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基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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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基本制度范文第1篇

一、勞動力失衡折射出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務體系缺陷

（一）新時期我國勞動力市場狀況。經濟的快速發展，推動了我國經濟結構轉變和產業升級，從而對人才的需求也有傳統的學歷型人才向技能型人才轉變。這種對人才需求的快速轉變，造成我國勞動力市場供給上嚴重失衡。主要表現在對職高、技校、中專等技術型人才需求大量增加，這類型的人才供不應求，而學歷型傳統本科大專畢業生供大于求，整個勞動力市場呈現出找工作的人很多，但能找到工作的人很少。

（二）勞動力失衡原因分析。勞動力市場之所以失衡，主要因為兩個原因，一是在人才培養方面，國家的教育重心轉變沒有跟上經濟的發展，沒能切合經濟和產業結構轉型而進行培養，對中等職業類的教育雖然有所投入，但投入不足。二是中等職業教育制度的發展不夠完善，中等職業教育自身上存在諸多方面的問題，導致其向勞動力市場輸送和培養技術型人才方面做的遠遠不夠。

二、完善中等職業教育制度在構建基本公共教育服務體系中具備重要現實意義

中等職業教育作為基本公共教育服務體系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完善中等職業教育制度在構建基本公共教育服務體系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首先，中等職業教育制度的完善，能提高中等職業教育在人才培養和人才輸送上的能力，進而有效緩解勞動力市場供給失衡的狀況。其次，完善中等職業教育制度，在不同階層培養跟多的技術型人才，能有效提高國民的整體素質，尤其在對已經錯過受教育機會的農民工來說，通過在職業類教育機構的培訓，不僅能獲得相關的就業技能，還能提高他們的整體文化素質。

三、當前我國中等職業教育制度建設存在的問題及其表現

（一）適宜于我國國情的中等教育模式未臻成熟。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發現傳統的教學模式對人才的培養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需求，職業培訓形式的職業類教育開始進入教育的主要舞臺，但我國的中等職業教育模式還處于初步探索階段，各個方面都急需完善和發展。當前的中等教育模式存在兩個問題，一是中等職業教育在專業設置，技術技能培養方面，還沒有形成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缺乏與區域經濟發展結合的能力，也沒有形成為地方經濟發展服務的觀念。二是中等職業教育在機構設置上缺乏具有對人才進行終身培訓培養提高的專門機構，專門場所。

（二）中等職業教育的推廣力度不足。由于傳統普通高等教育在歷史上占有主要位置，使得中等職業教育在普及上處于極低的狀況。這既有教育上的歷史原因，也有人們對職業教育認識不足的原因。長期以來，職業教育的生源的文化各方面基礎都是極差的，這對職業教育的推廣也產生了阻礙作用。

（三）中等職業教育的軟硬件設施距離完善的配置仍有較大差距，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教師的數量和教師的質量上都與完善的師資配置有一定的差距。近幾年，國家對中等職業教育的發展投入一直是處于增長的狀態，但在中等職業教育的發展態勢上沒有太大的改變，教師的數量和質量在近幾年甚至處于負增長的狀態。第二，中等職業教育重視對人才的實際動手操作能力的培養，因此實踐基地的配置成為中等職業教育培養人才的一個必須條件，但當前各個級別的中等職業教育在實踐基地、實踐車間的配置上遠遠不足，根本無法完成人才培養的實踐教學。

（四）區域間中等職業教育發展呈現不均衡態勢，這主要受經濟發展高低的影響。當前我國中等職業教育在中西部發展相對落后，在地域上，農村的中等職業教育發展遠遠落在城市發展的后面，中等職業教育的這種分別狀態，無法進行對人才的培養和培訓，也根本無法服務于當地的經濟建設和經濟發展。

（五）政策上缺乏相關部門的有力支撐。對中等職業教育的支持上，目前還只是停留在國家政府的層面上，從中央和地方對中職教育的投入上看，經費所占教育資源總比例不到百分之一，且中職教育機構在運營上一直處于收入抵不上支出的狀態，這種狀況使得中職教育發展舉步維艱。缺乏其他相關部門的有力支撐，中職教育沒有可靠的依存空間，比如多種形式的辦學，企事業單位提供相關的實習實踐機會等，中職教育想要長足發展勢必更難。

教育基本制度范文第2篇

關鍵詞：日本；高等教育；財政；改革；特征；趨勢

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以教育機會均等為準則的高等教育資源分配政策迅速向以效率為基準的資源配置政策轉移。日本高等教育進行了種種改革，其中以修改大學設置基準、放寬學校辦學自、引導高等院校走自我發展的道路、建立一套具有約束機制的評估制度，引導教育資源向以效率、效果為基準的方向轉移為兩條主線，即放寬與約束。在教育財政層面上主要表現為削弱統一分配制度，減少統一分配額度，強化傾斜分配制度，加大傾斜分配力度。經過10多年的改革實踐證明，在日本高等教育財政分配制度改革中市場機制、競爭原理已得到廣泛推廣與應用，并得到社會各界廣泛的理解和支持。

一、縮減國立學校定量撥款，增加學校自籌資金比率

日本《學校教育法》規定：學校設置者……除法律特別規定外，應負擔其學校的經費。根據這一規定國立學校教育經費應由國家負擔。從日本國立學校財政收入構成情況看，20世紀60年代國家教育財政撥款高達80%多，充分體現出“誰設校誰支付”的原則。90年代下降到50%左右，近年一直保持在50%～60%的水平。相反，學生繳納的學雜費等學校自籌資金迅速提高，由20%上升至50%。出現這一結果的背后實際反映出一種觀念的轉變――由教育投入向教育消費觀念轉變，而這種觀念的轉變又與高等教育發展的“三個階段”和高等教育財政的短缺性密切相關。在日本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或 “普及化”階段以后，一方面強調受益者為國家，另一方面也開始強調個人，這樣受益主體為國家、個人雙方，且出現受益主體不斷偏重于個人的趨向。因此，在20世紀90年代日本引發出高等教育費用應“用者自負”、“國家負擔”或“政府與個人成本分擔”等爭議。其結果出現了國立學校教育經費應由國家和個人共同分擔，減輕國家負擔，增加個人或地區社會負擔比率的政策導向，使國立學校財政收入構成中呈現出政府財政性撥款與學校自籌經費兩條曲線向不同方向延伸的結果。

二、減少私立學校定量性財政補貼，增加傾斜配置

日本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起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對私立學校給予財政補貼。日本政府對私立學校補助分為一般性補助和特定補助(專項補助)兩種。一般性補助主要根據學校是否按計劃招生、師生比例等指標進行配置，是一種定量性分配制度；而專項補助則側重于提高研究生教育質量、促進學術研究、實施情報化和國際化活動、促進大學教育改革等等，屬于一種傾斜配置制度或差額配置制度。上述兩種分配制度隨著國家發展戰略的轉變以及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各有側重。私立學校教育事業費中來自政府的財政性補貼比率不斷下降，1981年為28.9%，2000年為12.2%，大大提高了私立院校財政收入依存于市場的程度。相反，國家對私立學校的專項補助大大提高，通過競爭機制使補助資金達到有效配置。

三、私學主導型特征進一步突出

國立高等院校數量不斷下降，1990年為15.9%，到2000年降為12.2%，進一步突出了日本高等教育私學主導型的特征。從學校經費來源分析，私立大學主要依存于學生繳納的學雜費，國家只支付極少的補貼，而且政府還可根據教育財政狀況、教育政策的調整減少其補貼金額，因此大力發展私學是減輕高等教育財政、引入競爭機制的有效途徑。國立大學特殊行政法人化也是如此。隨著國立大學特殊行政法人化改革的不斷深入，2003年日本國會通過了《國立學校特殊行政法》。法人化以后的國立大學與政府間的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形成了契約關系。基于這種關系的變化，高等教育財政制度亦隨之作出相應調整，如原來財政制度中禁止接收地方公共團體捐贈款的規定得以緩解，規定可根據具體情況接收捐贈款。國立大學法人化后也要求國立大學通過各種渠道廣開自主財源，鼓勵國立大學進一步引入市場調節機制，實施受益者負擔的原則，不斷強化學校自籌經費的能力，在一定范圍內將國立大學過渡到由地方政府管理。

四、日本高等教育財政改革的國際化傾斜

20世紀70―80年代，日本高等教育國際化主要圍繞著接收留學生和海外教師的國際交流等問題制定相關政策措施。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國際化的重點轉向大學教育計劃、教育課程、學校經營管理等領域，要求教育內容、方法以及學校管理等方面與國際接軌，達到國際先進水準，從而提高教育科研水平，加強國際學術研究以及科學技術競爭力，最終實現科學技術創新“立國論”的戰略目標。

1.建設30所國際一流水準的院校。日本科學技術省制定的《日本第二次科學技術基本計劃》中明確提出：“力爭在未來50年內培養30名諾貝爾獎獲得者”，這就為高等教育改革發展制定了具體目標。文部科學省在《大學改革計劃》中重點指出：要建成一批國際一流水準的大學，數量為30所，占日本高校總數的5%。為此在政策層面上首先出臺了重點調整院校結構、增加競爭性研究資金的投入力度等措施。根據日本大學類型的劃分標準，研究型大學一般指具有較強的研究能力，它包括：①在所有的學部之上均設有博士課程，②研究生與本科生的比率：國立和公立大學為9∶100，私立為6∶100，醫學專科院校為20∶100。有關研究生院大學的選拔方法在《大學改革計劃》中明確指出，不考慮設置的主體(國立、公立、私立)，所有研究生院大學均通過公平競爭的方式產生，產生后為改善更新其學校或學科的研究設施設備，使其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國家財政給予重點配置。這樣的選拔方法擴大了選拔范圍，將私立大學納入了選拔范圍之內，在政策上縮小了國立與私立大學之間的距離。

2.加大科研經費投入力度。加大科研經費投入力度，挑戰人類共同面臨的難題成為日本高等教育財政向國際水準傾斜的另一大舉措。日本科學技術省制定出兩次《科學技術基本計劃》（計劃期間為1996―2000年和2001―2005年）。在這兩次計劃期間逐步擴大科研經費、加大經費投入力度成為實現總目標的關鍵。因此日本文部科學省率先在高等教育預算中加大了科研經費的投入力度，把材料工程學、遺傳學、環境科學及能源四大科學領域作為投入的重點給予極大支持。從分配方式看，日本文部科學省所管轄的科研經費分為兩種：一種是一般性科研經費，另一種是競爭性科研經費。一般性科研經費屬于定量分配，而競爭性科研經費是通過科研人員或研究小組提出研究開發項目，經專家小組事先審查、評議后發放的一種研究項目的資助經費，屬于傾斜式分配方法。競爭性科研經費是科研經費發揮高效率的載體，是產生高質量、高水平科研成果的有效途徑。2000年在文部科學省所管轄的科學研究補助費中競爭性科研經費的比率不斷提高，占科研補助金總額的27%，2003年達到了近40%，競爭性資金增長幅度之大顯而易見，它主要用于科學研究活動、戰略性創造研究以及科學技術振興等項目上，使高等教育資源配置政策進一步向高質量、高效率，即高、精、尖領域轉移。

作者單位：張自強河北赫達實業有限公司

王顏林河北大學

參考文獻：

教育基本制度范文第3篇

【關鍵詞]馬克思；新制度經濟學；人的本質；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

與西方經濟學一樣，關于人的本質和人的行動方式的理解也是馬克思經濟學的邏輯基礎，　“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但現在國內所進行的馬克思經濟學或經濟學研究卻往往忽略了這一重要的理論前提，而許多對馬克思持批評態度的西方經濟學家注意到了馬克思經濟學的人學基礎，卻簡單地將馬克思經濟學視野中的“人”理解為只具有抽象的階級屬性的人。例如，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諾思就認為，馬克思關于長期社會制度變遷的理論“只有通過階級斗爭才能得以實現”，由此認為馬克思的理論“未能解釋問題的全部”。。這不能不說是對馬克思思想的一種曲解。因此，對馬克思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與人的行為”的思想進行界定與區分，是我們準確把握兩大經濟學說體系理論區別的關鍵所在。

一、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的具體思想內涵

馬克思對人的本質和人的自由的理解，與科學實踐概念的提出密切相關。1845年春天誕生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標志著馬克思哲學邏輯內部矛盾的一種科學解決。在新歷史觀中，馬克思指出，一切生產實踐都是個人“在一定的社會形式中并借這種社會形式而進行的對自然的占有”。如果說自然界的人化生成意味實現人的自由的自然界限被不斷突破的話，人們借以進行物質改造的社會形式則是制約著人的自由的社會界限，狹隘的社會交往方式是市民社會個人盲目異在的根本原因。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對“社會關系”的外延作了具體說明，“生產關系總合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并指出包括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和原料在內的資本“也是一種社會生產關系”，這些社會關系是個人“互相交換其活動和參與共同生產的條件”。。個人作為人的本質的實現程度，個人獲得自由的相對空間，取決于他對社會關系具體的、歷史的占有程度。因此。　“現實的、有生命的個人”如何行動，個人的利益滿足和自由實現程度，取決于他在具體的社會交往關系中的地位，取決于他對社會財富的占有方式和占有程度。“社會關系的總和”是“物的和個體的活動借以實現的必然形式”。

具體而言，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總和”的論斷，包括以下三個方面內涵。

第一，實踐是人的本質的首要特征。生產勞動實踐活動又是以分工、協作等社會化形式進行的，現實的個人究竟以何種方式參與社會，取決于個人對物質資料的占有方式，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各種交往關系。現實中的每一具體的、有差異的個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財富占有狀況、交往對象、政治資源、倫理情感等等，從個人占有的這些“社會關系的總和”可以看出他或她是怎樣的一個人，體現出其具體的本質規定性。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認為具體的個人是“許多規定的綜合”、是“多樣性的統一”。

第二，在構成具體個人的多元規定性中，個人的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居于核心地位，決定著他的其他方面屬性。“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活，他們自己就是怎樣。因此，他們是什么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么一致，又和他們怎么生產一致。因而，個人是什么樣的，這取決于他們進行生產的物質條件。”

第三，具體的人的本質和人的行為方式具有社會歷史性特點。每一個人“生產力、資金和社會交往形式的總和”0都是在具體的、歷史的實踐方式中獲得的，個人在社會關系占有上的差異性又直接表現為每一個人的局限性，它既是個人活動的實現條件，也是個人活動的客觀界限，它規定了個人活動的具體方式和個人獲得自由的相對空間。“生活的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聯系的交往形式是在這些束縛和界限的范圍內運動著的。”個人所占有的社會關系總和成為規定個人活動的約束條件，決定了他或她行動的特點和方式。

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然而，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特定歷史階段，由于技術分工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分割，每一個人都被局限于狹隘的社會關系結構之中，因此，人的行為受到他或她所擁有的社會關系結構的制約，帶有特定社會關系結構的特點；并且，分立還造成個人的生產、消費等經濟行為失去了直接的社會性，因而還需要在社會交換關系中確證這種社會性，人的這一行為目的對于我們理解馬克思經濟學具有較為重要的意義。

二、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的解釋

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與人的行為特點的理論解釋是對西方經濟學理性主義傳統中相關思想的延承與發展。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提出了系統的“經濟人”假定。亞當·斯密認為，“經濟人”具有兩個基本屬性：一個是自利性，即時刻關心自己的個人利益，努力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滿足；二是完全理性，即能夠在既定的約束條件下最充分地掌握關于自我和社會的完整信息，并能夠準確找到實現自我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最有效途徑。在此基礎上，亞當·斯密進而提出著名的“看不見的手”，說明在自由放任的市場機制下，恰恰是追逐私利個人完全理性的充分張揚，使得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走向一致。“看不見的手”的經濟學意蘊在于：自由市場中社會福利最為缺失的環節同時也是最能使個人獲得最大私利的環節，因此，個人的逐利努力會自發實現資源在全社會范圍內的有序合理配置，在實現私人利益的同時也使社會福利獲得增進。可見，“看不見的手”作用機制的有效性是以“經濟人”假定為前提的，“經濟人”假定設定了古典甚至是新古典經濟學規范分析的前提，從而開啟了經濟學研究的大門。“經濟人”假定在方法論上的變化使新古典經濟學獲得了一個可進行量化分析的前提。通過“經濟人”假定，經濟學家們借助于邊際分析和數理經濟學工具，將新古典經濟學搭建成一座邏輯嚴謹、結構優美的理論大廈，從而論證了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機制，全面闡釋了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相統一的機理和評判準則。

新制度經濟學吸納了西蒙、納爾遜、西爾伯格等人關于人性的重新理解，對作為經濟學分析前提的人的行為特征做出再解釋。新制度經濟學創始人科斯指出：　“當代制度經濟學應該從人的實際出發來研究人，實際的人在由現

轉貼于 實制度所賦予的制約條件中活動。”嘶制度經濟學另一個代表人物諾思也認為：“制度經濟學的目標是研究制度演進背景下人們如何在現實世界中做出決定和這些決定又如何改變世界。”從“實際的人”出發，新制度經濟學家們對人的行為特征做出新的解釋。首先，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個人只能獲得不完全的信息。在現代市場交易中，由于參與者眾多，所涉及的各種要素復雜且多變，人們面臨的是一個不確定的世界，每個人所獲得的信息總是有限的。其次，人只能具備有限理性。現實的個人對環境的判斷和評估能力有限，不可能無所不知。再次，人具有非財富價值取向。在某種情況下，人們的行為并不必然表現為對財富的追求。諾思認為，利他主義、意識形態和自愿接受約束等一些非財富動機也應當出現在個人的預期效用函數中。盡管如此，在有限理性的個人之間經常發生的還是損人利己的機會主義行為。

新制度經濟學對人的行為特征進行重新界定后的一個重要結論是：由于逐利的個人只具備有限理性，并存在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因此，人們追逐私利的行為常常伴隨著“外部影響”，即存在數額巨大的交易費用，致使個人的成本、收益與社會成本、收益之間無法保持一致性。因此，新制度經濟學所關注的問題并不在于證明個人與社會利益的統一性及其具體形式，而在于探討如何通過適當的制度設置或選擇，使交易費用最小，從而實現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偏離程度的最小化。

三、馬克思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思想的比較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發現，將“個人”的本質和行為方式作為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這是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共同特點。但很明顯，在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視野里，關于人的本質和人的行為特點的理解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這種差異直接導致兩大經濟學說體系在社會歷史觀和研究方法論上的具體區別。大體歸結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人的行動受主觀意識領域中的“理性”支配，而馬克思則認為，限制著人們的行動、規定人們行為的具體方式與特點的是每個人現實擁有的、不以其意志為轉移的“社會關系總和”。

包括新制度經濟學在內的整個西方經濟學傳統都帶有濃重的唯心主義社會歷史觀背景。從亞當·斯密的“經濟人”開始，　“趨利避害”就被假定為人之本性，是人們一切經濟行為的目的所在。因此，在西蒙等人看來，所謂“理性”是一種基于利益目的的行動方案選擇，是人們對追求最大化的利益或規避更大利益損失的分析與判斷能力，“理性是指一種行為方式，它適合實現制定目標。目標可假定是效用函數期望值在某一區域上極大化的形式”。0理性支配著人們的行動，是人們具體行動方式的依據所在，人們根據自身的這種主觀認知結構，遵循“認識一動機一反應一行動”的邏輯進行決策和活動。

而馬克思對人的本質的解釋是以唯物辯證的社會歷史觀作為理論基礎的。馬克思認為，人當然要滿足自己的需要，這是一個重要的、無可爭議的事實，“在任何情況下。個人總是‘從自己出發的”’。馬克思甚至將之稱為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同樣，馬克思也并不否認理性的作用，相反，在馬克思哲學的意識觀中理性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馬克思在說明理性對人們行動的意義的同時，更強調理性作用的現實約束條件。人們之所以有必要進行理性的“選擇”，是因為存在某種形式的約束，正是既定的約束條件使人們不可能窮盡一切可能，因而只能從中選擇達到利益目標或偏好的最優途徑。因此，馬克思認為，真正決定人們的行動及其特點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性行為選擇據以進行的各種約束條件，這些條件包括行為人的財富占有、交往關系以及觀念意識結構等等。所有這些約束條件構成行為人擁有的“社會關系總和”，構成他或她可以進行理性選擇的廣度范圍，也決定著由選擇而采取相應行動的具體特點。

第二，新制度經濟學中人的行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馬克思經濟學中人的行為特點因各自所擁有的“社會關系總和”不同，具有現實性和差異性。

西方經濟學中對人的理解具有抽象性和一般化特征，在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中，每一參與經濟生活的個人都變成了同一面目、竭盡全力張揚理性以追逐私利的“經濟人”，豐富現實生活中活生生個人之間存在著的人格個性和行為特點差異不見了。新制度經濟學盡管通過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滿意準則”等范疇對傳統的“經濟人”假定進行了修正，逼近了現實，但新制度經濟學并沒有進一步深入分析更為實際的人與人之間在不完全信息占有結構上的差異以及個人理性約束條件上的區別，因此仍然是從相對的“普遍性”、“共性”上理解參與經濟生活的個人。因此，這種靜止的人性既不會在同一社會結構中的人與人之間存在不同，也不會因不同時代背景而有所區別。

與西方經濟學一樣，馬克思經濟學也是將個人作為自身的理論前提。但我們注意到，馬克思是在批判費爾巴哈將人的本質理解為抽象的“愛”、“友誼”時，提出他的人的本質觀的，并且馬克思特意在說明人的本質的“一切社會關系總和”之前加上兩個定語——“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也就是說，現實中每個人有每個人自己的本質規定性，有他或她自己所占有的具體的社會關系，每一個人都是“多種規定性的綜合”，是“多樣性的統一”。馬克思正是通過現實中每個人具體的社會規定性特點來說明其特定的行為方式的：　“這里所說的個人不是他們自己或別人想象中的那種個人．而是現實中的個人，也就是說，這些個人是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能動地表現自己的。”

馬克思經濟學中用具體的社會屬性說明人的本質，人的本質帶有時代性和歷史性特點，這一動態發展觀為馬克思的長期社會形態變遷理論提供了強有力的人性論支持。因此，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諾思也不得不嘆服：“在詳細描述長期變遷的各種現存理論中，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

第三，西方經濟學對人性的單調定義必然導致對抗型的人際交往論，而馬克思對人本質的理解卻是多元的、豐寓的，是協作型人際交往論的基礎。

在包括新制度經濟學在內的整個西方經濟學發展歷程中，關于人性的理解并沒有從根本上走出“霍布斯叢林”，西方經濟學傳統將根本的人性定位于“利己”，理性的作用也是服務于人的一己私利。盡管新制度經濟學某些經濟學家認為應當將正義、利他等因素納入個人的效用函數，但由于缺乏可操作性定義，在他們實際的經濟模型分析中——比如在研究外部影響、機會主義行為時——被考慮到的也僅僅是利己主義。這種對人性的狹隘單調界定所必然導致的理論邏輯結果，就是將現實中人與人之轉貼于 間的關系僅僅理解為是處于對立狀態下的交易關系。

馬克思也承認人存在利己之心，但他認為，人利己需要的滿足是通過社會性的方式實現的，社會才是個人的存在方式。個人“由于他們的需要即他們的本性，以及他們求得滿足的方式，把他們聯系起來(兩性關系、交換、分工)，所以他們必然要發生相互關系”。一方面，馬克思經濟學視野中的人是現實的、豐富的和多方面的。馬克思將人的各種需要及滿足需要的方式全都納入人的“社會關系總和”。另一方面，每個人所擁有的社會關系總和是多元的，但同時也是相對有限的。因此，人與人之間是互相需要的，人們之間建立起來的是一種協作互補型的交往關系，這種協作互補型的交往關系滲透于他或她的社會關系的各個方面。

因此，馬克思經濟學中理論研究的重點是人們通過分工協作形式進行的物質資料生產活動；而新制度經濟學的關注重點在于交易活動，研究如何通過制度的創設和調整來減少人與人之間因利益沖突而產生的巨大的交易費用。

四、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思想的科學內涵

通過與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界定的比較，我們認為，馬克思經濟學中關于“人”的理解，具有從現實出發而不是從抽象的理性出發的唯物論特點；不同的個人對“社會關系總和”的差異化占有構成了人們社會聯系的基礎，人們之間的社會經濟關系具有動態的、發展的辯證性質；同時，這種差異化的“社會關系總和”的占有導致人與人之間的彼此需求、相互依存，這是社會和諧的基礎所在。科學發展觀繼承和發展了唯物、辯證的科學思想，并賦予時代特點和國情內容，是新時期構建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根本指導思想。“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發展的目的和根本動力。對馬克思“人的本質”的上述三個方面本質特征的分析，有利于我們深入理解科學發展觀中“以人為本”思想的科學內涵，從而正確認識科學發展觀唯物、辯證的理論特點和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重要意義。

第一，我國現階段社會關系中不同群體的差異化存在，社會生活中不同階層在社會財富、生產要素占有關系上的差別，是科學發展觀形成的重要基礎。　馬克思認為，個人所占有的社會關系總和構成其社會聯系，是一個人進行行為選擇和個體發展的可能性空間范圍。人與人之間所占有的社會關系不同，所表現出來的具體行為選擇和行動方式就不同，發展的可能性空間也不相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與此同時，我國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侵犯社會弱勢群體的事件時有發生，群眾在就業、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也存在一系列亟待解決的問題。現實中這種社會關系、社會資源占有方面的差異化存在，促使我們深入思考發展的目的是什么、發展是為了誰的發展等問題。因此，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的思想，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以人為本”作為科學發展觀發展動力的基本內涵。

第二，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科學發展觀所追求的根本目的。

馬克思強調，個人所占有的具體的、現實的社會關系總和不是靜態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每個人改變現狀的行動努力將推動人類社會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發展，與此同時，社會進步也將為個人提供更高層次的發展平臺，創造更寬廣的制度空間。在我國現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創造了優越的制度條件，只要我們完善法律法規。轉變發展方式，兼顧“五個統籌”，尊重發展規律，就能實現個人與社會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實現社會進步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一科學發展觀的根本目的。

第三，通過深化改革和進一步發展來解決發展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科學發展觀所強調的發展條件。

教育基本制度范文第4篇

【關鍵詞]馬克思；新制度經濟學；人的本質；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

與西方經濟學一樣，關于人的本質和人的行動方式的理解也是馬克思經濟學的邏輯基礎，　“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但現在國內所進行的馬克思經濟學或經濟學研究卻往往忽略了這一重要的理論前提，而許多對馬克思持批評態度的西方經濟學家注意到了馬克思經濟學的人學基礎，卻簡單地將馬克思經濟學視野中的“人”理解為只具有抽象的階級屬性的人。例如，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諾思就認為，馬克思關于長期社會制度變遷的理論“只有通過階級斗爭才能得以實現”，由此認為馬克思的理論“未能解釋問題的全部”。。這不能不說是對馬克思思想的一種曲解。因此，對馬克思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與人的行為”的思想進行界定與區分，是我們準確把握兩大經濟學說體系理論區別的關鍵所在。

一、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的具體思想內涵

馬克思對人的本質和人的自由的理解，與科學實踐概念的提出密切相關。1845年春天誕生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標志著馬克思哲學邏輯內部矛盾的一種科學解決。在新歷史觀中，馬克思指出，一切生產實踐都是個人“在一定的社會形式中并借這種社會形式而進行的對自然的占有”。如果說自然界的人化生成意味實現人的自由的自然界限被不斷突破的話，人們借以進行物質改造的社會形式則是制約著人的自由的社會界限，狹隘的社會交往方式是市民社會個人盲目異在的根本原因。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對“社會關系”的外延作了具體說明，“生產關系總合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并指出包括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和原料在內的資本“也是一種社會生產關系”，這些社會關系是個人“互相交換其活動和參與共同生產的條件”。。個人作為人的本質的實現程度，個人獲得自由的相對空間，取決于他對社會關系具體的、歷史的占有程度。因此。　“現實的、有生命的個人”如何行動，個人的利益滿足和自由實現程度，取決于他在具體的社會交往關系中的地位，取決于他對社會財富的占有方式和占有程度。“社會關系的總和”是“物的和個體的活動借以實現的必然形式”。

具體而言，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總和”的論斷，包括以下三個方面內涵。

第一，實踐是人的本質的首要特征。生產勞動實踐活動又是以分工、協作等社會化形式進行的，現實的個人究竟以何種方式參與社會，取決于個人對物質資料的占有方式，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各種交往關系。現實中的每一具體的、有差異的個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財富占有狀況、交往對象、政治資源、倫理情感等等，從個人占有的這些“社會關系的總和”可以看出他或她是怎樣的一個人，體現出其具體的本質規定性。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認為具體的個人是“許多規定的綜合”、是“多樣性的統一”。

第二，在構成具體個人的多元規定性中，個人的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居于核心地位，決定著他的其他方面屬性。“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活，他們自己就是怎樣。因此，他們是什么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么一致，又和他們怎么生產一致。因而，個人是什么樣的，這取決于他們進行生產的物質條件。”

第三，具體的人的本質和人的行為方式具有社會歷史性特點。每一個人“生產力、資金和社會交往形式的總和”0都是在具體的、歷史的實踐方式中獲得的，個人在社會關系占有上的差異性又直接表現為每一個人的局限性，它既是個人活動的實現條件，也是個人活動的客觀界限，它規定了個人活動的具體方式和個人獲得自由的相對空間。“生活的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聯系的交往形式是在這些束縛和界限的范圍內運動著的。”個人所占有的社會關系總和成為規定個人活動的約束條件，決定了他或她行動的特點和方式。

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然而，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特定歷史階段，由于技術分工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分割，每一個人都被局限于狹隘的社會關系結構之中，因此，人的行為受到他或她所擁有的社會關系結構的制約，帶有特定社會關系結構的特點；并且，分立還造成個人的生產、消費等經濟行為失去了直接的社會性，因而還需要在社會交換關系中確證這種社會性，人的這一行為目的對于我們理解馬克思經濟學具有較為重要的意義。

二、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的解釋

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與人的行為特點的理論解釋是對西方經濟學理性主義傳統中相關思想的延承與發展。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提出了系統的“經濟人”假定。亞當·斯密認為，“經濟人”具有兩個基本屬性：一個是自利性，即時刻關心自己的個人利益，努力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滿足；二是完全理性，即能夠在既定的約束條件下最充分地掌握關于自我和社會的完整信息，并能夠準確找到實現自我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最有效途徑。在此基礎上，亞當·斯密進而提出著名的“看不見的手”，說明在自由放任的市場機制下，恰恰是追逐私利個人完全理性的充分張揚，使得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走向一致。“看不見的手”的經濟學意蘊在于：自由市場中社會福利最為缺失的環節同時也是最能使個人獲得最大私利的環節，因此，個人的逐利努力會自發實現資源在全社會范圍內的有序合理配置，在實現私人利益的同時也使社會福利獲得增進。可見，“看不見的手”作用機制的有效性是以“經濟人”假定為前提的，“經濟人”假定設定了古典甚至是新古典經濟學規范分析的前提，從而開啟了經濟學研究的大門。“經濟人”假定在方法論上的變化使新古典經濟學獲得了一個可進行量化分析的前提。通過“經濟人”假定，經濟學家們借助于邊際分析和數理經濟學工具，將新古典經濟學搭建成一座邏輯嚴謹、結構優美的理論大廈，從而論證了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機制，全面闡釋了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相統一的機理和評判準則。

新制度經濟學吸納了西蒙、納爾遜、西爾伯格等人關于人性的重新理解，對作為經濟學分析前提的人的行為特征做出再解釋。新制度經濟學創始人科斯指出：　“當代制度經濟學應該從人的實際出發來研究人，實際的人在由現

實制度所賦予的制約條件中活動。”嘶制度經濟學另一個代表人物諾思也認為：“制度經濟學的目標是研究制度演進背景下人們如何在現實世界中做出決定和這些決定又如何改變世界。”從“實際的人”出發，新制度經濟學家們對人的行為特征做出新的解釋。首先，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個人只能獲得不完全的信息。在現代市場交易中，由于參與者眾多，所涉及的各種要素復雜且多變，人們面臨的是一個不確定的世界，每個人所獲得的信息總是有限的。其次，人只能具備有限理性。現實的個人對環境的判斷和評估能力有限，不可能無所不知。再次，人具有非財富價值取向。在某種情況下，人們的行為并不必然表現為對財富的追求。諾思認為，利他主義、意識形態和自愿接受約束等一些非財富動機也應當出現在個人的預期效用函數中。盡管如此，在有限理性的個人之間經常發生的還是損人利己的機會主義行為。

新制度經濟學對人的行為特征進行重新界定后的一個重要結論是：由于逐利的個人只具備有限理性，并存在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因此，人們追逐私利的行為常常伴隨著“外部影響”，即存在數額巨大的交易費用，致使個人的成本、收益與社會成本、收益之間無法保持一致性。因此，新制度經濟學所關注的問題并不在于證明個人與社會利益的統一性及其具體形式，而在于探討如何通過適當的制度設置或選擇，使交易費用最小，從而實現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偏離程度的最小化。

三、馬克思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思想的比較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發現，將“個人”的本質和行為方式作為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這是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共同特點。但很明顯，在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視野里，關于人的本質和人的行為特點的理解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這種差異直接導致兩大經濟學說體系在社會歷史觀和研究方法論上的具體區別。大體歸結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人的行動受主觀意識領域中的“理性”支配，而馬克思則認為，限制著人們的行動、規定人們行為的具體方式與特點的是每個人現實擁有的、不以其意志為轉移的“社會關系總和”。

包括新制度經濟學在內的整個西方經濟學傳統都帶有濃重的唯心主義社會歷史觀背景。從亞當·斯密的“經濟人”開始，　“趨利避害”就被假定為人之本性，是人們一切經濟行為的目的所在。因此，在西蒙等人看來，所謂“理性”是一種基于利益目的的行動方案選擇，是人們對追求最大化的利益或規避更大利益損失的分析與判斷能力，“理性是指一種行為方式，它適合實現制定目標。目標可假定是效用函數期望值在某一區域上極大化的形式”。0理性支配著人們的行動，是人們具體行動方式的依據所在，人們根據自身的這種主觀認知結構，遵循“認識一動機一反應一行動”的邏輯進行決策和活動。

而馬克思對人的本質的解釋是以唯物辯證的社會歷史觀作為理論基礎的。馬克思認為，人當然要滿足自己的需要，這是一個重要的、無可爭議的事實，“在任何情況下。個人總是‘從自己出發的”’。馬克思甚至將之稱為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同樣，馬克思也并不否認理性的作用，相反，在馬克思哲學的意識觀中理性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馬克思在說明理性對人們行動的意義的同時，更強調理性作用的現實約束條件。人們之所以有必要進行理性的“選擇”，是因為存在某種形式的約束，正是既定的約束條件使人們不可能窮盡一切可能，因而只能從中選擇達到利益目標或偏好的最優途徑。因此，馬克思認為，真正決定人們的行動及其特點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性行為選擇據以進行的各種約束條件，這些條件包括行為人的財富占有、交往關系以及觀念意識結構等等。所有這些約束條件構成行為人擁有的“社會關系總和”，構成他或她可以進行理性選擇的廣度范圍，也決定著由選擇而采取相應行動的具體特點。

第二，新制度經濟學中人的行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馬克思經濟學中人的行為特點因各自所擁有的“社會關系總和”不同，具有現實性和差異性。

西方經濟學中對人的理解具有抽象性和一般化特征，在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中，每一參與經濟生活的個人都變成了同一面目、竭盡全力張揚理性以追逐私利的“經濟人”，豐富現實生活中活生生個人之間存在著的人格個性和行為特點差異不見了。新制度經濟學盡管通過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滿意準則”等范疇對傳統的“經濟人”假定進行了修正，逼近了現實，但新制度經濟學并沒有進一步深入分析更為實際的人與人之間在不完全信息占有結構上的差異以及個人理性約束條件上的區別，因此仍然是從相對的“普遍性”、“共性”上理解參與經濟生活的個人。因此，這種靜止的人性既不會在同一社會結構中的人與人之間存在不同，也不會因不同時代背景而有所區別。

與西方經濟學一樣，馬克思經濟學也是將個人作為自身的理論前提。但我們注意到，馬克思是在批判費爾巴哈將人的本質理解為抽象的“愛”、“友誼”時，提出他的人的本質觀的，并且馬克思特意在說明人的本質的“一切社會關系總和”之前加上兩個定語——“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也就是說，現實中每個人有每個人自己的本質規定性，有他或她自己所占有的具體的社會關系，每一個人都是“多種規定性的綜合”，是“多樣性的統一”。馬克思正是通過現實中每個人具體的社會規定性特點來說明其特定的行為方式的：　“這里所說的個人不是他們自己或別人想象中的那種個人．而是現實中的個人，也就是說，這些個人是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能動地表現自己的。”

馬克思經濟學中用具體的社會屬性說明人的本質，人的本質帶有時代性和歷史性特點，這一動態發展觀為馬克思的長期社會形態變遷理論提供了強有力的人性論支持。因此，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諾思也不得不嘆服：“在詳細描述長期變遷的各種現存理論中，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

第三，西方經濟學對人性的單調定義必然導致對抗型的人際交往論，而馬克思對人本質的理解卻是多元的、豐寓的，是協作型人際交往論的基礎。

在包括新制度經濟學在內的整個西方經濟學發展歷程中，關于人性的理解并沒有從根本上走出“霍布斯叢林”，西方經濟學傳統將根本的人性定位于“利己”，理性的作用也是服務于人的一己私利。盡管新制度經濟學某些經濟學家認為應當將正義、利他等因素納入個人的效用函數，但由于缺乏可操作性定義，在他們實際的經濟模型分析中——比如在研究外部影響、機會主義行為時——被考慮到的也僅僅是利己主義。這種對人性的狹隘單調界定所必然導致的理論邏輯結果，就是將現實中人與人之

間的關系僅僅理解為是處于對立狀態下的交易關系。

馬克思也承認人存在利己之心，但他認為，人利己需要的滿足是通過社會性的方式實現的，社會才是個人的存在方式。個人“由于他們的需要即他們的本性，以及他們求得滿足的方式，把他們聯系起來(兩性關系、交換、分工)，所以他們必然要發生相互關系”。一方面，馬克思經濟學視野中的人是現實的、豐富的和多方面的。馬克思將人的各種需要及滿足需要的方式全都納入人的“社會關系總和”。另一方面，每個人所擁有的社會關系總和是多元的，但同時也是相對有限的。因此，人與人之間是互相需要的，人們之間建立起來的是一種協作互補型的交往關系，這種協作互補型的交往關系滲透于他或她的社會關系的各個方面。

因此，馬克思經濟學中理論研究的重點是人們通過分工協作形式進行的物質資料生產活動；而新制度經濟學的關注重點在于交易活動，研究如何通過制度的創設和調整來減少人與人之間因利益沖突而產生的巨大的交易費用。

四、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思想的科學內涵

通過與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界定的比較，我們認為，馬克思經濟學中關于“人”的理解，具有從現實出發而不是從抽象的理性出發的唯物論特點；不同的個人對“社會關系總和”的差異化占有構成了人們社會聯系的基礎，人們之間的社會經濟關系具有動態的、發展的辯證性質；同時，這種差異化的“社會關系總和”的占有導致人與人之間的彼此需求、相互依存，這是社會和諧的基礎所在。科學發展觀繼承和發展了唯物、辯證的科學思想，并賦予時代特點和國情內容，是新時期構建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根本指導思想。“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發展的目的和根本動力。對馬克思“人的本質”的上述三個方面本質特征的分析，有利于我們深入理解科學發展觀中“以人為本”思想的科學內涵，從而正確認識科學發展觀唯物、辯證的理論特點和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重要意義。

第一，我國現階段社會關系中不同群體的差異化存在，社會生活中不同階層在社會財富、生產要素占有關系上的差別，是科學發展觀形成的重要基礎。　馬克思認為，個人所占有的社會關系總和構成其社會聯系，是一個人進行行為選擇和個體發展的可能性空間范圍。人與人之間所占有的社會關系不同，所表現出來的具體行為選擇和行動方式就不同，發展的可能性空間也不相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與此同時，我國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侵犯社會弱勢群體的事件時有發生，群眾在就業、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也存在一系列亟待解決的問題。現實中這種社會關系、社會資源占有方面的差異化存在，促使我們深入思考發展的目的是什么、發展是為了誰的發展等問題。因此，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的思想，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以人為本”作為科學發展觀發展動力的基本內涵。

第二，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科學發展觀所追求的根本目的。

馬克思強調，個人所占有的具體的、現實的社會關系總和不是靜態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每個人改變現狀的行動努力將推動人類社會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發展，與此同時，社會進步也將為個人提供更高層次的發展平臺，創造更寬廣的制度空間。在我國現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創造了優越的制度條件，只要我們完善法律法規。轉變發展方式，兼顧“五個統籌”，尊重發展規律，就能實現個人與社會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實現社會進步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一科學發展觀的根本目的。

第三，通過深化改革和進一步發展來解決發展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科學發展觀所強調的發展條件。

教育基本制度范文第5篇

關鍵詞：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二級學院；教學管理制度；缺陷；改革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二級學院的教學管理工作直接影響教學效率，對于其順利實現人才培養計劃也有很大的影響。結合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二級學院教學管理制度的缺陷，積極進行教學管理改革迫在眉睫。

一、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二級學院教學管理制度發展現狀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二級學院教學管理工作直接關系著人才培養的質量。由于教學資源建設不力、教學管理存在嚴重漏洞等問題，直接導致教學管理的問題很多，嚴重影響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教學管理工作效率。在科層制教學管理工作中，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教學管理制度發展的現狀令人擔憂。因此，有效解決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二級學院教學管理制度發展存在的問題非常重要。

二、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二級學院教學管理制度的缺陷

在實踐教學活動中，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二級學院教學管理制度的缺陷問題，主要表現在教學管理制度虛空、教學管理制度錯位、教學管理制度乏味等方面。深入分析這三個問題，是解決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二級學院教學管理制度問題的基本前提。

1.教學管理制度虛空

教學管理制度虛空，直接導致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二級學院教學管理制度不夠完善，教學管理措施無法有效落實到具體的工作中，最終導致教學管理工作效率低下。教學管理制度虛空，逐漸成為影響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二級學院教學管理制度建設與發展的重要因素。

2.教學管理制度錯位

教學管理制度錯位主要表現在，地方本科院校教學部作為教學管理的第一主體，在實施教學管理工作方面，工作力度及工作積極性都較差。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二級學院教學管理制度無法發揮有效的約束作用，導致教學管理制度錯位，這成為影響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二級學院教學管理制度健全發展的不利因素。

3.教學管理制度乏味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二級學院教學管理制度的問題中，教學管理制度乏味一直都沒有得到有效地解決。教學管理制度乏味，使工作人員在執行力度方面存在消極情緒，直接影響了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二級學院教學管理制度的完善發展。

三、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二級學院教學管理制度改革

1.淡化權力意識，消除科層壓力

淡化權力意識，消除科層壓力，切實落實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二級學院教學管理制度，制訂合理的工作管理方案，將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教學管理效率，促進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二級學院教學管理工作的開展。

2.科學決策，優化教W管理制度

重視科學決策，優化教學管理制度的實施，改善以往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二級學院教學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將有效地促進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二級學院教學管理制度改革工作的順利開展。

3.創新教學管理制度，規范逐利行為

創新教學管理制度，規范逐利行為，解決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二級學院教學管理制度中存在的問題，完善教學管理工作，有利于促進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二級學院教學管理制度改革方案及目標的實現。因此，重視創新教學管理制度，規范逐利行為很重要。

四、結語

綜上所述，在我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二級學院，肩負著為社會培養高素質人才的重任，其自身的教學管理發展非常重要。結合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二級學院教學管理制度的缺陷問題，以及當前本科教學發展的需求，深入開展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二級學院教學管理制度改革探究，將極大促進其教學管理制度的完善，并逐漸提高教學管理水平，使之可以更好地實現人才培養計劃。

參考文獻：

[1]常遠.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創新教育問題研究[D].沈陽：東北大學，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