財政保障機制的現狀和問題》，財政研究，2005年第9期

教育政策的意義范文第4篇

關鍵詞：政策移民；自發移民；比較研究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all over the country for the need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ngineering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bad and cause immigration more and more, including government guidance policy occupied the main immigration status, there have been a lot of spontaneous immigrants. At present for the spontaneous migration is controversial,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all immigrants type, it is believed that in the immigration activity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leading role, also should create conditions for the spontaneous migration, to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or areas.

Keywords: immigration policy; Spontaneous migration; Comparative study

中圖分類號：D632.4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目前我國最大的移民工程主要是寧夏脫貧移民和三峽庫區移民，還有一些小范圍的政策移民和自發移民，其經濟效果還是比較明顯。目前關于自發移民的爭議存在褒貶不一。通過兩種移民方式的比較在，只有正確認識和處理他們之間的 關系和區別，才能夠使他們各自的作用更加明顯，更好地促進地區經濟的發展。

一、政策移民和自發移民的概念

政策移民是我國政府為了實現某種目的，通過一些優惠的政策引導和扶助措施，將一個地區的居民進行有組織和有計劃地遷移到其他地區定居發展。建國以來，持續時間最長的寧夏政策移民是最具有代表性移民類型，主要是從當地經濟、社會和生態的角度的需要進行移民。

自發移民相比于有政府引導、政策扶持、有計劃和有組織的政策移民，沒有被納入到政策移民的范圍，通過各種方式，進行自主遷移，但在定居地沒有戶籍，在遷入地的生存能力比較強，返流的情況比較少。

二、自發移民和政策移民的區別

1、兩者之間的相同點。第一，移民主體都是相同，移民都是來自于經濟條件和生態環境比較差的貧困地區的人民，都是為了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生活質量而進行移民；第二，移民的背景都一樣，他們都生活在貧困地區和自然環境比較惡劣的地區；第三；移民的目的都相同，由于移出地都是比較貧困，都是為了過上更好地生活才選擇移民；第四，移民的作用都一致，都是為了緩解當地的生態環境對策壓力，人地之間的矛盾，移民的生活質量都有大幅度提高，實現了移民的生態，經濟和社會的效益。

2、兩者之間的不同點。

1）搬遷的時機不同。政策移民是政府為了緩解當地的各種矛盾問題，進行有組織和有計劃地搬遷，持續時間比較短，規模比較大；自發移民是一部分人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在政府的移民能力有限的情況下自發地搬遷，一般是投靠親友方式或者在戶籍管理比較松散的地區發生。搬遷的時機不一樣對移民地區的影響作用也就不同。

2）保障措施不一樣。政策移民是由政府主導的，政府會提供資金、人力以及技術等方面的扶助，移民的目標很容易實現；自發移民不享受政府移民政策的支持，在移入地沒有任何保障，需要通過自己的力量在移入地生存。

3）移民的心態也不一樣。政策移民因為有政府政策的支持，一旦出現生存方面的問題，政府會大力扶助和給予解決，依靠政府的心態比較嚴重；自發移民由于移民的自主性決定了他們在一開始只有通過自理更生的方式來生存，盡管當地政府可能會給予一些幫助，但是大多數的情況只有自己來解決，通常會表現為積極的心態，對移入地的適應性比較強。

4、移民定居效果不一樣。政策移民大多數移民會適應不了移入地的生活，會出現大量的回流現象或者利用政策的漏洞等原因，他們在移入地初期定居率比較低，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有所增加；自發移民為了獲得更好的生活在一開始就做好了定居的準備和決心，移入地的定居率通常比較高，受客觀因素的影響比較小。

5、在移入地的生活追平不一樣。政策移民在初期由于有國家政策的支持，生活水平通常都比較高；自發移民由于所有的投入都需要自己承擔，在移民初期的投入會比較大，生活水平較低，由于移入地可以自由選擇較好的地區，后期的生活水平提升會比較快。

6、管理的程度不一樣。政策移民由于是政府主導下的移民，管理的難度較低，很多問題更加容易集中解決；自發移民由于得不到任何支持，對政府存在一定的抵觸情緒，管理的難度比較大，破壞整個移民群體的形象。

7、他們的社會地位不一樣。政策移民在移入地會有合法的身份，可以享受到當地的優惠政策和各類扶持，各種權利和社會保障都能夠得到落實；自發移民在移入地因為身份的問題很難得到當地的福利待遇，合法權利和利益很容易被忽視，身份在短時間內很難得到當地的認可。

3、自發移民和政策移民的關聯

1）自發移民是政策移民發展的產物，很多移出地的居民看到政策移民的優越性和發展前景，自發地向條件比較好的地區移民，屬于個體行為。定居地通常比較分散。

2）主體的關聯性。一般政策移民和自發移民都是從比較貧困的地區遷出，他們之間的關系比較密切，很多自發移民都是跟隨政策移民活動開展的，移民社區的發展都處于平穩狀態。但是政策移民居住的環境一般發展比較好，自發移民的社區會發展比較快，他們所面臨的社會問題都一樣，主要是社會方面和經濟方面，自發移民的程度因為缺少一些政策的支持所面對的問題程度要高一些。

3）社會風俗習慣基本上都相同。無論是自發移民還是政策移民，在遷入地的風俗習慣基本上和遷出地相同，這樣也更加有利于他們快速地融入到當地生活。在寧夏的移民活動中都十分關注移民的和社會生活習慣，事實也證明這種移民方式適合于當地的情況。

三、政策移民和自發移民的比較分析結論

1、移民都能提高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隨著我國扶貧工作的開展，移民成為實現這一功能目標的重要手段，從一些經濟比較落后，資源比較匱乏和生態不適宜居住的環境向各種條件都適合居住地環境中進行有計劃和有組織的遷移，最終實現各種效益的提高。這些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只有在國家政策、技術和資金的支持下，移民的效果才會比較明顯。因此，從各種條件的限制因素來看，政策移民必將是未來移民的主要形式，也要鼓勵自發移民活動的開展，減少國家的支出。

2、與政策移民相比較，自發移民的投入比較小，相對比較穩定。未來確保移民的效果，國家在移民過程中會投入大量的物力和財力，但是政策移民對于政府 的依賴性比較強，發展比較緩慢，移民效果不是很好。自發移民所有的活動都是自身的力量，因為缺少政府各項政策的支持，他們在自強心理比較突出，想方設法地尋求發展。兩者比較，自發移民會節省大量的資金投入，緩和遷出地的各種矛盾，還為遷入地帶來了大量的勞動力，促進了當地的經濟發展，從總體上來說，自發移民的投入較少，移民產生的社會效應比較好。

3、國家和地方政府應該為自發移民創造條件。首先需要有一定的政策支持，解決自發移民在遷入地可能遇到的各種問題，保障他們的生活。例如解決自發移民的戶口問題，保證他們的合法權益和各種福利保障，推動更多的人進行自發移民，減少國家財政的支出；其次是做好移民的教育和指引工作，提高移民的發展能力，一般移民因為各種條件因素的限制，他們受教育的程度都不高，需要國家加大對他們的教育，提升他們的各項生存技能，提高文化素質和法律意識，有利于遷入地的社會穩定；最后是要為移民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提供各種保障，無論是哪種移民，都需要為他們創造有利于生存和生活環境，提供一定的社會保障，提升移民效果，為實現我國人民的共同富裕創造各種條件。

結語：

通過對自發移民和政策移民的分析比較，我們發現自發移民的國家投入少和穩定效果上比政策移民好，但是政策移民有利于整個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符合我國共同富裕的基本國情。我們在加大政策移民的同時，應該鼓勵生活在貧困地區的居民進行自發移民，為自發移民創造適合他們生存的條件。

參考文獻：

[1]范建榮等.政策移民與自發移民之比較研究[J]．寧夏社會科學社.2011(9)

[2]羅榮海等．西南民族地區自發移民搬遷動因及建設新農村現狀調研分析[J]．中國經濟與管理科學.2008(10)

教育政策的意義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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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肖其勇，張紅.免費定向農村小學全科教師職前培養的意義、困境與策略[J].教育評論，2014，10：61-64

（作者介紹：杜姍姍，研究生，重慶師范大學高等教育；胡春光，本文通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