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政策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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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政策變化范文第1篇
【關鍵詞】政策性銀行；金融債；收益率；主成分
1.引言
政策性銀行不同于商業銀行，其成立并非以盈利為目的，而是通過發行金融債或向中央銀行舉債，配合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實施，充當政府發展經濟和促進社會進步的金融機構。政策性銀行金融債的發行和贖回直接關系著國家經濟政策的實施效果，因此對我國政策性銀行金融債收益率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選用我國所有政策性金融債券，采用主成分分析從不同政策性金融債的收益率中提取出三個主成分，結果顯示提取出的三個主成分能夠解釋我國政策性銀行金融債收益率近100%的變化，這表明我國政策性銀行不同期限的金融債收益率變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2.研究方法
債券市場中的利率期限結構是從所有類型的債券中剝離出來的利率與期限之間的關系，由于本文所研究的債券僅僅局限于政策性銀行金融債，政策性銀行金融債券相對于其他類型債券有其自身獨特的屬性和特定；所以本文只從所有的政策性銀行金融債的收益率中分離出利率期限結構，而這一條利率期限曲線僅僅反映政策性銀行金融債的收益率變化。
盡管零息利率的剝離十分繁瑣，但因為政策性銀行金融債券不存在信用風險，因此，直接利用不同期限政策性銀行金融債的收益率對期限進行擬合，便能夠得到政策性銀行金融債利率期限曲線的近似替代物。通過擬合得到的利率期限曲線，求出1個月、3個月、6個月、1年、2年、3年、4年、5年、6年、7年、8年、9年、10年、15年和20年一共15種期限下的收益率。然后利用數據對15種期限下的收益率序列進行主成分分析，提取3個主成分。經驗表明，3個主成分分別代表水平移動成分、斜率變動成分以及曲率變動成分。分析宏觀經濟變量對這三個具有特殊含義的主成分的影響，便可以發現宏觀經濟變量的變化對哪個主成分產生了影響，從而影響了整個政策性銀行金融債券的收益率期限結構，最終又導致了政策性銀行金融債的收益率變化。
我國的利率一直受到中央銀行的控制，2004年開始進行利率市場化改革，為了保證數據不受政府政策的影響，本文選取了債券市場交易最為活躍的近5年數據，即2007年至2011年。因為宏觀數據的調整速度過慢，而市場收益率卻隨時都在變化，所以本文采用月度數據進行計量分析，在使得宏觀經濟變量的數據能夠和市場收益率匹配的前提下，又盡可能少的遺漏信息。那么，對于每一個變量從2007年1月至2011年12月一共有60個觀測值，所有變量的原始數據均來自于Wind數據庫。數據的處理和分析由SAS完成。
要提取收益率期限結構的3個主成分，需要得到不同期限下的利率時間序列。本文首先從2007年1月至2011年12月，利用每月所有未償的政策性銀行金融債收益率對其相應的期限進行擬合。由于利率期限曲線本身具有水平、斜率和曲率的性質，那么收益率對期限的二階導數顯然不為零，而且利率期限曲線的曲率也是隨時間而變化的，很明顯收益率對期限的也不是常數；加上利率期限結構的擬合并不是本文的研究重點，所擬合的曲線只要能夠說明政策性銀行金融債收益率期限結構的整體變動趨勢，那么便不會對本文的研究結論造成影響，因而在擬合收益率期限曲線時本文選用已被普遍接受的三次線性擬合函數。在60個月中，選用每個月的15日的數據進行三次函數擬合，求出15個不同期限下的對應收益率，最終得到對應于15個不同期限的從2007年1月至2011年12月的收益率時間序列。其中有極少幾個月份的數據未能獲得，本文利用插值法得到。
3.實證分析
要使不同期限金融債收益率的變動能夠以較少的因子進行刻畫，必須保證各種期限的金融債收益率具有高度的相關性，下面利用市場數據，對我國政策性銀行不同期限的收益率進行相關性分析，相關系數矩陣見表1。
由表1的相關系數矩陣可以發現，不同期限的政策性銀行金融債收益率存在高度的相關性。顯然，直接用各期限的收益率去分析政策性銀行金融債收益率的變化僅僅是在處理重復的信息。因此，對各期限的收益率進行主成分分析將會大大降低分析的復雜性，又不會影響結論。下面是對不同期限政策性銀行金融債收益率的主成分分析結果。
表2 主成分分析對應的前5個特征值
第1主成分 第2主成分 第3主成分 第4主成分 第5主成分
特征值 14.1458 0.6431 0.2101 0.0011 3.84E-09
方差占比 0.9431 0.0429 0.0140 0.0001 0.0001
累積貢獻度 0.9431 0.9859 0.9999 1.0000 1.0000
最大的5個特征值表明，前3個主成分已經解釋了政策性銀行金融債收益率接近100%的變化，從而用3個主成分便可以完全代替政策性銀行金融債的收益率的期限結構。那么3個最大的特征對應的特征向量見表3。
表3 三個最大特征值對應的特征向量
Vector 1 Vector 2 Vector 3
1m -0.2616 0.0082 0.3878
3m -0.2620 -0.0013 0.3699
6m -0.2625 -0.0152 0.3432
1y -0.2634 -0.0415 0.2901
2y -0.2643 -0.0876 0.1861
3y -0.2644 -0.1237 0.0869
4y -0.2640 -0.1486 -0.0058
5y -0.2634 -0.1612 -0.0904
6y -0.2629 -0.1605 -0.1661
7y -0.2625 -0.1456 -0.2317
8y -0.2624 -0.1152 -0.2861
9y -0.2624 -0.0686 -0.3281
10y -0.2623 -0.0053 -0.3560
15y -0.2428 0.4868 -0.2480
20y -0.2055 0.7906 0.0368
三個特征向量的分量反映了3個主成分對于各個期限收益率的權重。第一個特征向量的各個分量大小基本相等，顯示了利率期限曲線的水平移動；第二個分量中期債券收益率的權重較大，對短期和長期的債券的收益率的權值較小；而第三個特征向量的分量對短期和長期債券的收益率的權重較大，對中期債券收益率的權值較小。利用公式（5.5）便可以求出3個主成分。分別代表著水平移動成分F1、斜率變動成分F2和曲率變動成分F3。
4.結論
本文利用我國所有政策性金融債券的市場數據，采用主成分分析從不同政策性金融債的收益率中提取出三個主成分。實證結論表明提取出的三個主成分能夠解釋我國政策性銀行不同期限金融債收益率變化的99.99%，我國政策性銀行不同期限的金融債收益率變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參考文獻
[1]Golub，B.W.，and L.M.Tilman.Measuring Yield Curve Risk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Value at Risk，and Key Rate Durations[J].Journal of Portfolio Management，1997，Vol.23（4）：72-84.
[2]Johnson，R.A.，Wichern，D.W.陸璇，葛余博等譯.實用多元統計分析[M].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3]石柱鮮，孫皓，鄧創.中國主要宏觀經濟變量與利率期限結構的關系[J].世界經濟，2008（3）.
金融政策變化范文第2篇
一、引言
縣域經濟，是以縣級行政區劃為地理空間，以縣級政權為調控主體，以市場為導向，優化配置資源，具有地理特色和功能完備的區域經濟。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推進，產業升級逐步推進，產業由東部發達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轉移。縣域作為產業轉移的重要承接地區，縣域經濟的發展對成功承接產業轉移，實現國民經濟的優化升級具有重要意義。財政金融政策作為縣域企業融資的重要政策保證，對縣域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2006年11月，重慶市提出了“一圈兩翼”的區域發展戰略，同時也為重慶市縣域經濟的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在重慶市“一圈兩翼”的布局中，以渝中區、渝北區、榮昌縣和潼南縣四個地方作為“一小時經濟圈”的主要研究區縣，以萬州區、豐都縣和開縣三個地方為主要研究的“渝東北翼”和黔江區和彭水縣為主要研究區縣的“渝東南翼”，研究其各自財政金融政策與縣域經濟的發展對促進本地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當下是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的關鍵階段，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這一宏偉目標，是一個高水平、高標準和發展相對平衡的小康。這些要求需要我們縣域層經濟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高度發達。縣域經濟的發展也要與時俱進，實現現代化和都市化以更好的協調整個重慶市經濟的繁榮高速發展和各地區經濟的總體增長。而這上面所提到的成功實現離不開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對區縣經濟的支持和扶持。同時縣域經濟又具有十分典型的地方特色，因此縣域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離不開這些特色經濟的發展。所以，在發展縣域經濟時也更應當把發展本區縣特色經濟政策與財政金融政策有機結合起來。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說
(一)文獻回顧
在統籌城鄉的大背景下研究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對縣域經濟的發展，無論是國外學者還是國內學者對之研究都相對較少。且在對這方面的所有研究領域中又大多是關于財政政策對縣域經濟的關系研究，所以較之本文的一個研究內容上的創新點就是本文既研究了財政政策對縣域經濟的發展又研究了金融政策對縣域經濟的發展，更重要的是將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兩者作用對縣域經濟的發展進行研究。卓國慶(2008)認為，縣域經濟的發展應當按照公共財政取向支持發展和壯大縣域經濟。他強調按照公共財政的取向支持發展壯大縣域經濟，但未對公共金融的價值取向做闡述，而且價值取向問題是一個客觀問題，其影響是共同的，在研究各具特色的區域經濟時不具有差別研究的作用。
縣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和政權建設中處于重要位置，其發展壯大有賴于高效便捷且強有力的金融支持(姬伐柯·2008)，他主要是運用公共管理學理論和公共政策理論，以及相關的縣域經濟、公共財政、貨幣政策等理論及其研究方法為指導，主要從理論上分析了我國縣域經濟發展滯后制度基礎。劉家凱、楊若召(2008)結合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兩者的共同作用研究其對縣域經濟的發展。在研究如何更好地促進縣域經濟發展，怎樣有效的促進財政政策與縣域經濟的協調發展的過程中首次將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作為一個共同作用作為研究。
另外在他之后，其他省份也相繼出現有關于財政金融政策與縣域經濟發展關系類文章。郭翔宇(2004)，將縣域經濟的理論思考、縣域經濟的發展的實踐探索和城鄉統籌促進縣域經濟的發展為本文的研究打下了一個很好地基礎，本文將繼續研究在統籌城鄉的大背景下來研究財政金融政策對縣域經濟發展——以重慶市為例。楊花英(2010)是以海南為例對財政金融政策對縣域經濟的發展進行了研究。他主要是通過財政金融政策與民族地區特色產業經濟相結合的發展模式來發展縣域經濟，這一點與本文的研究十分相像。前者可以作為東部發達地區財政金融政策與縣域經濟發展關系極好的素材，后者可以作為西南地區等落后地區財政金融政策與縣域經濟發展關系的一個典例，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本文在研究財政政策與縣域經濟的發展——以重慶市為例，是結合西南地區的區域特點和重慶市的具體情況進行具體的分析的。
(二)研究假說
通過對重慶市“一圈兩翼”中以渝中區、渝北區、榮昌縣和潼南縣四個地方作為“一小時經濟圈”的主要研究區縣，以萬州區、豐都縣和開縣三個地方為主要研究的“渝東北翼”和以黔江區和彭水縣為主要研究區縣的“渝東南翼”九個區縣進行實證研究。將這九個區縣當地特色經濟發展狀況與財政金融政策相結合以及其他因素的總和對GDP的影響，并從這九個區縣經濟發展與財政金融政策中總結出財政金融政策對縣域經濟發展的作用總結出并發現規律。
重慶作為西南片區的重點建設城市和直轄市之一，有著其十分突出的地方特色。在重慶市的38個區縣的經濟增長過程中，財政金融政策的共同作用對各區縣經濟的增長起最主要的推動作用。雖然在一些地區財政政策作用表現更明顯，在另一些地區金融政策表現更明顯，但總之財政金融的共同作用對經濟的增長起最主要作用，且影響都是同向遞增的。在探究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雙重影響下九個地區經濟的發展的狀況，并以這九個地區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對縣域經濟的規律加以借鑒并運用于重慶市其他各區縣，將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結合起來找出一條促進重慶市縣域經濟發展的特色道路。
三、數據來源與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自重慶市統計年鑒(2000～2011)。并從重慶市38個區縣中選取了渝中區、渝北區、榮昌縣、潼南縣、萬州區、豐都縣、開縣、黔江和彭水九個區縣，選取年限是2000～2011(因2012年各地區統計數據還未統計結束)12年各自的GDP、FIN、SAV、AGR和INV 5個經濟指標，其中部分地區的部分數據來自當地政府工作報告。本文一共選取了540(>30)個數據，因此屬于大樣本數據，符合選取數據的科學性原則。
(二)研究設計
(1)研究方法。本文采用計量經濟模型的分析研究方法，運用統計學的方法和Eviews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和處理，并從實證的角度來研究對象并總結規律。
(2)變量說明(單位均是億元)。1)自變量：FIN、SAV、AGR、INV。2)因變量：GDP。
(3)變量的處理。由于重慶市統計年鑒和地方政府報告的數據所保留位數不統一，我們在選取數據時統一保留到小數點后兩位。且在選取后的數據進行檢查時，都會保證數據的R-squared盡量無限接近于1，幾乎所有的檢驗數據結果都會在介于0.8～0.9之間，與此同時保證所選取數據的Prob(F-statistic)小于0.01.
四、實證研究
(一)經濟模型的建立
影響縣域經濟發展的因素很多。但本文在研究縣域經濟發展時主要是研究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對GDP的影響，同時橫向選取農業、固定資產投資作為對比變量研究財政政策、金融政策對GDP增長的方向和程度。滿足以下關系式：
國民生產總值等于常數量、財政、金融、農業、固定資產投資的總和
即：GDP=a+bFIN+cSAV+dAGR+eINV
兩邊同時取對數得：ln Y=b ln FIN+c ln SAV +d ln AGR +e ln INV
(其中Y：國民生產總值GDP，FIN：財政收入，SAV：金融存款余額，AGR：農業，收入INV：固定資產投資，a：影響GDP的所有常量的和，b：財政收入系數，c：金融存款余額系數，d：農業收入系數，f：固定資產投資系數)
另外，財政有收支兩個方面、金融也有收支兩個方面的內容。本論文主要從財政的收和金融的收層面進行研究分析。財政政策的作用大小在本論文中換算成經濟指標即財政收入的多少，金融政策的作用大小也是通過量化金融收入的形式來研究的。所以本文的財政金融政策的研究就轉化到財政金融等量化上的研究中去。
(二)數據的檢驗
(解釋：這些都是對這九個地區2000～2012年所取各數據的variable值的檢驗，由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其值都是有效且正確的。)
(三)結果分析
(1)圖表分析
1)九個區縣GDP縱向比較分析
圖1
(圖1通過對這九個區縣GDP縱向比較分析，可以看出榮昌縣、潼南縣、豐都縣、開縣、黔江區和彭水縣從2000～2011年GDP一直呈上升趨勢，但上升很緩慢。而渝中區、渝北區和萬州區這三個地方GDP的上升比較明顯，且渝中區由于地方原因在2005年突然GDOP上升。但所受金融危機的影響都不大，總體上呈上升趨勢。
2)九個區縣財政收入(FIN)縱向比較分析
圖2
(圖2通過對九個區縣財政收入的縱向分析，可以看出從2000～2006各地區財政收入增長緩慢，但從2007～2011，由于2006年的統籌城鄉計劃實施后這些地方財政收入得到顯著上升，其中渝北區變現更加顯著。這說明結合區縣當地的實際情況，財政政策的有力實施可以提高當地的經濟總量，且財政政策對他們的影響是一致同向正相關關系。)
3)九個區縣金融存款余額(SAV)縱向比較分析
圖3
(從圖3可以看出金融存款余額從2000～2007各區縣都呈上升趨勢，但到2008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而出現轉折有所下降，但2009年得到回升，且從2009～2011年一直呈上升趨勢，且金融政策對渝中區和渝北區這兩個地方影響更加明顯。)
(2)線性分析(以萬州區為例研究固定資產投資和農業收入對GDP的影響)
圖4
(橫軸表示財政收入、固定資產投資、金融存款余額和農業收入。縱軸表示GDP，在相同的時間年段內，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對縣域經濟的發展起著穩定的推動作用，兩者結合共同作用促進縣域經濟的增長。而固定資產投資和農業由于易受環境變化的影響，故，固定資產投資和農業對縣域經濟的增長不起決定性影響。)
(3)數據的代入
通過數據的代入，觀察規律可以看出：
1)當經濟指標因為突然原因而發生下降變化時，軟件EQUATION計算得出其前的系數就為負數。2)當經濟指標逐漸變少，且不斷趨近于0時，其前的系數也將變為0。3)財政政策系數a介于大于0，且介于0～1之間，前提是在環境不發生重大改變時。4)金融存款余額系數b大于0，且介于0～2之間，前提是在環境不發生重大改變時。5)農業收入系數d和固定資產投資系數e其變化是相當不穩定的。
由以上可以看出，財政收入系數和金融存款余額系數都在相對確定和穩定的范圍內，故其影響與經濟增長的方向是一致的，且其最主要的推動作用。而農業收入系數和固定資產投資系數都是不斷變化著的，所以農業和固定資產投資等對縣域經濟的發展影響是相對較小的。
五、促進縣域經濟發展的機制與模式
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作為調節國民經濟的重要手段，是各級政府加強宏觀調控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手段。按照公共財政和國家金融價值取向，運用財政政策工具和貨幣(金融)政策工具，促進縣域經濟健康發展，是縣級政府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及其制度安排中重要的內容。2006年以前，由于金融機構樹立了“以效益為目標”的經營理念，對縣域經濟的發展缺乏動力和主動性的支持并嚴重阻礙了縣域經濟的發展。2006年后，統籌城鄉戰略的提出，國家開始更加注重區域發展中的縣域經濟發展問題。
金融機構開始發揮其對縣域經濟發展中的主要經濟產業農業和中小民營企業以及開始重視信貸制度的完善過程同時也間接地為財政政策提供支撐和幫助。因此，縣域經濟發展應當充分借助財政政策支持來發展并壯大縣域經濟。此外，加快縣域經濟發展直接決定著縣級公共財政的建立和保障能力，雄厚的財政實力又為縣域經濟發展創造有利的經濟環境。
在促進縣域經濟增長的過程中，由于財政與金融(銀行)在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形成中有不同的作用，這就要求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必須配合運用。如果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各行其是，就必然會產生碰撞與摩擦，彼此抵消力量，從而減弱宏觀調控的效應和力度，也難以實現預期的調控目標，阻礙縣域經濟的發展。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運用促進縣域經濟的發展由如下機制和模式：
(1)松的財政政策和松的金融政策配合作用。各區縣可以通過減少稅收和擴大政府支出規模來增加社會的總需求與通過降低法定準備金率、降低利息率而擴大貨幣供給規模，從而刺激縣域經濟的增長和擴大。
(2)緊的財政政策和松的金融政策的配合作用。各區縣可以通過抑制社會總需求，防止經濟過旺和通貨膨脹來保持適度的經濟的增長。
(3)松的財政政策和緊的金融政策的配合作用。各區縣可以通過刺激需求與避免過高的通貨膨脹率，在盡可能地避免通過膨脹的同時保持經濟適度增長。
總之，運用穩健財政政策保證適度經濟增長，運用穩健金融政策保證適度貨幣供應既利于遏制通貨緊縮的趨勢，又可以避免通貨膨脹死灰復燃，來保持并促進縣域經濟穩定較快增長。
促進縣域經濟增長的模式就是將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兩者配合使用，這樣既可以克服財政政策自身的不利因素，又可以完善金融政策自身的限制因素。雖然不同的區縣經濟發展的具體機制和模式以及區域特征有所不同，但總的來說國民經濟的發展都是按照這樣一種機制和模式進行的。一方面，財政政策對縣域經濟的發展是起推動且是主要推動作用的，而且在一定范圍內，財政政策作用力度越大，國民經濟增長速度越快。另一方面，金融政策對縣域經濟的發展也是起促進作用且是主要推動作用的，在一定范圍內，金融政策實施越好，縣域經濟增長的速度也越好。此外，在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兩者的協調配合作用下，縣域經濟的發展將會更加健康、平衡、快速地。
六、研究結論及其展望
(1)研究結論。縣域經濟的快速發展有利于更好地拉動國民經濟的發展，有利于更好地實現統籌城鄉的區域計劃，有利于更好地縮短發展不平衡的差距，有利于更好地實現全面小康這一宏偉目標。在統籌城鄉的大背景下，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對縣域經濟的快速發展起著關鍵性的推動作用。而且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不僅在各自獨立的情況下對縣域經濟的發展起著促進作用，而且當兩者配合作用時對縣域經濟的增長作用更加明顯。由此可見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對縣域經濟的發展時起關鍵性作用的，且其影響是同向正比的關系。結合九個區縣各自當地自身特點和實際情況，在財政金融政策促進國民經濟增長的力度上是不同的而且其對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偏向程度也是不同的。
比如相對比較發達的渝北區與相對比較落后的潼南縣，它們同是一小時經濟圈的區域規劃城市，但兩者經濟的發展對財政金融政策的依賴程度卻大不同。在促進渝北區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金融政策起著最關鍵性地作用，但財政政策依然起著關鍵性作用。對潼南縣而言，則是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共同配合促進當地縣域經濟的增長。但是，不同的區縣財政金融政策對其經濟的發展影響具體程度是不同的。這一規律也同樣適用于重慶市其他28個區縣。
(2)研究展望。以往在縣域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財政政策總是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但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的同時又滋生了更多的經濟膨脹和持續混亂的現象，這些現象都或直接或間接地阻礙著縣域經濟的發展。所以金融政策可以幫助區縣一定程度上掃清這些障礙并促進縣域經濟的健康、平衡和快速發展。甚至在某些情境下，發揮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兩者共同的作用會更好，更快地促進縣域經濟的發展。未來社會經濟會更加高速的發展，影響國民經濟發展的因素也會越來越多，而且也會隨著社會化、信息化、市場化而更加的復雜多變。所以，了解并運用好財政政策、金融政策和財政金融政策的配合使用對縣域經濟的快速發展非常重要。只有財政政策、金融政策和財政金融政策在縣域經濟發展方面的不斷實踐和與不斷適應時代要求的理論和思想相結合，縣域經濟才會更加的發展和發達。
也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開辟和發展具有特色的縣域經濟發展之路來，使重慶市縣域經濟發展更加具有特色和穩定性。
金融政策變化范文第3篇
2008年以來,我國住宅金融政策出現了前緊后松的大幅度變動,前十個月對住宅金融緊縮的原因是擔心房地產泡沫,11月份以后的寬松政策是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在短短一年時間內,住宅金融政策的大起大落,對我國住宅市場長期健康發展以及住宅的市場化取向是不利的。
2008年初,在“雙防”背景下,以及對住宅市場產生泡沫的憂慮,管理層對住宅市場采取了一系列的緊縮政策,其中包括市場交易政策、財政稅收政策以及貨幣金融政策。我國住宅市場是否存在泡沫,其實很難簡單地給出答案。有人以家庭年收入與房價之比來證明中國房價太高,并以此證明住宅市場存在泡沫。其實,這個比值并不科學。家庭年收入怎么算?平均值的不合理性是顯而易見的。房價怎么算?特大城市、大中小城市的房價本來就不一樣,即使在同一個城市不同地段,房價也是天壤之別,即使同一個地段,同樣單價、不同面積,計算得出的家庭年收入與房價之比,顯然是不一樣的。無論按照馬克思的級差地租理論還是現代資產理論,住宅價格的巨大價差是符合市場經濟內在要求的。特大城市高企的房價客觀上也具有節約土地資源、減少城市人口壓力等多方面的經濟利益,并不能簡單地加以打壓。
2008年11月前后,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確保經濟增長的背景下,國務院對住宅市場的財政金融政策出現了根本性的逆轉,出臺了一系列刺激住宅市場的政策措施。雖然出發點是良好的,但是,從長期看,刺激住宅市場的金融政策潛伏著巨大的危險性。
以低首付、低利率刺激住宅市場,在初期階段一般很難達到目的,市場預期是政府還將出臺更為有利的財政金融政策;在進一步的政策刺激下,即進入中期階段,市場開始回暖,一些家庭開始買房,隨之,房價穩定并開始小幅度上升;再次,市場進入第三階段,市場預期發生變化,更多的家庭加入買房者行列,房價開始持續上升;第四階段,管理層出于宏觀經濟調控目的,提升利率,最終導致還貸成本提高,部分家庭無法償還房貸,房價開始下降,更多的貸款者不愿意償還房貸;第五階段,銀行出現大面積因購房者“斷供”而導致的壞賬。
上述的描述,并不是缺乏依據的邏輯推論,而是發生在許多國家的事實。無論是1980年代末期日本的泡沫經濟,還是2008年爆發的美國金融危機,其源頭,都是宏觀經濟管理者采取了低利率、低首付甚至零首付的刺激住宅市場的貨幣金融政策,最終釀成了金融危機。雖然,刺激住宅市場的貨幣政策和金融政策能夠換來數年的經濟繁榮,但是,金融危機的產生是必然的,且代價更為昂貴。所以,刺激住宅金融市場的金融政策,無疑是飲鴆止渴。
與住宅市場相關的貨幣政策、金融政策以及財政政策,應該保持中性原則和穩定性原則。首先,不能把住宅市場作為宏觀經濟的調控目標,只有尊重住宅市場發展內在的規律性,才有可能使住宅市場健康發展;其次,穩定的財政貨幣金融政策,給予家庭穩定的預期,有利于家庭收入支出的合理安排;還有,穩定的政策環境,有利于房產商住宅開發的計劃性和合理性;最后,在穩定政策環境下運行的房產市場,其價格的波動幅度相對較小,不利于住宅市場的投機。
金融政策變化范文第4篇
關鍵詞房地產貼現率信貸總量信貸結構權益融資
房地產業的資金大部分來自于各種金融機構，金融政策的調整對房地產業有著巨大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是面向全社會金融政策對房地產業的影響；二是社會為了達到一定的目的而通過金融政策對房地產業進行引導，以利于房地產業及整個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后者在國內常常稱之為房地產業宏觀調控，在所有房地產業調控的方法中，金融政策是較容易以低成本的方式執行，并且調控迅速，效果較好的措施。日本在這方面就有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很值得我們借鑒。
1日本催生房地產泡沫的三大金融因素
1.1貼現率與利率調整導致的貨幣供應量擴大為房地產泡沫提供資金源頭
在金融市場上，中央銀行貼現率是市場利率的核心，后者一般追隨前者變動，進而影響銀行貸款規模及廣義貨幣供應量（M2+CD）的變化。在日本房地產泡沫形成的過程中，貼現率的調整有著重大的作用。日本1985年9月之后的貨幣供應量呈不斷擴張的趨勢，1987年2月日本銀行下調貼現率后，貨幣供應增長量超過10%，特別是1987年1月達到12.4%，創下了高增長率的紀錄。在貨幣供應量大大增加的同時日本的貨幣流通速度卻很低。1987年的貨幣流通速度是1.059，1988年是1.043，1989年是1.034<……
1990年是1.01。流通速度變化慢說明了貨幣供應量相對增加。沒有轉向流量的過剩流動性自然就會被用來購買存量，具體地說就是進行土地投機。
1.2信貸總量膨脹為房地產投機資金大開方便之門
1984年末，日本全國銀行業對不動產的貸款余額為16.7萬億日元，1989年末上升到超過40萬億日元，1991年年底時，借款余額上升至45.5萬億日元（含通過非銀行金融機構貸款部分），其中的一半為城市銀行貸款。除了銀行界加大對不動產的融資以外，以長期投資著稱的壽險公司對土地和建筑物的投資也有明顯增加。壽險業1988年度對土地和建筑物投資總額達到5.5萬億日元，1989年進一步擴大至6.5萬億日元。壽險公司歷來將其收入的一半以上用于對企業的融資，泡沫經濟期間企業融資需求大量減少后，壽險業對不動產貸款激增。據統計，1989年9月，日本生命、住友生命和第一生命三家壽險公司分別居日本擁有出租樓宇面積排名之第2、第3和第5名。
1．3信貸結構失衡進一步加劇房地產業投機
1984年末，日本全國銀行業對不動產的貸款只及制造業貸款的27%，而1989年則上升到約相當于制造業貸款的74%，房地產業信貸迅猛增加，整體信貸結構失衡。表1列出了銀行業向房地產業貸款的情況。
從表1可以看出銀行對房地產的貸款在泡沫時期以年增2位數的速度增加，而對制造業的貸款1984年以來增勢趨緩，1987～1989年3年間，竟出現了負增長。
2日本政府針對房地產過熱采取的不動產融資的總量控制措施
1986～1990年間，針對與土地有關的融資上升過程過猛的現象，日本大藏省曾采取了行政上的干預措施。
1986年7月和1987年4月、12月，大藏省曾先后三次要求各家金融機構自行控制不動產融資，以免誘發投機性土地交易。大藏省要求銀行界的行業團體———全國銀行協會的成員對投機性土地交易采取慎重的態度，同時還加強了與土地有關的交易的專項報告制度。
對不動產融資產生直接影響的，是大藏省自1990年4月1日所采取的不動產融資的總量控制措施。所謂總量控制措施，就是對不動產融資增長速度的一種直接管制，以此達到將不動產融資余額控制在一定水平以下的目標，該直接管制措施曾在1973年付諸實施過。此次實施，前后時間將近兩年，實施對象除銀行外，還包括信用金庫、壽險公司和外資金融機構在內，它具體要求有關的金融機構將每季度不動產融資余額，控制在總貸款余額的增長率以下。日本銀行利用窗口指導，積極配合大藏省的行動。1989年7～9月后，連續四個季度要求金融機構減少對不動產投資的增加額。1990年9月開始，要求城市銀行第四季度的新增融資額較上年同期減少30％。
大藏省和日本銀行的干預很快奏效，1990年第二季度城市銀行貸款額減少了16.7％，這是10年以來的首次減少。
由于針對泡沫經濟的上述政策干預性極強，因此其執行期間都不是很長，隨著資產價格下跌以及實體經濟方面的向下調整，金融政策從1991年7月開始轉為緩和，當年連續三次對官方貼現利率作出向下調整，同年底還取消了對不動產融資的總量控制。
3總量控制失效的原因分析
3.1政策漏洞，資金仍通過間接融資方式流入房地產業
日本大藏省1990年4月1日所采取的不動產融資總量的控制措施不包括農林系列金融機構和非銀行金融機構在內。因此，在泡沫期間，有大量的資金通過住宅金融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以“迂回融資”方式貸出，以此回避大藏省要求減少與不動產相關的融資的措施。這些非銀行金融機構在當時并沒有獨立的資金來源，主要依靠銀行貸款生存。1984年末，全國銀行業對非銀行金融機構貸款余額為15.1萬億日元，1985～1991年間，累計增加了25萬億日元，長期信用銀行和信托銀行占了總增加額的六成。據大藏省對占非銀行金融機構貸款總額70%的前200位公司的調查，1989年3月～1990年3月的1年間，這些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融資額增加了47%，而同時銀行貸款只增加12%。大藏省推算非銀行金融機構通過各種渠道將融資的60%投入了不動產。通過非銀行金融機構進行的迂回融資，成為土地價格在股價崩潰后得以繼續維持的重要原因。
3.2企業融資方式變化是總量控制措施失效的又一原因
在企業自有資金比率提高的同時，日本銀行多次降低貼現率，致使有價證券的價格上升，股票、債券的籌資成本低于銀行貸款，促使企業積極尋求低成本的籌資渠道來籌集資金。1986年以后，企業改變了以往向銀行借款的方式，轉而利用權益融資。所謂權益融資就是伴隨可調換公司債券、附認股權證公司債券的發行來發行新股票從而籌措資金的方法。然而通過權益融資形式以極低的利率籌集到的巨額資金并沒有完全用于企業的設備投資上。從1986~1987年間，企業設備總投資額在5兆日元水平上，而且由于此時日本的經濟增長速度不夠，實業投資利潤不大，而房地產市場趨升。因此，通過權益融資而籌集到的大量資金投向了房地產市場，以期獲得投機利潤。
4對中國的啟示
4.1制定金融政策時，要結合實際情況全盤考慮貨幣供應對不同行業的影響
尤其是在整個社會利潤率低下，新的高利潤行業有待開發，社會游資增加的情況下，更應該考慮金融政策對資產價格的影響。房地產行業與其他行業有著密切的聯系，并且是投機資金較好的選擇，很容易因為投機資金的作用而畸形發展。一個明顯的循環如下：社會中其他行業利潤率低———長期投資減少，游資增加———因為房地產具備資產特性，理論上可以在任何價格達到市場出清，游資進入房地產———房地產價格上升，房地產投資利潤上升———更多游資進入房地產———房地產價格進一步上升———……進入惡性循環。日本進入20世紀70~80年代后，社會發展已經進入相當平穩的時期，再加上日本政治文化體制總的來說依然缺乏創新活力，社會各行業利潤率逐漸下降。而此時政府已采取了金融緩和措施，調低了銀行利率，替房地產投機資金來源拓寬了渠道。
4.2控制金融系統對房地產業貸款的過快增長，密切關注信貸結構狀況，采取措施避免信貸結構畸形全科論文中心t房地產業的發展離不開金融系統的支持，但金融資金大量流入房地產業不僅不利于房地產業的健康發展，而且往往對整體經濟產生巨大的危害。盡管日本政府在1985年、1986年房地產業增長率達到22.1%和31.6%時成功地意識到信貸結構的畸形，房地產業應該加以干預，并且采取了窗口指導的措施，但仍未有效制止大量資金涌入房地產。如果日本政府更早采取有效的手段，日本經濟所受危害將大大減輕。
4.3制定金融政策時，要有清晰的政策目標，防止出現政策漏洞，在實際執行過程中根據反饋信息不斷修正
日本在執行總量控制措施時，本來的目標是控制金融系統風險和房地產價格的過快上升，但在執行過程中又怕打擊房地產業，整個過程中搖擺不定，政策執行者決心不堅定，目標不明確，導致政策效果不明顯、出現系統漏洞，并且沒有及時彌補，造成了更大的損失。目前我國政府面臨與日本當時相似的處境，在其他可以進入發展的行業已經成熟，社會利潤率降低，國內社會經濟相對而言缺乏創新，新的高利潤行業極少出現的情況下，大量游資正進入房地產業，試圖利用其資產特性獲得投機利潤。
4.4金融政策的制定應該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對于不斷出現的新的變化，應該采取有效的措施保證目標得以實現。日本政府在面對企業融資方式改變，權益融資及自有資金比率提高的情況下并未采取任何措施，使得整個金融體系風險依然進一步擴大，為經濟崩潰的后果又加上重重的一筆。結合中國目前現狀，自從央行121文件頒布實施后，房地產資金來源明顯緊張；但與此同時，也催生出不少新的融資方式，特別是最近以房地產信托為代表的融資方式迅猛發展。對于這一新生事物，我們既不能簡單的加以抹殺，也不能放任其自由發展，最終造成整個金融系統的風險增加；而應該對其進行具體的分析，按照降低金融系統風險和減少房地產投機的目標對其進行規范、指導。
參考文獻
金融政策變化范文第5篇
關鍵詞：開放經濟；財政金融政策；米德沖突；挑戰
中圖分類號：F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07(06)-0010-07
開放經濟條件下，中國財政金融政策面對多方的挑戰，當前尤其要關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條件在中國是否從完全不具備到逐步具備的問題，畢竟微觀經濟主體對政策變量的靈敏反應和傳導機制的通暢是財政金融政策有效發揮作用的前提。
本文的主要觀點或研究結論為：在多重宏觀政策目標下，米德沖突不可避免，內外平衡目標之間的沖突將成為中國財政金融政策面對的首要挑戰；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具有不同的效能和作用區域；時至今日，中國仍不完全具備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條件，利用傳統的分析方法可能會得出錯誤的結論。
一、米德沖突：多重宏觀政策目標下
的國際政治經濟學
在國際社會對近年來全球經濟失衡及其調整尚未達成共識的情況下，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決定將更加復雜化。宏觀經濟政策的決定不僅要考慮內部平衡目標，而且要考慮外部平衡目標，但是這兩個目標常常會發生沖突。另一方面，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的發展使得針對本國國內的政策常常引起其他國家的連鎖反應，從而削弱政策效應的發揮。我們認為，內外平衡目標之間的沖突將成為中國財政金融政策面對的最大挑戰。
(一)在多重宏觀政策目標下，米德沖突不可避免
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J.Meade，1951)在其名著《國際收支》中，以凱恩斯和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論為基礎，研究了一國要同時實現內部均衡(物價穩定與充分就業)和外部均衡(國際收支平衡)，需要什么樣的政策組合的問題。米德認為，一國如果只立足于本國的經濟利益，其經濟政策目標有兩個：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內部平衡是指通過控制總需求水平而使本國經濟處于充分就業、通貨穩定的狀態。外部平衡是指通過控制總需求水平而使本國的國際收支處于平衡狀態，既沒有逆差也沒有盈余。米德將所有的政策組合分為三種：(1)金融政策，包括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前者是指銀行體系通過提供額外的貨幣供給量以放松資本資金借款條件，或通過限制貨幣供給量以嚴格資本資金借款條件，而促成資本資金借貸條件的變化(米德將此變化稱為利率的變化)，后者是指財政部門為了影響國內總支出，而促成稅率或政府支出額的變化；(2)價格調整政策，這里的價格調整是指貨幣工資率和匯率的調整；(3)直接控制，米德將直接控制分為金融控制、商業控制，對資本流動的控制，對進出口的控制等等。
米德認為，一國可以通過以上三種政策去調節國際收支平衡。金融政策的目的是影響總需求水平，從而影響進口商品需求和出口產品的供給。價格調整政策是通過國內貨幣成本的膨脹或緊縮或者通過匯率調整來影響一國相對于另一國的價格與成本。金融政策和價格調整政策的共同特點是：通過改變兩國間的一般經濟關系以實現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不直接觸及具體的國際收支項目。
為了便于討論，米德將直接控制劃分為金融控制和商業控制。金融控制包括貨幣控制和財政控制。貨幣控制是指外匯管制和多重匯率；財政控制包括國際收支定項目的稅收和補貼。商業控制主要包括數量控制、關稅限額和國家對貿易的壟斷。
假定一國(D國)出現赤字，另一國(s國)出現盈余。米德認為，D國和S國之間的資本流動所產生的影響，取決于兩國的特定經濟政策。資本控制是否有必要，需要考慮不同的政策組合。
在金本位制度下，如果D國的國際收支出現了赤字，在匯率保持不變的情況下，D國的國內總支出將會下降，S國的國內總支出將會增加。當兩國需求彈性的總和大于1時，D國對勞動力的需求不足而s國對勞動力的需求過度將使D國的貨幣工資率、成本和價格的總水平下降，而s國的貨幣工資率、成本和價格總水平將會上升，此時，D國的貿易差額得到了改善。因此在金本位制和匯率不變的情況下，資本的流動通過國內總支出變化引起價格的變化，再引致貿易進出口的變化，從而促使國際收支自動恢復平衡。
如果D國和s國都采取謀求內部平衡的金融政策，那么它們以本國通貨表示的總需求將保持不變。在這種情況下，D國和S國之間的國際收支平衡只能通過匯率的調整來消除。在D國和s國的進口需求彈性大于1的條件下，D國的貨幣貶值會改善它的貿易差額。貿易差額的變化將使D國恢復外部平衡。
米德認為，上述兩種制度，通過價格和收入的調整能夠同時保持兩國的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因而是“完全的制度”。在“不完全的制度”下，如果沒有某些直接的干預，要同時實現兩國的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則是不可能的。
米德還特別討論了短期資本突然和大規模地從一種通貨轉變為另一種通貨的情況，也就是所謂的“熱錢”(hot money)問題。在金本位制下，資本如果從D國流向S國，將引起D國的黃金儲備流失到S國。米德認為有三種可供選擇的政策，第一種是D國采取緊縮的政策，使D國的貨幣工資成本向下調整；第二種方法是建立外匯管制制度，以阻止資本從D國向S國流動；第三種方法是D國政府或者D國和S國合作將S國通貨售出，將D國通貨買進。使匯率保持在黃金輸出和輸入點之間。
這三種政策各有利弊。第一種政策需要D國經濟的緊縮，如果價格是剛性的，這種調整不一定有效。緊縮的政策會造成大量的失業。重要的是，D國價格的下降不會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這種政策的可能結果是既沒有影響到D國向S國的資本流動，又會導致D國的經濟衰退。第二種政策可以避免第一種政策的弊端，但是這種辦法的有效實施需要有龐大的官僚機構。第三種政策可以避免上述兩種政策的弊端，但它需要s國當局的充分合作。因為這涉及到S國能否提供給D國足夠的S國通貨。盡管這在技術上是可能的。因此，按照米德的解釋，如果遇到短期的，突發性的資本流動，最好的政策是資本流出國和流入國之間進行合作來消除它們之間國際收支的不平衡，其次是應用外匯管制的方法。萬不得已，才采取犧牲國內經濟的方法，采取緊縮性的政策。
如果資本流出和流人的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D國和S國都采取穩定內部平衡的金融政策，并在兩國貨幣之間實行可變匯率，此時有什么辦法應付D國向S國的資本外流呢?米德認為有三種政策可以采用：(1)讓兩國之間的匯率自由浮動，即D國的
貨幣貶值，S國的貨幣升值；(2)D國實行外匯控制的方法阻止資本外流；(3)D國政府或者D國和s國合作將s國通貨售出，將B國通貨買進，以保持匯率在黃金輸出和輸入點之間。
米德認為，如果D國實行外匯管制來阻止D國到S國的資本流動，可以在貿易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保持它的外部平衡。如果D國不對資本轉移加以限制，而是使用價格調整的方法來保持它的外部平衡，貿易條件發生不利于D國的變動是必然的。
米德指出，除了S國的名義收益高于D國的名義收益會導致資本從D國流向S國外，如果D國對資本或資本收益征收特別重的稅，而S國沒有這樣做，那么D國的居民可能會將他們的財產轉移到S國以避免D國的稅收。即使D國所產生的實際收益高于在S國得到的實際收益時，這種流動仍然也會發生。當存在上述情況時，如果使用外匯管制的方法去限制資本的交易或流動，而又不影響經常性的支付，那么外匯管制的范圍就要擴大到所有的對外支付，否則要想嚴格限制資本流動是不可能的。因此，外匯管制當局將面臨區分資本支付和經常支付的困難。
以上是對米德沖突的理論分析。對日益融入全球經濟的中國來說，宏觀經濟政策同樣會面臨“米德沖突”這樣的兩難選擇。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和中國加入WTO組織時的承諾，資本項目下將會逐漸實現可自由兌換，屆時中央銀行要維持外匯市場上匯率的穩定，就難以根據國內市場的要求實施調控政策。研究表明，1994年以來，中國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出現了三次明顯沖突：1994年至1996年，外匯儲備快速增加和較高的通貨膨脹之間的沖突；1998年外匯儲備增幅快速下降和物價持續下降之間的沖突；1998年至1999年，匯率穩定和本外幣利差倒掛之間的沖突。例如當外匯儲備增幅較快時，貨幣供給量本該相應增加，但由于國內經濟又出現了通貨膨脹，中央銀行不可能繼續擴大貨幣供給助長通貨膨脹的壓力，必須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結果造成內外市場上需要實行兩種相反的貨幣政策，使中央銀行陷入兩難的境地。
(二)內外均衡沖突的形成機制
內外均衡沖突主要有三種形成機制。
1．外部經濟沖擊。包括實物沖擊和金融沖擊兩大類
(1)實物沖擊。由于某些因素造成商品市場的異常變化，導致國際商品貿易、貿易差額和貿易條件發生變化，從而對宏觀經濟運行形成沖擊。傳導的途徑有：首先，與國際市場有著直接聯系的對外經濟部門因受到沖擊而發生變化；其次，與國際市場沒有直接聯系的國內經濟部門，因貿易部門受到沖擊而發生變化；最后，對外經濟部門和國內經濟部門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均衡。在走向新的平衡的調整過程中，內外均衡之間可能會發生矛盾和沖突。實物沖擊的主要類型包括：國際貿易條件變化帶來的貿易條件沖擊；國外收入水平波動帶來的收入沖擊；國際商品市場價格劇烈變化帶來的供給沖擊。
(2)金融沖擊。金融市場的變化導致資產價格和資本流動發生變化，從而對有關國家的國際收支和國內經濟運行產生不利影響。國際資本流動常常把經濟波動從一國傳遞到另一國，其傳遞速度很快，影響范圍更廣。對內外均衡影響巨大的金融沖擊主要有利率沖擊、投機性資本流動沖擊以及自我實現的金融危機預期沖擊等。
2．經濟體內部的自我調整力量
包括：
(1)技術進步。技術進步能夠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本國生產能力及競爭能力的增強。技術進步對國內經濟的影響是經濟增長率提高和產出水平增加，但同時會產生通貨膨脹的壓力。技術進步對國外經濟部門的影響則是，通過增強本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促進出口，從而產生本國國際收支順差。于是就會形成米德式的內外均衡沖突。
(2)轉軌過程中的結構性變動。市場取向的改革釋放了過去被壓制的物價上漲壓力，這種因體制改革而產生的結構性通貨膨脹換來了較高的經濟增長率。與此同時，外資因看好國內的市場機會和經濟增長的前景而大量流入，從而形成通貨膨脹、國際收支順差和本國匯率升值并存的局面，造成內外均衡的矛盾。
(3)自發性消費或投資的變動。如果經濟處于內部均衡而經常項目存在逆差的狀態，此時若自發性消費或投資減少，會造成總需求的減少，經濟可能會走向衰退，這就要求政府采取擴張性的財政金融政策刺激經濟恢復，而擴張性財政金融政策會進一步造成經常項目收支的惡化，形成內外均衡的沖突。
(4)消費者偏好的變化。如果經濟處于內部均衡而經常項目處于順差的狀態，這說明消費者的偏好從國外產品轉向了國內產品，于是國內產品的需求增加，進而引起總需求的膨脹，帶來通貨膨脹的壓力，此時要求政府采取緊縮性的財政金融政策進行調整。其結果只會進一步增加經常項目的順差，這顯然不是外部均衡目標所希望達到的目的，經濟又將產生內外均衡的矛盾。
3．國際經濟政策的不協調。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增強，一國的經濟政策會對他國產生“溢出效應”和連鎖的“反饋效應”。各國的經濟政策均有其各自的特點，對不同的經濟政策目標存在著不同的效應。一些政策工具主要在國內經濟部門發揮作用，一些則主要在外部經濟部門發揮作用，更有不少工具對兩個部門同時發生方向相同或相反的作用。因此，保持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非常重要。如果政策之間出現不一致、不協調，就會產生內外均衡目標的沖突。除了“米德沖突”之外，“費爾德斯坦定理”也對政策協調失敗有較好描述。費爾德斯坦通過對20世紀80年代擴張性財政政策對經濟內外均衡影響的分析，得出如下結論：國內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以刺激需求，財政赤字通過國債發行來彌補，造成國內利率水平上升；高利率吸引國外資本流入，造成本國貨幣匯率升值；匯率升值抑制了本國產品出口，導致國際收支出現逆差；國際收支逆差壓制了國內需求，使得財政政策的努力失敗。因此，“費爾德斯坦定理”強調只有財政政策和匯率政策相互協調，才能實現預期的政策目標。
二、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金融政策
的效能與作用區域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包括內部平衡與外部平衡兩部分，因而政府不能仍像封閉經濟條件下單純運用對社會總需求進行調控的政策。為避免內外平衡之間的沖突，開放經濟條件下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必須要有新的思路。
在運用政策搭配以實現內外均衡的方案中，蒙代爾提出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和斯旺提出的支出政策與匯率政策的配合最有影響。蒙代爾認為由于財政政策在協調國內均衡上具有比較優勢，而貨幣政策在協調外部均衡上具有比較優勢，因此政府應當以財政政策調節內部均衡問題，以貨幣政策來調控外部均衡問題。斯旺以支出轉換型政策與支出增減型政策搭配來討論政府對內外均衡的政策協調。斯旺認為政府的支出增減政策可以明顯影響國內支出水平，本國貨幣實際匯率的變化可以明顯
地影響國際收支狀況。因此政府應采用支出增減型政策來解決國內均衡問題，而外部均衡的任務則交給支出轉換型的匯率政策。
與封閉經濟條件下的情況相比，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的作用機制、政策效果等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迄今，分析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力的主要工具仍然是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該理論認為，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利用貨幣政策增加國民收入較為有效，而在固定匯率制度下，財政政策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有力工具。從各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除了部分國家試行短期的浮動匯率外，許多國家還是實行固定匯率制度，我國是實行有管制的浮動匯率，一般而言，追求充分就業的國家最好還是重視利用財政政策。
但是，一個國家除了要實現充分就業目標外，在穩定經濟政策上，還要取得國際收支平衡。這就涉及到為了實現內部平衡和外部平衡時財政一貨幣政策如何進一步配合的問題。
所謂內部平衡是指國內的總有效需求正好等于充分就業下的總供給，所謂外部平衡是指固定匯率制度下，資本凈流出等于貿易出超時的均衡狀態。
假定國民收入水平由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決定，也就是說，國民收入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函數。用g代表財政盈余的數量，用i代表利率，則：
y=y(g，i) (1)
在一般情況下，國民收入是財政盈余的減函數(aY/ag
如果用B代表國際收支余額；用E代表出口凈額；用F代表資本外流，則
B=E-F=E(y)-F(i) (2)
一般來說，出口凈額是國民收入的減函數(aE/aY
在圖1中，E點是YY'曲線和BB'曲線的交點．表示內部平衡與外部平衡同時達到平衡。YY'曲線和BB’曲線把該圖劃分為四個區域，表明四種經濟狀況。在固定匯率制度下，一國如果實現了內部平衡而存在外部不平衡時，表示實際經濟情況在YY'曲線上。比如，日點就表示，在內部平衡的情況下，國際收支存在盈余。這時，政府首先應當采取能夠降低利率的貨幣政策，旨在引起資本外流以平衡國際收支，使H點向左移至H'點。在H'點上，外部平衡雖然達到了，但又有國內經濟出現膨脹的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可以采用提高財政盈余的財政政策，實現內部平衡。從上述簡單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財政政策是解決內部失衡的有效工具，而貨幣政策則是對付外部失衡的有力武器。
在近年來全球經濟失衡與調整的大背景下，過去只側重于解決內部平衡問題的中國宏觀調控模式必然會受到外來的各種沖擊，如經濟條件的變化，國際間經濟波動的傳遞，國際游資的投機性沖擊等，從而產生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的矛盾。中國財政金融政策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第一，隨著我國市場化程度的加深，人民幣匯率的市場調節逐步完善，國際收支的巨額順差必然造成人民幣的升值壓力，而升值對于拉動國內經濟增長具有重要貢獻的出口部門的發展極其不利，同時出口波動還會影響到國內有效需求，可能進一步加劇目前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不利狀況。雖然順差增加了國際儲備的數量，并通過中央銀行的基礎貨幣放大而導致國內信貸量的擴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國內需求的增長，但在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順差必然惡化國內的經濟狀況，所以政府必須在順差和匯率等方面進行適當的政策調節。
第二，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信息技術在全球范圍內的迅速發展，使得信息傳輸的數量、質量和速度都大大提高。在此背景下，居民和企業等微觀經濟主體對信息的處理能力較過去大為增強。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行為趨于理性，必然對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效果產生影響，在某些極端情況下，宏觀經濟政策可能因微觀經濟主體的理性反應而變得完全無效。為改變微觀經濟主體與政府之間的“動態不一致”狀況，關鍵在于政府應建立和維護執行宏觀經濟政策的信譽。政府承諾在政策制定方面遵循一定的規則，從而以其信譽的存在來改善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由政府與微觀經濟主體之間動態不一致的非合作博弈轉向動態一致的合作博弈。因此，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在信譽方面受到了微觀經濟主體預期模式改變的沖擊，政府必須對宏觀經濟的調控模式加以選擇。
第三，中國加入WTO組織以后，其的多邊規則對中國實現內外均衡的方式和政策均有一定的約束。一方面，WTO組織對國際收支的調節存在著約束，一般不允許采取緊急限制進口等直接管制辦法。隨意提高關稅以限制進口的措施受到約束，直接補貼原則上被禁止，在運用匯率和外匯管制等措施調節國際收支時，也必須要符合WTO組織的規則。另一方面，WTO組織規則對國內財政，稅收、金融、科技、環保以及產業政策的實施方式也有一定的要求和規范。因此在加入了WTO組織以后，中國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都將受到WTO組織規則的直接或間接的約束，中國必須對宏觀經濟調整的模式加以改變，以適應這些規則與約束的要求。
第四，在全球經濟調整過程中，提高國際競爭力始終是各國努力的方向。發展中國家知識與技術的積累與國際競爭力的提高是通過誘致性制度變遷的方式來實現的。遵循這種技術軌跡的國家的共同特征是，知識與技術的積累是漸進和緩慢的，國際競爭力也是在一次次的技術創新中經過漫長的積累而形成的。在國際競爭日益激烈，全球知識存量迅速膨脹的今天，國際競爭已轉向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的競爭，而中國要構造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不能通過漫長的誘致性變遷機制來實現，而必須通過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來實現，從要素投入型的增長方式轉向重視科技和教育的要素效率增長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因此，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的競爭對全球經濟調整中的宏觀調控模式提出了挑戰，中國的財政金融政策應該具有促進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的激勵機制。
四、中國尚不完全具備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條件 --微觀基礎與傳導機制的缺失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存在著如何進行宏觀經濟分析的問題或爭論，這種爭論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爆發一次。盡管每次大的爭論都能夠把人們對宏
觀經濟分析和宏觀經濟政策的認識引向深入，但是每次爭論的焦點問題并沒有解決。這個焦點就是，如何將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與中國的宏觀調控實踐結合起來。
經濟學是求真與致用之學。然而，西方現代主流經濟理論除了在少數概念(如稀缺、供給、需求等)和分析工具(如邊際分析、彈性分析、定量分析)上具有實用性外，在整體上是一種既不求真(即不能告訴我們經濟中的現實情況是什么)，也不求用(即不能告訴我們在經濟生活中怎么去做)，而只是求形式之美(即在以經濟人為核心的一系列假定下證明市場經濟可以達到完全競爭和一般均衡狀態)的學問。為了保證其理論體系的完整性和形式上的對稱性，同時為了堅持市場經濟理念的完美性和教育上的方便性，西方現代主流經濟學試圖將復雜而生動的社會經濟現實通過一系列嚴格的假定，建立起在市場交換行為基礎上的簡單總量均衡關系。問題的關鍵是，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試圖以這種簡單總量均衡關系來替代其他各種經濟關系對現實宏觀經濟問題的影響和解釋，并且試圖給出政策處方。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主要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有關宏觀經濟分析和宏觀經濟政策的觀點，即使是在西方發達國家也是倍受質疑和常常碰壁，對于像中國這樣的市場經濟關系更加復雜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運用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時必須更加謹慎。盡管從學術入門來看，了解這種高度抽象的簡單總量均衡關系及其模型十分必要，但是用基于這種關系的認識來直接指導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實踐，則有可能使人誤入歧途。
很長時間以來，在對中國宏觀經濟問題的理論和實證研究中，人們一般都會采用IS-LM模型及其擴展形式IS-LM-BP分析框架。然而，IS-LM-BP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一系列前提假定基礎之上的：需要有發達而完善的市場體系；微觀經濟主體行為市場化；利率能充分反映市場資金的供求狀況：生產、消費、投資和儲蓄等經濟變量對利率反映較為靈敏，等等。如果前提假設在中國的現實情況下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簡單地利用該框架來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就可能會得出錯誤的結論。
雖然中國目前已經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依然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經濟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較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一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經濟主體。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與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實際上，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如果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有賴于政策傳導機制的暢通。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但利率的有效傳導須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并不能反映市場資金的供求狀況。利率傳導機制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IS-LM-BP分析框架就失去了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意義。
即使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與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與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與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與實際經濟體系各經濟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安排，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
市場體系的不完善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主要是通過信貸機制來進行的。斯蒂格利茨認為，信貸的可得性是影響貨幣政策效力的關鍵因素，“影響經濟活動水平的是私人部門獲得信貸的條件以及信貸數量，而不是貨幣數量本身。”就中國的現實情況來說，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與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不良的主體，由于它們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和過大的監督成本，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又往往不愿與其發生借貸行為，所以形成銀行普遍的“惜貸”現象，貨幣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也不明顯(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與貨幣政策一樣，中國財政政策也缺乏一定的微觀基礎和傳導機制。1998年以后，面對國內通貨緊縮的狀況，中國政府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從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什么兩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