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行業稅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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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行業稅收政策范文第1篇
[關鍵詞] 銀行業； 流轉稅； 稅負
[中圖分類號] F8124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3283（2012）09—0153—03
稅收是國家為了實現職能憑借其政治權力，依據法律預先設定的標準，強制、無償地取得財政收入的一種手段。在現代經濟條件下，稅收作為政府實施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杠桿，其作用越來越重要。同時，它還能通過稅負總水平的選擇和稅收制度的結構性安排對中觀層次的產業部門甚至對社會的總供求產生巨大的影響，并且通過個別稅制要素的設計影響具體企業的經濟利益。可見，稅收影響經濟活動的方方面面。在銀行業，稅收問題研究主要圍繞流轉稅及其制度設計、稅收政策展開。
一、是否對銀行業征收流轉稅的研究
理論界對這一問題的爭論已經持續了相當長時間。學者們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得出的結論也不同，給出的政策建議各異。
Hoffman，Poddar和Whalley（1987），Merrill和Adrion（1995）認為應該對銀行業征收流轉稅。其理由是：如果不對銀行業征稅，相對于其他征稅產品的價格，銀行所提供服務的價格就會偏低，這種價格的扭曲會導致消費者消費行為的改變，進而影響到生產結構和資源配置，造成經濟扭曲。所以，為了資源的有效配置，保持稅收中性，應該對銀行業征收流轉稅。
Harry·Grubert和James·Mackie（2000）認為，金融服務只是便利實物消費的一種渠道，使消費者能夠在不同時期轉移資源，并且使消費流變得順暢，但它們本身并不是實物消費品，也不產生效用，所以不應對金融服務征稅。若對金融服務征收流轉稅，非但不能確保稅收中性的目標，反而會扭曲消費者的消費決策，加重消費者的稅收負擔。
雖然這些學者的觀點不盡相同，但他們都遵循的基本思路是：減少銀行稅收對既定的資源配置格局和市場均衡的影響。價格是市場機制條件下引導資源配置的主要信號，也是研究是否應該對銀行業征稅的重點，幾乎所有研究都是圍繞著稅收對相對價格的影響展開的。分析邏輯是：若對銀行業征稅改變了消費品之間的相對價格，就會改變人們的消費行為，進而改變生產和資源配置效率。因此，不能在銀行業征收流轉稅。
同時，西方學者根據金融服務的不同途徑將銀行業務分類，一類是個人消費的最終金融服務（最終產品），一類是商用金融服務（中間產品），對這兩類不同的金融服務采取不同的稅收政策。
在個人消費的金融服務要不要交稅的問題上，Chia和Whalley（1999）、Jack（2000）、Auerbach（2002）、Boadway和Keen（2003）、Grubert和Mackie（2000）以及Rousslang（2002）等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探討。但是，要想建立一個公認的、合理的模型遠非易事，至今為止，還沒有建立一個可以被大多數學者認同的模型。還有一些學者從金融服務的特殊性入手，提出不應征收流轉稅的結論。但是后來的研究者認為，盡管金融服務有其特殊性，但這并不是對其免稅的充分理由。總的看來，理論分析證明，有必要向銀行提供的最終金融服務征收流轉稅。
作為中間投入品的商用金融服務，與其他中間產品一樣是生產成本，為了避免重復課稅，不應課稅，這一點大多數學者已經形成了共識，只有Jack（2000）等少數學者持有異議。
二、銀行業現有稅收政策分析
許多學者研究了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現行的銀行稅收制度，主要是從所得稅、流轉稅兩個方面來闡述。
就銀行業稅收制度體系而言，國外對銀行業一般采取所得稅為主，流轉稅為輔的稅收制度，我國對銀行業則實行所得稅與流轉稅并存的稅收制度。由于發達國家銀行業務已經超越了傳統的存貸款業務，中間業務成為其經營的主要內容，為了支持銀行業發展的這一趨勢，在稅收制度方面，以盡量減少稅收產生的超額負擔及保持稅收中性為目的，所得稅成為主體稅種，流轉稅只起到輔助調節的作用。李文宏（2005）認為，這種稅制結構對銀行的超額負擔較小，有利于銀行業的發展。但是要實行這種稅制結構，必須以銀行盈利能力較強為前提。目前，在中國銀行業盈利能力低下的約束條件下，只能實行所得稅和流轉稅的雙主體型稅制結構。
當然國外流轉稅制度也存在著許多差異，如多數OECD國家實行增值稅制度，而其他一些國家則對銀行業普遍實行免稅或低稅政策。其主要政策是將金融業務細分為核心金融業務和輔助金融業務，分別實施不同的征稅與免稅政策，以促進金融業的健康發展。核心金融業務是指銀行業的主營業務，包括存貸款業務、兌換外幣業務等，對核心金融業務實行不可抵扣的免稅政策。輔助金融業務包括財務咨詢、安全存款箱、債務托收等業務，對輔助金融業務與其他服務一樣，征收增值稅。雖然這種做法避免了計算金融服務增值額這樣一個極為復雜的過程，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這種做法仍然存在著許多弊病。由于對最終金融服務實行免稅政策，降低了金融服務的相對價格，會導致消費者對金融服務需求的增加；而且，實行這樣的稅收政策要將金融服務劃分為應稅業務和非應稅業務，加大了納稅人的遵從成本和征稅人的征管成本，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
金融行業稅收政策范文第2篇
關鍵詞：融資租賃；流轉稅政策；所得稅政策
一、我國融資租賃稅收政策的現狀
當前企業所得稅方面融資租賃業務主要參考的稅收政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四十七條及第五十八條、《企業會計準則第21號DD租賃》以及《國家稅務總局關于融資性售后回租業務中承租方出售資產行為有關稅收問題的公告》。
在相關實務操作中，融資租賃遵循的是實質重于形式原則，租賃過程中，租賃設備將相關風險和報酬已實質性轉移給了承租人，故租賃設備將由承租人計提折舊，并不允許直接扣除租金。同時文件約定若融資租入固定資產需以租賃合同所約定付款總額及承租人在簽訂租賃合同過程中所發生相關費用之和作為計稅基礎；若租賃合同未約定付款總額，則以該資產公允價值及承租人于簽訂融資租賃合同過程中所發生相關費用之和作為計稅基礎。
二、我國融資租賃稅收政策存在的問題
在以上將融資租賃行業在流轉稅及所得稅方面的相關政策都簡要進行陳述后，我們將對現行政策存在的問題進行簡要探討。
（一）融資租賃流轉稅政策存在的問題
1、稅收政策制定缺乏預見性，造成售后回租業務一時停擺
近些年來，流轉稅政策變化頻繁，企業難以在一段較長時間內妥善安排公司生產經營，同時需要花費較多的精力去不斷研習新出臺稅務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干擾到企業的日常經營。誠然，落于時代與經濟發展的稅收政策是需要不斷進行更新修正的，然而在具體過程中，我國的稅收政策制定的時候卻往往缺乏預見性及前瞻性，不能很好的預估納稅人對稅收政策理解上的偏差而不斷出具新的補充條例；另外，也缺乏出臺稅收政策對相關納稅企業行業的生產經營可能造成的影響的預見性，造成對企業的巨大干擾。財稅37號文后規定以取得的全部價款及價外費用為基礎進行銷售額的計算，并不能扣除本金。
2、現行稅收政策可能會導致融資租賃企業稅負上升
相較于現如今增值稅采用的是17%的增值稅稅率，并通過采用超過實際稅負率3%部分即征即退的原則，希望以此來在營改增同時保證行業總體稅負不增加或略有下降，這一問題不斷受到質疑，如果在沒有即征即退政策的前提下，因為以前是實行差額以5%稅率計算營業稅，而現如今是差額以17%抵扣，分母沒有變化，而稅率卻大幅上漲，將會導致行業稅負上漲。而“即征即退”優惠政策在106號文中明確規定將延續至2015年12月31日，所以之后如不繼續施行該政策或采取其他措施，必將導致行業整體稅負大幅上升。另外，即使采用實行實際稅負率超過3%部分即征即退原則，因為計算實際稅負率的基數將是所有的銷售收入，而不是以前計算繳納營業稅的差額，所以即使是5%稅率計算出的營業稅也會小于3%計算出的實際稅負。同時，在實行增值稅超額部分“即征即退”優惠政策的時候，基于三稅計算而導致大幅上漲的附加稅費并不能享受該優惠。故營改增能否真的降低行業稅負，這有待商量，具體會在下一節進行舉例探討。
（二）融資租賃所得稅政策存在的問題
企業所得稅方面涉及到融資租賃的內容目前主要存在于提供對包括加速折舊在內的稅收激勵政策、建立完善租賃風險準備金制度以及各類租賃公司內部政策不一帶來的不公平方面的探討。
1、現行所得稅政策缺乏針對融資租賃行業的激勵規定
根據國外融資租賃業的發展經驗，從稅收角度給予融資租賃行業適度刺激是相當必要的。這是基于政府及監管層面對于融資租賃這類新融資方式及其對于經濟發展重要性的認可而言，并不是對其單純的特殊照顧。一方面，我們在之前討論過融資租賃是具有融物功能的，它所涉及到的設備也通常較為先進并有利于產業的升級；另一方，租賃交易所涉及到的承租人也來自于各行各業、包羅萬象，通過適度優惠，讓租賃企業將其定向受讓給相應行業企業，對于扶持該行業的發展格外有幫助。
2、現行所得稅政策對融資租賃企業區別對待，造成稅負不公
現行的在企業所得稅政策上的不公主要體現在金融租賃企業與其他融資租賃企業之間。在貸款損失準備金方面我們已經提到，金融租賃企業與其他的融資租賃企業存在著政策上的不一，金融租賃企業可以如同其他金融企業一樣提取相應的貸款損失準備金，并在涉農及中小企業方面可以以更高比率進行提取，而其他融資租賃企業卻不在現有金融企業范疇之內，因而不能適用該政策。
同時，在承租方向融資租賃公司交易過程中，所支付的利息費用稅前扣除方面，也存在著巨大的不同。承租人向金融租賃公司交易所支付的利息支出，因其作為非銀行金融機構，可以按照規定全額在稅前列支。而在向其他融資租賃公司交易中，所發生的利息支出卻只能按照金融業同期同類利率進行計算并部分扣除，超過部分不允許稅前列支，這也讓融資租賃行業內部經營方面促成了巨大的不公平競爭，不利于融資租賃行業的進一步發展。
三、結語
在過去的近三十年間，融資租賃業在我國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的發展過程；相應地，我國企業也經歷了一個不知融資租賃為何物到積極采用融資租賃為企業經營服務的過程。然而，雖說融資租賃對于企業設備技術更新、產業結構調整、中小企業發展、國民經濟發展等方面存在著巨大的作用，但整個融資租賃行業在我國的發展仍然較為緩慢，積極探索一個發展的突破口顯得迫在眉捷。
在研究我國融資租賃行業稅收政策可健全行業外部環境、推動行業快速發展的意義前提下，本文首先在融資租賃功能機理的理論基礎上概述了我國融資租賃及相關稅收政策的發展與現狀；其次，從理論與案例角度分析了我國現階段融資租賃稅收政策方面存在的問題；然后，對國外融資租賃行業繁榮國家在稅收政策制定方面的做法及成功經驗進行借鑒；最后，根據上述存在的問題分析及國外成功經驗借鑒，對我國融資租賃稅收政策的完善提出了相應的建議，以進一步促進融資租賃行業的發展。
本文相信，為了引導融資租賃健康有序的進一步發展，稅收政策的變革應該建立在一定長遠的目標之下，并根據現時問題從各個方面進行適度調整，也要有一定在整體稅制改革的背景下針對該行業設立一些過渡措施以便能周全現實中出現或可能出現的實際問題，從而為我國融資租賃業的發展及其職能的實現提供一個公平、利好、規范的平臺。（作者單位：云南財經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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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行業稅收政策范文第3篇
我國銀行業稅收政策是1994年稅制改革確定的，期間雖經幾次調整，但其基本格局沒有大的變化。銀行業需繳納的稅種主要有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印花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房產稅、車船使用稅、證券交易稅等。其中，營業稅和企業所得稅約占銀行業所納稅額的90%，是銀行業的主體稅種。從當前實際情況看，我國銀行業稅收負擔偏重，制約了銀行業的穩健發展。
一、現行稅收政策對銀行業的影響
（一）影響銀行業的國際競爭力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中國的金融企業將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國外銀行以其優質的服務，打進我國金融市場。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我國金融企業也將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國際市場中。由于我國銀行業稅收負擔偏重，削弱了商業銀行的國際競爭力。
（二）影響銀行業同外資銀行的競爭力
目前，對內資銀行和外資銀行采取了不同的稅收政策，內資銀行稅負明顯重于外資銀行。名目繁多的稅收直接或間接地提高了銀行業的財務成本，使內資銀行處于不利的地位，影響了其在平等條件下開展競爭，影響了同外資銀行的競爭力。
（三）影響銀行業自身的改革和發展
目前，我國銀行業資本充足率不到8%，離《巴塞爾協議》規定的商業銀行的核心資本充足率為8%的要求還有一段距離。此外，我國銀行業效益不佳，無力用經營利潤補充資本金，加之銀行業不良貸款比例居高不下，金融業經營還存在一定的風險。按照OECD多數國家的做法以及美國研究中國經濟的著名專家尼古拉斯。R.拉迪的計算方法[（營業稅+所得稅）/利潤水平]來分析我國銀行業的納稅額占其收益的比重。根據這一方法計算的目前我國銀行企業的總體稅負（營業稅及附加和企業所得稅）在65%～75%之間。過重的稅負，導致銀行業稅后留利的減少，不利于銀行業自身的改革和發展，弱化了銀行業的市場競爭力。
二、完善銀行業稅收政策的建議
銀行業的稅收政策應以新一輪稅制改革為契機，逐步減輕銀行業稅收負擔，完善銀行業稅制，為銀行業營造一個寬松的發展環境，以提升銀行業的國際競爭力。
（一）營業稅應采取的對策
第一，降低稅率。銀行業營業稅稅率在目前5%的基礎上可以適當降低。由于各銀行總行集中繳納的營業稅屬于中央財政收入，為了不大幅度減少中央財政收入，可以逐年降低營業稅稅率，每年降低一個百分點，直到營業稅稅率降至2%，或達到國際銀行業的稅負水平。這樣可以提高銀行業的盈利能力，補充資本金，提高銀行業的資本充足率。
第二，按凈收入征收營業稅。由于銀行業屬于特殊行業，對銀行業征收營業稅時，可以按利差凈額（貸款利息收入減存款利息支出）征收。同時，允許銀行將代收郵電費、憑證手續費等費用直接沖減相關費用支出。
第三，為了和外資銀行在同等條件下競爭，建議取消內資銀行的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
第四，改革銀行利息收入的核算方法。對銀行業利息收入的會計核算應當將權責發生制與收付實現制結合起來。銀行業屬于高風險行業，其利息收入就不能同其他行業一樣來確定。在會計核算時，對正常類貸款、關注類貸款項目的收益可采用權責發生制核算收入，以應收利息收入繳納營業稅。對屬于損失類貸款的應收利息按收付實現制核算，以實際收到的利息收入來繳納營業稅。
（二）所得稅應采取的對策
統一內、外資銀行所得稅。為了統一稅法、簡化稅制、公平稅負和促進競爭，取消外資銀行享受的各項優惠，統一內、外資銀行所得稅，兩套稅種合并為統一的企業所得稅。適當降低所得稅稅率，修訂稅前扣除項目，與會計準則、會計制度相銜接，凡與企業生產、經營有關的支出和費用允許在稅前扣除。統一稅收優惠政策，稅收優惠按銀行業務項目劃分。這既符合WTO的國民待遇原則，也有利于內、外資銀行在公平環境中展開競爭。
金融行業稅收政策范文第4篇
[關鍵詞]稅收房地產調控
僅僅依靠增加土地供給和限制房地產資金供給兩個閘門來實現對房地產市場的宏觀調控已經不能有效調節行業發展，只有通過能夠更廣泛、更深刻影響各方面經濟關系的稅收手段才能建立起更充分的房地產市場調控機制。房地產市場非理性上漲，說到底是由于供給不足與需求過剩的尖銳矛盾所導致的，而調節供需矛盾，關鍵在于運用恰當的稅收政策對我國房地產市場進行有效的宏觀調控。稅收政策特別是房地產流轉稅和不動產稅可以有效抑制房地產投機需求。相對增加房屋供給量，緩解住房供需矛盾。有效減緩房價高速上漲態勢。
一、現行稅收政策作用不明顯原因簡析
政府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大致分為行政手段、經濟手段等，從目前房地產市場宏觀調控實踐經驗來看，利用經濟手段進行間接調控的效果比運用行政手段進行直接干預更加持久，影響更為深刻。而在經濟手段中，主要是通過稅收政策和金融政策對市場各參與主體產生影響，進而調節他們在房地產市場的行為實現對市場的宏觀調控。
剛剛過去的一年，政府先后出臺了“國十條”、“新國五條”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接二連三的宏觀調控政策的出臺，其力度一次大過一次，分別就限購、執行差別化房貸、加大住房供應和保障房建設等多個方面做出規定。特別是運用稅收手段調控房地產市場在各個方面做了有效改變。政府為抑制房價過快增長主要出臺的稅收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營業稅上，《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調整個人住房轉讓營業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09]157號)規定：對于個人轉讓住房營業稅政策規定，自2010年1月1日起，個人將購買不足5年的非普通住房對外銷售的，全額征收營業稅；個人將購買超過5年(含5年)的非普通住房或者不足5年的普通住房對外銷售的，按照其銷售收入減去購買房屋的價款后的差額征收營業稅；個人將購買超過5年(含5年)的普通住房對外銷售的，免征營業稅。土地增值稅上，《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加強土地增值稅征管工作的通知》(國稅發[2010]53號)自2010年5月25日，該文所規定的調控原則一是預征率大幅上調，二是核定征收率大于5％。且強調嚴禁在清算中出現“以核定為主、一核了之”、“求快圖省”的做法。這從各地對于該文的反響可看出其重磅出擊的調控效果。
雖然以前也相繼推出過調控房地產市場的稅收政策，但效果卻十分有限，這并不是由于稅收政策本身的優勢不明顯，而是由其他原因所致，如營業稅、個人所得稅的征收本意是為了打擊炒房者的投機性，但由于稅負轉嫁效應，反而加重了二手房購買者的負擔；再如征收土地增值稅后，稅收向住房購買者轉嫁，導致房價繼續上漲。但是這種反常現象并不意味著利用稅收政策不能夠達到控制房價的理想效果，或者說稅收手段在房地產市場失靈，而是由相關稅收政策在設計上的不足和缺陷所致。
二、稅收政策與財政支出政策相比較
稅式支出作為稅收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指政府通過一定的稅收安排基于納稅人一種相對的稅收優惠，從而實現一定的社會、經濟目標。稅式支出與直接的財政支出一樣，都是為了扶持特定的對象，給予相應的補貼或者優惠安排，以促進經濟的健康發展，實現經濟穩定。但與政府直接進行財政資金撥付不同的是，稅式支出通過影響一定的經濟行為而發揮宏觀調控作用，減少了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干預，更有利于實現經濟的效率。具體來看，稅式支出較財政支出的優勢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第一，稅式支出具有較強的時效性。稅式支出在納稅時直接作為稅收優惠安排使納稅人減輕相應的納稅額度，避免的資金的回收――發放過程，減弱了直接財政支出所帶來的時間滯后效應，能夠起到更加及時的經濟作用。第二。稅式支出通過市場價格影響資源配置，避免了政府的直接決策。政府不直接對具體的投資項目進行干預和選擇。能夠帶來更高的經濟效率和經濟公平性。
三、稅收政策與貨幣政策相比較
貨幣政策，又稱金融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銀行為實現一定的經濟目標而調節和控制貨幣供應和利率水平所采取的金融工作指導方針和相應措施。傳統的三大貨幣政策工具包括法定存款準備率、再貼現率和公開市場業務操作。貨幣政策通過對貨幣供給量和利率施加作用達到調控經濟的目的，與稅收政策的作用機制不同。
通常而言，貨幣政策在調節經濟總量方面優勢明顯但在調節經濟結構時卻是力量有限，稅收政策在這方面具有先天的優勢。僅就對經濟總量的調節手段來說，貨幣政策重在抑制通貨膨脹，防止經濟過熱，在經濟衰退階段不如稅收政策效果明顯。在現階段，大量的國際資本涌入中國境內和房地產市場，銀行出現嚴重的資金過剩，通過提高利率、調節貨幣供給等金融政策受到很大的制約。如，提高利率會帶來嚴重的人民幣升值壓力，促使更多的國際資本流入中國。但稅收政策較之金融政策而言，具有明顯的優勢。第一，稅收政策不受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和牽制，具有更高的獨立性，可以精確打擊房地產市場的泡沫。第二，在打擊房地產市場的投機行為時，不會對其他行業造成過大壓力，亦不會影響正常家庭的生活。第三，稅務部門與房地產部門沒有直接的經濟、利益聯系，有利于稅收政策的貫徹與實施。
金融行業稅收政策范文第5篇
一、銀行業稅制的公平與效率對增強銀行競爭力和穩健性的意義
稅收機制能夠通過銀行業本身的稅收、其他企業稅收和涉外稅收等各個子系統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和制約銀行經營能力、銀行客戶的償債能力和國際收支狀況，進而影響銀行的競爭力和穩健性。
（一）調控銀行業之間的收益
銀行作為金融市場體系的主體，通過各種交易行為，取得相應的利潤所得。國家的征稅行為作為經濟運行過程中的分配機制，保證了各銀行主體收益的相對公平，促進銀行加強內部創新，有利于銀行業之間的平等競爭和穩健發展。
（二）參與銀行與經濟運行機制的調控
從理論上分析，銀行業稅制從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影響銀行業的規模、結果和風險程度。在微觀層面上，銀行業稅收直接調節了銀行的營業額和盈利水平，引導銀行加強經濟效益核算；在宏觀層面上，稅收通過調節儲蓄和投資來影響銀行業正常經營機制的運行，并通過“儲蓄一投資”、“銀行體系—經濟體系”的傳導機制來作用于國家的宏觀經濟。
（三）實現對銀行業本身的調控，規范和促進銀行經營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商業銀行是獨立經營的經濟實體，國家不可能再用行政手段進行干預，而只能采用稅收等經濟手段進行調控，降低其經營風險，抑制其對經濟發展的消極影響。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由于歷史原因，曾經長期擔當了政策性銀行的角色，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貸款，構成了潛在的金融風險，也影響了銀行競爭力的提高。因此，國家應通過稅收政策進行調控，降低企業稅收成本，增加銀行盈利能力，提高處理不良貸款和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
二、影響銀行業稅制公平與效率的主要問題
（一）稅負偏重
不論是從稅收政策的內容看還是與國外銀行業相比，我國銀行業的稅負存在整體偏重的事實，僅以構成銀行業稅收負擔主要部分的流轉稅和企業所得稅為例來說明這一問題。按照OECD多數國家的做法以及美國研究中國經濟的著名專家尼古拉斯·R·拉迪的計算方法[（營業稅+所得稅）／利潤水平）來分析我國銀行業的納稅額占其收益的比重。根據這一方法計算的目前我國銀行企業的總體稅負（營業稅及附加和企業所得稅）在65%—75%之間。過高的稅負，既不利于資金的融通，又直接減少了銀行企業的經營所得，導致銀行企業所得稅和稅后利潤相應下降，特別不利于銀行的資本積累和長期穩健發展，也削弱了其市場競爭力。
（二）銀行業稅制不統一
我國目前的銀行業稅制中，對內資銀行與外資銀行采用了不同的稅收政策，明顯違背了WTO的國民待遇原則，使內資銀行處于更加不利的境地，難以與國內外資銀行和國外銀行進行競爭。從流轉稅制來看，內資銀行繳納的流轉稅多于外資金融企業。內資銀行除了繳納營業稅外，還要繳納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而外資銀行可以免繳這些稅費。從企業所得稅制來看，內資銀行比外資銀行的稅負重，外資銀行享受較多的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尤其在稅收扣除項目的規定上與內資銀行差別較大。另外，國有銀行與非國有銀行從事轉貸業務的稅收規定也不統一。
（三）銀行業稅制不規范，稅收調節面不合理或缺位
一是接收抵債資產稅收優惠規定覆蓋面過窄，不符合公平待遇原則。現行稅法只對接收國有銀行不良資產債權的四大資產公司免征銷售轉讓該不動產和利用該不動產從事融資租賃業務應繳納的增值稅、營業稅，對其他銀行企業仍需繳納包括評估費、轉讓費、印花稅、增值稅和土地使用稅等相關稅費。二是對銀行代收的郵電費、憑證手續費征收營業稅不合理，造成重復征稅。三是我國現行的銀行業稅制過于簡單，沒有對不同的業務區別對待，缺少對新興金融業務的扶持政策，難以發揮稅收對銀行業務的調控和政策導向作用。
（四）相關制度不配套
一是內資銀行企業的所得稅制度與企業的財務會計制度不協調。企業所得稅制度改革滯后。人為造成了財務會計制度與稅收制度的脫節，引發了稅企在諸如工資、業務招待費、宣傳廣告費等項目的稅前扣除比例方面的問題。二是銀行企業呆賬準備的計提規定不符合國際慣例。我國現行稅法規定：內資銀行按提取呆賬準備資產期末余額1%計提的部分可在所得稅前扣除；外資銀行可以逐年按照年末放款余額計提不超過3%的壞賬準備在所得稅前扣除。這一規定，不但低于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計提比率，也不符合國際慣例。三是投資收益的征稅規定不同，導致稅負不公平。如，中國人從企業取得股息、紅利所得征收個人所得稅，而外國人從外商投資企業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免征個人所得稅。這種對于各種投資收益給予不同稅收待遇的做法違背了所得稅對所得征稅的基本原則，導致了稅制的復雜化和不公平，其結果：一方面扭曲投資流向，影響資本配置的效率；另一方面造成一些稅收上的漏洞。四是國家的稅收優惠政策同其他政策的制約和鼓勵方向也存在不一致現象。如，對外資銀行，在金融政策上進行準入限制，體現的是從嚴的管理思想，而稅收優惠卻只是一味地給予減免照顧。五是稅收行政管理審批手續過于繁瑣，影響稅制效率。在目前銀行稅收行政管理中，審批事項過多，大大加重了企業的納稅負擔和稅收的征收成本，而且易使稅法流于形式。
三、提高我國銀行業稅制公平與效率的幾點建議
（一）改革流轉稅制度
按照OECD多數國家的做法，對銀行企業大部分業務實行不可抵扣的免稅政策（即不征收增值稅，同時對金融企業購進固定資產也不能抵扣其所含的增值稅額），對手續費、咨詢費等金融業務征收增值稅。因此，從根本上分析，應將銀行等金融業和其他服務業的營業稅改征增值稅或對金融企業按現金凈增量征收“現金流量稅”。考慮到我國目前的銀行經營及國家財政狀況，筆者認為，銀行業稅制“破舊立新”的條件尚不完全具備。但是，近年來銀行業提供的稅收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逐漸下降的趨勢表明，一方面銀行對稅收的承受能力在不斷減弱；另一方面也說明隨著國家財政收入的持續快速增長，國家財政的承受能力不斷增強，銀行業稅收對全部稅收的影響力已經減弱，從而為降低銀行業營業稅稅率提供了較大空間。因此，建議降低銀行業營業稅稅率，調整銀行業的營業稅稅基，免征抵債資產轉讓環節和金融回租業務的流轉稅。
（二）改革所得稅制度
一是改革企業所得稅制度，統一中外資銀行企業所得稅，中資、外資銀行不但要適用相同的所得稅稅率，而且要取消內外有別的稅制體系；二是改革個人所得稅制度，完善投資收益征稅制度。個人所得稅應實行國際通行的綜合征收與分項征收相結合、以綜合征收為主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并適當降低稅率，最高邊際稅率可以考慮定為40%；三是改革投資收益征稅制度，針對單位和個人的各類投資收益的征稅或者免稅規定原則上應當一致，應一律以征稅為宜。
（三）改革對金融衍生工具的征稅辦法
根據參與的目的不同，可以將金融衍生工具劃分為以規避風險為目的的套期保值和以盈利為目的的投機兩大類。為鼓勵衍生金融工具的發展，可暫緩對衍生金融工具征收流轉稅，或征收較低營業稅，以體現鼓勵和扶持原則。對金融衍生工具課征企業所得稅，現行做法是按權責發生制原則確認損益，并據此對企業的未實現損益征稅，這可能對企業的資金流動產生負面影響，并阻礙衍生工具市場的發展。因此可改用實現法確認衍生產品交易的損益，不對未實現損益征稅，并對會計準則和稅法做相應的調整，同時對由此帶來的避稅行為，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
（四）優化稅制，簡化稅收行政管理審批手續
稅收優惠不再按內資、外資來劃分，而是按照銀行不同的業務來劃分。借鑒其他國家的相關規定，對一些亟待發展的業務規定相對較低的稅率，以促進這些新興業務的發展。簡化貸款呆賬核銷、彌補虧損、裝修費、固定資產報廢的審批辦法，統一由稅務機關負責審批。優化信息采集和管理模式，改變傳統的計劃和行政指令性管理模式，加快“金稅工程”建設，實現納稅人信息采集和管理自動化。
上述稅收政策和制度的調整必須以銀行改制和改革為前提，防止單純調整稅制而出現的國有銀行企業收益分配的“預算軟約束”現象。目前，我國銀行業還具有某種壟斷性，其內部治理結構與其他國有企業存在相同的委托問題。因此，應盡快在銀行業進行各種產權改革嘗試，可適當的引進外資和內資參股、入股，改善法人治理結構，使得稅收帶來的好處能體現在提高銀行業的競爭實力和促進經營的穩健性上，進而推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研所《關于中國金融稅收政策若干問題的研究報告》，《研究報告》2002年第5期。
（2）王聰《中國銀行業稅負分析》，《金融研究》2000年第7期。
